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大学 黑人:《不再看好苏州》刘奇洪

《中国改革》文章：不再看好苏州

刘奇洪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博士
明朝中叶（1550年）至今的450多年间，苏州独领“风骚”三百年，据有关资料，清朝各地商人在苏州府设立的会馆、公所就达227个，其中，全国各地在苏州设立的公馆、公所（相当于现在各地驻苏州的办事处）就达73个，苏州俨然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到了晚清时期，随着上海对外通商及沪宁、津浦、沪杭铁路的开通，河运逐渐衰弱，苏州的全国经济中心地位才由上海替代。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苏州经济地位又开始上升。据有关统计资料，2003年苏州全年实现生产总值（GDP）为2802亿元，仅次于上海、广州、北京、深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1408.93亿元，仅次于上海、北京；实际吸引外资规模达到了68.05亿美元，超过了上海、深圳，居全国各市之首；进出口总额达到656.63亿美元，仅次于深圳、上海；全部工业产值达到7010.77亿元，仅次于上海。
一、谁也不能掩盖苏州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苏州尽管按属地原则统计，经济总量已在全国排名非常靠前，但由于走了以外来型工业化为主道路，与过去相比，依然掩盖不了竞争力不高和社会经济内在矛盾加剧的事实。苏州目前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苏州人均生产总值（GDP）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不成比例，与周边城市相比反差较大。
　根据有关统计报告，按户籍人口计算，2003年苏州人均GDP达到4.77万元，上海为4.66万元，杭州为3.27万元，宁波为3.22万元，但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苏州只为12361元，而上海、杭州、宁波分别则为14867、12898、14277元。这说明苏州各级政府追求生产总值指标，没有给城乡居民提高相应收入，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并没有真正实现“富民”。相当大的一部分由外资企业或公司转移到了中国以外的地区，普通老百姓真正分享到的增长并没有想像的多。这也是与平时人们的感觉相一致，即苏州本地老百姓并不怎么富裕。近几年苏州地方经济在发展的同时，农民实际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某些地方在一定意义上还出现了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一方面，原来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员因企业改制或不景气而下岗；另一方面，新设的企业用人要求越来越高，大多喜欢招有文化的外地员工，本地需要政府关怀的“弱势群体”依然没有减少。
第二，政府公职人员收入与城乡一般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已成为苏州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隐患。
20世纪80年代，为了减轻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而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为苏州城乡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作出了较大贡献。但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苏州步入了单纯的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后，按属地原则统计的经济指标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城乡一般居民的收入水平并没有获得相应提高，“水涨船高”的仅仅是苏州全市吃“皇粮”的公职人员。据悉，2003年苏州公职人员仅所拿年终奖平均都超过了1.5万元，平均每位公职人员的年薪则为6-8万元，基本做到了收入水平与生产总值（GDP）增长的同步；而同期苏州一般企业员工的年收入则为1.5-1.8万元左右，充其量只相当于一般公职人员的年终奖，两者的差距达到了4—5倍。也就是说，只有“风景这边独好”的苏州各级机关大院才显示出“现代化苏州”指日可待的景象，才显示出GDP高速增长所带来好处。由此，虽然2003年苏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加快，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为12361元，仍居长三角16个城市第七位。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较大落差，已成为苏州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
第三，苏州经济增长依靠外延方式取得，依靠“两低一高”（低工资、低土地成本、高污染）支撑经济高增长，质量堪忧，既不值得叫好，更不值得模仿。
2003年苏州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了18%，财政收入增长率达到了34.9%，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44.1%，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则分别为16.4%和10%，之所以居民收入水平增长与经济总量增长不同步，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增长方式是靠外延方式取得。
一般而言，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方面来拉动。从统计报告提供的数据看，2003年苏州社会固定资产总投入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408.93亿元，增长率为73.3%；就进出口总额指标看，2003年苏州进出口总额为656.63亿美元，但进出口净额只为负3.95亿美元，进出口贸易主要为加工贸易，对区域经济发展并不能起较大作用；就消费而言，2003年苏州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26.1亿元，增长率也只有16.5%。从投资、消费、出口三个方面情况看，2003年苏州按属地原则统计的经济总量增长，主要体现为投资拉动所致，其中，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消耗了生产总值的50%以上，高出了全国平均3个百分点（2003年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为生产总值的47.23%）。
2003年苏州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就种类而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领域；就产业结构而言，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则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从投资主体情况看，2003年苏州外资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金额达到了429.28亿元，占到了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0.47%。而这些数据的背后则隐藏着这样的一个事实：苏州经济高速增长，来自于苏州社会固定资产的高额投入；社会固定资产的高额投入取决于工业领域的基本建设投入；基本建设投入又以政府掠夺农民土地和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
目前，苏州在全国所有城市中最为自豪的是吸引外商投资位居全国第一。从表面看，可能有人认为苏州投资环境，尤其软环境有吸引力所致；但就深层次因素而言，苏州对外商的吸引力除了区位优势外，更大程度上，由其“两低一高”（低土地成本、低工资和高污染）所致。由此，笔者也坚定地认为，苏州这种不“以人为本”和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经济增长方式，既不值得人们叫好，更不值得人们仿效。
为了保持低的地价，达到吸引外商投资的目的，苏州“强势政府”下“失地”农民所得补偿，目前都无法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因此，这也成了苏州近几年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恶化主要方面。另据有关资料，苏州生产总值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4000亩土地。按此推算，2003年苏州为支撑经济高速增长，消耗的土地达到了72000亩。照这样的速度，苏州将在20年内消耗完所有的可用土地。
在用工方面，苏州存在的问题也同样令人忧虑。目前普遍的情况是，与十多年前相比，苏州目前的物价早已不能同日而语，但大多数企业普通工人的工资则可以保持十年不变；另外，也少有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安排工人的工作时间。由此，很多外地人才来到苏州后，由于付出多、收入少，成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过客，但很多企业负责人并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由此，有人戏称：苏州的企业家“精明”过多、“开明”不够、“高明”太少。
在环境保护方面，对苏州而言，“天堂”离“地狱”仅是一步之遥。目前，水面占到总面积42.5%的苏州，由于工业污水随意排放，近600万城乡居民已面临水质型缺水的难题。不管是沿江地区，还是沿湖地区，现在苏州政府一些官员对环境保护意识还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如所辖县级市大多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或“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但沿江化工、冶金、造纸工业园等依然在100多公里的长江沿线“一”字排开，这些工业园大多位于沿江城市取水口（注：沿江城市目前居民所用的水都取自长江）上游或附近；苏州城区、昆山、吴江等地，虽然不把冶金、化工、造纸等产业作为重点产业，但重点发展的电子通讯制造业，对外排放的废水中含有重金属、放射性元素，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第四，单纯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外科手术式引入新的制造体系，必然有损于传统产业制造体系，从而必然导致苏州城市竞争力的下降。
苏州作为中国少数经历过早期工业化或原始工业化的城市，本应选择走外来型工业化与内生型工业化相结合的道路，但遗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发区热”掀起始，苏州经济发展就偏离了外来型工业化与内生型工业化相结合的道路。目前，苏州具有自己品牌的家电企业不复存在，连具有数百年的传统产业，如纺织、服装业等，出现了萎缩趋势，至于传统的工艺品行业出现了无人为续的情况。当然，有些地方，传统产业还流传了下来，但整个行业没有真正能叫得响的品牌企业，整个行业天天在打“价格战”，每个企业都处于“活命”阶段。对于新进入的产业，由于这些产业的企业有自己的固有的供应链，因此，这些企业在苏州大多数是“孤岛式”发展，也不太可能建立起较为完整的“众星拱月式”制造体系，加上这些企业用人没有地域观念，不可能承担较多的社会责任，因而不可能对本地政府“富民”目标起较大作用。所以，苏州走单纯外来型工业化道路，既不能“强市”，也不能“富民”。
如果把苏州与宁波作为比较，虽然在经济总量上苏州要高于宁波，但笔者还是坚定地认为宁波竞争力强于苏州。按属地原则计算，2003年苏州经济总量要比宁波大，其中，生产总值苏州多出宁波1000多亿元，财政收入苏州多出宁波80亿元，人均生产总值苏州多出宁波1.55万元。2003年宁波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生产总值（GDP）比重为47.32%，比苏州少了近3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虽然只有188.1亿美元，但进出口净额则为53.3亿美元，高于苏州57.25亿美元；人均生产总值宁波虽然宁波低于苏州1.55万元，但宁波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要高于苏州1916元，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高于苏州1190元。由此可以判断，与苏州相比，宁波的增长更多地依靠出口和消费来拉动。为何苏州竞争力不如宁波？因为城市竞争力主要由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来体现，宁波通信设备业、纺织服装业、石油化工等支柱产业，不仅产业竞争力强，而且企业竞争力强，这些支柱产业大多由本地具有自己品牌或知识产权的大企业为“龙头”，如通信设备业中的波导集团、纺织服装业中的雅戈尔集团、石化产业中的镇海石化公司等，堪称国内行业中的“龙头”企业。苏州钢铁工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和纺织服装业等支柱产业，在全国也有较强的竞争力，但除了如沙钢集团、波司登集团等极少数“做产业”的本土企业外，大多为外资企业。这些在苏州投资的外资企业，看中苏州的只是位于长三角几何中心的区位优势、各级政府开出的“三通一平”倒贴优惠及廉价的熟练劳工。
二，贪大喜功、急功近利已将苏州引入歧途
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目前，苏州出现的结构性问题和“二律背反”现象，应该说是苏州走单纯外来型工业化道路所致。所谓外来型工业化，是指工业投资或工业发展主体来自外地的工业化形式。当然，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情况，并不是完全否认苏州一些地方没有走内生型工业化道路。事实上，近几年，常熟、太仓、吴江等地的本土民营企业发展也非常快，其中，2003年常熟私营企业数量、注册资本、对外出口、创名牌数量等居江苏首位。但需要指出的是，与浙江宁波、温州、台州等城市相比，目前支撑苏州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还是外来投资，尤其是海外投资。
回顾历史，20世纪80年代，苏州不仅所辖区域的乡镇企业辉煌过，而且城区中的本土企业也曾经辉煌过。在城区经济中，苏州的家电业曾经风靡全国，但曾几何时，自从走上与外资接轨道路后，苏州一夜之间就没有了自己响亮的家电品牌。在苏州城区经济失去“自我”的同时，昆山官员们则发现了一条通过建开发区，达到快速引进外资、提高“政绩”的捷径。于是，当作为“私生子”的昆山开发区取得国务院颁布的正式“户口”后，苏州各地开始“仿效”，由此，也就有了张家港保税区“妃子没怀孕，皇帝先取名”的经典案例，苏州也就成了拥有开发区最多的城市之一。这项由昆山官员“发明”的“专利”、经苏州城区官员“光大”、张家港官员“创新”后，竟然使得苏州招商引资达到了“极致”，苏州吸引外资规模由此也就超过了深圳、上海。
谁有了国家级、省级开发区，谁就有了发展经济的“撒手锏”。于是乎，原本具有“苏南模式”共同点的各路“英豪”，开始了分道扬镳。常熟利用闻名全国的服装市场——常熟招商场，利用民间资本，重点发展轻纺工业同时，喊出了建设“港城”的口号；昆山则利用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和开发区政策优势，成为了台资最看好的地区之一；张家港则在培育以钢铁、纺织、汽车等为主业的本土企业的同时，利用张家港港和保税区政策优势，通过招商引资，又发展了粮油加工和化工等产业。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组织部门考核干部的经济指标也主要是生产总值（GDP）和人均生产总值（GDP），这也进一步强化了苏州对外来型工业化道路的依赖。
在经济全球化下，苏州走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可以利用各种内外资源，实现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但无论如何，始终都应有利于“富民”和“可持续发展”，始终不能失去“自我”，迷失方向。

发展研究(2002年第五期） DEVELOPE INVESTIGATION


-------------------------------------------------------------

苏南、温州、珠江模式之反思
新 望 刘奇洪

近20年来，各地总结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大约不下10种之多。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闽南模式（有人又区分为晋江模式、泉州模式）、沪郊模式、湛江模式、浦东模式等等。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几乎是人所共知三大区域经济模式，也是始终相提并论，争论最多，流传甚广的三大模式。三种模式所涵盖的区域均已大大超出当初的命名地。如苏南模式实际上包括苏中的扬州、南通以及浙江北部的杭嘉湖地区；温州模式则扩展到台州、金华、宁波等地，乃至一些学者主张用“浙江模式”取而代之；珠江模式，从经济发展的类型、特征上判断，现在也应当把福建包括在内。三大模式区域拓展的同时，其含义也在不断丰富和演进。苏南、温州、珠江分别代表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三种模式。从改革发展的情况看，苏南、温州、珠江还有可能成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三大模式，或者也可说是非公有经济的三大模式。未来的三大模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近几年各自的成败得失如何？模式将会继续存在抑或淡化？消失？趋同？分化？我们试以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为取向进行初步的评判和预测。

——起点与历程
“苏南模式”这个词是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尽管后来人们为苏南模式总结出了许多条条框框，甚至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雏形”的高度，但作为经济学家，包括费孝通先生在内，却更着重于其内在发展的机理和传统。经济学家万解秋对苏南模式有一个经典的概括：政府推动。应当说这一概括是比较准确的。但问题是，即使经济学家也对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有所夸大，而这一条作为经验推广则更成问题。
苏南历史上就是“副业大省”，草根工业、市场网络、能工巧匠、务工经商都有良好基础。苏南是洋务运动的重镇，也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这不是偶然的。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也就有历史必然性在里面。当然，也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如靠近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国有工业基地，“星期天工程师”、“下放工人”、回城知青、同乡、战友、同学等地缘、亲缘因素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些都是作为非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在起作用。
苏南模式的演化有明显的阶段性。（1）1953—1978年属于萌芽阶段，农村工业星星点点、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所谓“五小”“三就地”，这时的“社队企业”是后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前身或基础；（2）1978—1984年为全面发展阶段，由于国家轻重工业比例调整及其严重的短缺经济，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乡企在基层政府推动下，经济规模呈现出粗放式的快速增长；（3）1984—1988年为快速扩张时期，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受到政策鼓励，抓住了大发展的机遇，但转轨期间流通秩序紊乱，经营管理机制灵活却难以规范；（4）1989-1991年底，乡镇企业普遍进入徘徊和受压抑的困难阶段，治理整顿，关停并转，政策收缩，这时能够生存并得到发展的企业一般都是在内部管理和技术改造方面过了关的企业；（5）1992—1995年底，乡镇企业受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带动，又跃上新台阶，“三外”总量大大增加，大企业呈现出集团化趋势，社区公共建设和农村面貌极大改观；（6）1996年至今，这一阶段也可以称为整合阶段或再生阶段，“软着陆”及“亚洲经济危机”使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放慢，尤其是通过1998年之后的产权改革，乡镇企业剧烈分化，泡沫消失，一批“官营企业”破产倒闭，一批民营性的名牌企业脱颖而出，改制也为多数乡镇企业发展重新注入活力。
所谓温州模式是对温州独特经济发展格局的一种理论概括。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头版以《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为题报道了温州的家庭工业，并第一次使用了温州模式这一提法。
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由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机制。1997年十五大之后，温州模式正式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温州经济的一系列亮点也被经济学家们所看好。有经济学家对温州模式作出了新概括，如：多元产权+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城镇集聚+政府引导。但温州当地人似乎并不买账，温州市长钱兴中说，“温州既无模式，更坚决拒绝模式”。
温州历来不是个中规中矩的地方。贫瘠、偏僻，经济基础差，客观条件与苏南根本没法比。但“瓯越人”顽强，洒脱，自主，务实。1956年正当全国合作化高潮如火如荼之时，永嘉县年轻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却搞起了包产到户。随后的1957年反右运动，李云河和他的追随者们很快被打压下去。后来的家庭工业就是包产到户的复辟和延伸，它们都是利用家庭这个中国人天然的经济细胞来搞农业或务工经商。但在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家庭是私有制的渊薮，私有制是罪恶的渊薮。因此，对苏南模式虽有冲击国有企业的指责，但毕竟同属公有制，而温州模式却打上了浓重的姓私姓资的意识形态色彩，温州也一向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的重灾区。
从农村工业的起点看，温州模式要比苏南模式晚近十年。20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温州人背井离乡做小生意、跑供销，家庭工业、联户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在此基础上，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大型专业市场迅速崛起。如苍南宜山晴纶纺织品，金乡的小标牌，平阳肖江塑料编织袋，永嘉桥头的纽扣，塘下的汽摩配件，瑞安仙降的再生塑料鞋，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等等。整个80年代，温州人先是以“挂户企业”的变通（家庭工业挂靠在某公有制单位，以便出外跑供销交通住宿、接洽业务时有一个盖大红印章的正式介绍信），后是以“股份合作制”的创造(1982年6月温岭市工商局颁发了第一个“联户集体”企业营业执照，1987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政策性文件，将企业所有制性质明确定性为公有制)，瞒天过海，交付了制度租，戴上了红帽子，在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博弈中获得了先行优势和体制落差。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温州模式进入制度、技术、市场和产品的全面创新阶段，工业和人口向城镇集聚，城镇建设市场化，产品和企业向规模化、公司制和品牌经营迈进，而本地专业市场进入衰退期。
温州模式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温州的产品虽然大多都是小商品，纽扣、眼镜、拉链、徽标、打火机、鞋帽服装之类，但人们都看好温州模式体制创新的意义和势头。困扰着我们的许多问题，在浙江几乎都不成问题。如下岗失业，数字虚假，企业搞不活，经济不景气等等。浙江现在已经没有一家国营粮店，但粮油市场供应却比原来还好。当然，粮食部门人浮于事、贪污腐败等事也就压根不存在了。
20世纪80年代初，珠三角的南海、顺德地方领导亲自组队到苏南取经。广东“四小龙”南海、顺德、中山、东莞，除了东莞在1984年列为开放地区而与香港建立起“前店后厂”的经济发展格局外，南海、顺德、中山在20世纪80年代与“苏南模式”并无本质差别。从顺德的科龙、美的、万家乐，中山的威力，乃至三水最著名的健力宝等企业的发展看，它们基本上也都属于（社区）政府型企业。珠三角洲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道路却与苏南有明显不同。珠三角洲东部地区历史上经济并不发达，工业基础薄弱，但与香港在地缘上紧密相连。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占有地利、人和之优势的东莞、宝安（现分为了宝安、龙岗两区）成为了香港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的首选之地。“前店后厂”说的就是生产车间在东莞、宝安，决策、销售、设计等部门在香港的一种企业经营模式。如果说“珠江模式”主要是指这一种工业化类型的话，那么，它属于引进外资型（外来型）工业化类型。很显然，珠三角东部农村工业化类型不同于苏南，甚至也不同于中山、南海、顺德。
从发展历程看，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1980年5月国务院批复设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至1984年5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为第一阶段。当时对外开放区域还仅限于深圳、珠海两特区，南海、顺德、中山等地的农村工业化与苏南并无二致，“珠江模式”还处在萌芽阶段。（2）邓小平1984年一次南巡到1992年二次南巡为第二阶段，这是珠江模式的发展阶段，珠三角被列为对外开放地区，以东莞、宝安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东部地区成了香港加工业的外迁地，“三来一补”成为其农村工业发展的主要形式，同时，顺德、中山等地的家电工业初具规模。（3）1992年3月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至1997年6月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股票热”、“房产热”、“债券热”使珠三角成为全国资金流向的“洼地”，同时，顺德等地1995年率先在全国推行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理顺了政企关系，走在了苏南前面。（4）1997年6月亚洲经济危机爆发至今为第四阶段，家电行业进入微利阶段，顺德、中山等地的家电企业开始重新“洗牌”，深圳、东莞等地的信息产业已经初具规模，通过IT业的辅助产品加工，加入了新经济的外围层，并成为其支柱产业。

——变革与现状
从工业化的发动者看，“温州模式”属私人发动型，“苏南模式”更倾向于政府（社区）发动型，“珠江模式”则兼而有之；从筹资途径看，“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倾向于资金自给型（内生型），“珠江模式”则倾向于引进外资型（外来型）；从制度变迁、体制转轨的路径依赖看，苏南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则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珠江二者兼而有之，而且由于地缘因素，更具“外来冲击——内部回应”的制度演化特征。客观地说，三大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目前，三大模式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嬗变期。从股份合作制企业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企业集团的演变，是温州民营企业在制度结构上从非正规制约向正规制约的进一步创新。在股权结构上，绝大多数公司仍然采取集中持股的形式，但在一些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从而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老板”素质较高的企业里，开始出现了适当分散持股的倾向。正泰集团公司和天正集团公司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正泰和天正最初基本上都只是现有董事长个人的独资企业，但目前集团公司的股东人数都增加到100余人，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持股多的达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与持股结构的变化相适应，这类股东相对较多的企业，基本上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执行机构互相分离、互相制衡的治理结构，聘请专业经理人员担任总经理以及聘请非执行独立董事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温州模式在企业现代化及市场化取向改革等方面仍然走在前列。
2000年底以来，“苏南模式的终结”问题成为经济论战的最热点。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我们看好温州模式。
为什么要“扬温抑苏”？江苏、浙江好做一比。2000年浙江的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实交税金，全面超出江苏，其中利润总额与实交税金居然相差20%以上。如果将职工人均工资，农民人均收入再做比较那差距就更大。
苏南模式产生于短缺年代，生存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之中。这个夹缝最终被它越撕越大，而在夹缝消失之时，它却显得无所适从。能人和社区干部的角色融合在一起摧生和推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由此就有了企业和社区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依存关系，进而还有可能成为制度性腐败和地方性腐败的温床。旧苏南模式所暴露出的弊端其根源在于“社区政府公司主义”。产权模糊，所有者缺位；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强调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从而造成农村企业的社区封闭性。“小计划经济”、“政绩经济”、“块块封闭式经济”严重阻碍市场化进程。
这些问题苏南人自己意识到了。不过这次他们选择了“多做少说”或干脆“只做不说”。改制仍然是自上而下，政府推动，力度大，速度快，以致改制中也不排除一些不规范的做法甚或黑箱操作，地方政府、社区政府、企业经营者、社区居民、企业内部职工，各怀心思。在这场应有上述五方共同参加的转制谈判中，社区居民和企业内部职工始终是缺席者。“二次改制”之际，苏南经济也出现了新的迹象：资本经营、个私经济、园区经济、外向经济都有大动作。当然，苏浙都有各自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和阻力。温州发展主要来自外部的制约，外部制度创新滞后，如市场准入、信息共享、技术支援、资金融通和人才开发等。苏南主要是来自内部的制约，内部制度创新滞后，如法人治理结构，政企关系（政企双方的干涉和依赖都有点欲罢不能），内部管理方式。
在变革过程中，珠三角与苏南一样，市场化与逆市场化两种潮流交汇在一起。一般而言，凡是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就明显好，反之则相反。如东莞之所以在亚洲经济危机中没有受到冲击，1998年出口创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成为广东乃至全国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这与东莞的市场发育相关。在东莞，企业就是市场主体和产业结构调整主体，因此，东莞的产业能够自然而然实现由传统产业向信息产业转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前东莞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电脑外设生产基地。深圳作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固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不可否认，深圳的市场化发育程度更是其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顺德从本质上讲，也属于政府主导型工业化类型，但顺德经济能够长久不衰，这与顺德市政府最早（1993年开始）主动理顺关系，退出企业经营管理领域有关。
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凡是与市场化背道而驰，其经济发展注定不会走远，珠海就是珠三角最典型的例证。珠海是珠三角第二个经济特区，拥有五个国家、省级开发区，比邻港澳，有水、陆、空交通便利，但珠海经济综合实力、经济质量均不如“四小虎”。从根本上讲，就是珠海“逆市场化”而致。不可否认，制度是一种稀缺资源，在市场经济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珠海获得了其他地区所没有的政策资源，然而，最根本问题在于珠海并没有把政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而是这种意识变成了经济发展的阻力。如珠海各种债务，至1999年7月止，据权威人士透露，竟达到了260亿元，按70万户籍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分摊到的债务达到了3.65万元，其中，大部分债务又是政府行为或政府与企业关系不分所导致。珠海为了学习苏南某县级市“逆市场化”做法，与其结为“友好城市”，在1995-1997年派出从镇到市数以百计官员去取经，结果两市目前所患的“疾病”居然有惊人相似之处，真可谓“惺惺相惜”。苏南某市除了有“文明城市”荣誉外，百姓收入至今依然落后于相邻城市；珠海除了“航展”、“车赛”外，经济发展上并没有特别吸引他人之处，西区农民依然还有相当部分为贫困户。十年前，珠海一年的经济总量指标相当于深圳的一个季度；十年后，珠海一年的经济总量指标只相当于深圳的一个月。

——评价与预测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苏南、温州、珠三角已经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奠定了领先地位，而且从改革的进程和发展的势头看，三者均走在全国其它地方的前面。
三大模式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区域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三大模式也在发展变化。一方面，三大模式既有融合互补，殊途同归的一面，也有继续存在并分化的一面。趋同的地方有很多，如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混合经济，产业升级及民营化等许多方面。互补的空间也很大，如引进外资型工业化已经不局限于珠三角，苏南的外资企业已经成为工业化的重要力量，私人型工业化也不局限于温州，民营企业在苏南、珠三角也已渐成气候；另一方面，“模式”也许会消失，但区域经济特征还将会继续存在。文化传承有相对稳定性。随着区域竞争的加剧和分权式改革进程，区域经济特征仍会存在甚至不排除强化的可能。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永嘉文化重经世致用，吴文化重格物致志；永嘉文化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吴文化则强调均衡、集体、等级。历史上的苏商主张“实业为主，商贸为辅”，“货殖为急，精工细作”，而温州人很早就提出“齐商办，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始终能领先一步，也与其特有的岭南文化大有关系。岭南文化以近海开放、边缘杂交、内引外接为显著特点，尤其自洪、康、梁、孙以来深受欧风美雨之熏染，成为国内近代民主科学思想和经济自由竞争的肇源地之一。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是细微而又深刻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细心人可以将“张家港精神”和“浙江精神”逐字逐句做一比较。前者是：团结拼搏，负重奋进，自加压力，敢于争先；后者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
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知识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市场化要求经济行为遵守市场规律；全球化则把我们带进了世界市场；民主化要求各类主体有自主意识；知识化要求重视人的无形价值，尊重知识。按市场化判断，无疑苏南落后于温州和珠三角，温州模式更贴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按经济全球化判断，珠三角优于苏南，苏南优于温州；按经济民主化判断，苏南落后于温州和珠三角；按知识化判断，苏南、珠三角优于温州。
而衡量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一方面应该看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及家底殷实与否，另一方面要看吏民关系及居民的精神面貌。
整个苏南，在以下六个方面尚需进一步深化改革。一是产权制度改革动手晚，相对于全国其它地区滞后；二是非公有经济发展滞后，受到种种有形无形的抑制，个私经济的政策环境还不够理想，重外资，轻内资，民间生产力没有得到很好的释放；三是由计划向市场的转轨尚未完成，要素配置上市场取向的改革相对滞缓，党政权力向市场领域过溢；四是政企不分等微观机制问题难以解决。党政企不分，给权力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权力阶层家族化，官本位的等级制、家长制随处泛滥等新问题；五是文化、观念的建设和开放程度急需进一步提高；六是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前提是工业化，但农村工业化并不必然引起农村城市化。
改制后的苏南企业还会面临许多十分复杂而又特殊的问题。如：权力介入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问题；产业结构的低级化问题；由于干部考核和经济管理方法上的缺陷而导致的经济割据化问题；一把手的特殊化及基层腐败问题；农村基层民主及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乡村企业的本土性与开放化问题；改制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资机制问题；改制后企业由干群关系转化而来的劳资矛盾问题；土地流转及地方性股权的流动问题；“新三会”的规范运作及小股东的利益保障问题；专职党务人员和公务员兼任企业董事长、总经理，从而制约独立的企业家队伍的生成机制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尤其是基层行政体制改革。要改革过去那种“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压力型基层行政体制，要彻底改变那种“政府忙得首尾不顾，市场力量始终缺席”的状况。目前，在由政府推动的二次改制的基础上，应着力建立新的资本运行主体，放手发展个私经济、混合经济，将加快城市化进程与结构调整相结合，以都市圈和产业带的建设全面提升地区竞争力。政府职能需要大大简化，政企关系必须重新定位，重新调整。苏南社会经济的发展特点始终是行政强势力量自上而下的单一整合，在以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和经济管理体制（生产关系）的两个转变进行了一段时期后，必须推进以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个转变”。我们认为，理论界对苏南模式的反思和清算还远远没有到位。
目前的珠三角，在产业结构方面，一些地区正在进行产业结构大调整，如东莞、深圳等地已经先走一步，以家用电脑为主的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了主导产业；南海私营企业、顺德乡镇企业、中山和珠海的地方国有企业其传统产业或产品，已经进入衰退期，如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已成为最迫切的问题。在中国公司上市体制由审批制变为核准制后，深圳外的地区也将会出现更多的上市公司。从目前情况看，“珠江模式”的不足主要表现为：（1）有些地区把发展经济仅仅看成了招商引资，为此，地区之间相互攀比，比谁的土地价格低，有的为了吸引外资，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2）“前店后厂”，实际利用的是廉价劳动力，不少地区并没有达到吸引先进技术的目的，从发展现状看，企业并没有研发能力，仅仅是生产中心，就价值创造而言，所占比重甚少；（3）企业以外资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在国际经济波动时期，受影响较大。
温州经济发展的历程和良好势头表明了这样一个硬道理：真正的发展权蕴藏在民间，来自底层的自发秩序和自组织形式往往是人类行为的理性选择。温州已成为当今中国通过市场内生的民营经济的突出代表。而温州的行业性商会，使人们欣喜地发现了中国人在“自组织能力”、“民间自治”方面并不缺少天赋。纳税人的发言权受到重视，自身权益清晰可见，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基层体制的变革已出现良好地开端。
原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说：“温州这些年发展很大，归根结底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后面是什么呢？是人民社会主义，人民来建设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确已达到这个目的。”(引自CZTV.COM专题新闻《温州告诉我们》)杜润生对温州模式作出更为实质性的概括：民办，民营，民有，民享（见《浙江经济》2000年第8期杜润生“解读温州经济模式”）。我们在这里想把杜老的这句话继续发挥一下：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基础就是民营经济。
（新望，经济学副教授，著有《农村工业化与农村经济：永联研究（1970-2000）》，发表了大量研究苏南问题的文章，并获得广泛影响。刘奇洪，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博士，曾在珠三角地区工作6年。本文写作中有关温州改革发展的最新资料，得到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马津龙教授的协助，在此致谢）。

广东经济正在丧失竞争力

作者：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奇洪博士　来源：《中国改革》（2004年第1期）

　　进入21世纪，广东GDP仍以高于全国平均速度在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广东经济质量和竞争力正以不同的速度在下降。即使从官方统计数据看，广东的经济也已显示出了“老朽”状态。

　　．从官方统计数据反映的主要人均指标看，广东经济质量已出现严重问题。

　　固然，就纵向比较而言，广东经济仍在发展，但从横向看，广东经济质量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从饮料行业健力宝、乐百氏(今日集团)的易主，到家电行业科龙的易主和康佳效益的大滑坡，再到IT业主弃粤奔苏，说明广东企业竞争力和区域(城市)竞争力在下降。

　　从经济总量和人均数量看，广东1992年GDP首次超过山东、江苏，直到2002年，连续十多年排名全国之首；但从1998年起，广东人均GDP一直落后于浙江，并且差距不断扩大：1998年广东人均GDP落后浙江18元；2000年落后776元；2001年落后938元。

　　如果比较一下广东与江苏、浙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广东的问题则更为严重。1996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3183.46元，江苏为3029.32元，浙江为3462.99元，广东高于江苏154.14元，低于浙江279.53元：但到了2001年，广东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为3769.79元，江苏为3784.71元，浙江为4582.34元，广东不仅与浙江的距离拉大到了812.56元，而且还低于江苏14.92元。

　　．2001年广东进出口贸易总额已占到全国的25.4%左右，如果看这个数据，广东确实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但如果仔细分析，可以得出广东进出口总额所包含的“水份”，或呈现出的产业和产品竞争力不高等问题。

　　固然广东外贸总量在全国外贸总量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但广东外贸以加工贸易为主，因此，对全国经济的拉动并不是特别大。广东加工贸易的主要贡献表现为这几个方面第一，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或变相的劳动力出口作出了贡献，由此提高了中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水平；第二，为国家上缴了大量的税收；第三，促进了广东本地消费性产业的发展。相比之下，浙江等地外贸以一般贸易为主，尽管外贸总量比广东为低，但其对经济的带动比广东要大。

　　．广东区域或城市经济发展差异，已成为广东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巨大障碍。

　　在全国，尤其沿海发达地区，可以说没有哪个省份经济如广东这样不平衡。目前，粤北与珠三角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绝不小于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另外，即使在珠三角，在一些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之间和城市之间，其经济发展水平之不同也是中国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所罕见。如经济特区城市珠海，不仅享有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授予的特区政策，而且区位条件优于周边中山、顺德、东莞等城市(区)，但珠海至今仍没有从外生型工业化转为内生型工业化，仅各级政府所负的相关债务就达数百亿元，平均每个户籍人口所负债务近4万元；且与深圳的差距由数倍变成千多倍(1992年珠海经济总量相当于深圳的1／2，2000年变成1／12)；另外，更为可1、6的是，珠海西部地区(斗门、金湾两区)至今还有数量很多的纯农户没有“脱贫”，珠海西部地区一些镇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远低于东莞、中山、顺德、南海等地各镇的发展水平，而且也只相当于内地一些乡镇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发展水平。

　　因为粤东、粤北、粤西经济发展的严重滞后，表现出广东单位面积创造的GDP在全国沿海地区严重 蟆?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或城市竞争力主要体现为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广东主要产业和企业面临着新的挑战。

　　这些挑战具体表现为：

　　第一，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内地企业的对外贸易条件大为改善，又由于劳动力成本内地比沿海低，使得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向内地转移。

　　第二，全球经济重组步伐加快，大者愈大，强者愈强。但广东一方面一些产业就总量而言可以傲视群雄，但企业规模不大，可真正称得上业内“领头羊”企业的还很少，甚至根本没有；另一方面，广东的企业大多处于产业的低端，是靠价格优势取胜，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还很少。

　　第三，全球真正的“世界工厂”，都以装备制造业为支柱产业，如美国以生产飞机、集成电路为主，日本以生产电气机械为主，德国以生产运输机械为主，广东的制造业仅仅处于耐用消费品加工装配阶段。

　　第四，广东企业交易成本高昂，不利于竞争力提高。广东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区域不平衡，这使得省内区域之间的资金、信息、商品流动成本增加。

　　另外，广东的制度成本还有待降低。珠海经济长期不振，就与其行政管理体制有关；最近佛山行政区调整，也出现了南海、顺德不服佛山的问题，这实质上是行政区划没有遵循经济规律所致。

　　．尽管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而且广东很多产业的生产规模居全国首位，但我们不能得出广东已经实现了或走完了近代工业化阶段的结论。

　　从器物层看，广东目前大部分地区处于机器大工业阶段，只有极少地区进入到了信息化阶段。从制度层看，由于广东走的是外来型工业化道路，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至少市场化程度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从观念层看，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上，两次对外开放都发轫于广东。且目前广东对外开放还领先于全国，但与19世纪后期的第一次对外开放相比，一方面，广东没有产生对全国产生如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有非常影响力的思想家，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观念、市场化观念方面，广东并不比全国领先，如广东的出口额很大，但大部分是加工贸易，国际市场开拓主要由海外投资者控制。

　　目前，广东很多产业的生产规模居全国首位，但我们不能得出广东已经实现了或走完了近代工业化阶段的结论。众所周知，近代工业化实现主要依靠制造业来带动，由于广东的主体部分还没有走完近代工业化阶段，因此，尽管信息化时代已经来临，但广东还不能告别制造业。至于粤北，粤东和粤西等面积，人口都占到了广东全省的3／4左右的地区，离实现工业化就更遥远，这些区域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过与中部地区城市相当。

　　．目前广东不缺乏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本，也不缺乏市场。目前广东最大问题在于缺乏如日本，韩国那样整合各种资源，开拓国内外市场的战略企业家。

　　处于风头浪尖的广东，在制造业高速发展的每个阶段，总能找出一些叱诧风云的企业家。但“常青树”和真正“本地化”的企业家并不多，这也是广东企业家与浙江、江苏等企业家最大的区别。当然，造成这种情况有客观原因：一方面，广东开了全国改革开放之“先河”。能以“敢为天下先”勇气，吸引全国众多能人来广东创业或加盟；另一方面，广东选择的是一条外来型工业化道路，工业资本和技术来自外地，随着外地资本的进入，一些著名企业的主人也变成为了他人。但无论如何，目前广东不缺乏发展经济所需的资本，也不缺乏市场，目前广东最大问题在于缺乏如日本，韩国那样整合各种资源、开拓国内外市场的战略企业家。由于广东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来型工业化，真正“本地化”的企业家还很少，如果不能改变这种情况，也将影响广东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以上所述，反映了广东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而造成广东经济竞争力下降的关键因素，则是制度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改善制度环境以提高广东的国际竞争力，将关系到广东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实现。

　　．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化、民本化。市场化。全球化的环境才是工业化、知识化、信息化实现的保证；广东要走完近代工业化阶段并迈入现代工业化阶段，任重道远。

　　从世界工业化的进程看，工业化就外表特征而言，确实体现的是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但懂得世界工业发展进程的人都知道，工业化本质上还是体现为制度的变化。广东本地企业家和原创科技成果少，这说明广东推动近代工业化的制度还有待不断创新。世界上某项技术的出现，不排除一些偶然因素，但作为推动农业经济朝工业经济发展的是一系列群体技术，而在较短的时间里，出现推动经济变革的群体技术，应该说这有制度创新的功劳，甚至制度创新的功劳是首位的。

　　就历史进程而言，在世界前近代工业化时期，中国一直处在世界的顶峰阶段。但为何机器大工业引进中国后，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排名就落后了下来?从单个要素看，英国发展工业要通过“圈地运动”才能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中国到处都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从市场需求看，实现货币、商品、劳动力市场统一的欧盟至今人口规模也远远低于中国；从资源总量看，中国是世界上陆地面积为第三的大国，不管矿物能源，还是金属矿产，中国拥有的总量都居世界前列；若从人均资源占有率看，中国固然比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为低，但要比日本高，而日本目前以中国1／10的人口创造出的GDP为中国的4倍，这充分说明不是资源问题是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因此，从任何单个有形要素看，中国没有理由经济落后于日本，没有理由不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为何中国经济没有如日本一样顺利进入世界强国之列？不是无形的制度，又是什么呢?中国目前经济固然在世界上可谓“一花独放”，且当外人给我们“世界工厂”之称时，我们甚至也能找出一些沾沾自喜的理由。但我们更要清醒的是，为世界生产产品的企业，大多不是真正中国化的企业，仅仅是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而已；即使真正中国化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关键技术、关键部件并不是来自中国，也就是中国的企业并不处于产业链的战略环节上。到2015年，粤北、粤东、粤西等地能实现近代工业化和现代工业化吗?在体制没有大的变革的情况下，想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走完中国一个半世纪没有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可以说，没有谁有这样的本事。

　　就整个国家而言，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也不是始于今日，而是有了一个半世纪的历程。100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告诉我们，仅仅想从器物层变化实现工业化，是行不通的；工业化的实现，还靠制度环境的保障。关于这一点广东的先哲粱启超先生在百年前就指出，中国求变，实现强国之梦。必须遵循观念—制度—器物这样的轨迹。什么环境保障工业化的实现?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化、民本化、市场化、全球化的环境才是保证工业化、知识化、信息化实现的保证；广东要走完近代工业化阶段并迈入现代工业化阶段，任重道远。
　
作者：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刘奇洪博士　来源：《中国改革》（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