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甘石洗不干净怎么办:尼克松评价江青：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缺乏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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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陪同尼克松看革命样板戏
本文摘自《“四人帮”兴亡》，叶永烈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摘要：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 (微博)，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
当时，芭蕾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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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政治“铁三角”不复存在，林彪的毛家湾消失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南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钓鱼台。
忽地，在钓鱼台不见康生了。虽说那里的八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康生为什么离开钓鱼台？
此人堪称老奸巨滑。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上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虽说他也确实有那么一些病。
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随着毛泽东写给她的那封信的印发、传达，她的自我感觉越发“良好”，何况，江青的个性向来是好胜争强的。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迈入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了！
北京传言颇盛：“江青要当副主席啦！”
其实，江青岂止是要当副主席，她还要当主席哩：因为她比毛泽东小二十一岁，比周恩来小十六岁，比康生也小十六岁，何况她有一张万夫莫敌的“王牌”——毛泽东夫人！虽说她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爬雪山、过草地，却也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小米，跟随毛泽东转战过陕北。她不是“三八”式，是1933年的中共党员，论资历也还是过得去的……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林彪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不跃跃欲“上”呢？
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所载报道《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清楚地显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报道在提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
《人民日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第三号地位。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是，两个多月后——3月26日，江青则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要职的谢富治病逝了。
江青亲手“培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在中共党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当时的外电，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文革新贵”。他们借着“文革”发家，平步青云，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张春桥的自我感觉也极为“良好”。在庐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陈伯达一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如今，林彪、陈伯达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张春桥受他们攻击，成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张春桥不时估计着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
姚文元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这位以评《海瑞罢官》而一鸣惊人的“秀才”，对江青言听计从。他深知“第一夫人”的力量。他当年正是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前往锦江俱乐部，见到了这位“第一夫人”，才得以直上青云。
三位“文革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明显地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权杖，必定落在他们手中。
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
1972年2月21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锃亮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成为举世瞩目的时刻。这时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时三十分，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中美双方精心挑选了这一时间，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刻，出现在大洋两岸数以亿计的电视荧光屏上。
中美关系的冰河，从此解冻。
尼克松到达北京才四个小时，毛泽东便出乎意料地迅速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虽然事先双方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及他目击的毛泽东病态：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引者注：指周恩来)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尼克松还描述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显露的病态：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