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第安鼓小汤2:开吃了 最后一块蛋糕

王存兴 于 2010/7/15 9:23:27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开吃了    最后一块蛋糕

对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已经试运行一段时间。但是，对于如果操作和具体程序，一直很模糊，应该是处于模石头阶段。

7月12日，重庆市政府第75次常务会举行，审议并原则通过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及《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决定到2020年全市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从目前的28%上升至60%到70%，这意味着有近1000万农村人口将转为市民。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8年末重庆市总人口3253.32万人，重庆全市城镇人口1361.15万人。农业总人口不足2000万人，重庆将把1000万人，转换成城镇户口，是总农业人口的50%左右。不可谓不是一个大动作。如果全国都按这个模式进行，大约4亿农民被城市化。而他们的就业问题，却没有下文，也不可能有下文。

这可以看成是一个新的信号。土地流转的操作思路清晰起来：以给于一个城市户口方式加一点补偿的方式，获取农民的土地。就目前的法律而言，当农民在法律上成为城镇居民的时候，就不再是农民，因此，也就自然没有了土地占有的权利，这样土地及自然而然的转到政府手中。这真是一个低价高效模式。

选择重庆作为试点也许是正确的，因为现在的重庆在薄西来治下，牙口很好，对于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食物，比较容易吃下。

近年来，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在土地上的原因，根子就是土地升值。他已经成为一块重要的财源。而政府面临的实际问题，应该说一直就是财政问题。

尽管近年来财政收入快速增加，但是，财政开支却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入不敷出应该是财政的基本现状。就目前中国的现状而言，无论财政收入达到什么程度，都无法满足支出的要求。因为他们太喜欢花钱了。

这个系统犹如一个只进不出的死水潭，充满了寄生虫，老的越吃越饿，新的不断涌入。他们习惯于慷慨花钱，不但为形象、为政绩、为牌坊、为享受大把花钱，而且还想为后代建立永世基业，因此，目前大多数官员还没于吃饱，他们的胃口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因此，财政收入永远是不足的。别说一年8万亿收入，就是80万亿，也无法满足他们的欲望。如何找到新的财源，是首要问题。而所谓追求GDP等，只是个幌子的而已。

就目前的财源来看，能够继续增长财源的已经不多了。税收和行政收费已经接近极限，垄断企业的吸金能力也经触及社会的承受底线。房地产这块肥肉也快吃光了。开拓新的财源是当务之急。农民的土地就自然倍受关注了。

也许，人们认为，远离城市的土地不是财源，因为没有没有买主。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现在中国事实上已经积累了一大批资本所有者，他们的资金由于国家对市场空间的占有和控制，基本上没有投资出路。同时，传统的中国人很多人都有做农场主的潜在意愿。目前他们无法通过市场获取土地。他们更没有力量从农民手中强卖强夺。

因此，只要政府能够从农民手中获取土地，买方市场是巨大的。这群精于算计的人精，早已看到了这个巨大的财源。而且这个财源比房地产大得多。所以，被盯上了。

回顾一下这些年来他们走过的路，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一群精于算计的人精。一方面把财富集中于手中，一方面在精确的算计人们的承受底线。

如果说早期的毛氏的没收土地和资本是出于一种乌邦托式的理想。邓的农村改革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而把农民由圈养变成散养。以后的路子就完全是敛财了。

国企改革的本意本来是为了市场化，事实上变成纯粹的抛包袱，亏损、低效的企业全部抛向社会，高利润企业不但全部留下，而且通过整合变成了完全的垄断者，变成了会下金蛋的神鸡。这个问题与最初的市场化是格格不入的。

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更是一箭双雕，一方面找到了推卸国家落后责任的替罪羊。一方面强夺了农民大量的财富，解决了地方财政问题。

股市本来是为了企业发展融资的场所，却变成圈钱的工具。

而房地产更是一盘精妙绝伦的棋，通过政府、银行、开发商、舆论媒体的协同作战，轻松的把市民和刚刚兴起的中产基层，变成长期的负债群体，成为自愿签约现代奴隶。因为他们需要用一生大部分时间打工偿还债务。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剩下的可开发财源的确不多了。大致还有两个空间：土地和印钞机。土地可以通过低买高卖获利，算是一种比较温和地模式。而印钞机只有通过通胀强行掠夺公民财富，属于风险较大的一种。所以说土地应该是最后的一块大蛋糕。


或许这种方式受到了英国早期圈地运动的启发。但是，性质却完全不同。英国的圈地是通过上百年完成的，而且他们首先圈占的土地是属于国王的公地和没收的宗教领地，其次，是贵族租赁给佃户的土地，而自耕农的土地都是通过自愿买卖进行的。无论是解除租赁和约还是土地买卖，都是通过法律和契约完成的。

所谓对农民土地的强行圈占，那仅仅是欧洲老愤青的一种谎言而已。最初是莫尔在《乌托邦》中，称为这是“羊吃人”。后来被马克思渲染强化。

其实，在英国这个对私有财产有着保护传统的国家，强行霸占土地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国王也没有强行增税的权力，更别说强行夺去农民的土地了。

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当时的英国处于资本主义快速扩张发展时期，工业产品供不应求。对劳动力的需求几乎没有上限，失地农民全部可以就业。而不存在失业问题。所谓圈地运动，事实上是一种自然的城市化进程，是农业主体模式向工业主体的模式的自然转变。

而现在如果让大量农民突然失地，就业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他们没有工作，而只有一个虚无的城镇户口，他们将如何生存？

以名义换取实利，是党的成功手法，例如，他们曾经非常成功的使用国家主人的封号，让人们自愿奉献几十年。今天要想让农民为了一个虚无的城市户口而失去土地，肯定不会轻松过关。因为，他们的智慧增长了。

其实，强取或者骗取农民的土地，对于政府来说，只不过是增加了一点收入，花钱方便了一点而已。即使对于参与其中的权贵人物，也就是银行的存款数字增加几个0的问题。而对于农民而言，他们丧失的却是生存基础。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剥夺他人的生存权利，即不道德，也不明智。

如果利益集团放弃自己的私利，从中国的未来着想：中国土地的最优化解决方案就是：完全私有，自由买卖，自然集中。这样农民就能够根据自己的具体条件，自愿选择自己的生存模式：要么转移到城市做工经商，要么继续耕种土地而逐渐成为现代农场主。中国农业也会在平稳中完成过渡，逐步走向现代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