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户外活动简笔画:姚国华武汉大学演讲：文化与文明——两种思维的冲突

朋友们，你们听过姚国华这个名字吗？今天我要写一点关于他的东西，和大家一起分享。

二零零八年三月，姚国华老师应学校（武汉大学）之邀，进行了一场演讲，我用一句话来评价他的演讲吧：“他是我来武汉大学两年中听的最好的一场演讲”。

今晚的讲座主题是“文化与文明——两种思维的冲突”，首先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他们的共同之处和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文化着重强调一个“化”字，化就是一种进程，一种动态的，有生机的，有活力的源泉，它是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的精神,是心灵之上的观念，信仰。而“明”是一种状态，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的是一种结果，看得见的固定的美好的结晶.当然，他们都是人类的结晶，是人类创造的智慧的果实。

文化在外文中是culture，它与农业agriculture这个单词密切相关，我们可以说文化就是农民公众培育的，而文明在外文中是civilization，它与civil这个单词有很密切的关系，也就代表着城市生活中人类创造的成果，它不是自然的，原始的野生状态的。

在西方，文明（城市，城堡）由古希腊，罗马时代转移到英法时代，也就是由刀枪打下的世界逐渐被英国法国的枪炮世界所取代，因为刀枪打下的世界没有绝对的优势守住这一成果，它会在说不定的某一时刻就被别人打败，而英法用枪炮征服的世界获得是一种绝对的优势，在这种本能与智慧较量中间，我们不得不说英法是一种真正文明时代的生活，从他们主宰整个欧洲开始，他们就以文明人自居，而同时代的德国，他们没有英法的优越感，显得很自卑，一直到路德的宗教改革，他们才开始有了自己的精神，他们心中有上帝，他们注重自己的内心开拓（所以今天我们还是不得不惊叹德国人在艺术，音乐上取的成就）.当然在英法主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中间一部分人也很自卑，有很多人效仿英法，然而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是文化丰富的民族，（这里好像有一种阿Q精神，然而他和中国人的阿Q精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法国拿破仑时代，德国人更是羡慕加嫉妒（比如说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黑格尔的英雄主义哲学，绝对精神的赞美）一直到1807年，德国分裂中的最有进取心的普鲁斯皇帝才让德国逐渐强大，形成了一种带有德国色彩的文化特区（特别是总理府的柏林大学，它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推动着经济向强发展，逐渐成为世界文化科学的中心，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实现了大一统成为世界的中心，总结德国这一大国的崛起不难发现，他是一条由内在精神文化到外在文明强大最后实现自己的文化立国。说道文化立国，当然还得说几个国家——日本，韩国，台湾（当然是中国的一部分，应该是文化立台）新加坡，那么我们中国呢？？？大国崛起最终取决于文化内在创造力，应该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崛起，难道开放就能发展？

武汉大学的八十年代，也就是武汉大学刘道玉当校长时候，那应该说是中国教育最有生机的时候，也是武汉大学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而有些人却说武汉大学是“小深圳”这是什么意思呢？

众所周知，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源泉，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但它在人类历史中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民族为什么要效仿外国？为什么要深圳领导中国？因为我们都承认自己落后了，没有办法了，只能这样了，太“务实”了，我们搬别人的二手货，觉得还不错，日子好像还在过，而且好像过的越来越好了。为什么不是大学领着我们向前走？这就是一种文明的思维，中国人典型的文明思维模式，觉得我们只有而且只要好好照搬国外就不会出什么问题。

而文化的思维，德国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德意志民族很注重自己的内心修养，内在的精神文化，他们眼中的大学，英雄，生命是一种别样的，有内在文化气息。还有日本的崛起，当初的日本什么东西都是模仿中国人的，然而中国逐渐在自己的文化面前沉醉得无法自拔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文化在发展中逐渐丧失活力，创新能力的时候（中国文化达到了一种成熟得不能再成熟的地步，与至于烂熟，我们再也不能改变自己的傲慢态度，我们永远改变不了那种文化骨子里的自欺欺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日本选择了全面向西方学习（脱亚入欧）十九世纪二十世纪，这两个民族在学习西方过程中表现的决然不同：两个民族都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深造，在派出去的留学生中，日本派出的是一些年轻学生，他们在西方研究西方的文化，考察别人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民主制度，，，，最后回国，国家加于重用，然而中国派出去的大部分是有很大年纪的官员，他们在国外同样的表现出一种无知的傲慢，他们只注重文民的考察，而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是很虚幻的，是看不见的，永远都是一种财大气粗的神态，最后回国建议国家购买洋枪洋炮，这样就兴起了一场浩大的洋务运动，看似很威风，然而结果就是甲午海战的失败（这场文化与文明的较量算是有了一个结果而当时就有一个西方皇帝俾斯麦认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不幸的是，后来中日两国历史发展的事实，竟然就是惊人地按照他预测的轨迹演变发展着……。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就是这个预测的无可辩驳的注脚。

那么 ，我们不禁要问：俾斯麦为什么能够预测这么的准确呢？ 俾斯麦认为：“因为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的，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而且更为糟糕的是，即使把这些东西“买了回去，也就算了”。

显而易见，俾斯麦之所以预测日本在与中国推行现代化建设的竞争中，竟然敢于断言，前者一定要胜出，究其根本的原因，这就是由于日本人是学习西方的“政治原理”，并且能够结合本国的社会实际，对国家“做根本的改造”；而不是象中国人那样，只是关心“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等等这样无关国家大政方针的事情。   记得哲人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善学者，学根本，是为胜；不善学者，学皮毛，必败无疑也。”对照日本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此话，说得可谓深刻矣

其实，看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再看中国的洋务运动，两国制定的学习西方的不同指导思想，采取的不同政策措施，而取得截然不同的效果，这就已经很能够说明这个问题。

历史是一面镜子。虽然现在的中国，与清朝时期的中国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已经发生了质的根本变化，但是，我们认为，对俾斯麦的这一番话，作为正在致力于改革开放而逐步崛起的中国，应该说，还是很有必要重新进行研究与思考的。而且，这对于改革与完善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也是有启发与帮助的。

也许只有这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才不会再重蹈历史的覆辙。）

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日本人是认福泽谕吉的，他代表着一种理念。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时至今日中国人还没有觉醒，当经济上失败后，中国人开始走政治路线搞政治运动，一百零三天的政治运动被慈禧太后摧毁，辛亥革命的最终果实被袁世凯攫取这统统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人没有真正的觉悟，所以这样的政治运动不可能成功，在那个时代我感觉只有一个人觉悟了，那就是梁启超，他应该说是中国真正觉悟的第一人，可惜已经太晚了，他没有机会再来为民族事业怎么样了。后来蔡元培根据德国模式创造了北京大学，他应该说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可以说北大代表了中国的二十世纪，如果北京大学三十年不闻政治，那么他应该会是中华民族最后的希望，可惜的是这种文化在没几年时间就变成一种政治文化，成为中国大学最早的政治运动中心，其实也是中国人觉醒的太晚的表现。中华民族的命运被黄埔军校，延安等政治文化改变了（当然不是说它没有用）西南联大等战时大学与延安，黄埔军校结合造就了新中国，造就了1953年前后中国的奇迹，可惜的是昙花一现，到了七十年代中国又重走“洋务”八十年代武汉大学刘道玉的逐渐衰落（改革开放后，武汉，这个武大所在地，衰落了，这成为武大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改革开放后，由于武汉经济的不景气，地方政府没有更多的资金投给武大，武大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而同时期，很多沿海城市的大学却突飞猛进的发展起来，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有钱给它们。而武大，没有。武大，自身的能力是很强的，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没有钱，就无法买到先进的科研设备，就无法改善教学硬件，更重要的是，没有钱，就不但无法用高薪聘请知名教授，而且连自己的教授也被那些用金钱支撑起来的沿海高校新贵们挖去！）它变成了一个经济的附庸，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火车头（火车头是深圳，而深圳由洋人领导）中国没有科学家，没有文学家，没有思想家，中国只有文明思维而没有文化思维，没有自己的心灵,文化和头脑.，

什么是“863计划”？——“跟踪世界先进水平，重经济，轻科学的研发，”超然的科学不存在了，只有为经济服务的科学知识，科学本身已经死掉了。

当然不得不说说德国那种太过于自信的精神导致的世界大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德国内心的张力并没有减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内心的力量让这这个民族很快强大起来，德国仍是世界的中心，美国也是走的一条标准的德国道路，德国模式。

中国的今天，走的是一条文明的道路，我们用简单的表面的文明思维思考着我们的生活，思量着周围的人，我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文明思维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我们不断的注重经济增长，要在经济上和国际接轨，我们在心底里这样认识着自己“认命吧，我们没有西方好，我们只有不断的学习西方的文明成果，才能适应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社会，刘少奇典型的文明思维模式“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刘少奇说过，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国外的汽车厂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成本以降到最低，技术更加先进，产品更加成熟。我国汽车企业刚刚起步，与其花老百姓大量资金扶持一个黑心国企做阿斗，不如直接用经济实惠国外的成熟产品。）

（湖湘文化与江浙文明-姚国华http://tieba.baidu.com/f?kz=96932028。中国大体上有两种极端，一是江浙一带的人，以上海人为主，他们是一种典型的文明的思维模式，因为他们见识多，经济发达，交通便利，宋明时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丝绸之乡，他们注重效果，以务实为目标，重理性，重经验，另外一种是以湖南人为代表的楚文化圈的人，由于他们比较封闭，也就是说没见过世面（不是贬低我们楚人的意思）因此，楚人内在力量比较大，很有生命力，有野性，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冲动，有一点蛮横不讲理，有一点土匪的形象（其实湖南很多革命家都是土匪变成的）谭祠酮，陈天华，秋瑾，鲁迅，宋教仁，蔡锷等都是湖南人，还有后来领导中国革命的很多为人都是湖南人，泽东在谈到北伐战争时曾戏言:广东人闹革命,福建人出钱,湖南人当兵,浙江人作官。我们甚至可以说，江浙思维，楚人思维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分水岭，楚人自以为是，自我中心，从毛主席决定抗美援朝到1959年后的中国的命运，和苏联的决裂都是一种湖南人的思维主宰的，其实当时的毛主席主要也是基于全面的考虑，它主要考虑到世界全球化浪潮的中国，当然这中间有一种湖南人的“傲慢”，他们这种思维得不到升华就变成一种义气，自我为中心难于团结（比如说彭德怀，刘少奇，毛泽东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导致灾难，灾难终结后我们到了今天的开放的文明的时代，当然这个文明的时代是有其积极一面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今天的舞台仍然是属于江浙的。

经济的繁荣的同时，我们略有所示的感觉一直存在。我们好像失去了内心的东西，我们最终会发现中国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精神，我们完全依赖了别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边缘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制造不是长久之计，说到中国的经济，我们也有很多可以说的话题，林毅夫曾经说过中国经济的GDP计算在国际上是不正常的，是一种严重畸形化的算法，他曾经预言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这种“ 流水线作业”这种“中国制造”到底能说明什么，到底能有什么作用？

我们要注意人才与人材的区别，人才是有内在思维，有独立创造人格，有文化的人，而人材则是中国培育出来的打工仔，中国没有老板，只有打工仔，只有高级与低级之分的打工仔，中国的官员是一种真正的“人材”。

我们不禁要问，到底什么是大学，它是给一个民族提供精神食粮的文化发源地，是一座拥有知识，拥有民主的象牙塔。而中国就是没有大学，我们是直接来混文凭的，而大学就是一个卖文凭的地方，最近在网上吵得很厉害的是否废除两院，我想是很对的想法，两院是一个中国所特有的现象，每一个民族的崛起都是大学的崛起，也就是说只有大学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崛起的象征，这个民族才真正到了崛起的时候，真正的大学不在于它是否拥有一流的建筑，不在于它是否有高楼大厦，我们必须改变，必须逐渐认识到大学对一个民族的命运的相关性，文明是文化的表现，文化是文明的灵魂。

前面我所说到的两种人，他们的思维各有优势，各有缺点，我们最重要的是要不断地呼吁一种文化的思维。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我们的思想也是自由的，一个民族需要很多仰望星空的人。谢谢武汉大学的同学们！！！！！！！

姚国华，湖南南县人。1981年起就读于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哲学系，四川大学哲学系，先后任教于衡阳工学院马列室，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 1994--1997年，开创当时全国耀眼的文化绿洲--华中理工大学人文讲座、无形学院及《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等，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后退出，潜心写作五年，著成《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一书，上卷《文化立国》，下卷《大学重建》， 在思想界、教育界引起很大轰动，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 姚国华曾在华中理工、北大、清华等高校以及北京“乌有之乡”进行过多场讲座，反响甚好。其中，2003年于北大的讲座《21世纪中国大学运动》被整理成稿，收录进《在北大听讲座》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