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母亲英语介绍:刘整叛宋投元：南宋为解决财政危机引发的叛乱

    南宋末期，特别是宋蒙开战以后，由于战事持续不断，南宋王朝陷入空前的财政危机，为应对这场危机，南宋王朝采取了多项措施，“打算法”便是其中之一。但从其执行的结果来看，并未真正缓解南宋的军政危机，反而暴露出更深层次的矛盾和固有症结，地方统帅刘整的叛变就是其集中表现。本文试图从这一视角，对南宋末期的军政关系做一探讨。
　　
　　一、刘整叛宋的直接起因

    刘整叛宋可谓是南宋末年的重要事件之一，关于其起因，南宋遗老所著《宋季三朝政要》载：(景定二年六月)“泸州太守刘整叛，先是北兵渡江，止迁跸之议者吴潜也，尽守城之力者向士壁也，奏断桥之功者曹世雄第一而整次之，(贾)似道功赏不明，杀潜杀士壁杀世雄，(整)惧祸及已遂有叛意，会俞兴为蜀帅而泸州乃其属郡，兴守嘉定时被兵，整自泸州赴援，兴不送迎亦不宴犒，兴遣吏以羊酒馈之，整怒，杖吏百而去，兴有宿憾，乃遣吏至泸州打算军前钱粮，整惧，赂以金瓶，兴不受，复至江陵求兴母书嘱之。亦不纳，整惧，以城降北”参考《宋史》和《元史》相关记载，《政要》所言当为事实，刘政叛宋的直接起因源于俞兴“遣吏至泸州打算军前钱粮”。

    刘整投元，不仅使南宋失去泸州这一重要的战略地区，而且在其后的宋元战事上更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在元廷讨论对宋和战的会议上，力主伐宋，坚定了元世祖的决心，并献主攻襄阳、训练水军之计，最终一举灭亡南宋。

    对于刘整叛宋及其造成的影响，南宋人感受深刻，1273年(咸淳九年)，大臣汪立信说：“臣奉命分阃，延见吏民，皆痛哭流涕而言襄樊之祸皆由范文虎及俞兴父子，……兴奴仆庸材器，量褊浅，务复私仇，激成刘整之祸，流毒至今。”。可知南宋时人将此归咎于俞兴的个人才德，但从执行政令的角度看，俞兴则无可指责，而刘整军中的开支则应当是有问题的，否则他也不会如此费尽心力去疏通俞兴了。俞兴所执行的“打算”并不是仅仅针对刘整的个别行为，而是在执行贾似道主政期间采取的一项被称为“打算法”的政令。

    关于打算法，《宋史》记载：“鄂州围解，贾似道既罔上要功，恶阃外之臣与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以诸路，欲于军、兴时支散官物为罪系去之。”其实行开始时间在1260年(景定元年)五月。而“打算”一词的含义，参诸宋人文献，其意思为核算，会计，可见，贾似道实行的打算法，是在蒙古退军，形势暂时缓解的情况下，对在外诸军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的财务审计。因此法获罪的将帅甚多，“江阃史岩之、淮阃杜庶、广西帅皆受监钱之苦，累及妻子，徐、李、杜逮系狱，杜死后，追钱犹未巳也。”前述曹世雄、向士璧二人也是“以核诸兵费，……皆坐侵盗官钱贬远州”。

    对于打算法推行的目的，上述文献均归于贾似道嫉贤妒能的个人动机，这无疑反映出宋人对贾误国的怨愤之情，但如果联系到当时南宋朝廷的财政状况，其原因则不是如此简单。南宋后期，自开禧北伐后，中央财政就开始逐步恶化，端平入洛后宋蒙交恶，军费开支更是急剧膨胀，“三京之役，边储一空；收楮之令，帑金尽耗……督视之行，缗以七百万计；襄阃之犒赏，以五百万计；沿边命帅，以三百万计；诸将招军，以二百万计；蜀中抚谕，亦以一百万计，一兵之遣，一镪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数。……诸路和籴子本不继，行赉居送，在在枵然。”，在实行打算法之前的宝祐年间，宋蒙之间的战争进行20多年后，南宋财政已经近于崩溃了，大臣高斯得上奏说：“国计有将败之虞”，“国家版图日蹙，财力日耗……闻主计之臣，岁入之数不过一万二千余万，而其所出，乃至二万五千余万，……是饮鸩以止渴也……国家用度日以不给，盖有如贾谊所谓'大命将倾，莫之拯救'者……财用空竭犹之气血凋耗，亦足以毙人之国。”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贾似道实行打算法，实是有财政上的原因。联系到贾似道在景定年间实行的公田法，从财政的角度来看，打算法其实也是贾为拯救南宋政权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前者为节流，后者为开源。实行此法时，宋理宗依然在世，在强敌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贾似道如果其出发点仅仅是想把地方统帅一网打尽，即便再受宠幸，他也不可能得到皇帝的支持。

    二、打算法的执行情况

    《钱塘遗事》卷四载：“时江东谢枋得率邓传二千人举义，擢兵部架阁，科降招军钱，给义兵米，似道打算招军钱，开征所得米，枋得自偿万楮，余无所偿，乃上书贾相云：'千金为募徙木，将取信于市人，二卵而弃干城，岂可闻于邻国?'乃得免。”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载：“……及行打算，枋得日：'不可以累赵宣抚也。'自偿万楮，余无所偿，乃上书贾相云……。”

    这几条材料主要反映赵葵任职期间违反财务制度的开支情况，其一是张灯宴钱，此是不太重要的开支，其二是招军钱，赵显然是超支了。从马光祖的审查过程来看，张灯宴钱并不是打算法要清算的主要项目，军费开支特别是招军钱才是打算法要解决的主要对象。

    这几条材料传递出以下信息：一是南宋军中各项钱物的使用都是有规定的，地方统帅对财务的支配没有自主权；二是赵葵任职期间曾因招募新军向朝廷申请下拨钱粮，由于超支而挪用其他款项。

    这几条材料反映的财政问题只是局部层面，但联系到南宋后期军制的变化情况，其背后的意义就绝非一般了。南宋自开禧以后，各地纷纷创设新军，原有的屯驻大军统兵体制逐步解体。李曾伯1252(淳韦占十二年)上札子说：“自开禧、嘉定以来，军政日坏，各路有制阃，各州有节制，往往侵夺诸戎司权柄，创招军分……，以此各处之新军日添，戎司之旧军日减”，“鄂司旧额四万六千一百二十人，比今来见管五千三百六十二人，”而“江、鄂、荆、襄、潭、黄等处二十八屯，共管官军一十二万一百八十五人”，“积而至于今日，沿江诸戎司遂致倒坏，盖不独鄂州都统司一处也”。其结果造成总领所财政出现危机，“司存所以倒败不可为者，祗缘困于制司并诸州添创军分之多。”总领所人不敷出，则需要中央调剂补给，长此以往，则又连累中央出现财政危机。因此，南宋政府行打算法，其作用之一是控制地方招军的规模，缓解中央的财政危机。

    三、结语

    撇开个人因素，应当说，贾似道实行打算法是有其现实的需求及合理性的，但结果却和其实行的公田法一样，招来怨声一片，最严重的恶果则是直接导致了刘整的叛变。而打算法牵连地方统帅之广，则显示出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不能仅从个人因素来看待。而因“打算法”获罪的将帅，许多是屡立战功的猛将，他们能博得时人的同情，说明并非完全是贪渎枉法、中饱私囊之辈，因此也才会出现一些人入狱至死也未能偿还追欠的款项这一现象。

    对于犯科的诸统兵大员，其“侵盗掩匿之罪”，有多少是出于私还是公，详细材料仅见于赵葵一人，就此分析而言，则赵并未私吞公财，但却违反了制度规定。联系到地方上超额招军，超出朝廷财政支出能力这一普遍现象来看，赵的做法则折射出地方和中央之间在财政关系上呈现出的矛盾状态。地方上由于负责保疆御敌，对兵力的需求旺盛，而中央由于财政困难，则往往加以限制。地方上在面临复杂的事态时，需要随机应变，而朝廷处于掌控的需要，对下拨的钱物则作出种种规定。而这种矛盾状态的背后，则反映了南宋的驭将政策和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制度模式。

    南宋秉承北宋的法度，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依然采取收权和分权的模式。内地州府的收入除去基本开支外，大部分上供，这使得地方上没有能力去应办棘手的事务。沿边州府财力单薄，也无力去独立组织防务。二者均需要中央财政的重新调配，从而造成了对中央的依赖。而在路级政区，依然采取安抚使、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和转运使四使并立的领导体制，从而使事权分散，无法在大区域对地方进行整合和建设，增强地方的力量。从制度设计上来说，南宋秉承的依然是“强干弱枝”的构筑模式。

    在军队领导体制上，在绍兴和议之后，南宋政府收回诸大将的兵权，以其部曲为诸御前屯驻大军，同时设立四川、湖广、淮西和淮东四个总领所，负责四川和江上诸军的开支。诸屯驻大军隶属于中央，但分掌的其实是地方军务。总领所是中央派出机构，则代表中央负责管理和监督诸军的用度开支。其制度安排的用意则依然是把军权和财权进行分离，着眼点是加强中央对地方军队的控制。显然，这也是一种内控的模式。

    南宋自开禧以后，战火连绵不断，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转移到国防上。对于局势的变化，南宋中央也作出调整，比如命统帅兼任总领，或者兼任转运使，但这只是权宜的变通，根本格局未变，并没有产生出新的制度来。在此情形下，地方上的总体实力并未得到真正的增强，局势越严峻，对中央的依赖越大。地方由于缺乏足够的自主权，中央调拨的钱物不能随意处置，而地方军务的复杂性产生出来的需要，中央不能一一满足，在使用和调拨之间产生矛盾，导致地方往往违反规定，自由行事，从而加剧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

    如果军费开支在中央承受范围之内的时候，这种矛盾还不是很突出。但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中央财力耗竭的时候，财政危机便以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形式爆发出来，景定年间的打算法可谓是这种矛盾的产物。贾似道的做法的不足之处，是忽略了这样一种事实，即中央在依然掌握着财权的时候，军权却落到了地方手中，二者矛盾的激化，则是军权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其结果就是刘整的叛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