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库曼斯坦与伊朗国界:日本人的中国观

在达成一致之前，最起码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想法诚实地告诉对方
一部《非诚勿扰》让中国内地赴北海道观光的游客翻了4倍。东京秋叶原的电器大卖场里赫然打出横幅：“欢迎最敢消费的中国人！”百货商店在显著位置贴上了“银联”标识，商场的扩音器里播音员用纯正的普通话告知中国消费者，“欢迎您来日本，刷银联卡可获得额外折扣！”
无论是玩具还是电器，乃至化妆品，想找到一件带有“made in Japan”标识的礼物带回国内已经不太容易，很多中国内地观光客从国内带来的相机、摄像机都是日本知名品牌的最新产品，以至于不少中国游客抱怨,在全球物流高度发达的当下，“来日本已经没什么可买的了！”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中日两国的普通民众互相打量时都有了新的体验。日本媒体对中国负面新闻的集中报道曾使部分日本人形成了“饥饿中国”的印象：“对签证的饥饿，对知识的饥饿，对财富的饥饿，对权力的饥饿……”
今天，大量自信、富裕的中国人有力地刷新了日本民众的认知。同样，踏上日本土地的中国人，也会感慨这个地小物乏的“蕞尔小邦”所拥有的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创造精神。
诚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冯昭奎所言，历史问题、领土争端、能源博弈、美国因素等等问题使得中日两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两国关系。“复杂”、“困难”、“敏感”这样的词语频繁出现在各种关于两国关系的状况描述中。
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但自近代以来，1894年、1931年、1937年，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日本发动了3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及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希望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标。然而，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的控制下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
1972年2月，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给日本带来巨大的冲击。当年7月，新首相田中角荣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公开宣布“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
两个月后田中访华，中日双方正式开始了建交谈判。田中一行抵达北京的当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田中在答谢致辞时说，“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中国方面对“添了麻烦”这个措辞很不满意。第二天，周恩来便严肃指出：“这一表达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用‘添麻烦’来表述，中国人民是通不过的。因为‘麻烦’一词在汉语里意思很轻，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
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麻烦”是诚心诚意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分量很重。他还表示，如果这样的表达不合适，可以按中国的习惯改。
9月27日，毛泽东在双方谈判出现严重分歧、中日邦交正常化处于关键的时刻会见了田中一行。他的一句“吵出结果来就不吵了嘛!”使田中等人吃下了定心丸。
毛泽东问田中：“你们那个‘增了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的？”田中回答：“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习惯来改。”毛泽东进一步告诫说：“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也不会满意。在中国，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
后来在起草联合声明时，田中履行了自己的承诺。联合声明这样写道：“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1972年9月29日，中日双方终于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决定自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尽快互换大使；决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2005年，由于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频繁参拜靖国神社等政治诱因，两国关系跌入冰点，虽然这一年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万人互相穿行在彼此的国土上，但是“政冷经热”并不能掩盖两国国民感情的实质恶化。据当年3月的一份国民感情调查结果显示，对日本有好感的中国人不到10%，讨厌日本的则占到60%；同样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也不到10%，表示讨厌中国的则占30%。
自2006年起，两国领导人在战略互惠共识下着力推进两国关系。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的“暖春之旅”成为中日政治关系显著提升的标志。然而，在两国政府关系与两国国民感情之间出现的“逆差”仍令人不安。2008年6月至7月，《中国日报》和日本非盈利组织“言论NPO”的联合调查显示，82.3%的中国市民对中日关系的未来持乐观态度，而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好感度，却降至历史最低点，表示对中国没有好感的受调查者竟然超过了70％。
2009年10月20日至28日，本刊记者随同第二届“中日友好基金中国媒体赴日考察团”探访刚刚完成政权交替的日本，如实辑录了日本各阶层人士对中国及中日历史关系的观点看法。
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不一是两国国民感情的一个纠结所在，采访中我们也常常与受访者激辩争执，他们对靖国神社问题的看法相信许多读者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如实记录下受访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本刊认同他们的立场，恰如70岁的笹川阳平先生所言，“我说的，也许你不一定能够认同，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在达成一致之前，最起码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想法诚实地告诉对方。”
这些真实的声音，或许可以让我们更加明白中日关系建设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近藤昭一
年龄：51岁
职业：日本民主党众议院议员、众议院总务委员长
我念大学的时候曾经休学两年，跑到北京去学习中文，大概是在1981年的9月到1983年的3月。可惜时间不够长，所以我的中文还是不够好。
最近在日本搞过几次关于日中国民感情的舆论调查，调查结果其实很不令人满意，国民感情还是不太理想，我也很发愁，怎么才能改善这种局面，加强两国国民的这种信赖关系。
对靖国神社的问题日本人有很多想法，这比较微妙。日中之间的战争是一个事实，当时发动这场战争的甲级战犯祭祀在靖国神社里面，他们是代表着国家责任的一些人，如果日本首相还去参拜靖国神社，我想这个行为就有一点违背当年联合声明的意思。所以我认为日本人应该从这一个角度来好好地、认真地考虑，为什么日本首相、领导人一参拜靖国神社，中国人就有反应。
日本人也是左中右都有，有对中国不是很友好的，但更多的日本人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鸠山首相明确地表态不参拜靖国神社，也明确地表示要为构筑东亚共同体来加强日中合作。我本人每年都会去中国西北两次，参加植树活动，通过那些活动，我可以和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农民进行交流。我觉得这种草根交流的形式还有很多，通过每个人的努力，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还是可以有很多加深相互理解的可能的。
河野太郎
年龄：46岁
职业：日本自民党众议院议员、自民党国际局局长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78年，当时只有15岁，那时候去了上海、西安、北京。此前我对中国全无认识，到了之后，坦率地说我非常惊讶，所有人的衣服都是一样的，都穿中山装。
1993年-1994年日元升值，对日本的汽车零部件制造业打击非常大，为了降低成本，一些日本企业开始到中国去设厂。
那时候我负责调查中国市场，从长春、大连一路向南，直到深圳、香港。当时所有人都说，设厂应该设在南方，我自己心里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我们选择的那个中方厂长坚决要求把厂子设在北京，他说南方办什么事都得“靠关系”、“走后门”，北京因为离中央近，风气比较正。那个厂长说，“我20岁工作，到现在已经30年了，我一心就是造东西，没有受过贿赂，也不会给别人行贿。如果让我当厂长的话，去南方我没有行贿受贿的经验，做不了，我只能在北京做。”
后来我就决定了把工厂设在北京，很多日本同行都说我疯了。事实证明，到南方去办厂的，5年以后全部都倒掉了，因为那些年南方的标准、规定老在变，所有一开始制定的计划，都不能按原样实施。
惟有我们在北京办厂的，因为在北京没有太多政策的变化，一开始是4个人创业起家的，两年以后就发展到200个人。当然我们在谈判交涉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有的时候甚至双方都在谈判桌前决裂了，我们已经到了首都机场，打算回国了，中方又追到机场，在机场签订协议。
那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和中国人做生意是很不容易的，虽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做起生意来比资本主义的人还有经验。
我从政之后，开了一个中文博客，我把它链接到《南方周末》网站上了，我想和中国的老百姓，普通大众有更多交流，把日本的政治家都在想什么、做什么，直接传达给中国的读者。
很多中国人关注靖国神社问题，前不久自民党新总裁谷垣祯一参拜也引起了舆论界的反应。我认为说谷垣去参拜靖国神社影响两国国民感情的这种发言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年轻人也好，日本的年轻人也好，对“靖国神社”的核心问题已经混乱了。
当初，田中角荣首相和毛泽东主席之间讨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要求的战争赔偿可以放弃，但是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日本的总理大臣、外交部长、外务大臣、官房长官这一级别的官员就不可以去参拜了。
我个人也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所以我想，我如果当了官房长官或者当了外务大臣的话，我也会控制自己不去。
但是最近中国方面的指责已经不光是限制在这3个层面的人了，国会议员去也不像话，文部大臣去也不像话，所以我想这个和当初大家达成的一致有点儿开始脱离了，范围开始越来越大了，这个我持一个不同的意见。
对于这些历史背景的了解，不要说中国的年轻人，许多日本的年轻人也几乎可以说是零。我想现在双方都应该向各自的国民再做些说明，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这些。
滨本良一
年龄：57岁
职业：《读卖新闻》社评论员
我在《读卖》工作33年了，1981年第一次作为国际组的特派记者到中国采访。1987年秋天，我调到上海，呆了一年，后来调到北京，工作了3年。1994到1997年差不多4年多在香港工作，香港回归之后又调往北京，2004年后才回到东京本部。
我们很重视报道中国的情况，着力培育“中国通”记者，现在许多年轻记者都有机会到北京去学习中文。读卖新闻社在中国一共设有5个记者站，北京站有5个文字记者，还有一个摄影记者。此外，在上海、沈阳、香港和台北都有记者站。我们一共有30个海外记者站，70多个驻外记者。中国分社是《读卖》驻外机构中最大的，第二是美国。这个信息说明我们读卖最重视的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
日中关系这10年有很大的起伏，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2005年日中关系到了冰点，当时是因为日本首相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同时日本还争取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如北京、上海都发生了反日游行，对这些游行日本媒体进行了大量报道，直接影响就是日本去中国的游客大量减少。
其实游行都是在日本大使馆附近，其他地方仍然有序平静。但日本媒体的报道只放大了游行的那一个点，反复强化，让日本老百姓以为中国到处都有游行。
我有个朋友在中国做旅游工作，他是个日本通，有一次他到东京来出差，他对我大发雷霆，说日本的媒体起了坏作用，对中国的游行夸大其辞，使得日本民众产生了恐慌心理，都不敢到中国旅行了，日本媒体是罪魁祸首。
我想双方媒体工作人员都应该牢记一点，应该从一个公正公平的视角出发，尽量做出能够让公众全面了解问题的报道，少做以偏概全的报道。
我个人认为媒体是一面镜子，也是张地图。说它是一面镜子，是想说镜中影像美还是不美，不应该是镜子的原因，镜子只是如实反应而已，当然这面镜子也不能变成哈哈镜或者放大镜。
我认为最理想的认识对方的手段，就是大家都亲自到对方的国家走走、看看、听听，这样最准确，不能只是通过媒体来了解对方。
尾行武寿
年龄：65岁
职业：日本财团理事长
我最钦佩的中国政治家很多，首推毛泽东，他能够把那么大的一个国家统一，让一个政党稳定执政，功绩是非常大的。此外，周恩来在日本人中口碑非常好，另外就是被大家称为英雄的政治家邓小平。
邓小平、杨尚昆我都见过，都是跟着我们财团的创立人笹川良一会长去拜会的。杨尚昆先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原本给我们规定的会谈时间是30分钟，但是大家都有很多问题要提，就延长到了一个半小时，这一个半小时里我们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到了很多细节、很多具体的事情，他没有一次问他的秘书，都是自己回答。牵扯到台湾等敏感问题，他也不回避，很坦率地回答。我从这一个半小时的交流中发现他是一个思维敏捷、记忆力很好的政治家。
现在中国是13亿人口，到15亿的时候，而且全国都像沿海这样发展起来的时候，真是不可想象。中国的经济我自己推测还要高速增长，内陆和沿海的发展平衡可能是中国政治家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现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稳定的时候，我想中国还有机会成为世界的王者，日本是没有这种时候的，这是国家规模和人口规模的差别。
很多日本人都希望中国的贫富差距要以最快速度缩小，中国的持久稳定和发展是日本最大的福音。中国要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恐怕是向富人征税。
我和我的秘书福田的工资本来是相差很多的，我是他的很多倍，但是税后差不了多少。我按照50％交税，福田是20％，日本的累进税最高可以达到75%，收入越多的税交得越多，然后用这笔钱搞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
靖国神社的问题给日中国民情感带来了很多不愉快，我个人认为引起中国人强烈反感和抗议的游就馆（设在靖国神社内的一个日本军事博物馆，馆陈内容否认历史，美化战争，宣扬所谓“靖国史观”）应该撤掉，从那里搬出去。问题是，撤掉了那个，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就解决了吗？
很多中国人不理解日本人为什么不恨美国人。我个人坦率的看法是二战后期日本的老百姓也希望战争快点结束，美国人扔下原子弹后，战争终于结束了，大家都松了口气。
战后日本有许多困难，在这个百废待兴的时候给日本提供物质帮助的不是中国，也不是法国、英国，而是美国。战后日本政府也做了诱导，称苏联是敌人，美国救了我们，这也对老百姓产生了影响。
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使得日本很快被美国视为同盟而非敌对者，当时的日本被规定充当了这样的角色，结成了日美同盟。在广岛的原子弹纪念馆里，强调的是原子弹对人类的伤害，但并不特别强调对美国人的仇恨。
如今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已经淡漠了这段历史，十几岁的更不清楚了。对历史真相的认识不全面也许跟历史教育的方式有关，老从古代开始教育，到近代就没时间了，草草了事，是不是可以反过来教育，从近代开始。
小林羲之
年龄：31岁
职业：职员
我在早稻田大学学的中文，研究方向是中国民国时期的外交，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2002-2003年，我得到一个政府奖学金，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交流学习，与中国普通人有了更多接触。
有个发现很有意思，我觉得中国年轻人的自我意识好像普遍都比日本同龄人要强，有点我行我素的感觉。
在上海，我跟中国同学一起去唱卡拉OK，一个女同学上来就点了20多首歌，拿着话筒唱个不休。我觉得太惊讶了，在日本没有人会这样的，大家一起出去玩，不可能只顾着自己高兴，一般是一人先点一首歌，而不是让大家傻傻地坐着，听某一个人开演唱会。
很多中国朋友来了日本就喜欢泡温泉，日本男人一般会用小毛巾挡住私处走到温泉边。中国男性好像都比较豪爽，他们把毛巾搭在肩膀上，裸着身子大摇大摆地走进浴池，很有意思。
我女朋友本来是学英语的，好玩的是她去英国留学后，在那里迷上了中医，现在重新开始学习针灸和按摩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有许多关联，日本非常注意保护传统文化，据说，日本全靠手工技艺的百年老店有6万5千家。在京都有个世界最老的企业已经延续千年了，是专门造寺庙的。既保存传统，又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是日本文化中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我的女朋友在英国接触到中医的时候，听那边的朋友们说，虽然中医是从中国传到日本去的，但是英国人认为日本的中医比中国的中医水平要高，他们看病的时候都会首选去日本人开的中医诊疗馆，类似这样的现象中国人也许需要重视一下。
日本的年轻人很少讨论靖国神社的事情，事实上几乎每个日本家庭里都有在战争中死去的先人，比如我太祖父的弟弟就是在日俄战争中战死的，他们的亡灵都供奉在靖国神社。我们每年会去那里祭拜先人，从内心里当然也希望国家元首能够去祭拜。这是很多日本人内心的想法。在日本乡下，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更是这样认为的。也许把甲级战犯从靖国神社里移出来是对的，但是现在还在讨论中，没有具体实施。
笹川阳平
年龄：70岁
职业：日本财团会长
日中两国在经济上已经是互相依存的关系，日本的商店没有哪家没有中国的产品，我们的日常生活也缺少不了中国制造。
日本的发展轨迹许多方面可以给中国一些参照，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日本是可以为中国提供一些前车之鉴的。中国现在正是处于往上走的阶段，这个时候一些社会问题还相对好解决些。但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永远处于这种高速增长的状态，我可以写在纸上，20年后再看中国，不可能再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保持现在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
对中国的领导人和政府来说，现在就要考虑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或者放慢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些社会问题。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或者最应该做的是医疗保险体系的建立健全。现在日本，不管你是富人也好，穷人也好，基本上都可以免费看病，中国不趁现在有钱的时候建立健全这种制度，让穷人富人都享受医疗保障，将来会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日本现在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百岁以上的老年人都已经有4万多人了。20年后中国也要面临人口老化的问题，中国的人口基数大，问题爆发出来更为严重。在养老方面，日本的养老福利设施兴办得比较早，老人们也慢慢接受了社会化养老的观念。在中国，好像赡养父母还是孩子的责任或者义务，但是有很多人，有孝敬父母的愿望，却没有这样的条件或者能力，社会上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所以必须提早应对这样的情况。
每次中国客人来了都会问靖国神社的问题，日本人其实都不爱争论靖国神社的问题，但是中国人似乎认为如果不说清这个问题，那日中关系就不存在，没办法。
中国人总抓着靖国神社的问题不放，说日本人只说不做。日本人也觉得委屈，战争已经结束了60多年，可是中国的电视里还在频繁播放反映抗日战争的连续剧，孩子们对日本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从这里得到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很多日本人不是太理解。
我不是想否定日本在二战时候犯下的罪行，战争是最悲惨的，使正常人发狂，失去理性，这是不可否定的。
像靖国神社这样的神社，在日本有8万多个，另外还有8万多座佛教寺庙。平时大家到神社，或者是庙里去参拜一下，已经是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了，是很自然的一种东西。在日本的文化里，人死了，用句中国话说就是“立地成佛”了，不管你生前是好人，还是坏人，死了以后，就都变成神了。
神社前都有净水，进去参拜前，人们会舀起一瓢水冲洗双手，日本人觉得水能够冲掉一切。怎么说呢，从新开始，清洁一切吧，是这个意思。
中国的文化讲的盖棺定论，做了坏事就要遗臭万年。我去中国杭州参观，那里有岳飞墓，旁边还跪着秦桧，大家都往上吐唾沫。
文化习惯不同，中国人一提起靖国神社就反感。其实去靖国神社的日本人各有各的目的，你看看神社里挂的祈愿牌就知道了，有的是希望自己的儿女能够考上大学，有的希望自己和老婆的关系能够和好，有的可能是想去祭奠一下先人。
我说的，也许你不一定能够认同，但是我就是这么想的。在达成一致之前，最起码的，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的想法诚实地告诉对方。
（实习记者李超、刘畅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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