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百年皮肤偏方说明书:韩学章、张中律师两次会见姚文元（人民网）

《特别辩护》第四章
韩学章、张中律师两次会见姚文元
――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
《特别辩护》 马克昌主编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07年04月16日16:42

姚文元接受两位律师会见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两次:第一次会见在1980年11月13日，第二次会见在12月11日。
第一次会见
姚文元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离北京有150多公里，韩、张两位律师早上6时多出发，9时到达，当天返回已是晚上六七点钟。
两位律师第一次会见被告人姚文元是核对和了解情况。姚文元一见到他们就脱帽、鞠躬，使他们看清他光头、圆脸、矮胖，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四年多的囚禁并没有使他外形上有任何变化，相反吃得胖乎乎的，满脸油光。当律师告之他们是特别法庭指定为他辩护的律师，问他有什么意见？他点头表示同意。两位律师说明律师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又告诉他，他们来自上海，他表示出十分惊讶，脸部显得十分紧张，两眼紧望着两位律师。
两位律师来会见他之前，已从案卷中知道被告人姚文元只认错不认罪，所以，他们决定从起诉书指控他的事实部分开始正式谈话。
首先，律师问他：“特别检察厅给你的起诉书收到了没有，看了吗？”
被告人姚文元答：“起诉书收到了，还未仔细地看。”
问：“起诉书指控你伙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密谋策划到‘长沙告状’一事是谁的主张？”
答：“是江青的主张。”
问：“告状的目的是什么？”
答：“目的是要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
问：“阻挠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职务，又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姚文元可能认为此问题性质严重，低头沉思不语。由此，让人感到姚文元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看来基本上都会承认，但一提到犯罪事实，一涉及问题的性质，就会头上冒汗，显得紧张。
接着律师问他：“你们密谋策划‘长沙告状’，你是不是说过‘北京大有庐山会议气息’？”
姚文元答：“我是说现在有一些庐山会议气息。”
问：“现在有一些庐山会议气息，是什么含意？”
姚文元不正面回答。只说：“我作了错误的判断，‘有庐山会议气息’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
问:“起诉书指控你亲自审定和修改许多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的文章，使他们遭到无情迫害，甚至屈死，你如何想的？”
姚文元对这一问题，答得振振有词：许多文章是经他审定和修改的，但经他审定和修改后还要报请上面审批。意在把罪责推给党中央和毛主席。
律师当即向他说明，“起诉书上指控你的文章是经过选择的几篇，这些文章都是由你亲自授意、指示，或经过你反复修改，最后定稿的。你上报的，都未算你的账。”
他听后低头不语。 之后，他又提出：许多诬陷文章是经他审定和修改过，他认为他审过或修改过的只是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他个人观点，他只对审定和修改过文章的工作错误负责。又说，他审定修改诬陷文章时，有时还去掉了一些打击面较宽的说法，把一些文章的调子压低了。
对此，律师严肃指出：“任何行动都由思想支配，难道你审定和修改诬陷文章就未受思想和观点的支配，你讲文章中的观点只是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你的观点，能说得过去吗？” 姚文元听后，若有所思地把眼睛转向房顶。
接着，律师要他说明起诉书中指控他与张春桥到济南支持王效禹武斗一事的情况。
姚文元答:“我与张春桥到济南后，王效禹准备武斗，我事先未表态，张春桥是否讲过支持武斗的话，我已记不清。我在武斗后的庆功会上讲过支持武斗的话。” 问：“现在怎么认识？” 答：“我是事后支持，当然对武斗的后果要负一定责任。对当时受到王效禹打击的那300多名群众，我表示道歉。”

韩学章、张中律师会见姚文元
第二次会见
第二次会见，姚文元已不像第一次会见时那样拘谨，态度比较放松。当律师问及起诉书指控他诬陷原上海第一书记陈丕显和诬陷迫害市长曹荻秋是叛徒的事实情况时，他说：“在1967年1月，我到上海的时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有过攻击的言论。”
问：“有过什么攻击性言论？”
他沉思好久说：“具体的已记不起来，大概如起诉书所指控的内容。对曹荻秋定为叛徒，是张春桥在上报的报告上批的，我也画过圈。定曹为叛徒是错误的，我画过圈应负担一定责任。”
问：“讲讲1976年1月你让《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派记者到中央一些部和省市搜集诬陷材料的事实情况。”
答:“是王洪文的主意，我对王洪文的意见未置可否，实际上是默认。默认等于我同意。”
问：“搜集这些材料后怎么处理的？”
答：“编印‘情况汇编特刊’。”
问：“编印‘情况汇编特刊’的目的是什么？”
答：“矛头对准几个省的老干部。”
问：“起诉书指控你派记者去搜集的那些地方的党政领导干部的材料，说他们就是什么‘还在走的走资派’、‘还乡团’、‘右倾翻案’、‘复辟’，这些都登在情况汇编上，是不是事实？”
答：“是事实，这是严重错误，我应负责。”
问：“1976年3月南京群众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和标语，你当时是怎样认识的？”
答：“我当时认为是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反扑。我说了攻击南京群众的话。说那是反动逆流。现在我认识到当时的认识是错误的。”
问：“1976年4月北京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你说了什么？”
答：“我说这是一小撮坏人，是反革命分子，这是我又犯了严重错误。”
问：“你把许许多多的群众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案件，是什么性质的错误？”
答：“定反革命事件是上面决定的。”
问：“你派记者到天安门调查情况，情况是不是你汇报、反映的？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根本没有关系，为什么栽赃诬陷‘邓小平就是这项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后台’？”
姚文元瞠目结舌、满头是汗，回答不出话来，最后表示对不起邓小平，说犯了严重的错误。
问：“起诉书指控你与张春桥、王洪文等策动上海武装叛乱事实情况怎样？”
答：“上海武装叛乱一事，我看了起诉书才知道，1976年5月7日在北京我曾向上海写作组成员陈翼德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是暴力解决问题’。是在对‘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的一点儿体会，若我讲一句话起上海武装叛乱舆论准备作用的话，那我应负一定的责任。”
两次会见，使律师感到姚文元虽然对起诉书上指控的事实大都承认，但否认自己的行为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