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悟 微盘:李白与杜甫(蛮长的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0:06:50

李白与杜甫

杜甫

杜甫与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尽管李、杜的年龄只相差十一岁,他们也都经历过唐王朝的全盛时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乱,但他们的创作,却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形成于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的渴望与 追求,成为其显著特征。 

  而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 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了杜甫这里便戛然而止。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 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盛唐诗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仍然有所体现。激情虽然在他的诗中受到抑制,却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伟壮大之美,也仍然是诗 人的爱好。他的那些关于时事政治的诗篇,大抵是真诚情感的流露和结晶,而并非以预定的社会功利目的为首要的出发点。从这些方面来说,杜甫与盛唐文化终究有很深的关联。 

  一、杜甫的生平和个性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 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 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杜甫早慧,据称七岁便能写诗,十四、五岁时便“出游翰墨场”(《壮游》),与文士们交游酬唱。二十岁以后十余年中,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这既是为了增长阅历,也是为了交结名流、张扬声名,为日后的仕进作准备。他先到了吴越一带,江南景物和文化,给他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十四岁时,杜甫赴洛阳考试,未能 及第,又浪游齐、赵,度过一段狂放的生活,他后来回忆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壮游》)三十三岁时,杜甫与李白相识于洛阳,又在梁、宋一带为豪侠之游。李白当时已是名震天下的诗人,他的特殊风采和出众才华,深深吸引了杜甫。 

  杜甫称做官为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的。三十五岁左右,杜甫来到长安求取官职。开始,他满怀信心,“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并相信自己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滞留十年却一再碰壁。这可能是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已不够有力,而把持权柄的李林甫等人,又对引进人才采取阻碍的态度。大约在杜甫到长安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的生活因此变得艰困起来,为了生存,为了求 官做,杜甫不得不奔走于权贵门下,作诗投赠,希望得到他们的引荐。此外,他还多次向玄宗皇帝献赋,如《雕赋》、《三大礼赋》等,指望玄宗对他的文才投以青睐。种种努力的结果,是到天宝十四载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样一个卑微的官职,而这已是安史之乱的前夕。 

  天宝后期,唐代社会虽维持着表面的繁盛,却已处处埋伏危机。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玄宗和他的边将们一意开拓疆土、穷兵黩武的政策,导致国力空 虚、民生艰难,许多人无辜死亡;二是玄宗沉湎于享乐,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擅权专政,阻塞言路,政治变得昏暗;三是为玄宗所宠信的安禄山身兼三节度使,手握雄兵,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处在逆境中的人容易看到现实中的弊病,当一场大崩溃即将到来时,杜甫透过个人的不幸看到了国家的不幸,人民的不幸。天宝十一载 (752),杜甫写下了他的名篇《兵车行》,以严肃的态度,真实地记录下人民被驱往战场送死的悲惨图景。这首诗标志了杜甫诗歌的转变。此后,他又写出《前出塞》九首,继续对灾难性的开边战争提出质疑;写出《丽人行》,揭露玄宗宠妃杨玉环的亲族穷奢极欲的生活。而长诗《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更把最高统治 集团醉生梦死的情状与民间饥寒交迫的困境加以尖锐的对照,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诗句概括了社会的黑暗和不合理。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一度被困于叛军占据下的长安。后来只身逃出,投奔驻在凤翔的唐肃宗,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的谏官,地位虽不高,却是杜甫 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但不久就因上疏申救房琯的罢相而触怒肃宗,后于乾元初被贬斥为华州司功参军。由于战乱和饥荒,杜甫无法养活他的家庭,加之对仕途的失望,他在乾元二年(759)丢弃了官职,进入在当时尚为安定富足的蜀中。从安史之乱爆发到杜甫入川的四年,整个国家处在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人民大量死亡,杜甫本人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而他的诗歌创作,因了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颠峰状态。 

 

  《春望》、《月夜》、《悲陈陶》、《悲青坂》、《北征》、《羌村》以及“三吏”、“三别”等大量传世名篇,从诗人浸满忧患的笔下不绝涌出。 

 

  到成都不久,杜甫依靠朋友的帮助,在城西建了一座草堂。后来,杜甫的故交严武出任剑南东西川节度使,与杜甫过从甚密,对他的生活也多有照顾。当严武第 二次镇蜀时,并表荐杜甫担任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为“杜工部”)。杜甫是为了避乱谋食来到蜀中的。最初二年多时间,他闲居草堂,生活确实比较安逸,当时所写吟咏草堂周围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一种清新闲淡的韵致。但这种情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全国来说,安史之乱虽于公元七六三年宣告结 束,但唐王朝的瓦解之势并未因此而停止。外患方面,有吐蕃的严重侵扰,甚至攻入长安,迫使代宗仓皇出逃;内乱方面,则出现普遍的军阀割据或半割据状态,而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横暴,也是有增无减。从蜀中地区来说,它既是吐蕃进攻的一个重点,也是容易发生军阀割据的地方。 

 

  就在严武二次镇蜀的间隔时期,就曾发生一场严重的军事叛乱,杜甫因此一度逃离成都,携家流浪。一场暴烈的动荡转化为持续的衰乱,这使得杜甫对国家的前途更觉失望,他后期的诗歌,情绪甚至比安史之乱中更显得沉重。 

 

  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蜀中重又发生大乱,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也失去凭依,他又带着全家老小,登上一条小船,过起流浪逃难的生活(或谓在严武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员外郎之职由虚衔转为实授,而离蜀赴长安)。最初的目的大概是要沿长江东下出川,路途中却因疾病和战乱等缘故,滞留了很久。先是 在云安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在夔州居住了近两年。到五十七岁那年,终于乘舟出三峡,却仍是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路上漂泊,最后于大历五年、五十九岁上,在耒阳附近客死旅舟。杜甫艰难漂泊的一生,在这里得到一个凄凉的结束。 

 

  “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为中心, 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 

 

  在杜甫年轻时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着两种不同的因素。 

 

  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把贵德行、重名节、循礼法视为基本的人生准则;而同时,他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有着颇为张狂、富于浪漫气质 的一面。他的《壮游》诗回忆往事,自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在文学上,连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那样的人物都不放在 眼里,可见他是多么骄傲。在与李白、高适等人交游时,他们纵酒放歌、慷慨怀古、驰逐射猎,也很有几分任侠之气。后来经过重重苦难的磨砺,杜甫个性中放狂的一面收敛了许多,传统的儒家人生观对于他的个性和行为习惯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纯粹的恂恂君子。《旧唐书》本传说 他“性褊躁”、“无拘检”、“傲诞”,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其实,如果没有几分“傲诞”、“褊躁”,恐怕很难成为一个诗人。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杜甫始 终对屈辱的生活处境十分敏感。滞留长安及漂泊西南时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篱下,仰仗权势者的济助。他在诗中写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 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休为贫士叹,任受众人咍。” 

 

  (《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一个身负“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却成为一名失业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这些诗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表白,看起来绝不相同,实质上却有相通之处。杜诗中那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没有在自觉得碌碌而生、于世无益的情况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着,也是杜甫个性的一大特征。后代有人说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诗中也自称“乾坤一腐儒”(《江汉》),都是就这一种执着态度而言。所谓“致君尧舜”,所谓“忧民爱物”,这些儒家的政治观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种空谈、一种标榜,杜甫却是真心地相信和实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穷则 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之路,杜甫却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穷达,都要以天下为念。甚至,愈是社会崩溃昏乱,他愈是要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尽管 “万国尽穷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但靠了一点一滴的人力,终究能够改变现实。他的这种执着态度,在当年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处,对于诗人来说却是重要的。因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终保持正视现实的热情和勇气。 

 

  杜甫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当李白遭遇危险时,他却魂牵梦绕,再三写下《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诗篇。他在 夔州离开自己住过的一所房屋时,也不能忘记以前常来自己院中打枣为食的邻家老妇人,特意写了《又呈吴郎》诗,嘱托新主人对她应多加体谅。当然,更多的诗篇抒发了他对战乱中的国家和贫苦大众的强烈的忧念。只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样奔泄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节制。这一性格特点,直接影响杜甫的诗歌创作, 就是:杜甫更喜欢、更擅长在严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选择、反复锤炼的语言来抒发情感。   

 

  二、乱离时世的悲歌 

 

  杜甫早期作品留存数量很少。这些诗篇和时代的风气相一致,充满自信、带有英雄主义的倾向,而同杜甫自己后来的作品有明显区别。如《房兵曹胡马》以“所 向无空阔”、“万里可横行”写马,《画鹰》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写鹰,都有不可一世之概。《望岳》诗起首“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气势宏大; 结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富于展望,令人感觉到诗人雄心勃勃的精神状态。随着杜甫渐渐深入到苦难的现实,他的诗也变得沉重起来。但早期诗歌那种气 势壮阔的特点,仍然保留着。 

 

  《兵车行》的创作标志着杜甫诗歌的转变。由此形成并基本上贯穿了杜甫此后一生诗歌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特征有四点:严肃的写实精神;在忠诚于唐王朝和君主的前提下,对统治集团中的腐朽现象给予严厉的批判;对民生疾苦的深厚同情;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沉忧念。 

 

  《兵车行》的开头是一幅悲惨的图景:“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接着把 批判的锋芒指向好大喜功的唐玄宗:“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诗中继续写到战争导致国内生产力的衰减:“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最后借想象为那些无辜的死者发出悲愤的哭喊:“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在唐诗中,如此严肃地正视现实、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的作品,以前还没有过。而在稍后写成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杜诗的批判精神又有进一步的发 展。诗中既写到自己忠于王朝和君主的不可改移的天性——“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同时又对正在骊山行宫中肆意挥霍享乐的玄君臣提出责难:“彤庭所分 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在这里,杜甫的笔已经触及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根本性对立。 

 

  在杜甫的思想中,合理的政治应当表现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和谐:君主应当爱护人民,使之安居乐业,而人民则理所当然地应该忠诚和拥戴君主。然而事 实上这仅是一种空想。他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严肃地面对现实时,不能不为此感到困苦。杜诗的名篇“三吏”、“三别”、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诗作于乾元二年杜 甫从华州去洛阳时。此前不久,唐军在邺城围攻安史叛军遭到大败,形势危急,唐军为了守住洛阳、潼关一线,在民间拼命抓丁,连未成年人和老人都不能幸免。杜甫以叙事诗的形式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悲惨情形。 

 

  从这些典型的忧国忧民之作中,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杜甫。 

 

  首先需要指出:“忧国”和“忧民”并不是很容易统一起来的事情。因为杜甫所忧念的“国”同李氏王朝的“皇纲”之存亡密不可分,这“国”首先是包括杜甫在内的统治阶级的国,统治阶级的成员依其地位高下从这个“国”中得到不等的利益;至于“民”尤其是贫困的劳动人民,即使他们的利益同这个王朝的存亡有一定 关联,他们也主要是牺牲者而不是得利者。而安史之乱就其根本的性质来说,是一场企图改朝换代的军事叛乱。虽然安史集团的头领以汉化的胡族人为主,但民族矛盾的一面也不是主要的。可以说,普通民众是被争夺最高权力的两大集团推进了血火之中。那么杜甫又怎样来看待这个问题呢?先看他的《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泪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读到这里,我们感受到诗人对受难的人民的极其真实深切的悲悯之情。当他说出“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悲愤的话时,他指出了一个惨痛的事实:民众 在这个世界上走到了绝路。沿着这个方向追问下去,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牺牲到最后的人民有无义务继续为大唐王朝作出牺牲?而诗人就在这危险关头收刹了他的笔,转到另外的方向: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所谓官军中劳役轻、官长爱惜士兵,并且似乎没有什么危险,这恐怕是杜甫自己都不能相信的。但他只能这样幻想,并以此安慰从军少年和他们的家人。而归根 结蒂,他还是要求人民继续为唐王朝作出牺牲。还有《新婚别》,写一位结婚才一天的新娘送丈夫从军,诗中既写出她的悲哀:“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又以 较多的笔墨描绘了这位女子“深明大义”的形象。她要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说自己不能跟随而去,因为“妇女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我们不能说 杜甫笔下的新娘不是真实的,但可以想象一定也有不愿自己的亲人走向“死地”的妇女。而之所以选择这一位新娘作为主人公,乃是从国家利益考虑。包括《垂老 别》中那位“子孙征亡尽”而自己又被征去当兵的老人,他的遭遇可以说凄惨至极,诗人对他也确实充满同情,但在篇末,他还是让老人说出“何乡为乐土,安敢尚 盘桓”这样偏向豪壮的调子。 

 

  总之,杜甫“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泯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①;他“忧民”,却又不能因此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而这种折衷又是很勉强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情绪显得非常痛苦。我们没有理由苛责杜甫,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如此严肃地正对现实,关怀人民,已是难 能可贵。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获得“诗圣”这样一个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①如张巡、许远在安史之乱中为坚守睢阳,以人为食,死者数万,封建史家和正统文人对他们吃人这一点仍给予赞扬,这和杜诗的态度完全是另一回事。 

 

  在杜甫晚年,由于形势越发不可收拾,自身的处境也日见窘迫,他对军阀、官僚的横暴、腐败,态度变得更为尖锐严峻。虽然像《兵车行》和“三吏”、“三 别”那样细致描述的作品已经很少再有了,但以高度概括的诗歌语言所揭示的事实,却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如《草堂》写蜀中军阀的叛乱和相互杀戮:“到今 用钺地,风雨闻号呼。鬼妾与鬼马,色悲克尔娱。”——被杀者似乎仍在号哭,而他们的妻妾和马,都面带愁容供杀戮者取乐,这是一幅何等惨酷的图景!又如《三绝句》中写道官军的残暴: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时代的苦难被杜甫以焦虑和愤怒的心情一一记录在诗中。但是,他对现实有什么办法呢?他只能苦苦地告诫那些做官的朋友:“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他只能期盼皇帝的贤明:“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他只能浩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昼梦》)这些无奈的、固执的哀告,说出了受尽苦难的广大民众的心愿。  

 

  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人们从他的诗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位诚实的、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 诗人,如何辗转挣扎于漂泊的旅途,历经饥寒困危,备尝忧患。对于生活在动乱时代的人们,这一类诗格外具有感染力。如《月夜》,是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困居长安时所作,抒发了诗人对被战火阻隔的妻子的怀念: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当他逃至凤翔后,有了机会去鄜州探家时,又写出他的名篇《羌村三首》,录第一首: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诗中呈现一幅戏剧性的异常感人的场面。在那一场突发的大战乱中,家破人亡是寻常事情,骨肉重聚反而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了。杜甫以准确生动的语言,把他们 一家人重新相见时,彼此如在梦中、亦惊亦悲亦喜的复杂心情清晰地呈现出来,可谓感人至深。千百年来,它不知引发了多少人内心的共鸣! 

 

  正是因为个人的命运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富于同情心和社会责任感的杜甫,常常从自身的遭遇联想到更多的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如在《自京赴奉先咏 怀五百字》中,他由幼子的因饥饿而夭折,想到自己的家庭毕竟还享有某些特权,那些地位低下的“失业徒”、“远戍卒”,又将如何挣扎下去呢?在《茅屋为秋风 所破歌》中,他由自家茅屋被风雨吹破而致家人受寒冻,发出“安得广厦万千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祈愿。这种宽广的胸怀,是值得后人钦佩的。 

 

  杜甫的诗歌自古以来就有“诗史”的美誉。但应该指出: 

 

  诗歌并不会仅仅因为记载了某些史实就成为好诗。杜甫其实并非有意于史;他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篇,以及那些纪述自身经历而折射出历史面目的诗篇, 乃是他的生命与历史相随而饱经忧患的结晶,是浸透着他个人的辛酸血泪的。后代有些诗人虽然也关注社会政治问题,但往往有意于史,所以他们的诗作难以像杜诗一样引起我们的感动。 

 

  当然,杜甫的诗歌不尽是同当日的政治、社会问题相关联的,也下完全是忧愤之作。他的作品题材其实很广泛,尤其描绘山水风光自然景物的诗篇,在他的集子 中占了很大比例。杜甫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吟咏美好的山川风光,为他多难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像西南一带的景色,很多是因为有了杜甫的诗才开始为世人所知。有时,杜甫也会忘怀一切地沉浸在自然界种种细微的变化中,写出诸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遣 意》)那样一类情味悠闲的诗句。毕竟,生活是多彩的,作为诗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失去对优美事物的兴趣。 

 

  三、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比较而言,李白的诗天然涌发、飘逸而不可摹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 

  杜甫的诗歌类型众多、风格也富于变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杜甫的诗歌应用范围极广。他不仅用诗歌来叙事抒情,还用来写人物传记和自传、书信、游记、政论、诗文评,几乎无所不能。不过这也带来部分诗歌偏向于理性化的问题。 

  二是杜甫对前代诗歌的态度比较宽容,主张“转益多师”而不轻易否定。比如对南朝诗,杜甫虽亦有所批评,但却不曾像李白那样大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 珍”(《古风》之一)。他对庾信、何逊、阴铿等众多六朝作家,都能诚心地肯定和汲取其长处,从而丰富了自身的创作。这一点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曾强调地指出。 

  杜甫善于运用各种诗歌体式。他的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古体诗,在唐代都是第一流的。七言绝句虽不如李白、王昌龄那样杰出,但也有自成一家的特色。只 有五绝,数量较少,成就亦稍为逊色。在杜甫的诗歌中,有几种类型特别具有独创性,也最能够代表他对中国诗史的贡献,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一类是用五言古体形式写成的自叙性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这类诗大都篇幅较长,往往是融写景、叙事、抒 情、议论于一体,能够表达相当复杂的内容。如《北征》诗长达七百字,叙述作者自凤翔至鄜州探家的一路经历和所见所思,沿途的景物、战乱的疮痕、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个人遭遇的感慨、与家人重聚的情形等多方面内容交织在一起,情绪起伏变化,充分表现了杜甫当时复杂的心理。这类诗是从辞赋体变化而来的,带有明 显的散文成份。宋代诗歌有“以文为诗”的倾向,显然受到杜甫这一类作品的影响。但在杜甫诗中由于感情浓郁厚重,仍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如此长篇,而不致失去诗的特性。 

  一类是以《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体、又有五言古体的叙事诗。这一类诗实际是古代乐府民歌的流变,但杜甫打破惯例,不用乐府古题而“即事名篇”(根据所叙事实命名),这样就更能够反映现实,更富于生活气息。这一创造,直接导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 运动。从叙事艺术来看,这些诗善于描绘人物形象,尤其是运用对话来表现人物个性,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有一类是七律。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 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 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试看他的名作《秋兴八首》之一: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诗写巫峡的秋声秋色,美丽而萧瑟,壮阔而阴郁,以此衬托出孤独的诗人形象。整首诗既有力度,又非常精致,给人以丰富的感受。而有时候,杜甫为了追求特殊的效果,又把古体诗的句式、音调锤进律诗,人们称之为“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在这首诗中,第二句和第七句语法完整,不避虚词、代词,都是古体诗的散文化句式(通常律诗的句子比较紧缩)。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节奏,在第五字 “者”处形成很强的停顿,然后引出悲怆而有力的末句。从声律来说,这首诗每一句第五字的平仄都和律诗规定的平仄相反;而且对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句尾都是三仄声对三平声,起伏感很强,具有古风的特征。这样,作者打破了律诗固有的平衡、和谐,于拗折中求得独特的韵味,借以表达自己不平静的心情。这种借声 调和句法的拗折来抒发某种特殊情绪的手段,后来在宋诗人黄庭坚那里被广泛运用。 

  杜甫对于诗歌的语言非常重视,他毫不隐讳地宣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杜甫把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杜诗语言的功力,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句式、词汇并不特别,但由于写得准确有力,而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如《羌村》中“妻孥怪我在”,读起来是很 平常的句子,但它刻画出妻子见丈夫仍在人世、刹那间竟感到奇怪的神情,成为惊心动魄的一笔。又如《江亭王阆州筵饯钱遂州》中“老畏歌声断,愁随舞曲长”, 也不是很特别的句子,却很充分地写出了诗人观赏歌舞时潦倒愁闷的心情。另一种情况就是用不寻常的语言和修辞手法,造成新鲜的、能够激活读者心理感受的形象。譬如杜甫的写景诗句,常把表示色彩的字放在开头,然后用一个动词引入实物,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 (《晴》),“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等。这样写来,既醒目又能表现出情感的流动。古人炼字,有“诗眼”之说,即一句诗中 有一个字特别警醒,使全句皆活。杜甫这方面的长处尤其为人钦服,赞为一字之下,后人无法更易。像“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 别王二十判官》)的“乱”和“悬”,“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的“垂”与“涌”,“万姓疮痍合,群山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的“合”与“肥”等,不胜枚举。至若《秋兴》中“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动词“开”和“系”都关联两项事物,更是精 巧绝伦。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 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 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这样说,不无夸张之处,但杜甫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和善于创造,而 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却是无疑的事实。 

李白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歌行和绝句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有气势浩瀚、变幻莫 测的壮观奇景,又有标举风神情韵而自然天成的明丽意境,美不胜收。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

 

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思想与人格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还是个谜。李阳冰《草堂集序》和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新唐书》本传,都说他是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这样他就与唐皇室属于同一世系。但这一说法存在许多矛盾。不知由于何种原因,李白先世谪居 条支或碎叶,李白就出生在那里。大约在他五岁时,随家从碎叶迁居蜀之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他父亲“以逋其邑,遂以客为名”。何以要隐瞒名字,因何 迁居蜀中?都成了千古之谜。不过这可能是一个富有的、有文化教养的家庭。李白说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 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其二)。可知他早期曾受过很好的教育。

     他的少年时代,受到道教的深刻影响。蜀中是道教气氛浓郁的地方,青城、峨眉的好几位著名道士,是开元年间很受朝廷重视的人物。李白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胜地,青城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一。环境对他的神仙道教信仰影响至大。他说“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他说他“十五游神仙,仙 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道教的影响,几乎伴随他一生。

     大约在18岁时,他隐居大匡山读书,从赵蕤学纵横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李白思想中纵横家的某些印记。在大匡山的几年,他往来旁郡,游剑阁、梓州。20岁游成都,谒见益州长史苏颋,受到赏识。他后来说的“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可能也指此事。蜀中又是一个有着任侠风气的地方,侠士风概对李白 也有影响。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他“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魏颢《李翰林集序》甚至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他自己也说:“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他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隐居与漫游、神仙道教信仰、任侠中度过的。

     开元十二年(724)李白游峨眉山。秋,他从峨眉山沿平羌江(青衣江)东下,至渝州,写下了《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在这首诗里,开始出现了李白日后诗中的那种浓烈、奔泻而出的感情,那种奔放的气势。第二年春,他东出夔门,“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 书》)。他东游洞庭、登庐山、至金陵、扬州,往游越中。然后西游云梦,经襄阳,作客汝海,不久便在湖北安陆定居下来,与故宰相许圉师的孙女结婚,从此“酒 隐安陆,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以安陆为中心,开始他的干谒与漫游的生活,历江夏、襄阳、洛阳,北上太原,南下隋州,又回到洛阳。他后来有《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记此数年间之行踪。这几年,他以一种迫切强烈的心情,上书安州裴长史、韩朝宗,希求荐用。“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 (《忆襄阳旧游赠济阴马少府巨》)。韩朝宗以善举贤才名闻当时,但他也未能荐举李白。干谒失败之后,他大约在开元二十四、五年前后,西入长安求仕,结果是大失所望。他在长安看到的是官场的黑暗,心中充满愤慨与不平。《古风》中的好几首,作于此时。如其八:

     咸阳二三月,宫柳黄金枝。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日暮醉酒归,白马骄且驰。意气人所仰,冶游方及时。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辞。赋达身已老,草《玄》鬓若丝。投阁良可叹,但为此辈嗤。

     其二十四: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蜀道难》、《梁父吟》、《行路难》都集中地表现了这个时期的愤激不平情绪。《行路难》云: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粟。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叩关阍者怒”(《梁甫吟》)。他带着失败的心情离开长安,再次漫游,从梁、宋而洛阳、襄阳,然后举家迁居山东任城,与孔巢父等隐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

     或者由于他的名声,或者还有人荐举,天宝元年(742),机会终于来临,李白奉召入京,供奉翰林。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时期,玄宗“降辇步迎,如见绮 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置于金鸾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李阳冰《草堂集序》)。他自己也说:“一朝君王垂拂 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驾出鸿都,身骑青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章紫绶来相趋。”(《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 人》)但不久,就为朝中权贵所谗毁,他在仕途上再次遭受打击,天宝三载以“赐金放还”的名义被迫离开长安。这次他的愤慨更为深广:“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 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鞠歌行》)他沿黄河东下,来到洛阳。在洛阳,与杜甫相遇,结下了千古传颂的深厚友谊。两人同游梁、宋,在那里又遇高适,怀古登临,纵酒射猎。之后,他在齐州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再次举行入道仪式。这时他的思想是复杂的,既悲慨不平, “我本不弃世,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对朝廷充满不满与失望的情绪,但又关心国家命运、积极入世,希望建立功业的心情并没有消退。他寄家东鲁,南下吴越,北上蓟门,近十年的漫游,都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北上蓟门经大梁时,他醉别于逖,依然是一腔慷慨豪情:“太公渭水猎,李斯上蔡门。钓周猎秦安黎元,小鱼<夋兔>兔何足言。……劝尔一杯酒,拂尔裘上霜。尔为我楚舞,吾为尔楚歌。且探虎穴向沙漠,鸣鞭走马凌黄河。耻作易水别,临歧泪滂 沱。” (《留别于十一逖裴十三游塞垣》)在幽州,他预感到安禄山行将叛乱,忧虑不安。安史乱起,他正在庐山,永王李璘奉玄宗普安郡制置诏,出兵东南,经九江,李白以为报国的时机已到,入永王幕,慷慨从军。而此时肃宗李亨已即位灵武,以叛乱罪讨伐李璘。李白也因反叛罪蒙冤入狱,长流夜郎。乾元二年(759),他在 流放途中遇赦放回,流寓南方。上元二年(761)闻知李光弼出征东南,他又想从军报国,无奈半道病还,往当涂依县令李阳冰。于次年病逝于当涂,年62岁。

     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 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之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他仰慕传说中作过小贩、屠夫,80岁在渭水边上遇文王,90岁封为齐侯,建立了不世功业的吕望;仰慕筑过墙,后来建立伟大功勋的傅说;仰 慕隐于高阳酒肆,后来不费一兵一卒就为刘邦取得72座城池的郦食其;仰慕鲁仲连、宁戚、范蠡。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着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他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不断遭致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之中。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样的理 想,他又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他是把盛唐士人的入世进取的精神高度地升华了,带进了一个理想化的境界。

     神仙道教信仰在李白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他的近千首诗中有一百多首与神仙道教有关。他正式入道,“名在方士格”。他炼丹服食,是非常认真的,充满对于神 仙境界的幻想。当他仕途失意的时候,便进一步走向道教。但有时他又对神仙世界持怀疑态度:“仙人殊仿佛,未若醉中真。”道家和道教信仰给了他一种极强的自 我解脱的能力,他的不少诗表现出人生如梦、及时行乐的思想,而其实是渴望任随自然、融入自然,在内心深处深藏着对于人生自由的向往。在他的人格里,有一种与自然的亲和力。山水漫游,企慕神仙,终极目的是要达到一种不受约束的逍遥的人生境界。他的狂傲不羁的性格,飘逸洒脱的气质,都来源于这样的思想基础。贺 知章曾称他为“谪仙人”,他也以“谪仙人”自居,同样出于对不受约束的自由人生的向往。他的明朗、自信、壮大、奔放的感情,也基于这样的人生向往。李白人 格的最突出的特点,便是独立不羁,不受任何约束。这是魏晋开始的人的觉醒发展至巅峰的产物,是盛唐精神的高度升华的产物。

 

第二节 李白的乐府与歌行

 

古题乐府的创新与个性特色 行云流水的抒情方式  李白歌行的价值

 

     李白是个非常自负的诗人,在《古风》其一中,他有感于“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对“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提出批评,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因此,继承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优良传统和诗歌风骨,就成为他振起诗道的革新手段,主要体现在他大力拟作古乐府的创作 实践中。

     李白的乐府诗大量地沿用乐府古题,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能曲尽拟古之妙。其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古题写现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如《上之回》、《丁都护歌》、《出自蓟北门行》、《侠客行》等,均属于缘事而发之作,与《古风》诗一样,表达的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具有深刻的寓 意和寄托。再一方面,则是用古题写己怀,因旧题乐府蕴含的主题和曲名本事,在某一点引发了作者的感触和联想,用它来抒写自己的情怀。

     这后一方面的乐府诗,因偏重于主观抒情,更能体现李白诗歌创作发兴无端、气势壮大的个性特色。其妙处常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既可以说它有寄托,也可以说它只是抒写感慨,想落天外,奇之又奇。如《蜀道难》的古辞寓有功业难成之意,正是这一点,触动了李白初入长安追求功业未成时的悲愤。他用这一古题抒发自己的 感叹,于诗中再三嗟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对于蜀道高峰绝壁、万壑转石的险难的渲染,也是诗人对于世道艰险的渲染。再如《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 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洁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此诗的乐府旧题,含有以饮酒放歌为言之意。李白由此引发,抒发“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壮气概,把借酒销愁写得激情澎湃。具有大河奔流的气势和力量,不仅把原曲的主题发挥到淋漓尽致,还充分展示出诗人狂放自信的人格风采。

     李白的这一类乐府诗,虽说是拟古,却处处有“我”在,呈现出他人无法摹似的个性特色。如《行路难》: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从语调到气势,都是李白式的,以第一人称的抒怀和议论表达主观感受,完全打破了传统乐府用赋体叙事的写法。诗人在选择乐府旧题抒写己怀时,常根据这个题目在古辞中的寓意和情感倾向,进行创造性的生发和联想,运用大胆的夸张和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观感受,以纵横恣肆的文笔形成磅礴的气势。李白将自己的浪漫气质带 进乐府,从而使古题乐府获得了新的生命,把乐府诗创作推向了无与伦比的高峰。

     李白把自己的个性气质融入乐府诗的创作中,便形成了行云流水的抒情方式,有一种奔腾回旋的动感。这种动感,见诸于字句音节时,常表现为句式的参差错落和韵律的跌宕舒展,在杂言体的乐府中尤为明显。李白乐府的代表作,如《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和《行路难》等,大都是以五、七言为主的杂言体。这种 杂言体乐府,在体制和格调方面,与唐代盛行的歌行体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李白的乐府诗创作,实已完成了从汉魏古体到唐体的根本性转变。

     李白歌行的创作成就比乐府高,但两者之间的界限不容易划清。一般将李白古诗中以歌、行、吟、谣等为题的纵情长歌,作为其歌行的代表作,诸如《襄阳歌》、《扶风豪士歌》、《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少年行》、《古朗月行》、《江上吟》、《玉壶吟》、《染园吟》、《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等。

     在这些作品里,抒情的意味更浓,诗人以主观情感和意向为轴心展开篇章,飞腾想象,虚实相间,笔势大开大合,有时顺流直下,有时大跨度跳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如《玉壶吟》:“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又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 影,送我至剡溪。……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李白式的抒情,似暴风急雨,骤起骤落,如行云流水,一 泻千里,像是从胸中直接奔涌喷吐出来。其《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云: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此诗作于李白二入长安、被以“赐金放还”的名义废逐之后,高傲自负而不为世所容,一种难以抑制的悲愤之情如火山爆发。强烈的不平和愤懑并未减弱其不可一世、自命不凡的气概,反而是“抽刀断水水更流”,悲感之极而以豪逸出之,更加慷慨激昂。他竟能将失意的哀感,也表现得如此淋漓酣恣,如此气势凌厉,悲中见豪,令人心醉神迷,又感到振奋。这是他超于常人的不可及之处。

 

     李白的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变,达到了任随性情之所之而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不仅感情一气直下,而且还以句式的长短变化和音节的错落,来显示其回旋振荡的节奏旋律,造成诗的气势,突出诗的力度,呈现出豪迈飘逸的诗歌风貌。李白独特的艺术个性,及其非凡的气魄和 生命激情,在他的歌行中全都展露出来,充分体现了盛唐诗歌气来、情来而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具有壮大奇伟的阳刚之美。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歌诗,裴 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新唐书·李白传》)因这三者都是盛唐艺术追求浪漫个性的典型代表。

 

第三节 李白的绝句

 

     明快的语言所表达的无尽情思 清新俊逸的爽朗风神 乐府民歌对李白绝句的影响

 

     李白诗歌的美是多样的,除大气磅礴、雄奇浪漫的壮美风格外,还有自然明快的优美情韵,这主要体现在他那些随口而发、颇多神来之笔的绝句里。

     李白是唐人中五绝与七绝都写得极好的人。明人胡应麟说:“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物。”(《诗薮》内编卷六)他的五言绝句,往往有一种明快格调,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现出无尽的情思韵味。如《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这是一首写片刻超然意趣的佳作。一人独坐时的寂寞心情与寂静的山景忽然冥会,感受到与自然相亲近的温暖,人与山刹那间灵性相通、浑然一体了。诗人将这种心领神会的感受信口说出,仿佛毫不费力,但在相看两不厌的人与山的冥会中,似有未曾说出且不必说出的无限情思在其中。再如《劳劳亭》:

     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春风知别苦,不遣柳条青。

     借春风有情来写离别之苦,说春风吹过而柳色未青,似乎有意不让人折柳枝送别。话语极为明白易晓,景物很简单,情思也只是灵心一闪的感悟,蕴含却委曲深长。

     绝句体制短小,适于写一地景色、一时情调,可它离首即尾,易流于浅露,所以绝句贵在含蓄。但若刻意锤炼,又易流于斧凿,所以绝句又贵在自然天成。李白的五言绝句,能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无尽的情思,做到了既自然,又含蓄,真实简炼而蕴含丰富。这是绝句的最高境界。

     李白的绝句境界清新,而内蕴飘逸潇洒的风神。他的爽朗的性格、自由自适的气质,反映到他的绝句里,就形成了清新飘逸的情思韵味。如《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

     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一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

     把一个水、月、白云连成一体的琉璃世界,和在这个世界里产生的奇妙想象,写得那样明净秀美,如入神仙境界。其五:

     帝子潇湘去不还,空馀秋草洞庭间。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

     美的湖,美的传说,空灵、明净;如画的境界,表现出一种超脱于尘世之外的皎洁明净的心境。李白的七绝,以山水诗和送别诗为多,也写得最出色。他有一种与天地自然融为一体的气质,以其天真纯朴的童心,与山水冥合。无论写景言情,都具有一气流贯的俊逸风神和爽朗情韵。如: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望天门山》)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

     类似的七绝佳作,在李白诗中不胜枚举。这些作品,多写诗人在大自然怀抱和日常生活中获得的审美感悟及片刻情思,属兴到神会、一挥而就的自然天成之作。那刹那的感觉,那无穷的馀味,所表现的是自然的美和普遍的人性、人情,平易真切,极富生活情趣,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美。

     李白的绝句,特别是七言绝句,带有以古入律、自由发挥的特点,融入了乐府歌行开合随意而以气贯穿的表现手法。许学夷《诗源辨体》说:“太白七言绝句,多一气贯成者,最得歌行之体。”

     李白绝句受乐府民歌的影响极为明显,在他159首绝句(五绝79首,七绝80首)里,拟乐府民歌的作品约四十五首,占了近三分之一。其中有很多脍炙人口之作,如《静夜思》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一时感悟,明快说出,道出了浓郁的思乡之情中最动人的那一点,遂引起千载之下人们的普遍共鸣。再如《秋浦歌》其十五:“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虽然夸张,却十分自然真切,兴到语绝,令人叹服。

     此外,像《玉阶怨》、《越女词五首》、《巴女词》、《襄阳曲四首》等,也都是李白拟乐府作品里的绝句佳作,多具有清新纯朴的民间气息和活泼生动的民歌情调。如《越女词五首》其三:“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像这种类于民歌出口成章、纯赖兴会或灵感的天然句式,在李白的五、七言绝句中是最多的。就作品的自然天成和清新明快而言,李白绝句的成就无人可比。

     绝句是李白感情世界的瞬间呈现,其开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以及洒脱的气质,全都灵光一闪地反映了出来,脱口即成绝唱。在盛唐诗人中,王维、孟浩然长于五绝,王昌龄等七绝写得好,兼长五绝与七绝而并至极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第四节 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

 

     主观色彩 想象特色 意象类型与词语色调

 

     在盛唐诗人中,李白是艺术个性非常鲜明的一位;在中国诗歌史上,他的作品的艺术个性也是独一无二的。

     李白的诗歌创作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要表现为侧重抒写豪迈气概和激昂情怀,很少对客观物象和具体事件做细致的描述。李白作诗,常以奔放的气势贯穿,讲究纵横驰骋,一气呵成,具有以气夺人的特点。如《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以大鹏自喻,并非庄子式 的逍遥以自适的大鹏,而是奋飞以引起震动惊怪的大鹏。在这不凡的浩大气势里,体现的是自信与进取的志向和傲世独立的人格力量。李白诗之所以惊动千古者在此。如他在《江上吟》诗中所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

     洒脱不羁的气质、傲世独立的人格、易于触动而又暴发强烈的感情,形成了李白诗抒情方式的鲜明特点。它往往是喷发式的,一旦感情兴发,就毫无节制地奔涌而出,宛若天际的狂飚和喷溢的火山。如《鸣皋歌送岑征君》抒写对于政治黑暗、是非颠倒的愤慨:

 

     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蝘蜓嘲龙,鱼目混珠。嫫母衣锦,西施负薪。若使巢、由桎梏于轩冕兮,亦奚异于夔龙蹩躠于风尘?

     悲愤不平,慷慨激昂。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和节奏变换,追摹情绪冲动时情感喷发奔涌的起伏跌荡,让人直接感受到心灵的震撼。又如《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一开始便如行云流水般把浓烈激越的情怀抒写出来,接着便是抑制不住的感情浪潮的喷发: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世人闻此皆掉头,有如东风射马耳。鱼目亦笑我,谓与明月同。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折杨》、《皇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由来贱奇璞。黄金散 尽交不成,白首为儒身被轻。一谈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声。

     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完全是李白式的。

     与喷发式感情表达方式相结合,李白诗歌的想象变幻莫测,往往发想无端,奇之又奇,如:“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 东海。”(《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将进酒》“白 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十七首》其十五)“猿声催白发,长短尽成丝。”(《秋浦歌十七首》其四)“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 (《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真是想落天外,匪夷所思。

     他的奇特的想象,常有异乎寻常的衔接,随情思流动而变化万端。一个想象与紧接着的另一个想象之间,跳跃极大,意象的衔接组合也是大跨度的,离奇惝恍,纵横变幻,极尽才思敏捷之所能。

     与作诗的气魄宏大和想象力丰富相关联,李白诗中颇多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壮美意象。他对体积巨大的壮观事物似乎尤为倾心,大鹏、巨鱼、长鲸,以及大江、大河、沧海、雪山等,都是他喜欢吟咏的对象,李白将它们置于异常广阔的空间背景下加以描绘,构成雄奇壮伟的诗歌意象。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登高壮 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声,白波九道流雪山。” 雄奇壮美的意象组合,给人以一种崇高感。又如《渡荆门送别》:“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意象亦极为阔大壮观。

     但是,李白诗里亦不乏清新明丽的优美意象。如“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清溪行》)。“绿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秋浦歌》其十三)。“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别储邕之剡中》)。“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 晶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这些由清溪、明月、白鹭、竹色、白露等明净景物构成的清丽意象,极大地丰富了李白诗歌的艺术蕴含。因此,李白诗的意象,便有壮美与优美两种类型。

     李白在《望终南山寄紫阁隐者》一诗中说:“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他对白色的透明体,有一种本能的喜欢,最感亲切的东西是月亮,其《月下独酌》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月的形象在李白诗中反复 出现。在李白诗里,用得最多的色彩字是“白”,其次是金、青、黄、绿、紫等。他天性开朗,喜欢明丽的色调,不喜欢灰暗色。李白诗歌的语言风格,具有清亲明 快的特点,明丽爽朗是其词语的基本色调。他那些脱口而出、不加雕饰的诗,常呈现出透明纯净而又绚丽夺目的光彩,反映出其不肯苟同于世俗的高洁人格。

 

第五节 李白的地位与影响

 

  李白的地位 李白的影响

 李白是时代的骄子,一出现就震惊了诗坛。他气挟风雷的诗歌创作,及其天才大手笔,当时就征服了众多的读者,朝野上下,许为奇才,享有崇高的声誉和地位。如苏颋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引)杜甫对李白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春日忆李白》中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 庾开府,俊逸鲍参军。”由衰地赞美李白诗歌创作的飘然思不群,认为他的诗具有“清新”、“俊逸”的风格特点,天下无人可比。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里 又说:“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指出李白诗歌有盖世绝伦的神奇艺术感染 力,其巨大的声名将流传后世。他在《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对李白的纵恣天才赞叹不已。李白的同时人任华,说李白“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杂言寄李白》)。在中晚唐诗人眼中,李白、杜甫有着极高的地位。韩愈和李商隐,对李白都推崇不已。宋以后,杜甫地位极高,然论诗者,皆并称李、杜。

     李白对后世的巨大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中所表现的人格力量和个性魅力。他那“天生我才必有用”的非凡自信,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独立人格,那 “戏万乘若僚友,视同列如草芥”的凛然风骨,那与自然合为冥一的潇洒风神,曾经吸引过无数士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那种个体人格意识受到正统思想压抑的文 化传统中,李白狂放不受约束的纯真的个性风采,无疑有着巨大的魅力。他诗歌的豪放飘逸的风格、变化莫测的想象、清水芙蓉的美,对后来的诗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苏轼、陆游等大家,都曾受到他的影响。由于他以才力写诗,凭气质写诗,他的诗风事实上是无法学习的。在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有不可更替的不朽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