浆细胞的形态特点:中国未来30年面临的问题

   2008年3月5日，九龙坡毛线沟，市政一公司的4对民工夫妻在简易的夫妻房间里沿床而坐，聊天谈论他们的工友----全国人大民工代表康厚明在中央电视台谈论的夫妻房话题。(119转自《网易首页> 新闻中心> 图片中心》）

中国未来30年，特别是近10年可能发生如下大的问题和风险。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20世纪90年代提出大企业和大集团战略，大工业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单位资本用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工作的职工从最多时侯的14000万人，下降到目前的350万人左右，十几年中减少了1亿多工作岗位；GDP中资本、资源、道路、办公楼、广场等形成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小企业和服务业形成的比例越来越低。大企业、大项目、大资本带动，上规模、上档次、搞龙头企业，是许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重要思路和战略。而过去的30年，对能容纳大量劳动力就业的小企业的发展，对服务业的发展，在思想上忽视，在战略上轻视，在体制上障碍较多，在政策上没有支持，在法律上没有有用和能用的条款促进，使国民经济吸收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越来越弱。在人均耕地比印度还少一半的国情下，农业中还有3亿劳动力。实际的城镇失业率保守的讲在10%左右。毕业大学生的就业率，比印度还要低，毕业大学生失业率最保守也在30%.

而且，随着农业的现代化，在未来的20年中，中国农村中还至少有2.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600万左右；城镇建设占地，每年还有200-300万的农民需要重新就业；还有每年城镇新增500万劳动力需要就业；而矿山枯竭、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破产兼并、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工业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技术进步等等因素，每年也需要300万左右的劳动力重新就业，就业的压力非常之巨大，是世界发展史上都不曾有过的。

如果我国还是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上，不进行调整，不想方设法解决数量规模在世界发展史上也罕见的巨大的就业问题，第一个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出问题的，将是失业严重而引发的社会动荡。

中国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对缩小城乡、居民间和地区间收入及发展差距做了大量的工作，拉大的幅度在缩小。但是，差距还是在继续扩大和拉大。城乡差距扩大最基本地源于GDP中农业增加值下降过快，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慢，较多的农村人口分配越来越少的农业增加值，城乡差距必然持续扩大，就业困难使得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多，而创业和小企业不足，又使中等人口较少。结果必然是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这将有可能导致社会阶层间心理的不平衡和行动上的仇视行为。

而最危险的是中国城市化方式。东亚的韩国和中国台湾，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虽然分别采取了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不同的模式来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问题，但是，都在城市化水平已经较高，并且房地价格大涨之前基本提供了城镇居民的住宅。如台湾1980年的城市化水平为65%，而住宅自有率为85%。韩国和台湾地区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过贫民窟，但是，随着人民收人的提高，政府财力的增强，逐步地被改造了。关键在于人民的收入支出能力与当时的房价成本相适应，特别也使得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在城市中能住得下来。而拉美和印度则是相当比例，甚至主要是通过低成本的贫民窟办法，逐步转移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使他们在城市中进得来，住得下。虽然条件较差，景观不美，但是，人口城乡间的剧烈流动减少，家庭团聚，农村老龄化问题要比中国的未来轻。

但是，中国无论是与东亚相比，还是与拉美和印度相比，由于房价太高，形成较高的居住成本门槛，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无法在城市住得下。未来最危险的是，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家庭不团圆导致劳动者行为的无家庭约束，农村老龄化将要比城市快得多，城市化的这种方式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要比贫民窟存在的印度和拉美严重得多。

另外，如不想出一个有效的制度设计和操作严厉控制住供养规模的膨胀，严厉控制住政府各部门和各行政事业机构的收费罚款，痛下决心精简其对创业、投资和经营的各种审批和干预，国民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负担会越来越重，社会发展的活力会越来越弱，政府在GDP中分配的会越来越多，形成尖锐的政民矛盾和冲突。从东亚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发展来看，政府对中小企业都实行了较低的税收政策，

而且，预算控制机构和人员，将政府的膨胀控制住了，使政府的收入规模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而印度和拉美，由于民主制度，收税要通过议会，预算首先要议会批准，也将政府的收钱和花钱基本上管住了。但是，在中国，政府、政府各部门和一些行政事业性机构，其收税、收费、罚款，没有被控制住，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花钱，也没有较有效的制度设计控制住。政府实际收入占GDP的比例过高，在33%左右，政府实际开支占全部实际收入的比例也要比东亚、拉美和印度高，在40%以上。由于政府依靠权力分配GDP，而这种收费权和花钱权没有得到制衡，形成GDP中政府分配的比例越来越高。是导致国强民不富的一个重要原因。

GDP的分配和使用偏重于政府，人民并没有相应地富起来，将会成为国内外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全文转自2010年11月2日《作家文摘》第1版，出处摘自《中国向何处去》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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