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刘英大姐远行：一代党史人物的消逝、刘英和张闻天

　　受人尊敬和爱戴的著名女革命家刘英大姐，在只差三年就要过百岁生日的时候，却突然撒手人寰驾鹤西去了，令人感到万分悲痛和遗憾。

　　我与刘英大姐相识六十余年，在张闻天和她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朝夕相处，也有十多年。张闻天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导师，刘英大姐则是名副其实的师母。在我们的关系中断二十年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又恢复了联系，而且来往密切，经常见面，无所不谈，亲如家人。她的逝世自然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遐思，不但我们近四十年的相处浮现脑际，而且还联想到她革命的一生。在我看来，无论按新的或旧的道德标准，还是以过去或现在对党员的要求，刘英大姐都堪称一位伟大的女性和模范的共产党人。她早就以性格开朗，心直口快，疾恶如仇，严于律己等特点闻名，凡是同她接触过的人都会立马感觉出来。她参加革命历史悠久，阅历丰富，特别难得的是她始终头脑清醒，记忆力强。直到逝世前几天，我们去探视时，她还谈笑风生，讲起多年前的往事。但从此我们再也不能向这位被称为一段党史的活材料、活辞典的革命老人请教了。

　　一，一代党史人物的消逝

　　刘英同志，是从长征到延安这段时期了解党中央经历的重大事件和中央内部情况硕果仅存的见证人。遵义会议后，她代替邓小平出任中央队秘书长，负责政治局和常委的日常事务和生活，进行通知联系、作会议记录。中央到达陕北后，她又同总书记张闻天结婚，政治局和常委的会总在他们家开。当时尚无严格规定，所以几乎每次开会她都在场，有时还代表少共中央局列席，正式签名在会议记录上。另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找张闻天研究问题，或各地干部来向总书记汇报工作，她也不用回避。一次毛泽东来找张闻天商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她就在场。毛泽东还特意问她：“刘英，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讲点嘛。”她只说了一句：“别的我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上，他杀人太多。”所以，遵义会议后到延安这三四年，她对中央情况是有相当了解的。可以说，在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谢世后，了解中央这段情况的就剩下她一个人了。因为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就已离队去上海和苏联，直到1937年底才同王明、康生一起回来。杨尚昆、邓小平等当时既非中央领导，又都一直在部队。因此，刘英的逝世，就标志着熟悉那段中央情况的一代党史人物的消逝。

　　我为向张闻天报恩和补过，也学他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所以从1998年离休后，就放弃了从事过五十年的国际问题研究，改学中共党史，写点有关张闻天的情况以及延安整风等学习笔记。我无法查档，也看不到多少材料，只能靠一些能买到的公开书籍。但有个有利条件，就是访问刘英大姐这位活辞典。先是商定每周访谈两次，每次两小时。她还将薄熙来才送她的新式录音机交我使用。这样进行了几个月。考虑到为了从这位活辞典身上多抢救出一些活材料，而我个人力量又有限且已进入耄耋之年，因此就约上“张闻天选集传记组”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参加采访。对和我去的同志，她一直十分器重也十分信任，但总多少有点顾虑，所以曾几次提醒我：“还是熟人在一起谈话随便些。”我领会她的意思，后来再没约别的同志一起访谈。加之不久我因心梗住院，这种定期访谈就告中断。由于张闻天死于心脏病，所以她谈虎色变，我出院后就不让继续这一定期谈话的工作了。于是，我的探视和采访就不得不大为减少，改为几个星期或个把月去一趟。她也来我们家。去年10月14日还为“躲寿”来住了一天（并商定今年再来）。殊料这竟是她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这二十多年不下百次的接触（一个时期因我的工作地点离她家近在咫尺，差不多三天两头都去看她），不但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师生友谊，也使我更认识了刘英大姐，更佩服她那一身正气和高尚人格。我也深深感激她对我的关心和信任，经常告诫我注意身体，特别是做到无话不谈。有时她会说；“这件事闻天在世时我都没跟他说过，怕他一不注意给说出去。”同时，从她的谈话中，也可感受到一位老党员对党的热爱和对领袖们的深厚感情。她虽然长期蒙冤受屈，但从多次谈及中央领导特别是毛主席时，可以听得出她毫无个人恩怨，讲得客观、冷静，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崇敬，另一方面对他们的品德和为人，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晚年错误，也有清醒的认识。她的记忆力令人吃惊，可以把几十年前的事讲得如在眼前。几次对长征中会理会议前后情况所讲，完全记下来就是一篇生动的文章。如说张闻天总书记怎样让她骑马去请彭德怀、林彪等人搬离草棚来会理住进房子，她走到棚外就听到里面七嘴八舌，大发牢骚。她没敢贸然进去，蹑手蹑脚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只听林彪说，彭老总，我看这前敌总指挥还得你来。还有她进去的对话、会后的情况、毛泽东对张闻天的误会，都讲得有声有色，即使这些人自己恐怕也不一定都记得那么清楚。谈到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她可以说出许多具体事例和一大串人名，讲得具体、生动。可惜有些人和事，特别是人名，我听了几遍也没记下来。又如在东北和外交部同我们一起工作的许多人，谈起来她都能说出名字，我却很少记得。一次问她为什么记忆力那么好，她说这是由于受过两次密码训练和长期做干部工作的缘故。不过总还要谦虚地说，她记的都是具体的人和事，大问题想的不多。就是这样一部早期党史的活辞典现在丧失了，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二，刘英和张闻天

　　提起刘英，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张闻天。他们两人确实在许多方面也是无法分开的。这对夫妻，长期以来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佩。因为无论是处于顺境（很少）还是逆境（长期），他们都相亲相爱，形影不离，感情始终不变。但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之类的形容词句，用到他们的身上却不尽合适。这不仅由于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遇到的“甘”和“荣”很少，也不同享，更重要的还是他们的品德和性格具有自己的特色。从刘英方面来说，比较明显的可列举以下几点。

　　不以夫荣，不计夫累。刘英结婚时，张闻天正处于事业的顶峰，担任党中央总书记，领导全党实现着重大的战略转变。因此在她婚后，毛主席等领导人就按中国封建习俗，戏称她为“娘娘”。但她并不以此为荣，更不以“娘娘”自居，还是照常上班，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变化。延安整风开始了张闻天政治生活的大滑坡，七大后虽然仍为政治局委员，却只领导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而刘英还是跟先前一样，见人有说有笑，好像张闻天地位的变化与她无关。有人说，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和后来做外交工作，又是进入“顺境”，甚至“风光一时”。其实大谬不然。在东北他先做的是相当于现在地委的小省委书记，刘英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两个人不畏艰苦，并肩战斗，作出的剿匪、土改和建设成绩都居全国前列。至于外交，张闻天可说创下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政治局委员出任大使和副部长这一空前绝后的特例，而且有时还要受违反常规和惯例的歧视。如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团员有时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饶漱石、陈毅、刘长胜等，却没有身为政治局委员的驻在国大使张闻天，连一些兄弟国家的人士都不理解。对于这种处境，刘英仍然泰然处之，安之若素，不但积极做好本职工作，而且在同中央领导或下级干部接触交谈中，也还是自然大方，毫不在意的。她的这种精神和风度，当时就深得人们的赞许。至于1959年后她受的连累就更不用提了。她也看不大起那些在丈夫风光时结婚并和睦相处、丈夫一倒霉就离婚、丈夫得到平反后又回过头来的人。

　　坚持独立工作，决不依赖丈夫。刘英生平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嗜工作如命。在同张闻天结婚后，她不但坚持工作，而且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做那种纯粹挂名的个人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差事。她多次和我谈到，有些人参加革命后嫁个首长，就一直当“太太”，实际上只享受不工作，丈夫去世后还享受其待遇。她对此颇不以为然。在同张闻天一起工作时，她也是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不利用夫妻关系走后门、图方便。例如在外交部，张闻天任常务副部长，她当部长助理兼人事司长，但干部工作分工由另一副部长管。所以有关人事司管辖范围内的干部问题，她一般都是先找主管副部长研究后提交党组讨论决定，很少事先同张闻天商量，张闻天也不干涉，所以有时还出现党组会上他们两人意见不同发生争论的现象。在张闻天平反后，她也绝不沾一点光。中央办公厅提出她是否再回到他们以前的院子住，她坦然拒绝，只求按对她这级干部的标准分一套公寓房子，不再享受张闻天生前的任何待遇。我有时还和她开玩笑，说刘英同志的待遇是七十年不变，现在又恢复了中央苏区时的省部级。近二十年，张闻天的著作整理出版不少，但稿费她不但自己在世时没要，而且也不留给家人，生前和身后都全部捐给了有关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她还一再给我们打招呼，宣传张闻天可以，但要实事求是，不应任意拔高，更不要宣传她。

　　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在丈夫身居高位时不沾一点光，在丈夫倒霉时又甘愿厮守一起，有难同当。这就是刘英大姐的人格力量所在。她和张闻天结婚四十年，有一半时间是在歧视和屈辱中度过的。即使在这期间，她也并不消沉，仍然达观，相信乌云总会有一天散去。被剥夺工作权利固然是她最大的痛苦，但她想得开，没有工作，就全力照顾丈夫，使张闻天能够读书和研究，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流放广东肇庆后，她真成了多面手，不但要买菜、做饭、誊抄文稿，还要冒着严寒和酷暑在门外放哨，看到监视人员来，就以咳嗽为号让张闻天将文稿藏起。谈到她后来戴上眼镜，她说就是烧饭用的柴湿，被烟熏坏了。张闻天对她也是关怀备至，怕她出去买菜在泥泞的道路上摔跤，还特意找了根树枝给她作拐棍。两人就是这样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度过了那段灾难的日日夜夜。什么叫“相濡以沫”，请看张闻天和刘英的“文革”岁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刘英，就没有张闻天的“肇庆文稿”，甚至晚年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在张闻天死后，又是刘英设法保存了他的遗稿和各种资料，还全力支持、帮助张闻天的研究和《张闻天选集》及其他有关书籍的出版。所以在张闻天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中，也包含着刘英大姐的重要贡献。 三，严以律己  疾恶如仇

　　刘英大姐长期做干部和纪检工作，一直坚持“正人先正己”的原则，和张闻天一样，对自己和亲属要求特别严格。这方面我的所见极多，这里只能列举数例。初来外交部工作时，按周总理指示，她享受副部长待遇，配有专车，但她当时就上交了，和张闻天合用一辆车。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下放劳动十六年，“文革”后，江苏省领导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按老人身边可有一个子女的规定，将虹生调到南大当图书馆馆员。后来刘英回到北京住，邓力群曾找我商量，想把虹生调来北京。结果一问刘英，她坚决反对，说来北京容易和某些不争气的高干子弟（从小的同学）混到一起，出了事她可管不了。不仅不让来京，她还专门写信给匡亚明，要对虹生加强教育，不要让他搞出差采购等事。虹生现在还是南大的退休馆员。她和张闻天的存款，在闻天去世时就已交了党费。移居北京后又时有募捐，她总是慷慨解囊。1980年前后，王震发起成立中小学教师奖励基金会，要她和帅孟奇等老大姐带头，她当即将所有工资捐出。结果弄得经济上一时捉襟见肘，她的保姆就找我告状，说大姐不让她买鱼肉和贵点的菜，这样下去会影响身体。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在她身上始终体现着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在她1999年1月18日交给我的一批有关张闻天和她的材料中，有她在1990年4月21日预立的遗嘱，其中就提到她节余的工资全部交党费等内容。刘英大姐真正做到了“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论短长”。她保持了一世的清白。

　　但她并不独善其身，一直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甚至还有点好打抱不平。她晚年在纪委工作，主持公道、敢于碰硬，一些案件到她手里总是一抓到底，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一个时期，人们对有的高干子弟意见很大，刘英经过调查了解，就约帅孟奇、章蕴求见胡耀邦反映情况。总书记说，再忙，也要抽时间见一见几位老大姐，并耐心地听她们讲了两小时，最后表示，他知道的比她们讲的还多，但处理起来有一定难处，只能慢慢来。在向我转述这件事时，可以感受得出她的义愤和无奈。后来她从纪委的岗位上离休，但不知怎么把她传成了“清官”，一些干部群众以及失散了的老红军（包括那位著名的西路军妇女团长），还是找她告状和解决问题。她经常收到各种书面材料，仔细阅后都转请有关部门处理，并且不厌其烦地催问结果。过了一阵，领导上找她谈话，要她注意身体，少操点心，以免影响健康。又不久，她的关系也转到了中办。她在讲完这件事的经过时说，什么注意身体，还不是让我少管闲事，少给他们添麻烦。从此，她也确实尽量不管“闲事”，有告状材料只是照转，不再催问，慢慢地也没多少人找她了。但她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党风。谈起某些贪官污吏和腐败现象，也多是苦笑而已。

　　四，意志坚定  党性超强

　　刘英的意志坚定和党性强是早就出了名的。连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采访她时，也感到吃惊，说这么个风都能吹倒的瘦弱女子竟能走完长征，真是不可思议。而且她参加长征，既不是跟着行军，也不是坐着担架，还担负着重要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她就同张闻天开始了恋爱，但不管人们怎么劝说，她就是坚持长征途中不结婚，而且说到做到，直到中央在陕北落脚。

　　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可是一次严峻考验，更表现了刘英大姐的坚强。经过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和外交部党员大会先后一两个月的残酷斗争，她决不乱说，也并未低头。她坚决否认自己反党反毛主席，说张闻天在庐山参加反党军事俱乐部她丝毫不知，还否认张闻天里通外国。当外交部党委拿出定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决定逼她签字时，她写了“组织服从，思想不通”八个字，同时给毛主席写信上诉，托杨尚昆转达。毛看后作了如下批示：“刘英信。请恩来、陈毅、安子文、帅孟奇各同志一阅，然后送交少奇、小平、彭真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存。刘英问题是否应与闻天的问题的处理有所区别，请你们办理研究，适当处理。毛泽东（一九六0年）三月廿日”。陈毅在他的名字上方写道：“一，以不划右派为宜。二，需要向外交部干部解释此事，我当负责处理此事。”周恩来在他名下写的是：“同意陈毅同志意见，同意与张闻天处理有区别。”就这样，她得到个严重右倾和严重警告的处分。她也知道毛主席有了批示，但问外交部领导，都推说不知道。直到“文革”后甄别平反，还要给她留个尾巴，说运动中态度不好。她拒不接受，去找当时的组织部长胡耀邦。胡说，“态度不好就是立场稳。做得对嘛。”十一届三中全会，她当选为中纪委委员，第二天部领导就派人向她宣布，原属错案，一风吹了。

　　相形之下，我就没有经得起那次考验。当时我虽任办公厅副主任兼党组秘书，但跟张闻天十多年，又作了他部分政治秘书的工作，所以，自知在劫难逃。只是出于个人崇拜的思想和自己过关（最怕开除党籍）的私心，没能顶住压力，还参加了对张闻天的揭发批判，酿成了生平一次最大的错误和遗憾。我固然受到比刘英重得多的处理（定为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的处分），但一直感到对不起恩师和师母。所以“文革”后得知刘英大姐回到北京，就赶快给她去信，检讨错误，要求会见。她也立即回信，约我相会。见面后，对我的检讨只说了一句“毛主席叫揭发批判谁能不听”，反而谈到我受连累、影响前程的话（在会见原驻苏使馆干部时她也为大家受到连累而道歉）。这真令我无地自容，也体现了刘英同志的博大胸怀。几十年来，我总感欠张闻天和刘英的债要还。这就是我上面说的改行、补过的原因。

　　刘英不但意志性格坚强，她的党性、组织纪律性更强。她参加革命后确实做到了一切交给党，一切服从党的安排。在多年的相处中，走南闯北，我从未见到她对调动工作提过意见。只要组织决定，总是二话不说，收拾行李就走。但对提职提级，她却有意见就提。例如1958年中组部建议提她为副部长。帅孟奇和安子文都说，刘英无论按资历按工作都应提，在那些还在工作的老大姐特别是当时留苏的老大姐中，就剩下她一个人没提了。在办完手续报请国务院任命时，周总理曾专门去他们家作解释，说刘英早就该提副部长，但张闻天任常务，她就不好对外，因此建议：或提升后只对内不对外，或党组设常委。可刘英都拒绝了，说总理早已批准她享受副部长待遇，何必再另搞一套。同样，她的行政级别也是定后再未动过。

　　说刘英组织性纪律性超常的强，就是说她对党的决定和组织意见可以做到绝对服从，思想不通也服从。这里只讲近年的几个例子。

　　一是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的问题。全党讲了近五十年，作为妻子的她当然更了解。她去苏联时王稼祥领去见季米特洛夫时也介绍说，这是我党总书记洛甫同志的夫人。而且在1979年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说，遵义会议上张闻天“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刘英自己写的悼念文章中也讲，“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可是过了不到三年，由于陈云的一份材料和一封信，这总书记就一下变成了“负总责”。我又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就多次同她谈这个问题。她每次都可用大量事实证明，不但闻天，就是博古都是总书记。但有关负责同志要她尊重陈云同志，顾全大局，和领导上保持一致。于是她就跟着用起“负总责”来了。她不止一次地说过，“只要人们知道闻天是个好人，我就满足了。至于当过什么，何必去争呢？”

　　与此相关的一个我一直想不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分工只做周恩来军事指挥上助手的毛泽东，却成了全党全军的领导？在这方面，遵义会议后代替邓小平秘书长的刘英是当然的权威，因此我也和她谈的最多。她给我讲了从遵义会议到延安的许多具体情况，例如在遵义会议后不到两个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为了贯彻集体领导，竟根据多数意见撤掉了毛主席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以及主持召开瓦窑堡会议和处理西安事变等问题。那时连毛主席也承认张闻天的一把手地位，称张为“明君”，她也变成了“娘娘”，毛主席则自封为“大帅”。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后来，我根据一段时间对党史的学习和研究，写了四篇有关遵义会议的文章，主要是论证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和张闻天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每篇都送刘英同志审阅。她不但加以首肯，而且同意在她参加的张闻天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散发。不过她自己并不愿多谈这一问题，对外人谈起，也是尽量要和主流说法保持一致。

　　还有个例子。中央到陕北释放刘志丹等错捕的同志，明明是张闻天在他们关押地瓦窑堡领导处理的，但后来许多党史著作和回忆录却都写成是远在直罗镇指挥打仗的毛主席下令释放的（也有例外，如《周恩来传》和郭洪涛的回忆等），有的还具体说成“刀下留人”。对此我也作了点调查研究，访问了一些人，包括郭洪涛（郭说“刀下留人”和活埋刘志丹等人的坑已挖好是两项最大的捏造）。当然也多次同刘英谈到这一话题。一次我问到，为什么闻天同志派去处理刘志丹案的一位同志，在写回忆文章时，不但不提张闻天，还写上毛主席后来才讲过的“杀头不像割韭菜”一类的话。她只说了一句，“你可不了解他，整风一开始反教条主义，他就把马列的书扔出了窑洞，还受到闻天的讥笑呢。”问题不答自明。刘英当时在瓦窑堡，一切情况她都清楚，但基于超常的组织纪律性，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事时，她也说成毛主席和闻天一同处理了。

　　经过八十年的修养和锻炼，刘英同志这种超常党性和组织纪律性，一直保持到她的人生终点。在她病危时，医生就是否动手术征求她的意见，她的回答很简单：“一切听从组织安排。”说完后没几天，她就怀着对党组织的无限信任永远地走了。

　　五、爱护干部  严格要求

　　刘英同志是一直做组织干部工作的。谈刘英，不能不提到她这方面的工作。但这方面又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只好用几句简单的话加以概括，那就是：坚持原则，处事公道，爱护干部，严格要求。也许，反右派时对某些干部的处理，可多少说明点问题。

　　1957年春，我随张闻天、刘英去东南亚视察使馆工作。夏天，国内就掀起了反右派运动。可能是刘英受张闻天的影响，或者是二人所见相同，都对政治运动特别是整人不大积极，所以虽然关心国内的事态发展，却并不急于回国。到了七月份，周总理连发三次电报，催他们回部主持运动。张闻天也一再回电请示，说驻缅甸使馆问题较大，尽快检查完就立刻回国。等他们一回到外交部，运动已热火朝天，有些人正被批斗或已定右派。他们一个党组副书记，一个管干部，都是身在其位，不能不迅速投入并主持运动。但在这过程中也表现出他们爱护干部、爱护知识分子的一片真心。例如小有名气的作家俞林，当时在美澳司当专员，鸣放时帮西欧司一专员编了一首顺口溜的大字报批评干部政策，道是：“游击队长姚登山，离开芬兰到锡兰。芬兰锡兰都是兰，只差赤道北极圈。”结果两人都被划成右派。我陪他们晚饭后散步时，听到刘英议论就有些不以为然，说这主要是文人喜欢“调皮”，又不懂外交工作不能老在一个国家。意思是谈不上反党，划右派有些可惜。但木已成舟，不好再改。又如办公厅一秘书给刘英造了一些谣，支部坚决要给这个人划右派，不想在党组会上一汇报，正是刘英表示不同意。她听后竟然哈哈一笑，说哪有这事，完全是胡说八道，但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结果就没划。

　　还有一件事，就是前文提到过的对乔冠华和龚澎的处理等，都正好证明刘英和张闻天保护干部和爱惜才华的良苦用心。

　　总之，张闻天和刘英，在反右派中都一再强调，划右派涉及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一定要十分慎重，能不划就不要划。而且发表过右派或右倾言论的都是些知识分子，多半是“秀才”，比较有能力，戴了帽子，不但会送掉他们的前途，党和政府也不好再用他们。虽然张闻天刘英回来迟了一步，但由于他们抓得紧，外交部划的右派才三十余人，占内外干部百分之一左右，据说在中直机关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属于比重最小的一个。而且在处理上，刘英不同意把右派下放边疆劳动，人不要了。她说在附近农场劳动一个时期还可调回用。张闻天更提出，“体力劳动能改造人，脑力劳动就不能？而且这些人也多是有些特长的，如外文好。”于是多数也就很快调回了研究所等单位。所以1959年批斗会上，包庇右派就成为他们两人在外交部的一大罪行，他们也承认有点爱才。奇怪的是，“文革”后甄别平反时，又被说成部内的右派都是他们给划的，把错划的责任推给他们。对此，刘英虽有点不平，但也不大在意，反劝我说计较这些干什么。刘英大姐，细心培养干部、严格要求干部、真诚爱护干部、设法挽救干部，事迹太多，无法细述。而且时间仓促，篇幅有限，只可到此为止。刘英大姐的精神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