淋球菌阴性有问题吗:《敬畏自然》第四章貌似有理的唯科学主义

第四章　貌似有理的唯科学主义

唯科学主义＝好东西？

武松该不该打虎

“顾不上”与“伪善”

唯科学主义＝好东西？

刘华杰：敬畏，是一种人生态度。这态度可以与科学挂上钩，也可以不挂钩。认为敬畏自然就是反科学，似乎体现了一种较强的唯科学主义（我认为科学主义与唯科学主义是一回事，以下不再区分）。不讨论科学主义的问题，就不可能把关于“敬畏自然”的讨论引向深入。

近几年，特别是上海的科学文化会议之后，中文世界中反“反科学主义”似乎颇有声势。据我所知，波普尔、哈耶克等学者，甚至包括霍尔顿，都是明确反对科学主义的。在中国，持唯科学主义见解的人很多，但多数是隐蔽的，甚至自己也没能意识到。过去，我就是一个科学主义者。

不过，也有公开赞成科学主义的。见诸文字的，有何祚庥院士和龚育之教授。

我觉得，科学与科学主义处于不同的层面。科学主义属于一种科学观。科学与各种科学观之间有复杂的联系，即同样的科学，可能对应许多种不同的科学观。科学观是很难证伪的。

科学主义也是一个谱系，对于弱科学主义没必要特别反对，我们可能就持有弱科学主义的观点，特别是如上海科学文化会议所指出的：“科学主义是我们的缺省配置。”我们要反对的是强科学主义。纯学术意义上的科学主义（如卡尔纳普、蒯因、威尔逊、丹尼特的科学主义），在这里也没必要特别反对（虽然我们认为它是有问题的），我们可以从容地与之进行学术讨论。

田松：关于什么是科学主义，我们在上海科学文化会议的学术宣言上已经作了比较明确的定义。有认知的层面，有社会的层面，有环境伦理的层面，等等。应该说，近20年来，由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环保、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不但在理论层面，学者对科学主义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在大众话语层面，科学主义已经遭到了很大的消解。至少，“科学技术是双刃剑”这个说话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共识。科学技术具有负面效果，对于这个结论，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般百姓，很少有人还有疑义。然而，正如范岱年先生所说，中国的科学主义还有一种特殊的形态，就是把科学和政治正确等同起来。以这样一种方式捍卫“科学”，就把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把对手置于苦苦自辩的尴尬境地。

刘兵：关于科学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问题，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来说。其一，在学术层次，虽然现在仍有不同的观点，但如果就国际背景中对科学进行人文研究和思考的学者来说，主流的观点显然是不赞同科学主义，至少是不会认为这个概念是个褒义词的。这基本上是一种共识。这种共识甚至会扩展到专业科学人文研究者之外。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寺庙里，当我和那里的方丈谈起近来有关的一些争论并提到其中一方的某些观点时，那个有些哲学背景的方丈居然脱口而出：“那不就是唯科学主义吗？”

其二，在公众层面上，我觉得仍然大谈像科学主义这样的概念也许意义并不很大，这时，也许不宜在一些抽象的学术概念上绕来绕去，而是更应以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事例来进行讨论和传播。一个居中的例子是，目前许多在世界上影响巨大的科学教育改革文献中，多有涉及科学观的内容，但具体地提到科学主义概念的并不多见，不过，要是仔细地阅读这些文献，就会发现，尽管它们多数仍是关注主流科学的教育，但在总体的倾向上，在基本的出发点和立场上，却并不是那样强科学主义的。

刘华杰：对唯科学主义，有许多描述，依据价值观的不同，描绘的图景也不一样。既然我们在做一些科学传播的工作，比如我们北京大学设立了科学传播中心（www.csc.pku.cn），我试着换一种方式描述：用流行歌曲的歌词解说科学主义。S.H.E.的歌如今很红火，她们唱了一首Super Star，其歌词为：

笑，就歌颂，一皱眉头就心痛

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

你要往哪走，把我灵魂也带走

它为你着了魔，留着有什么用

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我只爱你，You are my super star

你主宰，我崇拜，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爱你，You are my super star

手，不是手，是，温柔的宇宙

我这颗小星球，就在你手中转动

请，看见我，让我有梦可以作

我为你发了疯，你必须奖励我

你是意义，是天是地是神的旨意

除了爱你，没有真理

火，你是火，是我飞蛾的尽头

没想过要逃脱，为什么我要逃脱

谢谢你给我，一段快乐的梦游

如果我忘了我，请帮忙记得我。

如果不知道唯科学主义是什么意思，尝试着把上述歌词的某些名词（“你”，Super Star）换成“科学”，就会理解什么是唯科学主义。

哈耶克、本-戴维、费耶阿本德、郭颖颐、汪晖、叶闯、范岱年、蒋劲松、肖显静、刘孝廷等等人，都谈过科学主义。叶闯还特别汇集了国外十多种重要辞书对科学主义的刻画。在所有这些描述中，科学主义都是贬义词。

但有一类观点：“科学主义”是好东西，这个词也是褒义词；所谓科学主义，就是更多的科学的意思。这个词像唯物主义、享乐主义、社会主义等词一样。于是反对科学主义，就意味着反对人们扩大科学的应用范围。而这与历史的进展不符，现在以及未来似乎也无法阻止这种扩展。经济学、社会学不是越来越多地应用了数理科学的方法吗？这难道不正好说明科学主义是有道理的吗？

田松：这也是科学主义者比较常见的辩护词。毫无疑问，科学获得今天这样的意识形态地位，自然有其特殊的功能。就如卡尔·萨根所说，科学是迄今为止最可靠的知识。就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言，科学的技术也是最有效力的一种力量。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中也做过一些讨论。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崇拜科学，把科学奉为至尊的理由。首先，科学的知识同样不是绝对正确的知识，也有其不确定性，这个问题我们引用过的恩格斯也说过了。其次，其次比较复杂，因为涉及到对于“什么是美好的生活”的看法，科学主义者简单地把科学进步等同于幸福，或者把幸福寄托到科学，寄托到对物质世界的控制上。实际上，按照科学主义者在辩解科学的负面效应时所常常采用的工具论说法，科学既然是工具，那么，对科学的尊崇也就是另一种类型的拜物教。

刘兵：我们不可忽视，在这种对科学的崇拜的背后，有着很强的将科学意识形态化的因素。其实，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多次将科学政治化的运动，其教训是明显的。现在的把科学意识形态化，只不过是在新时期里，与要把发展科学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一种推论，而不是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

刘华杰：有人马上就说了：你不相信科学，也就算了，这是你的自由，你为什么要叫嚷着科学对于人们幸福地生活是不充分的？既然你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宗教，甚至原始宗教的价值，那么科学拜物教又有什么呢？我们可能就愿意接受此拜物教的启示呢！再次，当遇到灾难时，你可以照旧相信宗教，而我们却相信科学，看谁更能适应环境从而生存下来！

几位，对这种“铿锵有力”的反问，你们如何回应呢？

刘兵：这并不是什么有铿锵有力的反问。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在现实中讲，是近代西方科学，确实对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提供了极大的动力。然而，人类的生活并不仅仅是物质生活，而且物质生活也不仅仅单纯地是物质性的而与精神文化无关。对于真、善、美这三种人类的追求，传统中，人们将其对应于科学、宗教与艺术。其实，现在，随着对科学之本质的深入研究，真的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被解构，虽然人们经常地还会用这个概念，但其含义至少是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善，现在也并不仅仅只限于宗教，被像赵南元教授归为“胡说”甚至“反人类”伦理学，不也是在追求善的研究吗？美，就先不必多说了。

既然物质生活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那么，为什么提问者却只是抓住这一点而不及其余呢？

再者，从更长时段的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并不是只有了近代西方科学人类才生存下来。而近代西方科学在给人类物质生活有力地带来巨大推动和影响的同时，负面的效应也日益明显，因而才会有了“双刃剑”之比喻。

人类并不是每天都生活在灾难之中，将极特殊的灾难下的特殊推广到整个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也并不是有力和完备地论证方式。

田松：在当下的主流话语框架内，华杰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有力的。不过，如果科学主义者肯降到这个程度，同意他们对科学的态度是把科学当作了宗教，那就好办了。因为信仰自由，既然科学只是一种信仰，那你就不能强迫人们信仰科学——一种需要强迫别人接受的信仰，注定是邪恶的，不管它有什么冠冕堂皇的主张和宗旨。

至于后一个问题，谁能从灾难中生存下来，似乎已经不能够做对比实验了。我们可以做几个假设吧。比如像柯南说的，小行星撞了地球，导致地球灾变，最大的可能是人类整体灭绝。如果有人能生存下来，是谁呢？直觉上看，肯定是觉得现代化地区更容易存活，因为那些地方科学更发达，技术更先进，云云。但是，我的结论正好相反。因为越是现代化地区，人的动物本能越差，越不具备应对自然环境变化的能力。再假如，我们做一个对照地球，一个地球上生活着阿米什人，一个地球上生活着一心征服自然的科学族，哪一个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延续得更加持久？我相信，在没有小行星撞击地球的情况下，阿米什地球会延续得更加持久。那么，在有小行星撞击的情况下，科学球就注定比阿米什球具有更强的抵抗力吗？有可能，但是几率很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在科学球具备了抵抗小行星的能力之前，它上面人类已经由于各种各样的危机先行灭绝了。

刘华杰：这个“两球”对比挺有意思的，可与上海会议时江晓原教授的“二球”一拼。这是思想实验，没法检验的。我补充一点。核武器的效力对于人类算是个东西，而对于一些顽强的细菌，并不算什么。“核冬天”之后人灭绝了，细菌照样繁衍。小行星撞地球，“高等”动物面临的危险最大。另外，对于可能的小行星撞击，用不用核武器，我想这种问法有一个逻辑陷阱。答案好像只有他设定的若干可能性，其实未必。人类到那时，也许可以有比这好一万倍的办法，轻松地化解灾难。

我觉得，科学主义还有另外一种较温和的表述：“如果当今的科学有什么不足的话，或者带来了什么问题的话，未来的、更多的、更好的科学或者更科学的科学，则会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这种表述是没法证伪的，人们可以相信它也可以不相信它。

最近我在读波普尔的东西，1968年他在谈“科学家的道德责任”时指出，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讲过，这些年科学家一直濒于放肆的边缘，有些人已经认识到过失，“但是这又不是最近的问题。当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以试图使科学具有吸引力的时候，他也濒于放肆的边缘。并非他拥有许多知识或许多力量，而是他需要知识是因为他需要力量——或者至少他给人这种印象。”（《走向进化的知识论》，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9页）这里提出了科学在一开始就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

科学家欧阳莹之在一部非常好的著作《复杂系统理论基础》中有段话：“科学主义过分炫耀科学且背离科学精神，这激起了让许多科学家吃惊的对科学的敌意。祸起萧墙，我们不要仅仅抱怨公众不愿意支持科学研究，或许我们应当检查自己，看看是不是我们做得太过分了，而成了科学主义。”（欧阳莹之（Sunny Y. Auyang），《复杂系统理论基础》，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6页）我们曾引在上海的“宣言”中。宣言受到过许多批判，但似乎没有见到直接批判欧阳莹之的。

刘兵：作为科学家，欧阳莹之能够对科学主义有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其实，对于科学家来说，大多数人对于像科学主义这样的问题关注不多，只是专注于自己研究的专业内容，但正像你提出的“缺省配置”的说法，在潜意识里有着不同程度的科学主义倾向，这与长期以来的科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相关。少数科学家注意到有关问题，有一些人非常勇敢地站出来赞同科学主义，但这些人中，又有许多人并没有真正理会那些已有的对有关问题的人文研究进展。不过，也确实有一些科学家表现出很出色的人文修养，这种情况恰恰表明，在恰当的情况下，对科学主义的人文反思对于科学家同样是可能的，也说明了科学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以及传播科学的人文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田松：按照我们对于科学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连续谱说法，科学哲学最初的逻辑经验主义学派是科学主义的，甚至他们最初的工作就是想要证实，科学是真理。从波普尔开始，科学哲学向反科学主义一方过渡，到库恩、费耶阿本德，再到SSK，已经对科学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消解。波普尔是一个转折，虽然他本人还没有跨过中线，但是在他的著作里，已经隐含了相当丰富的反科学主义的萌芽。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我们长期接受的教育经过了严重的辉格式的筛选，甚至我们这些从事科学哲学工作的人，对于科学哲学经典思想的了解也经过了筛选。去年在刘兵那里看到爱因斯坦的一个讲演稿，让我吃惊地发现，爱因斯坦竟然如此“反科学”。“兵叔”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篇文章吧？

刘华杰：波普尔对科学主义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受了哈耶克的影响，波普尔著作中多次引用哈氏关于科学主义的评论。另外，这两个人也都很反集权，努力为自由辩护。

这次大讨论中，中学生“馨儿”的文章写得条理清楚，很见功底，引起许多人的注意。但她说，敬畏自然是科学常识。我对此稍有意见。敬畏自然，在现代社会可能是一种常识，但不一定是普遍的常识。特别是，没有必要把它说成是科学常识，倒是可以说成是伦理学常识。有一些“科学家”，没有伦理学常识，但不能说他们没有科学常识。各位如何看？

田松：你这个说法倒是更进了一层。我同意。

“馨儿”说敬畏自然是科学常识，这里的科学还是形容词，取正确之意！

刘兵：在狭义上讲，当然不是科学常识，可是，为什么我们未来的科学就不能扩充到把这些基本的常识包括进来的程度呢？

那样的话，不也就可以是科学常识了吗？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中学科学教育中，强调情感、态度、价值观的维度，而这些东西，本来也不是狭义的科学中所天然具有的，为什么还要在科学教学中教呢？

应该有一种发展的眼光！

刘华杰：反对。我仍然觉得不可能成为单纯的科学常识，因为它内在地包含着科学之外的东西。科学概念不可能无限扩大到取消伦理和宗教，那不又是某种唯科学主义吗！当今中学科学教育的确强调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是在试图沟通科学与人文，但最终不能把这些都算成“科学”的功劳，而把“人文”给化掉了。如果那样理解的话，还是一种科学主义。

人类的知识应当是一个整体，可以勉强分成科学与人文两大类以及若干具体“学科”，现在新潮的教育思想是想一定程度上化解过去由于学科划分造成的人为分界。我认为，“敬畏自然”永远不可能只属于“科学”的范畴，当然科学可以讨论它。

武松该不该打虎

刘华杰：继《环球》和《新京报》对敬畏自然的大讨论之后，2005年1月25日新浪网上直播了关于敬畏自然的讨论。一向信心十足的何老师追问汪永晨，连续问了许多次，我数了一下共问了四个回合：

“比如说武松打虎的时代，老虎要吃人，请问汪女士对吃人的老虎采取什么态度？”

“我要跟你讨论的是武松打虎那个时代是不是武松可以打老虎？”

“你不要回避问题，你告诉我，在宋朝老虎要吃人，人怎么对付老虎吃人这件事情？我问你当时的武松该不该打老虎，我希望你明确的回答，你别躲闪问题。”

“假设汪女士，你生活在宋代，假设有个老虎向你扑来，你是不是心甘情愿被老虎吃掉。”

汪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至少给人的感觉如此。如果何老师不认为这是一个判决性的问题，至少也觉得这是一个揭露环保人士“伪善”的小例子。网上的确有个别人士高度赞美何老师提出了一个好的反问，而且认为无论汪如何回答都会陷于被动。

对于不思考的人，这似乎是一个难题。但我觉得可以轻松回答，而且不违背原则：如果条件是何老师描述的那样，结论是，可以打虎。你们以为呢？何老师问的这个问题能够代表人与自然的关系吗？

刘兵：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混淆，即以个例来反对一种整体的命题。如果在特定的情况下武松打了那只虎，为了他的生命，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天天都要找老虎去打。本来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是在说后一种情形。

田松：何先生这个问题也是人们经常用来诘难动物权利主义者的一个问题，更极端的提问方式是：如果一只蚊子吸你的血，你是否可以把它打死。而这个问题也往往是动物权利主义者语焉不详的一个问题。所以常常采取回避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在讨论动物权利和自然权利的时候，常常会面对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是人这个物种与其他物种或者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作为个体与其它物种个体之间的关系。

武松打虎，是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个体之间的关系。而人类拦河筑坝，砍伐森林，则会上升到物种之间的关系。普通人所面对的往往是人类个体与动物个体之间的关系，而物种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的集体行为，国家行为，因而，往往是由政府的决策产生的。很多环境问题，归根结底，不是个人自我觉悟能够做到的，是需要政府从抽象的国家政策，从具体的建设项目等层面进行调整和管理。比如虎跳峡电站，怒江电站，对于这些项目的控制不是我们个人能够做到的，这是政府的责任；再如一次性筷子的使用，单纯依靠每个个人的拒绝，那是永远也消灭不了的。必须由政府从大的政策上进行制约。就像消灭假货，首先不是王海的责任，而是政府的责任。所以，环境工作者一方面要面向公众，一方面要面向政府。

而在个体层面，我们每个个体都有生存的权利，要求更舒适更便利的生活，是人的生物性本能。我前面说过，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社会对这个本能要有约束，约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道德，一是政策法规。如果放纵这些欲望，人的欲望就会指数增大。这种社会是不可持续的。

与武松打虎类似，还经常有这样的问题：难道你们自己不用笔记本，不用手机，不用空调？因为我们用了，我们就是自相矛盾，就是虚伪——一边自己用着，一边主张别人不要用。

作为学者，我们的身份也是多重的。我们注定也是个人，也有同样的本能，并有在社会当下的框架中满足欲望的权利。而作为学者，我们的理论恰恰是针对当下的社会框架的，我们认为这个框架应该加以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就“必须”放弃我们在当下社会框架中的生存方式。

回到武松打虎这个问题上来，武松是不是应该打这个老虎？那要看武松是怎么打这只老虎。如果我们把老虎换成人，这个问题就容易理解一些。比如一个人夜里对你实施暴力，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主张，要以暴抗暴，正当防卫；如果这个人不是你的对手，被你打得落荒而逃，而你又穷追不舍，将他置于死地；或者说事后跑到人家家里，把他家里人也一并杀掉。这几种情况，我们的法律会有不同的判决。

我相信，当动物权利和自然权利的理念普及之后，成为社会常识之后，当动物权利的概念更多地写进法律，那么，人和虎的关系就要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考虑了，人和虎各有权利，而不是只有一方绝对有权利，另一方绝对无权力。华杰引用的那个奥德赛的故事，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奴隶获得了权利之后，奥德赛杀死奴隶就不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当然也不是天然地就具有非正当性，而要看具体的情况。

刘华杰：现在是法制社会，环保工作也要纳入法律框架按法律程序进行，这些基本上由政府一手操办。但是，鉴于目前国家环保法律不健全，各级环保部门这些“橡皮图章”没有权威，民间环保和民间环境监督的作用显得非常重要，他们的辛勤工作可以不断地提醒高层领导注意某些地方环境、生态极度恶化。民间环保人士的活动，客观上也能催促国家环保部门自身硬起来，比如2005年1月24日，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叫停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30个违法开工项目，这场“环保风暴”受到媒体、国务院总理的好评。

无论是政府还是NGO（非政府组织），依靠什么来做环保？什么是保护自然最好的办法？除了科学的办法再没有别的办法吗？当科学不能为公众所掌握时，保护自然就可以不进行吗？当科学还没有诞生时，保护自然就不存在吗？

当动物没有科学时，动物就不知道爱护它的自然环境吗？

当一个陌生人说：无需要敬畏自然，人们对他可能有某种反应，但当一个人过去曾说，可用核弹炸山修水库，可以克隆人，此时又说敬畏自然是反科学，那么人们对他可能有另外一种反应。如梁从诫所言，大家的分歧是根本性的。问题是，现代人究竟是胆大好还是胆小好呢？

田松：事实上，保护自然这个问题在科学时代以前是不存在的。只有被科学和技术武装起来的人类才有能力有胆量对自然实施所谓的征服活动。才有可能使得自然遭到的残害达到了需要保护的地步。

在传统技术中，人是自然转化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并不是自然的异类。纳西族的“署”自然观不是为了保护自然，也不是为了征服自然，而是为了和自然相处，相沟通。在那个时代，相对于自然来说，人是渺小的。

托马斯·刘易斯写过一篇文章《暴尸荒野》，他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经常看到遮天蔽日的鸟群，但是很少看到鸟的尸体。如果我们在公路上，在草地上，在树林里看到鸟的尸体，我们本能的反应是，意外死亡。也就是说，鸟正常死亡的尸体是人看不到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鸟能够处理自己的尸体。不仅鸟，深林里的大型哺乳类动物也是这样。否则的话，我们走近草原，走近森林，会到处看到动物的尸体。肉食动物的存在是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的。

处理自己和环境的关系，为自己和后代保留良好的生存环境，是动物的本能。如果一种动物不能把自己的生存镶嵌在大自然的生物链条中，这种动物在自然中就不能生存下去，就会灭绝。

只有人是个例外。人没有灭绝，但是破坏了自然本身的转化链条。

刘华杰：人，作为一个物种Homo sapiens，是挺“独”的。人类几乎没有近亲。是我们进化的太快、太好，其他的跟不上吗？有人猜测不是这样，更可能的情况是：人类很霸道，不能与同类相处，把同属的“兄弟姐妹”物种都杀绝了。这种猜测，很可能被认为是“反人类”。

即使在人这个物种之内，黑人、黄种人、白人等也不平等，男人女人也不平等。我不是说一点点的不平等，在不太久之前，这种不平等甚至还保持着令人不可思议的程度。到现在，情况算好多了。但即使如此，黄种人在美国等国家，仍然受歧视。归纳起来看，人热衷私利、喜欢破坏、习惯战争，倒是天性中的一部分。许多动物也如此。不过，人类的德性是可以提升的，人类的文明也是在进化的，即使“人性”也是多样性的。我们不能死盯着人性中恶的成分不放，而要善于发现、培育人性中同情、善良、恻隐、感恩、敬畏的成份。否则还要道德、要文明、要教育干什么？我们要对人类有信心。

当然，现代化的教育，已经越来越沦为一种职业培训，它很少教一个人如何与另外一个人平等地打交道，如何与社会相处，与大自然相处，而是更多地教一个人如何战胜自己的同学（比如在同一个班级里）、同事（比如在同一个单位里）、同乡（比如在同一个城市里）、同胞（比如在国外某个城市、学校、公司）等等，从而使自己成为人上人。学校、家长、高考制度、现代社会所崇尚的竞争机制，无不视此为理所当然。这与工业资本主义、与现代科学（特别是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进化论）均有内在关联。

“顾不上”与“伪善”

刘华杰：近几年个别唯科学主义者，习惯于把自己不同意的观点，甚至自己正在与之讨论的观点，挂上“反科学”标牌，列入“打假”之“文件夹”。还从单称判断采用其“特异归纳法”直接上升到全称判断，于是有“反科学文化人”、“反科学传播中心”、“反科学时报”之类大帽子。表面上看，他们是在传播科学，抨击伪科学，弘扬科学精神，而事实上，他们用伪科学精神代替了真正的科学精神，严重败坏了科学的声誉。

我在想，汉语中的“小姐”两字如今演变出另一种含义，这当然有其社会文化根据，那么“科学”两字经过唯科学主义者的一番折腾，将来会不会也变成类似“小姐”这样的词？“反科学”三个字在学术意义本来还有点内容，而现在已经成了某些人的专用术语，整天挂在嘴上（有的人似乎立不起来什么东西，只会反对什么东西），其含义也不断庸俗化。

有句广告：“今天你喝了吗？”现在可以说成：“今天你反了吗？”对于“反科学”的指控，听者起初还有点不满，而它现在完全成了一种笑料，如江晓原老师所说，几日听不到，反倒感觉失落了。这也有几分受虐狂、虐恋的味道！

刘兵：说到“小姐”这两个字，真的会有两种联想。

其一，是这样两个字会在社会文化的发展变化中，在汉语里逐渐演化出与其原意几乎完全不同的指称对象。那么，在一些人常常挂在嘴边的“科学”二字，也确实难保用来用去不失其原意。

其二，还是联想到伦理学问题。现在的伦理学的一条重要的准则，是最大限度地要避免歧视。这种倾向在众多对社会问题进行人文研究的学者那里都会有体现，因而，我们才会看到社会学者用“性工作者”来代替“妓女”的说法。我们当然可以不赞成有“小姐”这种职业存在，但就最基本的人的权利的意义上来说，小姐也是人，也会有人的各种需要，比如说，她们是不是也需要学习科学？需不需要提高科学素养？现在许多社会工作者在小姐中普及艾滋病知识，宣传推广使用完全套，不就是一种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的工作吗？难道小姐们不需要适合于她们的科学读本？可是，由于歧视，以及其他许多原因，有人见过这样的读本吗？有人敢正式出版这样的读本吗？改造小姐们的思想，改变社会的环境，消除这种职业（能不能够做到是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可以努力去做的事，但与此同时，以人为本，小姐也是人，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吗？

刘华杰：强烈建议某出版社请刘兵教授主编一套“小姐科学读本”。可以到全国妇联和教育部申请资助！

此次有人向一个普通的说法“敬畏自然”发难，把它上纲上线到“反科学”的高度，不了解内情者，或者没有与他们打过交道者，还以为他们是一时兴起，随意地、偶然地点评呢。其实这与其长期以来自以为是的唯科学主义观念和言行，关系密切。“反科学”的口号他们自己不断在叫吆喝，而且喊了许多年，颇像“狼来了”的故事。曾有一段时间，在反伪科学的工作中，我与他们站在一个立场上，但是我越来越发现我与他们不是一路人，我与他们对科学的看法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反伪科学有必要的话，他们所宣传的“伪科学精神”就值得反一反。这大概属于二阶反伪科学。没有这种二阶行动跟进的话，一阶的反伪活动有可能演变成一种权力的滥用。有人扬言：刘华杰现在不反伪科学了，变成反对反伪科学了。我可以郑重地回答：我仍然反伪科学，但重点转到反对二阶伪科学了，因为这种伪科学人们更难识别。

刘兵：“反科学”，其实原来是一个相对简单的问题。反科学本来也是有着明确所指的概念，不过，一段时间以来，这个词经常被一些人用作攻击那些搞科学文化的人的武器。而搞科学文化的人，其实也不过是在像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等领域中从事对科学的人文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基于他们的研究，提出了一些与科学主义者立场不同的观点（其实这些观点在相当的程度上，在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人文学界，甚至在相当范围的非学术界，已是一种共识），却被某些极端科学主义者贴上了反科学的标签。而与反科学主义相关的敬畏大自然这样的观点，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这其实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况。对于那些随意挥舞“反科学”大棒的人，有两种可能，其一，是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什么是科学，因而看到一切与自己理解的科学有所不同的说法，便简单化地将其归入反科学的对立面。其二，就是利用科学在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地位，试图将理论探讨与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以期达到打倒对方的目的。对于后者，用心就未免有些险恶了，让人不得不联想起“文革”时期常见而如今虽不常见但却仍然被某些人所继承下来的为正直人所不齿的做法。

华杰对于“二阶反伪科学”的说法很有道理。其实，在这场争论中，那些动辙挥舞反科学大棒的人，已经将自己自命为是确实何为科学的裁判官。可以设想，如果有朝一日他们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滥用这样的权力呢？

刘华杰：有人问，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唯科学主义？既然反对唯科学主义，在科学的时代，还有更好的替代品吗？科学与唯科学主义不是很好的搭配吗，在宣传、销售中它们不是可以很棒地“捆绑”起来吗？

为什么没有“反人文主义”的说法，或者也许有但不够流行？

另外，可否这样理解何老师的文章，他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

“发展是硬道理”＞“以人为本”＞敬畏自然。

其中“＞”表示“胜过”、“可以压倒”。此次一些人反对敬畏自然，没有讲出的理由可能是“发展是硬道理”，“以人为本”不过是个借口。这就像某年春节晚会上黄宏和侯耀文表演的比名片大小的节目，A出了一张名片，B出另外一张能够压过A的名片，A再出一张压过B。当然，这种逻辑顺序可以随时代而变。在批“异化”论的时候，“以人为本”（那时候不这样叫，那时称人道主义）是被打击的对象，其地位简直比现在的“敬畏自然”还低下。

现在，前两者都是政治利器，不过有一个稍显旧了一点。此时用“发展是硬道理”来直接反对“敬畏自然”，可能已经不够时尚了，于是抬出了“以人为本”来对付虚拟的目标“以自然为本”。

刘兵：第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反唯科学主义，就是因为这种主义不是“以人为本”，是因为它不符合全人类的利益，而只是对某些人、某些团体有利。至于为什么没有反人文主义的说法，或许是因为在社会上，人文主义，或者说人文，并没有成为一个常用的公众概念，而科学则完全不同。我们还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人明确提出要反对以人为本，那又会怎样？那就触动了公众的神经。说穿了，合理地套用某些人的逻辑在这里反倒有些道理：许多反对反唯科学主义的人，恰恰是反人文主义的，也恰恰就是反对以人为本的。

第二，你的猜测应该是差不多的。正像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一种片面地强调“发展”并因而反对敬畏大自然的人，正是立足于局部的、个体的、有限的人的当下利益，而与整体的全人类的长久利益是相冲突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难道不是为了全人类，而只是为了某些人？

刘华杰：作为协调人，我愿意提供更有趣的例子供大家讨论。

何老师在2005年1月25日讲：“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怎么要先去关注解决什么动物的问题，解决什么狗的问题等等，这种事情有一个先后，轻重缓急，比如说狗倒是很多人的朋友，我们有很多人家都养狗，如果狗得了狂犬病怎么办，我相信是杀，至少不像人对待非典一样，把非典的病人隔离起来，加以很好的维护，加以很好的治疗，我想是这样子。”（tech.sina.com.cn/d/2005-01-25/1737514589.shtml）有位历史学教授，也有类似观点，本书中暂时不讨论。

用这个例子反对敬畏自然或者生态伦理，似乎挺有理的，其实很不恰当。我们可以看几个假想的例子：（1）白人的问题还没解决好，还管什么有色人种的问题？（2）首都北京奥运的事情还没有弄好，还管老区扶贫等小事？（3）5个院士与5000个农民工同时生病，谁轻谁重？（4）中国矿工频繁死亡之事还没慰问好，还管什么印度洋海啸的外国灾难，事情得有一个先后，得有一个内外不是？

刘兵：这完全是一种诡辩的逻辑，是不懂伦理学的明显表现。伦理学的选择是两害相权择其轻，是不可能离开具体的情境的。当狗得了狂犬病，在没有条件医好，或由于经济等原因不可医的情况下，将其杀之并不意味着在伦理学上有悖于保护动物权利的原则，这与在没有出现狂犬病时满世界追着打杀无病之狗完全不是一回事。要是按照这种思路，医学伦理学也不会去研究什么安乐死的问题了。

华杰举的四个有违基本的伦理学考虑的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把本来不应对立起来的问题对立起来。在人权、平等的意义上，三者都不是什么矛盾的问题，本来就都应同时考虑。当确实因某种原因而不可兼顾时，恰恰需要应用伦理学的情境原则。说到这里，倒让我想起这次争论中一方的一个著名代表人物，清华大学的赵教授以前曾提出的一种说法，即说什么伦理学是反人类的。可是，他谈论的许多问题，恰恰正是伦理问题，这不是一种自相矛盾吗？他不会以为自己在进行着反人类的活动吧。再有就是，他对伦理问题的讨论并不遵循伦理学的讨论规范，也许他根本就不在意什么规范。

田松：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还顾不上动物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说词，在传统的科学主义框架里，这个说词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如果现在我们说，“白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解决什么黑奴的问题。”这个说法现在我们显然认为是荒谬的，但是在黑奴获得人的权利以前，这种说法的确具有合理性。这种说法在今天虽然能够被很多人接受，就是因为动物权利的概念还没有获得普遍的接受。如果我们在现有框架内，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就要费很多的周折。但也不是不可能。

比如我们必须论证，人的生存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对于大自然的其它部分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动物全部灭绝了，人类也生存不下去。所以解决动物的问题，也就是解决人的问题。保护动物，也就是保护人自身。于是，即使是人类中心主义者，未来人类的长久生存，也必须考虑动物保护问题。

但是，这种论证我认为不够直接，我希望用更直接的论证，就是动物有权利，有和人同等的生存权利，人不能为了自己的生存，甚至是为了让自己生存的更奢侈，而去破坏、干扰动物的生活。人类要做一个有道德的物种。

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所以顾不上解决动物的问题。这里面还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人是主宰，人有能力解决人的问题，也有能力解决动物的问题，人可以按照次序逐一解决人的问题和动物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种幻觉。

目前人类解决人的问题的方式，还是在发展和进步的框架中进行的。在这个框架中，实际上，人类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在我看来，人的问题是人的贪婪导致的，动物的问题也是人的贪婪导致的。动物本无问题，只要人不去干涉它们、打扰它们，它们自己生活得很好。解决动物问题的关键是人类收敛自己的贪婪，从动物的领地中退出来。当人收敛了贪婪，人自己的问题也会相应地得到解决。在这个意义上，解决动物问题，也就是解决人的问题。蒋劲松有一句说：“人只有解放动物，才能最后解放人类自己。”

刘华杰：听起来像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男人只有解放女人才能解放自己。

田松：与这个问题类似的还有发展与污染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有人主张走先发展再治理的道路。这是一种愚蠢，是一种罪恶。关于怒江电站，一再有人强调，电站一建起来，年发电多少瓦，利税多少，怒江人民一下子就可以脱贫致富。这是一种幻觉，或者说是地方政府的一种说词。

人们常说，人们很穷，不建电站怎么脱贫。我倒是觉得，人民穷，不是靠建电站能够解决的；相反，人民之所以穷，就是因为建了电站。李昌平早就说过，农民的贫穷，是制度性贫穷。关于漫湾电站的数字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漫湾电站运行当年，自己的利润是1.2亿，上缴国税1亿，云南省5000万，库区各县加起来5000万。在这个数据中，库区各县所得是最少的。然而，这些进入县财政的银子会有多少落到百姓头上？恐怕我们无法想象，库区附近的百姓失去了原来的生活方式——所谓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很多人家是靠检电站的垃圾为生。

前不久我在“天涯”上看到一个帖子，说得很好，不妨引用一下：

“关天茶舍”从世界GDP总量来看人类是如何饿死自己的同类

作者：心中之歌 提交日期：2005-1-28 22:32:00

世界银行2003年公布的世界GDP总量为36万亿美元。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今年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目前世界人口为61亿。如此来看地球人均的GDP当在5000美金以上，也就是所有地球人的人均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于中国上海的人均生活质量。

5000美元的人均GDP，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早就应该消灭了贫困，不会再发生缺衣少食品的事情，而且还能保证人人舒畅地生活。但……

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2000年，全世界贫困人口正在急剧增加，据统计，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即大约12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每人每天平均生活费用不足一美元。

这位“心中之歌”的标题很好，人类是被自己饿死的。人类的贫困不是因为他们不发展，而是别的地区的发展掠夺了他们。我也常想这个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劳动着，辛辛苦苦地工作着，怎么会孩子上学没有钱，要靠希望工程，怎么会连一幢维持体面生活得房子都买得那么艰难？

所以，人的问题是人自己造成的，动物的问题也是人造成的。

刘华杰：呵呵，松哥又在鼓吹反政府、反进步、反发展的蒙昧主义，等着挨骂吧。

2005年1月25日新浪网上一个页面的一则标题是“以自然为本有些伪善”。这里面似乎有两个问题。第一，谁主张“以自然为本”了？当初《环球》杂志文章发表之前，哪些人声称“以自然为本”了？那位想像中的某高校的副教授说过吗，谁在与风车作战？第二，以自然为本就伪善吗？那么什么不伪善？“以人为本”不伪善？

刘兵：这个问题的提法可能有些问题。因为，如果意识到，人本身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以自然为本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其实，在伦理学的发展中，确实提出了要用和以往不同的价值观来看待自然的观点，但在争论中，一定要用什么“本”之类的极端说法将本来并不矛盾的东西对立起来，这是一种诡辩。在这种意义上，包括何先生在内的人，正是像他们攻击对方时说对方虚构了风车并与之作战那样，是自己用诡辩的方式将本无矛盾的东西对立起来构造了他们的风车，然后再大战一场。

在最常见的语义上，那种实际上用局部、个体和有限范围的人的利益来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并将之说成是“以人为本”的做法，才是真正的伪善。

由于工作和研究内容的关系，我与许多环保人士打过交道，从而也了解了他们中许多人的为人。当然没有人能保证环保人士中就没有伪善者，但就我所知所接触所了解的环保人士，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恰恰是最善良、最有爱心、最无私的人，而且这种优秀的人的比例在环保人士中要远远高于其他人群。可是，在这场争论中，这些环保人士却被污蔑为“伪环保”、“伪善”。显然，能够理直气壮地这样做的人如果不是真胡涂，那就是昧着良心（我宁愿他们是前者）。这种昧着良心的做法，才是伪善！

刘华杰：我的印象也是如此（我参加过自然之友等组织的个别活动，一同拣过垃圾，也做过义务植物导游），他们是一些道德高尚的人，一些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些值得大家学习的人。

科学，在现代社会毕竟是个好词。环保人士，也不要轻易拒绝这个词汇，特别是不要让这个词把持在宣传“伪科学精神”的所谓科学卫道士手中。我想起了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的一段话：

“今天，概念只要贴上科学的标签，通常就足以赢得人们特殊的信任，这是因为我们信仰科学。但是，这种信仰与宗教信仰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们之所以认为科学有价值，是因为我们依据它的性质以及它在生活中的作用，集体地形成了这种观念；这就是说，它表达了一种舆论状态。事实上，在所有社会生活中，科学都是以舆论为基础的。毫无疑问，这种舆论既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也被当作是构成科学的基础；原则上讲，社会学就是这样构成的。不过，有关舆论的科学并不会产生舆论；这种科学只是观察舆论，使之清楚地被意识到。的确，通过这种方式，科学会使舆论产生变化，但就是在科学似乎正欲确立自己法则的时候，科学还得继续依赖舆论。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科学作用于舆论的必备力量恰恰是在舆论中获得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75页）

他是在20世纪初讲这话的，现在已经是21世纪初了。事情的发展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位伟大社会学家的洞见。

我们今天从事新型的科学传播，必须牢记涂尔干的提示。

田松：其实不只何先生，我在网上也常常看到这类“伪善”说。类似的比如说，动物权利保护者，如果吃肉，就是伪善；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持谨慎态度的，如果使用笔记本，使用电灯，就是伪善。这种说法不能完全说是空穴来风，它是可以从当下的大众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中引伸出来的。这个问题也的确是挺难回答的，而且，一个被指责为“伪善”的人如果自辩，说“我不是伪善，我是真善”，好像也挺那个的。

在我看来，一个绿色主义者在当下的社会框架中注定是矛盾的，因为他不可能按照理想的生活方式去生存，那就意味着自我放逐；也不可能完成按照当下的方式生存，那意味着违背信念。刚刚看到龙应台女士写给儿子的信[①]，我觉得大可借鉴。龙应台说：道德有消积的和积极的。消积的道德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中：

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点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

龙应台讲了许多她生活中尽量节约能量的习惯，也许从科学的角度，她的习惯实际上可能并不真的节约能源，但是我不能怀疑她的善。甚至在GDP主义者看来，龙应台的节能行为妨碍了内需的拉动，会导致经济衰退，失业增多，我也不怀疑她的善。如果有人要说，你龙应台如果真的善，就不应该用100瓦的灯炮，而应该用15瓦的灯炮，因为你用了100瓦的灯炮，所以你是伪善。作为旁观者，我不会认为龙应台是伪善，而却可以明确地认为，作出这样的指责的人是真恶！

龙应台也说，以前喜欢吃鱼翅，后来知道鱼翅是怎么来的，就不再吃鱼翅。龙应台似乎意识到了会有人怎么指责她，接着写道：

非力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不管。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理。

在某些人看来，比如柯南，龙应台的回答可能是非理性的。但是我喜欢龙应台的说法。我们的日常生活不需要建立在逻辑之上。我们常常听人拍着胸脯说，办事凭良心，问心无愧！却没有听到谁拍着什么说：办事凭逻辑。龙应台还写道：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

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积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积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这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如果有人说，龙应台所谓的消积道德是一种伪善，比如说，你崇尚什么简单，和非洲难民相比，你的简单是多么的奢华！照这个样子要求的话，龙应台只要活着就是罪恶，她要活着，就只能让自己尽情地奢华，做一个彻底的恶人，而不能指望自己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否则就是伪善。对于这种逻辑，我只能再说一遍，这种对善的批评和逻辑，是真的恶！

刘华杰：我好像已经是第二回听“松哥”讲这个故事，但仍然觉得很有教益。田松说“我们的日常生活不需要建立在逻辑之上”，我很赞同，还可以把这话讲得更准确些：“我们的日常生活自有其逻辑（不能形式化），只是此逻辑不是科学的数理逻辑罢了。”

善与不善通常是相对而言的。如在文革中，迫于某种压力A打了某教授两棍子，B打了三掍子，就可以说A比B善，而不能说因为A和B两人都打了人，因而都不善或者A伪善。俗语讲“勿以善小而不为”，其中的小善也指A与B行为中道德含量之差，A没有打第三掍，此“无为”就是一种“善举”。

认为“小善”统统是“伪善”，最终就消解了所有的善，等于落入了完全的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①] 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你不是一个混蛋》，《南方周末》2005年1月27日，31版。――田松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