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曾国藩的现代意义

2011年11月19日 10:20
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弘

曾国藩画像

曾国藩研究专家，著名学者唐浩明

今年是曾国藩诞辰200周年，湖南娄底举办了两岸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与此同时，修订再版《曾国藩全集》也由岳麓书社近日推出。就曾国藩的现代价值和意义等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曾国藩研究专家，著名学者唐浩明。

取经 事业上的成功者

曾国藩杰出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曾国藩令今天的人特别感兴趣？后一个问题主要是时代决定的。我觉得，看待曾国藩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他是一个事业上的成功者，而且他的成功具有典范的意义，这一点正迎合了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事业成功者，这是时代的潮流。曾国藩作为一个事业成功者，主要是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早期在北京城做京官的时候做得很好，青云直上，红得发紫，他曾经一夜之间连升四级，在清代这个官册里很少见，27岁中进士，10年七迁，37岁就做到了侍郎二品大员。而且他是一个农家子弟，一无背景，二无靠山，如果他是一个官家子弟，或者是很有钱的富商，官二代，富二代，人家可以理解，他是真正的贫民子弟，最底层的一个农民的儿子，没有靠山，没有背景。在国家安定的时候主事，他同样很优秀，他的仕途为什么那么顺畅，那么令人羡慕？他的发迹究竟靠什么？这一点令人非常感兴趣，对于今天身在官场中的公务员，或者是职场里面的职员，他这一经历都很有启发意义。

第二，他的事业成功体现在平定太平天国这件事上，这也是曾国藩这一生最主要的事业。在这方面，他令人感兴趣的东西更多，主要应该有几个方面：首先，他是一个文职的官员，他后来去搞军事，他是一个典型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这样一个完全跟军事毫不搭界的人，一旦时代需要，他马上就能够听从时代的召唤，把身上潜在的能力调动出来。尤其重要的是，他亲手组建了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今天的从商者，如果要组建公司，必须要组织自己的团队，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团队领袖。因此，他对我们今天政界，实业界非常的有启示性。

第三，曾国藩办的，是近代最成功的一家民营公司，他这个公司没有靠朝廷给他调拨资金，配备干部队伍，完全是白手起家。我们今天有很多人创业都是在白手起家，没有得到来自于国家政府的实际支持，在组建团队这方面，他的成功非常具有启发性。

这个团队成功了，面对着胜利、成就和荣誉的时候，曾国藩采取了推功让功，不居功的这种态度，他叫他的弟弟解甲归田，他一再推迟给他巨大的荣誉，在这个巨大的所谓“天下第一功”面前，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当时有很多人劝他造反，治理朝廷，他不但不听，而且采取了功成身退的态度，这样一种很特殊的处事方法，对待成就和荣誉，无疑也很可贵。

还有，他治理团队的个人的本事，就治理一个团队，曾国藩作为一个团队的领袖，他在治理团队方面有很多他的真本事，高于别人的，有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他第一为这个团队寻找到了核心理念，一个是（擒王），一个是卫道，尤其是卫道的提出，他是针对着太平天国的所谓民族革命，民族大义，在这样一个堂堂正正的旗帜前面，曾国藩举起了卫道这面旗帜，来把知识分子号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且他的确也做到了捍卫传统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事业。这个东西也就是他团队的核心理念。

此外，曾国藩在识人、用人、育人这方面体现了作为一个团队领袖的真本事。总之，曾国藩作为一个成功者，而且他这种成功很有典范意义，这一点大家很感兴趣。

中国文化的完整代表者

我认为，认识曾国藩还有另一个层面——他是中国文化最后一个完整的代表者，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在他身上贯彻体现得非常好。这主要有两个重要的方面。我们中国文化，是一个以儒家学术为主体，以法家和道家为辅的这样的文化体系。这一点在曾国藩的身上体现得非常完整。曾国藩的思想、处世，他的主体和文化基础，主要是儒家文化。儒家的文化最高的要求，是一个人要像曾国藩这样做大事业，是内圣外王，是要“立德、立功、立言”，他与别人的区别主要是在圣和德这方面，他自己要以圣人作为标准，以道德来感化他人，这是曾国藩一生所坚持的东西。其实曾国藩已经有很大的成就了，官位很高，无人可比，但是为什么他晚年却叹息说，自己一生没有大的成就呢？他就是觉得，在以道德来感化，澄清天下，移风易俗这方面，自己没有做什么成就出来，所以他最后临到死也认为他一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过去有人说他是虚伪，是矫情，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以自己的道德来感化天下，澄清社会，使人人都成为尧舜——这是儒家最高的治理社会的理念，曾国藩是一个很真诚的儒家的信徒，他觉得伟大的任务他没有担当得好。

而且他对自己，他首先在自己身上做到了，曾国藩一辈子都以儒家所要求的诚、敬、静、谨、恒这五个字作为自我的人格修炼，他在做事情的同时不断在反思自己的为人，反思自己的思想。在中国的政治下，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很少有，他们都是抢着去建功立业，但是很少想到在建功立业的同时完善自己的人格，很多人基本上不去想这个事情，有很多人是嘴巴说说，但是没有做，要求别人是一套，对待自己是一套。而曾国藩是一个实实在在按照儒家的理念在规范自己，铸造自己的人。

但是，同时他又不是一个很迂腐的圣人门生。在需要的时候，他也很会迂回，能够变通。他在办湘军的初期，完全是用申韩之术，严厉治军，大刀阔斧，六亲不认，他想以霹雳手段来行菩萨心肠，这些都是法家的东西。当这个事情后来弄到过头了，他又反省了。中年以后，他开始用黄老之术来辅助，进入了道家的领域，要顺其自然，以柔克刚，以至于后来功成身退，都是老庄的思想。

我以为，在中国，一个大人物要把事情办好，就应该像曾国藩一样，立足儒家基础，同时也要很善用法家和道家。在曾国藩身上，中国传统文化非常完整、典型地融合到了一起。另外，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很本质的东西，就是要以天下苍生为重，来与时俱进。曾国藩悟透了这一点，所以他担负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开展了洋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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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谈曾国藩对现代人的启发

对今人的启发，我觉得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他是能够可供我们学习模仿的榜样，他是一个可以供我们普通老百姓去学习，去模仿的一个榜样。首先他是贫民子弟出身，平民子弟怎么样做出事业来，充分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第二，他资质不是很高，他顶多就是中等偏上的资质，还是一个病号，他从30岁就不断地记录他的病史，早期肺病没有治好后来又发作了，35岁以后皮肤病，牛皮癣，这个病伴随着他一生，他到了四十七八岁以后有严重的抑郁症，晚年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都很严重，他最后是脑溢血死的，虚岁62，实际上只有60岁零3个月。这样一个资质不高的人，一个病号，他却取得这样的成绩，那么我们都可以取得。

第三，他是在千难万难中办成事的，这个对我们的榜样性更加的强烈，我们每人办事都很难，但是曾国藩遇到的困难程度，超过了我们今天所有的创业者。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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