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容达人:铜城创业者的足迹——白银厂矿业开发史回顾

铜城创业者的足迹

——白银厂矿业开发史回顾

1984年10月，在纪念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建厂三十周年的日子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在白银凤凰山下的金鱼公园最高处，建造了一座“铜城的开拓者”纪念碑。

作为一件大型艺术品，它只是众多现代雕塑艺术杰作中的普通一员；但作为一座工矿史纪念性雕塑，它却是铜城白银开拓者和创业者艰苦奋斗、荒原创业的丰碑。

整整二十四年后，当重修的“铜城的开拓者”纪念碑以崭新的风貌再一次高耸在铜城之巅的时候，它已成为铜城两代创业者们艰苦创业、奋斗不息的象征，成为“白银厂”六百年矿业开发史的见证。

长歌无语，丰碑无声，时时凝望岁月风雨中高耸的丰碑，时时拂拭时光烟尘留下的苍痕，铜城开拓创业者们的伟业永驻数十万白银儿女心田！

先民们的原始开发

白银矿区旧称 “白银厂”。

白银厂矿产资源十分丰富。已查明的矿物成分有200种左右，其中属于氧化带和次生带矿物约100多种。原生带矿物主要有黄铁矿、黄铜矿、闪锌矿、方铅矿等；少量至微量的有斑铜矿、黝铜矿、砷黝铜矿、毒砂、磁铁矿、磁黄铁矿、硫锑铅矿、碲银矿、银金矿、自然金、自然铜等；次生矿物繁多，主要有辉铜矿、铜蓝、赤铁矿、孔雀石等。

白银厂不仅矿产资源十分丰富，而且开采的历史源远流长。它早期的开发，据民间传说，始于汉朝。据文字记载和矿山遗迹遗物考证分析，从明朝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开始，已有大规模的开采。但这种开采只是以地表铁帽氧化带为开采对象的金银开发活动。

历史上白银厂一带的隶属多次变更，先后入皋兰、靖远县境。因此，对这里早期的采矿活动，《皋兰县志》和《靖远县志》多有记载。

当时最著名的开采地当属折腰山。这里，正是600年后白银公司露天矿在1959年10月至1984年6月25年间，采出铜矿石4090万吨、铜金属量56.6万吨的一号采场。

折腰山原名凤凰山。

据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重修位于矿区的老君庙匾文云：“刘禹锡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夫山岂必有仙哉？亦曰有矿则可称其名也，如皋兰东北凤凰山是。何以凤凰山名也？询之土人，佥谓父老传言，乾隆初年，适有凤凰来集于山巅，其山产有金银铜铁矾矿，各矿以备国宝年火之需，下以利民生日用之资，应候而生，待时而出，诚得赏识者虚心采拨，吾知山岳效灵，精华必露，如霞之蔚，云之蒸，踊跃奋兴，各献其材，以与国家储为富强之基础。礼云，地不爱宝。又谚云，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名实相符，吾因有感焉，因作凤凰山记。”。凤凰山故此得名，民间也称八宝山。

乾隆三年(1738年)11月24日，甘肃靖远、庆阳和宁夏银川、平罗、中卫等地发生强烈地震，造成矿洞塌陷，山体腰折，凤凰山始又称“折腰山”。对这次大地震，《兰州府志》也有记载：“乾隆三年冬十一月，靖远县地震有声，一月方止。”

从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开始，白银厂就已有大量的矿业开采活动。采矿达到繁盛时，矿工人数达到三四千人，主要是采炼金、银，当时还有“日出斗金”“集销金城”之说。

成书于道光年间（1821—1850年）的《靖远县志》记载：“自明朝万历年二十年（1592年）前，敢战之风，稍非故矣，兼之白银厂、剪金山亡命之徒，多逃匿其中，窃矿营利。”这一记载虽然反映了白银厂及白银厂的采矿活动由来已久，但也说明了白银厂的矿产资源也屡遭民采盗挖。因为明代金银矿开采大都采用官府垄断制，由政府主持开采。间有民采，须经允许，其课额税赋也重。朱元璋即位后，禁止采矿，认为采矿有伤风水，但后来却是屡禁屡开。官办也好，禁采也罢，“盗矿之事，史不绝书“，而且遍及各省，大都是银矿，其中多是民间零星偷采，也有凭借势力占领官家的银场，更有的建立武装公然和官府对抗。白银厂的情况，看来不过是一些“亡命之徒”或走投无路的老百姓，逃入深山，“窃矿营利”。

到了清朝期间，白银厂矿区多采矾和硫磺。据1943年8月25日出版的《新西北月刊》署名林幽的文章《由我国矿冶成长过程析视甘肃矿冶发展的史迹》的说法：“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金城优癝贡生宋法灏主办此山（指白银厂）矿务两年半，当时只采磺矾，并未采金，后因故停办，今尚存房屋二十余间，均頽圮不堪”。

1957年12月，白银公司关于《白银厂古代采冶情况调查》也有这样的记载：“据居民张生禄谈，他父亲张玉有曾在光绪年间开矿时，担任矾工头的职务，负责采矾及熬矾等事宜。另有宋荣华担任磺工头，负责采磺熬磺。先后干了八年，约从光绪二十六年到三十三年止，主要开采硫磺、矾类及一小部分金。开采的矿坑主要是（火焰山的）大矾巷、老爷巷，（折腰山的）阳洼巷、阴洼巷四个矿坑。此外，曾在大井巷、磺洞子等老洞中进行过开采，并在火焰山的金矾沟内淘取一部分沙金。当时有两百多人。遇到富矿时，每人每天能采到二十多斤矾或磺，不好时，每人每天只能采到一、二斤，甚至更少。”

当初，铜城白银第一批创业者在这里进行地质勘探和矿山开发前期准备的过程中，除了所见三圣庙和老君庙外，还发现了大量前人所开凿的坑道和采场，而且规模较大。在地质调查报告中，有记载的古采矿遗迹30多处，包括旧矿堆和淘金用的水井及炼渣等，甚至在冲积泥层下数米之深的地方也发现了古人采矿的遗迹。最大的古代采矿遗址入口位于今白银公司露天矿火焰山矿区（二采场）矿床剖面上，主行道都在100米以上，坑道延长上千米。古代的采掘方式主要为简单的手锤、刨锤和火烧醋泼法，装运全靠人背筐拉，工人只能四肢伏地匍匐爬行。在火焰山矿区东部的金矾沟矿区，遗留有古人采掘金矿及土法提炼黄金的工业作坊遗迹，还有遗留的坩埚等作业工具等。古人采矿作坊坑道内的支撑柱己腐蚀，但坑道壁上的喷浆虽历经多年但依然完好，体现了当时的采矿生产方式。只可惜，到1956年的大爆破时，三圣庙、老君庙和古采矿遗迹随着一声巨响而灰飞烟灭。

除凤凰山外，著名的采矿地还有寿鹿山。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顾炎武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兰州北二百五十里，松山之南，矿炉二十座。”对这一记载，《白银有色志》等一直认为这是对白银厂一带矿业开采活动的记述。曾振权先生在其所著并发表于1988年《白银文史资料》第一辑的《白银市历史述略》一文中，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曾文认为，寿鹿山在今景泰西部，属于祁连山脉。祁连山脉在甘肃天祝与古浪西部的一段叫乌鞘岭，主峰称毛毛山，从东部开始到景泰境内称为松山，其中景泰境内的松山在清康熙以后改称寿鹿山。成书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重修皋兰县志》说：“寿鹿山，在永泰堡南十里，崇冈隐天，深林蔽日。古老相传，本人迹不到之地，樵人以斧斤入，始见庙宇，不知何代所建，有老僧与白鹿在庙中，岁一出游，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踪迹绝矣。土人画僧鹿于庙壁，因以名山。山有矿洞，甚深，其矿久竭，唯支洞大木今尚林立”。这说明，寿鹿山的采矿业到清末虽已不见昔日的繁忙景象，但其矿洞还保存的比较好。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万历时官至兵部尚书、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的郜光先有一首《松山矿徒解散》诗，曰：“中原有芳树，日暮夜疏稀，风雨又飘落，根深苦无依。可怜茕茕鸟，忍与旧枝违，栖迟偃双羽，那知身是非。日久思故林，哀哀鸣且飞，沙场栖靡定，摇摇将欲归。鸿雁旋中泽，安得稻梁肥。暖汀育鸥鸟，饮啄自忘机。”描写的就是松山矿徒被解散以后无依无靠、无可奈何、哀鸣悲凄的心境。

因为松山与寿鹿山一脉相连，明代还无寿鹿山一名，所以这里的松山就是指清康熙以后才得名的寿鹿山。

孰是孰非，我难以作进一步的考证。不过，松山或寿鹿山也好，白银厂也好，都说明今日白银地区先民们的采矿活动曾达到相当的规模。

“白银厂”，历史的淀积

白银厂矿区盛产黄金和白银，为什么它这个地方名叫 “白银厂”，而不叫“黄金厂”？

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些可笑，就像“银行为什么叫银行，而不叫金行或者铜行？”一样。

其实不然。一个地名，乃至一个人名，都有其特定的涵义，应该说是一种文化现象。就地名而言，它是人们赋予某个地理实体的一个专有名称，它具有特定的方位、特定的范围。地名包括的范围很广，村庄、乡镇、城市是地名，大山、江河、桥梁也是地名；地名有特定的涵义，因为它和军事、经济、文化、地理、历史都有密切的关系；地名有时候还是一种载体，是一段历史文化的沉积和见证，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的化石。古往今来，地名都不能随便乱叫。

地名有自身的结构，包括通用名和专用名，比如兰州市，“兰州”是专用名，“市”是通用名。而“白银厂”的结构就有些另类了。

“白银厂”之白银，首先是一种金属。今天人们把它同黄金和铂族金属（铂、铱、锇、钯、钌、铑）归为一类，因为价值昂贵，被称做贵金属。而“白银厂”作为地名，却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背景。

据历史记载，中国4000年前就已发现和使用白银和黄金了。几千年以来，中国人以黄金和白银为财富的象征，因为它们既可珍藏，又可以炫耀身份地位。虽然黄金和白银具备其天然的储备和货币属性，但从中国货币发展史来看，开始时货币主要以铜钱为主，黄金主要不是用于制造流通货币，而是用作财富保存起来。所以，直到今天我们为什么仍然以“铜臭气”来讥讽那些斤斤计较钱财的人。

秦统一全国以后，统一币制，确定两种货币，黄金为上币，以铜钱为下币；汉沿袭秦币，以黄金和铜钱为货币。唐代除铜钱以外，白银和黄金在流通中发挥货币作用。元代推行单一货币流通，通过法律形式禁止金银用于支付。明代正式使用铸造定值的银币，整个货币体系已转向为以白银为主，铜钱只作零星支付。可以说，银币的使用是大明王朝经济快速发展、商业空前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更是大大促进了白银生产的发展，各地银矿开采的规模越来越大。鼎盛时期主要产银地除云南外，甘肃、河南、四川、湖南、贵州、浙江、福建都有银场。据有关资料，整个明朝276年间全国共生产了8，310万两白银，平均年产30万两，是唐代最高年产量的两倍。

白银厂产金有“日出斗斤”之说，而产银还没有见到有关的传说或文字记载。但可以肯定的，一是，在自然界中，金常与银共生，并与黄铁矿、方铅矿、毒砂、闪锌矿、黄铜矿、黝铜矿、辉钼矿等矿物关系很密切，常和它们伴生在一起。白银厂矿田的成矿类型和矿床特征不仅验证了这一点，而且白银和黄金尤其是白银的储量十分丰富。数百年后，白银公司仅露天矿的两个采场在28年的生产期间内，就从铜冶炼过程中副产白银1248万两，黄金34万两。二是，明代炼银的工艺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水平。

二是，成化二年（1466）进士陆容所著并流传于十五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中期的一部笔记集《菽园杂记》，详细记述了从选矿—烧结到炼制铅银合金—灰吹法提银的全过程。这种工艺在宋代就已经广发应用于白银的提炼。《菽园杂记》还记述了开挖于唐朝、宋代被称作“永丰银场”的浙江遂昌金矿开采盛况。明代，朝廷在这里炼得的白银高达40吨、纯金4吨，远远高于此前的几个朝代。因此，白银厂在明代“日出斗斤”的同时，也完全可以产出比黄金多得多的白银。

明正统七年（1442年），户部设立国库，时称“银库”；官府在各地主持开采银矿，时称“银场”。白银厂金银矿开采地叫“白银厂”顺理成章。

白银厂叫“白银厂”，其“厂”字究竟作何指呢？

显然，五、六百年前的“白银厂”之“厂”，并非是我们今天所指的工厂之“厂”，也不是明代特务机构“东厂”和“西厂”之“厂”。此厂非彼厂，其中的奥妙，也许就是中国汉字和汉语的精妙之处。

“厂”，繁体为“廠”，异体为“厰”。汉字简化前，“厂”与“廠”、“厰”的意义并不相同，“厂”为象形字，“廠”与“厰”均为形声字。《说文·厂部》解释说：“厂，山石之厓岩，人可居。”这里，“厂”是山石崖岩的象形。对此，文人墨客们往往用“厂”来特指宽敞、开阔的场所。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养羊》中写道：“架北墙为厂。” 这里所指的是只有一面北墙的牲口圈。唐代诗人韩偓的《南安寓止》：“此地三年偶寄家，枳篱茅厂共桑麻。”说的是寓居这个地方已经有三年了，偶尔向家人寄信，听说枳形成的绿篱和长满茅草的场子里都已经种上了各种农作物。由宽敞、开阔的意思引申，“厂”又特指专门开辟出来、可供许多人聚集在一起进行生产劳动的场地。到了明代，人们常常把那些上有屋顶，下无墙壁，四周开张，空间宽敞的房屋称为“厂”。官方在这里办这样的“厂”，进行白银和黄金的加工提炼，这样的场所，这样的作坊，或许就是早期的“白银厂”。

至于把“白银厂”作为一个地名，是当时的地方官员指定的，还是人们约定俗成，已经无关紧要。因为“白银厂”演变、延伸成为一个特指的地名使用，一直延续数百年至今，是大浪淘沙后历史的淀积。如今，她已成为一个很金贵而且是中国唯一以贵金属命名的城市，一个曾经享誉海内外的“铜城”，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圣地。

“找矿立功光荣”

在任何时候，你要是白银厂的开发建设，总会离不开一个人、一个队。这个人就是宋叔和，这个队就是当年宋叔和率领的641地质队。

宋叔和1915年7月14日生于河北省迁安县。1934年毕业于北京市通州区潞河中学，同年考入清华大学，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系。1949年以来曾先后任地质部白银厂地质勘探队队长、甘肃省地质局总工程师和地质部西北和北京地质矿床研究所副所长和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国地质学会矿床专业委员会主任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是中国找矿勘探地质学、矿山地质学、矿床地质学的领军人物。

他一生中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新中国急需矿产资源的关键时刻，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力排众议，坚持不懈，在白银厂“铁帽”下发现并探明了一处规模巨大的富铜矿。这一历史性突破，不仅满足了当时国家对铜资源的需求，还找到了伴生的金、银、铅、锌、硫等诸多矿产，一矿变多矿，使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铜城白银“崛起于荒漠戈壁之中。他的这一成果，开创了在中国地槽褶皱带海相火山岩建造铜、多金属硫化物矿床勘查成功和地质研究的先河。许多人知道宋叔和，也是因为他的这一杰出贡献。

中国地质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建永1986年的金秋十月沿着祁连山，采访了当年的200多位拓荒者，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先行颂·祁连山下的纪念碑》，饱含深情，以相当的篇幅，生动的记述了以宋叔和为代表的地质工作者在白银厂这块热土上走过的足迹。

1951年5月，宋叔和一行乘坐两架胶轮马车，来白银进行地质调查。当时，他是南京地质调查所的负责人之一，同行的还有西北资源勘察处的地质工程师胡信姬、沙光文等人，以及南京地质学校几个青年学生。

而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间，已有多位地质人员来白银厂矿区调查。先是1939年，地质工作者霍士诚等人来到白银厂，他们进行了现代意义上的地质调查，初步了解到白银厂有着分布较广的氧化铁矿存在。写出了《甘肃皋兰凤凰山铁矿》一文，并于当年七月发表。接着在1941年，地质工作者陈贲来矿区调查，于当年六月发表了《甘肃皋兰县铁矿及锰矿》一文。1942年9月和1943年1月，地质工作者梁文郁先后两次到矿区进行矿产地质调查，写了一份《甘肃皋兰县白银铜矿简报》，首次提出这里有铜矿的观点。但是，他的发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三年后的1946年，梁文郁第三次来矿区调查，仍坚持自己此前的观点，写出了《甘肃皋兰白银厂铁硫锰铜等矿之初步观察》一文。

这次宋叔和来矿区，已是他二进白银厂。

第一次进白银厂，是在1947年。那一年，他是应甘肃省资源厅制酸公司的邀请，来白银厂搞矿产地质调查的。他在矿区仔细研究了老君庙内的匾文以期了解矿区的开采史，又翻山越岭测制地质剖面，考察先民们当年采矿的遗址遗物。经过艰苦调查，他完成了白银厂古老采矿点及其相关黄铁矿床的评价工作。首次查明白银厂并非是大铁矿，而是一个大铁帽，大铁帽之下可能存在有一个大型黄铁矿矿床。他的结论是：白银厂地区金属矿床是黄铁矿型多金属矿床。宋先生提交的矿产地质调查报告，加上1948年和1949年先后发表的《甘肃皋兰杂岩之初步研究》、《甘肃皋兰白银厂南山系中之变质火山岩》，为以后找到白银厂特大型铜多金属矿床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次宋叔和二进白银厂，竟甘肃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他在大西北长达25年的地质找矿和研究工作。

这一次，国家地质计划指导委员会组织了60多人地质队伍，对白银厂进行了地质矿山普查，在半年的时间里，完成了矿区29平方公里范围二千分之一的地质地形图，矿区外围300平方公里范围五万分之一的普查填图，进行了矿区槽探、坑探及清理旧矿硐工作，初步确定了矿床工业类型和价值，提出了进一步勘探方案。他们成为解放后白银厂矿田的第一批开拓者。

根据普查成果，肯定了白银厂矿床的类型为黄铁矿型矿床，同时确定以钻探为主、坑道为辅的勘探方法，采用100×50米的勘探网度求工业储量。1952年1月，宋叔和三进白银厂。他带领一支200多人的地质队伍，再度进驻矿区，进行试探性钻探。10月15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甘肃省境内有史以来的第一台机械岩心钻机轰鸣声大作，白银厂勘探工程启动，第一钻就见矿。到年末，已开动三台钻机，并在折腰山第八行初步见矿。

　　在矿区他们发现了辉铜矿，结果证明宋叔和的直觉是对的，白银厂不是铁矿，金、银和黄铁矿（硫）也在其次，这里真正的财富是铜！

消息传到北京，惊动了中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惊动了中央重工业部，惊动了中央财经委员会，也惊动了周恩来和毛泽东。1952年冬日的一天，毛泽东主席打电话给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开口就问：“白银情况怎样?”

正是在这一年，地质部正式成立。在同年召开的国家地质工作会议上，重工业部提出要在白银厂矿区1953年探出32万吨B+C1级铜金属储量，1954年探出24万吨，还要完成折腰山矿区的设计资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还指示，从东北工业部支援10台钻机，进入白银厂勘探。

1953年2月21日，新华通讯社播发了《甘肃皋兰县白银厂发现大型铜矿》的电讯稿

同年3月，地质部直属641地质队正式成立。后来担任地质部甘肃省地质局局长、党组书记的丛健为第一任队长，宋叔和等二人任副队长。在这支队伍中，有从东北调来的勘探队伍，有西北资源勘察处的学员，有中山大学、南京地校、南京大学、长春地院、北京地院、四川大学、中南矿冶学院、武汉地校、郑州地校、上海财经学院的大中专毕业生，有海外归来的印尼华侨，还有从朝鲜战场上撤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分部独立团幸存的官兵，他们被成建制转换为地质部勘探独立团……

从7月份开始，白银厂矿区转入大规模勘探。641地质队集中优势兵力于折腰山、火焰山两矿区，开动钻机30余台，人员达两千余人，沉寂了几百年的白银厂又喧闹起来。

同年12月，李富春率国务院专苏联家组组长阿尔西柯夫等到白银厂实地视察。

到1954年，探明了折腰山、火焰山矿区全部主要矿体，同时根据上级要求，编写储量报告达40卷，数百万字。这一报告成为我国第一部大型有色金属矿床的储量报告。年末，经过中苏双方最终的科学计算，地质部641队白银厂第一期勘探成果是铜金属量80万吨。

到1956年底，白银厂折腰山、火焰山、铜厂沟三个矿区勘探胜利结束，经过后来的补充勘探，最终确定白银厂特大型铜多金属矿床铜金属储量89.95万吨，硫铁矿864万吨，伴生硫含量1048万吨，黄金10.7吨，白银989吨。而首先由641地质队在1953年底进行地质普查的小铁山矿区，经过后来的详细勘探和补充勘探，最终确定铅金属储量36万吨，锌金属储量57万吨，铜金属储量12万吨，而且其黄金和白银的储量可观，都具有单独开采的价值，相当于一个大型的金银矿床。

为了表彰641地质队在白银厂地质勘探过程中作出的杰出贡献，1980年，地质部授予该队“功勋单位”的光荣称号。“铜城的开拓者纪念碑”是这样记述宋叔和和641地质队的：“白银铜矿的勘探，体现了地质工作者艰苦创业的开拓精神，凝聚着地质部六四一地质队全体职工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一九五一年宋叔和工程师率地质人员在白银地区开展了矿产地质普查。一九五二年，地质部组建了六四一地质队，历经五年，完成了白银矿区的地质勘探任务，为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矿产建设提供了地质资料。一九八0年地质部授予该队'功勋单位’共荣称号。在勘探过程中，当地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给予了热情指导和有力支援，为勘探工作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铜城开拓者的实践证明：找矿立功光荣！献身地质事业光荣！艰苦奋斗光荣！”

“白银一爆”日，凤凰涅槃时

就在641地质队的地质勘探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的时候，1954年9月28日，经重工业部9月18日批准，“白银厂有色金属公司”在兰州正式宣告成立，黄罗斌任经理，李子奇等任副经理。

而在此前的一个星期，援建白银公司的第一批苏联专家抵达白银。与此同时，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风尘仆仆赶往白银，以气吞山河的胆略和豪迈的气概，开始了当时全国最大的铜硫生产基地的建设。

矿山是基础，爆破要先行。根据国家计委1955年2月14日批准的设计任务书，白银厂铜矿床的开采方法为露天开采，采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大规模抛掷爆破和松动爆破方法，进行开采初期的基建剥离，以加快矿山建设速度。因此，大爆破能否如期成功进行，决定了矿山乃至整个白银厂采矿、选矿、冶炼、化工和辅助生产系统的建设速度。

1955年12月，总人数达726人的爆破工程队正式成立。1956年3月，前苏联建材部爆破工业托拉斯派遣了以M·道库采也夫总工程师为首的专家组，与中方设计人员合作，完成了工程技术设计与施工，全部爆破工程计划十个月内完成。

大爆破的前期准备工作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加快向前推进。《岁月——李子奇传》一书这样描述当时的建设情景：“大批建设者进驻白银现场，面对的是原始荒丘。没有住房，没有水源，没有公路，没有铁路，有的只是创业者吃大苦、耐大劳的拓荒牛精神。大家住帐篷、吃干粮、和咸水。夏日，烈日炙烤；冬天，寒风刺骨。风沙吹打，露宿风餐。在这艰苦的环境中，无论干部、技术人员，还是工人，共同艰苦奋战，开出了一条条平坦的公路，盖起了一座座雄伟的厂房……”先后完成爆破坑道10498米，药室19156立方米，硬是人背肩扛，将16000吨炸药一袋一袋地运上了山，又一袋一袋人工搬运装填到药室里。期间，兰州军区抽调一个汽车团共50多辆汽车拉运了一个多月的炸药，并派出600多名官兵负责矿山保卫工作。

1956年12月31日，矿山成功进行了第三次、也是装药量最大的一次大爆破。此前，已于7月18日和10月15日先后进行了两次装药量分别为1640吨、4685吨的爆破，而第三次爆破的装药量高达9249吨。爆破总费用达2520.9万元。如此规模，不仅在国内属首次，在世界上也属罕见。

“白银一爆”，泣鬼神，惊天地。大爆破后的实测表明，爆破达到了设计要求，削平了折腰山、火焰山、庙庙山、凌阳山、凤凰山、家鸽山、棹子山七座山峰的山头，使它们的高度平均降低了50米，抛掷物范围达450米，爆破总面积40万平方米，实际爆破岩石量906万立方米，其中留在采场内的松动岩石量679万立方米，抛出采场外岩石量227万立方米。大爆破冲天腾起的蘑菇状烟云高达400多米，难怪当时西方媒体惊呼：“共产党中国在中国西部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白银一爆日，凤凰涅槃时。凤凰是人世间幸福的使者，每五百年，它就要背负着积累于人世间的所有不快和仇恨恩怨，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时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后，又从灰烬里以更美好的躯体得以新生。白银厂凤凰山，五百年来，历经风霜雪雨和历史沧桑，在世间罕见的大爆破中浴火重生，将以翻天覆地的巨变展现在世人面前！

“白银一爆”胜利成功后，白银公司的“第一次创业”由此全面展开，各项工程的建设进度一再提前，特别是矿山剥离创造了年剥离量达480万立方米的高水平，大大缩短了矿山基建时间。1959年10月1日，露天矿比计划提前一年多正式投产出矿。1960年3月14日，选矿厂比计划提前一年建成投产。同年6月14日，冶炼厂比计划提前九个月建成投产，炼出了第一炉铜水。到1965年底，铜硫采矿、选矿、冶炼生产能力及机修、动力、运输等辅助生产能力全部形成，共完成基建投资49509万元，为概算投资的92.18%。至此，我国当时规模最大、工艺技术和装备为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铜硫联合企业已具规模，“铜城白银”，全国唯一一座以贵金属命名的新兴工业化城市宣告诞生，一时享誉海内外。

1966年3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来白银公司视察工作。邓小平在视察中高度赞扬说：“你们这里是艰苦奋斗。”

七十年代，是白银公司发展最为辉煌的时代。露天铜矿的生产节节上升，带动了铜冶炼厂的电铜产量连创新记录。当时，全国每生产四吨铜，其中就有一吨是白银公司生产的，而白银公司的铜冶炼尾气制硫酸的产量就占了全国同类产品产量的70%！

当年矿山大爆破时，中央各部委、西北局和甘肃省的党政军首脑，齐聚白银，共同等待那冲天一爆。在中央各部委派来的要员中，有国家计委的一位年轻处长，那是后来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

三十六年后的1992年8月25日，朱镕基同志又一次来到白银公司旧地重游。此时，露天矿整体闭坑已经四年，往日沸腾的矿山景象已不复存在。看到当年矿山大爆破时的戈壁滩上，一座现代化的大型有色金属联合企业拔地而起，只有几户人家的穷山村变成了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的新型工业城市，总理感慨万千，兴奋异常，动情地说道：“我1956年第一次到白银厂来，这个大爆破，一炮2600万元，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现在我还记得这个情景啊！那个时候这里是一片荒凉，到兰州这个地方来，困难得很，我都搭不上车。经过三十六年，再到这个地方来一看，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生产建设发展到一个很大的规模，城市也搞得非常漂亮。”汇报会结束后，他激情未了，一破以往“不给企业题词”的惯例，挥毫落笔：“三十六年游故地，白银一爆出新天”！

可见，当年他目睹的那场矿山大爆破，在日理万机的总理脑海中留下了多么深刻而难忘的记忆！同时，也揭示了当年那荒原创业的“白银一爆”，对甘肃省，特别是对白银市和白银公司的发展，起了多么大的作用！

无疑，白银公司第一次创业的辉煌历史，浸透了第一代创业者们的心血、汗水和生命，铭刻了第一代创业者们无数个酸甜苦辣的故事。凭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凭着他们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品德，凭着他们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职工们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建设的光辉成就，也创造着白银这个有着数百年矿业开发史的新兴工业城市的辉煌未来！

春风吹度辉铜山

第一代开拓者和创业者们创造了历史，创造了白银公司和白银市的辉煌。远离白银数千公里外戈壁深处的辉铜山矿也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说起辉铜山，就是白银公司的很多职工也未必知其祥，但要说起辉铜山附近的玉门关和阳关，熟悉的人就多了。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维的“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连中小学生都耳熟能详。

据载，玉门关和阳关建于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左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玉门关在辉铜山以西不足一百公里。据说当年因为城门砌了一圈闪光的玉石，从此就称为玉门关。也有的说是西域输入和阗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其名。

阳关则因陋就简居玉门关之南，古以山南水北为阳，故称“阳关”。我们常说的谚语“阳关大道”，还真是与阳关有关。阳关西边，有数道高大的沙梁蜿蜒纵横，沙土发白，一直延续到罗布泊以东，因蜿曲如白龙，史称白龙堆。阳关建置以后，因处于古丝绸之路上，路面宽达36丈，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大道。“阳关大道”即来源于此。

对玉门关和阳关，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写尽了人生离愁别恨之情、黯然无欢之意，写尽了塞外的苍凉悲壮。春风都不度的地方，生命怎么能存活呢？

但就在这“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不毛之地，白银公司的创业者们在开发建设“铜城白银”的同时，在这里开发建设了一个“小铜城”——辉铜山矿。

“小铜城”得以建设，首先要归功于一个人——中国矿产勘查专家、矿床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中立。

1956年7月，甘肃省祁连山地质队所属的一个由北京地质学院毕业生汤中立等三名实习生组成的地质小组，汤中立时任组长，在甘新交界处天山地槽东沿部分的星星峡——白墩子一带进行1∶20万路线地质调查。

一天，他们发现了一块含铜矿的转石。细看这块转石，淡黄绿色蚀变岩，除孔雀石外，隐约可见黄铜矿豆点。当时已近中午，他们商定停止路线观察，改按转石追索法，沿着戈壁滩上转石可能的来源方向一步一步追索。他们追啊，追啊，一直追到一座黑色大山的背后，铜矿转石突然增多，而且发现有古人采矿老硐及炼炉遗迹。在这里，他们终于找到了原生矿露头。

经过观察，原来这座黑大山的岩性是辉长岩，岩石中也有微弱的黄铜矿化，山背后低凹处是蛇纹石化橄榄岩与底盘白云质大理岩接触，就在外接触带发育一条北西西向的铜矿矽卡岩带。

于是他们便投入地质填图和地表工程揭露。西北地质局工程师严济南和苏联专家谢尔巴科夫闻讯从大队部赶赴现场，指导勘察。

根据苏联专家建议，当年10月份打钻，见到深部原生矿。第二年，由甘肃省地质局红柳园地质队接替了矿区的地质勘探工作，1958年1月提交了地质报告。整个矿区分东西两个矿区。西矿区的1号矿体储量大，埋藏浅，累计探明矿石量为151万吨，品位2.123%，铜金属量3.20万吨。1978年竖井下掘中发现2号矿体，探明矿石量为33万吨，品位1.889%，铜金属量6300吨。

一段传奇发现了辉铜山矿，但开发建设却经历了上马—停建—续建—续建的艰辛历程，矿山的隶属关系也几经变更。

1958年7月，日采选600吨规模的矿山由白银公司开始建设。1961年6月，刚刚进行了试生产就被迫停建。1965年3月，根据冶金部决定，移交新疆有色局管理，同时开始了矿山续建工程。1970年10月，根据冶金部决定，重新划归白银公司管理，1971年1月正式投入生产。

春风吹度辉铜山，戈壁深处诞生了一座生机勃勃的“小铜城”。

几十年来，辉铜矿人戈壁创业，艰苦奋斗，默默奉献着他们的青春和生命。

职工们居住的是清一色的“干打垒”，即使是“城里”最高等级的宾馆——矿部招待所，也是土房土炕。

矿区生产用水源在矿山以东50公里处一个叫白墩子的地方，其水味苦，不能饮用。生活饮用水要从180公里外的疏勒河取水，先用火车运到柳园车站，再用汽车拉到矿区水库。蔬菜、副食主要靠350多公里外的酒泉供应，矿里有专门的车辆跑运输。平日里，职工们摆上饭桌的新鲜蔬菜很少，大都是罐头食品。

矿区几十公里范围内没有人烟，但在50公里处生产用水源地，倒是景色奇异。别看四周是荒漠戈壁，脚下却是一片葱笼。中央有一泓碧绿的湖水，周围长满芦苇，湖中水草茂盛，有小鱼游弋穿梭。传说当年薛仁贵征西，曾在此屯兵点将，后战死于此，当地百姓为纪念他，便在此建了一个庙宇。天长日久，昔日的点将台已风蚀为小土包，白墩子因此得名。

正是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全体职工和家属们扎根戈壁，艰苦创业，终于在河西走廊尽头一处比较平坦的戈壁与残丘之上建设了一座小“铜城”。从1971年正式投产至1986年底闭坑，累计采出铜矿石162万吨，铜精矿含铜2.8万吨，含金119公斤，含银42吨。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时任白银公司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张桂芬来矿山，仅仅接受了矿领导普通“四菜一汤”的“特殊招待”，就引来全矿铺天盖地大字报的责难，最后张桂芬作了“深刻检查”才得以平息。

1986年12月20日，矿山圆满闭坑。闭坑后，白银公司不仅将矿石储量达43万吨、铜金属量为6100吨的3号矿体完整地移交地方，还将2号矿体留下的3.8万吨采准矿量、700吨铜金属一并移交地方，以确保地方接手后矿山生产的衔接过渡和可持续发展。

2000多名职工、家属在平静中陆续撤离矿山，在职职工全部被安排到白银公司的各个二级厂矿。

转战厂坝再创业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白银公司第一次创业时在露天矿工作的一批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职工，奉命奔赴陇南大山深处开发建设厂坝铅锌矿，开展新的创业。

厂坝铅锌矿区是我国铅锌矿超大型矿田西成铅锌矿田上的一个特大型矿床，全称厂坝—李家沟铅锌矿床。矿田范围东起徽县洛坝，西至西和县洛峪，东西长85公里，南北宽15公里，面积1275平方公里，累计探明铅锌储量超过1300万吨，而且还有较大的找矿潜力，预测远景储量可达2500万吨，是我国铅锌矿超大型矿田之一。

该矿田早在明、清年代即作为银矿开采，有“日产万担砂、夜炼千两银”之说，当年在勘探过程中老硐处处可见。而较系统的地质调查，则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从1958年开始，先后由中国科学院天水地质队、甘肃地质局西秦岭地质队、天水专署地质局第三地质队等到此调查铁、锰、铅、锌等矿产。从1964年开始，主要是有色金属地质部门在这一地区进行系统的地质勘查工作。1966年，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集中力量对矿田北部厂坝铅锌矿床进行深部勘探，于1969年提交了勘探报告，探获铅锌金属储量380万吨，为进一步扩大西成矿田找矿勘探奠定了基础。1977年9月，甘肃冶金地质勘探公司根据冶金工业部指示，编制了《甘肃省西成地区铅锌矿田找矿评价规划》，展开了大规模的地质勘查工作。与此同时，白银公司为解决铜资源枯竭后的接替资源，按照甘肃省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也开始进行厂坝铅锌矿开发的前期工作。

1979年4月，《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厂坝救活白银的报告》正式呈送国务院。《报告》提出利用白银公司现有的人力、物力和露天矿即将闭坑、出矿量锐减后富余的人员、设备，开发厂坝铅锌矿。

很快，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亲自作了批示，肯定了甘肃省人民政府的建议。同年6月26日，国家计委通知，厂坝铅锌矿列为国家基本建设大中型规划设计项目。7月16日，冶金部下达《关于厂坝铅锌矿基本建设前期工作的通知》。

1980年1月31日，冶金部邀请国家计委、建委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审查了小规模厂坝铅锌矿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1981年，省政府以甘政发（1981）148号文作出《关于小规模开发厂坝铅锌矿的批复》，同意前期工程按日采选矿石600吨能力进行初步设计和建设。同年5月5日，时任甘肃省省长李登赢带领省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到白银公司现场办公，重点研究解决厂坝的建设资金问题，同意白银公司提出的将公司库存的黄铁矿提价外销，变价收入作为省上的投资，用于厂坝建设。5月23日，省政府成立了由副省长王治邦任组长的“甘肃省人民政府厂坝铅锌矿建设领导小组”，并于6月13日在天水市召开了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8月8日，经省冶金局批准，“白银公司厂坝铅锌矿建设指挥部”成立，时任公司副经理薛德洪兼任指挥，曾担任过白银公司露天矿副矿长的张志德任副指挥。由此，厂坝建设的前期工作全面铺开。

在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任务书的过程中，曾围绕矿山开采方法引发了一场争论。

绝大多数人坚持采用露天开采，有小部分人认为应采用井下开采。一般来说，采用哪种开采方法，从技术层来说，要根据矿床储量、矿体埋藏深浅和赋存状况，来决定是采用露天开采、还是井下开采或者露天、井下综合开采。

但是，对于厂坝铅锌矿，则涉及到当初决定开发时的指导思想及资金筹措渠道。省政府呈送国务院的报告、总理的批示、冶金部的批复，都强调的一点是：发挥白银公司的优势，充分利用白银公司现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白银公司的优势是什么？几十年露天矿山的建设和开采、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实力雄厚、有丰富实践经验从事露天开采的职工队伍。

人力和物力在哪里？露天铜矿一采场即将闭坑，露天开采不可或缺的“三大件”—— 大直径潜孔钻机、大容积电铲和大吨位汽车大量闲置，“四支队伍”—— 领导干部队伍、管理干部队伍、技术人员队伍和工人队伍大量富余。

财力呢？公司多年来大量库存的黄铁矿可供外销，是筹措矿山开发资金最主要的渠道。最终，此项收入用于矿山建设的资金达到3000多万元。

很显然，在国家不给投资的情况下，采用露天开采最为优越。这在当时的内外部条件下，无疑这是最好的选择。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决定厂坝铅锌矿一期和二期露天开采，其深部和未来的李家沟铅锌矿采用井下开采。

1983年4月，矿山正式开工建设，1989年4月开始出矿，投入了试生产。

厂坝铅锌矿二期工程经国家计委计原（1986）111号文批准，日采选规模在一期工程的基础上扩大到3500吨，并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投入巨资进行开发，并于1991年底进行了矿山大爆破，揭开了二期建设的序幕。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厂坝铅锌矿揭开神秘的面纱，走出大山深处以来，短短十年间，为白银公司解决资源接替问题，促进生产经营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无比辉煌和骄人业绩。

然而，与白银厂“凤凰涅槃”造就铜城辉煌相比，厂坝铅锌矿带给人们更多的却是无助的哭泣和无奈的呼喊。厂坝再创业之路艰辛无比。

就在厂坝铅锌矿一期生产经营开始发挥效益，二期建设顺利推进的时候，来自四面八方的群采小矿洞纷纷越界开采，向厂坝铅锌矿核心矿区步步紧逼，以致矿区内采坑密布，矿硐乱穿，险象环生。

据统计，矿区周围各种小矿硐一度达到120多个，各种不规则采空区在200个以上。其中已有七个小矿硐进入了厂坝二期拟开采的主矿体，肆无忌惮地盗挖高品位富矿，在露天采场作业平台下部形成了大量的采空区。白银公司矿山处测算过，群采给厂坝铅锌矿造成的损失估计至少60万吨以上的铅锌金属量，相当于厂坝铅锌矿按设计能力满负荷生产近10年的采矿量。

面对这一中国少有的超大型铅锌矿田遭受如此大规模的破坏，白银公司采矿高级工程师田树声痛心疾首地说道：“这种近乎原始的掠夺式的开采方式，不但使国家每年损失200万吨铅锌矿量，而且直接破坏厂坝露天矿边坡的稳定性，一旦造成大面积滑坡，露天矿将遭受灭顶之灾，整个矿就会被破坏掉。”

灾难果然发生了。

1994年9月20日，厂坝铅锌矿露天采场塌陷了一个面积为18平方米、深为19米的大坑。

1995年5月3日、7日、12日、19日，仅半个月的时间内连续4次发生塌陷，平均塌陷深度19米以上，迫使矿山停产5个多月，直接经济损失2000多万元，间接经济损失达4.6亿元。

消息传到北京，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吴邦国副总理6月1日作出批示：“希望在调查基础上予以整顿”。邹家华副总理6月29日批示：“要坚决制止乱采滥挖”。

省政府立即进行了清理整顿，依法关闭了矿区内24个无证小矿。

然而，这样的的清理整顿，并没有有效解决愈演愈烈的乱采滥挖对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肆意践踏。

1996年5月3日，厂坝铅锌矿李家沟矿区3个群采矿井发生严重透水事故，33名农民工被夺取了鲜活的生命。

1997年7月11日和22日，厂坝铅锌矿露天采场1322和1334水平均发生大面积塌陷。仅11日的塌陷区，东西长50米，南北宽40米，塌陷深度在20米以上。所幸当时正值下午交接班时间，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在该作业区施工的一台钻机掉入坑内。

厂坝铅锌矿又一次被迫全面停产。

8月19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了记者对厂坝的采访报道。当晚，朱镕基总理作了重要批示。

8月28日，国务院联合调查组进驻厂坝，调查处理“7.11”“7.22”重大塌陷事故。

调查组通过实地考察、听取汇报后，对事故处理提出了5点处理意见：（1）无条件永久性关闭在国家矿区内采矿的所有无证开采矿硐；（2）对“7.11”“7.22”重大塌陷事故继续进行调查，核准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根据事实追究直接责任人的法律责任；（3）厂坝铅锌矿要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确定科学方案，尽早复产；（4）有关部门要尽快提出依法综合治理的措施，确保长治久安；（5）联合调查组有关部门要配合甘肃省加强对整个厂坝矿区的领导和管理，研究解决这些矿山企业的管理体制问题。

数天后，一个由省政府牵头的庞大清理整顿工作督查组进驻矿区，开展了为期22天的矿业秩序清理整顿工作，永久性关闭了88个小矿硐，所有采矿人员全部撤离矿区，群采矿硐地表设施全部拆除。然而，也有一些非法开采的群采小矿硐，通过清理整顿，摇身一变，成了“合法开采”的小矿山。

由于清理整顿群采小矿硐和地方小矿山，直接影响各方利益，而且，乱采滥挖又往往同官员的腐败紧紧联系在一起，国有矿山同地方小矿山和群采的矛盾似乎成了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死结”。厂坝铅锌矿仍然“四面楚歌”，那些“合法开采”的小矿山和不经意间冒出来的群采小矿硐，还在时时刻刻窥视和侵蚀着厂坝铅锌矿的一块块“肥肉”……。

白银公司和建设单位数千名职工含辛茹苦建设了多年的二期工程露天采场，还没投产出矿就已报废，国家7个亿的巨额投资最终付诸东流。而且，作为三期工程后备资源的李家沟矿也未能逃脱群采乱采滥挖的厄运。

当初，厂坝铅锌矿作为“救活白银”的一个战略措施上马建设，为白银公司调整产品结构，实现由铜硫并重向铜铝铅锌硫综合发展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却因群采乱采滥挖的严重破坏，陷入困境，成为白银公司发生巨额潜亏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能不说是中国国有矿山开发建设的一个悲哀。

毕竟，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给我们留下的丰富资源，尚未被破坏贻尽，厂坝铅锌矿重新崛起，为白银公司和甘肃经济发展再立新功，还有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