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璐陈西贝演的电影:中国会不会发生债务危机？

新华网 （ 2011-07-24 00:19:22 ） 来源： 《环球》杂志
刘杉
中国是个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们很难想象政府会感到无助。
目前，欧元区、美国和中国三大经济体都在经受政府债务问题的困扰。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国债总额上限能否按期提高仍存悬念，中国地方债务则显得深不可测。舆论与学界虽然不断发出警告，投资者也对银行、上市公司敬而远之，但是中国政府层面却表现得相当淡定。
国家审计署日前公布了一份详尽的地方债务审计报告，虽缺少乡镇一级债务数据，但大体揭示了中国地方债务基本概况。
这份报告暴露了地方债务的五个主要关键点：一是三级政府债务总额有了确切数据，为10.7万亿元；二是地方政府整体债务率为70.45%，二成市级政府达到100%；三是债务结构以银行信贷为主，大体占比80%；四是短期还款比例过半，53%债务在两年半内到期；五是九成债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周期较长。
审计署报告与银监会此前公开的统计数据存在偏差，若不考虑二者差异，仅从审计署报告中也能发现三个重要现象：其一，债务期限与投资周期存在错配，即债务期限短，而投资周期长，这让政府还款安排遇到困难；其二，部分地方政府自我偿债能力丧失，债务违约不可避免；其三，地方债务以银行信贷为主，这意味着地方债务违约就会引发银行信贷危机。
如果中国发生债务危机，实际就是银行危机。不过，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因为中国没有政府破产机制，银行也为政府所有。
但中国有其特殊性。没有预算约束，发新债还旧债不成问题；银行受政府控制，借新款还旧款顺理成章；地方债券由中央财政担保，和国债信用几无区别。这样的制度特色，很难想象中国会发生系统性债务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后，银行公司治理也退回到改革前状况，政府色彩浓厚，因而占比八成的地方借贷完全可以在中央和地方几级政府合力安排下，由银行完成大规模的借新债还旧债工作。不过在借新还旧的同时，若保持商业信贷一定规模增长，那将不得不再次放开信贷闸门，进而引发新一轮通胀预期。若减少商业信贷，则产生对私人经济的“挤出效应”，从而抑制经济增长。
以中国的经验，发生债务危机几无可能，但银行系统产生一定比例坏账则无法避免。如果坏账率过高，最终还得靠增加资本金来加以化解。其方式有二：一为增发新股，在资本市场圈钱；二为中央财政出钱，直接注资。前者由股民买单，后者由纳税人付账，方式不同，但损失都是由居民承担。
地方债务快速增长，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困扰。究其原因，不仅是地方预算软约束所致，也与宏观调控不慎有关。
审计署报告显示，地方债务增速最快的时间为1998年和2009年，这两年债务余额分别比上年增长48.20%和61.92%，而这两年恰恰为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第一年。可以认定，在中央政府实行“4万亿”刺激政策后，引发了地方债务爆炸式增长。
宏观不慎，引发微观风险积聚。为避免未来市场环境变化导致长期风险集中爆发，中国亟待推进政府改革，特别是提高预算透明度，并对政府宏观决策加以约束。
首先，宏观调控应建立审慎评估制度。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实施了“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大规模政府投资诱发货币和信贷疯狂增长，不仅造成地方债务激增，更直接产生通货膨胀。而此后为抑制通胀，紧缩信贷又促成地方投资后续资金不足。2010年地方债务余额增速比2009年陡降43.06个百分点，凸显投资和债务安排的不合理。因此，审慎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是避免政府开支扩张的重要前提。
其次，地方融资应有市场化制度安排。在中央1.18万亿元投资拉动下，地方政府需提供相应配套资金。然地方政府财力有限，中央又未安排合理债券融资规模，迫使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向银行借贷来获取资金，最终促成地方债务余额的八成为银行信贷，并形成资金与项目的错配。因此，逐步放开信用等级较高的城市债市场，是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有效工具。
第三，建立预算硬约束势在必行。地方政府形成高额债务，既有宏观刺激政策诱因，也与日常投资缺乏硬约束有关。投资冲动是地方政府行政显著特点，中央财政专项支付也诱使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因此，改革财税转移制度安排，建立财政预算硬约束，是避免地方债务无限增长的制度保障。
中国发生系统性债务危机是小概率事件，但债务问题长期不解决，公众会逐渐丧失对货币和政府的信任，而公众信任，则是无法用行政手段重组的。
（作者系《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来源：2011年8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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