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货币战争的一种解读

书评八月：对货币战争的一种解读

郑渝川 

一、《货币战争》对近300年来世界史的重新阐释

  《货币战争》这本书将18世纪以来世界上重大政治、经济、军事事件与金融幕后黑手联系起来，最后归拢到当下的中国经济全局。该书开篇即引用梅耶·罗尔柴斯德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控制了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来制定法律。”这正是此书的要旨。

（一）金融资本在19世纪主要工业国布局的完成

19世纪中叶，英、法、德、奥、意等欧洲主要工业国的货币发行权均由联系紧密的私有银行控制，这些国家的政府要增发货币（纸币），就必须增加对银行及其身后的金融集团的欠债，用全民税收来抵押，并且还要支付利息，所有本息均由金币计算。在这套逻辑之中，政府永远也不可能还清债务（除非取消货币），国债只会永远不断地增加，利息支出用税收来负担。从1694年到2005年，英国政府的欠债从120万英镑增长到5259亿英镑，占2005年英国GDP的42.8%。

因为英属北美殖民地政府自行发行了名为“殖民券”的货币，英国银行家看出了这种新货币将使美洲殖民地脱离英格兰银行控制的危险，极力予以压制，造成北美殖民地经济从繁荣迅速转向凋敝，由此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美国的开国奠基者们清醒的认识到银行控制政府的危险，在其宪法中规定“国会拥有货币制造和价值设定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作者、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警告世人：“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有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将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和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土地。”

虽然如此，在独立之初巨大的财政压力下，华盛顿总统被迫同意拥有20年中央银行授权的、私有的美国第一银行的成立。20年后，该行届满延期的要求被美国国会否决后，英国发动了1812年战争，强迫美国同意遵循此前规定，美国第二银行诞生。

（二）“总统是挡不住的”

这几年流行着一本畅销书《总统是靠不住的》，实际上，总统之所以靠不住不仅因为美国政治体系一直担心总统这样的政治精英走向独裁，而且在金融和实业寡头的这个国度，总统的主张、安危都变得卑微，在重大决策环节总统的地位和作用就变成了“总统是挡不住的”。美国政府一些政治家一直在努力与银行家作战，但几乎都以个人和国家金融的悲剧而告终。杰克逊总统在任期间曾还清了政府对银行的欠债，并将政府积蓄从美国第二银行转存到各州银行，否决该银行的20年延期，随即他便险遭杀害，欧洲主要银行同时收紧了美国银根，造成该国持续五年的经济衰退。之后不肯与银行家全盘合作的哈里森总统离奇的在就职一个月之后因伤寒去世。在林肯总统断然实行政府货币（无债货币）、力图摆脱银行家们对于政府货币发行的控制的时候，演员蒲斯就一举射杀成功。在加菲尔德总统排斥私人控制美国中央银行的企图后，一个自称是“谋官未成者” 的人跳出来，开枪打死了这个上任不到一年的新总统。（至于后来，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肯尼迪兄弟先后遇刺身亡、里根遇刺事件。）

（三）去金本位化，疯狂的20世纪

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19世纪英格兰银行模式下，各主要工业国以国债为抵押发行货币，实现政府举债、银行发行货币，确保银行家不断增长的收益。如果列出300年来各主要工业国货币购买力、政府负债的数据表，不难发现各主要货币购买力急剧下降、政府负债呈几何数级增加出现在20世纪。难道说，18、19世纪中被《货币战争》定义为面目可憎、凶狠恶毒的银行家，反倒比20世纪广泛倡导社会责任的大亨们仁慈得多？

实际上，在原有金本位体系之下，银行家是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因为货币贬值会直接损害银行家的利息实际收入，这种思路是比较原始的放贷吃利息的方法，由于黄金和白银数量有限，银行放贷总量实际上有一个隐形的上限。20世纪就是银行家努力使货币去金本位化的实际，各国都彻底使法定货币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贷款总量的刚性制约，银行可以和它在政府的代言人合谋无限制的增发货币，通货膨胀这只“魔兽”终于被放出牢笼。1971年，世界货币体系最终与黄金脱钩之后，各国货币的购买力迅速滑落，当年—2006年，意大利里拉（1999年后折算为欧元）、英镑、加元、美元、日元、瑞士法郎的购买力分别下降了98.2%、95.7%、95.1%、94.4%、83.3%、81.5%。

因为货币可以不受限制的发行，挑起战争就变成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和平年代慢慢折旧的固定资产在战争中可以迅速燃烧，还可以急剧的带动战争物资生产，这一切背后是银行家对政府债权的几何数级增长，即便是战后，巨额的战争债务需要政府长期归还，战胜国重建需要再欠下巨债，战败国赔款也是向银行借贷。伦敦—华尔街国际金融资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包赚不赔。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1930年代德国重新武装再次发动战争，都能清晰看到国际金融资本的操纵痕迹。

（四）新的殖民控制模式：“经济杀手”加资本输出

1971年，美元彻底远离了金本位，要保持国际市场上的美元信心，银行界推动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国际油价由此暴涨。国际石油交易普遍结算使用美元，石油价格暴涨4倍，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激增；美国还顺势提高了美元借贷利率，此时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二战后新兴国家的发展成本、信贷成本大幅上升，加剧对跨国金融资本的依赖。

二战后，欧美的研究机构学者和经济学家一直以各种理论框架和数据分析来鼓励发展中国家大兴土木、实现“跨越”式发展。实际上，由跨国金融资本方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商业贷款多是“左手交右手”，从美国的金融机构转到了美国的大企业手中，巨额债务就是这样欠下的。于是，这些国家只能更大规模的开采矿产、生产初级产品出口以偿还债务，产量的增大也使矿产和初级产品的价格在不合理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并落入困乏、赤穷的窘境。当前，接受美国等发达国家此类专项贷款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已经超过2.5万亿美元，仅截至2004年底，这些国家平均每年为债务所支付的利息就超过3750亿美元，这笔钱超过了这些国家在医疗、教育领域的总开支，也是其每年接受外国援助的20倍。由此我们也很更容易理解，近年来欧美等国为何会强烈反对中国无附加条件向黑非洲提供援助贷款。

二、读后结论

因为无限制增发的债务美元，2001年起，世界主要股市、债市、房地产、金融衍生市场同步狂涨，表面上看是美元资产增值，实际上是债务美元的爆炸性扩张所致，而所有的债务必须支付利息，这种债务以利滚利的方式膨胀的结果必然要求有不断新出现、不断扩容的金融衍生产品来代表这些美元的概念。

金融资本手上不断的美元力量使得投机基金偷袭行为成为可能。1970年代后，欧洲共同体的蓬勃发展带来了欧元概念，欧洲各国开始紧密靠拢，就连信奉孤立主义的英国也于1990年加入了欧洲货币兑换体系，这必将成为伦敦—华尔街国际金融资本的重大隐患。于是，索罗斯为首的投机基金出手重挫英镑和里拉，并扰乱了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的稳定。接下来，国际金融资本支持下的投机基金偷袭了东南亚各国，并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名义强令日本不许出面组织亚洲各国自救的亚洲基金。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是否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瞄准的下一个目标、是否会成为投机基金下一个猎取的对象，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实际上，中国金融安全问题已然不是新鲜提起。近年来，“一个国家或经济体的金融开放度越高，经济金融就可能越安全，开放度越高，就越要向国际上严格的金融监管规则、财务透明度规则靠拢，因而开放和安全肯定会呈现正相关关系”这样的说法颇为流行。

《货币战争》提到了人民币货币主权与货币稳定的二选一困境问题。由于中国采用强制结汇制度，美国增加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显著的使人民币大量增发，由此引发若干倍的货币增发效应，造成流动性泛滥，推高股市和房地产泡沫。为对冲货币增发，央行只能通过增发国债和央行票据来吸纳这些过剩的流动性，这反过来增加中国政府的债务负担，这个累积的进程与1980年代的日本案例在诸多情节上相似。笔者注意到，2006年2月，全球最大的金融期货交易所———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推出了一种金融衍生品：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及日元的期货和期权交易，这是不是国际金融资本的布局开始呢？

我们必须深刻思考宋鸿兵重新阐释的现代金融发展历程、向我们警示的中国金融困局。笔者认为，安全的金融有赖于安全的开放，不安全的开放几乎等于开门迎盗。从以往案例来看，外资金融机构在进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后，会利用这些国家的缺失的金融监管和市场漏洞，通过商业与投资银行提供杠杆资金、会计师事务所与投资银行提供信息、评级机构提供与创造契机、对冲基金实施攻击一系列金融操作来攫取这些国家财富。

面对国际金融资本以20年前对付日本的相同办法对我国布下的局，主动进攻国际金融势力不现实，但我们起码必须进行严密防范，宋鸿兵提出的关于“国家金融安全委员会”方面的建议很有必要。尤其在当前，股市与房地产泡沫正随着越来越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而走高，国内银行疏于内部治理的问题表现得越来越严重，金融市场与社会风险正在不断累积成银行风险，虽然我国名义上还是西方国家批评的“金融封闭国家”，但实际上贸易项下的各种灰色通道以及QFII早已使跨国金融基本越过了矮篱笆，对中国增长带来的财富虎视眈眈。基于泡沫而成的抵押估值过高问题，已经为泡沫破灭银行危机埋下了伏笔。如果与1990年代的日本相比，目前的中国除了类似的问题，还必须面对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品供应不足对经济和社会的严重影响，必须切断这种影响带来的危险和金融危险并发的所有可能选项。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里所指的罪恶不光有专制主义，而且还有更可怕的、投机无约束的金融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