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讨论：加速中国民间资本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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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11-14 08:35
•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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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风波结束了吗

　　李义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目前应对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措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少地下钱庄和企业转型的问题都没有解决，金融结构调整也不到位。因此还不可以说温州风波已结束了。

　　左小蕾（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我认为根本就不应该救那些老板，他们随便扩张，投资到不熟悉的领域，还进行非法集资，如今资金链断了，这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温州和鄂尔多斯的情况，都是局部问题。但是，这很明显存在道德风险，如果其他地方效仿怎么办？如今的解决方法，主要是维稳，这只是短期解决方案。

　　李义平：这波危机的确也有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过分救市是不合适的。其实，这是一个挤出泡沫、淘汰落后的过程。温州中小型企业遇到的问题，在全中国都存在。目前中国金融服务有“嫌贫爱富”的特点，偏向国有大型企业。中国2008年4万亿的救市，没有多少惠及中小型企业，而现在新一轮的紧缩政策便使这些中小企业受到更大冲击。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温州一直存在着活跃的民间融资，而且利率比较高，但这只是小的、区域性的现象。温州问题不能被扩大化来看，这与温州的商业传统有关。温州问题主要反映了民营经济转型中出现的迷茫，缺乏方向感。一方面，主要从事制造业的企业缺乏新的增长点，于是转做房地产、炒矿和高利贷，方向找错了，走向了投机。而另一方面，一些企业顺应了政策方向，转做如太阳能之类的高科技，却倾向于大规模发展，技术和资金支持都不够，以至于过度负债，超出自身能力。因此，产业升级转型需要政策、金融和技术等各方面的引导。

　　中小企业融资为什么难

　　姚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即使在中国经济的最佳时期，中小企业也很难从银行贷到款。目前在信贷紧缩的形势下，中小企业的处境就更艰难。正常时期，中小企业靠一些非正式的金融市场养活。温州之痛显示非正式金融市场可能会不稳定，也靠不住。普通企业的违约因此成为一个需要严重关切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中小企业为什么不能依靠正规金融机构来筹措日常运转经费呢？虽然其他国家的中小企业也不容易获得正规金融力量的支持，但它们并非都在经历同样的困难。调查显示，中国中小企业的资金仅有大约10%来自银行，而国际的这一平均值是20%。且这些国家还没有中国这么大规模的资本盈余。

　　在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的最大障碍是地方政府。它们和中小企业一起争抢银行贷款，银行自然偏向它们。

　　另一障碍就是大银行的优势。中国四大银行占国家银行放款总额的60%。美国银行业也有类似的情况，但它有比中国多得多的金融机构，大概有1.8万家商业银行、储蓄和贷款协会、互助储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而中国只有约400家商业银行和3000多家农村信用合作社和乡镇银行。这意味着从总体上看，中国的银行要比美国的大，尤其是考虑到两个国家GDP之间的差异。大银行为了节省成本，倾向于向大公司放款。这种偏向在发达经济国家中有所缓和，因为它们提供更多灵活的融资途径。比如，一个拥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小型企业可以用一张主要的信用卡借到大批贷款。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最后，不完善的金融体制将中国大量的过剩资本与中小企业的正规融资分裂开来。在中国南部一些地区，非正规金融机构不断增多，甚至与正规金融机构相抗衡。

　　温州之痛如何不再重演

　　左小蕾：现在处理温州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救，而是要配合惩罚。要对这些小型担保公司和小额信贷等机构来一轮大检查。对于那些按照初衷设立，而且做得比较好的机构，给予更大的政策发展，使它们把贷款利率降下来，而那些做得很差的机构要关掉。建立规范的制度才是关键。

　　中长期的解决办法则是引导这些资金到实体经济中去。不能笼统地说要让民间资本阳光化，要弄清“阳光化”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国内的中小银行、中小金融机构和信贷机构有3000多家。这些机构都缺乏必要的监管，以至于一些机构变成“过桥”贷款，反而推高房价，成为纯粹的中间链接。

　　巴曙松：从温州的现象来看，金融管制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利率的双轨制，受管制的官方融资和市场化融资存在差异。规范化融资渠道，如果做到信息透明的话，那么出现大规模资金不明流向的可能性就小。再者，要开放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做到利率的市场化。改革金融监管体制，要么将金融监管向地方延伸，要么就直接委托地方管理。

　　李义平：要想真正根本解决温州问题，必须做到三点：一是产业结构升级；二是金融改革，要有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部门；三是解决地下钱庄的问题。

　　关于民间资本，既要疏也要堵，疏通民营资本，让地下金融阳光化、合法化，让它们有更多出路，并且要解决利率双轨制的问题。与此同时，也要堵，堵住资金的不当流向，不让其大量流向投机，这就需要金融监管机构进行监管。

　　姚洋：从存款人的立场来看，参与非正式的金融市场是一种理性的选择。最近20年的记录显示，中国有关部门习惯采取鸵鸟态度来对待非正式的金融市场，直至严重的问题出现。这种方式不能永远持续下去。

　　相关部门需要采取及时的措施，正如许多经济学家争论多年的那样，允许存款利率反映投资成本。那样，普通的存款人才会将积蓄存回银行。因为正规的金融部门将为他们提供一条途径来分享中国经济显著增长带来的红利。伴随越来越多的存款和更加灵活的利率政策，银行才有可能更加容易权衡风险，这样才能给予中小型企业更多贷款。▲（本次对话由本报记者杨婷婷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