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直播的女朋友不能要:戳破马寅初的神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8:02:51
所有学科的大平台,宋健再也不屑于参加人口学方面的活动(但他在需要的时候却从不拒绝人口学家的称谓,只是有的时候要突出自己控制论和系统工程的学科背景,似乎是比通常的人口学更为科学和高级的人口学家)。所以,对于人口学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有幸能亲眼目睹宋健的风采,那次闪亮登场夸赞马寅初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是,只要论及与人口学的渊源,宋健还是不忘马寅初

“受激于马寅初的风范,面对令人堪忧的中国人口,我邀约于景元、李广元等,应用控制论的理论和方法接续研究人口问题。”俨然一位人口学家马寅初的虔诚弟子。至于田雪原似乎与马寅初更为直接。“一九七九年发表《为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翻案》并编辑出版他的《新人口论》后,我也由探讨经济学转向研究人口学……”。再经若干年后,田雪原叙述马寅初对其成长影响的历史渊源就更为悠长和清晰。“1959年笔者作为初入北大的一名学子,一踏进校门便赶上第二次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当时知少识浅,课余时间找来马老的几篇文章和批判他的文章对照着读,感到马老讲得颇有道理,那些批判文章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号,由此心中有些愤愤不平。后来马老无名‘蒸发’,笔者的心中不平又平添几分;再看马老誓死为真理而战,铮铮铁骨掷地有声,便有意搜集一些相关资料,并且一直保存下来。还时不时地想到这桩公案,难道事情就这样了结了吗?甚至想到会有翻案一天的到来。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笔者曾动笔撰写为马老翻案的文章……”可见,举凡中国人口学界大师一级的人口学家,大都在人口学家马寅初接受批判时就受其激励而终归成就为大人口学家。

但是,历史上的马寅初其实是听了毛泽东的计划生育的演讲之后才写作“新人口论”的。在50年代,马寅初跟在毛泽东后面写农业合作化、写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写大跃进、写“农业八字宪法”……,几乎宣传和解释毛泽东所有的政策。人口方面的文章仅仅是马寅初诠释党和毛泽东的许许多多方针政策的很小一个方面,把马寅初说成人口学家是连马寅初本人也不会同意的事情。因为马寅初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是紧跟党和毛泽东的,所以,党和毛泽东并没有批判过马寅初。马寅初受批判实际上是那个时代里民主人士相互之间的事,更是与主张计划生育毫无关系的事情。马寅初“铁骨铮铮”的那些话是针对组织批判和围攻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而不是对着所谓陈伯达康生或者所代表的党和政府的。这样,叙述出马寅初事件的真实经过,一方面是还原历史真相,另一方面也是揭露宋健田雪原的,撕破他们出场的伪装,揭露其出道的行头就是假的。因为论文是要颠倒30多年来几乎所有关于马寅初问题的认识,我就不得不把许多关键性的证据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再加上需要澄清的问题太多、太复杂,文字就特别的长(约略6万字)。但是,作为博文,我只能将展现历史真相的《马寅初事件始末》的文章大义约略叙述如下,有兴趣或者感觉疑问的读者可以阅读《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电话 0351-7985580),拙文已经在该期刊今年第5期上全文发表。

1979年后半年,社会很快制造了一个神话,说民主人士马寅初是比党和毛泽东更早认识社会主义新中国人口问题的贤哲,毛泽东把马寅初接进中南海,畅谈人口问题。党和毛泽东先是接受马寅初的建议,决定控制日益增长的人口,实行计划生育,后来却又反悔批判了马寅初。其中陈伯达和康生起到了极坏的作用,他们不仅指名道姓点名说马寅初是马尔萨斯,而且组织理论界在《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报刊杂志上围攻、批判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面对陈伯达康生组织的批判,真理在握的马寅初公开发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的誓言。经过1958、1960年两次批判后,马寅初不仅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而且被党和政府免去了全国人大常委职务,离开了中国政治和学术舞台。于是乎,中国人口有了“错批一人,误增3亿”。在此以前,宣传口径还说 “计划生育是毛主席倡导多年的一项伟大事业”,从此,这样的话语就不再出现了。再后来,1981年初春,中国人口学会成立,百岁老人马寅初被推选为名誉会长。马寅初俨然成为新中国主张计划生育第一人,中国人口学的鼻祖。

但是,当年的历史却不是这样。

首先,马寅初可不是一般的民主人士。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马寅初就站在毛泽东右侧稍后一些的位置上,与毛泽东之间隔着半个林伯渠,其距离之短,从马寅初不时地探头看望毛泽东手上的讲话稿可视一斑。从这时起到第一次全国人大召开以前,马寅初是经常参加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会议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除了7位主席副主席外,其他56位委员中还有如林彪、邓小平等许多委员实际上都是很少出席会议的委员),担任以陈云为主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及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因为中国最高政治权力机构几经变动,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那时马寅初的地位究竟有多高。这么说吧,1955年干部定级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行政二级,马寅初为行政三级,是相当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国务委员或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才可以靠上的级别待遇

马寅初既是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更是传统的中国文人。早在地下党动员他由上海去香港再伺机北上参加政协和中央政府的时候就说,“我可无功不受禄呀”。所以,党和毛泽东给了马寅初这么高的待遇,马寅初总是在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现在的主流观点把马寅初打扮成为新中国贡献了控制人口的主张,实际上,马寅初除了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写了大量的文章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外,最大的贡献是帮助党和毛泽东找到了一种改造知识分子的形式,实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一个夙愿。毛泽东在建国前后认为,建设一个新中国,没有大量的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但是,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不是长期受封建主义的教育就是帝国主义的影响,不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能为新中国服务。毛泽东甚至于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新中国民主改造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950年6月,毛泽东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这个问题了,但因为一时找不到好的方式而迟迟没有开展。1951年6月,马寅初执掌北京大学后,组织北京大学教授学习会,向周恩来提出请党的领导人为其辅导。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