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岁女明星好看:黄团元：郭沫若的权力有多大

郭沫若的一生(1892——1978)，多彩多姿。邓小平在1978年6月18日为他致的悼词中这样评价：“郭沫若同志不仅是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而且是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社会活动家。他在科学文化方面作出的贡献，在革命实践中立下的功绩，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尊敬。”邓小平还说，“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据说，大人物去世后的悼词，要字斟句酌，层层审核。郭沫若不仅是“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恩来语），重要的是，他还于1949年10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又于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会大会上，出（改）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职务直至逝世。

可见，郭沫若是国家领导人之一，按理说，悼词应将“思想家、政治家”头衔放在前面，然而没有。也许，郭沫若“革命的科学家和文学家”光环，盖过了“副总理”、“副委员长”职务；也许，郭沫若不过是一尊“花瓶”！事实胜于雄辩，不妨用几件事例，看郭沫若生前的实际权力。

一、“兰亭序辩”时，康生为其打招呼以获得支助

《兰亭序》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相传是东晋王羲之的“墨宝”。

1965年，在中国书法界，发生过很有影响的《兰亭序》“真伪之辩”。

事情的起因，源于1964年9月10日和1965年1月19日，东晋时期的《谢鲲墓志》、《王兴之夫妇墓志》，分别在江苏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残墓和新民门外人台山出土。

这两部墓志的主人，都与王羲之有关系：王羲之和王兴之是兄弟辈，和谢尚、谢安（谢鲲的侄子）是亲密朋友——从而出现了问题的焦点：两部墓志的字体都是“隶书”，而《兰亭序》却是“行书”！

于是，便有了郭沫若根据南京出土的东晋王兴之夫妇、谢鲲等墓志均为隶书字体的事实，推断“晋代根本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特别是王兴之乃王羲之亲族。可见，《兰亭集序》应属伪作，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真迹摹本，也值得怀疑”！

郭沫若的这篇文章，题为《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郭沫若还在文中说：传世《兰亭序》的作者并非王羲之，《兰亭序》帖的作者更不可能是王羲之！《兰亭序》是后人在《临河序》的基础上，“窜入”的一百四十多字以成篇。而《兰亭序》帖的作者，是隋代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禅师！

郭沫若的文章，发表在1965年《文物》第6期上。顿时，关于《兰亭序》的“真伪”，辩得“四面八方都骚动”，甚至惊动了毛泽东——回顾此事的文章，已有诸多见于报刊，在此毋庸赘言。

2003年，郭沫若、康生在1965年分别给时任江苏省委秘书长宫维桢（2002年去世）的信被发现。两封信都与《兰亭序》“真伪之辩”相关，再次引起人们瞩目。

郭沫若致宫维桢的信是这样写的：

维桢同志：

你给我们的信和《刘剋墓砖志》都收到了，谢谢您。刘剋墓是否为镇江市博物馆所发掘？有发掘报告否？希望在《文物》杂志上发表。

闻王兴之父墓又被发现，希望能获得更多的研究资料。

专复，顺致

敬礼！

           郭沫若  于立群          一九六五. 四. 七

康生在给宫维桢的信中，这样写道：

宫维桢同志：

谢谢你几次寄来的东晋诸墓志拓片。王兴之、谢鲲等墓志出土，这是书法史料的一个重要的发现，对于研究晋代书法很有价值。南京市文管会关于王兴之的考证，也是很对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谢文物，重见天日，引起郭沫若同志很大兴趣。他写了一篇文章，对王、宋、谢、颜诸志，作了考证，由此并论及兰亭序之真伪。这篇文章，如果得到你们的同意，将连同墓志照片，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但，郭老和我的意见，在发表之前，先寄你和文管会的同志们看看，如果文章有不妥或错误之处，请你们不客气的提出意见，以便修改。

我和郭老迫切希望南京文管会也写一篇文章（至少写一篇诸志发现的经过）与郭老的文章一道发表。如果只登郭文，不同时登你们的文章，不报道你们的工作成绩，这就有点不好。为此，我们有如下的建议：

一请南京文管会尽快写篇文章或报道寄来。

二请你们看看郭老文章，提出意见，以便修改。

三请将《颜谦妇志》发现的时间、地点和经过见告。

四王兴之父亲的墓，是否有志，如有，望能拓寄几份。

据我估计，南京附近地下埋藏文物甚富，尤其是晋代书法史料，可能还有重要的未被发现，也可能王羲之真迹有一天也会发掘出来。

嘱书唐碑题签，顺便写了两个，不知是否能用？自己觉得左手的较好一点，请你看看，是否真的“左比右好”？一笑！

敬礼！

                                康生

                         　　　　　　　　　六五年四月十日夜

从这两封信的落款日期可以看出，郭沫若的信早于康生的三天；郭沫若的信封上有邮戳，康生的却没有，这就是说，郭沫若的信由邮局寄出，康生的信，则是由人捎带（或是行政渠道）；再从郭沫若与康生对宫维桢“您”、“你”的称谓，可见二人和宫维桢的关系有所不同；而康生信中的“左比右好”，似有潜台词……

再从康生信中“郭老和我的意见”等语，可见郭沫若和康生经常交流“兰亭序辩”的情况。可以推断，是郭沫若给宫维桢去信后，康生又追加一封信，叮嘱宫维桢支助郭沫若“兰亭序辩”。

由此可见，文革前夕，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郭沫若，权力还不如党内职务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

二、“文化大革命”中，难保两个儿子的年轻生命

共和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有过这样叙述：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的第二个儿子，196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世英从中学时代起，就成为三好学生、团支部书记，进入大学后，他仍然担任团支书。世英对所学专业十分喜爱。入学不久，他和班上其他三个学生张鹤慈、叶蓉青和孙经武组成了一个讨论小组，对一些哲学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从世界的本质开始，讨论哲学的前途，比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展的背景和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而讨论两者的合理性孰大孰小。

哲学真是一门危险的学问，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认真的哲学思辨中，很自然地产生了迷茫。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定性，尤其是当时思想界流行的对学术问题的专横态度，对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都产生了疑问。他们的小组频繁活动，还写了诗和其他文字的东西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在当时的干部子弟和青年学生中都是惊世骇俗之举。更要命的是，为了表示自己探讨的问题都是未知数，他们给小组起名为X。

不久，X小组的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揭发出来。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由于生计无着，这个大学生常常窘迫到饿饭的程度。世英同情这个同学的境遇，觉得他能上大学太不容易。所以接触得多，谈得也多。X小组里讨论的问题是非常有挑战意味的，其四个成员中，郭世英是郭老的儿子，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儿子，孙经武的父亲也是军队干部。所以，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这个由高级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惹下的麻烦事，在上上下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先是经有关方面批准，X小组所有的成员被公安机关拘留,突击审讯，最后定了反动学生的罪名，郭世英被劳动教养。后来由于表现好，提前解除劳教，转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

郭世英的命运就这样发生了转折。罗点点又介绍郭民英：

世英的弟弟叫民英，从小兴趣广泛，聪明过人。他酷爱音乐，竟然凭着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校里，才华横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他从家里带去一架盘式录音机和同学们一起欣赏喜爱的西洋古典音乐。那时候拥有录音机是不寻常的事。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说音乐学院的一些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拿着家里的录音机到学校里听西洋音乐，崇拜“大（人）、洋（人）、古（人）”，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毛泽东很快批了这封信：“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

于是，郭民英成了“问题学生”。已经学了两年的音乐学院呆不下去了，文科吸取郭世英的教训，不能去；理科又跟不上。郭沫若只得请求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送郭民英参军。罗点点的写道：

爸爸很快替郭沫若夫妇安排好了这件事，把民英送到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海军部队。

一开始，民英表现得不错，尤其他在文艺方面的特长使他在部队的战士演出队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段时期，民英也许还是愉快的，他甚至已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

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文革”开始了。由于对运动不理解，民英原本需要休养生息的精神世界又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痛苦。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正处在孤立无援的危险里。1967年4月里的一天，民英突然自杀身亡。

郭民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郭世英也步了弟弟的后尘。罗点点文笔凝重：

世英所在的农业大学里各路造反派们开始为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于怀疑共产主义理想被劳动教养的事又被翻出来，他被当做反动学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后来，造反派则私设公堂，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当时的详细情况，已经没有人知道，听说周恩来在世英死后曾派人调查，但也没有任何结果。

郭民英死于1967年4月12日，年仅24岁；1968年4月22日，26岁的郭世英又不明不白地死去。在一年又十天的日子里，郭沫若接连失去了两个花样年华的儿子！

“凤凰涅槃”，是郭沫若构思的美好象征；爱子丧命，父悲母唤却不能复生。

也许有人要说，在“文革”动乱年代，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性命难保，何况郭沫若的儿子。这种诠释也不全对：刘少奇是“文革”重点打倒的对象，而郭沫若一直受毛泽东“保护”！

三、作为傅抱石好友，无力帮傅家追回傅抱石遗作

文艺圈中，郭沫若和傅抱石的关系非同一般。

傅抱石幼年丧父，出身贫寒，11岁就在瓷器店当学徒，由好心的邻里资助他读书。1933年赴日本留学时，一贫如洗。不久，他结识了郭沫若。

1934年，郭沫若鼓励傅抱石在日本举办书画篆刻个人展览。如期展出时，郭沫若主持开幕，并为展览题款赋诗。凭借傅抱石的努力和作品的扎实功底，加上郭沫若在日本的声望，傅抱石的书画篆刻个人展览获得了极大成功

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日。他在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设的第三厅厅长时，又将傅抱石召至麾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抱石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尽管公务繁忙，仍然佳作迭出。人们最为熟识的，是傅抱石1959年与关山月合作的高5.5米宽9米的《江山如此多娇》。这幅画，长期陈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厅。

傅抱石1965年9月突发脑溢血逝世，年仅61岁。他逝世后，留下价值连城的画作和藏品。1984年2月，傅抱石的《九张机》图册以310万港元落槌；其代表作《丽人行》以1078万人民币成交，创下当时中国画单幅作品最高的拍卖价格。然而，在他爱国思想的感染下，他那深明大义的夫人和子女从二十世纪70年代起，分几将次他的“宝贝”捐给了国家：

大陆解放前夕，傅抱石曾经托他的好友郭有守，将他在二十世纪40年代创作的约60幅山水、人物画送到法国参展。新中国成立后，这批作品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国外。傅抱石直到去世，也未见到。

1967年左右，傅抱石夫人罗时慧从《人民日报》上获悉郭有守回国的消息，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他。郭有守告诉罗时慧，傅抱石当年托付给他的那批画，一直藏在巴黎艺术博物馆。

听到丈夫心血还在，罗时慧请国家出面，追回傅抱石的作品。几年后，傅抱石残存的33幅画得以重归故土。据傅抱石的次子傅二石回忆，他母亲罗时慧听到消息，于1972年去了北京，“在父亲好友郭沫若的建议下，把作品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

郭沫若能够“建议”傅抱石的亲属将本属傅家的“财宝”捐赠国家，而对傅抱石更多的作品，则无能为力。

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如狼似虎的造反派冲到傅家，将傅抱石的字画、图册、纸墨扔到院子里，要当“毒草”、“垃圾”烧掉。幸亏夫人罗时慧的拚命和傅抱石的学生与造反派周旋，才使傅抱石的遗物暂时幸免于难。

为了保护大师的遗作，傅抱石的亲属、学生及善良的人们冒着危险，将傅抱石的400多幅遗作辗转多处隐藏。后来，这批“宝物”到了南京博物院“定居”。

文革结束后，傅抱石家属只要回了傅抱石头的十多幅遗作，绝大多数都还在由南京博物院“保管”，而南京博物院也没有权力处理。

1977年6月，傅抱石夫人罗时慧凭着对郭沫若的信任，给粉碎四人帮后仍然身居高位的郭沫若写信。在信中，她向郭沫若“求援”，要求他帮助将傅抱石的遗作回归傅家。

郭沫若接到老友夫人的信后，于同年7月3日专门给邓颖超写的一封信。

邓大姐：

您好！我自上个月跌了一跤后，身体一直不大好，所以很久没有见到您了。送上傅抱石的夫人罗时慧给我的一封信，请阅。此事不知怎样处理为好？请您考虑。可否转送先念同志审批，也请您定夺。顺致敬礼！

郭沫若的信耐人寻味。信中虽说“此事不知怎样处理为好”，但从“可否转送先念同志审批”一句推测，他或者为此事作过努力，但没有效果；或者自知有心无力，才将罗时慧的信转呈邓颖超；“也请您定夺”一语，似可这样理解：我难能帮傅家要回傅抱石的遗作，如果你觉得自己也不行，能不能转送李先念？

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郭老”，连一件本该落实政策、物归原主的事也办不成！当时百废待兴的时局是一方面，而郭沫若说话不灵，也可从中窥知。

后来，还是胡耀邦向有关方面打招呼，傅抱石的遗作才得以属于傅家，而罗时慧又率子女捐给国家收藏——这是后话。

郭沫若生前的权力有多大，以上三件事，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