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的人怎么样:政治价值观与政治生活的改善 ——桑玉成教授演讲

[我要留言] 选稿:陈誓骠 来源:解放日报 2005-11-13 10:47:36
思想者小传：桑玉成，1955年4月生，江苏省张家港市人。法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教授、博导，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专业领域为政治学理论、行政管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社会及学术兼职有：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上海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政策研究会理事；上海市纪检监察特约研究员。独著及合著学术著作20多部，论文180多篇。
人类政治生活始终受到一定的价值取向的支配和制约，这种价值取向通过政治行为人的心理和行为渗透到实际政治生活之中。我们今天的主题正是要探讨政治生活所赖以生成和发展的价值取向，致力于找到从价值重建的视角改善我们政治生活的方法和途径。
政治的道德基础
卢梭认
为一个好的政府就是那种能够使它的人民更富有智慧和更富有道德的政府。
政治的价值问题首先涉及的就是政治的道德基础问题。将人类的道德关系视为政治问题的基础，历来是中外政治思想史的一个主题。我国古代儒家的政治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的方面：一是，各按本分、各得其所的社会伦常关系；二是，“作之君、作之师”的君王理论；三是，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可以注意到，这样的政治主张充分体现了道德主义的政治观。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曾经认为，政治问题本质上就是道德问题，他说你要将政治问题与道德问题分开，那么你既不能理解政治，也不能理解道德。卢梭曾谈到，对道德风尚的历史研究使他开阔了眼界，看到一切问题在根本上都取决于政治，而且任何民族永远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质使它成为的那个样子。因此，他从探讨道德转到探讨政治，探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卢梭甚至将道德标准视为他的政治理想，认为一个好的政府就是那种能够使它的人民更富有智慧和更富有道德的政府。
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所有政治学说或者说政治理想，都程度不同地具有道德主义的基础。从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善”，一直到近代的自由、平等，乃至于到当代罗尔斯的《正义论》，莫不如此。
根据一些思想家特别是近代政治思想家的概括，政治的道德基础或者说道德准则大致包括如下一些内容：
第一，人类社会原本存在着一种自然秩序即道德秩序。这或者是一种无须证明的真理，或者是一种理论前提或理论假设。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发现，在一些政治社会化程度很低的地方，如那些山沟沟里，那些偏僻的小山村，人们甚至不知道国家、不知道法律、不知道政府为何物，但却能够保持有良好的生活秩序。维系这种生活秩序的，就是类似于自然秩序或道德秩序的东西。
第二，国家的产生是人类道德准则的升华，是人类道德秩序的实现。亚里士多德从人之善推出国家之善，因为国家是由人所组成的，因此国家的目的就是人类的“最高的善业”。
第三，法律等等政治统治的手段不能违背人类原本的道德秩序，制定法必须服从自然法。很多思想家都认为，人类的道德秩序先于并且高于人类的政治秩序，因此，政治秩序的确立必须以道德秩序为基础。在一些持契约论的思想家看来，社会的原理基本上以自然法的某些概念为基础；而所谓自然法，实际上是一种运用理性去发现的、有关人类道德和社会正义的、被认为是高于“实在法”的普遍适用的一套价值准则和道德准则。
第四，政治的目的应该是促进人类道德秩序的稳定和发展。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人类的文明是从国家的产生开始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总概括”，而且作为社会的公共权力，国家的产生将社会的冲突和矛盾保持在了一种“秩序”的范围之内。可以认为，这里所说的“秩序”，包含了人类的某种自然秩序和道德秩序。从积极的层面来说，政治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维持人类的道德秩序，更重要的是要促进人类道德秩序的发展，努力塑造好公民和良好的社会人伦关系。
道德主义的政治观在现代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罗尔斯的正义至上主义或者说正义优先原则就反映了这样的取向。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
知识、智慧与政治
优良的政治生活始终与知识和智慧相联系。
价值属于道德的范畴，同时也属于知识和智慧的范畴，所以在说明政治的道德基础的时候，也必然要阐明知识、智慧与政治的关系。人们普遍认为，优良的政治生活始终与知识和智慧相联系。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的本性与社会生活的矛盾需要通过知识和智慧来解决；另一方面是因为，所谓知识和智慧，其本身就是达成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更是良好社会生活的精神产物。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以知识即美德作为他的核心命题，提倡用良好的教育来改造人性，以实现他的理想国。在柏拉图看来，人受到利益原则的驱动而具有自私的本性，具有“从恶”的倾向，因为行正义往往对别人带来好处，而行恶通常给自己带来好处，所以人“只要能干坏事总是会干坏事的”，这就与国家的正义取向发生了矛盾。所以柏拉图主张，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通过有效的公共教育，来改造人性，以达成国家的正义。所以柏拉图主张哲学王统治，认为在一个国家，除非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否则是没有希望的。要知道，在古希腊，哲学被认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是智慧之学，由此可见，在柏拉图那里，知识、智慧与政治完全是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说，政治的改良需要知识和智慧的扶助。
启蒙运动本质上就是一种知识启蒙运动，借助于科技发展的思潮，致力于唤起人民的知识、智慧和良知，从而开启了近代西方民主主义思潮和运动的先河。特别是到了现代，政治的发展总是与政治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科学的发展并驾齐驱，相得益彰。在现代政治相对发展的一些国家，其政治科学已经发展成为社会科学群中的一门非常重要的科学，并凸现出了政治知识对于推进政治发展至关重要的意义。
从政治实践上来说，愚昧总是与专制主义相联系，而教育总是民主政治的先导。在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中，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地抑制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霍布斯就说过，对于“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样的一个几何学的原理，如果它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的话，那么统治者总会竭尽全力甚至不惜用销毁所有几何学教科书的办法来抑制这个原理传播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是关于工人解放运动的学说，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用其社会知识和政治知识向工人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产生和传播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知识和革命理论。
当代社会，在人类的政治知识以及基于政治知识基础上的政治价值观得到广泛传播和普及的条件下，知识和智慧在实施有效统治的过程中已经越发重要。在这样的条件下，任何统治者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现其统治，其基本的手段正是知识和智慧而不是国家强制力，尽管国家强制力依然是国家实现其有效统治的最后手段。
理想的冲突
如果人类一开始就能够形成统一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想，那么人类就会避免很多人类之间的冲突以及由这些冲突而导致的灾难。
如果人类一开始就能够形成统一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想，那么人类就会避免很多人类之间的冲突以及由这些冲突而导致的灾难。然而，人的复杂性是任何其他所有事物的复杂性所不能比拟的。对此柏拉图就说过，政治的领导是人类最难的领导。亚里士多德也说，政治学术是人类最为复杂的一门学术。这种复杂性的关键之点正是在于：人类对于很多价值和理想，并不能取得完全的共识。因此，一部政治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理想与理想冲突的历史；一部政治实践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历史。
很多思想家都希望找到理想社会的模型，但是往往不同思想家的理想之间又不能趋于一致，这不能不是导致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譬如说，柏拉图主张哲学王的“一人之治”，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旗帜鲜明地反对“人治”而主张“法治”；柏拉图并不反对财产公有，而亚里士多德则主张财产私有。
理想与理想的冲突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的反映。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主要反映在：人们所追求的理想往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对人类的平等问题颇有研究的思想家勒鲁就说：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除了平等的信条外，再没有别的基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认为：不平等仍然占统治地位。在这里，平等是人类的理想，但不平等又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现实。或许正是因为现实问题的存在，才有相应的理想产生，这就使得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样的冲突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依然存在，譬如说，民主是人类最为原始最为崇高的政治理想之一，也是我们目前所追求的政治发展目标，但是要真正地实现民主，要走的路却很长很长。腐败谁都认为是社会的毒瘤，反腐败几乎是所有社会都要做的事情，但是要真正地根除腐败却也是很难很难。
所以，罗尔斯就将他的正义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理想的部分，探讨了那些在有利的环境下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的原则；二是非理想部分，则面对现实，主要由解决不正义的原则组成。他致力于用理想的部分来促进非理想的部分的改善，将理想贯穿于非理想的现实之中。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用来分配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划分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的主要制度。他主张，所有的社会基本价值，如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等等，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
对此罗尔斯提出了一个与功利主义相悖的原则。功利主义主张国家要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而罗尔斯则用照顾“最少受惠者”的道德取向来衡量社会的正义问题。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正义就意味着制度要遵循这样的原则：使所有社会成员在政治、思想等方面都享有平等的自由，使他们面临的机会都是公正平等的，并且在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方面，始终从最少受惠者的立场来考虑问题。这样，这些原则实际上就达到了补偿原则的某种效果，即给予天生处于劣势者以某种补偿。
然而尽管如此，在理想与理想之间寻求共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寻求平衡，仍是政治知识和政治艺术所要解决的永恒的道德问题和价值问题。
信仰问题
我们究竟需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或者说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才是我们所能够认同的美好的政治生活？这是政治价值观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
与政治价值问题有关的，还有信仰问题。所谓信仰，是人们在对价值的终极追求中形成的精神生活的模式。人在生活中经常会面临对于价值的选择，如机会、权力、物质利益、荣誉、求学、就业等等，这些内容对社会中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当人们将某种价值作为终极追求时，则该种价值对他而言就成了信仰的内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放弃了其余的所有价值，而只是表明某种价值成为生命的一种归宿，成为其追求其他价值的主导性因素。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所谓政治信仰，是以某种政治价值为终极追求的精神生活的模式。政治信仰与其他信仰的区别在于终极追求的价值不同，而政治信仰之间的区别也在于所追求的政治价值的不同。这样，判别政治信仰一般总是以所信奉的政治价值为根据的。
有没有政治信仰或者信仰到什么程度，是一个社会成员是否卷入政治生活以及卷入到什么程度的重要根据。尽管诚如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人在本性上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动物，生来就要过政治生活，但是是积极地过政治生活还是消极地过政治生活，这是使社会成员成为“政治人”和“非政治人”的重要区别。在一个社会中，通常总是那些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的人才热衷于国家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生活，成为这个社会政治活动的主要参加者。同样也总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出于不同的目的而远离政治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所谓“政治人”和“非政治人”通常有一个恰当的比例，所有的人都热衷于政治生活或者所有的人都远离政治生活，都是政治社会失常的特征之一。亚里士多德说，在许多情况下，“群众对自己不得担任公职，不一定感到懊恼，他们甚至乐于不问公务，专管家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的信仰是依靠道德的力量来保护和支持的，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的道德准则和道德水平对其政治信仰都会直接间接地产生影响。不同的信仰选择了不同的道德价值与戒律，并以一般的道德信条如忠诚、节制、勇敢、奉献、坚定等等为基本规范，使信仰通常与道德信念融合在一起。政治信仰也有其政治价值的选择，它要靠一般道德和政治道德的信念来维护和支持。如果没有道德力量的支撑，则信仰及政治信仰就缺乏坚实的基础。
政治的价值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终极意义的确定，或者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及其向往。我们究竟需要过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或者说什么样的政治生活才是我们所能够认同的美好的政治生活？这是政治价值观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政治生活有其历史的内涵。在古希腊，政治生活也就是城邦生活，其本原的意义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念来说在于“至善”。正义就是古希腊城邦的基本政治价值取向。近代以后，政治生活被思想家们置于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来考察，其本原的意义通过“自由”（如洛克）、“平等”（如卢梭）、“权利”（如潘恩）、“幸福”（如边沁）等等概念来加以解说，这些概念也就成了不同政治价值的代名词。但是，不仅在政治生活的不同历史阶段上，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本原意义会做出不同的确定，而且在相同的时代，甚至在同一国家的同一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价值，诸如当代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主义”等等理论所追寻的政治价值即如此。这就产生了一个基本的问题：政治生活的本原意义是由谁、如何和为了什么而确定的？这个问题与意识形态的概念具有相关性。
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在18世纪开始出现的。意识形态就其存在的形式而言，它是以某种基本的理论为核心，由众多的思想、观点、观念及纲领等内容组成的巨大的思想框架。但就基本内容及其意义而言，意识形态是对理想政治生活的理论设计与实践的计划。
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往往成为国家确立政治制度、强化政治信仰的重要依据，而意识形态的分野往往又成为灌输不同政治价值观的基本理由。在一个社会里，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总是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基本内容，并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进行；国家之所以要求社会成员追求这种政治价值观而排斥别的政治价值观，之所以要求社会成员确立这种或那种政治信仰，主要是其意识形态的规定性使然。
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如此之功能，主要是在于：意识形态往往具有国家统治机器的强力支撑。国家政权是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国家又具有保护和强化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并以其特有的强制力作为意识形态的坚强后盾，使其发挥主导政治价值和政治信仰的作用。
追寻社会主义政治价值
关于政治价值的问题，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这样的问题不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所一定要回答的问题，但却是作为一个政治体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去关注，将会影响到社会的所有其他基本问题的解决。
从理论上说，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应该具有比其他任何社会更为普遍和崇高的政治价值，全人类的解放就是这样的最高政治价值。然而，对于这样的政治价值，需要实实在在的进程和踏踏实实的步骤。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政治价值需要具体化，需要付诸实践。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
社会主义如何在政治价值上实现比资本主义的超越？这个问题实际上又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即：人类有没有、或承认不承认共同的政治价值？人们普遍认为，有一些价值一直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成为人类永恒的价值，那就是：自由、平等、和谐、公平、正义。这些价值相互关联，相互促进。我们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反映了这样的政治价值。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具有更高更为普遍的政治价值，正是这个政治价值，引导很多国家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也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在其实践中走了不少弯路，犯了不少错误，这使得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的认同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并且带来了道德滑坡、价值失落等等极为严重的后果。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再一次呼唤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的关注，需要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重建和弘扬来激起人们对于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