带状疱疹中医治疗法: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专贴

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专贴

 

 

 

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

 

 

周恩来生平

1898年3月5日生，字翔宇。小名，大鸾。曾用名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１９１３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
１９１７年留学日本。
１９１９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１９２０年至１９２４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１９２２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起了重大的作用。
１９２４年８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
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０月，领导进行了第一、二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作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２６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１９２７年３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８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月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１９２８年出席党的六大，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的报告。后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军委书记，曾发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和《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１９３３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１９３５年１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遵义会议后，仍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武汉、重庆进行党的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
１９４５年８月和毛泽东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斗争，《双十协定》签订后，率中共代表团留在重庆和南京。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从南京返回延安。
１９４７年３月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转战在陕北，同年８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１９４８年９月，参加领导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同年１１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建国后，历任政府总理、外交部长（兼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主席。是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六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六届、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八至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八届、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担负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同时，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他亲自主持制订和组织实施的。１９６０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还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对社会主义建设都有重大意义。在国际事务中，参与制定并亲自执行了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革命外交路线。１９５４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１９５５年４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一次亚非会议，使会议通过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１９６１年，出席苏共二十二大，对赫鲁晓夫集团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费尽心血，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党提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规划。１９７２年患病以后，一直坚持工作。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７７岁。
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1956年10月，周恩来和国际佛教僧侣代表团合影

 

 

周恩来与佛教

周恩来与佛法




一月一日

（丁巳十一月十九日戊申）（星期二）



　　气候：晴阴不定。温度：四十五度。
　　提要：（修学）悟则为佛，迷则众生。
　　（治事）晨起往青年会，见伯鸣、天池。午后涤愆、蓬仙、涤非来。去后取《南开思潮》阅之。晚访铁卿于其寓。
　　（通信）接涤愆、润泽、安甫、春生、白涛贺年片，乃如、念远、〔季〕贤信各一。致安甫、〔速〕达信片一。
　　今日是阳历的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七年也，我的日记就从今日记起。但愿自今日往后，一天不缺，留个纪念。等着老年的时候想起幼时的光景，翻一翻这本日记，想着或者有点儿趣味。若是说留着事迹给人家看，这个我是万万的不敢想，亦不愿真够儿有这个事。我今年已经十九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若大着说，什么国家、社会，更是没有尽一点力了。佛说报恩为无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语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有生以来沾着这个“情”字，至于赤子之心……②

　　② 以下此行日记已用墨笔涂沫不易辨清。　　

《周恩来早期文集》




一月二日

（丁巳十一月二十日己酉）（星期三）



　　气候：早雨晚晴。温度：三十八度三。
　　提要：（修学）佛门十戒：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嫉、恚、痴。
　　（治事）早，涤愆、冠贤来。既去，读母亲遗墨。下午，见伯鸣，遇朴山，偕至浅草观电影。
　　（通信）接剑帆信一。
　　晨间起来后，童冠贤来，等吴涤愆，打算同到江勉君的住处，约他做南开同学会的庶务，不一会儿涤愆来了，两个人商量一同前往。忽然想到书记一职，陈铁卿还没答应担任，所以先打算去劝铁卿。本来这书记的事，冠贤干事长先叫我干，我想想我要预备功课，三月里还打算考师范，实在没有闲功夫，便辞绝了。就是评议员，我还打算辞去，等到后天开会时向大家说说，不定可辞去辞不去。他们走后，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时候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十年了。不知还想着有我这儿子没有？　　

《周恩来早期文集》




二月十一日

（戊午正月初一日己丑）（星期一）



　　气候：阴云满天。温度：四十二度三。
　　提要：“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
　　　　　“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 有如三宝。
　　　　　“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
　　（修学）万象都由心自造，寂寥天地不关情。
　　（治事）昨夜与蓬、山两兄谈至今晓三钟始睡。九钟起，早饭毕，涤愆来，三人同至其寓，自炊饭食，甚欢。下午往神田。晚归来静坐。
　　（通信）接拱宸信一。致硕陆、问凯信共一。
　　我们家中有两句俗语：“大年初一不高兴，一年晦气”。现在又是大年初一了，叫我高兴我从哪里高兴起；叫我不高兴我的不高兴的事情可多了。守着家规暂把那不高兴的事情不去想他。先乘着今天是元旦，立个这年内应行的方针。我平生最烦面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我嫌他是多事。今天我也立志了，但是我这志是早定了。不过今天想的是这一年内进行的方针问题，既然比那铺张门面的话小，事情究比较着得亲切而易行了。我先把它写出来，做个旧历元旦的开笔篇吧：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周恩来早期文集》

 

 

 

周恩来借佛说佛

1939年春，周恩来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当时南岳寺观里的和尚道士以丘赞、演文法师为首，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但是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奔赴抗日战场，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而丘赞不同意，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彼此争执不休，便请周恩来“裁决”。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上封寺。他高度评价了僧人们的爱国热情，又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主张。谈话将要结束时，丘赞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没有推辞，接过笔默想片刻，洋洋洒洒地在宣纸上写了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丘赞望着题词，沉吟了一会道：“弟子斗胆请教，先生题词‘杀贼’与‘学佛’联系在一起，于教义是否相符？”
　　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渡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
　　周恩来把“杀贼”与“学佛”紧紧联系起来，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接着又把“杀人”与“杀贼”这两个关系一区别分清，将“杀贼”提高到“普渡众生”、“善举”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最后说到抗战救国的大目标上来。真是步步为营，循循善诱。丘赞听后激动地说：“周先生真是博学，精于教义，通晓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马杀贼，才能下马学佛。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马杀贼。”

 

中共与佛教的渊源

共产党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年代初的无神论的人民大众的组织。也是最受人民群众爱戴拥护的组织。
    　共产党二十年代初传播到中国，于是乎中国的一些有时之士先后去西方共产党开创政权的国家，如前苏联等国家考察、学习、取经。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1921年7月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人从立党之初到现在，乃至将来，都是无神论者。但从来都倡导和遵循宗教自由，而且许多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江泽民等也都对佛教深信不疑，与佛教有着深厚的渊源。现在知道寺庙里都有江泽民在河南洛阳白马寺提写赠送给出家人师傅的对联：“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路人。”这副对联足见其对佛法的崇敬、悟性与缘分了。
    　 许多高僧大德都一再表述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我对此也有过探讨。佛教从释迦牟尼创立起，就是一所大学校。佛所创办的“寺院”本身本意就是学校，佛在寺院或其他场所也一直在讲学，教学内容就是他讲了49年的各种经典。只不过后来被外界和一些弟子神化了而已。发展到现在这个宗教不宗教，学校不学校的样子了。
    　 中国共产党与佛教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有不少朋友看见我信佛，就说你是共产党员怎么信佛啊？其实，他们对佛教根本不了解，甚至一点佛教常识也没有，所以见我信佛才会诧异。中国共产党与佛教的宗旨基本是大同小异的。佛教倡导利记利他，这与中共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极其相似啊！佛教讲众生都是佛，所以不杀生，而是度化他们，使他们弃恶从善。而这与我党略有不同，我们党是爱憎分明，对同志如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如严冬般无情。这在宗旨上就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有了分别心而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我们党与佛教也有着深厚的渊源。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等许多高级领导人都笃信佛教。这些伟人信佛不象我们一些人装神弄鬼，他们是在积德行善惠及人民群众。佛教讲度化人，不惩罚不杀戮，只讲因果报应。中共讲治病救人。不同点在于中共对那些病入膏、肓不可救药者杀无赦，以警醒后人。我们中国的佛弟子只有西藏高寒地区保留饮食上的吃肉习惯，而且吃的也是三净肉，即不是自己杀的，不是为自己杀的，不是眼见杀的。绝对是不杀生的。但对于那些冒犯、触犯、诋毁佛法的，也有韦驮大护法和他统领的天龙八部诸天兵天将强大的护法阵容啊！这不是大同小异吗！
   　 [编后语]我写此文目的是期望信佛没信佛的朋友同事不要太信自己了，那叫过于自信。更不要对出家师傅和在家修行的居士轻视、轻蔑，甚至是讥讽，更有甚者还谤佛、谤法，造下了很深的罪业。

 

 

周恩来总理举行宴会招待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和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十月三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三日晚举行宴会，招待以吴登貌为首的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和以吴温为首的缅甸联邦文化代表团。
　　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远道来访的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周恩来总理说:“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的关系是友好的。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在文化、经济、宗教各方面早就有了联系。自从缅甸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相继成立以后，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我们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共同保卫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的事业中，正在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我们两国在文化、经济各方面的合作也在逐渐扩大。这种友好合作关系无疑地是有助于我们克服各自的困难和建设各自的国家的。今年，中国文化代表团和佛教代表团应邀访问缅甸联邦和这次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和缅甸联邦文化代表团应邀来中国访问，就是这种友好合作关系的具体表现”。
　　周恩来总理接着说:“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这次到中国来的使命是迎奉佛牙到缅甸去，供缅甸人民瞻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愿意帮助我们的缅甸朋友完成迎奉佛牙到缅甸去的使命。缅甸联邦文化代表团的访问中国，将使我国广大观众能够有机会欣赏缅甸艺术家们的优美表演。我相信中国文化界将可以从富有民族特征的缅甸艺术中学到很多东西。”
　　接着，缅甸联邦佛教代表团团长吴登貌和缅甸联邦文化代表团团长吴温相继致词。吴登貌在致词中说，中缅友谊有了长久的历史，现在它又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他说缅甸是最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亚洲国家之一；她不断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中缅两国总理作了互相访问，并发表了五项原则的联合声明；在万隆会议上，两国总理为亚洲和世界和平进行了合作；最近缅甸并有三个友好代表团约一百位代表来中国访问，并参加了中国的国庆典礼。这些都是显示中缅两国友谊的明证。
　　吴登貌最后对代表团这次前来迎奉佛牙所受到的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亲兄弟般的热情招待，表示衷心感谢。
　　吴温在致词中说，中国文化代表团和中国佛教代表团访问了缅甸，使缅甸人民对中国的艺术和宗教信仰自由有了了解。这次缅甸的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同样有助于中缅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他说，他到中国之后，参观了一些寺院，看到中国政府给予寺院以许多的帮助，使他感到中国信教是自由的。他又说，代表团在中国好像在兄弟的和朋友的家里一样，感到非常亲切。他谈到参加中国国庆节观礼以后，更加相信中国政府和人民是热爱和平的。
　　出席今晚宴会作陪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乌兰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彭真，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文化部代理部长钱俊瑞，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何成湘，中缅友好协会会长郑振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有关各部门负责人，首都宗教、文艺界人士。
　　宴会结束后，前访问缅甸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和缅甸联邦文化代表团演出了缅甸的和中国的歌舞节目。

 

 

周恩来对新中国宗教工作的思考与实践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这是从认识的最初源头上讲的，然而，就认识发展的某一个阶段，认识又是实践的先导。在思想理论上，周恩来总理阐释了一系列关于做好宗教工作的正确思想。

　　第一， 反复阐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为建立、巩固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和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对这个政策是一再阐释和反复强调的。

　　在抗日战争初期的 1938 年 5 月，周恩来在武汉接见宗教界知名人士吴耀宗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指出：“马列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并愿意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在论及各民族的关系时又阐明“首先是汉族应该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语言、风俗、习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1950 年 4 月，他在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我们的政策，是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5 月，他在基督教问题座谈会上又说：“中国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6 月，他在政务院第三十七次政务会议讨论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时讲得更具体：“对伊斯兰教，对喇嘛教，都应该尊重。” 20 世纪 60 年代他继续强调：“应该做好宗教工作，正确地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进一步团结一切爱国的宗教徒。”

　　之所以要把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政策来强调，是因为“中国的宗教徒有几千万，如果加上在家里信教而不到寺庙去的就更多，差不多有一亿了。”这说明宗教问题不是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能否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是关系到团结千百万信教群众共同从事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大事。

　　第二， 有力论证宗教信仰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之所以必须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因为宗教有其存在的长期性。针对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人认为天主教徒“一分到土地就不信教了，天主教的基础就没有了。”周恩来在 1951 年明确指出：“这句话好像很有道理似的，其实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别说分了地的农民，就是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有信教的。”周恩来列举共产党内有的农民党员怕鬼的例子说：“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以避免会有宗教信仰现象。有的信仰具有宗教形式，有的信仰没有宗教形式。”他还指出：“按照唯物论的观点，当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宗教赖以存在的条件完全消失的时候，宗教是会存在的。”显然，周恩来对宗教长期性的估计，既是把它作为一种范围广泛和根源深厚的社会现象来考虑的，又是制订和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现实依据。

　　第三， 坦诚表达不信教的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

　　对于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人来讲，当然是不信教的，因为宗教包含着神、灵魂的概念，是一些人们的头脑对支配自己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虚幻的反映。但正因为千百年来形成的宗教根源深厚，且有存在的长期性，因此，不仅要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而且不信教的和信教的要互相尊重。对此，周恩来 1955 年在万隆会议上做过阐述， 1956 年在接见两个外国宗教代表团时又有重申。在万隆会议的补充发言中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他在同两个外国宗教代表团谈话时又说，宗教在教义上有某些积极作用，对民族关系可以起推动作用。中国的民族很多，其中汉族的人口最多，约占我国人口的 94% ，其他民族只占 6% 左右。但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很大，大概占我国领土的 60% 。所以，各民族必须互相合作，互相帮助，才能发展。“要互相帮助，就要互相尊重，汉族要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因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信仰宗教，并且有不少的少数民族是整个民族信仰一种宗教的。回族、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都是整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藏族全都信仰喇嘛教。”周恩来还说明汉族当中也有很多人是信仰宗教的，汉族首先应该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

　　尤其可贵的是，周恩来在概括出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原则的同时，还引申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不管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大家一样地能够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唯物论者同唯心论者，在政治上可以合作，可以共存，应该相互尊重。”这又是一个多么深刻而富有新意的哲学命题！

　　第四， 从逻辑上推出合作的基础是“共信不立，互信不生”。

　　既然唯物论者和唯心论者可以在政治上合作，可以共存，那么有无这种合作和共存的基础呢？周恩来从逻辑上层层递进，环环紧扣，推出了肯定的结论。他说：“我们同宗教界朋友的长期合作是有基础的，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希望宗教界朋友也有这个信心。这便是所谓‘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当然，我们也不隐讳我们之间的不同点。但是，我们可以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实行合作，这是我们一致同意的。从各界来说，宗教界也是合作者之一。”

　　第五， 创造性地提出独立自主自办宗教的方针。

　　1950 年 5 月，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有关部门召集京、津、沪宗教界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认为，宗教界，尤其是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即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中国的宗教团体来进行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针对这种情况，中国的宗教团体应该怎么办？周恩来提出：首先，“要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让宗教还它个宗教的本来面目。”其次，“宗教思想是唯心主义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同就是不同，不必隐瞒。我们只要求宗教团体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我们不搞反宗教运动。我们遵守的约束是不到教堂里去做马列主义的宣传，而宗教界的朋友们也应该遵守约束，不到街上去传教。”再次，“宗教团体本身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样，基督教会就变成中国的基督教会了。”这样，周恩来就创造性地提出了“三自”办教方针。

　　第六， 正确地指明宗教界的努力方向是服务于中国人民。

　　对此，周恩来在建国伊始就有阐述。他说，宗教界（包括基督教青年会在内）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各宗教之间和各教派之间就应该加强团结，联合起来，研究怎样服务于中国人民；就应该在民主与爱国主义立场上，健全自己，使宗教活动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他特别强调，“一个宗教团体，对新中国有无益处，要以爱国与民主两个条件来鉴别。”这不仅指出了新中国宗教团体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是服务于中国人民，而且提出了两条鉴别标准––爱国和民主。就这两条标准而言，爱国是前提，是起码的要求，民主是宗教内部（各宗教之间和教派之间）的关系准则。 20 世纪 60 年代初，周恩来再次表示：“我们只是希望，爱国的宗教界人士，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愿意努力学习。这样，他们思想上还有宗教信仰，这并不妨碍我们整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团结，并不妨碍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显而易见，时隔 10 年多，周恩来对中国宗教界的奋斗目标和鉴别标准的论述，前后是一贯的。
　　
　　周恩来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也是率先垂范的典范。他不仅阐发和提出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做好宗教工作的思想，制订了一整套做好宗教工作的方针和政策，而且他理论联系实际，率先垂范，为新中国的宗教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最主要的是：

　　第一， 支持宗教革新，使其随着社会的前进而进步。

　　建国之初，新中国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作为全国总管家的政府总理周恩来，工作千头万绪，真是日理万机，但为解决基督教面临的困难，他同京、津、沪宗教界民主人士座谈了三个整夜。正是在周恩来的长期关怀和支持下，经过宗教界爱国人士的努力革新，我国宗教伴随着深刻的社会改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前进而不断进步。

　　第二，妥善协调了宗教内部各教派的关系。

　　班禅和嘉瓦均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徒弟。班禅在后藏日喀则，嘉瓦在拉萨。从宗教上、政治上，班禅和嘉瓦地位不相上下，清朝中央政府就把班禅和嘉瓦置于平等地位，都归皇帝直接领导。但到了近代，英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后，将重点放在拉萨，因而嘉瓦受帝国主义的影响大，对祖国采取分裂的政策。班禅一直坚持反帝爱国，加之经济利益上的纠葛，班禅和嘉瓦的关系恶化。 1923 年，九世班禅得知他的重要官员在拉萨被投入监狱，感到大难临头，遂仓促离开后藏日喀则扎布伦寺到青海。为了恢复西藏和中央政府的正常关系，班禅在内地奔走 15 年。但因军阀混战，中央政府自顾不暇，无力解决嘉瓦和班禅的问题。 1937 年九世班禅客死青海。新中国成立后，十世班禅把重返西藏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央政府。这样，从历史着眼，从现实出发，促使班禅和嘉瓦和解，让班禅重返西藏，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又一项重要工作。经过周恩来的仔细工作，反复谈判，终于在 1951 年 5 月 23 日 达成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同时，也达成了班禅回藏问题的协议，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得到维持。协议签订了，能不能执行？千里迢迢，雪山重重，如何护送班禅回到西藏？在周恩来主持下，由李维汉具体负责，研究了护送班禅回藏的交通运输、物资供应、安全保卫等具体事宜。 12 月，班禅一行从西宁出发，于 1952 年 4 月 28 日 安全抵达拉萨，受到热烈而隆重的欢迎。 6 月 23 日 到达扎布伦寺。自九世班禅 1923 年离开日喀则已 29 个年头，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近 30 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新中国政府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解决了。

　　第三，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怀宗教界朋友。

　　周恩来不仅在政治上关心、帮助、爱护宗教界人士，在生活问题上对他们的关心更是细致入微，周到有加。赵朴初是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1949 年从上海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时，出席周恩来的宴请。他拿到请帖后，心想这是许多人参加的宴会，不可能照顾到自己的饮食习惯。出乎意料的是，在赴宴签到时，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 赵朴初 先生，给您准备了素菜。”周恩来对宗教界人士如此细致入微的关心和照顾，使赵朴初十分感动。赵朴初曾深有感触地说：“周总理值得怀念的事情太多了！父母之孝 3 年，留在人们心中对周总理的怀念是终生的。”

　　总之，宗教界人士正是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看到了党对宗教界人士的尊重和关怀，因此，他们更加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尊重和拥护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是在推进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今天，学习周恩来关于做好宗教工作的思想和实践，定会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启发。

周恩来心中的“国宝”是佛教大师

1951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在国家机关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作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副主席，华东局民政部副部长，赵朴初经手了巨额捐款和救济物资。尽管周恩来、陈毅等非常相信赵朴初的人品，但根据政策，他仍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接受中央人民政府、华东局和上海市三级工作组的检查。

赵朴初经手了这么大的巨额经费，谁能担保不出问题呢？有人猜，赵朴初一定是只“大老虎”。“打老虎”运动开始后，报刊上不断刊登挖出贪污分子和经济犯罪分子的消息。运动中，也有个别人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胆战心惊，乱讲乱咬，结果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赵朴初以平常心对待这场运动，同时严肃地对下属提出三条：“1、不乱说自己；2、不乱说别人；3、不自杀。”

经过层层审查，结论是赵朴初经手的巨额款项和物资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无一笔糊涂账。到1950年12月底，物资清理委员会收受的物资中，用于华东、上海生产救灾的有：上海，米337万斤、现金104.995亿元、麦皮5万斤；皖北，什粮5050万斤、药品及现金37.600亿元；山东，什粮1500万斤；苏北，什粮850万斤；皖南，什粮770万斤；苏南，什粮435万斤，现金7亿元。此外，上海1950年支援华东灾区农村兴修水利、防止灾害的经费496亿3千万元。帮助各地政府来沪筹集救灾经费350余亿元，寒衣210万件(来沪灾民的遣送经费不计在内)，等等。

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总理十分高兴，称赞说：“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啊！”

从此，就有了赵朴初是“国宝”的说法。

发起筹建中国佛教协会

1952年10月间，为振兴旧中国奄奄一息的佛教，国内有代表性的佛教人士齐聚北京，探讨成立一个联系全国佛教徒的统一组织，指导今后全国的佛教工作。

11月5日，虚云、喜饶嘉措、陈铭枢、吕澄、赵朴初等二十余人举行会议，发起组织中国佛教协会，通过了赵朴初起草的《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提出“准备适当时期召开成立会，邀请各方面佛教人士参加”。

这天晚上，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在招待中佛协发起人的宴席上说：“政府对于宗教是采取保护政策，今天保护，将来也仍然保护……”在赵朴初眼里，大自己11岁的李维汉是一个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领导，是一位析理精微、虑理高明、令人敬仰的长者。

出席“亚大和”会议后，对《楞严经》造诣极深的圆瑛法师于1952年冬天召集包括赵朴初在内的四众弟子，在上海园明讲堂做“祝愿世界和平水陆道场讲经法会”。

1953年正月初九，圆瑛法师起七，正月十五日圆满。大家觉得未饫法味，请圆瑛法师继续做禅七。法师于正月十六日起禅七，至二十三日解七。

他在禅七开示中说：“我年来患病不能多讲。世尊说法四十余年，显说密说，言教已有三藏十二部之多，要我来说，也不过是拾佛祖几句剩话……在唐宋之时，禅风遍天下，何等昌盛。现在衰微已极……在行香时，颈靠衣领，脚步紧跟前面的人走，心里平平静静，不要东顾西盼，一心照顾话头；在坐香时，胸部不要太挺，气不要上提，也不要向下压，随其自然。但把六根门头收摄起来，万念放下，单单地照顾话头，不要忘了话头。不要粗，粗了则浮起，不能落堂；不要细，细了则昏沉，就隋空亡，都得不到受用。如果话头照顾得好，功夫自然容易纯熟，习气自然歇下。初用功的人，这句话头是不容易照顾得好的，但是你不要害怕，更不要想开悟，或求智慧等念头。须知打七就是为了开悟，为的求智慧，如果你再另以一个心去求这些，就是头上安头了……”

赵朴初平常社会工作很多，圆瑛法师做禅七开示，他场场不缺。

一天，上海市文管会主任夏衍和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商量接待日本友好代表团事时，《解放日报》社的袁鹰来了。夏衍示意客人坐等一会儿，继续和姚溱谈话。说话间，夏衍拍了一下桌子，说：“我想来想去，就是请和尚出来的好。”姚溱拍手说：“我也这么想。我打个电话找他怎么样?”夏衍摆摆手说：“不用了，我刚才已经打了电话，请他来一趟。”

袁鹰纳闷，接待外宾，为什么要一个和尚出面呢?

这时，办公室的门开了，进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满面红光，微露笑脸，身上穿着干部服，十分整洁，一看就是民主人士的装束。

夏衍笑着说：“说曹操，曹操到。”袁鹰这才知道，“和尚”是赵朴初。赵朴初的大名，袁鹰早就听说了。他见夏公太忙，和赵朴初拉拉手，起身告辞了。

5月30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西四阜内大街25号广济寺举行。汉、藏、蒙、傣、满、苗、撒里维吾尔(后称裕固族)七个民族的法师、活佛、喇嘛、居士代表共141人出席了成立大会。
　　
会前，中佛协筹备处主任赵朴初主持起草了《中国佛教协会章程》，并请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呈毛泽东主席审阅。毛泽东在阅读《中国佛教协会章程(草案)》时，亲笔加进了“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一句话。

在开幕式上，赵朴初作《关于中国佛教协会发起经过和筹备工作的报告》。谈到中佛协不设会员制的原因时，他说：“中国佛教协会所联系的既是全国各地佛教徒，它在佛教四众中所起的作用应当是全面的、普遍的，而不应当对佛教四众在名义上、权利上或义务上加以区别。因此章程草案中没有会员制的规定。”他还提醒佛教徒“在思想上行动上继续划清敌我界限，清除混入教内的少数反动分子，特别是受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所指使的间谍特务以及假托佛教徒企图隐藏的反动会道门分子”。

大会选举了嘉瓦、班禅额尔德尼、虚云、查干葛根为名誉会长，选举圆瑛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李维汉：朴老学问大得很

1959年的一天，赵朴初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一起去广州，参加中南统战工作座谈会。

在火车上，李维汉一路上听赵朴初谈禅说佛，得益许多。他说：“朴老，佛教方面，我要向你学习，你是我的老师啊!”李维汉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之一。今年4月下旬，李维汉在第三次全国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很关心中佛协工作，赵朴初对他非常尊敬。

一天晚上，李维汉和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广东省委招待所聊天，他说：“宗教是一门学问，搞统战工作的人要好好学一学。不懂宗教，怎么能做好宗教的统战工作?我现在就在学，我请了一位老师，天天为我讲课，这位老师就是在座的赵朴老。”说着，李维汉对赵朴初笑笑，又接着说：“朴老学问大得很，佛教好多东西，我不懂，我就请教他。我们一起坐火车到广州，我就跟他学，听他讲，从北京一直讲到广州。我研究宗教五性，许多问题就要请教朴老。你们都要学啊!不要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和尚道士。从佛教上说，我们就是门外汉，没有他们懂得多。你管宗教，你不懂宗教，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外行管内行，也要懂得一点才行啊!”说到这里，李维汉说：“我现学现卖，考考你们看。佛教有位观世音菩萨，法力大得很，观察世间一切声音，救苦救难。声音只能听得到，但是看不到，只有眼睛才能看，为什么不叫闻世间，而叫观世音呢?你们说说看。”

这是火车上赵朴初和李维汉谈的话题，李维汉说完，和赵朴初相视而笑。

房间里安静了下来，没有人说话。李维汉对坐在一旁的湖南老乡吴立民说：“小吴说说看。”吴立民是佛教将军唐生智的秘书，读了不少佛书。见李部长点名，他说：“佛教修行到一定境界，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可以通用，眼睛可以当耳朵用，所以叫观世音。”

赵朴初听了，满面笑容，连连点头。

李维汉惊讶地问吴立民：“你学过佛啊?”

吴立民说：“跟唐先生的业师顾净缘大师学的。”唐生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时，顾净缘在其军队布教，给官兵讲佛教戒律。大革命时，顾净缘在湖南办二学园和湖南佛化讲习所，和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李维汉打过交道。

维汉说：“原来是跟顾净缘学的，我知道，我跟顾净缘过过交道……那好，中国佛学院正好要人，你到中国佛学院任教好了。”说着，李维汉对在座的湖南省委统战部丁维克部长说：“丁部长，就这样说定了啊?!”丁维克看了一眼赵朴初，见赵朴初正对自己笑，连忙表态说：“中国佛学院需要，我们支持。”

座谈会后，赵仆初和李维汉等一起乘开往长沙的火车离开广州。到株洲后，李维汉下车，由吴立民陪赵朴初游览长沙。李维汉叮嘱吴立民说：“小吴啊，周总理说，赵朴初是国家的宝贝，现在交给你了，可要陪好啊!”吴立民连忙答应了。


游岳麓山古麓山寺时，赵朴初对吴立民说：“不知唐代大书法家李北海写的麓山寺碑在哪里?”麓山寺碑系唐开元十八年(730年)李邑撰写，李邑曾任北海太守，所以叫李北海。麓山寺碑高400厘米，宽135厘米，额题“麓山寺碑”4字，方篆阳文，碑文行书，1400多字，碑文笔力雄健。碑后有北宋书画家米芾在1080年刻写的题名。

吴立民十分敬佩朴老的博学和书法造诣，急忙四下打听。两人到后殿观音阁、玉泉问了一些人，都说不知道。其时，麓山寺碑封存在湖南师范大学暂住的岳麓书院，所以，他们白跑了许多路。

中午，吴立民陪赵朴初吃了一顿素餐。吃饭时，吴立民问：“朴老，您平常还看佛经啊?”赵朴初用筷子指着素菜笑道：“这是色法修养的基础，读佛书，是用心法修养的基础，我每天要诵《心经》。”赵朴初生活有规律，每天早晨诵《心经》后，打一套太极拳。

佛经中，《金刚经》是精华，260字的《心经》则是《金刚经》的精华，也是般若哲学的结晶。赵朴初诵的《心经》，属于教内禅的一种——金刚坐禅。禅的范围很广，有教外禅和教内禅，统称为禅定。教外禅如超觉静坐、瑜伽禅定、各种身印、道教的大小周天等；教内禅除了止观、四禅八定和密宗的金刚坐禅外，就是禅宗的禅。禅宗禅既是教内禅，又是教外别传，通称为宗门禅。

第二天，赵朴初离开长沙，乘火车回北京。

鸿章非无罪

1998年12月11日，赵朴初读甲午海战史书。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容易，当年秦始皇建长城，炀帝开运河，触犯了天下，引起农民起义，直接推翻了秦隋两朝，但他们此举对后人，却是历史性贡献。至今，人民还受益无穷。可见，看一个历史人物，是难于失之偏颇的。甲午海战也是，当时，只有直隶一省对付日本，而两江、两湖、两广总督皆按兵不动，倘若他们齐心，或许李鸿章不致兵败。在《读史三首》之三中，赵朴初写道：

鸿章非无罪，识囿翰林院。在其茅塞开，桑榆嗟已晚。

暮年办洋务，亡羊而补牢。清廷虽莫救，于世不无劳。

近代以来，李鸿章和赵家数代亲上结亲

赵家“继”字辈与李家联姻，如赵畇(赵朴初高祖)次女赵继莲(1838年-1892年)嫁李鸿章作继配(作家张爱玲的曾祖母)；赵家“曾”字辈与李家联姻，如1875年，赵继元的女儿赵喜官(1859年-1929年)嫁给了李鸿章大弟李鹤章之次子李经义(曾任北洋政府国防总理)作原配夫人；而李鸿章二弟李蕴章之五子李经达，也娶赵家女做继配；赵曾重将大女儿嫁李经义次子李国筠；赵家“荣”字辈与李家联姻：如赵曾重的三公子赵恩宏(扬庭)将其大女儿赵荣璇嫁给李鸿章的长孙李国荪(1876年-1906年)。此外，李鸿章亲戚嫁赵家多人，称回头亲，如赵恩铸(舜陶)妻子的祖母即李鸿章大妹。

尽管赵朴初和李鸿章是多重亲戚关系，无朴初高祖赵畇墓志铭也是女婿李鸿章所写，但赵朴初的这首诗却无徇私之意，从事佛学研究的李家振先生从这首诗中看到的，除了辩证法思想，就是因缘和合的佛性。

 

周恩来皈依佛教

据全国劳模、党委书记出身的灵岩寺副主持法安法师透露：李先念是在少林寺皈依的，刘少奇是在普陀山皈依的，提起周恩来的皈依，又生出一段故事：有一次在武汉，毛泽东问周恩来：为什么你办事总是那么圆满，别人办不成的事，你总办得成，你有何招法？周恩来答：主席，我除了马列，还有佛法。“你皈依了哪一个？”“虚云老和尚。”“这虚云老和尚何许人也？”“虚云和尚是当代高僧，他父亲是泉州知府，父亲和叔叔就他一个男儿，给他讨了两个老婆，可他出家了。”毛泽东要周恩来将虚老叫到武汉，虚老不肯：“自古法王大于人王，毛泽东要皈依，叫他到南华来。”毛泽东听后默然无对。毛泽东虽皈依佛教未果，但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的电视节目中，播出其常读书目中，仍然有《坛经》、《法华经》、《金刚经》、《大涅槃经》、《般若经》等佛教大乘经典。


五台山一位老师父(曾在虚云老和尚寺院)也讲过这个相关事情.


周恩来是虚云老和尚的皈依弟子；毛泽东要皈依虚云老和尚，在武汉没皈依成。虚云要他到南华来，他没去。"有一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武汉，问周：为什么你办事总是很圆满，我们办不成的事，你总办得成？除了马列，你还有什么？周恩来说：主席，我还有佛法。'你皈依了哪一个？''皈依了虚云老和尚。'(刘少奇是在普陀山皈依的；李先念是在少林寺皈依的；)

  在《周恩来早期文集》里，收录了周恩来总理青年时期的三篇佛学日记，从中可见周恩来总理对佛学的研究程度：

（丁巳十一月十九日戊申）（星期二）
　　气候：晴阴不定。温度：四十五度。
　　提要：（修学）悟则为佛，迷则众生。
　　（治事）晨起往青年会，见伯鸣、天池。午后涤愆、蓬仙、涤非来。去后取《南开思潮》阅之。晚访铁卿于其寓。
　　（通信）接涤愆、润泽、安甫、春生、白涛贺年片，乃如、念远、〔季〕贤信各一。致安甫、〔速〕达信片一。
　　今日是阳历的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七年也，我的日记就从今日记起。但愿自今日往后，一天不缺，留个纪念。等着老年的时候想起幼时的光景，翻一翻这本日记，想着或者有点儿趣味。若是说留着事迹给人家看，这个我是万万的不敢想，亦不愿真够儿有这个事。我今年已经十九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若大着说，什么国家、社会，更是没有尽一点力了。佛说报恩为无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语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有生以来沾着这个“情”字，至于赤子之心……②
　　② 以下此行日记已用墨笔涂沫不易辨清。　　

（丁巳十一月二十日己酉）（星期三）
　　气候：早雨晚晴。温度：三十八度三。
　　提要：（修学）佛门十戒：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嫉、恚、痴。
　　（治事）早，涤愆、冠贤来。既去，读母亲遗墨。下午，见伯鸣，遇朴山，偕至浅草观电影。
　　（通信）接剑帆信一。
　　晨间起来后，童冠贤来，等吴涤愆，打算同到江勉君的住处，约他做南开同学会的庶务，不一会儿涤愆来了，两个人商量一同前往。忽然想到书记一职，陈铁卿还没答应担任，所以先打算去劝铁卿。本来这书记的事，冠贤干事长先叫我干，我想想我要预备功课，三月里还打算考师范，实在没有闲功夫，便辞绝了。就是评议员，我还打算辞去，等到后天开会时向大家说说，不定可辞去辞不去。他们走后，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时候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十年了。不知还想着有我这儿子没有？　　

（戊午正月初一日己丑）（星期一）
　　气候：阴云满天。温度：四十二度三。
　　提要：“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
　　　　　“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 有如三宝。
　　　　　“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

　　（修学）万象都由心自造，寂寥天地不关情。
　　（治事）昨夜与蓬、山两兄谈至今晓三钟始睡。九钟起，早饭毕，涤愆来，三人同至其寓，自炊饭食，甚欢。下午往神田。晚归来静坐。
　　（通信）接拱宸信一。致硕陆、问凯信共一。
    我们家中有两句俗语：“大年初一不高兴，一年晦气”。现在又是大年初一了，叫我高兴我从哪里高兴起；叫我不高兴我的不高兴的事情可多了。守着家规暂把那不高兴的事情不去想他。先乘着今天是元旦，立个这年内应行的方针。我平生最烦面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我嫌他是多事。今天我也立志了，但是我这志是早定了。不过今天想的是这一年内进行的方针问题，既然比那铺张门面的话小，事情究比较着得亲切而易行了。我先把它写出来，做个旧历元旦的开笔篇吧：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最能够体现周恩来的佛学造诣的还有他著名的“上马杀贼，下马学佛”的题词。

1939年春，周恩来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当时南岳寺观里的僧人以丘赞、演文法师为首，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但是他们的意见很不一致，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奔赴抗日战场，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而丘赞不同意，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彼此争执不休，便请周恩来“裁决”。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上封寺。他高度评价了僧人们的爱国热情，又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主张。谈话将要结束时，丘赞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没有推辞，接过笔默想片刻，洋洋洒洒地在宣纸上写了八个大字“上马杀贼，下马学佛。”丘赞望着题词，沉吟了一会道：“弟子斗胆请教，先生题词‘杀贼’与‘学佛’联系在一起，于教义是否相符？”

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渡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

周恩来把“杀贼”与“学佛”紧紧联系起来，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接着又把“杀人”与“杀贼”这两个关系一区别分清，将“杀贼”提高到“普渡众生”、“善举”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最后说到抗战救国的大目标上来。真是步步为营，循循善诱。丘赞听后激动地说：“周先生真是博学，精于教义，通晓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马杀贼，才能下马学佛。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马杀贼。”

鲜有人知，周恩来总理也是佛门皈依弟子，他的皈依师父是虚云老和尚。据1999年《佛教文化》第41期载文：

据全国劳模、党委书记出身的灵岩寺（位于江西省大余县的灵岩寺）副主持法安法师（参加过淮海战役。解放后在核工业部某铀矿工作,总支书记兼坑长。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学毛著标兵。后提拔当党委副书记兼第一副矿长，一直干到退休。副局级。后出家）说，李先念是在少林寺皈依的，刘少奇是在菩陀山皈依的，提起周恩来的皈依又生出一段故事。

有一次在武汉，毛泽东问周恩来：“为什么你办事总是那么圆满？”周答：“主席，我除了马列，还有佛法。”

“你皈依了那一个？”“虚云老和尚。”“这虚云老和尚何许人也？”“虚云老和尚是当代高僧，他父亲是泉州知府，父亲和叔叔就他一个男儿，给他讨了两个老婆，可他出了家，拾树叶充饥，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

毛泽东被周恩来说的心动，要周将虚老叫来武汉，虚老不肯：“自古法王大于人王，毛泽东要皈依，叫他到南华来。”毛泽东听后也气得一倔，皈依就此告吹。

打右派时，虚云老和尚是内部掌握的第一右派……“不过虚云老和尚也有考虑欠周之处，佛法普度众生，是毛泽东要皈依你，拜你为师，不是叫你拜他为师，还分什么大小？你就到武汉去一趟又怎样？” 【原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