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周公父女完整版:未来的大同世界能有多少中国元素

未来的大同世界能有多少中国元素 
博主：信力建 　发表时间：2011-11-15 09:12:00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和过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全然不同的新阶段。全世界人民都已经看到，在今天和平发展正在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潮流”。建立一个讲究“平等、共和、民主、法律”的“大同世界”在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曾为世界文明做出过自己不朽贡献的中华民族能为之做出自己怎样的新贡献应该是所有中国人必须面对和做出自己答案的问题。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大同”、“和谐”、“仁爱”的思想源远流长，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孔子提倡“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仁爱”；墨子提出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到了近代，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提出了未来大同世界的模式：在政治上，全世界再无国家，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在家庭上，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大人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在社会上，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警惰为最严之刑罚。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接下来的孙中山也一生向往“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在他的心目中，所谓“大同世界”就是《礼记·礼运》中讲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户外而不闭，是谓大同。”换言之，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模式。这个社会强调的是一个从亲亲出发的社会架构，在这个架构中的每个人都需要从爱自己的亲人开始，建立起一套人与人之间相爱的和谐的社会模式。只有当每个人都具有一颗博爱的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遵守了仁义礼智信时，社会的大同才会降临。跟传统儒生不同，孙中山的大同社会理想不似儒家所仰仗的圣人治理下的礼仪教化，而是依靠建立起完善的五权宪法所实现的。五权宪法是孙先生的独创，借鉴了西方优越的三权分立理论学说和中国传统的监察考试体系所建立起来的著名理论。这一理论在目前看来也不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在我国台湾地区得到了具体地实践，应该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遗憾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给中国送来了西方极左思潮，这股思潮与中国固有的皇权思想相激相荡导致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断，中国走向大同世界融入世界主流的努力因此付之东流，时至今日，中国离世界主流社会距离在渐渐拉大，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首先，在政治上，民主政治有名无实，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还是中国人的梦想。没有政治民主的现代化只能是空中楼阁；其次，经济自由化可望而不可及。虽然今天中国实行了所谓市场经济，但在一党主持和私有财产没有得到完全彻底保护的前提下实行的市场经济是徒有其名的，离真正的经济自由化还差之甚远。最后，则是文化上的一元化。在文化上，我们虽然号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实际上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所谓“主旋律”）还阴魂不散，在其打压之下，思想领域群芳芜秽，乏善可陈。

要解决这些问题，使中国尽快融入世界大家庭成为世界公民，该做的工作当然很多，最起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首先是划定权力和权利的界限。时下的中国，权力权利不分，因此在政治民主方面举步维艰。大致说来，权利是平等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在中国缺乏权利的传统，谁的地位越高，谁的权力就越大，拥有的特权就越多。其其结果是导致今天中国人争权夺利，人人想拥有特权和强权，人人不是追求平等的权利，而是想获得高人一等的强权。所以在中国，特权现象比比皆是，开车的不会让路给走路的，因为开车阶级自认为比行人高人一等，拥有特权，岂有上等人为下等人让路之理！在今天这样一个只认强权的丛林世界里面，富强似乎是强力竞争的结果，国家越是富强，人民越是富裕，社会却越是不平等，距离平等的人权也就越远，强权的逻辑反而显得越加霸道。

胡适有言：“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取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争取个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的确，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生活着的国家里面是没有自由与权利的，那么，那个人的国家实际上也是一个没有自由和失去权利的国家，一个应体现和反映着全部人意志和权利的国家主权（公共权力）已沦为少数人的私人财产和私权，就如同皇帝便将天下视为自家的私人财产一样。事实上，国家是由人民、领土及主权等三大要素构成，国家的概念是指生活于该领土上的所有人们共同拥有主权的聚合体。即国家是由一个个的人（成员）组合起来的聚合体，每一个人作为该国家的成员之一，他的自由与权利就代表着该国家的自由与权利，试想，如果一个国家当中的普遍人们是没有自由和丧失权利的，该国家也就自然是一个没有自由和丧失权利的国家所在，这个国家不是已为外盗所侵占着就是已被内贼所挟持了，该国家的主权已经是沦陷了的。我们不要总是寻找一切借口来盗用集体名义来抹杀了个人权利，没有个人的存在何来集体之实有？集体也就是在个体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组合，集体之中如若丧失了一个个的个体存在，集体也必不复存在了。因此来说，只有维护好个人权利，也就是维护了集体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便是这个道理。

其次要将发展目标从富强变为文明。在发展目标上，我们现在只强调强国富民，但真正现代社会的标准不是富强，而是文明。富强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竞争力，第二个是国民的竞争能力。第三则是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我们一直在声称要改革制度，然而事实上却对动制度背后的核心价值（即文明），不改变制度的基本结构，而仅仅使之更完善，更有效，运转更良好，提高制度的行政能力，那么这种改革就与文明无涉。西方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这种根本改革称为“制度的合理化或理性化”。所谓的制度合理化，实际是将整个国家、社会的各种单位，从行政机构、司法系统、军队，到工厂、商社乃至学校、社团，都按照公司化的制度来重新配置和改革，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没有中断过，但绝大部分的改革，都不涉及到文明问题，不涉及到价值问题，也与扩大政治参与基础、扩大政治的合法性无关。改革只为提高制度的竞争力，只为实现富强梦，这是一种非政治化、去价值化的政治改革。要之，文明的改革必须从富强进入文明——什么是“文明”？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种文明，是一套现代的价值观。之所以说它们是一套价值观，意思是自由与民主是人类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因为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人才有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过比较符合人性的生活。这就是文明的生活。

拥有13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中国，如果经过自强不息顺利融入这个正在日益向着“平等、共和、民主、法律”目标迈进的“大同世界”的话，那不仅对世界的和平发展是一个极大促进，而且对全球华人在世界地位的提升也将前所未有，中国也将成为实现世界大同的大功臣，其在世界舞台上的作用会变得举足轻重——这，才是真正的“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来源于　博客日报 原文链接：http://xinlijian.bokerb.com/blog.php?do=blog&event=view&ids=169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