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爱你电吉他弹唱:美丽的云大

 
美丽的云大 
 

云大校歌---那段感人的历史

在云大读书四载，受云大文化感染颇多，尤其喜欢那首气势磅礴的校歌。每每歌声入耳，心中澎湃之情难耐。由于本人历史学的考据癖，遥想一年前在云大党史校史办随刘兴育先生在省档案馆看到的部分云大民国时期的档案，想就此对钟爱的校歌出炉，做一些简单的考辨。
校歌的写作缘由和时间
校歌反映一个学校的精神面貌，尤其在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初步兴盛，很多学校都有自己的校歌。校歌的出现有些是在建校之初，比如盛宣怀1896年在上海建立南洋公学，次年便有了现今上海交大历史上的第一首校歌《警世歌》。而为众人熟知的《满江红》，饱含家国仇恨的西南联大校歌则是产生于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道训令之后。这道训令也被发往全国各个大学，接到训令后，各学校纷纷请名家写校歌，即便早有校歌的学校也多于此时重新修整，如上海交大抛弃了1921年写成的带有基督教信徒歌曲调的校歌，而重新起文作曲，以呈教育部。云大的校歌也就出现在这个时候。
时间在1938年的6月，正是云大筹备改升国立大学的关键时期。18日，教育部聘熊庆来、龚自知、陆崇仁、张邦翰、缪嘉铭、任可澄、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李书华、何鲁等十一人为筹备委员，并以熊庆来为筹备主任。（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106-5-165，第147-148页）24日，教育部发给筹委会一道由部长陈立夫签署的训令：“查音乐一科，为陶冶青年儿童身心之主要科目，自古为六艺之一。现在各级学校教授音乐，取材虽未能尽趋一致，但多自编校歌，以代表各该校之特点，而于新生入学之始，辄教之歌咏，以启发其爱校之心，影响至为重大。兹为考查起见，各级学校应将所编校歌，呈送本部，以备查核。”（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61-1-5，第61-62页）接到训令后，学校非常重视，档案所载的训令之后，有一条7月12日的拟办意见：“本校并无校歌，拟请白施阎方何罗张诸先生酌编，再择一编谱，提会核定后具拟。”由此可见，云大此时并无校歌，熊庆来即刻批示要求请上述诸先生草编具拟，而其后又有7月18日的一条批示“已请何奎垣先生编拟”。何奎垣是谁？他就是前文所述教育部聘任的国立云大筹委会的筹备委员何鲁，奎垣是他的字，何鲁是中国近代史上名气并不亚于熊庆来的著名数学家，当时由熊庆来请他来担任云大理学院的院长，他不仅专注于数学，而且擅长诗文与书法。所以当时筹委会的意见是请何鲁来给云大编写校歌歌词，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或许终究何鲁未能完成，或许何鲁也为校歌的歌词写出了一些基本的文字框架。总之，在8月17日，学校向教育部呈送公文，在其留下的档案底稿中，可以明晰辨得歌词文字为熊庆来校长所亲笔手书，并且由于是公文的底稿，上面还有熊校长亲笔斟酌字句，改动的痕迹。呈文说：“本校前未编有校歌，兹奉前因，应即遵照编定，惟乐谱正请专家代编，当未便就，理合先将歌词照缮一份。备文呈请钧部鉴核备案。”（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61-1-5，第63-64页）此时呈给教育部的云大校歌只有歌词，附页中的云大校歌，初文未改动的是：
“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昆池淼淼，万山为襟。卓哉吾校，其与同高深，北极低悬赤道近，节候宜物复宜人，四时读书好，自然环境更无伦，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其乐訚訚，文明允臻。”校长字斟句酌，对初文进行了少许的改动，呈送教育部的时候，校歌歌词为“太华巍巍，拔海千寻，昆池淼淼，万山为襟。美哉吾校，其与同高深，北极低悬赤道近，节候宜物复宜人，四时读书好，探研境域更无垠，努力求新，以作我民，努力求真，其乐循循，文明允臻。”虽然歌词仍然与今天的校歌稍有个别字词不同，但毫无疑问，云大校歌至此已经完成。
词作者是熊庆来，当然没有疑问，因为一：歌词草本为熊庆来手书并亲笔改动；二：至今尚未有任何记载怀疑熊庆来为校歌词作者，并且在这并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段，作者为谁应该是一个不容易混淆的记忆；三：歌词内容有丰富的云南地域和乡土地理感受，符合熊庆来作为云南人的乡土情怀，而何鲁作为四川人，在云大的时间此时仅约一年，不大可能有如此深厚的地域情怀。笔者引用上述档案，不是想证明校歌词作者另有其人，而是用以说明校歌的产生缘由：教育部训令要求各个学校将自编校歌呈送备查；产生的时间是1938年的7月到8月间，至少是8月17日之前。
赵元任与校歌的曲创作
1939年的12月1日，早已成功升为国立的云南大学，再次收到陈立夫签署的教育部训令，“兹查该校校歌，有词无谱，合行令仰迅将该校校歌之曲谱及伴奏，用五线谱抄录，并注明作词及作曲者之姓名，呈部备查。”（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1061-1-5，第268页）此时距云大呈送歌词已经过去1年多了，难道云大的校歌迟迟没有乐谱，空有歌词？
这次云大动作比较迅速，在收到训令后的第四天，就草拟文书，上呈教育部，将印就的校歌歌词及五线谱一同呈送。如果一年多的时间没有乐谱，是不可能如此迅速的请人创作出来的。而我们认知的词作者赵元任先生，此时也并不在云南，那么曲创作完成于何时？当真是在1938年11月24日之后吗？
笔者带着上述疑问，翻阅了大量赵元任先生的传记。百度一下“赵元任”，都可以看出1938年起，赵元任就一直在夏威夷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美国名校教书，直至1937年才回国探亲。193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长沙又往昆明迁移。赵元任先生当时作为史语所的研究员，同时又兼任语言组的主任。赵元任所率领的语言组是史语所第一个到达昆明的，他们1938年元月12日从长沙出发，至元月28日下午到达昆明，并且从元月29日起至8月1日，他始终在昆明生活和工作。其间与云大发生关系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4月29日，赵元任全家到云大参加清华大学29周年校庆，并将清华校歌谱成四部合唱；第二件是，7月16日和26日，两次到云南大学参加中国科学社云南省分社的活动，26日还在会上做了《中国声调》的演讲。（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2月，第225-233页）7月16日和26日到云大，正是云大接到教育部训令，开始考虑寻找名家为校歌作词谱曲的时候。赵元任先生在语言学和音乐创作方面的才华，早已为世人所仰慕，加上历史的机缘，所以，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云大开始邀请赵元任先生给云大校歌谱曲。但是直到赵元任离开昆明的8月1日，谱曲还没有完成，因此也就有了上文云大于8月17日给教育部呈文中有词无谱的情况。但历史的事实总带着很多幽默与乐趣，其实在8月17日的时候云大校歌的曲作已经问世了，只是离开了昆明的赵元任无法将曲谱及时寄送回云大。据赵元任《一九三八的旅行》文（该文载《大公报在港复刊三十周年纪念文集》，香港：香港《大公报》出版，1978年9月，第545-547页。文章是赵元任根据自己1938年的日记改写的，所以即便时隔40年，可信度仍然较高），他们全家8月1日从昆明出发，乘坐Michelin快车，第二天到达越南河内，然后转乘轮船到香港。“在船上没事，教教小孩子唱歌，这两天还给云南大学编了一个校歌的乐谱。”他们8月8日到达香港，所以校歌的乐谱应该是8日之前谱写的，也就是说赵元任先生对云大校歌的乐谱创作是在1938年8月3日-7日之间。
赵元任在船上，想起国内战乱，感慨“太平洋真是太平”，在船上也“有心想写东西”，于是在“过香港以前编了个云南大学校歌乐谱”。云大校歌谱曲完成于广袤的太平洋之上，遥想一位音乐大师，提笔远望碧海蓝天，为远在祖国西南的云南大学，一气呵成校歌乐谱，这是何等气魄！云大校歌也于此更增添了一份开阔与豪迈的情怀。
从上面的考辨中，可以总结出，云大的校歌歌词和乐谱几乎同时产生于1938年的7月底8月初，而且大致可以推测，赵元任是根据校歌的初文编谱，因为初文和经熊庆来修改的校歌歌词在节奏感上没有变化，所以并无影响。但赵元任乐谱完成，即经香港逗留十余天而后转船前往夏威夷，除中途18日在上海租界内探访亲友外，他一直呆在美国。乐谱何时送至云大，又是如何送来，不得而知。或许是由某地邮寄，或许是在香港或上海托亲友寄达，这些都无从查起，但这已经显得不太重要。
 

 

云大那门铜炮你了解多少？

巍峨的云大会泽院让参观校园的宾客赞叹不已，每当学生毕业离校时，就有不少毕业生聚集在会泽院九十五级台阶合影留念。在这座具有标志性建筑物的西侧，安放的一门铜炮更增添了会泽院的庄严。
一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云大学生回忆当年学习生活时总会拿出在铜炮旁照的照片，津津有味地讲述铜炮所在地发生的故事。遗憾的是，这门铜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炼钢铁”中被送进了炼钢小高炉。安放铜炮的地方只留下青石基座。改革开放后，老校友老教师不断呼吁重建铜炮，2006年，铜炮在原来的位置恢复重建。
这门只有炮筒而无炮架的铜炮的渊源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这门炮是中法战争中缴获法军的战利品。也有人反驳说，当年法军使用的火炮比这个先进，这个炮筒不是法军用过的。对何时安放在会泽院，有人认为是在1923年建会泽院时就安放了。2005年，我在编写《东陆回眸》时，曾采访过几位老学长，根据他们的回忆，我推测安放的时间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对于谁是谁非，因无具体的史料加以论证，无法达成共识。
近年来，我在云南省档案馆查阅云大档案时，发现了有关铜炮的档案，使我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团。
1929年云大第一届本科毕业生离校时送给学校一架日晷，作为毕业的纪念品，这给后来毕业生留下了好的榜样。1931年11月，第三届（即省立东陆大学第三班）毕业生何非、沈燊等在毕业之际也打算给学校送一件纪念品，以表达感谢学校培育之恩，但要送什么一直定不下来。带着这问题，他们参加了毕业生出省考察。当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扩张激发了中华民族觉醒。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抗日。参加考察的何非等毕业生，深感“值此国难临头，举国愤慨之秋，须有以振作民族精神者，庶可以激发国民同仇敌忾之心，（吾等学）生深受高等教育者应有之使命”。为此，他们决定送一件能体现“振作民气”之纪念物。回滇后，他们四处探访，了解到在云南军械局存放着中法战争留下的一门开花炮。认为能把这门开花炮移到学校是给学校最好的纪念品。
1882年，法军攻占河内后，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1884年7月15日，法国“远征”舰队在孤拔率领下到达福建海域。8月23日，法军舰队向福建舰队发起猛烈进攻。在短短二十多分钟的战斗中，福建海军军舰就被击沉7艘，官兵死伤七百余人。第二天法舰又炸毁马尾造船厂，摧毁了马江沿岸的炮台和民房。马尾海战的惨败，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浪潮。清政府被迫于8月26日下诏对法宣战。在中法战争中，云南的竹青等所率领的军队配合在越南与法军作战的黑旗军，支持越南人民的义勇队，在临洮大败法军。
何非等认为：“中法安南（越南）之役，吾省以一省之力，而歼法将孤拔，实我国光荣之历史，为吾滇所不能忘者，且战胜而割地，实吾中华民族之奇耻。”当他们看见曾用来抗击法国侵略者的开花炮“已被弃于乱草丛之中，斑驳损缺，已成废物，若任其湮没，殊为可惜！大学为文化泽源地，保存古物亦职所当然”。随即联名写信给时任云大校长华秀升，请华校长“转呈省府饬令军械局拨给补修，陈列大学本部，俾触目惊醒，因物兴感，唤醒其历史观念，激发其爱国热诚，裨益后进不少，而于该役死难健儿亦可少吐其气于九泉矣！”华校长对学生的建议深感佩服，立即提笔呈文省府，请求将留存在军械局的开花炮移拨云大。华校长担心军械局不肯移拨，又致函军械局郑局长：
敝校第三班毕业学生呈请转呈省府饬由贵局将安南战役奏凯归来留存之开花炮拨给敝校，修补陈列，以唤醒历史观念，激发爱国热忱，以呈请核示。此种开花炮对于吾滇历史颇有价值，任其弃置，未免可惜。台端关心文化，爱重古物，一俟省府令行到局，尚希曲予成全，籍以存续此光荣之历史。敝校领到此物，当叙述原委，将台端赞助盛意郑重入文，以作纪念也。专此奉恳，顺颂台安。
乡弟华秀升 谨启
（民国二十年） 十一月二十四日
在华校长的积极运作下，开花炮很快移拨给了云大。学校为展示开花炮的风采，发挥其爱国主义教育作用，将修补后的开花炮放在学校最显眼的位置———会泽院西侧的一个空旷地。并用上乘的青石铸成炮的基座及炮架，将炮筒放置其上，使其与会泽院相得益彰。因开花炮为铜浇铸而成，后来便称之为铜炮。
通过查阅云南省档案馆的档案，我们查清了这门铜炮的由来，它是我国军队在中法战争中使用过的，而不是缴获的战利品。它记载着我国人民不畏列强的民族精神。也使我们理解了老校友如此怀念这门铜炮的原因。为了使世人记住它的由来，建议将铜炮的历史渊源及意义镌刻于铜炮基座，以利于教育一代代的云大学子。

云大那段历史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 熊庆来深情写校歌”

1938年11月24日，云南大学举行改为国立后的第一次开学典礼。
往日宁静的校园，今天热闹非常。政府机关的主管官员、社会贤达、抗战迁滇的院校代表、教师、学生家长代表和几百名学生，济济一堂。礼堂周围，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插着彩旗，一派节日的气氛，一片兴旺的景象。云大改为国立，对于文化落后的云南来说，的确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原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系主任的熊庆来，自上一年夏天同意接受云南省主席龙云之聘返滇出任云南大学校长起，就开始在为云大改国立做准备。经过他与龙云主席和省府的多次磋商之后，由云南省政府于1937年8月17日正式行文呈请行政院教育部自民国26年度（1937年度）起，将省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
十多天后，行政院即于9月1日训令教育部，“应准照办，令行遵照”，将省立云南大学自民国26年度起改为国立。但教育部陈述了一些具体情况，提出：“拟自二十七年（1938年）7月1日起实行之。”于是，云大改为国立之事只好推迟一年时间。这一年中，熊庆来又做了很多努力。
酝酿将省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云南大学之议，最早始于1936年1月。当时，由云南省教育厅龚自知厅长赴南京向教育部建议，请援湖南大学先例，改省立云南大学为国立。1个月后，由褚民谊为团长的京（南京）滇（云南）周览团到达昆明时，龙云与褚民谊和该团的新闻界团员郑重谈及此事，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说：“大学为培养领袖及专门人才之场所，现在国家建设需才孔亟，然国内各大学偏设于京平沪等地，造就人才能否忍苦耐劳，到边疆服务，实成问题。西南各省虽有省立大学之设，然经费困难，设备不周，终非完善育才之所，故主张国立各大学应平均分设于各省，一以求均衡发展，一以造就因地制宜之人才。”
之后，龙云又几次给蒋介石发电报，与褚民谊联合提议请将省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蒋介石将此事发交教育部办理。后来，云南省政府又几次致电教育部催询改国立之事，最后，教育部才发出了让云南大学制订改国立后四年发展计划的电令。
5月9日，云大遵部令制订出改国立后四年发展计划报送教育部。计划第一年除在原有院系内添置设备，增聘教授外，拟改文学系为文史系，于文法学院内增设社会人类学系，将原有的算学系改为天文算学系，工学院添设机械系；第二年拟增设农场，以为增设农学院之准备，并拟于工学院增设化工系；第三年，拟增设农学院，于工学院添设电机系；第四年拟增加经费为国币100万元。
改国立后四年发展计划上报之后，又几经交涉和催询，1938年6月18日，云南大学接到教育部训令，成立国立云南大学筹备委员会。教育培训令中明确：“兹先由本部聘请熊庆来、龚自知、陆崇仁、张邦翰、缪嘉铭、任可澄、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李书华、何鲁等11人为筹备委员，并以熊庆来为筹备主任。”据此训令，云南大学改国立之事，才得以正式启动，进入筹备阶段。
次日，《云南日报》马上发表“短评”《所望于云大者》，表示了对此事的高度关注。短评说，“酝酿许久的云大改为国立之事，兹已由教育部聘请熊庆来等为筹备委员，明日即开首次筹备会。当此抗战正在紧张，国库需款浩繁之际，教育部不惜巨款，改云大为国立，其重视云大，可以概见。而云大当此抗战时期，在西南所处之地位，亦不言而喻了。”短评最后强调说，“我们是在严重的国难当头，我们的教育亦应与实际的抗战需要相配合，以适应云南对抗战应赴的事功，以肩负教育对国家应负的重任。”
9月2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发国立云南大学关防及校长铜章。10月1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385次会议决定，正式任命熊庆来为国立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这一年多来的辛苦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云大改为国立之事终于顺利实现了。
此时，在开学典礼上，熊庆来心中颇不平静，他首先致词说，本校今日举行开学典礼，是云大改为国立的第一学年的开始，是继往开来的一个关键。在简要回顾了云大自创立以来的历史和有关方面、有关人士对改国立的支持之后，他谦逊地表白了自己继续努力的决心，接着阐述了今后努力的方针：“国立云大是国难中的产儿，受政府及各方面之爱护，应在此艰苦中挣扎，仰体政府敷教之至意，追随先进各大学，担负培养建设新国家及培养西南新文化之人才，一方面应顾及地方环境之需要，一方面大学应备具之条件，不能不力求备具，窃以为大学除培养专用人才外，于学术本身，亦不得不有所致力。本校历史未久，虽不能完臻健全，然亦可于相当范围内勉力做去。自己觉得有两点意见，似乎可取以为进行的方针：（一）教学以现实之需要为标准；（二）研究以所能罗致之人才为中心。以后大体本此调整推进，有些特别之方面，自在例外，自应于可能范围内，力谋发展。”然后，熊庆来又报告了经费、教师、学生、建筑等几方面情况的现状。
熊庆来致词后，由主持人颁示龙主席训词。龙云在训词中特别鞭策云大学生说：当前，“学校学生责任益复艰巨，纵分阴是惜，尚恐所需之能力，不能与所负之责任比例以俱进，诸生如何急起直追，以充实国力者充实学力……”
之后，省府委员周惺甫讲话，热情表达了对云大的希望和对学生的勉励。
熊庆来和周惺甫的讲话，赢得了师生们一阵阵掌声。学生心中都被激荡起一股渴望投身抗战建国大业的热情。很多人的脸上都是兴奋的表情，为自己是一名云大学生而自豪。大家在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民族的有用之材！
云大改国立，的确可称为云南大学的一个新纪元。就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熊庆来心中的激情难以遏止，以他深厚的古文功底，挥毫为自己深深热爱着的云南大学写下了校歌：
太华巍巍，拔海千寻；
滇池森淼，万山为襟。
卓哉吾校，其与同高深。
北极低悬赤道近，
节候宜物复宜人。
四时读书好，
探研境界更无垠。
努力求新，以作我民；
努力求真，文明允臻。
以作我民，文明允臻。
这首校歌气魄宏大，意境高远，格调庄重。以昆明的地势气候起笔，以国立云大的办学宗旨作结，催人奋发，促人上进，充满了朝气蓬勃的精神，洋溢着云南学人的自豪之情。校歌倾注了熊庆来对云大的热爱和希望，反映了他“求新”、“求真”的办学思想。
然后，这首校歌由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昆明的对音乐颇有造诣的赵元任研究员谱曲。自此，由熊庆来亲自写词的这首校歌就在云大校园中传唱开了。
随着这精神饱满、乐观向上的旋律，云大的莘莘学子在心中体会着歌词的意义，思考着歌词的内涵———巍巍西山傲然卓立，茫茫滇池胸襟宽广。我们优秀的云南大学，学海吞吐，兼收并容，像西山一样，如滇池一般。在这海拔极高的云南高原上，北极星都仿佛“低悬”于上空；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赤道与我们距离都要近一些。我们云南气候那么温和，物产那么丰饶，一年四季都是我们学生读书的好时光，探索研究是无止境的。我们要刻苦学习新知识，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人才；我们要奋力追求科学真理，达到世界先进国家的科学水平。成为民族优秀的人才，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的希望！

 

云大的那段历史之“银燕鲁班”郭佩珊

1941年冬，陈纳德组织的美国空军志愿队———陈纳德“飞虎队”进驻昆明，很快掌握了制空权，日本飞机不敢再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了。当时飞虎队使用的飞机，大多是一些换了装的二手货，如美国早期制造的P－40C型战斗机，且数量也就是100架左右，是当时中国政府花费450万美金购买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罗斯福总统很快批准再援华500架各型飞机，包括当时较为先进的洛克希德A－28重型轰炸机，但迟迟没有兑现。1942年4月下旬，日军窜踞了毗邻缅甸北门户的咽喉要地腊戍，滇西战役形势危急。同年4月18日，美国空军首次远航轰炸日本本土，16架B－25D型轰炸机在杜立特的率领下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的东京、横滨、长崎等城市后，除少数几架误降日军占领区外，大部分飞到国民党统治区，随即又飞到昆明休整，并参加袭击了由缅甸入侵云南龙陵、腾冲一带的日寇。
郭佩珊在维修B--25D轰炸机时，熟研了这种飞机的性能。他觉得，机身上不仅装配了12挺12.7毫米孔径的机关枪，机身中部还有上下两个枪塔，太笨重了；并且轰炸机的炸弹仓内只可挂一个1吨重的炸弹，虽然重磅炸弹对于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效果很好，但若针对暴露性目标，效果还不如多枚小炸弹同放。
于是，郭佩珊大胆为B--25D轰炸机进行三次革新“手术”。首先，他把小型炸弹像蜜蜂幼虫那样，一个一个放在圆筒里（以免互相碰撞），头部向下，尾部挂在连结起来的支架上。这种炸弹5个一排，5排连接成一夹，每个炸弹仓可挂两夹，即50枚小型炸弹，一次可投弹1枚、5枚或25枚。这种新型炸弹架后来被命名为蜂窝式炸弹架。这样，炸弹仓的容弹量成倍增加，且可挂多枚炸弹，投掷方便，比起单一重磅炸弹效果大大提高。其次，他卸去枪塔，装上简易活动机枪架，减轻飞机总重量和飞行阻力，在不改变动力的情况下，使飞行速度每小时增加了20英里；同时，机枪操作方便，减轻了射手的运作强度。郭佩珊做的第三个改进工作是，改装了B-25D轰炸机尾部的机枪架，增大其射击范围。郭佩珊的革新，使一架飞机能发挥以往三、四架飞机的效率，在滇西战役中更大范围地阻击和消灭了入侵者。
对于郭佩珊的大胆创造，陈纳德将军深表钦佩，飞虎队的盟友也一片赞扬之声。蒋介石连升郭佩珊三级（从尉官晋升为校官），并奖励其国币1000元。同时，他的技术职务也被提升为航修厂的总工程师。
郭佩珊何许人？他是熊庆来时代云大航空系的一位兼职副教授。后来，他在云大物理系主任张其濬和机械系主任马光辰的帮助下，离开巫家坝航修部门到云大任专职教授。陈纳德离昆后，在好友、原云南老航校毕业生、历任空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及空军第三路司令等职的张有谷和经由张介绍认识的历任飞机大队长、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暨昆明航校高级班主任等职的张之珍及航修厂厂长向惟萱等的帮助下，郭佩珊为熊庆来从巫家坝机场弄来两架直升飞机和一些航技试验仪表，充实了云大航空系的实作设备。
郭佩珊性情耿直活跃、善于交往。他1946年到云大全职专任，不久即被选为教授会代表参加云大五联会，并任五联会主席（云大五联会是当时由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联合会、学生会、工警联合会等所组成的云南大学临时领导机构）。九九整肃前夕，他秘密离开云大，去了滇东北边纵。云南和平起义后，其原上级张有谷被卢汉邀任空军司令，郭佩珊出任副司令；昆明实行军管后，郭担任航务部门军代表，郑伯克担任昆明市委书记时，郭兼职市委委员、宣传部长。1950年12月，他调任成都西南区空军工程部部长，从此离开了他以之为第二故乡的春城昆明。1958年，他转业到北京中科院任科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在1958－1963年的五年中，他组织、编撰出版了不少自然科学丛书和多部科学技术词典、手册及专著等。1963年7月，他调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任副所长兼党委书记。
在云大人的印象中，郭佩珊是一位“带政治色彩”的传奇人物。其实，郭于1933年在北洋大学念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继续入武汉大学读机械系，参加及组织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及以后一系列学生运动。1938年1月，郭受命于长江局领导人董必武，考进了成都空军机械学校高级班第四期学习，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航空机械修理生涯。他牢记董老动员他“要打入国民党空军去”时说的话：“哪里有人，哪里就需要共产党人去工作，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引导他们到抗战救国的大道上来。”……郭佩珊的确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出色。后来，他曾为边纵滇东北基地输送包括武器、通讯设备、器材等在内的许多重要武备物资，为云南的解放和科教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作新 刘兴育）

 

熊庆来先生

大学如无思想上之贡献，则其所传必枯燥而寡味。云南大学建校八十多年，历届校长都有把自己置身教学和学术研究第一线的经历，都总结了丰硕的经验并通过他们的言论（包括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讲演，作学术报告等），以及在书刊上发表论文（论述）的形式表达出来。第四任校长（曾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士的数学家）熊庆来先生以“努力求新、努力求真”的办学宗旨，对教师、对学生都要求有求新、求真精神，他认为“学生不是顾客”而是学徒，教师也不是商店的“老板”，所以教师不在于灌输知识，而在于培养能力，培育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熊庆来常说：“大学之存在，必具有生命，生命表现于所有的教学工作、科研工作，以及教师与学生的种种高尚活动，其精髓，内即表现于教学之成绩，钻研之结果，与德行之砥砺；外则见诸于师生对社会之影响，校友对社会国家服务之能力。”熊庆来对办大学的至理名言是：“盖大学不仅是培养人才的机关，而同时是学术发展之源泉。”巴黎大学名教授阿贝尔说过：“大学如无思想上之贡献，则其所传必枯燥而寡味 。”所以现当代著名的大学，都不外在此三方面（即人才培养、学术发展、思想贡献）有很大的努力。
熊庆来教过的课程很多，如《解析函数》、《方程式论》、《微分方程》、《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偏微分方程》、《力学》、《动学》、《高等数学分析》等；根据国内实际情况进行编写了这些课程的讲义（熊庆来的教学实践经验是：白天，他和学生们一起“滚”在教室里，晚上的时间就充分地用来编写教材）。熊校长谆谆告诫学生“光有书本不行，要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提醒教师应“启迪学生、因材施教”。他更常说，今天的人才要胜过前辈人，今后的人才要胜过今天的人；也就是古人荀况所说的那句名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李作新 刘兴育）

 

感悟会泽院

幽幽会泽院
1963年10月9日，阿尔及利亚国宾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陪同下，千里迢迢来访云大，考察会泽院的历史、建筑科学及独特的风貌，除对会泽院建筑设计、施工感兴趣外，尤为注意考察会泽院的地力、地脉、地温......。陈毅副总理倚在会泽院铁栏杆上，指着大门对面的黄墙问：“那是什么地方？”“建议把它拆了，前面开阔点，一直通到翠湖才好！”陈毅所说的“开阔”，为会泽院点明方向。
1 会泽院匾额与周边街道
明末清初，贡院东侧筑有龙门桥，足登龙门，腾达飞黄；西有玉龙堆，佩金戴玉上金銮（殿）。南临碧波翠海，宰相肚里撑船；登临“仰止”望北斗，心明眼亮不迷航。云大人赞颂会泽院东南西北致知氛围，也对儒林力行仕道赞叹不已：沿着“先生坡”，挤入“府甬道”，通过“文化巷”，跨进学府门；腾龙起凤出校门，踏着“青云”（街），直奔“大兴”（坡），了却“圆通”心事！
进入东陆大学校门，举头即见门楣上“为国求贤”的牌匾，背面镶嵌着“腾蛟”二字；由西向东进入东陆大学，仰头可见“明经取士”牌匾，背面是“起凤”二字。“为国求贤”是创办东陆大学的目的，“腾蛟”、“起凤”既是学校的厚望，也是学子成龙成凤的抱负。
2．东陆大学校名、校训和云南大学精神
东陆大学校名由来，一是“日行东陆谓之春”，昆明位于东大陆，四季如春；二是省长唐继尧自诩“东大陆主人”，且东大为他所创建。云南大学喜迎80华诞，会泽院所在地的校本部起名“东陆园”，察民意，顺民心，云大人拥护。
春秋战国时，社会处于大变革年代，儒、法、道等流派游说传道，学术上呈现争鸣的繁荣景象，史学界称“百家争鸣”。解放后中国社会大变革，为促进科学进步、文化繁荣，党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云南大学承前启后，把“会泽百家，至公天下”作为云大精神，以办西部一流，国内先进、世界知名的教学研究型的云南大学。“至公天下”中的至是“极”、“最”之意，“至公”即极公平又最公正之意。“自尊、致知、正义、力行”经历建校80多年来的实践检验，既为云大人所接受，也为社会舆论所共识。洋浦新校区的主干建筑或曰“致知”或曰“力行”楼。当你乘校车到达洋浦校区下车时，举目即见苍劲挺拔的“会泽百家，至公天下”八个大字镶嵌在雄伟壮丽的银光色的牌匾上，背面是“自尊、致知、正义、力行”八个大字。向南，可见国内一流的图书馆，形似会泽院，神传“仰止”楼，被认为建筑家的杰作。
3．会泽院的子建筑、吉祥物
会泽院的南门为正大门，北门为后门，东西二门为侧门。高耸入云的钟楼位于会泽院之西，直走就到文津楼；至公堂、怀周楼位于会泽院之北，与其相临的是泽清堂、映秋院；会泽院的东侧是风节亭，陪伴她的是熊庆来、李广田故居。云南贡院龙门道上的两尊驱害石雕吉祥物獬豸被认为护卫云南贡院不受侵扰，而会泽院正大门西边的炮台及铮亮、威严的钢炮，乃是“会泽百家，至公天下”云大精神的坚强后盾。 “铛，铛铛，铛……”莘莘学子闻声摩肩接踵进教室，“铛，铛，铛，铛……”学子喜获丰收步出教室。昆明主城区可听见云大钟声。“云大钟声云大在！”
4． 登临仰止楼，饱览春之城景色
登上会泽院仰止楼，俯瞰春城昆明主城区，伸手可及五华、盘龙、官渡、西山四区。越过碧波荡漾的滇池，西山脚下，睡美人睡得甜甜的，略略隆起的双乳在夕阳余晖衬托下，显得分外迷人，李广田校长笔下的“山色”是也。每每登上会泽院三楼，都有共同的感受：头枕蛇山，俯瞰五百里滇池，左手擒住碧鸡，右手束缚金马。非云大人嗅一嗅会泽院墙壁散发的芬芳，触摸一下会泽院地板砖惹人爱的含苞待放的蓓蕾，拉拉推推楼梯道上的扶栏，体验体验其护卫能力如何。海外华人携儿带女千里迢迢来观瞻会泽院的风姿，进入正大门，沿着95级台阶，经一楼上二楼，上了二楼再登三楼，每踏上一步都叫“绝”。他们触摸工程技术人员和普通工人在建盖会泽院过程中印下的手模。
“仰止”是抬头极目瞭望所望而无及的意思。进入云大正大门，仰望95级台阶之上雄伟挺拔的会泽院，感到目睹会泽院的风姿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而会泽院三楼的仰止楼，似乎高耸入云，在清风中飘逸。“仰止”的第二层意思是敬仰之心，学无止境之意。“仰止楼”是谁题写，尚有异议，但认为是熊庆来题写的可能性大。

圣也会泽院
一跨入云南大学正大门，你会看见一座法式建筑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显得气势磅礴。晋谒会泽院之心切切，脚底下的95级台阶一溜烟甩在足尘后，“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笔力挺拔的八个大字跃入眼帘。你按捺不住性子，伸手触摸每个字的每一笔画。
1． 校长与会泽院
有的校长因办大学成绩卓著而有名，有的大学因有办学成绩卓越的校长而闻名。
董泽留学日本，学习日语和英语，后又留美研读政治、经济和教育。蔡锷器重董泽，委任他为云南军都督秘书兼任驻香港联络员。唐继尧明察董泽有大志薄名利，任命他为云南教育司长、东陆大学筹建处长、东大校长。董泽拒坐轿子上班，事急时才骑马而行。董泽任校长8年，事事有远见、有魄力、有结果。他在会泽院奠基仪式上的演讲，“东陆大学非一人所有，更非云南的、中国的，实世界的也”，颇具革新和开放精神。
熊庆来辞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兼算术系系主任工作来云南，为的是要为家乡莘莘学子办一所好大学，以减轻他们上北平求学须经河口、河内、海防、香港、上海、天津的沿途劳累，也为父母节约费用。熊庆来是著名的科学家，他的无穷级研究被称为“熊氏无穷级”、“熊氏定律”。他任云大校长12年，力求把云大办成“小清华”，1938年，省立云南大学改为国立云南大学，1946年，云大被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列为中国15所著名大学之一。
1952年，世纪著名诗人、文学家、教育家李广田由清华大学调到云大，云大人常言李校长用诗人的语言谱写教育新篇，用樵夫的精神攀登险峰。学年计划、总结自己动笔，打印后发到各系征求意见，“集思广益才能行之有效”。他对一位授课教师说：“讲课既要心中有人，又要目中无人。”他反对让刚入学的新生苦战三昼夜编三年级的世界史……受省委宣传部委托，他重新整理撒尼族长诗《阿诗玛》，并请俄文教师翻译俄国人有关阿诗玛的意见，说“广纳众家意见好”。
2． 名家与会泽院
清代云南文科举人6000多人，先后出自会泽院的前身云南贡院，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则集文学、史学、佛学、书法于一身，尤以经济学、地方文献研究成就卓越，他的学生李乔是云南著名、全国闻名的彝族作家。
1948年全国81位院士中，在云大执教的就有8人，占全国院士的10%。次年，作为中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的熊庆来应邀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留美、法学者闻讯而来，应邀到云大执教的就有200多人。
3． 挚友与会泽院
英、美、法等国领事参加会泽院奠基仪式及东陆大学首届新生入学开学典礼。英国领事说，教育事业对社会进步国家强盛有重大意义；美国领事说，欧美各国16世纪得到大进步，归功于办教育；法国领事说，东陆大学之设实为西南各省之先，并朗读一诗以表对东大情意。
东大重视对外学术交流。建校后，法国公使访问东大，法国大学教授代表也到东大参加学术活动。抗战期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云大访问，对云大师生在日机轰炸下仍然治学表示敬佩，苏联专家也到云大化学、生物两系任教。
4． 铊、云大天文台与会泽院
以校长何瑶为首的科学家观测小组，从1934年12月19日夜9时起，在会泽院西侧运动场边连续三个晚上观测获悉，昆明在地球上的正确位置是东经102°41’58.88”，北纬25°03’21.29”。1993年12月，这个天文点的测量石标“云南第一天文点”及其记录被列为第四批省级重点保护文物。
深邃会泽院
会泽院建筑面积3900m2，一、二层层高6m，第三层层高3m，加上地下室共4层。
1.巍巍会泽院，屹立昆明贡院坡，云大象征，建筑经典。
会泽院请留法、留比利时的大建筑师张邦翰设计，会泽院的基座承受力、教室大小、门窗位置、设计科学，施工严谨。教授、学生都喜欢在会泽院上课，因为教室里的每一个角落的见明度、听讲效果一样。抗战期间，敌机投弹云大30多颗，会泽院两度中弹，沙石坠落，桌椅受损，一弹洞穿屋面未炸。
2.同舟共济 满园春色
1960年，高治国到云大任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1961年4月、8月，他先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办好学校必须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两文，被认为是高治国给与教育界，特别是为高校创造了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前者一被《人民日报》转载，对扭转当时高校中的混乱局面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转《高教工作60条》，条例强调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中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知识分子，对在政治运动中受批判、处分的师生职工进行甄别……。1962年4月，李广田在《人民文学》等上发表“山色”、“花潮”等5篇优秀散文，被认为向文学艺术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打破了沉寂无为的局面。高治国、李广田的大作及其威力的原生地就是云大会泽院。高治国、李广田与会泽院有缘，有缘于会泽院，地缘是他们合作共事的纽带。
3．沃土孕英才 共耘东陆园
高龄人才济济，70不稀，80不少，90硕果累累。曲仲湘两次应邀参加国际会议，其论文《云南植被概况》引起会议极大兴趣。杨堃80高龄连出六本专著，其中《民族学概论》系我国第一部民族学教材。曲、杨两位教授为奠定云大特色学科的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
自学成才的刘尧民国学功底坚实，尤以古诗词、先秦文学、音韵研究成绩显著，对英、日、法三国文字有独到之处，多种译作问世。他的办公室就在李广田校长住所下面，李、刘切磋，中文系教学科研红红火火，两位办学行家和谐共事被誉为云大学者合作的楷模。
1929年袁嘉谷辞官回滇在云大执教期间，撰写的一著五卷本，直到1948年袁氏的后辈商议并请刘文典作序才送去刊印。刘文典称，近代学人中，集“考证”、“义理”、“辞章”于一体者乃袁嘉谷也，袁、刘二位国学大师先后在云大耕耘，会泽院把两位未识的大师联在一起，他们与会泽院有缘，有缘于会泽院。
4．巴金 冰心 萧乾与会泽院，《小河淌水》与会泽院
笔者拜读巴金、冰心、萧乾大著中，寻觅到他们跋涉在红土高原上的足迹。笔者在《巴金在云南的足迹》一文中提及的巴金四次来滇寻访的姓黄的玉溪朋友，已查实是笔者上玉溪中学时的老校长黄子方。冰心的丈夫吴文藻教授讲课的会泽院是我外语教研组的所在地，也是笔者授课的地方，为表示对冰心的崇敬之情，笔者撰写的《冰心笔下的跋涉在红土高原上的学生》发表后，获得好评。萧乾是笔者步入翻译行列的引路人和导师，笔者撰写的两部学术专著获云南省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后被评与省级高校优秀学术著作、科研成果奖，两书的撰写与出版与萧老的指导分不开。为此，笔者撰写《彩云文化与萧乾》，以表达对萧老的敬仰之情。会泽院是小字辈向三位大师学习的桥梁，会泽院把后生与三位大师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月亮出来亮汪汪，月亮出来照半山……”黄虹在北京全国民族歌舞会、布达佩斯世界青年联欢会上唱响后，《小河淌水》便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出国门飞向世界。“一二·一”学运后，云大南风合唱团《教唱歌》首次刊发赵华（尹宜公）的《小河淌水》，月明风清的夜晚，会泽院阳台上同学们的歌声动听感人。尹宜公回忆《小河淌水》创作过程说，“我在会泽院前的阳台上月光下走来走去，唱来唱去，反复捉摸修改……”《小河淌水》与会泽院有缘，笔者、尹宜公有缘于会泽院。(颜洪恩 孙焕仙 颜宁)

云大漫记

云大的校园是美丽的。校内的花草树木，房屋道路，都配置得十分得体。昆明叫春城，云大是春城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有其幽美之处。幽径的花圃，依势巧构，胜似园林。因为常在这里活动的，不是红男绿女的游客，而是奋发有为的莘莘学子。
那里有南国茶花，东瀛樱花，西府海棠，稀世昙花。还有翠竹生辉，活化石树种水杉、银杏。即使是路边的野花，也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有一种草本野花，她总在傍晚时分开放。花朵虽小，也颇惹人怜爱。我们黄昏时去上晚自习，经过的路边空地上，她们在这最不引人注意的时刻，各显风姿，自然引人驻足，俯视观赏。而在黎明来临之前，她们都睡了，不与群芳争宠。这种小小野花，的确有她高洁之美，很使人产生惜玉之情，因而，我们给她取了一个雅名，叫“一夜皇后”。
她们与星月相伴，不争名流。次日黄昏，又各展芳姿，自我欣赏，不求夸赞。这种风格，实在令人敬佩。
云大的校舍，地势高峻。前临美丽的翠湖。省图书馆嵌在湖中，与云大珠联。益增文采。遥望西山，苍苍茫茫，那“睡美人”的芳姿，千年万年，给予世人无尽的美感。那浩浩荡荡的滇池，虽被新建的城市房舍遮掩了许多，但它那气象万千、烟波浩渺的清澈水域，也隐约可见。
云大在抗战期间，与西南联大并肩战斗，享誉中外，青史名留。闻一多先生在至公堂的《最后的演讲》，即为一例。
解放后，云大的校长，中央委以东北抗日名将周保中担任，辅以作家、西南联大教授李广田，堪称杰作。
还有许多的教授，都先后给我们“传道、授业、解感”。使我们难忘的有系主任张德光教授，他虽没有具体讲过一门课程，但他在全系师生会上，每次都讲了许多做人、做学问的哲理，使人受益匪浅。我印象较深的，有讲古代史的李埏教授，他是中国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他还开了唐宋史选修课，有不少同学都选修了。他从《水浒传》等书中引用了许多材料，证明中国社会在唐宋元时期有很大的庄园存在，特别是在宋朝。他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史学上应是一大成就。李埏先生还对我的毕业论文———《评朱元璋及洪武政权》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是很感谢李埏先生的。
另外，我对开选修课讲《逻辑学》的金琼英教授，讲《唐宋词》的王兰馨教授，都非常敬佩。《逻辑学》本是很枯燥的，但金教授却讲得很生动。
讲《唐宋词》的老师，是李校长的夫人王兰馨先生。据说她是从中学教师中选拔出来的。当然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她讲《唐宋词》时，在书店都买不上一本参考书，因而，王教授印发了不少的美妙“词选”发给我们。至今出版的许多“词选”上也难找到它们。她读词读得很动感情，引人入胜。她讲得也很生动，很自然地把人引入词中的意境，让人忘情。我对于词的兴趣，从此开始产生。似乎这长短句的词，把固定字的诗更易于书法感情。
还有讲《原始社会史》的杨堃教授，他讲课讲得十分生动，听课的人越多，他讲得越起劲。他自己也是编印了讲义的，讲完了课再发下来。但她每次来上课，只带来一张纸片，上面写了几条要讲的提纲。他在黑板上写好题目后，就开始讲课。他对材料记得十分清楚，听他娓娓道来，颇有意味。我们边听边记录，也觉得十分轻松。待他的讲义发下，我们再复习，条理内容都很清楚，我们很佩服杨先生的学问和他的讲学能力。
还有讲《中国近代史》的李为衡教授，他平时讲话就很风趣，在全系大会上，李先生的发言，常常引人发出轻轻的笑声。他讲得实在太生动了。在近代史上，他讲到达官贵人的花天酒地生活，引起穷人的反抗时，他抄了几句诗在黑板上，我至今还能记住：“金钟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姓膏；蜡泪落时人泪落，歌声高处怨声高。”
总之，云大有很多教授，他们都很尽心尽力，为新中国培育着人才。我将永久记住他们，感谢他们。
1955年，我入云大时，正赶上纪念“12·9”运动20周年，“12·1”运动10周年。前者是l935年，北平学生掀起的救亡运动，后者是1945年西南学生反内战运动。都标志着中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达到的最高潮。
纪念两个“运动”时，我们和昆明师范学院联合举行纪念大会，请当年参加过这次运动的老师讲话，并参观了在“师院”的“12·1”运动陈列室。
云大还特地请了刚上任的杨黎原副校长作了关于“12·9”运动情况报告。因为，杨副校长是当时北京某大学的学生，参加了这次运动。由于是亲身经历，讲得很生动。杨副校长还介绍了他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新华日报》社同志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情况。他当时是重庆《新华日报》社的负责人之一。由于讲的都是具体的事实，又是书报上未曾刊载过的内容。因而，很引人入胜，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我是复员军人考入云大的。当时仅是正排级，也享受了“人民助学金”二十五元人民币的待遇。这在当时，也算是很优厚的了。每月的伙食费才12．5元，余下的作为买学习用书、讲义费、衣物等零用，觉得是很宽裕的。国家对我们可谓厚待了，我从内心感谢党和政府给我上大学的优厚条件，确实是很满足的。
入学不久，学校“团委会”、“学生会”就聘我去担任两会的机关刊物“三好墙报”的编辑组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主编”。因为，我在解放军里编辑出版过报纸。对此，我欣然接受了。我知道，这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我想，我用课余时间完成这项工作，估计不会成为问题，是不会影响我的学习的。
《三好墙报》社，只有三、四个人。都是中文系的。有一位画刊头和插图。我和其他的则负责组稿，改稿，设计编排版面。另外还聘请了几位擅写毛笔字的同学，到出刊之日，通知他们前来抄写就是了。
在各系各班都聘有通讯员。在食堂门口也设有稿箱。有时还请有关教授写点诗文。总之，稿件的来源是充足的。在我担任编辑工作的近两年中，《三好墙报》按周出刊。文章，诗歌，漫画，灵活编排，可谓是图文并茂，版面清新。每次张贴出去，同学们都会前来围观，反映确实很好。
后来，由于我们班上需要干部，年级党支部与“团委会”协商，才把我要了回来，担任了年级团支部的宣传委员。由于在整风运动中有良好表现，运动后期，我被选为“云南大学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代表。旋即被选为我班“班委会”主席。我也算是“红”了一时。但是，我没有被吸收入党，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是要接受“长期考验”的。
1957年春，党开展“整风运动”。号召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提出“整改”意见。
我在部队接受党的教育多年，是个政治干部，离开部队不过两年，对于社会上的一切看法都觉得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意见可言。
而有不少人则提了一些意见。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善意的。可是，后来有些同学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这在当时并不觉得其严重性。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就毁了他们一生。因为，中国的“阶级斗争”意识特别，有一条无形的区划界定“地、富、反、坏、右”。只要一戴上了这顶帽子，那就成了敌人了。
这一类人，走到哪里都成了另类，是会受到监视，受到歧视的。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实际上就是做人的权利都没有了。他们的子女也成了“狗仔子”。这和印度“种姓制度”里的“首陀罗”到也差不了多少。
那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的确害了许多有识之士，这些人被剥夺了人的自由，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受尽了屈辱。这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又一次大灾难。尽管二十多年后，国家改正了这一错误。但是，时光不会倒流，当时风华正茂之士，人已半百；当时年富力强的精英，已入暮年。还有含冤去世的不少人，对他们的“平反”，已无多少实际意义了。
选自邓新相《逝水流年》第六章《大学生活》之三《云大漫记》，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关于云大仰止楼的一点回忆(04.12.23)

抗日战争胜利后，云南大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学校的校舍不敷使用。1946年，为了解决教室短缺的问题，决定利用坚固的会泽院，在其平顶加盖一层教室，既节省资金又可提高房屋土地利用率。

1947年，教室盖好后，父亲带我一起去看。那是一层平顶房，站在会泽院顶层平看过去，房屋并不觉得高，房子正面有“仰止楼”三个稳健、大方的大字。父亲给我解释说：“仰止”是抬头仰望、很高的意思。的确，从青云街进入云大，仰望层层石阶之上的会泽院，觉得非常雄伟，在它上面的建筑自然处于顶峰，当时云大没有比它更高的建筑了。那时我年纪还小，父亲没有向我进一步讲解“仰止”的含义。“仰止”还有对道德、学问的敬仰之意。一个高等学府处于最高点的建筑用仰止楼命名，一语双关是很合适的。

我记得“仰止楼”三个字是父亲所亲笔题写的，材料用水泥直接与墙面相连。至今我仍可清晰地记起那字是父亲的风格。据说，现在“仰止楼”三个字已没有了，如果这样，除非有照片，否则就不可能寻找了。

听说，最近有人议论起仰止楼是谁所题的字。有人说是周钟岳先生所写。但我想，仰止楼并不算一个重大建筑，不太可能到校外专门去请周先生题写（周钟岳先生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长等，抗战胜利后谢官回滇。据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府”三个大字就是出自其手），且字的风格也不一样。如果要请校内的书法名师写，在云大的教授当数胡光炜（胡小石）先生。他的书法刚劲、浑厚、洒脱，是著名的书法家。他与父亲是好友，刚到云大任文史系教授兼主任时，曾住在我们家。我曾有幸亲见他挥毫泼墨的情景：将纸平铺于地上，两腿微开，弯腰执笔，疾书之下，一气呵成。记得我们家曾长期挂有他送的一副对联：“我愿不知老；君情定何如。”浑厚的隶书，至今我仍不能忘记。但抗战胜利前，他已去重庆，也不太可能请他写了。且书法风格也迥然不同，“仰止楼”三字也肯定不是他所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