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睾丸炎症状有哪些: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琨

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琨 

孙中山

一、简介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国际上称呼为Sun Yat-sen。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其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

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国民党总理，是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尊称为国父，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国母^[1]。

　　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国国民党总理、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他是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对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来说应是共识。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

　　幼名帝象，学名文，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满清。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称他为“革命先行者”。他是中华民族的伟大领袖。至此，中国国民党不再设立总理这一职务，以纪念和无限缅怀孙中山。

二、国父名称的由来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后被确诊为胆囊癌，请看十一段：孙中山先生死因）逝世，由于孙中山重视国家环境保护，故每年3月12日定为植树节，以纪念孙中山。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中山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

　　但是各地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在不同的场合无所适从，不知究竟是称孙中山先生为总理或是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发布明令，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不必强令改易。自此之后，孙中山即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其“国父”的地位。

　　汪精卫于南京建立的亲日政权也尊崇孙中山，并作出了一系列规定。1941年5月29日，在汪政府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9次会议通过的，由陈公博提出的“手创中华民国之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应尊称为中华民国国父”的议案，即属一例，同时规定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则未以官方名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的国父为孙中山或其他任何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中山为国父。不过，中国共产党无论在推翻中华民国大陆政权前或后，都尊称孙氏是“中共的老师”和“革命的旗帜”，民间则有人沿袭民国时代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的这一做法。另外孙中山先生之夫人宋庆龄女士，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享有较中华民国时期更崇高的地位，有时也被人进而尊称为“国母”。

　　中共的[20024]号文件，2002年11月修订的《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中，规定“对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不直接称谓，可称台北中山纪念馆。”另外台湾的教育部也在2007年建议修改不适当用词，如“国父孙中山”应该为“孙中山先生”。有些人认为是台湾民进党政府进行去中国化。

三、家系

　　孙中山家族的祖居地有“紫金说”和“东莞说”两种说法。“紫金说”由广东学者罗香林在1920年代提出并得到中山先生的长子孙科、次女孙婉和国民党一些元老及蒋中正的认可，在民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使用“紫金说”。“紫金说”认为孙中山的祖居地为广东省东江流域的紫金县公馆地区，与翠亨的孙氏不同宗。“东莞说”为孙中山故乡的翠亨孙氏所提出，此说认为孙氏为汉族，祖居地为广东省东江流域的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主要依据为孙中山家族的族谱。罗香林的“紫金说”提出之后，一直与“东莞说”针锋相对，故而产生了关于孙中山祖居地的争论。“东莞说”被成长与海外的中山先生的胞兄孙眉的嫡孙孙满、孙乾等亲属后代认同。虽有“紫金说”与“东莞说”两种学说的争议，但孙中山的祖先从东江区域迁居到珠江口西岸的香山翠亨村的情况，则是被公认的。

　　三家族

　　祖父孙敬贤（1789年~1850年），祖母黄氏（1792年~1869年）， 父亲孙达成（1812年~1888年）， 母亲杨氏（？年~1910年）。

　　三兄弟姊妹

　　长兄孙眉，姊孙妙茜， 妹孙秋绮， 另有一兄一姐早殇。

　　三妻妾

　　首任妻子卢慕贞（1867年~1952年），（1884年与孙中山结婚、1915年离婚。) 妾陈粹芬。日本妻子大月薰(1901年于横滨结婚，1905年最后一次回去后，没有再回来) 妻宋庆龄 （被尊称为国母）（1893年~1981年），（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

　　三子女

　　子孙科（1891年~1973年） ，长女孙娫（1894年~1913年） ，次女孙婉（又作孙琬，1896年~1979年） 。三人都是卢慕贞所生。宫川富美子，大月薰所生1906年所生(“富美”的另一个汉字写法是“文”字)

四、名字由来

　　孙文使用过不少名字，多数是为了宣扬革命或摆脱通缉而取的，部分则在于表达人生期望。除了下列实际使用的名字外，孙文还用过陈文、山月、杜嘉偌、公武、帝朱、高达生、吴仲等化名，以及杞忧公子、中原逐鹿士、南洋小学生、南洋一学生等笔名。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孙氏本人于所有公私档案均以“孙文”署名。在西方，孙氏以“Sun Yat-Sen”（即孙逸仙的粤语的英文音译）之名闻于世。

五、早年生涯

　　孙中山在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季子。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孙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1881年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之后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于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次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之香港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

　　孙中山最初未言革命，尝于1894年《上李鸿章万言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失望之余，孙中山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募款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准备筹划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目标。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先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创立“辅仁文社”。孙中山以志业相近，遂与辅仁会社接洽，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于是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干亨行”。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

六、革命生涯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兴中会选出杨衢云为会办（当时称为伯理玺德天，即 President），孙为秘书。3月16日（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

　　孙中山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重阳节（10月26日）为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失败作收，以陆皓东为首的多数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孙于11月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同年秋天，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孙并被邀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1897年，孙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也答应与其会见。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不过是个清廷陷阱。而后李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而失败，孙亦返回日本。

　　1903年夏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改革命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同年9月，孙中山离日再赴檀香山，希望再次在华侨中发展革命。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及代聘律师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孙中山之后到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活动宣传革命，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于1905年中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并以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所进行者为国民革命，将创立者为中华民国；并举所誓之四纲，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以达成之。

　　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1907年5月命余丑起义于潮州黄冈，历六日而败，是第三次起义。1907年6月孙中山命邓子瑜起义于惠州七女湖（再今惠州市汝湖镇），历十余日而败，是第四次起义。7月6日徐锡麟起义于安庆，失败殉难。同年7月，孙经越南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再告失败。孙中山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踏足中国国土。1908年3月27日黄兴由安南率革命军进攻钦州，是第七次起义。4月，黄明堂起义于云南河口，是第八次起义。1910年2月倪映典发动新军起义于广州，是第九次起义。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在旅途之上，曾环游地球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

　　另一方面，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一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此外又先后发动包括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在内的多次起义，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在危难中奋击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咸起响应。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当时孙中山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据《凤凰周刊》说当时的孙中山还在那里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孙中山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

七、出任临时大总统

　　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自1907年起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人在美国丹佛而不在中国。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于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月底组成临时参议院。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孙中山即于13日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以自代。兹后苦心孤诣协助袁氏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特重其向国民宣誓一事，引导袁氏步入民主程阶。

　　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此外由于孙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最后孙与袁达成协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同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接受袁的条件，下旨逊位，中华民国终完全取代过去的帝国体制。隔日2月13日孙辞去临时大总统，向临时参议院推荐袁世凯接任。

八、二次、三次革命

　　1912年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25日，孙中山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但孙中山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即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嫌疑为原凶。孙中山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称为二次革命。由于实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败。孙中山被通缉，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并且将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部份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俱未有加入。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结婚。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甚至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孙中山曾尝试发动兵变而未果。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陈炯明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系，请孙中山重回广州。次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习惯上称为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军事北伐，最终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于1922年6月爆发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离粤退居上海。

　　1921年后，孙中山在宣讲解释三民主义时，几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关于此事，后来的研究者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解释演讲的内容，指出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了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注：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不过，孙中山当时回应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义。近年王尔敏先生的《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照孙中山的演讲指其说是警戒国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运动（注：王尔敏：《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台北，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1999年版，第186页。关于孙中山回应世界主义的所指，海内外学人较少直接论及。

九、联俄容共

　　第二次护法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孙、越会面曾后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年初，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孙中山得以在3月回粤。12月29日，孙中山落实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在苏联援助下，于3月组建黄埔军校，并以蒋介石为校长。11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倒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惟健康已急转直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时，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同年10月，具有进步思想的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此时的孙中山已是重病缠身，为了国家的前途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孙中山先生1924年11月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开始北上之行。12月4日到达天津，受到两万群众欢迎。由于一路颠簸和北地严寒，先生旧病复发，边接受治疗，边接见京津要人，准备22日入京。18日，先生得悉“临时执政府行文各国使署，有尊重历来条约之意”，大失所望，遂病情加剧。段祺瑞又来电相催，说：“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先生复电：“准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孙中山先生12月31日抵京，受到两万多群众欢迎，随后入住北京饭店。

十、革命尚未成功

　　孙中山1925年1月抵京后即开始病发，1925年1月26日，先生被确诊为肝癌，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2月18日，先生移至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1日，先生自知不起，由夫人扶腕，在《孙中山国事遗嘱》、《孙中山致苏联遗书》上签字。最终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8岁，孙中山临终时同意汪兆铭所代笔的《总理遗训》及《致苏联政府书》。香港《华字日报》翌日报道了 孙中山的死讯：“孙文吐呕大作。不能进食。脉搏骤增至一百六十度。呼吸十八次。极危险。克礼医生在左右看护。终夜不离。戴天仇为孙草遗嘱。唯孙尚未签字……孙文病至十日晚大变。腹胀加增。克礼为之打针放水。今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钟逝世。当弥留时。戴天仇代草遗嘱。孙科急电粤民党要人来京。”

　　同日，胡汉民饬令各地停止宴会：“十二日午一时胡汉民接汪精卫来电、谓孙中山于十二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病终京寓，胡汉民即分饬各大小机关、由十二日起、下半旗七天、并令公安局分饬市内酒楼、即日起停止宴会、市民停止七天、在职人员则停止一个月、各机关用蓝印一月、兵士及各机关职停员缠黑纱一月。”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安厝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北伐成功后，于1929年6月1日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

　　弥留之际，孙中山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北京签名吊唁者74万多人，参加送殡者3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治丧处成员并敬献长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1925年3月11日，孙中山弥留之际，他在三份遗嘱上签署。今日中国人常提到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出自孙中山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他当日托咐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宋庆龄）”，“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回答：“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孙中山过去一再推迟为遗嘱签字，此时在宋庆龄附助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名。

十一、遗书

　　1 家事遗书

　　“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2 政治遗书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3 致苏联遗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中山先生死因

　　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此时他已经不能进食，当日下午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主刀为其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于2月17日发出病危通知书，最终于3月12日魂归天国。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孙中山先生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原主任马家润找到1925年1月26日孙先生的病案证明原发病确是胆管腺癌。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

　　至于为什么诊断会有差别。医学界给出的答案是。活体人类是一种很复杂的生物，现代医学设备并不能完全的检查出病因及所属部位，只有解剖后才能完全确诊。

十二、他的思想

　　孙文的思想大部分是他将西洋欧美各家学说综合整理而来，但是也有少部分见解是“兄弟（我）所独创”（孙文语）。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区分”；广兴福利，大有为式的“万能政府”。

　　人民之权又称为政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

　　政府之能又称为治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

　　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曾说“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

　　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人生哲学：“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哲学主张：“知难行易”。

　　税收思想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提出的经济纲领之一。他提出的具体措施是在革命政权建立后，令地主自报地价，国家向其抽1％的地价税，“并于必要时报价收买之”，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则全部收归国有。他认为，征收地价税还可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私人永远不纳税，但收租一项，已成为地球最富之国”，“把几千年捐输的弊政永远断绝”。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于晚年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孙中山主张通过征收直接税节制私人资本，同时大力发展国家资本，建立一种“国家社会主义”。征收直接税，就是采用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改变国家财源主要取之于农民和商人的旧税法。孙中山还主张轻税促商，促进货畅其流。他对清末厘金税的弊政深恶痛绝从为厘金“处处敛征，节节阻滞，商贾为之裹足，负贩从而怨嗟。如此而欲百货畅其流，岂不难乎？”他指出“只有轻税保商，财源自足”。

　　天下为公

　　孙中山先生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先生名言

　　君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勇，再接再厉。

　　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

　　凡百事业，收效愈速，利益愈小；收效愈迟，利益愈大。

　　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辨利器。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

　　人类要在竞争中生存，便要奋斗。

　　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事功者一时之荣，志节者万世之业。

　　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华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

　　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学者贵知其当然与所以然，若偶能然，不得谓为学。

　　自己应为之事，勿求他人；今日应为之事，勿待明日。

　　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

　　做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样爱国。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十三、功过评价

　　历史人物的出现使我们能从中学到经验，知识，小之而言，可为我们分辨是非，大之而言，可为国家的发展指明出路，所以对历史人物我们不能用片面的方法去分辨，不能用简单的对或错，就直接肯定或否定，而是要全面的，如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评价。

　　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在涉及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的具体史实时，由于人们所持的视角和论旨的不尽相同，却出现了种种歧义。例如，小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说成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大失误和主要原因；大而化之，有人将孙中山缺乏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的指导思想、缺乏先进的建党理论、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认作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等等。但我们应该认识到：由于客观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与革命党本身的涣散无力，孙中山经过斗争后被迫接受与袁世凯妥协的条件，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这是中国当时的阶级力量对比和外国干涉的结果（这是由于中国若实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将严重损害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权益，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重要意义和贡献。）

　　如若从孤立的视角单纯地看待这一史实事件，确实，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世凯，是导致袁世凯窃国、革命政权旁落、共和制度倒退的起始成因，有些史论、史说由此引申出“孙中山一大失误”的评价，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从客观现实来看，把此事件放在当时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中考察，却自然而然地得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孙中山之让位于袁，不仅不是失误或局限性，相反，是促成清帝退位和推翻封建专制制度，促使民主共和旗帜飘扬和革命思潮深入民心的一大历史功绩。

　　1905年8月，孙中山与黄兴、刘觉民等人，以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在日本东京创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他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盟会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孙中山与历代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英雄和同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之显著不同之处在于：一是通过他方式独到的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将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之精华与中国落后封建专制制度之国情相结合，从“以民为本” 的宗旨出发，不仅提出了“三民主义”基础学说，同时还就改造落后旧中国的伟大目标，从国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诸方面作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设想和规划，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二是他自发动和组织革命伊始，终其一生，在领导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彻底的反封建立场和坚定的革命方向，面对满清朝庭的通揖、反动军阀的围攻、帝国列强的威逼、维新保皇派的论战、阵营内部的叛乱、同党战友的分歧，在极其艰难充满风险的环境中，几番组织和改造革命政党，多次发动武装起义，“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不屈不挠，战斗不息；三是他始终坚守“一心为公” 的崇高精神境界，从建立兴中会、同盟会，发动广州、惠州、黄花岗等十次武装起义，到领导辛亥革命、建立临时政府、举行二次革命，到组织和改造国民党、组建黄埔军校、实施国共合作，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抛却个人名利，彰显博大胸怀，大公无私，一生操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的理论学说、立场信念和品德情操，可说是独秀一枝前无古人，也正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与革命理论的宣扬，才使得广大中国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走出对民主共和的“反动”政治思想认识误区，有力的促进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扩大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影响，使得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也是在孙中山工作的基础上才得以发展。

　　在丰富多彩的孙中山历史研究的文章作品中间，有一种史说或史论，在评说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命题时，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孙中山及革命党领导人物“缺乏阶级分析的理论基础，没有依靠工农大众作为革命主力军；缺乏先进的建党路线，没有用远大理想武装革命党人的头脑；缺乏正确的建军路线，没有建立起一支统一指挥的革命军队”之历史局限性。是的，如若撇开孙中山所处时代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用后代人的视角去俯视前代人的史实，此类评说似乎理正言顺无可挑剔；然而，须知，时处清末民初，马列主义未入国门，孙中山远渡重洋游历英、美、日本诸国，接受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的教化，他所从事和领导的革命事业只能归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后人所持有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学说自然会有不同之处，孙中山领导的“起共和而终帝制”与共产党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的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结果也存在差距。于是乎，这种以后人的成功去衡量前人的失败、以今人的觉悟去审视古人的意识所得出的所谓“孙中山的历史局限性”，成了空中楼阁式的高谈阔论，失去了历史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何况，孙中山到了晚年，从军阀割据残民误国、帝国主义侵略有进无退、武装起义屡遭失利、共和大业日暮途穷的逆境中反思自省脱身而出，慷慨接受马列主义与无产阶级运动新潮思想的洗涤，重新解释旧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主张国共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建立黄埔军校，重新培育革命队伍，在思想上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者的转变，如果不是英年早逝，他未必不能成为毛泽东式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便是“历史局限性”一说并不恰当的历史明证。

　　诚然，实事求是地分析，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孙中山是人不是神，他的理论学说并非十全十美，他的行为实践也非完美无缺。譬如，他对当时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特点尚缺乏深入的研究，他对袁世凯、段琪瑞、陈炯明、一类新旧军阀的两面派面目有失洞察，他对革命党内部严重的矛盾分歧团结乏力，他对建立革命军事力量的认识姗姗来迟等等，都是他个人思想行为的局限性。但是，与当时旧中国的历史大范围和社会大环境的客观现实相比照，他个人的这些局限性皆属局部性的和微不足道的失误，无碍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向大局和历史轨迹，更无损于他创立革命学说、领导革命运动和开创历史新篇的光辉形象。

　　所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能彻底实现革命目标，是时代的局限和国情的制约，决非孙中山个人的思想行动所能左右；同理，中国近代史上这场旧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和正义悲壮的革命，为其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演示、提供了经验、准备了条件。故而，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孙文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历史课本则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透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每逢重大节日（如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都会悬挂一幅巨大的孙中山先生画像，可见中山先生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

十四、趣闻轶事

　　据唐德刚表示：武昌起义成功后，当时接到电报的孙中山正在科罗拉多州典华城（今译丹佛）友人卢瑞连开的餐馆中当“企台”，端盘子。（《晚清七十年（5）袁世凯、孙文与辛亥革命》）

　　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孙文喜欢下象棋，但棋艺不精：“中山毕生不嗜烟酒，读书之余，间与人下象棋，然习之不精，好取攻势而懈于防守，故易为敌所乘，余与胡汉民何香凝等皆尝胜之。外国纸牌尤非其所好，然颇精于三十年前盛行之广东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横滨时，每与陈四姑（名香菱）、张能之夫妇玩之。”

　　过去国民党宣传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并且在学成绩满分，第一名毕业，由教务长康德黎博士（Dr. James Cantlie）颁发毕业证书。但事实上当年的毕业生只有二位，孙氏及江英华。香港西医书院在当时是一个未获立案的学校，未能获得香港当局的承认，必然无法取得香港的行医执照。香港西医书院乃香港大学的前身。至今香港大学将国父定义为香港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并保留著其满分之试卷，并在Lily Pond中树立著国父的铜像，供後人景仰。国父在回校探访时说过：香港以及香港大学是我知识的出生地。

　　十五、纪念场所

1 中山陵简介

　　中山陵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政治家、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它坐落在江苏省南京市东郊钟山东峰小茅山的南麓，西邻明孝陵，东毗灵谷寺，傍山而筑，由南往北沿中轴线逐渐升高，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层层上升，气势宏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生前安葬在钟山的遗愿，灵柩暂停放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内，并决定在南京钟山修建他的陵墓。自1926年春动工，至1929年夏建成。

　　从牌坊开始上达祭堂，共有石阶392级，8个平台。攀登如此多的石阶极为艰难，但当大家走完这段长距离陡峻的石阶以后，一定会悟出《总理遗嘱》中有关的嘱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含义。台阶用苏州花岗石砌成。最高的平台有华表两座，后为祭堂。华表乃为柱状标识物，标志祭堂即在此。祭堂有三个拱门，上面有国父的三民主义： “民族”、“民权”、“民生”门额。这里是仿宫殿式的祭堂。祭堂的门楣上刻有孙中山手书“天地正气”四字，表达了孙中山先生奋斗的理想。

　　中山陵孙中山碑之铭并序简介

　　2003年3月21日《山西青年报》阳光副刊刊出了原载《天有霓裳》由刘小烽撰写的“南京中山陵孙中山碑之铭并序”一文，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关注。该文全篇1866字，正好与孙中山先生生年1866年暗合，堪称一绝。文章立意独到，气势磅礴。篇幅短小，而孙中山生平大事却无一遗漏。而且文中佳句极多，有许多经典性的佳句。譬如：文章开头先追本溯源，介绍孙中山革命所处国度的历史人文背景，作者写道：“嗟呼！天地之间，物各有本，百川汇海，流各有源，华夏兴起于炎黄，礼仪鼎盛自孔孟，此为邦国万代之统绪也。昔在夏商，汤武革命，所以穷宇宙通变之理，顺造化日新之德，此为吾族革命之所宗也。”如此写法，上下天地，前后古今，使人顿时肃然起敬，于无形中烘托提高了孙中山革命的历史地位。譬如：在讲列强瓜分的危险时，作者写道：“四万万同胞遭劫于人寰，五千年列祖同哭于天上”；在讲孙中山逝世时，作者写道：“先生之死，使国家顿失脊梁，使革命顿失指导，万姓失怙，从此飘摇，草木挟悲风以哀号，天地共凄雨而涕下，举国伤痛，山河失色，四海内外，普天之下，凡我华人，无一不掩泪而泣者也。”如此气韵，堪称神来之笔，使读者顿生“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遐想和感慨。

　　2 中山纪念堂简介

　　广州中山纪念堂是全国及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广州人民和海外华侨为了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而筹资兴建的纪念性建筑物，由我国著名建筑师吕彦直先生设计，1929年动工，1931年完成。

　　这座富丽堂皇的八角形建筑，外形庄严宏伟，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钢架和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跨度达71米的建筑空间内不设一柱，气势恢宏。纪念堂及庭园用地面积为62000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6600平方米，高52米，舞台口宽15米，深20米，座位3238个。广州中山纪念堂是广州最具标性的建筑物之一，大型集会和演出的重要场所。它见证了广州的许多历史大事：1936年，广州市各界人士在此举行禁烟大游行；1945年9月，驻广州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在这里签字投降解放后，每年各种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省市的重要集会和文艺演出都在这里举行。 1949年前夕，纪念堂因年久失修，已严重损坏。解放后，人民政府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至1988年曾七次拨出专款对各项设施进行修葺和完善。1998年再次拨款6000万元，对纪念堂进行一次全面的综合性大维修，堂前中山塑像改用铜材铸造，对广场、环境亦作了进一步的美化，从80年代初向游人开放以来，它更是成了广州主要的游览胜地，成为中外人士喜爱的参观游览胜地。

　　3 上海宋庆龄故居

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女士

　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长期生活的地方和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主楼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1948年国民政府将此宅院拨归宋庆龄居住。1949年宋庆龄在这里欣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北上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制定建国的大政方针，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曾在这里进行各种国务活动，经常会晤和宴请来访的各国贵宾，积极促进中外交往，维护国际正义。她所创建的新中国妇幼文化福利事业和对外宣传刊物也是在这里酝酿、筹划的。1981年宋庆龄在北京去世后，这里作为她在上海的故居对外开放，供后人瞻仰。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 孙中山行馆

　　张自忠路23号，旧时的门牌据分析可能是铁狮子胡同5号，后曾改为地安门东大街23号。孙中山行馆原为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住宅。1924年，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扶病进京，共商国是。段祺瑞执政府将顾维钧在铁狮子胡同的住宅作为孙中山在北京的行馆。孰料，中山先生在行馆中住了不足一个月便撒手人寰。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治丧委员会决定在铁狮子胡同孙中山居室门口悬挂“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室”匾。该室为内外套间，室内陈设简朴。外间西墙上镶着一长方形汉白玉刻石，上刻“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孙中山先生在此寿终”，刻石上方悬挂孙中山遗像，遗像右边镜框里为《总理遗嘱》，左边镜框里为《致苏联书》，靠墙的条案上放着《建国方略》、《中山全书》等。孙中山行馆于1984年5月24日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后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国父纪念馆

　　位于台北市文第士街，环球酒店侧，是一幢回教色彩的建筑物。孙中山先生于1918年出资兴建此寓所，作为其家人的住所，其后再加修建。至1932年，国父之子哲生奉养母亲慕贞女士于此。之后慕贞女士仙逝，故居才于1958年易名为“国父纪念馆”。

　　中山先生书赠宋庆龄的页册

　　国父纪念馆保持原貌，馆内陈设均为孙先生在广州任大元帅时所用的文物家具及在澳门行医时所用的物品。

　　馆侧是孙先生生前喜欢坐立的花园，现矗立着一尊国父的全身铜像及“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以供游人瞻仰。

　　中共的[20024]号文件，2002年11月修订的《关于正确使用涉台宣传用语的意见》中，规定“对台北“国立国父纪念馆”不直接称谓，可称台北中山纪念馆。”另外台湾的教育部也在2007年建议修改不适当用词，如“国父孙中山”应该为“孙中山先生”。有些人认为是台湾民进党政府进行去中国化。

　　 6 北京中山公园

　　北京中山公园位于北京市天安门西侧，面积22余公顷。原为辽、金时的兴国寺，元代改名万寿兴国寺。明成祖朱棣兴建北京宫殿时。按照“左祖右社”的制度，改建为社稷坛。这里是明、清皇帝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地方。

　　1913年民国政府接管了社稷坛，开始募集捐款，准备将其辟为公园。1914年10月10日社稷坛对普通民众开放，称中央公园，是北京最早成为公园的皇家园林之一。公园开放前，短时间内进行了大面积的整修，开辟了面对长安街的正门，凿开了东坛门的围墙，修成了月亮门的样式。1915年以后，又在园中添建了河塘、叠石和其他建筑，社稷坛的戟门也被改为殿堂。1925年孙中山先生的灵柩曾停放在园内的拜殿。1928年改中央公园为中山公园。在辟为中央公园后，除保留社稷坛外，先后营造了松柏交翠亭、格言亭、蕙芳园等景观，还把习礼亭、兰亭八柱亭、保卫和平坊及河北大名古刹的宋代石狮移入园中，园中还安放了多块清代宫苑中的名石。1937年日本占领北平后，改为北平公园，10月后又改成中央公园，1945年抗战胜利后恢复中山公园的名称，沿用至今。1988年中山公园被中国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正在准备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公园的主体建筑为社稷坛，位于轴线中心，坛呈正方形，为汉白玉砌成的三层平台，坛上铺着由全国各地进贡来的五色土。坛之北的“拜殿”又名享殿或祭殿、是一座宏大的木构建筑，面阔5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单檐庑殿顶，白石台基，无天花板。明露着梁架和斗拱，绘和玺彩画。1925年曾在此殿停放孙中山先生灵柩。接受各界人士瞻仰吊唁。1928年改名中山堂。　

　　7 广东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

　　坐落于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在中山市区东南方17.6公里处，广珠公路主干道旁。北距广州约100公里，南距澳门约30公里，隔珠江口水域与深圳、香港相望，陆地与珠海市毗邻。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使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置身于林木葱茏、鸟语花香之中。

　　纪念馆于1956年成立,1986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全国首批AAAA级旅游景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面积有12万多平方米，向观众开放的区域约有7万多平方米。开放的主要景点有：孙中山故居、孙中山纪念馆、孙中山听太平天国反清故事的雕塑、孙中山试验炸药处－－瑞接长庚牌坊、翠亨民居展示区、翠亨农业展示区、中山鼎、警世钟。孙中山在这里度过了有意义的童年，后也曾在这里行医、草拟《上李鸿章书》、策划组织军队、参加广州武装起义等。

十六、孙中山年表

　　家

　　1866年 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

　　幼名帝象。取名文，号日新，字德明

　　父孙达成，母杨氏，兄孙眉

　　1877年兄孙眉回乡完婚，9月，再返夏威夷创业

　　1884年与卢慕贞夫人结婚

　　1888年父孙达成逝世

　　1891年初识陈粹芬夫人

　　子孙科生于翠亨村

　　1894年长女孙娫（瑗）出生

　　1896年次女孙婉（琬）出生

　　1902年与大月薰结婚（存疑）

　　1906年宫川富美子出生(存疑)

　　1910年母亲杨氏逝世

　　1912年 陈粹芬夫人离开

　　1913年长女孙娫（瑗）病逝于澳门

　　1914年陈粹芬收养孙容

　　1915年兄孙眉逝世

　　与卢慕贞夫人协议离婚

　　与宋庆龄夫人结婚

　　1925年中山先生逝世

　　1952年 卢慕贞夫人逝世

　　1958年孙容病逝

　　1960年 陈粹芬夫人逝世

　　1973年子孙科逝世

　　1979年次女孙婉逝世

　　1981年 宋庆龄夫人逝世

　　革命

　　1883年与陆皓东捣毁神像

　　1884年 “始有志于革命”

　　鼓动“勿敬朝廷”，被视为“大逆不道”，与陈少白、尢列、杨鹤龄为“四大寇”

　　《致郑藻如书》

　　1894年《上李鸿章书》

　　兴中会成立

　　1895年香港密谋起义失败，陆皓东等就义

　　1896年伦敦蒙难

　　1898年拜会康、梁

　　1899年两党合作失败

　　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

　　1904年加入致公会

　　1905年同盟会成立

　　《民报》创刊，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1906年提出“五权宪法”

　　1907年潮州黄冈起义

　　惠州七女湖起义

　　钦州、廉州、防城起义

　　镇南关起义

　　1908年钦州、廉州起义

　　云南河口起义

　　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

　　1911年武昌起义

　　1912年 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

　　发表《孙大总统对外宣言》

　　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辞临时大总统职

　　受任全国铁路督办

　　1913年宋教仁被刺

　　发动二次革命

　　1914年成立中华革命党，任总理

　　1915年发表《讨袁声明》，发动“护国运动”　

　　1916年发动护法运动

　　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

　　1917年被迫辞去大元帅职，

　　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

　　列宁复函孙中山，向“中国革命的领袖”致敬，“共同进行斗争”

　　1918年《建国方略 心理建设》付梓

　　发表《护法宣言》

　　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

　　1921年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次在广州建立政权

　　《建国方略 物质建设》付梓

　　会见李大钊

　　1922年以大元帅名义发动员令，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

　　与陈炯明失和，北伐失败

　　李大钊由京到沪会见交谈，并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

　　1923年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

　　发表《孙文—越飞宣言》，复命廖仲恺与越飞商谈中苏联合细节

　　再建大元帅府，就任陆海军大元帅

　　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

　　发表《关于粤海关关余问题宣言》，抗议美、英干涉中国内政

　　李大钊抵广州，协助完成国民党改组和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筹办黄埔军校

　　发布《国民政府建国大纲》

　　通过《国共合作草案》、《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草案》

　　发布《北伐宣言》，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应冯玉祥之邀，同意北上

　　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帝和反对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

　　发表《入京宣言》

　　1925年病危，口授遗嘱、《致苏联遗书》

　　在《遗嘱》及《遗书》上签字

　　病逝，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

十七、孙中山的书法艺术

　　孙中山并不以书法知名，但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颜真卿、苏东坡及北碑方面的研究是颇具造诣的。他的书法作品有着不同寻常的韵味——不仅仅有博大豪迈、气势恢宏的榜书作品，也有儒雅、轻松、格调清新、韵味绵长的行书作品。从字法字构看，颜字的宽博与厚重仍依稀可见，但已作为一种风格转换在作品中被“神化”，融化成一种精神或者说是境界。而魏碑的雄强也在作品中被淡化，潜移默化中服从于行书作品的整体风格。从作品的风格看，儒雅风流，清新自然，更透出了“文化”意义上的审美意蕴。这是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书法艺术的共通之处。比如周恩来、蔡元培、梁启超、郭沫若、王国维、鲁迅等名家的作品，都在一个“文化”层面上，传递着各自不同的书法艺术风采和人生大观。

袁世凯

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

　　字慰亭（又作慰庭），号容庵，汉族，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人物。

　　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在辛亥革命后，与南方革命军有约,只要推翻清帝奉袁世凯为大总统,袁世凯履行承诺,逼宣统退位.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后复辟称帝被推翻。

　　他曾担任过满清王朝的军机大臣、驻朝鲜的代理总督。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地主家族。父祖多为地方豪强。

　　叔祖袁甲三以督办安徽团练镇压捻军起家，累官至漕运总督。父袁保中系地方豪绅。

　　叔父袁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

　　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

　　1876年（光绪二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并参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为淮军重要将领，为其家族成员如袁世凯等人将来进入仕途打下良好的人脉基础。

　　袁世凯于清季投身行伍，襄赞洋务运动及新政，自道员、督抚累升，至入值军机，甚至内阁总理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经南北议和，就任首任大总统，但于1916年悍然复辟，称洪宪皇帝，激起全国人民的讨伐之声，南方革命军人在原云南都督蔡锷的领导下，组成护国军北上讨袁，袁世凯在四面楚歌之中郁郁而亡。

总督朝鲜崭露头角

　　袁世凯年轻时失意科场，22岁弃文从军，投奔嗣父的至交、淮军将领吴长庆。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高宗李熙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是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事大党”与大院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

　　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海陆皆败，袁世凯随军撤退天津。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大学士李鸿章乃于1895年举荐袁氏负责督练新军。

　　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和中国有宗藩关系，吴长庆受命前往镇压。袁世凯负责前敌营务处，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吴长庆回国。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12月，朝鲜开化党在日本驻汉城公使馆支持下发动政变，捕杀事大党多人。袁世凯闻讯率领清军干涉，使事大党重掌政柄。日本政府借此要挟，袁被调回国。次年，复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1893年，升为浙江温处道，仍留在朝鲜。至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回到天津。战争爆发后，被派赴东北前线，协助前敌营务处周馥，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

创立新军平步青云

　　袁世凯自1895年开始在天津与塘沽之间的小站练兵起家，渐为清廷所倚重。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系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

　　1898年戊戌政变前，帝党人物曾寄望于袁的新军，谭嗣同即曾面劝袁世凯出兵围攻慈禧太后所居之颐和园。袁却将这一消息告诉忠于慈禧太后的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皇帝失去政权并遭软禁。然而袁世凯当时的决定，对于戊戌维新的成败，是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至今仍有争议。以往一般认为袁世凯将消息转告荣禄是戊戌政变失败的主因，但近年的研究发现，后党发动政变，实起于袁告密之前。甚且，以袁世凯当时掌握的新军战力，亦不足以对抗听命于荣禄驻扎在北京附近的众多部队。虽然，袁世凯告密并不是导致戊戌政变的根本原因，但是，戊戌变法却是因为袁世凯的告密而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政变起初，慈禧太后在上谕中只是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并未申斥谭嗣同等人，而“莠言乱政”的罪名并不严重，起初对康有为的处分也仅是停职待参，而谭嗣同劝袁世凯出兵围园诛后则属情节严重的谋逆大罪。当时袁世凯听时任直隶按察使杨崇伊说康有为已被革职待参，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密，西太后闻之大怒，下令逮捕康、梁诸人下狱，并诛杀六君子。由此可见，戊戌政变虽然不是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是正是袁世凯的告发，才使维新运动导致毁灭性后果。

　　1899年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这是袁世凯首次出任方面大员。袁到任后，一改毓贤的处理方针，对拳民大力镇压，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慈禧太后以民气可用纵容义和团。翌年爆发了八国联军战祸，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1895年12月，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章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1897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1898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时山东境内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派兵到各州县残酷镇压。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权势更加显赫。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并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1902年，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臣，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军官。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他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处心积虑扩张权势，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养精蓄锐东山再起

    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成为疆臣首领。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袁世凯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科举、督办新军、建学校、办工业等，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亦于天津成立。

　　1908年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因为反对袁世凯的很多新政措施，更因为戊戌政变一事（他认为袁世凯出卖维新派，致使光绪被慈禧太后幽禁至死），对袁世凯非常痛恨，成为摄政王后立即解除袁所有差事；袁知其势不吉，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北京，16日组织新内阁。其成员是：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严修、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萨镇冰、司法大臣沈家本、农工商大臣张謇、邮传部大臣杨士琦、理藩大臣达寿。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梁启超、熙彦、梁如浩、荣勋分任各部副臣。

　　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掌握中央政柄的满族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双方权力之争日趋激化。皇室亲贵煽动一些御史上疏屡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任用私人，甚至预言将步曹操、刘裕后尘。1906年，袁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1909年初，袁世凯被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附加：

　　光绪皇帝死因之谜：

　　2003年开始，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与中央电视台编导钟里满尝试借由现代法医手法，由光绪所遗留毛发与遗骸中检验出高量砷成份，显示生前有被砒霜毒害的可能性。花了5年时间，反复验证光绪尸体上的头发、衣物，2008年11月1日，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召开记者会，发表“清光绪皇帝死因研究报告”，确定光绪是因为砒霜中毒而亡。

　　关于是何人为毒死光绪帝的元凶，有关专家分成了两派意见：一说是慈禧太后，二说是袁世凯。

　　支持袁世凯为毒死光绪帝元凶的理论有：

　　慈禧与光绪是政治的争斗，作为一个政治家，她很清楚她死后不可能继续朝着她所既定的策略走下去，而且她也会明白维新变法甚至社会改良是历史必然，在她临死的几年中实际上做了许多，开议会设内阁，改革力度远大于光绪的维新变法，她的夺权更是一种政治野心和保护既得利益的需要，所以，她没必要加害于光绪。就算是她死了，光绪重新掌权，她也照样配享宗庙，动不了她的权威，这是必然的。再一个层面来说，慈禧与光绪毕竟还有一层血缘关系，是她妹妹的儿子，也是她的养子，慈禧再阴毒，也毒不到这个份上。袁世凯就不同了，他是臣子，而且由于他的叛变导致光绪帝被软禁长达十年之久，这个仇，作为一个皇帝是肯定要报的，袁世凯有杀人动机，而且当时袁世凯身为军机大臣，主掌北洋军，是完全有这个条件谋害皇帝。

　　而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也有类似记载，说慈禧太后临终前一天，本来“上午还好好的光绪皇帝，吃了一剂药便突然坏了事，后来才知道，那一剂药是袁世凯送进来的……”

　　软硬兼施 就任总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新军成为清室唯一可以抵抗革命的力量，于是再用袁世凯，先任其为湖广总督，旋任其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而革命党人亦认为袁世凯是能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选出孙文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民国成立，孙文就任。1月16日，袁世凯回家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遭到同盟会京津分会组织的炸弹暗杀，炸死袁卫队长等十人，袁世凯幸免于难。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清帝逊位，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

　　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大大削减袁世凯的权利，袁却于3月10日于北京就职。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1913年2月，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却在上海遇刺身亡，全国大哗。革命元勋孙文、黄兴等均指袁氏授意暗杀，袁世凯则予否认；当时之证据指向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教唆杀人，并无袁世凯本人授意之直接证据。7月，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遭到失败。

　　10月6日，国会在军警压力下，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随即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之后袁认为“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

洪宪称帝梦断紫禁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但是，袁世凯的称帝举措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5月下旬忧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卒于举国声讨声中，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袁氏的登基称帝之举，受到当时大部份国人的反对，包括袁氏心腹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段祺瑞致电袁世凯：“恢复国会，退位自全”，实已无以为继。

　　还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窃取革命的胜利果实后，蔡锷秘密逃出北京，联同云南的军人在云南组织护国军，于1915年12月25日起兵讨袁。接着，各省接连宣布独立，随着帝制遭到广泛反对而失败，袁氏尽失人心，只得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帝号，称帝仅83天。取消帝制帝号之余，袁氏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欲续任大总统亦不可得，在心理的重大打击及家族遗传性糖尿病交煎之下，于6月6日病死。

　　袁世凯最后称帝，与其长子袁克定迷恋太子权位是分不开的，其中最严重的是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此事被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和女儿袁叔桢无意中发现），袁世凯曾责袁克定“欺父误国”。但毕竟袁克定无法逼迫袁世凯称帝，袁世凯自身的帝王思想是其称帝的决定因素。

历史评价

　　引自《清朝宰相传》

　　袁世凯（1859～1916），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反动政治的同义语，每一部中国近代史书都不能不提到他。

　　关于他的历史，中外已有不少论著。这些研究成果，是本书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有关袁世凯的政府档案、私人函电及已出版的专著和史料。由于许多新史料的出现，使我们对袁世凯的历史能够获得较为详实的了解，纠正某些以讹传讹之处。本书主要目的在于揭露封建专制主义的野蛮、愚昧、虚伪和顽固，说明清末民初支配我国社会历史的一般的和特有的规律，以及违反这个规律的人物最终要失败的必然性。

　　袁世凯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刻，正值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桎梏下将要走完其漫长的黑暗路程的年代，也正是给中华民族带来剧痛创伤的甲午战争的前后。战前，他是李鸿章淮系军阀集团的一名初露头角的走卒。战后，趁淮系军阀衰落的时机，他在小站创练了一支新式陆军，并以此为资本，破坏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运动，扑灭了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派的一片喝彩声中，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显赫职位。他敏锐地觉察到，王朝衰微，人民民主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如不谋求新的对策，很难再继续维持其统治。因此，从1901至1908年，他戴着“急进改革者”的面具，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为指导，以那支新式陆军为核心，通过办“新政”，组织起一个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这个新兴的集团是淮系军阀集团的延续和发展，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结果，是帝国主义侵华由瓜分政策转到“保全（清朝）政策”的产物。袁世凯正是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不遗余力地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王朝，破坏正在蓬勃发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然而，当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夕，他在与世袭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治争斗中遭到了惨败，灰溜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陷于崩溃的绝境。历史发展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和条件，使得已经失势三年的袁世凯扮演了“末世英雄”的角色。他迅速地集结起北洋集团的军事政治力量，赢得了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的依赖和支持，先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但是，这个专制皇权的崇拜者和觊觎者，根本就不相信在中国能实行民主共和。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妥协，握手言欢，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因此，一上台他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并把民主派视为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趁民主派尚未巩固阵地之际，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退出政府，裁减革命军队，接着便无情地把他们浸在血泊里。他又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将民主政治的痕迹扫荡净尽。然而，这一切扼杀民族生机的反动行为，却都是在“统一国家”、“救国救民”及“保卫共和”的动听口号掩饰之下完成的。

　　民主派对袁世凯的让步，换来的是灾难性的打击。满腔悲愤的孙中山，率领残存的部分民主力量仓促逃往国外。一些助纣为虐的进步党人，在袁氏推行的封建独裁暴政面前吓得目瞪口呆，不敢再倡言宪政了。1914至1915年，北洋军阀气焰万丈，腐恶的政治势力好象安如泰山了。袁氏顾盼自雄，以为自己是天运所选定的人物，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历史的进程。于是，他悍然恢复帝制，企图建立万世一系的“洪宪”王朝，强令人民世世代代接受袁氏的暴虐奴役。但是，正如同一切事物发展到极端就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一样，全国人民终于识破了他的真面目：原来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的“英雄”、“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是一个背信弃义、食言自肥的封建暴君，是一个寡廉鲜耻的卖国贼。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人民的愤怒情绪在许多地方发展为骚动或起义。规模虽小，但相当普遍，宛如涓涓细流，汇成滔滔江河，波涛汹涌，势不可挡。孙中山重整旗鼓，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独裁者进行了殊死的搏斗。国内斗争的形势迅速发生变化，使袁氏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集团的共同利益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帝制心怀猜忌的北洋军阀也都意识到，不撇开袁世凯就不能保持他们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和当初袁世凯所要消灭和排斥的一切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讨袁”。短命的洪宪王朝在各种势力的打击下仅仅闹了八十三天就消失了。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袁世凯：他本来要追求世袭的绝对的独裁权力，结果却使他的一切既得权力都丧失殆尽。

　　中外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不少妄想扭转历史车轮前进的丑角，这类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败名裂而告终。袁世凯的历史又一次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违背人民意志而倒行逆施的人，无论他是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一般以负面居多，但是这些负面评价是否公允也被质疑。

　　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实为清末一务实干练的能臣，自小站练兵至接掌北洋，还有他建新学的学校，主张废科举，引进西方学说，又成立一支警察部队，令中国军警分离。袁世凯对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化，有很大的贡献。

　　然而袁氏当国时期，为巩固个人独裁权力，不守约法、解散国民党，使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失去在制度下健康发展的机会。有人指他是暗杀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的元凶，但实际元凶可能是其他人；而无论袁本人是否曾授意杀宋，此事成为党人发动二次革命讨袁的引爆点，结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

　　1915年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接受了形同干涉并垄断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要求中之大部分条款，使其政绩蒙上污点。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在东亚地区因欧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以此深非似欠公允。

　　嗣候袁氏违背民国公意，称帝登基，遭到全国反对，至此袁氏之威望彻底破产。称帝之举堪称袁氏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错误。

　　有人认为，袁氏是一个投机分子。在光绪帝委以大任时，他却投靠慈禧太后一党。到宣统继位后，被摄政王强迫退休的他，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强迫摄政王退位，掌握清廷大权，本应平定革命的他，反过来为自己的利益，支持革命迫使清帝退位而得任民国总统。这全是选有利益的一方投靠的行为。

　　关于袁世凯的挽联：

　　袁世凯的自挽联：

　　为日本去一大敌；

　　看中国再造共和。

　　杨度挽袁世凯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抑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实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黎元洪挽袁世凯联

　　华夏日重光，回思缔造艰难，亿兆生灵应感泣

　　勋名天不朽，太息受终危急，万几擘画失师赀

　　冯国璋挽袁世凯联

　　为天下痛，更哭其私，一柱存亡关气运

　　如四时行，成功者退，千秋华夏仰威灵

骆宝善口中的袁世凯

　　（下文根据：骆宝善2006年8月19日在凤凰卫视做的一期节目《<世纪大讲堂>：民国人物系列之袁世凯》进行整理）

　　（1）清末新政中的袁世凯

　　晚清十年的新政是当时中国当政的主流势力在中国全面移植西方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的一个努力。在新政当中，袁世凯是最中坚的力量，坚强的力量。《辛丑条约》签订不久，李鸿章去世，袁世凯被清朝政府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是个少壮派，当年才42岁。清朝政府这时候，任命他当山东巡抚，巡抚就省长了，他当山东巡抚才一年半，而且这个时候正是他妈妈去世，在那个“夺情”期间，就是过去按中国规定，父母去世，他要辞官回去三年守孝的，清朝政府要他夺情，叫他继续在这当官，还在他母亲去世这个夺情期间，又把他从山东巡抚提升成为直隶总督，可见清朝政府对他十分重用和信任。

　　他在直隶总督任上，全面地大刀阔斧地在河北省这里进行了资本主义的改革。

　　在经济领域里边，他在河北这里进行了全面的倡导，推动实业的发展，就是建设工业，发展工业。比如说当时的滦州煤矿，就是后来的开滦煤矿的一部分了，像唐山的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都是这时候他主导建立起来的。他还鼓励民间，民营的资本大量发展工业，更可贵的是，他在直隶全省各州县推行这种实业的建设。他常言，官可以不做，实业不能不发展。一直到他罢了官，回老家，他还多次表示，罢官不算什么，但是实业救国是我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情。在军事方面，大家都知道的，他编练的北洋新军，那就是当时中国最近代化的军队。在政治制度方面，他首先在天津这里进行了法制方面的改革，移栽西方的司法制度。在天津首先实行议会制度，然后在这取得经验，向全省推广，作为实行立宪，实行宪政的基础措施。他在全国积极倡导实行君主立宪，他常言，官可以不做，宪法不能不立，那就说，我们的君主立宪是绝对要实行的。在文化领域，袁世凯在整个的河北省推行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和兴办，因而取得了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他自己身体力行，创办大学、中学、小学，在十年新政期间，就是到辛亥革命之前，他当直隶总督的这么几年，直隶这一省建立了有大学两所，各种专门学校，类似于现在的中等技术学校有29所，各级师范学校有40多所，中学22所。现在大概一个区，一个县中学都不止22所，当时要在河北省有22个中学，那是了不起的大事啊。

　　他还联合了其他的地方督抚，比如像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端方，一起联合上奏折，要求清朝政府废除科举，结束八股考试，到了1905年，清朝政府最终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废除了科举，就是不再八股取士了。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尤其是明清以来六百年的这种取士制度，人才录用制度得到了彻底的改革。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啊。当时的读书人都靠科举吃饭啊，现在不考举人、进士、秀才了，都要上新学了，那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阻力呀，他们想了许多办法，让这个旧的考试和新学接轨，借用一个词吧，是实现了这种废除科举的软着陆，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震动。

　　袁世凯深深知道，实行新政最重要的是录用人才，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他在新政期间，全面地培养新式人才，培养新式人才的首要的办法是要建学校，学校的首要的主导力量是教师，那就大量地发展师范，培养教师，各种长期的、短期的师范建立了几十所。自己培养来不及，就用请进来，派出去的办法。当时日本是中国的榜样，那是最成功的榜样。而且日本离我国最近，还有同文之便，所以日本是大量派去留学生的地方。

　　可以举一个例子，当时袁世凯请严修，是天津的一个大教育家，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创始人，请他来主持直隶的学校改革。严修接受了袁世凯的礼聘。严修提出说，我先去日本考察，回来我再接受你这个任命，袁世凯说，我有经验了，前是，我请吴汝伦，他就说他去考察，回来他不干，你先来上任，上任了，接受了我任命，你再去考察。严修40几岁，那时候40几岁已经是老头了，他带了很精干的考察队伍到日本考察三个月。早晨、下午，一天两场到四场的考察，从日本的文部省到日本的幼儿园，大学、小学、中学，严修自己去，每一趟亲自去，事必躬亲，到那去，去访问，去向人家的官员请教。到小学、幼儿园，坐在那就听人家讲课，乃至于那些学生们的课外活动该怎么做，该怎么组织，他都事必躬亲取经，那种精神啊，那种态度啊，十分令人感动，后世的人，能赶得上的，说实在的，就不多，不是没有。袁世凯还大量地延纳了海外的精英，同光之际，我们中国派出了第一批留美的学生，有一百一二十个人，这一帮人最先是被李鸿章接纳到了北洋的幕下，他完全全盘地接收下来。

　　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有7个年头，实际上有整整6年，1901到1907，然后1907年的年中，上调中央，去当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在六个军机大臣当中，他的资历最浅，但是他的才干最高，管事也最多。当了一年的军机大臣，到他1908年，他虚龄50，在北京这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50寿辰的庆典，这时候袁世凯权倾朝野，红得发紫，如日中天。但是好景不长，一个多月以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死了，就在帝、后百日大孝期间，当国的载沣对袁世凯下手了，找了一个借口，说他脚有病，你回家休养吧，这就叫做回籍“养疴”，就是把他贬回到老家去，据说还差一点把脑袋给他砍了。这在袁世凯的仕途官场上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他正在高潮当中，那么一下子把他打回老家去了。

　　到辛亥革命枪响之前，袁世凯被打回老家这个时候，过去被贬了官的人，他们的声望很快没了，但是只有袁世凯在这三年当中，他的声望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逐节攀升，当时的朝野都希望清朝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就在这个背景下面，辛亥革命枪声响了，清朝政府又重新把袁世凯请出来，当湖广总督，到前线去镇压革命党。

　　十年前的庚子年间，荣禄手下的那个“武卫军”五军，全军覆没了，被八国联军打败光了，只有袁世凯这个新建陆军，神差鬼使地在八国联军攻打天津之前，清朝政府调到了山东去，完整地保持了新建陆军这一支力量，袁世凯也调到了山东当了巡抚，这个新建陆军就成了后来袁世凯的政治资本和军事资本。

　　辛亥革命一起，中国人，外国人，朝野，从皇室到革命党，一致认为只有袁世凯出来收拾局面，这样他顺理成章地当了清朝政府的最后一任内阁总理，当了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当了大总统，后来去当皇帝，都是在这个机遇下起来的。

　　（2）二十一条并非称帝交换条件

　　日本借着欧战之机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日本驻华大使日置益禀承日本政府的训令，进见袁世凯，提交了这个二十一条的条文。

　　好多史书，小说家也说，日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文本的时候说，请大总统再高升一步，意思是说你接受二十一条，我日本支持你称帝，咱们达成这个政治交易，这说是袁世凯拱手卖国的最重要的根据。其实早在30年代初，王芸生在撰辑《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就指出这个说法没有根据，不合事理，不可采信。袁世凯指挥了整个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原本，二十一条的修正本，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文本，这三本原本的东西，袁世凯在上边用红笔，就用朱笔，用墨笔做了批文，在许多地方做了重点的圈点，除了这些圈点之外，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条文的批示有70多处，长短的批文。指出牵涉到国家领土主权的绝对不谈，日本在中国扩大权益，把势力发展到长江腹地，发展到东南沿海的第五号内容，这大家都知道的，第五号内容绝对不谈。这一条不仅不能承认，根本不能谈，坚持住这一条不能谈。他指示外交部，要认清当时强弱的悬殊，耐心谈判，能够谈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同时说希望拖，把给日本的谈判尽量地把时间拖长，因为日本提出是秘密交涉，他想用拖的过程当中，希望引起欧美列强的注意，进行国际的干涉。这样一直拖了几个月，拖到5月，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欧美国家没有一个出来来支持的，甚至于像俄国还打算趁火打劫。袁世凯也征询了袁政府文武们的意见，诸位说，咱们是接受，是给日本打一场，文武官员们一致认为，只有接受，打不得。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整个过程当中，国人仇日的情绪跟恐日的情绪，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仇恨，那么仇恨日本人趁火打劫，提出这样的苛刻的条件来灭亡中国，这种仇恨之气确实是一股民气，但是这个民气没有实力做后盾，这个民气只能是一股窝囊气。恐日的这个情绪，恐日的这个病确确实实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回过头来看，从1895到现在的1916，20年，在这20年当中，1895年一次甲午战争，中国打败，大清王朝败了，1905年，日俄战争，沙俄帝国被日本打败了，日本趁打败大清王朝、打败俄国的那种余威睥睨世界，连欧美都看不在眼里，你中国算什么。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他才敢那样肆无忌惮的来欺负。

　　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唯一能做的，那就是用艰苦的谈判，用艰苦的够挣扎一点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在这样一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换换别的势力，换换别的人当政，当时也只能这样了。所以最后二十一条被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五.九，国家定为国耻纪念日，说是奇耻大辱，这确实是。在五九签字之前，五.八，五月初八那一天，袁世凯就向全国通报，不得已，只有签订了，这实际上是奇耻大辱，在国人说这是奇耻大辱之前，他都承认这也是奇耻大辱。当是这种谈判，就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没办法。当时在国外，中国的留学海外的精英胡适，已经很成名的胡适就说，这个谈判应该说在之前中国的历史当中，是没有过的，该柔的时候柔，该刚的时候刚，争取了对自己最大的退让了。王芸生在30年代初编辑《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也说，在回顾整个谈判，袁世凯的指挥和领导，应该说是没大错的，当年的一些历史学家，比如说陈恭禄的《近代史》啊，像这个蒋廷黻的《近代史》啊，也都肯定了，这时候二十一条的交涉。应该说这种结论，是中肯的。说他拱手卖国，起码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但是后来接着二十一条订立之后，他就马上就称帝了，而且这个政治交易啊，谁也很难保证他们没什么幕后的政治的交换。政敌们拿着作为攻击他的靶子，这是理所当然的。

　　（3）称帝是遗憾。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最多的是他称帝问题。其实袁的年号就是“洪宪”就是弘扬宪法的意思。当时倡导袁世凯君主立宪的许多都是知识精英、民主斗士，如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也是《天演论》的翻译者。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相比而言君主制优于共和制，而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并不矛盾，没有皇帝的国家未必就能实行民，主。英日等国皆属君宪政体，是事实上的民，主政体，君主立宪是完全值得选择的一种政体。当时国会的议题非常明确，就是更改国体，推行君主立宪，在给袁世凯的推戴书中说：“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而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力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固请袁世凯称帝，赞成中国改制为君主立宪国体。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还有十九将军，纷纷表态支持实行君主立宪。从美国支持袁世凯就可看出所谓帝制是指君主立宪制。在洪宪前，美国相关部门经过反复物色，终于在1913年2月以“卡内基基金会”的名义，向袁世凯委派了宪法顾问古德诺。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家，曾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袁世凯让古德诺在立法院工作，兼任内阁宪法顾问。他从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论证、比较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长短，明确表示，“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共和回到君主，只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就行了。”当时还拟定了《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幷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这些是典型的君主立宪法律条文。但称帝后遭遇了蔡锷护国军的声讨，也被后人屡屡指责和批评。这是他晚年的最大的不足和留下来的最大历史遗憾。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的，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二十一条共分五大项：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②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③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④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⑤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消息一经传开，反日舆论沸腾。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给予抨击。正式谈判于1915年2月2日开始。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中国人民反日爱国斗争日趋高涨，日本见事态严重，便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属于劝告性质；一面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一至四项基本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应允。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怕得罪日本，皇帝做不成，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于5月9日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袁政府事后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于日本最后通牒而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为有效条约。

安阳袁林

　　位于安阳市北郊洹水北岸的临府庄北地，是袁世凯的墓园所在地，现为安阳博物馆馆址所在地。墓园建筑最大的特点是中西合璧，堂院前的部分是明清皇陵的风格，堂院后的墓园部分则具有西洋建筑特色，整体看来非常别致。主要有照壁、神道、牌楼、碑亭、享堂大院等建筑。

　　袁世凯墓位于洹水北岸，修建时花费了两年的时间。“占地一百三十八亩九分八厘八毫六丝九忽，支出银圆七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四元一角九分一厘”，这些数字都翔实地记录在《袁公林墓工报告》中的清单上。在那个朝代交替的动荡年代，还有这些心静如水者能细心地把面积精确到忽，把资金精确到厘，着实令人佩服。

　　在所用70多万银圆中，北洋政府出银50万两，其余部分由袁世凯北洋旧部个人捐款，多者都是现币一万元，少者也没有低于两三千元的。《袁公林墓工报告》记载，“袁公遗产不丰未忍轻动，而库币奇拙难在请求爰兴，段君忠枢工统筹议，发起微资萃袍卅年之谊，竟山陵一篑之功，群策群力集捐款银币二十五万元。”

　　据说当年的袁坟四周逐排栽种有杨树、柏树、槐树，周围还有大片的祭田。从一幅袁林竣工后拍摄的照片上看到，当时洹河北岸的房屋和居民很少，规模庞大的袁坟在一片空旷中赫然凸现。袁坟四周果然有成排的树木，只是我并没有分辨出这些到底是何种树木。袁公林竣工以后，时任大总统、袁世凯的好友徐世昌亲临安阳勘察，并授意在原京汉铁路洹上村处添置神道碑一座，以示景仰。

　　袁林的设计者是德国的工程师，它的建筑“仿明陵而略小”。主体建筑自南而北依次为照壁、糙石桥、清白石桥、牌楼门、望柱、石像生、碑亭、东西值房、堂院大门、大丹陛、东西配殿、景仁堂、墓台。

　　袁世凯墓为什么不称“陵”而称“林?

　　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名不正而言不顺，最后四面楚歌，不到六十岁就一命呜呼。他的墓不称“陵”而称“林”，听起来也有几分怪异。据说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最初也想效仿历代帝王，把自己老子的万年吉地称为“袁陵”，但当时当政的徐世昌却不以为然，他说：“项城生前称帝未成，未曾身居大宝，且已取消洪宪年号，如果采取袁陵之名，实为不妥。林与陵谐音，《说文解字》上所载陵与林二字又可以互相借用，避陵之名，仍陵之实，这多好啊！”自古帝王之墓为陵，圣人之墓为林，袁世凯墓效仿“孔林”、“关林”而称“袁林”，不仅巧妙，简直是掠美了。

袁世凯为什么要葬在安阳？

　　袁世凯老家在河南项城，为什么要葬在安阳呢？袁世凯生前含糊其辞，近代史家也只能分析推测，因此各有各的说法。

　　早在袁世凯归隐的1910年冬天，他就为自己选择好了墓地，但究竟在何处他没有明说。1911年6月他在致端方的信中写道：“兄衰病日增，行将就木，牛眠之区，去冬已卜得一段。”据其子袁克文记述，袁世凯自选的墓地在太行山中。他写道：“昔先公居洹时，曾自选窀穸（音zhun xi，意墓穴。）地，在太行山中，邃而高旷，永安之所也。”袁氏后人最后讨论葬于何地时，袁克文提出按其父生前的意愿办，但长子袁克定坚决反对，决定将其葬在彰德府洹上村旁。

　　对于袁世凯不归葬项城的原因，比较一致的说法认为和他的身世、家事有关。

　　清咸丰九年（1859），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县袁寨。他们家按照“保、世、克、家”来排辈分，父亲袁保中有八个子女，长子世昌、次子世敦和两个女儿为原配夫人所生，其余四子皆是庶出，袁世凯行四，7岁时又过继给了叔父袁保庆。袁世凯做山东巡抚时，他的母亲刘氏病死在天津，灵柩运回项城之后，袁世凯的同父异母兄袁世敦以嫡子主持家务，他认为刘氏不是正房，坚决不准正门出殡，灵柩也不能埋入祖坟正穴和袁保中合葬。尽管袁世凯颇有权势，但囿于伦理纲常，只能和哥哥争执，甚至跪下哀求，也没有得到袁世敦的许可。袁世凯最后只得另购坟地，才算让母亲安然入土，但也因此和袁世敦闹翻了脸，盛怒之下与之绝交，从此永远不再回到项城老家。

　　作为直鲁咽喉、平汉铁路重镇的安阳，在袁世凯的宦海生涯中，可说是一处风水宝地。众所周知，袁世凯早年考取功名屡次落榜，后投身行伍才逐渐发迹。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是甲午战后的天津小站练兵，从此青云直上，戊戌变法的第二年当上了山东巡抚，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进入了大清朝廷的权力中枢。

　　1905、1906年北洋陆军连续两年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会操，其中1906年9月的会操是在彰德举行的，袁世凯是阅兵大臣。这次会操是直隶两湖等省陆军的实战演习，精选出来参加演习的北洋官兵有4万多人，还有各国驻华官员和记者500余人参加。这是甲午战争以来北洋军队规模最大的一次亮相，也是袁世凯对自己家底的一次大炫耀，因此更被朝廷看作是栋梁之臣。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登天，与袁世凯有矛盾的醇亲王载沣摄政，他发布谕旨解除了袁世凯所有职务，令袁世凯“回籍养疴”。袁世凯自从和大哥闹翻之后，就把彰德当成了自己的故里。这里位于河南直隶交界处，交通方便，离京城也近。袁世凯小的时候，就知道安阳这个洹上村，相传商朝名相伊尹在朝中遭人诽谤，到洹上村隐居三年，后来商王亲自到洹上村迎他复任。安阳也是袁世凯的远祖－－汉朝大将军·袁绍发祥之地，袁世凯觉得，洹上村对自己是一块吉祥宝地，还在小站练兵的时候，他就买下了这里二百多亩地，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

妻妾子女

　　妻妾

　　元配于氏，长子袁克定

　　大姨太太沈氏，没有子女

　　二姨太太李氏，长女伯祯、五子克权、七子克齐、十子克坚、十二子克度。六女籙祯

　　三姨太太金氏。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早亡）、十女思祯。

　　四姨太太吴氏。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嫁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的侄子）、四女（早亡）、七女复祯。

　　五姨太太杨氏。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早亡）、九子克久（娶民国黎元洪的女儿为妻）

　　六姨太太叶氏。十四子克捷、十七子克友、九女福祯、十一女奇祯、十二女瑞祯。

　　七姨太太张氏。没有子女，

　　八姨太太郭氏。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怙祯。

　　九姨太太刘氏。十六子克藩，早死；女儿仪祯排行十三，续五姨太的女儿季祯嫁苏州陆状元家。

　　子

　　长子克定

　　次子克文（子：袁家骝1912～2003年 华裔美国物理学家。子媳吴健雄素有“东方居里夫人”之称。）

　　三子克良

　　四子克端

　　五子克权

　　六子克桓

　　七子克齐

　　八子克轸

　　九子克久

　　十子克坚

　　十一子克安

　　十二子克度

　　十三子克相

　　十四子克捷

　　十五子克和

　　十六子克藩

　　十七子克友

　　女

　　长女伯祯（成年后嫁与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

　　次女仲祯（嫁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的侄子）

　　三女叔祯

　　四女（早亡）

　　五女季祯

　　六女籙祯（嫁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儿子）

　　七女复祯

　　八女（早亡）

　　九女福祯

　　十女思祯

　　十一女奇祯

　　十二女瑞祯

　　十三女仪祯（续五姨太的女儿季祯嫁苏州陆状元家）

　　十四女怙祯（怙祯嫁给了民国总统曹锟的儿子，后离婚去了美国）

　　十五女（早亡）

　　一妻九妾共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 17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儿孙总和达79人。

袁世凯生平大事年表

　　1859年9月16日 (咸丰九年）

　　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

　　1876年（光绪二年）

　　1879年（光绪五年）

　　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

　　1881年（光绪七年）

　　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1882年（光绪八年）

　　朝鲜发生壬午军乱，当年23岁的袁世凯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

　　1884年（光绪十年）

　　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

　　1894年（光绪二十年）

　　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海陆皆败，袁世凯随军撤退天津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袁将戊戌变法的消息告诉忠于慈禧太后的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皇帝失去政权并遭软禁。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时山东境内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派兵到各州县残酷镇压。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冬，因义和团在山东的排外行为引起各国不满，清廷被迫撤换纵容拳民的山东巡抚毓贤，代之以袁世凯。这是袁世凯首次出任方面大员。袁到任后，对拳民大力镇压，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山东在袁世凯治下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

　　实授袁世凯为北洋大臣，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

　　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袁世凯任会办大臣，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

　　调任军机大臣，成为中枢重臣。同年，在袁世凯倡导下，第一支中国警察队伍于天津成立。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继位，袁称疾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辉县，后转至安阳。袁在此期间韬光养晦，暗地里仍关心政事，等待时机复出。

　　1911年（宣统三年）

　　10月10日武昌起义，1911年11月1日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1月16日，袁世凯回家路上，在东华门丁字街，袁世凯幸免于难。1月25日，袁世凯及各北洋将领通电支持共和。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于3月10日于北京就职。袁就职之后，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积极与列强交涉，维持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权。

　　1913年（中华民国二年）

　　1913年2月，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全国大哗。革命元勋孙文、黄兴等均指袁氏授意暗杀，袁世凯则予否认；7月，孙文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但遭到失败。10月6日，国会在军警压力下，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袁世凯随即于北京故宫太和殿就职。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

　　1914年（中华民国三年）

　　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之后袁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使总统可无限期连任，新任总统亦由在任总统指派。

　　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

　　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接受了形同干涉并垄断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要求中之大部分条款，使其政绩蒙上污点。12月，袁世凯宣布恢复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总统府改为新华宫。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

　　1916年（中华民国五年）

　　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5月下旬忧愤成疾。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卒于举国声讨声中，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

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汉族，1864年10月19日（清同治三年九月十九）生于黄陂木兰乡东厂畈（今属湖北大悟县），民国政坛多以名人的籍贯代称，所以他又被称为黎黄陂。系首义都督，我国历史上惟一两任大总统和三任副总统。

生平事迹

　　1883年（清光绪九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派往广东服役，充二管轮，1888年随“广甲”编入北洋水师，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随舰队北援。坐舰被日舰击沉，黎飘海遇救，往南京投两江总督张之洞。1895年应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电召赴宁，监修新式炮台，先后任狮子山等处炮台总教官，专台官。1896年随张之洞回湖北，任炮台监制、护军后营帮带，参与训练新军。1898年至1901年曾3次赴日本考察军事。1904年，任护军前锋一、二、三、四营督带。次年12月，湖北常备军改编为两镇，黎任第二镇第三协统领官兼护该镇统制官。后随镇改编，1906年任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率部参加彰德新军秋操。1909年以军界代表身份参加“湖北铁路协会”。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汉口、汉阳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才宣告就职。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2月，南北和议告成，与孙武、刘成禺、张伯烈等组织“民社”，任理事长，鼓动武昌和南京分裂；附和袁世凯定都北京；镇压“群英会”；为排除异己，将原8个师的军队改编为3个师。8月16日与袁世凯合谋，诱杀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和湖北将校团团长方维。

　　1913年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10月6日袁世凯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黎为正式副总统兼鄂督。但袁对黎在鄂视为心腹之患。12月派段祺瑞到鄂，以“磋商要政”为词，迫黎赴京。被安置在瀛台，与之结为儿女姻亲以控制之。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黎迁居东厂胡同，闭门谢客。12月15日，袁册封黎为武义亲王。黎坚辞不就。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黎出任大总统。而国务总理段祺瑞独断专行，演成“府院之争”。翌年6月，黎引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斡旋，7月1日张勋复辟，黎被迫弃职。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法统重光”再任大总统。次年初曹锟贿选，逼黎下野。6月黎辞职赴天津。

　　黎晚年致力于实业，曾任中兴煤矿董事长、黄陂商业银行总董事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企业的董事。投资企业45个，其中银行17家，工厂12个、煤矿6家，总投资额达200万元。又于武昌油坊岭等地购置大量田产。1920年，黎眷念故乡，捐资拆迁黎家河祖遗的一间半屋，修建黎氏宗桐。内设孝义小学堂，聘请塾师一人，塾师工资及学生学杂费用，都由黎负担。1928年6月3日黎因脑溢血病逝于天津。1935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于武昌为黎举行国葬典礼，遗体归葬于武昌卓刀泉。

　　黎元洪宅

　　黎元洪宅在东城区王府井大街27号，原大门开在东厂胡同。此处是明代的东厂。清代时，两广总督瑞麟、宜隶总督荣禄先后住过这里。民国初期，此宅又归黎元洪所有。张勋复辟时，被逐离京。1922年，黎再度出任总统，仍回东厂居住。1926年黎房宅被日本“东方文化会”购得。1949年后，此地为考古研究所，仍保存部分花园及古建筑。在其围墙的东北角，还曾有一刻着“黎大德堂界址”的石碑。

大总统墓：黎元洪墓

　　黎元洪墓在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校园东区，这里原本有宏大的墓道和巨大的墓冢，如今，只剩下圆形的墓冢和墓碑。在墓前，留下了一条十几米长的墓道，墓道的尽头是刻有“大总统黎元洪墓”字样的墓碑，墓碑后面就是圆形、大理石堆砌的黎元洪墓，墓的后面是一块记载大总统生平的巨大碑石。环绕整个墓的是苍松翠柏，如今，这里被认定为“武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冯国璋

　　冯国璋（1859—1919年）字华甫，汉族，河北河间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

　　冯国璋于1859年1月7日 (清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四)出生在直隶(今河北)河间县西史经村，冯家原是村中大户，但到其父时，家道开始中落，他 7岁入本村私塾读书，5年后入其外公家所在地三十里铺毛公书院读书，1876年结业，考试名列前茅。在堂叔冯甘棠的资助下，冯国璋1881年到保定莲池书院进修2年，因家境艰难，1883年辍学回家。为了找寻出路，冯国璋于1884年末告别父母妻子，只身去津投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1885年冯国璋入淮军直字营当兵。6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天津创办北洋武备学堂。冯国璋成为武备学堂第一期步兵学员。1889年7月，冯国璋从该校以优异成绩毕业，1893春，冯国璋入淮军聂士成军作幕僚，得到聂的器重。在甲午战争期间，他随聂士成赴朝鲜及东北前线作战，战后他得到了候补知县并加五品顶戴的虚衔。1899年袁世凯的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同年，袁出任山东巡抚，冯国璋也随军入鲁，并奉命改编原旧军，组成武卫右军先锋队20营。1901年11月，升为补用知府并加盐运使用权衔。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之后，又委冯国璋为军统，率部增援。冯在湖北按兵不动，有意拖延。清廷迫不得已，被迫起用袁世凯。袁出山后，冯国璋率军与革命军激战四夜，于1911年11月1日攻陷汉口。

　　袁世凯当上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冯国璋于1912年9月出任直隶都督兼民政厅长。二次革命爆发后，冯国璋任江淮宣抚使兼北洋军第二军军长南下镇压，于1913年9月2日攻占南京。12月16日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同年晋升陆军上将，后又授以宣武上将。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国会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他不愿失去地盘，故在江苏就职，仍兼江苏督军。1917年7月，张勋复辟，黎元洪进入外国使馆。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通电讨伐张勋。张勋战败后，冯国璋依法将大总统职权还予黎元洪。此时北洋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及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两派基本形成。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后，段持武力政策，坚持对南方用兵。冯想离京出逃，在蚌埠受阻，只得回京，让段祺瑞重当总理。

　　皖系政客在此时已建立“安福俱乐部”，策划新的总统选举。冯国璋自知当选无望，于1918年8月13日，通电辞职。于1919年返回河间故里。1919年10月，冯国璋抵北京，12月28日病逝，终年60岁。

　　冯国璋，其祖父冯丕振，家境富裕，有地300亩，为该村四大户之一。其父冯春棠，因科举落榜，精神失常，又因遭天灾，家道逐渐中落。冯国璋有胞兄弟4个，他行四。老大冯佩璋，常年经营戏班，奔波外乡；老二冯蕴璋，自幼读书，被选为拔贡；老三冯琥璋，文庠生。

跻身“北洋三杰”之列

　　1884年，25岁的冯国璋只身来到大沽口淮军直字营，通过在该营任文书的族叔介绍，入伍当兵。因冯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经常帮助士兵书写家信或帮伙房记账，人缘不错，亦取得了该营统领刘祺的信赖。第二年，经刘保荐，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习步兵科。该学堂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培养淮军中下级军事人才于1885年创办的。聘有德国军事教官，所设课程有兵法、地利、军器、炮台、算法、测绘，并操习炮队，步队、马队、工队及分合阵法，另外还兼学经史。冯国璋是该学堂第一期学员。在学习期间，他曾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特设数学附生额，因他擅长算术，考中秀才。后返回天津武备学堂继续学习军事。冯国璋学习刻苦，精通枪炮阵式，熟习营垒作业，各科成绩优秀，曾得到该学堂总办荫昌和德国教官的赏识。1890年毕业，被留校任教。

　　当时冯国璋已届而立之年，他不安于现状，想大立军功，出人头地，于是在1893年进聂士成军中效力。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冯曾随聂士成赴东北和朝鲜等地考察和测绘地形，为时半年，跋涉数千里，餐风宿露，历尽艰险。所达之处，对山川要塞均用新法绘图说明，地形地物，了如指掌。所搜集的资料以聂士成之名编成《东游纪程》一书，由冯国璋任注说编辑，及至第二年聂士成率部在朝鲜和东北等地抗击日军时，这部著作发挥了极大的指导作用。故此，冯国璋得到了聂士成的垂青，被任命为该军军械局督办。

　　甲午战争后，冯国璋得聂士成保荐，以清朝驻日公使裕庚随员身份赴日。冯国璋在日本期间，为考察日本军事，结交了日本军界人士福岛安正、青木宣纯等人，并博览大批近代军事著作，取得了大量有关军事教练的资料，不舍昼夜，抄录和整理了几大本有关军事训练和近代军事科学发展的“兵书”，冯亦因此大长才干。

　　1896年冯国璋回国后，将精心整理好的笔记资料呈送聂士成，聂又转呈袁世凯。当时，袁世凯正在积极筹办小站练兵事宜，急需军事教学人才，见到冯所整理的军事资料如获“鸿宝”，遂招冯国璋入小站辅佐编练新军。与冯国璋同时进小站的还有他在武备学堂时的同学王士珍和段祺瑞等人。冯国璋在教学中结合实际，深入浅出，深受学兵的拥护和爱戴。未几，冯国璋即被任命为督操营务处帮办兼步兵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为督操营务处总办。冯国璋鉴于新建陆军初创，在训练工作上应有所遵循，经过精心筹划，与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合力编成《训练操法详晰图说》22册，成为随营学堂的标准教科书，也是清朝末年我国军事学校和编练新军的主要教材。由于冯国璋等人对袁世凯的赤心辅佐，使小站练兵的声誉大振，冯国璋也逐步投向袁世凯的怀抱。

　　袁世凯出卖光绪和参与“戊戌变法”的维新派，深得那拉氏宠信。1899年3月，新建陆军改称“武卫右军”。不久，袁世凯率军赴山东，被派署理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运动。冯国璋以督操营务处总办身份，将1万多人的山东勇营逐步改编为武卫右军先锋队，并曾一度率队在直隶与山东交界的德州一带，围追堵截义和团。1900年冯国璋参预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经袁世凯奏保，升为补用知府。不久被调至济南主管武卫右军和山东全省军队督操事宜。

　　袁世凯为了在德国人面前出风头，决定举行秋操，命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昼夜加紧操练军队。1900年秋季，袁世凯邀请德国驻胶州湾总督一行抵济南观操。总督在袁世凯等人的陪同下登上观操台，只见军旗一色鲜明，队伍整肃精壮，军威凛然。时冯国璋发出洪亮的口令，队伍“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总督当面称赞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为“北洋三杰”。

　　1901年，清廷擢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冯国璋亦随之赴任。袁世凯野心很大．到达直隶后，便开始大规模地扩充北洋军。所谓北洋军是因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袁世凯编练新军而得名。袁世凯首先在保定设立编练北洋常备军的专门机构－－军政司，该司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冯国璋出任教练处总办。冯国璋竭力修明操法，制订章程和编练计划，从而把新旧军队的训练统一起来。使编练新军一时颇著成效。未几，清政府派冯国璋与满族官员铁良、凤山赴日本考察军事。归国后，冯国璋出任清政府练兵处军学司正使，同时督办北洋各武备学堂，兼任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督办，因此北洋军阀集团中不少军官都是他的门生、故旧，为他后来充当直系军阀首领打下了基??

　　1906年，冯国璋署理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任陆军贵胄学堂总办。该学堂是清廷主要为培养满蒙高级军事人才而设立的，其成员是王公世爵、四品以上的宗室以及现任二品以上满汉文武大员子弟。该学堂还附设王公讲习所，在固定时间里专召亲王们去听冯讲课。冯国璋利用此机会结识了不少满蒙贵族，并赢得了清王朝的信任。于是，1907年冯国璋升任陆军部军咨处正使。1908年又升任清西陵梁各庄值班大臣。

　　1908年，光绪、那拉氏相继去世，光绪之弟载沣辅佐其子溥仪登极执政。载沣为了集中权力并替其兄光绪帝报仇，便把袁世凯开缺，赶回河南彰德。冯国璋怕受株连，便借口“值西陵与祭，坠马受伤”，和原配吴夫人病丧、母孙太夫人逝世为由，请辞回籍，但未得到批准。清廷仍委派他负责办理日常军务。冯国璋对袁世凯感恩图报，仍暗通音信，表示忠诚，并竭力为袁世凯东山再起创造条件。

　　1911年(辛亥年)8月，清政府为了震慑革命人民反清斗争力量，决定在直隶永平府(今芦龙)举行秋操，冯国璋被任命为东路总统官。10月l0日，武昌新军爆发了起义，迅即占领武汉三镇。清政府急忙派陆军大臣荫昌率两镇北洋军赴湖北镇压革命，同时又任命冯国璋为第二军军统，随后增援南下。

　　冯国璋在率军南下路上，唯袁世凯的密令是听，根本不理会荫昌的指挥。当冯国璋率军途经彰德时，只身去洹上村向袁世凯请示机宜，袁世凯授意冯“慢慢走，等等看”六字秘诀，并对冯说：“非筹备周妥，计出万全，断难督师进攻。”清政府迫于无奈，只得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得势后，马上奏请由冯国璋接替荫昌第一军军统职务。冯国璋即按照袁的指示，调兵遣将，作好进攻准备。当清廷被迫授袁世凯军政全权以后，袁才命令冯国璋攻打汉口和汉阳起义新军。于是冯命令部将李纯、王占元和陈光远，指挥三协北洋军轮番猛攻。起义新军面对北洋军的猛烈攻势，化整为零，躲在汉口街道两边的建筑物内狙击北洋军的进攻。冯国璋见起义新军拼死抵抗，难于长驱直入，便决定放火烧毁街道两旁的商店和民房，使起义军无法存身。11月1日，冯借风势命令士兵放火，烈火由北而南，由东而西，一时间整个汉口便成了火海，三天三夜未熄，使方圆30里的繁华商埠倾时成为一片焦土，商民损失不可计算。攻陷汉口后，11月27日冯国璋又指挥北洋军攻占了汉阳。此一役，冯国璋被清廷封为二等男爵。正当长江一鼓可渡、武昌垂手可得之时，袁世凯为了借用革命力量迫使清帝退位交权，密令冯国璋“按兵不动”。冯一时摸不着袁世凯的意图，并对袁产生怀疑，于是亲自赴京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请求拨给饷银400万两，可独力平定“叛乱”。太后表示，400万两饷银一时难以筹划，但可以先拨发3个月的饷银，并准备临朝时召见冯国璋。不料袁世凯抢先一步见了太后，使冯国璋的如意算盘成为泡影，甚至还差一点被袁世凯干掉。不久，段棋瑞迅速抵达汉口，接替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的职务。

　　12月15日，袁世凯命令冯国璋离汉赴京，任禁卫军总统，兼察哈尔都统。禁卫军是1908年组建的一支保卫清王朝的武装，共一师二旅，计1．2万人。除步兵第三标是汉人外，其余各部官兵全系满蒙人。冯国璋之所以能以汉人统帅禁卫军，是因为他以前曾为陆军贵胄学堂总办，且近在汉阳之役又被封二等男爵，再加上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曾指使冯国璋等15名北洋将领发表了“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的通电，因此，王公贵族都认为他效忠清室，予以信赖。冯国璋被清廷任命禁卫军总统，从而完全掌握了京畿防务大权。

　　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遭到禁卫军官兵的反对，以致议和条件迟迟不能发表。这时，冯国璋决心助袁一臂之力，亲赴禁卫军总部召集全体官兵，高声宣布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对于禁卫军额数俸饷亦仍维持不变，声言非此不能保全皇室。冯并以身家性命担保，尊号仍存不废，让权不让位，两宫保全及禁卫军待遇皆担保到底，无论个人调任何职，必仍以禁卫军自随。于是一场企图阻碍清帝退位的禁卫军风波被平息下来，冯国璋在关键时刻为袁世凯篡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1912年9月，冯国璋出任直隶省都督兼民政长。1914年晋升为陆军上将。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左膀右臂。

镇压“二次革命” 出任江苏都督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15日黄兴在南京宣布讨袁。23日，冯国璋受命出任江淮宣抚使率部由津浦路南下，不久攻陷了宿县、蚌埠和滁县各处，8月6日直达浦口。16日，他的女婿、参加反袁斗争的南京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率少数卫兵偷偷过江向岳父投降。陈将南京群龙无首的混乱情况及其设防布局向冯国璋作了详细汇报。冯国璋喜形于色，对陈之骥说：“你提供的情况很是重要，待我挥军渡江，我俩里应外合，攻下南京，给你立个首功。”随后，冯国璋会合张勋辫子兵及刘冠雄海军，部署了联合攻克南京的作战计划。南京何海鸣率讨袁军与北洋军鏖战半个多月。9月2日，冯国璋指挥北洋军炸毁城墙进入南京。入城后北洋军如同野兽一般，恣意烧杀淫掠，南京商民家破人亡者，不可胜数，许多妇女被奸淫后投秦淮河自尽。张勋辫子军兽行尤甚。冯国璋因攻占南京有“功”，被袁授予一等文虎章。南京陷落，“二次革命”宣告失败。袁世凯深知南京虎踞龙蟠的战略地位对他控制南方至关重要，因此他本来打算在攻克南京后任命心腹大将冯国璋为江苏都督，然而事不凑巧，因为冯国璋在攻占南京前夕，允诺了张勋提出的“先攻入城者为都督”的协议，张勋不惜辫军惨重伤亡，抢先一步攻入南京，冯国璋只得保举张勋为江苏都督。9月10日，冯国璋北上继任直隶都督。然而张勋治军无方，终引出“南京交涉案”。日、英、美等国公使以张勋在南京其侨民生命财产得不到完全保证为由，向袁世凯施加压力。于是袁世凯于12月16日任命冯国璋出任江苏都督。

　　冯接任江苏都督后，打着维护江苏社会秩序的旗号(其实是为了镇压革命党人)，首先于前清江宁府署设立江苏全省执法处。在此之前又从天津调来大批警察，代替张勋军警维护南京治安。冯国璋又将沿江的四路要塞加以整顿，统一指挥，任命王遇甲中将为总司令；同时设立军事研究所，又在南京设立宪兵司令部，任命陈调元为司令。接着又成立陆军讲武堂、水师学堂、陆军警察学校。冯国璋在军事上的一系列措施，旨在加强北洋军阀的统治，但在客观上保障了江苏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江苏在冯国璋统治的几年间，经济、文化的发展是有长进的。冯国璋手握四师重兵，据有富庶的江苏省，一时成了国内各省军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袁世凯为了笼络冯国璋，于1914年1月特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砥介绍给冯国璋为妻。袁氏父子想藉此左右冯国璋，因此袁世凯指挥部下将这次婚礼办得格外隆重，一时轰动了大江南北。袁氏给周砥陪送的金银首饰、珠宝玉器达120余担，其他妆奁五光十色，不可胜数。婚礼场面十分热闹。婚后结算，仅招待费就支出白银数万两。不久，冯国璋还被授以“宣武上将军”。冯深感袁氏的知遇之恩，曾多次通电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撕毁约法，反对内阁制，主张总统制，曾通电竭力叫嚣中国“应于世界上总统之外，别创一格，总统有权则取美国，解散国会则取法国，使大总统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

借反帝制积蓄实力

　　袁世凯爬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还嫌不过瘾，又产生了做皇帝的野心。当冯国璋获悉袁氏父子在京策划帝制的消息后，十分惊讶。经与周夫人商量，决定进京了解内幕，于是于1915年6月亲赴北京谒袁。冯问：“外闻有总统要改帝制的传说，不知确否?”袁答：“华符，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历史上开创之主，年皆不过50，我已是将近60岁的人了，鬓发尽白，精力也不如昔。大凡想做皇帝的人，必须有个好儿子，克绳基业，我长子克定脚有毛病，是个无用的跛子，次子克文只想做个名士，三四子都是纨绔，更没出息。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个是我的继承人呢?将来只能招祸，不会有好处的。”还说什么他已在英国伦敦买好了房子，如果国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去英国当寓公。冯见袁世凯如此信誓旦旦，也就信以为真了。然而正当袁“指天誓日，力辩其无事”的同时，他的亲信左右却正在积极筹备帝制。冯回到南京后，北京“筹安会”即公开倡导恢复帝制，冯国璋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只得去密电向反对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张一磨询问，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复。冯国璋深感受骗，便愤愤不平地说：“他哪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他的做功倒真不坏!”从此，冯国璋与袁氏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袁世凯对冯国璋很不放心，便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首先在冯国璋身边安置王子铭等人监视其行动；又据传张勋曾接袁世凯一密电，谓冯国璋为人不可靠，嘱其就近监察。不仅如此，袁世凯的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后，袁又派其亲信杨善德率第四师移住上海监视冯国璋。未几，又加派卢永祥率第十师驻吴淞，也为了防备冯国璋。冯国璋见此情形，明白了袁世凯不再相信自己，从此与袁氏父子的关系逐渐疏远，不肯再为袁世凯卖力。不久，袁氏父子指示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选举代表，举行改变国体投票。齐指派代表时，冯暗示督军署人员一律不当代表，不参加投票活动。在举行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去；齐亲自到署劝请，他才勉强到场，然而却呆坐在那里，一言不发。12月18日，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参谋总长，急电催促进京就职。冯乃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并策动江苏军民电请“挽留”，李纯等督军也致电主张留冯。袁世凯没办法，只得允他在南京“遥领”。然而，袁世凯仍不放心，一面派阮忠枢、荫昌等人赴宁继续催冯离宁北上，一面电令杨善德、卢永祥、倪嗣冲调兵控制长江下游。12月25日，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冯国璋鉴于全国讨袁运动兴起．也就不再装病了。1916年3月9日致电袁世凯销假视事，从此放开胆量，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冯国璋一面向袁世凯迭电密陈请“勿轻开战祸”，一面通过梁启超、胡鄂公等人与西南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以促使西南独立和陆荣廷攻击广州，逐驱袁世凯死党龙济光；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军陈宦、汤芗铭通电拒绝袁世凯的命令。当袁世凯派曹锟率北洋军入川与护国军接火之日，梁启超派人赴南京，请冯国璋协助蔡锷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冯国璋对来使说：“我是他(指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而又比较亲信的人，我的电报对他是个重大打击。我们之间,不可讳言是有知遇之感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的，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所以，我刚才考虑的结果，决计发电劝袁退位。”于是，冯叫秘书拟好两电，一电致袁世凯，劝其退位；一电分致鄂赣与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对洪宪帝制的态度。

　　不仅如此，冯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者：(一)取消独立，(二)退出战区，(三)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者：(—)取消帝制，(二)惩办帝制罪魁，(三)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思。可见“五将军密电”是冯国璋企图以“中立”省将军首领的名义，召唤非独立各省区，形成第三种力量，以图联合护国军，打倒袁世凯的一种计谋。

　　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袁世凯过目时，袁气急之下,几乎晕倒；帝制派见此电，亦个个瞠目无词，足见“五将军密电”对袁氏帝制的打击程度。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对帝制斗争正方兴未艾，内部已处四分五裂、众叛亲离之势，深知已临灭顶之灾，但为了仍然保住权力，企图继续盘踞大总统职位，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更无法掩饰。于是冯国璋—不做，二不休，决定对袁施加更大压力，以迫其将政权让予他。为此，冯于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冯国璋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冯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

　　袁世凯复辟帝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导致护国战争爆发，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四分五裂，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在此过程中，冯国璋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出任民国代总统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总统。1916年10月冯国璋被选为副总统，11月在南京宣布就职，仍兼江苏督军。冯国璋就职副总统后，便在南京设立副总统办事机构，并以国家元首的姿态公开接见中外记者，大谈治国方略，主张中国建设要渐次进行，反对国民党的激进方针，一时政治上颇为活跃。1917年初，江苏商民鉴于冯国璋坐镇南京，维护社会治安有功，便发动集资为冯国璋竖立“丰碑”；未几，江苏军界联合会闻知，亦愿加入发起，改为建立冯公生祠，取华符之“华”字名为“华园”，并拟铸造铜像。事为冯国璋所闻．他“恐为人所讥议，立即致函辞谢”，谓：“华园一事千万打消，如不能中断，请即改为劝工场，以利民生经济。”不久，将建华园和铸像之捐资建成贫民工厂和劝工场，此事一时传为美谈，并为冯国璋增添了几分光彩。不仅如此，冯国璋更以反帝制余孽面孔出现。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后，将阁员名单派人送到南京请冯核准，冯一看名单上竟有曹汝霖，便对身边的人说：“这张名单我能同意吗?连帝制余孽也要当阁员了，太不象话了，芝泉(段祺瑞)真是胡闹呀，我准备把它退回去??

　　1917年2月，冯国璋赴京调解黎元洪与段棋瑞因对德断交而引起的“府院之争”。冯到京后，住在禁卫军司令部，整天忙于接见军政各界要人，发表个人对时局的看法，“欲求对外一致，不可不先求内政刷新”，一时赢得各界的好感。他还在中国大学以“教育救国”为题演讲，获得了师生的欢迎。3月，段祺瑞因不满国会和黎元洪的外交政策而辞职赴津，冯国璋受黎之托亲自赴津挽留，并与段联袂回京。冯见段刚愎自用，目中无人，最后表示无力调解，回南京后，冯国璋预料到段棋瑞必将对己不利，于是决定集聚实力，迎击段祺瑞的种种挑战。他联合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建立了“长江三督”势力，又竭力笼络各省军阀和英、美势力，从而伏下了未来的直皖之战。不久，黎元洪在美国公使“允为后盾”的支持下，断然下令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段愤然赴津，立即煽动“督军团”倒黎，于是皖系各省军阀在段的指挥下，纷纷独立，使黎进退两难。这时，冯国璋曾致电表示支持黎元洪，并建议由王士珍出来组阁。由于王士珍首鼠两端，害怕招致灾祸，一时没敢答应；段却趁机派其亲信徐树铮怂恿安徽督军张勋出面调停，且暗示使清逊帝溥仪复辟，结果黎氏受骗，解散国会，引出了一场复辟的丑剧。

　　1917年7月1日，张勋在北京复辟，黎元洪避入日本公使馆，致电南京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维护共和。冯国璋于7月3日通电全国指出：“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国璋今日之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彼(指张勋)恃京师为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第二天，冯国璋在军署接见英国领事时说：“中国政体已走上了共和。不容许再有皇帝，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段总理都是站在反对地位的。”复辟敉平，冯国璋于14日致电“奉还大总统职权，请黎元洪复职”。黎愧于解散国会，故决心去职，致电冯国璋说：“惭魂虽化，枯骨犹生，黾载河间，奠我民国。”段祺瑞企图乘机使其亲信倪嗣冲接替冯国璋江苏督军之职，于是大施调虎离山之计，18日致电促冯北上就大总统之职，并派靳云鹏为专使赴南京迎冯国璋北上。靳对冯说：“段此次组阁表示必可听冯四哥的话，二人同心，其力断金!”冯深知段之野心，不为靳语所迷惑，断然拒绝段祺瑞的安排，并针锋相对地提出离宁条件：调其部下江西督军李纯为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第十五、第十六师为总统卫队。靳致电段祺瑞报告，段则以吴光新、傅良佐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和湖南督军为交换条件，答应了冯的要求。冯国璋鉴于自己的势力在长江下游得以巩固，便于8月1日率第十六师抵达北京就职。

　　冯国璋进京后，先拜访黎元洪，再次力言劝其复职；又派内务部总长汤化龙为大总统代表，进宫答谢清廷对他荣升大总统的祝贺。随后，他便将王士珍、段祺瑞请进府来，叙“北洋三杰”之友谊。冯极为亲切地说：“咱们老兄弟三个连枝一体，不分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从今而后再也不会有什么府院之争了。”冯把“府院一体，内外一心”的高调呼得山响。然而这仅是表面文章，冯国璋决不是第二个黎元洪。他是一个有军队、有地盘、有势力、有野心的不低于段祺瑞的实权人物，他决不象黎元洪那样甘心当“活动的盖印机器”。

　　因此，冯国璋来京就职代大总统，无疑加深了冯段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北洋集团的分裂。段祺瑞刚愎自用，非常看不起冯国璋。冯国璋来北京前夕，段祺瑞听到冯用债券收买上海外商存土(鸦片)，借制药为名，从中牟利的消息后，便对身边人说：“我与冯是旧友了，此君有个钱癖，固所深知。但以今日环境论，我绝不能反对，因小失大，致伤感情。且系苏省官绅合办，彼既事前未征求我的意见，我只好装作聋聩。”段祺瑞宣扬散布冯国璋有“钱癖”，并非无端攻击，冯国璋自保定发迹后，通过各种搜刮手段，已陆续聚敛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军阀、大地主和大资本家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例如，他在原籍河间和阜城、兴济等地有土地 3000余亩；在江苏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购地7O万亩；在诗经村、天津、北京有房千余间；在直隶夹山、遵化、兴隆有3座金矿；在南京、北京、天津有lO座钱庄和银号；并且在中华汇业银行和“北四行”均有大量股票和存款。尽管如此，仍不能满足其贪欲。当他走进总统府看到三海活蹦乱跳的鱼群时，却又动了心计，正好一个姓李的嬖人对其买好，进言说：“三海之鱼，自明清以来从未网罟过，如果打出卖给鱼商可值10万余元。”李某见冯犹豫不定，又说：“成文规定，三海鱼鸟花草历来是皇帝总统私产。”于是，冯国璋招鱼商捕之，议价8万元。从此，冯国璋落得贪婪名声，所以段祺瑞是很藐视他的。

　　段祺瑞上台后，以“再造共和”功臣自命，独揽军政大权，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于是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联络海军总长程壁光及西南军阀于1917年 9月在广州建立了与北京政府对峙的护法军政府。段祺瑞面对此局势，立即决定对南方实行“武力统一”的军事讨伐。9月18日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通电宣布湖南“自主”。10月6日，护法战争首先在湖南爆发。正当段祺瑞全力对南方用兵之际，代大总统冯国璋却提出了与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对立的“和平统一”政策，即保持西南各省军阀割据现状，以换取他们对北京中央政权的承认，保持中国名义上的统一。冯为了贯彻他的“和平统一”政策，利用他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密遣其婿陈之骥赴湘，运动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于是王、范通电：“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绝纷争……。”10月20日冯又指使“长江三督”联名提出停止湖南战争，撤回湖南督军傅良佐，改善内阁和调整倪嗣冲安武军驻防四项主张。段对南方战争彻底失败。12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两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暂时占了上风。

明争暗斗不敌段祺瑞

　　段祺瑞虽然一度下野，但皖系实力仍存无损。因此段下台后，竭尽全力破坏冯的“和平统一”政策。首先拉拢直系内部主战派首领直隶督军曹锟于12月召开“天津会议”，煽动继续对南方用兵；同时，段还指示徐树铮勾结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兵入关，以威胁冯国璋。冯虽有十五师、十六师，却仍感力量单薄，而敷衍西南的“和平统一”政策因进行缓慢而无效果，致使护法战争于1918年1月中旬重新交火。段祺瑞的阴谋得逞，冯在北京陷于孤立。 　　1月26日冯借出京“巡视”为名，率领1000余名卫队，准备赴南京与李纯等人商讨反段大计。当冯的专车抵达天津时，曹锟率直隶军政大员在车站欢迎。冯一行人在天津曹家花园小住一夜。曹锟向冯表示：“无论和战，吾辈坚决服从命令。”第二天，冯国璋继续乘专车南下，27日下午抵达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登车晋谒总统，并同车赴蚌埠。此时段祺瑞急电倪嗣冲阻止冯前往南京。

　　28日上午冯国璋专车抵达蚌埠，倪嗣冲率亲信十余人到站迎接，见到冯劈头第一句就说：“在天津小站时，咱还是个文官，如今居然也领兵了，咱们多时相好，如今你是大总统，我还是个督军，天差地远，我看这督军觐见大总统的大礼就免了吧！”下车后到了倪嗣冲署府，冯国璋也不甘示弱，刚坐定，就对倪嗣冲说：“督军不听中央的命令不必说，就是一个师长、旅长，索饷索械比什么人都凶，一点点不如意就通电反对中央，请老弟代我想想，这样的总统做得下去吗?”倪嗣冲因事前接到段祺瑞密电命令他阻止冯国璋赴南京，所以对冯的态度极为恶劣，他竟然指着冯国璋说：“是战是和，你是当总统的，总统先有个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为何不明白说出来！你和段总理已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了。

　　可是，现在你只顾自己的总统地位，而不顾总理的面子，此种举动真令吾辈寒心。”不待冯讲话，倪又连珠炮般地发泄内心的不满：“不知总统是否还记得当年在天津武备学堂当学生时候，校长不是我们安徽的李文忠(李鸿章)吗。如今安徽人真倒霉了，当年卵翼出来的学生一个个都忘了本，同咱们捣起蛋来，这还了得吗！”说到此他竟然拍案大哭起来，说什么：“总统，现在国家已经危险万分，我们北洋派也到了万分危险的时候，你看南方的势力这样嚣张，还有小人在总统跟前挑拨，说你是直派，说段总理是皖派，说你俩闹意见，现在又造谣言说直皖两派要分。若真的分了，我们自相水火，那北洋派就完了。”倪的一席话竟使冯国璋也流下了眼泪，跟随冯国璋的田文烈见此情形，便说：“总统原来是与倪督军、张督军诸君商议讨伐西南之事呢，既然这样，待总统回去即下讨伐令好了。”冯国璋欲赴南京，倪当即说：“你若回北京，我可以放行，若去南京，我便扣留你在此。”冯国璋不得已，只得折回北京。

　　冯国璋回到北京后，于1月30日下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率军进犯湖南，并于2月上旬下“罪己布告”说，“上年湖南事起，阁议主张用兵，国璋……冀以武装促进和平，而未尝以力征誓于有众。……长沙陷落，大损国威……正宜申明纪律，激励戎行……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任用之，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国璋轻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冯国璋效法专制君王用“罪己诏”的形式缓和与段棋瑞一派的紧张关系，尽力向段表示让步，以平息皖系军阀政客们的怨气。3月23日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又占了上风．但冯国璋并不甘心“和平统一”政策的失败，他密电曹锟率兵南下“适可而止”，不必过于深入为他人效力，“以恢复湘省为止”。曹接电后，心领神会，回电说：“决不令主座为难。尽请放怀！”吴佩孚率直军攻占长沙后，段电吴“直捣两广”，吴借口饷械供应不及，故意按兵不动。段为了早日完成他的“武力统一”，便极力笼络曹锟、吴佩孚。当段准备升任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的消息传出后，冯国璋急忙致电曹锟：“久戎于外，直隶根本之地，未免空虚，倘有疏虞，便无退步。”于是直军占领衡阳后，曹锟力辞两湖巡阅使，立即回到天津，吴佩孚亦屯兵不前，并与护法军划界停战，致使段的“武力统一”到此为止。

　　段祺瑞企图再以名位引诱曹、吴继续为其卖力，使授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授吴佩孚为“孚威将军”。未几，段祺瑞又“秘以副总统许曹”。并且亲往湖北犒师。冯国璋此时恐怕曹锟再次受骗，便派陆建章赴天津说服曹锟，放弃南征，回到直系与李纯等人合作把局面转向和平。结果陆建章在天津被段的第一亲信徐树铮诱杀。段祺瑞深知阻碍“武力统一”的主要障碍是冯国璋，于是便指使亲信王揖唐为首的“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国会选举，把冯赶下台去。安福系乘冯国璋继黎元洪总统任期已满，按照事前段祺瑞的部署选举徐世昌为新总统，冯只得把总统的“宝座”让了出来。不久，冯离京回到故里河间。

　　徐世昌上台后，企图调解直、皖两系矛盾，为了取悦冯国璋，便批准下台的冯国璋仍有节制第十五、十六师的权力。不久，又派师景云赴河间迎请冯晋京，以疏通冯、段感情。由于冯国璋鉴于陆建章被谋杀的教训，迟迟不敢登程，直到靳云鹏组阁，稍有了安全保障，他才于1919年 l0月经天津抵达北京。冯国璋此次进京虽然是打着调合直、皖两系分裂的旗号而来，但实际上，他依然想通过他的斡旋促进直系内部团结，以对抗皖系，并伺机东山再起。此外，他进京的另一任务，则是企图把陆军部于1919年6月裁撤的第十五、十六师的粮饷局夺回来，以保其外快财源不致中断。然而一切都未能如愿，即于12月28日突然病逝，时年62岁。（注：资料来自网络）

子孙后代

　　民国代总统冯国璋乃河北河间县西史经村人，1910年，冯国璋为《冯氏家谱》重修作了序言，并规定今后冯氏家庭

　　以“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十字为排辈次序。

　　冯国璋作为起首的“国”字辈。

　　他的五个儿子为“家”字辈，分别取名为家遂、家迪、家遇、家迈、家周。

　　而孙辈从“海”字辈，有海岱、海嵊、海岩、海岗、海岛等。

　　曾孙辈本也该从“禁”字，但因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所迫，只能违逆祖上的遗训，以示与“反动家庭决裂”。所以到冯巩这一辈孩子就不再以“禁”字排辈了。

　　而到了冯巩的下一代，则又接着“开”字的顺序取名，冯巩的儿子就叫作“冯开诚”。

　　应该说，早年身为清廷大臣的冯国璋能为其族人后代订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十个字，可以称得上是很有政治远见的，是积极进步的。

　　冯国璋一生由一介书生而入武林，读文史后再习军事。在他所处那个时代，经历了数次战争，其中亲自参与的就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进京等战事；中国作为战败国，付出了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沉重代价。作为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或是身为一名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军事将领，冯国璋曾以其深刻的思考和敏锐的见解，屡屡向上司和清廷进言，并且一直身体力行地为“国家海禁开，东方大事起”这一宏愿而尽心尽力。

　　冯国璋当时已深切地感知，一个自诩为泱泱大国的国家，由于数百年来闭关锁国，夜郎自大，国力早已衰败不堪，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一大截了。他两次东渡扶桑，从那个自明治维新以来变得强悍起来的国度中，发现了一条中国富强昌盛，再树雄姿的可行之路，那就是打破海禁，引进外国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让国人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

　　但其时其势，这位汉族的清廷重臣也有与当年李鸿章相似的忧虑和顾忌，眼看着京城里那个冥顽不化的满清朝廷，还有早已腐败不堪的各级衙门地方官吏，落后的农桑耕作制和淤堵不扬的贸易商业，还有几乎空白的现代工业??这副积重难返的烂摊子，就决定了真正要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大事起”的强盛之势，非一朝一代人所能办到的。因此，冯国璋把希望放在了儿孙辈身上。

　　后代：孙子：著名相声演员，冯巩。

徐世昌

　　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１８５４－１９３９)，男，汉族，清末、北洋政府官僚，北洋政府总统。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涛斋（号水竹邨人）晚号水竹村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等。生于河南卫辉城内曹营街四号寓室，乳名卫生，两岁时随家迁往开封，后又随母迁回卫辉贡院街居住，７岁丧父，家道败落，成年后在沁阳、太康、淮宁等县署做文书和家馆教师。祖籍浙江鄞县，出生于河南卫辉，晚年长居天津。他曾是一位袁世凯的支持者，与北洋军阀关系密切。清季翰林，官至东三省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并曾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辛亥革命后，於一九一八年曾任大总统。工山水，颇清秀。书宗苏轼，略变其体。能诗，设晚晴簃诗社，罗致诗友，编印清诗汇。有归云楼题画诗集，成於一九二四年。

年鉴

　　１８７９年徐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

　　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

　　１８９７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兼任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总办，是袁世凯的幕僚之一，此後累获擢升。

　　１９０４年，袁世凯创建警察，保举徐世昌为巡警部尚书，负责京师的治安。

　　１９０７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其时东北处于日俄战争之中，清朝的根本被蚕食，徐世昌多所举措，采取开商埠，借国债，连与国，修铁路等一系列措施。并在东北推行新政，以此来抵制日俄对东北的控制。

　　１９０９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罢黜，徐世昌自请病退，调任邮传部尚书，京浦铁路督办。

　　１９１１年５月，清廷设皇族内阁，徐成为仅有的四名汉人内阁成员之一。任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徐力主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同年１１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至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後方向清室请辞。

　　１９１２年３月，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力辞太保，隐居青岛观望时局变化。

　　１９１４年５月，袁世凯据新的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由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其时袁世凯称呼徐世昌、赵尔巽、李经义、张骞为“嵩山四友”。次年袁公开推行帝制，

　　１９１６年３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徐为国务卿。徐在公私两方面为袁尽力。因要求讨袁护国军停战议和遭到拒绝，徐力荐段祺瑞继任。袁世凯死後，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二人不久即发生府院之争，徐以北洋元老资格应邀抵京，先调解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後又调解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矛盾。

　　黎元洪去职后，１９１８年10月，徐世昌经皖系军阀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他标榜“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２月于上海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无结果。

　　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发生时，徐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及陆宗舆职务，以缓和全国舆论的反对。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份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势操纵。

　　１９２２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获胜，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指徐世昌总统为非法，迫其去职，自此徐世昌退出政界，居住天津租界。晚年日本人尝试邀徐出任华北政府职务，徐世昌拒绝参加日军组建的华北傀儡政府，保持了民族气节。

　　1922年6月，徐世昌被派系“逼宫”下野，遂返乡做寓公，开始过诗、书、画三位一体的“隐逸”生活。

　　他与林琴南、严范孙、赵湘帆、华世奎等名士组成“晚清簃诗社”。如为严范孙题写的一首诗云：诗坛酒垒厌江湖，眼底纵横见此图；花月多情如梦幻，川原有恨入榛芜；客来关辅三霄路，臣本烟波一创徒。此诗恰切地表现了士者飘然山林，宦途如梦的退耕复杂心态，磊落高华，舒卷自如，颇有“超凡入圣”的浪漫。同行评价为“吟咏之功，度越前人”。

　　徐世昌在自己的退耕堂中做到了老有所为，诗、书、画一体三面。诗人往往独行其事，天马行空；书法家则需要具备诗人的某些素养，以进入更高的境界；而画家更要兼诗人与书法家的造诣，才能登峰造极。徐世昌出任大总统后，即自信“深得书法中三味，每日临池挥洒，分增局以上官员”。

　　他的书法多为行、草体，名重一时，在津门各殿堂里多有其墨迹。如天津老字号“正兴德茶庄”、“成兴茶庄”、“直隶书局”等匾额均出自他的手笔。1919～1926年，徐世昌将其书法作品汇集成《水竹邨人临帖》3册、《石门山临图帖》1册，刊印发行。他的书法大宗为对联，其余为条幅、册页之类。

　　徐世昌六岁开始学画，善画山水、松竹，尤其喜欢绘制扇面，造诣甚高，而且是每画必诗，一般不轻易送人，故他的绘画真迹少于书法遗迹。他的代表作《晴风露月四竹图》极为出名，人称：“画中晴竹，振雨露声；风竹摇曳飘洒，露竹沐甘浸润；月竹清漪宜人，为竹作中之精品。”该图为民间所收藏，民初作品，以六尺引卷作朱砂笔。1920年，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成立“国画研究社”，聘国画大家周肇祥主其事，同时拨巨额公款，明令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今中央美院前身)，由陈师曾任校长，齐白石、王梦白等人任教。徐世昌下野之后，周肇祥仍将名人画作送往天津徐宅，请其为之鉴赏评论，还不时与徐世昌研讨中国绘画艺术问题。“国画研究社”曾与日本画社共同举办过国际联合画展，分别在中国、日本及其他世界各地展出。徐世昌也有作品送到展会展览，获得中外各界的一致赞誉。“平淡天真，意趣高古；笔锋凌厉，状如削玉；诗画相映，书画同体；神韵相连，清爽不凡。”徐世昌的粉墨花卉、松竹以及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品位高雅，神韵仙体，在民国画坛声誉颇高。

　　１９３９年６月６日于天津病逝，享年８５岁。

　　徐世昌先後娶卫辉曹氏和辉县席无棣为妻，曾经在辉县百泉“水竹村”置办田宅。

　　徐世昌文人出身，昌诗、书、画俱晓。为总统时曾成立北京艺术篆刻学校，即後来中央美术院前身。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徐极力鼓吹“尊孔读经”以为抵制。退出政界於天津“退耕堂”过隐逸生活後，藉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２０余种。著有《欧战后之中国》《退耕堂政书》《大清琨辅先哲传》《书髓楼藏书目》《东三省政略》等书。徐世昌的书画作品颇有声誉，曾在中国、日本等国画展中展出。

主要编著书目

　　《清儒学案》

　　《颜李遗书》

　　《弢斋述学》

　　《大清畿辅先哲传》

　　《欧战后之中国》（巴黎大学荣誉博士论文）

　　 《退耕堂政书》

　　《东三省政略》

　　《将吏法言》

　　《弢养斋日记》

　　《大清畿辅书征》

　　《书髓楼藏书目》

　　《元逸民画传》

　　《国乐谱》

　　《古文典范》

　　《明清八家文钞》

　　《水竹村人集》（又名《徐大总统诗集》）

　　《归云楼集》

　　《海西草堂集》

　　《退耕堂集》

　　《竹窗楹语》

　　《藤墅俪言》

　　《拣珠录》

　　《晚晴簃诗汇》（又名《清诗汇》）

徐氏家祠

　　徐世昌在卫辉市城内贡院街建有“徐世昌家祠”一座。１９１７年北洋政府在卫辉用招标办法拍卖官产，由徐世昌在卫辉的堂弟出面，购买原卫辉府参将衙门旧址，改建为徐氏家祠，１９１８年动工，１９２１年竣工。落成后，徐世昌偕同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专程来卫参加徐氏家祠的落成庆典。该祠堂共分为四进院落。立于最前面的是一座高大的照壁，高７米，长１２.７米，砖石结构。照壁中央前后各镶嵌有五簇谷穗组成的“嘉禾”青石浮雕圆形图案，寓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与“五谷丰登”之意。该祠采用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建筑布局，四面封闭，充分体现了封建时代家庭的内聚力。整个建筑规模宏大、气魄雄伟、布局严谨、砌筑工整、风格独特，既体现了我国清代建筑的传统风格，又有所创意，是近代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建筑，具有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

曹锟

　　曹锟（1862.12.12～1938.5.17）字仲珊，直隶天津人，北洋时期直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923年10月，通过贿选登上民国大总统宝座，人称贿选总统）、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1938年6月14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追赠）。

　　曹锟幼年曾入私塾数年，16岁时推车下乡零售布匹，因喜玩乐，终至亏累歇业。1881年适逢袁世凯在小站招募新兵，遂应募入伍。不久即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武备学堂，任毅军哨官。1894年随毅军赴朝鲜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曹锟被任为右翼步兵帮带。1907年升任新军第三镇统制，使北洋势力伸展到吉林、黑龙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奉袁世凯之命，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镇压革命。1912年2月在北京纵兵哗变，为袁世凯拒赴南京就职制造借口。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第三镇改为第三师，他任师长。

　　1914年4月，又任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湖南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势力。1915年10月，曹锟因积极支持袁世凯辟帝，被授予虎威将军称号。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封为一等伯。1916年1月奉袁世凯之命率部入川，镇压护国运动。6月袁世凯死后，曹锟又以其重要的军事力量，仍为北洋政府所倚重，9月任直隶督军，驻防保定。

　　1919年五四运动中，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藉，直系军阀乘机策动反皖系军阀活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推为北洋直系军阀首领。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军队战败，段祺瑞下台，此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

　　直奉两系军阀因分赃不均及争夺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战败，退回东北，直系独霸北方后，黎元洪再次拉出来复位，用所谓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

　　黎元洪虽然复职，但军政大权操于曹、吴手中。为使曹锟早日爬上总统宝座，扬言黎到1923年10月任期已满，应行另选。1923年6月直系军阀把黎元洪逼下台。曹锟采纳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五千元支票。为了筹集贿选经费，他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170县分大中小级，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不等。他用搜刮来的1300万余元，收买了一批国会议员。1923年10月5日，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0月10日，曹锟由保定入京，粉墨登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罕见的丑闻之一。 1926年4月，冯玉祥军鹿钟麟不满临时执政段祺瑞与奉系军阀勾结，发动驱段兵变，将曹锟释放。5月1日因病辞职，由总理摄政。

　　1927年2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即将抵达河南时，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予以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1938年5月曹锟病死于天津，终年76岁。6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生平

　　一、卖布郎愤而从戎

　　曹锟字仲珊，1862年（同治元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天津大沽一个贫穷造船工曹本生家里。曹锟的父亲曹本生，在大沽的一个船行当排工，成年累月给人家造木船，以维持这个10口人之家的生活。尽管曹家经济拮据，但曹本生性子憨直，为人要强，他宁愿自己勒着腰带，也要供孩子们识几个字。因此，曹锟兄弟几个，多在幼年读过几年私塾。

　　曹锟16岁时，父亲让他学造木船，曹锟不肯，叫他学做农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让他去卖布。因家中贫穷，买不起一辆手推车，曹锟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处叫卖。曹锟性情豪爽，爱交朋友，喜欢武术，好酒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有时街上一些顽童就趁机把他钱袋里的钱偷走。当曹锟酒醒后发现钱没有了，只是一笑了之，从不追问。所以大沽一带的人们给他起了个“曹三傻子”的绰号。

　　父母见曹锟不成器，便在他17岁那年托人说媒，将西大沽一家姓郑的姑娘娶过来。郑氏长于曹锟两岁，相貌平平，但为人通情达理，过门后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对曹锟更是十分体贴，小两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一日，曹锟贩布到保定城门，被两个守城的士兵拦住，不但没让进城，反而被他们谩骂嘲笑一番。曹锟无端受辱，窝了一肚子火儿。他想起自己寒来暑去，历尽艰辛，也未能改变自己吃苦受累的命运，于是他暗下决心，立志从戎。

　　1882年，20岁的曹锟应募入伍，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曹锟丢了推车卖布的小买卖后，先是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做了毅军的一名哨官，1894年还曾随部赴朝鲜作战。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右翼步队第一营帮带。他既无背景，又老实巴交，时常受人欺负。但他的一大特点，憨厚，喜怒不形于色，好处都让给别人，自己则吃苦耐劳，千依百顺，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从无怨言。久而久之，相对于周围那些浑身毛病的兵哥来说，竟颇有些出淤泥而不染的妩媚，于是渐渐地也就闻达于上司，甚至袁世凯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曹锟听说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有个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当地很有权势，人称“大帅”，于是备下厚礼前去拜谒。常言道：“礼多人不怪”。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广东水师提督，一看来了个姓曹的小老乡，很是开心。接着一查族谱，发现曹锟竟是自己的孙辈，自然更加高兴，便正式认曹锟为族孙，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凯那儿为他通融，自此打开了曹锟扶摇直上的康庄大道，由帮带而帮统，由帮统而统领，由统领而统制。

　　曹锟曾到朝鲜参加中日战争，后被送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成为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骨干，此后，日益得到袁的器重，1907年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军第三镇统制官。民国成立后，曹任陆军第三师师长，曾于护国战争时率军南下四川，与护国军作战。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列为直皖两系，曹在两系暗斗中，脚踩两只船。在冯国璋死后，曹成为直系首领，相继取得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成为主宰中央大权的实力派人物。

　　二、驻保定大逞其威

　　在曹的生日这天，光园内外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各省军政要员纷纷奉承巴结，大送寿礼自1916年9月曹锟任直隶督军，到1923年10月他贿选中华民国总统期间，曹主要驻在保定，保定成了直系军阀的大本营。直皖之战、第一次直奉战争及许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谋划决策的。现择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为，从侧面反映曹的面貌。

　　镇压爱国学生的进步活动--曹锟驻保期间，禁止学生们阅读进步书籍，反对学生的爱国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消息当天傍晚就传到了保定。一些进步的爱国学生争相传告，愤怒谴责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卖国行径，谴责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保定高等师范、政法学校、农业专科、第二师范、私立育德中学的学生们纷纷罢课，到直隶督军署门前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面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曹锟躲在督署府里十分害怕。5月7日，直隶省教育厅派督察员王琛来保定会晤曹锟。曹锟下令禁止学生集会游行，阻止学生罢课，并派出大批军警监视各校学生的活动。

　　1922年，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育德中学学生王锡疆等人代表保定团组织出席了会议。回保定后，王锡疆主持保定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年，王锡疆在给第六中学学生杨景山的信中邮寄了《社会问题研究会章程》，被军阀当局查获。因其中涉及“布尔什维”等内容，曹锟便下令通缉逮捕王锡疆。王在校长郝仲青帮助下，脱身到北京，后与邓中夏一起从事革命工作，并由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保定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23年5月康有为从洛阳到易州谒清西陵，顺路到保定。曹锟在保定光园为其接风洗尘。康有为特为在建的曹锟花园提名“老农别墅”。康有为还在河北大学发表演说，进行反对新文化的宣传，深得曹锟欢心。一天，曹在与康有为的谈话中讲到王森然在第二女师学校增设白话文课程，宣传新文学时，康有为十分气恼。他对曹锟说：“他本来是个小桐城，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不能让他在保定呆下去。”恰值保定召开直奉战争直军全体阵亡将士追悼大会，王森然写了两篇痛斥曹锟的文章，在保定各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曹锟十分愤恨。他以防“赤化”为名，于5月18日晚派人去学校抓王森然。王事先听到风声，当夜化装逃到北京，在李大钊、林语堂、胡适等几位教授的掩护下，才躲过了通缉。

　　大兴土木修建大本营——曹锟驻保定后，就开始着手修建大本营。他先在保定东郊征购土地，修建飞机场，拆通西关新开路，拓宽南大街，又将原清代直隶按察使司衙署改建为宾馆。因他仰慕明朝蓟辽总督戚继光的英名，所以把宾馆命名为“光园”。曹锟平日在原直隶总督署办公，下榻在光园。

　　曹锟爱看戏，他将关帝庙改建为戏园，人称“曹锟戏园”。他常常邀请当时戏剧界名角来保定演出。张勋复辟失败后，曹锟兼署直隶省长。曹锟在此春风得意之时，特邀京剧名角梅兰芳来保定演出，并亲自率领亲信坐马车到保定城北迎接。

　　不料，梅兰芳是乘私人汽车来的。汽车在当时很少见，一般的达官贵人有汽车的也不多。曹锟见梅有自己的汽车很是羡慕，心想我一个堂堂的直隶省长竟不如一个唱戏的排场，真是枉为人生。梅下车后，改乘曹的马车进城。曹锟对梅热情备至，并邀请梅同住光园。不久，曹锟便派人买来４辆汽车。自此，保定街头出现了汽车。

　　1921年，曹锟欲将大清河两岸600余亩地兴建为规模宏大的花园。刚刚经受了大旱之苦的保定劳动人民，听说曹要建花园，扶老携幼前来参加修建，为的是讨口饭吃。1923年秋季，花园终于建成了，里面有楼台轩馆，水榭曲廊，花径亭石，苍松翠竹，汇集了南北园林之精华。曹十分喜爱这个花园，几乎每天早上都到此散步打拳，同时，也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园游览。可能是因为曹锟前半生无儿的缘故，他十分喜欢男孩子，曾在园中游玩时认过五六个干儿子，有的干儿子还依仗着曹的势力发了迹。

　　六十寿庆排场空前——1922年农历十月二十一日，是曹锟的60大寿。此时，直系在直奉战争后，控制了北京政权，北方俨然是直系天下。作为直系首领的曹锟踌躇满志，决定大庆60大寿，借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在曹的生日这天，光园内外张灯结彩，门前车水马龙，各省军政要员纷纷奉承巴结，大送寿礼。吴佩孚从湖南赶到保定，做总招待员。曹锟见吴佩孚如此恭顺，十分高兴。他对幕僚们说：“子玉（吴佩孚字）生性古怪，却独能推崇老夫，这也算是前生的缘分咧！”众人听了争着奉承说：“吴帅无论怎样威望，怎比得上老帅勋高望重，震古铄今？此中不但有缘，也是老帅德业所感召啊！”曹听了十分开心。

　　为了助兴，曹锟还特地以重金请来梅兰芳、余叔岩、杨小楼、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筱翠花等戏剧界名流来保参加堂会。演戏7天，犒赏达30万元。

　　曹锟过生日如此铺张奢侈，挥金如土，但对军队却常拖欠军饷，以致引起兵变。

　　保定东门外驻有一个炮队，曹锟每星期都要检阅一次。一次，炮队因欠发军饷发生哗变，驾起大炮向市内督军署方向开炮。曹锟即派人前去抓捕肇事者，并斩其首级，悬挂在城门楼上示众。

　　三、买选票贿选总统

　　历史无法掩盖，后来揭露的幕后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曹锟在历史上最出名的一点，就是他贿选总统。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最终却被定格在了耻辱点上，十分有趣。这次贿选在历史上也是一出有趣的喜剧或闹剧，把貌似庄严的政治大大调侃了一番。曹锟本是个戏迷，喜欢点戏、看戏、捧戏子，不想自己却主演了这出历史喜剧。

　　1923年，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的曹锟不顾自己依赖的直系支柱吴佩孚的反对，策划了贿选总统的丑剧。他以每张选票5000元的价格，收买了许多无耻议员，于1923年10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成为备受国人唾骂的“贿选总统”。

　　国会和议员是总统选举的机器，因此在总统选举前，议员便奇货可居，自高身价。议员本该是一国中德才兼备之士，但经过此次选举，在道德上已被完全击溃。

　　自民初以来，民主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早已时荒志废，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早已大为不同。此时曹锟使的手段，却正是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人常说“好汉吃软不吃硬”，所以当时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络绎不绝，大多数议员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所以贿选才得以有惊无险地大功告成。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由此也导致议会政治在中国前途渺茫了。

　　拥曹派为了要完成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自然需要拉拢国会，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当时的关键人物。吴景濂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意包办大选，同时争取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不过拥曹派认为吴有借机勒索的企图，所提条件是瞒天喊价，难于答应，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在大选工作上非依赖吴不可。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当时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1919年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为曹锟选举服务的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9月13日晚在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派、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聚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直接赴国会投票。

　　1923年10月5日，由于国会议员们刻意拖沓，原定于上午10点召开的总统选举会延至12点左右才得开始。签到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实际出席者585人，刚刚达到法定出席人数（583人）。当时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刚刚辞职，故由众议院院长吴景濂主持大会，并公推16人为检票员，从下午2时开始投票，至4时完毕。随即当众点票，结果总投票数为590张，曹锟得480票，第二名孙文33票，之下有唐继尧20票，岑春煊8票，段祺瑞7票，吴佩孚5票，王家襄、陈炯明、陆荣廷各2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1票，另有废票12张，含孙美瑶1票，“五千元”1票，“三立斋”3票。

　　这28人中，陈三立、严修是名流，孙美瑶是大盗，高锡、符鼐升是地方民意代表，此外22人皆是举国知名的政治实力派。论军政才华，比曹锟适合做总统者不下一打；就算军事实力暂时不如曹锟，但得票差距也决不会如此悬殊。因此，无论有无贿选，这都是不折不扣的舞弊选举。

　　历史无法掩盖，后来揭露的幕后的真相是：共有480名参会议员收受了曹锟的贿赂，原则为每人5000元，但实际上根据人物地位或作用的不同，高的可达到1万元，低的还不足2000元，都在10月1日以支票形式发出。整个贿选共花费1356万元，包括给各政党的补助费3242万元、特别票价141万元、普通票价3045万元、宪法会议出席费572万元、常会出席费20余万元、特别酬劳费324万元、“冰敬”、“炭敬”及夫马费190余万元、招待所临时费120余万元，秘密费70余万元。

　　1923年10月6日的《北京报》对此有详细报导：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5000元，然实为起码数，有8000者，有1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贿选的总办事处）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

　　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5000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8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曹锟出身小商人，发迹之后尤重敛财。据1926年10月10日成都《民视日报五周年汇刊》登载，曹锟家产为5000万元，列北洋军政人物之首。但此次贿选，却并非出自他的私囊。直隶省长王承斌为筹集大选用款，逮捕了一批制毒贩毒的奸商，勒令他们以钱赎身，得款数百万，又向直隶170个县强迫性借款共数百万元。此外，各省督军、省长多有“报效”，数目最多的为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江苏督军齐燮元，每人50万元。

　　贿选过程十分热闹，花边新闻层出不穷，据史书所载和当时见证者记述，曾有诸多贿选趣事--密布军警。1923年10月5日清早，国会街一带就出现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军警，城墙上则有许多瞭望兵，另外还有五六百名便衣游弋于群众当中，负责警务的官员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都亲自在现场指挥，严阵以待。其目的之一在于监视群众，一在防止议员偷偷离京。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通道，都布置有军警防阻议员出逃。遇到有议员出逃的情况，便衣都是一把揪住，大声诬赖其逃债，接着军警就会过来干涉，声称带回去盘问，事实上则是带回会场。

　　凑足人数。大选时间虽定在上午10点，实际上到下午1点20分前，尚未凑足法定人数，于是曹锟选举班子甘石桥俱乐部向一些议员秘密承诺：只须列席会议，哪怕不选曹锟都可领取5000元。这一招果然奏效，到午后，就有袁振黄等十余议员乘汽车赶到，准备干净利索地投票--拿钱--走人。但即便如此，最后仍缺数人，俱乐部便到医院把一些卧病在床的议员用软床抬来，如此才凑足法定人数。

　　亲情攻势。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来参会的有数十人之多。

　　权位贿赂。由于有的议员眼光长远，不愿为区区数千元卖身，甘石桥俱乐部乃以实授官职来代替金钱贿赂的，议员甚至有已受官职又反悔，于是回来受贿的。惟有蒙古议员多是王公贵族，蔑视金钱而重视官职，态度最为坚决。

　　折磨会监。根据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必须有一定人数的旁听者充当会议监督。

　　但选举当日对旁听者的控制特别严格，必须由其介绍人（议员）出面证明其身份，且被搜身后方可入门。在院子里临时搭盖的棚子里，大清早便有旁听者等候，总共大约100余，由于人多地窄，几无立足之地。到了午餐时间又没有饭吃，后来组织者还算"仁慈"，送来一批面包，没让他们饿晕倒。大选开票之前不许旁听，直到下午3时才得以入场，但大局早已定了，而会议监督们也早已筋疲力尽，哪里还有力气去行使监督权力？冒牌议员。当天签到虽所近600人，但未必皆为正身。参众两院各有一蒙古议员被一真正蒙古议员指出是冒牌货，而山西、江西也各有一议员被指为滥竽充数。会场“签到处”的执事职员，都是先期派定的，其余人等不得靠近；其实“签到处”被许多支持曹锟的“大选派”议员环绕簇拥着，外人也难以靠近。刚刚散会，吴景濂马上命令将签到簿密封在柜内，严令管理人员不得泄漏。

　　检票可疑。按规定，检票员须从议员中抽签得出。但是，放有议员人名的签筒早已被吴景濂派专人监护起来，密藏于议场后的圆楼之内。大选当日由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抽签，有16人簇拥在旁，他人不得上前。结果抽出者除参议院吕志伊、众议院李肇甫二人外，皆为"大选派"；而这二人偏又未来赴会，于是马上以“大选派”二人代之。另有废票12张，内容不得而知。

　　当然，曹锟并非真正掌控全局，天下人也不全是5000元能买得动的。大选当日，曹锟亲自临场督选，当他走到北京议员国民党员吕复席前时，发现他竟未选自己，不禁心痒难禁，竟然附耳轻语：“如何不选曹某？”不料吕复天生有反骨，叉指怒喝道：“你要能做总统，天下人都能做总统了。你要是当了总统，总统也就不是总统了。”说罢，随手操起桌上的砚台向曹锟掷去。曹锟亦曾公然对议员们说：“谁又有名又有钱，谁就可以当总统。”某议员立刻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可以当总统。”一座大笑。

　　另有浙江籍议元邵瑞彭（次公），在大选前即将所得之5000元支票摄影制版公布，并且向北京地方检察厅检举高凌霨、王毓芝、边守敬、吴景濂行贿，控告曹锟“骚扰京师，诩戴洪宪”、“遥制中枢、连结疆吏”、“不自敛抑，妄希尊位”、“勾通军警、驱逐元首”、“收买议员，破坏制宪”、“多方搜括、筹集选费”等诸项大罪。舆论一时大哗，社会各界纷纷抗议选举结果。

　　此外，直系的政治对手也纷纷拆台。如张作霖就勃然大怒道：“妈拉巴子，曹锟是三花脸，是小丑，我们东北人绝不捧他。”并宣称议员若能不接受曹锟的贿赂，就可以向自己领取相同数目，这叫“反贿选”。但由于“大选派”准备得当，布置周密，终能有惊无险地达到了目的。

　　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中国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10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

　　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声明曹锟为僭窃叛逆，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鉴于本次贿选，终有两会议员意志不坚定的缘故，而议员中又有不少国民党人，甚至如主持本次贿选的众议长吴景濂都是国民党人，因此，孙中山话虽说得慷慨，其实底气不足。倒是各省争相声讨本省的参选议员，严重的甚至开除其省籍，多少给了议员们一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惩戒。

　　1919年的“双十节”，吴景濂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列赶到保定迎接曹锟。当时保定全城庆祝，家家悬挂五色旗，欢呼声不绝于耳。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鬼话，而曹锟也冠冕堂皇地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敬谢不敏云云的客套话，随后，曹锟踏上专列，驶向北京的宫殿，也驶向了他人生政治生涯的谢幕。

　　曹锟以贿选手段，使自己登上了梦寐以求的大总统“宝座”。就职后他发表文告云：“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曹锟就任之日，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当然这个宪法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颁布的，可是这个宪法并不被人重视，后人称之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任总统后，内阁拖了三个月才组成，在内阁真空状态中，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成为总统府和内阁中间的忙人。当时，名义上代理国务总理的，是高凌霨。

　　10月30日曹锟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11月5日众议院开会投孙阁同意票，11月9日通过，12月曹准高凌霨内阁辞职，任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孙内阁人事如下：总理：孙宝琦内务总长、程克财政总长、王克敏外交总长、顾维钧陆军总长、陆锦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张国淦交通总长、吴敏麟农商总长。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曹锟第一次贿选了。1918年，冯国璋代总统任期届满，段祺瑞控制下的安福国会选举总统与副总统。此前，段祺瑞为对抗冯国璋，以未来副总统作饵，极力拉拢曹锟。不料9月4日选出徐世昌为新总统后，次日选举副总统时，430名议员竟有八成缺席。原因在于，交通系、研究系的议员不堪再度为人驱使，安福系议员则认为选举副总统无利可图，总之皆是坐以待贿的姿态。此时，吴佩孚发来电报质疑总统选举的结果，段祺瑞为安抚直系，于是亲向国会“力荐”曹锟为副总统，又以支付军费为名拨给曹150万元，作为其选副的“运动费”。

　　但直到每张选票开到2000元的高价，大部分议员仍不买账，或去万牲园游玩，或聚会吃花酒，就是不赴会选举。后来厘清底细，才知议员中风传曹锟花10万银元从武汉买了位如夫人，身家竟然是议员的50倍，可见曹锟目中无人已极，是可忍孰不可忍，选副一事于是彻底流产。曹锟自觉脸上无光，称病回保定休养去了。

　　不想５年之后，东山再起，重来贿选一把，真可谓锲而不舍！曹锟贿选几乎是公开进行的，一方面他在选举程序上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对法定人数等要求都严格遵守；另一方面他也没有采取任何暴力，有的人拿了钱不投票，他也不曾采取报复手段。这对一个大军阀来说，并不是最坏的表现。因此，曹锟的部下王坦就曾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事实上，除京、沪两地的知识分子笔伐较多之外，此事影响十分有限。倒是当年的西方媒体，如《时代》杂志，出于对“封面人物应是新闻制造者”的标准，颇为投入地跟踪报道了曹锟的选举。9月24日，该刊发布了曹锟贿选的专题，并配有其照片，题目却是“仍无总统”。

　　不久，在全国的一致反对下，曹锟及直系的势力日益削弱，直系内部也四分五裂，终于在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下台，结束了他的政治军事生涯。称雄中原的直系也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四、遇政变身陷囹圄

　　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锟做梦也想不到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冯玉祥倒戈，使直军惨败，曹锟被赶下台，并遭到软禁。

　　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有不少的贡献，因为他率军从陕西向河南急进，有助于解决赵倜，论功行赏，他坐上了河南督军的宝座。然而他一入开封，就解决了宝德全。宝德全是赵倜下面的师长，暗中接受吴佩孚的命令，维持开封的治安。吴令宝帮办河南军务。吴佩孚听到宝被杀的消息，极为震动，对冯大感不满，因此撤了冯的河南督军职务。冯听到这个消息，就找张绍曾和张廷锷想办法，两张当时对冯印象不错。很想替冯缓颊，但知道吴在盛怒中极难转圜，遂联合拍电向曹陈情，曹乃打电报给吴着冯玉祥晋京。冯入京后，曹遂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仍兼十一师师长，冯虽失了河南督军，却换了一个检阅使，总算不错了。

　　曹锟贿选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拥曹派中积极分子遂由冯玉祥打第一阵，向黎元洪索讨军饷，陆军军官天天包围总统府，包围国务院，黎的离去主要是受不了军队逼宫，而军队的主使者就是冯玉祥。

　　所以有人说曹锟贿选的三大功臣，一是冯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吴景濂。曹锟就任总统后，冯以功高渐露不逊的态度。当时国务总理尚未产生，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担任府院之间联系。农历年后还没有过元宵节，一天冯玉祥找到张廷锷，他就：“直卿（张廷锷的字）大哥，请陪我去见总统。”张廷锷以为他是礼貌上的晋谒，就陪了去见曹。怎知见到曹后，冯郑而重之地说：“初一这天，总统府的卫队把士兵打了，总统知不知道？如果总统知而不办，是总统护短；如果总统不知道，是被人蒙蔽。”冯这话一说，张廷锷吃了一惊，这岂是一个军人对总统讲话的态度。曹锟虽是布贩出身，究竟干了不少的重要职务，见过的世面不为不广，何况现在已是总统，他在冯报告时本是和蔼可亲，待冯的话说完，他眼睛一睁，端正而坐向冯说：“焕章，初一总统卫队把士兵打了，你们身为高级长官，为何不彻底追究惩办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总统，这种小事情还要我来处理吗？我几时对你们说情维护过总统府的卫队？”冯碰了一个大钉子，为之哑口无言，张廷锷只好打圆场说“总统的指示我们立刻去办，焕章是总统的部下，对总统就像对父亲一样，言语可能过激，请总统原宥。”由此可见冯的态度是相当桀骜。

　　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将之后，冯玉祥便另有用心。他要求先发饷后才能开拔，吴听了大为震怒，吴说：“兵临城下，难道不发饷就不能打仗？王懋宣（王怀庆，十三师长，讨逆军第二军总司令）并没有来要饷呀！”冯部还要求多拨车辆，吴允拨40辆。冯玉祥则采用步步为营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

　　事实上，冯玉祥已暗中和奉张有了秘密联系，奉军因为已暗中搭上冯玉祥，因此军事上并不如何积极。自9月4日响应浙卢通电“率兵入关”后，至9月15日始向朝阳方面进迫，守朝阳这一方面的直军是王怀庆部，还有毅军的米振标部为辅。奉军攻入朝阳后亦未疾进。

　　至于直军方面，第一路出山海关的，为直军主力，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都是吴佩孚手下的大将。第二路王怀庆部是三路中最弱一环。第三路出古北口，由冯部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担任。孙岳代理京畿警备总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然双方各出动20余万大军，可是战场上的战斗并不激烈，因为奉张已和冯玉祥暗通声气，而冯玉祥则拖延军机，坐待时间。当吴佩孚在北京坐镇时，冯玉祥自然不敢动手，只派刘汝明等暗中调查吴军开赴前线的确实数字，以待吴军全部调往前线，吴佩孚离开北京。

　　吴佩孚对冯玉祥有看法，他们之间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冯玉祥与孙中山的交往，是引起吴佩孚对他仇视的原因。早在1920年冯玉祥驻湖南谌家矶时，孙中山就派徐谦、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冯玉祥。徐、钮二人与冯玉祥是旧识，大家也都信奉基督教，二人劝冯玉祥和孙中山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也认为北方大都受清廷遗毒，误国害民，全国民众和有志气的将领都仰望孙中山。后来冯又派秘书任佑民到广州拜访孙中山，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他无不尽力以赴。

　　由于吴佩孚对冯玉祥的仇视和排挤，冯玉祥对曹、吴十分不满。加上曹锟贿选丑剧，激起全国反对，冯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况且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本有相机反曹、吴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终于给他带来了反曹、吴的机会。

　　前方军情并不利于直军，加以曹锟左右嬖幸，对于吴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怂恿曹锟催促吴上前线指挥军事。曹的左右说：“如果在北京城内做总司令，谁也会做啊！”吴佩孚上前线的主要原因，并非曹锟下面的反吴派，而是前线战况的不利，加上海军突袭的计划受了阻碍，吴所料不到的，是渤海司令温树德并不太为吴卖力。

　　于是吴派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于10月3日率后路援军驰抵古北口，代行总司令职权，以对抗来攻的奉军李景林部。然而这一遭吴又错了，因为王承斌实际早和冯玉祥暗中联结，他已参加倒吴派，自然不会在前线打硬仗了。

　　首先倒戈的直军是把守九门口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他所部不战而退。吴佩孚这才于10月11日晚9时，乘坐讨逆军总司令专车，由北京正阳门出发，直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人员随行，还有外国观战武官和新闻记者100余人随车前往，声势之浩大，在民国初年内战场面中，可以说是空前的。

　　当吴佩孚上前线时，也正是北京城内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前方战报多不利于直军，有传第一军司令彭寿莘阵亡，有传某军哗变，可是这都是不可靠的消息。

　　1924年10月12日上午4时半，吴佩孚的专车抵达山海关，停靠于长城墙傍，吴佩孚即率幕僚和卫兵急驰前线，登长城视察战况。这时直奉两军激烈鏖战，隆隆大炮震动大地，硝烟冉冉上升。

　　吴佩孚上前线的消息，遍传直军，对军心士气有极大的鼓舞，而通奉的冯玉荣听说吴已到达前线，遂畏罪自杀。吴遂直接调遣十三混成旅，另筑阵地稳住了阵脚。

　　讨逆军总部在吴亲赴前线后，遂设于吴的专车上。吴总部的直属部队则张营帐于车站内。吴每天早起偕同参谋长以下僚属四出视察，有时则乘坐渤海舰队司令官温树德所率领之旗舰游弋海上，指挥海军炮击葫芦岛。只是因为海军不够配合，所以不能收奇袭之效。于是改变作战计划，倾其全力对付奉军右翼，令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重兵恢复狭隘的九门口，张福来军经过激烈战争，使榆关的战况渐趋有利。

　　奉军在秦皇岛上空展开空袭，奉军飞机四架、七架的编队，不断盘旋轰炸，但损害并不严重。奉军之所以向秦皇岛空袭，因为秦皇岛是直方的海军集中地，当时在秦皇岛海面停泊了不少舰队，计有直军的渤海舰队六艘及运送海陆军的运输船20余艘，此外还有外国军舰20余艘，舷舵相望，桅樯林立。岸上则大军云集，往来紧张。

　　吴在前线督战时，对于冯玉祥的行动颇为注意。冯本人在怀柔按兵不动，有坐观成败之势，吴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上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移后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师，在吴佩孚后方放了一把火。

　　1924年10月23日傍晚，冯玉祥率军撤出前线，回师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在北京的冯部鹿钟麟、蒋遇鸿与孙岳里应外合，打开城门。

　　鹿钟麟率部率先入城，与孙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队会合。士兵们一律佩戴蓝布白字的臂章，上写“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政变军队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严断绝交通，迅速占领各部、署衙门。

　　这次“北京政变”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一举获得成功，曹锟在事先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抓住幽禁了起来。

　　1924年10月24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应付北方时局。出席会议的有孙岳、胡景翼、黄郛、王正廷等人。这次会上，冯玉祥被推为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分别任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鉴于孙中山是否北上尚无确切消息、吴佩孚率军攻击杨村等情况，孙岳提出请段祺瑞出山，以联络皖系的山东督军郑士琦，以阻止直系援军北上。会上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为表示欢迎孙中山北上的诚意，所定阁员多为南方的老革命党员，如国务总理黄郛，外交兼财政总长王正廷，国民军总长李书城，参谋总长李烈钧等。会议决定让曹锟下令停战，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并宣布自动退位。

　　鹿钟麟入城有功，升任师长，并任北京警备司令，驻扎在东单帅府园。冯玉祥派鹿钟麟和警察局长张璧率警察和卫士进神武门到故宫与溥仪谈判，迫溥仪及其妃嫔迁出故宫，退居摄政王府。

　　10月24日晨，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率僚属赴九门口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均言“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二十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胡景翼、孙岳等。

　　当吴佩孚看到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

　　据说，他当时对冈野和他的幕僚说：“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在我意料之中，因为这次出兵前老冯曾向我要求，待平定奉系后，派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继张作霖之缺，我告诉他：东北和日本有特殊关系，我们对日外交很微妙，所以东三省巡阅使的任命，不能漠视日本的动向。你一向被认为亲美派，最招日人之忌，因此去东北很不相宜，不过对酬答足下的战功，国家有的是名位，我一定会考虑其他职务的，而且必令你满意。我这番话也是腑肺之言，可能冯因未达目的，遂暗通敌人。其实他向我索军费，我已发十万，后来又增至十五万元，他才勉强奉命，率开赴古北口。很多人向我建议，免除冯的第三路军司令以除后患，总统居中替冯说情，免冯计划遂没有进行。当冯到古北口前线，又借口敌人优势，要求增拨步枪弹百万发，我对冯更不放心，所以不发给他。近数日我在总部中，晚晚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右转则思及处置张作霖之法，左转则念及冯玉祥之可能背叛，现在不幸而料中，想到当日拨冯战费十五万元，实在太划不来了。”吴感喟地把冈野的三通电报扔在公案上，他当时还很镇静，要求大家对这个事变保守秘密，以免前线军心摇动。

　　10月25日晨，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赴九门口前线督战，过了中午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

　　当天下午6时，吴佩孚先运兵3000南下，总司令部列车则于下午8时离秦皇岛。前线军事全部分为三大防御线，秦皇岛一线由张福来负责，昌黎一线由彭寿莘负责，滦州一线由靳云鹗负责。吴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星夜疾驰南返。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10月26日上午11时，列车到达天津。

　　吴佩孚素所瞧不起的张宗昌，这时成为战场上的“骄儿”，他所率领的部队如果在今天，就很时髦了，可称之为“外籍兵团”，包括有已改入中国籍的白俄军，以及日本、朝鲜、法国军人，据说这些"洋兵"均曾参与欧战，精娴新式战术，善战而无军纪。张作霖把张宗昌放在最前线，本来是让他作炮灰，想不到却成全了他。他率领这支游杂军共16000人突破直军防线，26日吴佩孚率军回师后，张宗昌即击破直军董政国所率的第九、第二十两师，攻入冷口，27日张军入建昌营，和倒戈的直军胡景翼部联络，追董政国于滦州。10月27日张宗昌、胡景翼部占领滦州，把直军截成两段，一面南下和榆关奉军围迫秦皇岛及山海关的直军，另分兵追击董政国溃部之后而攻唐山。切断榆、津间交通，张福来败退。

　　与此同时，奉军吴光新部据海阳，炮击秦皇岛，张学良又从长城低处冲入，加上张宗昌部由滦州南下，直军便在奉军四面炮火包围中。

　　10月30日奉军三路攻占秦皇岛、山海关。直军一部乘轮回塘沽，二万余人被缴械。关外直军纷纷逃离战线，麇集车站，这时火车已不能开动，散兵逃向秦皇岛，秦皇岛已失陷，军械粮食遍地堆集，奉军一方面收缴直军军械，一方面清点战利品，收获极为丰硕。

　　10月31日，自山海关至唐山一带的直军已全失抵抗能力，奉军各路连接，大队长驱入关，以吴光新的骑兵为先锋，自古冶而芦台，向塘沽疾进，和在北京方面的冯玉祥、胡景翼军相呼应，直军几乎全部陷于奉军和冯、胡两军的大包围中。

　　11月4日奉军占领塘沽，吴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残部乘舰驶离塘沽，这时直军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张宗昌、吴光新两部先入天津，奉军大队亦纷纷抵达，在天津的直军残余部队全被缴械。第二次直奉战争遂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酝酿到接战到结束，前后两个月，直军败得太惨，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也是曹锟做梦也想不到的。

　　五、退天津保持晚节　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他们一边电邀孙中山北上共谈和平大计，一面又推段祺瑞出来组织北方临时政府，由于段政府的包庇，曹锟并没有因"贿选窃位、祸国殃民"而受到制裁。

　　不久，冯玉祥和张作霖矛盾日益激化。冯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张勾结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军，因而发动驱段兵变，并把曹锟释放。后来，在各方军阀的压力下，冯军不得不撤出了北京。

　　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后，曹锟当总统的想法又死灰复燃。他通电各省说，冯军已撤出京畿，北京安静如常，意思是希望各地拥护他复位，但却得不到一点反映。曹锟这才醒悟过来，是大家在观望吴佩孚的态度。于是曹赶忙派心腹人去汉口征求吴的意见。吴态度颇为冷淡地说：“三爷这个人在前台是唱不好的，我看还是请他在后台呆呆吧。等我把大局奠定，咱们再商量。”并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兵不再役”等语。这一来，曹锟大失所望，只好放弃幻想。

　　自从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便与张作霖化敌为友，拜为把兄弟，共同以冯玉祥为敌。不久，曹锟又因直鲁两军争夺保定，不能安身，只得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龙亭（宋朝宫廷旧址）。他每日写写字，对军政各方面仍有书信往来。张作霖常去信，依然称呼为“亲家”、“三哥”。

　　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组织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现在河北路34中学），和郑夫人及陈夫人住在一起。刘夫人不愿同他们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钱盖了几所小洋楼，带着一双儿女及家人搬了进去。

　　这时的曹锟因屡遭挫折，心情郁闷，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曹家的财权牢牢控制在其养子曹少珊手中，连曹锟也奈何不得他。为此，常常引起众夫人及子女们的不满和忌恨。郑夫人生性好静，对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再加上有的孩子常在外惹事生非，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曹锟，其心情是不会好的。他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据刘夫人的女儿曹士英回忆，1928年的一天，曹锟给刘夫人去信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对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觉对不住你，你要照顾好他们。”刘夫人见信写得悲凉，又心疼又生气。因为刘与陈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经不住母亲和姐姐的劝说，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镇商议。曹镇建议刘夫人把曹锟接到泉山里。

　　刘夫人怕泉山里人多嘈杂，不利于曹锟养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锟去住，又请来西医大夫梁宝鉴、德国医生巴勒弟给予精心治疗，自己也终日守候在床边细心照顾。几个月后，刘夫人见曹锟的病日益好转，便把他接回泉山里。

　　曹锟的病情好转后，心情也渐渐好起来。他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然后回到屋里打坐练气功。早饭后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曹锟喜爱国画，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每画完梅花后，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还有一块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他画的画或书写的条幅有的右上角常常盖有一枚章，上写"弱冠从戎服劳国家四十年归田年七十以后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别号"乐寿老人"或"渤叟"。

　　曹锟还常常请来一些文人墨客指导自己的书画。齐白石和曹锟的交情甚厚，曹的图章多是齐白石所刻，图章侧边总留有“布衣齐璜”（璜是齐白石的字）四个字。

　　曹锟不仅擅长书画，而且颇有文才。据高夫人的后人讲，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锟几个女婿中最得宠的一个。一日，李伯夫请曹锟为自己新布置的一间书房起个号，曹锟略加思索后便挥笔疾书三个大字“伯雅轩”，并配了“青松直上千年余，红鹏高翔万里心”的对联一幅。

　　曹锟脾气一向随和，对待家人和侍从们很少发脾气。据曹的孙女回忆，其保姆戴妈曾对她说：“总统在世时，不管有多少大官等着见他，只要听说我来了，就要先召见我。”每到夏日的傍晚，曹锟院子里常常有些穷邻居来闲聊。这些人中有拉洋车的，也有卖菜的，还有卖大碗茶的。大伙坐在小板凳上，喝着茶水，聊着天。曹锟不让家人给他摆躺椅，也坐在小板凳上，光着膀子，挥动着大蒲扇，和大伙聊年景、聊行市、聊政局，谈笑风生，好不自在。此时的曹锟尝到了无官一身轻的乐趣。

　　他常独自回顾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分。有时，听到街上卖鸟的吆喝声，他便命家人把卖鸟的叫到家中，把鸟全部买下，仔细端详着这些围居在笼中的鸟们，然后把鸟笼放在院子中央，打开鸟笼门，充满爱怜地看着这些小生命争先恐后地展翅飞向天空，良久地向鸟儿飞去的方向注视着。

　　曹锟晚年信佛，他常常烧香念经，还花重金买了一尊金佛放在天津"大悲院"中，并请人画了一幅“圣迹图”，每天朝拜。

　　曹锟抽大烟，但不“困灯”，不上瘾。爱听河北梆子，每遇生日做堂会，总要点几出河北梆子听听。

　　曹锟下野后，身边无兵，来到泉山里后，身边只有两个侍从，一个先生（相当于秘书）。刘夫人花钱请了几个英租界的门岗。家中有3个老妈子及几个丫头，专门伺候夫人和儿女们，收拾屋子等。另外还有两个伙夫，一个司机，一个当差的。

　　曹锟家中一天到晚都有客人，齐燮元、高凌蔚、赵玉珂、吴秋舫、王璧臣、熊炳琦、杨钦山、杜锡钧、蔡虎臣、宋哲元、肖振瀛、谭庆林、阎治堂、靳云鹏等人是曹家的常客。尤其是阎治堂几乎天天来陪伴曹锟。这些人有时和曹谈谈政局，有时打打麻将，所以曹锟也不觉寂寞。吴佩孚与曹锟关系最厚，但他曾经宣布过自己的"三不"（即不借外债、不进租界、不纳妾），所以只是时常派子女前来探望曹锟。逢年过节，曹锟及刘夫人也派子女去探望吴佩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

　　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

　　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没有再去曹家。

　　刘夫人见晚上常有日本人的说客来访，便立下一条新规定，晚9点钟锁大门，不许家人出去，也不许客人们来访。大门钥匙由刘夫人亲自掌管。一天，高凌蔚又奉日本人之命来访。这时曹锟正躺在炕上抽大烟，一见高凌蔚，脸色骤然大变，他把烟枪狠狠一摔，大声吼到：“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高凌蔚吓得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了出去。从此，他再也不敢登曹锟家的门了。

　　曹锟晚年之所以能不为金钱、地位所动，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气节，除了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直系基本上是亲美英派，吴佩孚也坚决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关外，曹锟本人具有比较强的民族意识，另外，刘夫人亦从中起了一定作用。

　　在曹锟的晚年，其家庭中有两件事对他精神上的打击很大。

　　一是陈夫人所生的儿子曹士岳同他的原配夫人袁怙贞（袁世凯的女儿）打架，曹士岳情急之中开枪打伤了袁怙贞。袁住院后，袁家不甘罢休。此时虽然袁世凯早已去世，但袁家仍很有势力，曹士岳受控告被拘留，曹、袁两家打起了官司，天津各报纸也争相报道这一"趣闻"。后来曹士岳被刘夫人保出与袁怙贞离了婚。

　　这件事曹锟觉得丢了面子，每当家人提起此事，他脸上都现出一种忿忿之情。

　　二是曹锟的养子、曹锐之子曹少珊虽在曹锟的儿子曹士岳出生后不久便认祖归宗了，但实际上他仍把持着曹锟家的财产大权。曹锟子女们十分不满，常为此闹矛盾。曹锟看在曹锐的面子上，不忍心对曹少珊过于苛刻，所以他也不能左右家里这个乱糟糟的局面，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常常唉声叹气，很是烦恼。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锟因感冒转成肺炎，经医治无效，于5月17日（农历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日本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

　　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

　　国民党政府有感于曹锟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于6月14日发布特别训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

　　曹锟共有有3个儿子，即曹士岳（陈夫人所生）、曹士岱、曹士嵩（均为刘夫人所生，士岱9岁夭折）；4个女儿，即曹x（郑夫人所生，名字不详）、曹士熙（高夫人所生）、曹士贞（陈夫人所生）、曹士英（刘夫人所生）。

　　附；曹锟虽然在历史上名声更不好，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不过他却有着最底的底线，那就是不当汉奸------------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俘虏，年迈的曹锟在刘夫人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

　　日本人碰壁后，派出已当上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叩门，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陡变，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吓得高凌蔚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着慌忙溜走。一代有血性的中国军人，这些军阀不愿当汉奸------就这样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试卷，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人生有大是大非，卖国不卖国就是大是大非；每个人有做人的底线，不当汉奸就是一个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