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吃香蕉周公解梦:白皓：京城的王公府第

 
  一.京城王府的由来

说起王府，人们可能一下子就想到堪称中华第一街的北京王府井。近年来京城的许多宾馆饭店、旅游娱乐场所、甚至住宅小区也都冠名为某某王府花园，让人莫名其妙，似乎要沾上皇家的贵气才显出档次。眼下京城的胡同、四合院游正日渐升温，其中也包括王府游。目前北京已开放供旅游参观的王府建筑仅为“一府、二园、二马号”，即：雍和宫（曾是雍亲王雍正府邸，雍正即位后改建为喇嘛庙）；坐落于什刹海地区的恭王府花园及恭王府马号（即昔日王府存放车马的地方，民国时被同仁堂购得建成私宅，解放初曾作蒙古国驻华使馆，现为郭沫若故居）；醇亲王北府花园（即宋庆龄故居）；还有庆王府马号（现梅兰芳故居）。 幸存下来的大部分王府（多数已残缺不全）现大都被机关学校等单位使用。每逢节假日，恭王府花园里游人如织，园子周围狭窄的街道里也塞满了旅游车辆，王府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据最早记录北京史地的元代志书《析津志》记载，在当时元大都哈达门（今崇文门）内曾有一座“哈达大王府”，哈达门也因此得名。但此府邸的主人是谁？具体情况至今尚无从考证。

明建文四年（1403年），盘踞北京的燕王朱棣（朱元璋四子）为争夺皇位与其侄建文帝（朱元璋长孙）开战，在取得“靖难之役”的胜利而称皇之后，逐下令将帝都由南京迁往北京。但为了安抚好前朝的皇亲国戚，并使其他诸王进京朝见时有一个临时性住所，就在今王府井地区东安市场一带的位置上修建了一座号称为“十王府”的府邸。这在当时或许是一种缓兵之计，免得给迁都带来混乱和麻烦。明朝因袭元代之制，实行封藩制度，皇子长大成人后就发派到各自的封地去就藩，因此明代京城除了朱棣作藩王时居住的“燕王府”和这座“十王府”外，再也没有兴建过王府。当初的“十王府”、“燕王府”如今已找不到任何踪迹了，而留给我们的也只是“王府井”这一地名了。

清太祖努尔哈赤依靠家族势力，征服海西、东海女真，于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定都盛京（今沈阳），先后创制了满文，制定了八旗制度。皇太极即位后，改国号为大清，制定了世爵制度，扩大了封爵的等级，还制定了异姓（非本家）满族贵族、蒙古贵族、汉族贵族的分封制度。根据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盛京城阙图》可知，在当时的盛京，皇宫周围就出现了十一座王府，这些王府的主人都是骁勇善战的皇室成员，他们分别是太祖努尔哈赤之子：代善、多尔衮、多铎、阿济格和阿巴泰；弟：舒尔哈齐；侄：济尔哈朗；孙：萨哈廉、尼堪、岳托、豪格。这些清朝王公在入关之前都得到了不同级别的分封。

 二.独特建筑群的出现

清军入关鼎定中原后，“笃厚皇族”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但鉴于前朝封藩制度给皇权带来的威胁和恶果，采取了“只封爵、不列藩”的政策。皇室子弟经宗人府（主管皇族事务的衙门）奏请，由皇上恩准后可获得爵位，并可适时得到朝廷赐予的府邸。除了被遣派、统兵出征或因罪发配之外，王爷永远不得离开京城。这样做，一来可使王爷享有“王爵”的尊荣，感恩戴德，拱卫京师（清代王爷大都是一旗之主或军政要员）；二来还可以监督众多王公，防止其势力膨胀。在地理位置上，王府分布在京城皇宫周围的闾巷之间，王府文化作为宫中文化的一部分，也成为宫廷与民间勾通的渠道。

清代北京王府都建在内城，前三门（宣武门、前门、崇文门）以南的外城不建王府，这是因为清军入关后，在京城实行满汉分居的政策造成的。清廷于顺治五年（1648）下令，将原先居住在内城的汉民（投充八旗者、衙署胥吏、寺庙僧道和少数显赫汉官除外）搬迁到外城居住，逐渐腾出的内城成了八旗兵营，旗人按所在旗的位置居住在内城各地。这实际上把当时的京城划分成“满城”（也称：内城或北城）和“汉城”（也称：外城或南城）两种制度。

入关之初，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军事势力依然存在，清廷无暇大兴土木，建造王公府第，而基本上沿用了前朝遗留的勋戚宅邸并改建了一些旧府库来安置清室王公。北京的街道布局形成于元代，街巷胡同之间的空间有限（一般胡同之间跨距为70米左右），要找到更大的空地来营建像王府这样的巨宅也非易事。时局稳定之后，为了修建王府，拆除了一些占地较广的明代职能建筑（仓、厂、旧馆所等），如：大木仓（郑王府址）、台基厂（裕宪亲王、安亲王府址）、太平仓(庄亲王府址)、西城坊草场（诚亲王府址）等，并对已使用的前朝旧邸逐渐进行改建，使之符合王府规制（如原明代十王府改建为怡亲王府；明崇祯帝外戚周奎宅邸改建礼王府；明崇祯帝田妃家邸改建恭亲王常宁府）。仓、厂等建筑是明代为了防止蒙古军队频繁袭扰、围困京城而修建的，主要是用作囤积粮食等物资。满蒙结盟后实际上消除了这种威胁，也使得清代期间大量仓、厂的消失成为可能。另外，清朝还将原分布在西城的明代草料厂、火药厂、铳炮厂、仓库等尽数裁撤东移，只保留一些必要的仓库靠近城墙（如：新太仓、海运仓），粮食等物资进京的漕路就固定在与京城内河道连通的城东运河道上，这就为日后修建众多的王府提供了便利。

大量王府在京城出现，是清朝特有的现象。王府建筑豪华精美，规模宏大，又体现了清代等级森严社会秩序，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建筑风景。

三. 等级严密的分封制度和相应的王府规制

1.特权阶层

清朝的皇族在清王朝的建立和统治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受到的待遇也最优越，是社会地位最高的特权阶层。皇族一般分为“宗室”（俗称“黄带子”）和“觉罗”（俗称“红带子”）。凡太祖努尔哈赤兄弟五人以下的子孙统称为宗室；其叔伯以下的子孙都称作觉罗。宗人府登记皇族人口，宗室的登入黄册；觉罗的登入红册。凡在族谱《玉牒》上在册的皇族成员定期领取俸禄，红白之事另有赏恤，闲散宗室（未封爵的宗室成员）也可获朝廷恩赐的相当于四品武官的补服顶戴。

清代王府的等级和规模是和清代的封爵制度直接相关的，王爷居住的王府规格与其爵位高低直接相关。努尔哈赤征战时的后金前期，只有“贝勒”一爵。皇太极崇德元年效仿明制，出现“亲王”、“郡王”等封号。顺治六年袭封制度得以完善，爵位复定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等十二个等级。不入八分辅国公以上的品级称“世爵”，即超品级爵位；镇国将军以下的称“世职”，即虽无爵位，但职位可与上等品官对应。“八分”一词来源于太祖努尔哈赤时期定下的“八大贝勒共治国政”制，当时所有分封和奖赏一律按八份均等犒劳，各方都有利益均沾的权力。后来“八分”是指一种身份象征和级别待遇，“入八分”者（镇、辅国公）可与贝子及以上王公一起分左右翼在朝会列班；“不入八分”镇、辅国公只与镇国将军及以下以下王公、外戚王公和大臣一起列班行走。实际上，辅国公及其以上爵位的王公，都是“入八分”王公；其余的（辅国公以下）王公都是“不入八分”王公。另外，爵位等级中还有“世子”和“长子”之称，世子一般指亲王嫡子（相当于亲王继承人，无嫡子则选庶子充当），爵位列在亲王之后；长子即郡王嫡子（相当于郡王继承人，无嫡子则选庶子充当），爵位列在郡王之后。鉴于整个清代世子、长子受封、分府之例不多，故此略述。

凡是清代宗室爱新觉罗氏的子孙都有资格被封爵，但封爵方式又有“世袭罔替”和“世袭递降”（或称“世降一等”）之分。所谓“世袭罔替”即王爷的子孙中每一代都有一人承袭始王的爵位而不降封，俗称“铁帽子王”，这一称号多是指清初有“特殊军功”的王爷及其承袭子孙，当时的礼亲王、郑亲王、睿亲王、豫亲王、肃亲王、庄亲王、克勤郡王、顺承郡王共八王获得了这一优遇。雍正以后，又有四位王公因有“特殊功劳”得到了“世袭罔替”的特封，如：硕怡贤亲王允祥、和硕恭忠亲王奕忻、和硕醇亲王奕譞、和硕庆亲王奕劻。

所谓“世袭递降”就是指每个王位继承者袭封的爵位要比上一代爵位低一个品级。如：始封者为亲王，其子嗣中只有一人袭郡王，下一再辈中有一人袭贝勒，依次递降；始王为郡王，其子嗣中只有一人袭贝勒，再下一辈中有一人袭贝子，依次递降。贝勒、贝子、镇（辅）国公等王公的承袭也依此类推。还规定：始封亲王降封至镇国公为止，郡王降封至辅国公为止，其它王公降至奉恩将军为止，并以此爵传世。当然，也有袭爵的王爷和上一代的爵位相同或比上一代低更多品级的例子，还有王爷获晋封后比上一代爵位高的特例（如庆亲王奕劻），这主要由皇帝钦定。这种封爵制度实际上形成了“铁帽子王”和“普通王”之分。何故要“世降一等”？根据推测，主要是为了减少财政负担。因为王位封号是和王爷享受的恩奉相对应的，如亲王可享有年奉白银10000两、大米5000石，其王府就比其他王爷的大；而辅国公的年奉白银仅500两、大米250石，其王府也比亲王、君王等的要小很多。若没有“世降一等”的规矩，显赫宗室贵族数量的增加势必会削弱皇权对八旗的控制。

宗室封爵有功封、恩封、袭封、考封、追封、晋封之分。有功劳者受封为功封；皇子及近支宗室得到皇帝恩准而封爵称恩封；袭封指王位空缺后，由其后辈承袭，若无子，则由其嗣子继承；考封指亲王以下品级的王公除有一子袭封外，其余诸子长大成人（15岁以上）后，宗人府奏请钦派考官对诸子进行骑射、翻译本领的考试，优胜者可获一个辅国公以下品级的封号，这实际上使未能承袭爵位的皇族子弟有了进爵的机会，未获考封者则成为闲散宗室；追封是指皇室成员死后被补封爵位（如乾隆十二子永璂死后被追封为贝勒）；晋封指爵位等级上升（如奕劻于咸丰十年由贝子晋封为贝勒，又于光绪十五年晋封为庆亲王）。惟有功封之王公爵位可世袭罔替，如礼、郑、睿、肃等铁帽子王；除功封外，遇袭爵时大多是降封。承前所述，清初时功封的镇、辅国公，还有爵位从上递降的镇、辅国公，其爵位都属“入八分”公；而清初以后皇帝恩封的镇、辅国公大都为“不入八分”公。

2.王府定制和产权

封爵有了制度之后，也就有了相应的王府定制。可以说王府就是指清王朝根据封爵制度分配给各个等级的宗室贵族的府邸。在皇太极和顺治当朝的清初，就对王府的规制有所规定。清末重要文献《大清会典》中对各级王府定制规模有了详细阐述。比如：“亲王府制，正门五间，启门三间，缭以崇垣，基高三尺。正殿七间，基高四尺五寸。翼楼各九间，前墀护以石栏，台基高七尺二寸。后殿五间，基高二尺。后寝七间，基高二尺五寸……；亲王世子府制，正门五间，启门三，缭以崇垣，基高二尺五寸……..金钉压脊各减亲王七分之二。余与亲王同。郡王府制亦如之；贝勒府制，基高二尺，正门一重，启门一间。堂屋五重，各广五间。筒瓦、压脊，门柱红青油漆，梁栋贴金，彩画花草……贝子府制，基高二尺，正门一重，堂屋四重，各广五间，脊用望兽，其余与贝子府相同。镇国公、辅国公府制亦如是之”。

除了上述规制外，亲王、郡王、贝勒府门前可设立行马（王府门前摆放的临时性路障）及下马桩。数量的多少与高低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不得随意设置或僭越。据乾隆五十三年（1788）降旨规定：“亲王、固伦公主府制下马桩应高一丈，郡王、和硕公主府之下马桩应高九尺，贝勒之下马桩应高八尺。其行马，亲王、固伦公主应设八块，贝勒府应设四块。至于安设与否，仍听自便。”

以上的规制要求所有王公府第建造时务必遵守规矩，否则要受到制裁，轻者罚俸，重则夺爵。从整个清朝来看，很少有逾制的，而且贝勒府以下的府邸一般都比规制的要求低，规模同大臣、权贵、皇亲贵戚等府邸差不多，只是大门一般保持规制。但在顺治四年（1647），郑亲王府殿基超高逾制，又擅用龟鹤、铜狮等装点府内，结果遭到“罚银二千，罢黜辅政”的处罚。但也有个例说明，“规制”并非铁板一块，如皇子府邸，就给人以皇子分府不受约束的印象。像康熙第22子允祜（贝勒）和第23子（贝勒），其府依然按亲、郡王规制修造，或许因为他们得到了康熙帝的恩宠。

由此看来，王府并非王爷的私产，而相当于皇宫赐予王爷的“公房”。除了八家“铁帽子王”外，其余王爷家族大都因“世袭递降”或其他特殊缘故在一定时期奉命迁出原府而另住它府。如：现位于西城鲍家街的醇亲王旧府原是乾隆五子荣亲王永琪府，在道光三十年（1850），第四代王爷镇国公载钧奉命迁出原府，搬入大佛寺东街某故公主府旧址。原荣亲王府于咸丰九年（1859）赐给道光七子醇亲王奕譞；坐落在朝内大街的孚郡王府，原是第六代“铁帽王”怡亲王载垣府邸，1861年慈禧勾结恭亲王奕忻、醇亲王奕譞发动“祺祥政变”，作为辅政八大臣之一的载垣（还有郑亲王端华和户部尚书肃顺）被赐死、革爵并收回府第和赦书，该府后来赐予了道光九子孚郡王奕譓。不久，载敦虽恢复了怡亲王爵位，但王府却没有得到归还。

3.异姓王府

清朝入关前后，还分封了一大批蒙古王公。满族虽属通古斯族系，但在地理条件、语言、风俗习惯上同蒙古族类似，且又同属北方游牧民族，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尤其是相互通婚。满洲强盛后，蒙古各个部落大部分归附满洲，也有些被武力征服。清朝建立以后，将先后归附清廷的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各部落建立了以旗为中心的“盟旗制度”，施行了“满蒙联姻”的统治政策，对蒙古各部封建主极力加以拉拢。一方面对已归附清朝的封建主予以优厚赏赐，赋予统治特权；另一方面又将大批公主、格格“下嫁”到蒙古各部王公家中，择其才能出众者为婿（额驸），并将其作为一项国策加以推行，世称“额驸制度”。蒙古王公都有其分封之领地（盟或旗），他们的王府一般都建在各自的领地上，只有在京供职的蒙古王公除外。被清皇室招为额驸的蒙古王公同样被封爵，并且有一部分蒙古王爷也在京城赐府，这样的王府也称作公主府。著名清史专家冯其利先生在其著述《清朝王公府第》专著中详细介绍了清代在京蒙古王府的情况。从中可知，在京的内蒙古王府居多（大部分被招为额驸），为14座；外蒙古王府仅有2座。因此，有清一代蒙古王公虽不少（约一百七十余位），在北京的蒙古王府却有限。从实际情况看，虽然蒙古王爷受封等级从亲王到辅国公共六等，而且是“世袭罔替”，但是蒙古王爷比同样的宗室王爷享有的俸禄要低，相应的王府级别也低很多，一般和大臣权贵的宅邸规模相当，基本上纵向在南北两条胡同之间、横向大小不一，小者有二、三重院落宽；多者几乎占据整条胡同，比如炒豆胡同的僧王府。实际上，清代京城出现蒙古王府是在雍正朝期间，当时的两位蒙古王是：超勇亲王策凌（那王先辈）和智勇亲王丹津多尔济（车王先辈）。

清初受分封的汉王有：定南王孔有德；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和义王孙可望。他们作为清朝的降将，协助清军入关，攻打农民军及南明政府军，为清廷效尽犬马之劳（其中尚可喜、耿精忠和吴三桂之子均被清廷招为额驸，赐府于京城）。据冯其利先生考证，义王孙可望所赐府邸位于今北京饭店旧楼一带，东邻温郡王府。其他汉王（孔、吴、耿、尚）在京是否有府邸现无从考证，他们曾经各据一方，形成强大割据势力。康熙平定“三藩”后，汉王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以后再未分封。

顺带说一句，清代没有驸马这一称号，不管是皇帝的还是各王公府第的姑爷都叫额驸。如果额驸选的是蒙古王公，那就多一个额驸称号，而他仍享有个人原有的封号。但公主仍然是公主，并不因为嫁了某王而称某王福晋，但公主的地位要高于额驸，因此有些府邸又叫公主府。一般来讲，清代的公主下嫁纯粹是一种形式，且受礼仪约束较大，公主与额驸在府里各居一所，相互见面也极少，额驸要见公主时，还须向伺候公主的保姆请示。

四.仅次于故宫的豪华四合院

北京作为帝王之都由来已久，元代废弃了金中都（现在的广安门一带），对新建的大都城进行了严格周密的规划，形成了棋盘式的整齐划一的胡同街巷格局，这就为以后京城的基本住宅形式——四合院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四合院作为北京特有的住宅形式，是由中国传统院落式住宅形式的演进和发展而形成的。

四合院体现了“天圆地方”的营造理念，取“四”为四方，象征“地方”之意；取“合”为闭合，象征“天圆”之意。四合院有方有圆，院落和房屋代表着“阴”（“虚”）、“阳”（“实”）的相辅，整体建筑依据中国传统风水理论，形成“内外有别”、“上下有分”、“长幼有序”的格局，反映了封建家族追求“天人合一”的完美和谐的居家理想。

近年来在建筑考古方面取得的成果进一步证实，元代对北京施行了以胡同和坊巷为标志的严密规划，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具有蒙古人居住特点的院落式住宅。而四合院式住宅的成型得益于明代对北京的大规模营建，也是古代院落式民居建筑趋于成熟的标志。具有雄才大略的永乐帝朱棣定都北京后，在这块经历了几个世纪曾经由多个民族交替统辖的华夏厚土上，为打造出一个能治国安邦的新都城，先后数次往北京大量移民（共约六万余人），同时调集了大批各地的能工巧匠开始建造新帝都的城池、庙坛和皇宫园囿。故宫的建造充分`遵循了阴阳五行学说的理念和皇权至上原则，她标志着包括古代宇宙观和正统儒家思想在内的汉文化传统的复兴。北京的四合院和皇宫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建筑的构造和原理而言，故宫可以看作是由各种大大小小的四合院落组合而成的超大型四合院，只不过用料更考究、装饰更豪华。故宫代表着乾坤之博大，不仅体现了由封建礼制所规范的等级制度，而且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集大成者。与此同时，大量能工巧匠带来了高超的建筑技艺，可想而知，这对北京一般住宅建筑水平的提高也起了推动作用。

清朝定都北京，一改历代帝王大肆拆毁旧朝宫室的传统，沿袭了前朝的城池、宫殿甚至旧制，使历经元、明两代不断营建、已趋完美的北京城躲过了改朝换代的生死劫，得以完整传承。随着政权的稳固，“康雍乾”盛世的到来，在京都内城又涌现出一批特殊级别的四合院——王府。作为清代特有的职能性建筑，北京的王府沿袭了传统宫殿式建筑风格，具有更多的园林特征，也融合了满族贵族的礼俗和居住习惯。从目前保存最完好的恭王府来看，她不仅有豪华精致多重多进院落，而且有造型优雅、幽邃怡神的池塘水榭、花草树木、假山叠石、亭台楼阁。因此从王府规模和定位来看，她应该是仅次于故宫的豪华四合院。王府的出现使得京城的住宅等级更趋多样化，也是清朝皇权向外部延伸的建筑标志。

五.京城王府的实地勘察

本人多年来痴迷京城文化，闲暇时时常徜徉于京城的街巷胡同之中，感受京城厚重的人文气息，捕捉行将消逝的旧城影像。在翻阅了许多有关京城的文献资料后，深感王府在清代和近代京城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小说（如曹雪芹《红楼梦》）传记中的很多人物都与王公府第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最著名的两部杂记—奕赓著《佳蒙轩丛著》和昭梿著《啸亭杂录》均出自王府；慈禧和恭亲王奕訢策动“祺祥政变”，将三位显赫王爷载垣（怡亲王）、端华（郑亲王）、肃顺（辅国将军，御前大臣）致死并没收了他们的府邸。流传至今许多文化、习俗也出自王府，如：蒙古车王府收藏的曲本；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书法绘画大家允禧、永瑆、永瑢等。饮食中有“满汉全席”；定王府的“砂锅居白肉”；庆王府的“茯苓饼”等。近代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也与王府“有缘”，譬如：庚子事变中有六座王府（端郡王府、质亲王府、庄王府、肃王府、履亲王府、诚贝勒府、）被焚毁，同时还有几座王府（礼王府、、直郡王府、朗贝勒府、贝勒永璂府、橚贝子府等）遭到抢劫和损坏；从1860年《北京条约》到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先后有四座王府被辟为使馆（英国使馆—梁公府；法国使馆—纯公府；日本使馆—肃王府；奥地利使馆--裕王府）。还有几座府邸被外国势力攫取利用，如：恭王府和涛贝勒府被教会用借高利贷方式收购，兴办辅仁大学；豫王府被美国油料大王洛克菲勒收购，兴办了中国近代第一座医科大学及附属医院，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当初就保存在那里，运出后至今下落不明。作为戊戌变法的产物，我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最初就选址于沙滩后街的和嘉公主府。民国时期，和亲王府成为段祺瑞执政府，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就发生在那里。时常路过一些街巷，看到路边的高大的青砖围墙，仰头可见墙内镶以吻兽的琉璃瓦顶；偶尔从某座楼顶俯视可见一大片豪华轩敞、错落有致的殿堂，经打听得知是某某王府。这样的经历一多，逐萌生了探求的愿望。翻开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可以看到除了宫苑、衙署、仓库外，最明显的标记就是王府，竟有37处，另有四处由王府改成的寺庙（贤良寺、雍和宫、玛噶喇庙、光禄寺），还有一座由王府改成的昭忠祠（原安郡王府）。可以说，王府称得上是清代京城的标志性建筑。乾隆朝之后又兴建了许多新府（如醇王南北府、恭王府、庆王府、理亲王、循郡王府、涛贝勒府、洵贝勒府等），王府的数目应是相当可观的了。但从民国三十六年（1947）京城地图上看，许多府址已从
地图上消失，剩下的除个别原府址外，大部分府址已改变了名称，冠名最多的是学校，其次是医院、官署等。时代巨变，孕育了厚重的人文历史，也如同一道高大的府墙把我隔在时代沧桑之外，让我无从想象其中的缘由，却引发了我踏查神秘府邸的愿望。

1.孚郡王府（九爷府）

记得是在1999年4月的一个周末，这一天成了我大规模踏查清代王公府第的开端。按照书中所指的孚郡王府（九爷府）的位置，我一大早赶到朝内北小街南口，没费工夫就找到了一处旧式临街大门，两旁竟挂着十几个单位牌匾，几位附近的住户正坐在门外，享受着春季的温暖阳光。门中间仅剩两排红漆立柱的通道勉强可使汽车通过，但柱面上已留下了许多被车辆擦蹭的痕迹。一进院子，一座宽阔高大的屋宇式大门赫然出现在眼前，分踞两旁的高大石狮透射出一股威严，从没见过的这般景象，不禁让我在大门前的空场上驻足端详了许久……。走上台阶，用力推开两扇镶满金黄色门钉的大木门，抬头遥望，一圈突兀而起的殿堂像一座庞然大物罩住了我的视线。面阔七间、带斗拱和彩绘的绿色歇山琉璃瓦顶大殿（银安殿）坐落在由汉白玉砌成的高台阶上，前列丹墀，大门与大殿之间相距近四十米，由石基甬道相贯通。正殿左右各有一座面阔七间的配楼，两座配楼之间的距离比甬道还略长一些。大殿两侧有配楼，和大门一起由精致的庑房和转角屋连成一体，形成一座豪华宏阔的院落，既威严壮观又紧凑舒展。这种规格的宅邸，让我始料未及，我由此联想到故宫的太和殿，这两座殿堂都是举行礼仪之所，虽然二者仍相差甚远，但这种府第的建置规模绝非一般官邸和私宅所能相比。照看府门的先生出于善意，让我能仔细观看，他也不时地给我讲一些该府的逸闻趣事，令我耳目一新。

当我试图从大殿后面再往里面走，却被大殿两旁砌起的砖墙阻挡，要进到后院，只得从外面绕过去。向看门的先生道了谢，我穿过府门外的东侧门（东阿司门）就往里走，所经过的路段应该是原府的东路部分，水泥路两旁裸露出一道与府门侧墙相连的断墙头儿，显然是为这段路而豁开的。一处有叠石残迹的基座上竟盖了一间红砖房，我想象这里以前应是一座亭子。除了可以辨认出的几间旧房、几棵古树以及被堵死的连通中路部分的侧门外，东路部分已完全被杂乱的违章建筑和住所分隔挤占，看不出府邸的样子。进入王府大殿后面（后寝）的通道就设在东路最里边，一道闭合的铁栅栏门上只开了一个小转角门，这显然和大殿那里不是一个单位。在进门前我有些犹豫，想了想就壮着胆子往院子里走。真碰巧，看门的人正坐在门房里埋头看报纸，没有理会我，让我暗自庆幸。踏上一个高台阶走进后院，只见绿色的殿堂周围花木扶疏，格外宁静。 这又是一座高大厚实、做工考究的四合院落，与正门、大殿均在一条由南向北轴线上，院子的宽度比前院略窄，近深也短一些。主配殿前佩着雀替并带须弥座的红漆廊柱和檐廊两侧雕饰精美的仙鹤图案，在斜射的光线映照下十分夺目。后寝正殿也面阔七间，如同寺庙殿堂一般宏伟，有高出地面的汉白玉殿基和丹墀，殿墙侧面镶嵌着绿琉璃图案，脊顶两端配饰着吻兽，檐角上排列着玲珑剔透的怪兽。院中的花木正直盛开季节，散发着春天的气息。两棵高大的古槐占据在矮树丛围成的大花池两端，繁茂的枝杈遮住天空，投下一片浓密错乱的光影。按习惯讲，老宅的内院不种这样的大树，但像王府内这样宽敞的院落，如此装点到来得恰好。花池的东西两侧还各搭了一个藤萝架，虽非府的原物，也使整个院落更显古朴凝重、静谧安闲。在院子的每个角落，都能品味到不同的景致和建筑细节。寝殿两侧各辟出一个小跨院，里面厅廊错落、花木掩映，显得深邃幽远，另有天地。和府邸的前院相比，这后寝院更有怡神养性的味道。这里也被几家单位占用，两侧的房屋还住着一些人家，依然有一些搭建的违章建筑。顺着后寝和跨院间的一条过道进入到最后一进院子，一座面阔七间的高大后罩楼背靠着府墙，成为整个中轴线上最后的标志建筑，后罩楼的两侧各有一排房屋向两边延伸并折转，勾出了后院的轮廓。罩楼正面上下的檐廊已被封住，和房间一起当作了图书馆和部分住家，前面的空地上竟开辟出了一个围有铁丝护网的篮球场。

后寝与前院银安殿后侧之间是一块由条石铺就的近一米高的狭长平台，形成了一个从前院到后寝的过渡带，我起先没能从前院走到这里。坐落在平台北端的一排高低错落的厅堂应是进入后寝的宫门，现也用作了办公场所。在平台两侧的下方，各有一块空地，背靠着宫门和庑房，地上铺有方砖，每块空地的一角栽有一棵枝干紧簇的老海棠树，西侧的海棠树旁摆着一圈做工讲究的桌椅，使这块不大的地方更显出几分清闲。银安殿后墙檐下堆放着几尊褪了色的近人高的木质“四大天王”造像，姿态生动各异；后墙上还涂有依稀可辨的“大办民兵师”的墨迹；房顶上、砖墙缝间和墙根透风旁结了许多枯草。由于是周末，四下里静谧无声，见到这般落寞的景象，心里顿生了几分恐惧。这些从未见过的景观，让我手持着相机忙个不停。由于紧张又怕被管事的人发现并逐出而失去机会，动作也有些忙乱，连更换胶卷和镜头也觉得耽误事儿，竟急出一脑门儿的汗。

府的西路部分比中路建筑明显矮一些，屋顶一水儿的青灰色筒瓦。这里应是原府上家眷的住所，由多组院落组成，与中路之间仍被一道高墙隔开。除大门西侧的西阿司门外，此墙上也有一道被堵死的通道门与中路相通，可以想象当时的王爷抄近道就可进入内宅，而不必惊扰更多的人。这里现已完全成了居住区，老房四周到处充塞着私搭乱建的房屋，形成了一条条狭窄曲折的过道，使人感到局促。顺着过道往里走，就像进入了一座迷宫。除了能看见一些被严密裹住的老房和游廊残迹外，让人无法辨认这里的整体格局。换上超广角镜头，也很难将所看到的旧府景物拍得完整。从能看到的那些磨砖对缝的青砖墙面、精美的戗檐砖雕、精巧厚实的房屋举架、依稀可辨的彩绘、房脊上细腻的砖雕图案等等，也足以揭示出这座王府昔日的建筑规格和主人的显赫地位。

整座府邸现今仍围有一圈厚实的府墙，有4米多高，由大块灰色城砖砌成，墙面已显斑驳。府的纵深从朝内大街向北一直甩到了东四三条，近二百米。从三条东口沿着后府墙从东向西，走了近三百六十米（共跨七根电线杆有余）后，看到府墙又折向南边。粗略估算，这座王府原先占地有百余亩。初次踏察，虽属走马观花，却使我对王府有了一个实地印象：王府之壮阔体现出权势的威严，其深邃精美的院落和园林又有更多居家享乐的氛围。王府的建置规模介于故宫和官邸大宅之间，主路建筑（核心建筑）坐落在一条南北向纵深的轴线上呈对称状，两侧辅与大型附属院落和花园，并围以高大的府墙是其建筑的一个特色。如果把王府和故宫做个比较，王府大门和正殿相当于故宫午门、三大殿到乾清门之前的部分，即外朝；王府的宫门（后寝门）就相当于故宫的乾清门；从宫门到后罩房之间相当于故宫乾清门之后的部分，即后寝；王府中路两侧的附属建筑也和故宫中路两侧相当。当然，这只能是类比，清代王府的建造多少要受到皇宫建筑的影响，但也有满族贵族自身的特色。王府形制虽不像故宫那样浩繁，但也体现出封建皇权的至尊。

在此之后，我又多次踏查过该府，是为了拍出更多满意的照片，其中有两次经历令我至今难忘。一次是在第一次踏查后不久，我碰巧转到府墙西侧的一个即将落成的现代别墅住宅小区。为了能观看到王府西路的格局，我混入民工队伍进了院，走到紧靠府墙的一座别墅楼的二层平台，发现还是有些遮挡。要想看得更清楚，只能爬到楼顶，且有危险。我犹豫片刻，随后将相机跨在胸前，恳求两位民工将我托上瓦檐，小心翼翼地爬到了小楼的顶部。高度虽不理想，但可看到王府宅邸浑厚舒畅的轮廓从一片低矮杂乱的建筑物中清晰地显露出来。拍了照后我就立刻往下撤，感到心脏砰砰直跳。从放大的照片上，我看到整个西路也呈严整对称的格局，由多个四合院落组合而成，紧贴府墙，有一条长长的后罩房横跨整个西路后部，前面还有带悬山式屋顶的殿堂，仅整个西路部分就相当于一所豪华深宅。后来一.想，那座别墅已住进人，再也没机会如此拍照，真感叹那次难得的机会。

为了从高处能拍到俯视王府的全景，我不只一次地试图登上位于府西侧的一座商务楼顶，这也是府旁唯一的高处，结果不是被楼顶上带锁的铁门阻挡，就是因没有“充分理由”而被守门的门卫拒绝。一个雪后的下午，我和一个朋友驱车正要经过该府，出于想再试试运气，也因有哥们在胆子壮些，我停住车，和朋友一起蒙过了门卫，直奔那楼顶而去。当看到那道铁门正好打开着，门旁摆放着刚扫过雪的笤帚，我顿时喜出望外，赶忙来到楼顶一侧，掏出相机一通狂拍。雪后的天空清爽透彻，王府的绿色琉璃瓦顶仍挂着残雪，衬着瓦蓝的天空，在冬日的阳光照射下，雍容华贵。和远处高耸错乱的楼群相比，鳞次榤比的绿色殿堂看上去浑然一体、极具韵致，如同一颗夺目的宝石镶嵌在悠悠古都之中。当时天气寒冷且刮着大风，朋友已冻得得难以忍受，不时提醒我赶快收场。而我却忘记了寒冷，按各种景别构图拍个没完，生怕漏掉好镜头，一直挺到尽兴为止。后来每当回想起这次经历，总有一种难以形容快慰。

我现在已无法记清我去孚郡王府的次数了，可以说有好几十次了（有时是陪朋友）。后来心态放松了，每逢到此，总能找到新的视角拍摄，也会有新的认知和感受。为了拍出一张完整的府门照片，有多少次看着门前停放的车辆而无奈。一天下午，光线正好，门前只停了一辆车，我等了一阵，看到那车的司机走了过来，我以为他要驾车离开，没想到他是来收拾车子。我凑过去好声相求，还真给面儿！他随即把车开到一边腾出了空儿，让我终于如愿以偿。还有一次在大门前，我因系鞋带而弯腰，摄影包内的莱卡镜头随即滚出掉到地上，看到后尾镜片被摔裂，当时无比心疼和懊丧！由于这支35毫米主力镜头缺阵，我也只好“歇菜”了一段时间，当时也没心思再“出击”了。维修这种镜头须经香港再转到德国本土，三个多月后才修好，维修费竟要了5000元。这也算是一次不幸的经历吧。

其实京城里比这处王府完好的景点多了去了，不说故宫、北海、天坛、雍和宫等等，就拿各处开放的寺庙、衙署甚至恭亲王、醇亲王府花园来说，虽都修复一新，招引着游客，但过分的添加景观和游览氛围已使这些古迹失去了原有的神韵。像孚郡王府这座“饱览沧桑”的旧邸，却让人有走进历史隧道、独赏悠悠古韵的情致。

2.令人惊叹的履亲王府遗存

根据乾隆十五年京城全图所标的位置，东城区东北角的针线胡同（旧时称旗杆胡同）曾有履亲王府和贝勒允祁府。有关文献上记载：“咸丰时，履亲王府着了一场大火，王府被烧毁，变成一片荒烟蔓草……”实际上，履亲王府遭受火灾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庚子事变有关。当时义和团烧毁了与王府相邻的俄国东正教堂，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俄军进行报复，履亲王府和诚贝勒府首当其冲。1902年，俄国东正教堂重建，履亲王府和诚贝勒府大部分被划入其界内，也是后来的苏联使馆。这两个府邸原先是由一座府邸分割之后而形成的，所处地段在东直门北小街以东的针线胡同，旧时也俗称“双旗杆”，大概是因王府里插立的祭祖神杆十分醒目而得名。从古今地图上判断，履亲王府就应在今俄罗斯使馆的地界上。出于好奇，几年前我有机会登上使馆西侧一幢正在施工中的楼房顶，居然看到了隐秘在馆内绿树丛中的几座绿色琉璃瓦顶大殿。要知道，如今任何文献也找不到履亲王府现有遗存的说法，文物部门也从未提及该王府的下落。以前受地理位置所限，人们无法看到或想到这座府邸尚有遗存，即使看见或许也未曾多想。通过长焦镜头，我清楚地看到大殿脊顶竟佩用了飞鸽形吻兽，这在我见到的所有王府中应是独此一例。当时这一意外的发现让我当时激动了好一阵，才将手中的相机持稳。这几座遗存殿堂看上去还较新，估计整修的时间不会太久，至于是否受维修时（可能在文革期间）的建材所限，还是完全依照原样使用这种飞鸽吻兽，答案只得留给今后了。

3.定亲王府遗留的完整院落

有关文献记载，在今缸瓦市以东至西皇城根之间历史上曾先后有两座礼亲王府，而且出现过第三代礼亲王（巽亲王）府和第四代礼亲王（康亲王）府在短时间并存现象。何故礼王府被一分为二？经请教冯其利先生后得知，所谓两座礼王府其实原来都是一座府邸分别由礼王家族的两支居住。代善七子巽亲王满达海这支住西院；代善八子祜塞之子康郡王杰书这支居东院。巽亲王满达海在康熙十六年（1677）获罪，使这支由此衰微。至其曾孙镇国公星海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缘事革爵，巽亲王府由内务府收回而闲置，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才赐予第二代定亲王绵恩为府。礼亲王则由杰书这支承袭，改号为康亲王。定亲王府作为老巽亲王府，东面紧靠礼王府；南邻羊皮市胡同；北到颁赏胡同；西面就是西四南大街砂锅居饭庄南北两侧，占地四十多亩。现今的书籍资料只提到今九三学社院内的古建为该府遗存。一天下午，我到此踏查，发现除了几间旧房和一颗几乎枯死的古枣树外，府北面只剩一段府墙。想到原府的西侧地段还有一大片没有看，想看看究竟还有没有遗存。当转到西侧大街，看见路旁有一座中西式门楼，上楣刻着“义达里”字样，就往里走，只见是一片样式相同的民国时代的旧式居所。靠南边的一条窄巷路北有两座结构完全相同的小四合院，估计建造年代也应在民国时期。窄巷的南面是一道高墙，里面是部队某部的招待所；巷子的东头被堵死，但欠起脚儿从墙的上方望去却能看见里面有一棵老银杏树和精致高挑的老房脊，看得出里面应是一所老宅院。我感到有些惊喜，就立刻从义达里出来，想再绕到哪个部队招待所里看个究竟，但当看到门口有战士把门时就犯了嘀咕，没敢硬闯，心想以后再说吧。我所踏查的这一地段从前都属定亲王府地界，勉强看到的那棵古树和老房脊却给我留下了悬念。

大约是在相隔近两年的一个初冬晴朗的早晨，户外寒冷并刮着大风，我再次来到那个部队招待所。当时看到进出大门的人很多，好像也有外地来京的游客，我于是就大着胆子往里走。还好，把门的战士可能把我当成了住店的旅客，没理我的茬儿。按照大致的方位，我找了一座藏在招待所北楼后面的一个带筒子瓦顶的破旧老房，从房子的举架结构判断，这应是王府的原建筑，像是个过厅。退后几步仰头向上望，一眼就看到过厅背后的那棵老银杏树繁密的枝头，我立刻来了兴致。这个过厅从前是进入内宅的通道，现已被用作了厨房，它的西侧有一个不起眼的门，要进去须按门铃。我犯了犹豫，但看见南侧楼上有几排朝北的窗户，何不上楼去看看？我就马上爬到了楼的三层。在楼道最北端的一个大会议间里，摆着几个乒乓球台，几名工作人员正兴致勃勃地打着球。我没打招呼就径直走到北窗前向下看，顿时惊喜异常！原来窗子下面竟是一座带垂花门的完整四合院，高大宏阔的宅院非同一般。这一突然的发现令我冲动，我掏出相机，不顾一切地打开紧闭的窗子，就冲着院子就照，冷气立刻顺着窗子就往屋子里灌。打球的人们感到了逼人的寒气，都回过头惊异地看着我。不知我在干什么，又见我是陌生人，一个样子有些严厉的人就过来质问我。我赶忙表示歉意并说就想拍下面的四合院。他冲我说：“你怎么知道这里有四合院？下面是首长的住宅你知不知道？你拍照是何意？”我有些不知所措，一再解释说没别的目的，以前来过这，知道这个院子，就想留张好四合院的照片。他问我是谁叫我进来的，我就编了谎话，说我就住这儿的招待所。他又问我的单位，我连忙掏出工作证给他看。想赶紧了事，我马上关上窗子，然后对他说：“实在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说着就往外走。他虽未阻拦，却一了脸狐疑地看着我走出去……。

下了楼我才松了一口气，不自觉地又回到了那个过厅前，站了好一阵。一个送信的人敲开了那个院门，我不禁凑了上去。待送信人从院里去出来，就恳求开门的战士，说明来意。战士将我打量一番，不好拒绝，叫我等一下，就转身后回去了。不一会，他出来告诉我说：“首长的女儿同意你进去看看，但你看一会儿就走，别给我找麻烦”，我掩饰不住激动，走进院子我连声向那位首长女儿和战士道谢。我冲女士说：“您住的这儿以前是定王府的房子”，她有些疑惑地回答说：“王府到不知道，只知道这儿以前是普恩寺”。我听了后觉得很新鲜，自问道：“怎么又是寺庙了”？顾不上多说，我首先看到了前院这颗银杏树身上钉着带“A"字的红牌，说明树龄至少在三百年以上。树旁有一处叠石堆成的假山，靠门口的墙根下还弃置了一堆奇特的太湖石，一看就知是老宅的旧物，却不知原先装点在哪里。穿过精致优雅的垂花门，里面是一个敞亮的院落，正房五开间带筒子瓦顶，虽然主配房外原有的檐廊都被玻璃窗封住，但这样整齐的院子不失为现存四合院中的上品。我大致看了看院子的四周，没见到其他人，只有那位女士在院里忙活。拍了几张照片后，感到十分满足，不敢久留，我就再次向主人道了谢，随即离开了院子。

没想到刚走到招待所的院子，就撞见刚才在楼上质问过我的那个人。他一见到我，板着脸问我刚才上哪去了，为了不使他怀疑，我就把刚才的经过简单告诉了他，并强调说：“人家挺好的，没什么不愿意”。他听了后对我说：“你不是说你在这住吗？我刚查了住房登记卡，根本没你的名字，你到底要干什么？”不容我再多说，他就叫我跟他走一趟。我心想：我又没做什么歹事，能把我怎样？于是就跟着他来到了另一座楼里的一个办公室。他把我交给另一个管保卫的人，那个人上来就先核实我的身份，然后不容我多辩解，就给管片的民警打电话，报告警情。不一会儿，来了两位民警，问明情况后就将我带上车，一起开到了西单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里，民警同志向我了解事情的经过，询问了我的个人情况和拍照的动机，并问我为何当时不讲实话等等，我都一一如实回答，他边听边做着记录。听我回答完后，他让我坐那儿稍等一会儿，然后拿起电话就给市局作了汇报。我当时心里嘀咕：这事儿麻烦了。没想到他又问我的手机和单位的电话号码，随即拨通了我的办公室。只听见他对着话机说：“请问您是xxx单位吗？……..xx先生现在在吗？……您能告我他手机号码？……噢，好，谢谢！”核实完我的工作单位后，他郑重地告诉我说：“你不应该没经过允许就擅自到人家单位里去拍照，而且是领导同志的住宅……人家问到你时，你也应该实说…….鉴于你是头一次出这种事和你的态度，我们对你予以警告……现决定让你回去，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了，这也是对你自己负责……..但你必须把拍过的胶卷交给我们。”他一边说，我一边点头，当听到要我把胶卷交出来，我的心一下子凉到了底，虽极不情愿，但只得从命。

回来的路上，我感到十分的懊丧，心想怎么就偏偏又撞见那个人呢？如此倒霉！害得我还去了趟派出所，受了惊不说还被没收了胶卷，一切努力化为乌有。但又一想，这或许也是一种“缘分”吧。好在我又发现了定王府还存有一个完整院落，那个院落隐藏得如此深邃，若不努力探究，怎会搞清楚。回想起那院子主人和蔼的态度，又多少感到一些慰藉。我断定那个院就是原定王府的遗存有充分根据：首先那个院子是未经改动的旧宅院，且正好处在原定王府地界上，前面的那个过厅应是连接前后院落的过渡建筑；另外，那前院里堆弃的太湖石应是王府其它院子的旧物；再有，我注意到院的正房没有耳房，且东西配房往里缩进一块儿，留出来的空当在原先应有一条廊子从配房一侧穿过耳房位置进入后院，或作为与其它院落衔接的部位。这些迹象表明那个院落不是一个孤院，但尚能存此一完整院落至少也能为定王府增添不少谈资。后来我查看了明代的京城地图，那位女士说的“普恩寺”正好标在和她家宅院相当的位置。想来也怪，她怎么知道年代较远的普恩寺却不知曾赫赫有名的定王府呢？其实，宅院和寺庙在外形上也有明显的区别。唯一可以证明与寺庙有关的就是那棵古树，从挂牌起就至少三百年，在上推几十年就够着明代了，很可能是当初建府时特意圈留下来的。总之，这个不小的发现让我后来和他人谈起时总是津津乐道。

在我勘察王府的初期，由于初来乍到，手头缺乏信息和资料，又没能结识一些这方面的专家和知情人士，结果使自己对王府的了解相当有限，踏查的范围也主要集中于在各级文物部门中在册的属于文保单位的那些王府，而对其它“不在册”且大都残缺不全的王府（大都是贝勒府级以下的）却根本不知，甚至有的在胡同里见到了还以为是大宅而没拍照，后来醒过闷儿时宅邸已被拆除，以致后悔莫及！

4.东交民巷里的的神秘建筑

东交民巷是北京的一条最长的胡同，却经历了百余年的沧桑。巷子内沿街散布着的各种西洋式建筑，见证了近代中华民族蒙受耻辱和帝国主义列强贪婪掠夺的历史。在我的印象里，这一带除了旧时的西洋建筑就是解放后修建的政府办公大楼。就在这条街的东段路口把角处，有一座造型别致、小巧玲珑的哥特式天主教堂，堂顶有两个高耸的锥形尖塔。堂的正面上方站立着一尊洁白带羽翅的圣弥厄尔雕像，耀眼夺目。由于教堂前院进深很短，且有杂物遮挡，在教堂前拍了几次，照片仍不甚理想。经过一番周折联系之后，我得以在某日登上离教堂不远处的首都宾馆大楼顶俯拍教堂的全景。记得当时我是和另外一个伙伴一起上的楼，除了教堂外，原比利时使馆内的紫墙绿顶式洋建筑群也相当诱人，我俩一通拍个尽兴。就在我们正顺着大楼最高处的圆塔顶端外的铁梯往下撤离时，我看见下面巷子路北的楼群中有一座“奇特”的青灰色中西合璧式院落，和四周的建筑相比显得有些破旧，房顶都是中式灰瓦铺就。出于一种直觉，我当即就冲着那里拍了一张。由于当时已感到有些累，且要急于下楼，并没有换上更合适的镜头。

后来在翻阅乾隆十五年（1750）京城全图时，发现那个“奇特”的中西式“四围院落”正好处在当时的辅国公盛昌府界内。由于兴奋和好奇，我又去了东交民巷。在那里，我大致判断了一下“奇特院落”所处的位置，发现就在它前面的街上仍保留着一座造型别致的老式法国邮局。在那座院落东边不远有一座带西洋式大门的大院，有武警战士守卫，门外两旁立着一对旧石狮（原府的旧物），能瞥见门里花坛前有一排太湖石。经查阅《北京东城文物建筑》图册和英文版画册《The Boxer》（中文译名为《义和拳》）等相关资料，并请教冯其利和刘阳后得知，那一地段清代时是一座公府，乾隆京城图上标注的是辅国公盛昌府，在近代曾是法国使馆。据记载，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随后法军抢占了著名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肃亲王府（在辅国公盛昌府西北侧比邻），声言要“租借”作其使馆。如此显赫的王府，事关大清的脸面，经反复交涉，法方才同意另以纯公府作为其使馆。当清廷将纯公府拱手交给法国人时，这个末代公府的主人纯堪（辅国公盛昌的后人）正奉命在遵化守护东陵。值得庆幸的是当时还拍了一张照片，虽然拍得场面较大，光线也不理想，但由于是俯拍，经剪裁后仍能从照片上看出院子的全貌。从照片上看，那个院落的正面和门采用西洋式装点，院子的北房面阔较大（大概有五间），前出抱厦，屋顶是筒子瓦铺成，属中式做法且规格较高。院子的其他房屋都是合瓦顶，西配房屋顶与北房一侧屋顶平缓连接。院子东侧与西侧不对称，但也是合瓦顶房屋。

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有机会走进那埋藏着“奇特院落”的某机关宿舍院，得以靠近仔细观看。从整体看，那座院落像是在原中式房屋基础上改建的，前屋墙缝上留有明显的“带刀灰”痕迹，属民国后的做法。由于后面带抱厦的大北房的檐廊已被封住留作居住空间，外墙也已改换成新式墙面，除了房的后檐角尚能看出一点儿旧式砖雕装饰，无法进一步看到早期中式建筑的细节；院落正立面的墙垛上镶嵌着精细的中式砖雕，门的上端女儿墙呈尖形，也雕有精细的花纹图案。我当时询问了几位在场的住户，他们大都不知其来历，但有一位住户说此建筑曾是日本使馆，这一说法倒让我疑惑很久。因为按老地图所标，原日本使馆应位于现北京市委地界内，而原法国使馆正好涵盖了这一地段，而那座带抱厦的大北房距东边带石狮子的院子（应是原纯公府的主院）仅一墙之隔，很可能是原公府跨院或花园中的遗留之物，后经巧妙改建才形成目前这种“奇特”的中西合璧式院落。但这个院落的来历究竟如何？我至今尚无准确的答案。

5.历睹卓公府的消亡

对孟端胡同45号卓公府的考查从2002年3月初开始，直至2004年12月初整个宅邸被彻底拆除为止历时近三年。初次到访，尚不知这里还有一座“卓公府”。只见笔直幽深的胡同两边尽是青砖灰瓦的老宅门，一幅典型老北京胡同的景象。在胡同西头路北有一处坐北朝南的老宅，门牌为45号，门楼高大，宅门东侧的部分倒座房改成了车库。顺着宅子东侧的夹道，可通往后面的小盆胡同，宅子的后墙也刚好砌在了小盆胡同南端。此宅纵深整跨前后两条胡同，足有80米深。从夹道侧墙抬头仰望，在浓密的树枝间隐露出几座线条流畅的宽大屋顶，透着几许神秘。宅的西侧还有一个大跨院（属同一门牌号），进深比东院略短，后部延伸到了大盆胡同，一道紧闭的大铁门横在正门口，使人无法看见院子里面。大约半年多过后，我看到了中央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发的一份《清末王公府第地址单》，这样记载：奉恩辅国公载卓，阜成门内锦什坊街孟端胡同，共房八十间。真属巧合，那里也有王府！我马上就想起当时在胡同里寻摸过的45号大宅，那里面再没有哪个宅院能与之相匹，可以肯定45号院就是卓公邸。第二天我就驱车赶往那里，令我吃惊的是45号院的墙上竟赫然涂上了“拆”字。再向胡同南面望去，以前那片曲折幽深的胡同已成为一片破碎的砖瓦残垣，地上裸露着几棵古树，不远处的工地上矗立着几座正在施工的楼宇和塔吊，能听到隐隐传来的机器的轰鸣声。这幅景象明白地告诉了我：这个院子已被判了“死刑”，金融街正紧锣密鼓地扩张。围着那院子又转了一圈，东西两院所有的门依然紧闭。向胡同里的住户打听，都说45号院正在交涉之中，里面有的住户不愿搬走，也有的不同意搬迁的补偿条件。看到一辆轿车停在院前，下来一个中年男子开门进了院子。我走到门前，按了几下门铃，里面的人隔着门问是谁？干什么？，我冲里面说：“就想看看院子，这么好的院子要拆了很可惜，拍几张照片留下”。得到的回答是：“对不起，这是机关宿舍，没有约请不能进来，好多人都想照相，我们都没让进”。无奈之下，只好打道回府。

再一次来孟端胡同大约在2002年11月底的一个下午，先沿着院子东边的小巷往后走，猛然间我发现最后一进院已被拆掉，第三进院的正房已暴露在废墟之中，后檐下的彩绘和房脊上精致的砖雕清晰可见。环顾周围，已看不到宅后的两条胡同了。后面不远处有一条横向大道的路基已经挖就，阻断了往北去的道路。真想不到变化如此之快！我看四下里好像没人看管，掏出相机对着正房照了几张，感觉不理想，只算留个资料。我心里有点儿犯急，心想再不拍，哪天拆了可就瞎了。宅的东面有一座四层楼，以前是一座学校，此时已经腾空，此片的拆迁办就驻扎在楼里。要俯拍宅子全景，只能上楼顶，但绝不能跟他们打招呼，否则根本没戏。看到楼门口的人走开后，我就悄悄往楼里走，还好没遇见人阻拦。我直奔到四楼，没发现有去楼顶的通道，我心里有点儿凉，忽然又看见楼道另一端有一小截楼梯能通到四层半的一个小屋，我预感到有点儿指望。进去一看原来是个水房，屋顶上还真有一个不足二尺见方的天窗。我从四层教室搬来一张课桌，踩上去用力推开天窗盖板，先将摄影包送上房顶，然后双手摽住天窗框使身体上引，再用胳膊肘使劲撑住上沿，将身子一截一截地送上了房顶。抑制不住兴奋，我急忙走到靠近院子的顶沿，只见45号院尽收眼底，院子里浓密的枝叶已变得稀疏，静谧的殿堂像一座座完好工艺品从树丛中显露出来，淡淡的阳光映得院子一片昏黄，能将这种美景收入镜头足能让我终生无憾。爬上来时蹭了一身的尘垢，但出于兴奋也顾不得这些，我更在乎这次机会，心里不禁感叹：再过几年恐怕也没力气这样上房了啊！再说那时即使能上也没得可拍了。忙活完了之后，我不肯马上离去，面对脚下即将被高楼而取代的院子驻足端详，一种无法形容的思绪在脑海里回荡了许久。

后来在朋友的协助下，我有机会走进了45号东、西两座院子。头次来东院，走进大门楼就能看见正对着门楼的精美厚实的垂花门，院子两侧不是通常头进院落的格局，而是各有一座配房，使这个宽绰的院子不显空旷。但这两个内外门楼和宅院都处在一条中轴线上，倒让我觉得新鲜。这既违背了旧时宅邸格局也不符合公府（镇、辅国公府）的定制。我猜想这很可能是在民国初，王府后人变卖府邸之后，后来的主人怕树大招风而改动了格局。最有可能改动的就是临街的大门，因为现在的门楼就属从前很普通的如意们，跟这样宏阔的宅邸绝不相配。那座垂花门做得如此气派是我所见之精品，它外侧两边的山墙上镶有精致简约的砖雕图案，线条细腻如刀刻，磨砖对缝的青砖墙面未经任何人为粉饰，令视觉爽快。内院只剩下第二、三进院子了，最后一进已拆掉。第二进院子里广植着各种花木，把内院遮盖得幽暗清凉。垂花门内两侧的绿色抄手游廊与整个主配房的檐廊相贯通，构成完整紧凑的院落，使人有一种浓厚的归属感。所有房屋建在高出地面的青石台阶之上，檐廊上仍遗留着旧时的彩绘，廊柱上下分别佩有雀替和须弥座，使这座未经拆改的宅院面貌非凡。院子的每个角落都有主人栽种的植物，有丁香、竹子、松柏、海棠、柿子等等，颇具匠心。听住户讲，每到春季，繁花盛开，香溢满院，走到胡同里都能闻到，还有许多种候鸟也会按时落此栖息。最吸引我的还是垂花门旁的一棵“歪把子”丁香树，底干有脸盆口粗，几棵碗口粗的枝干向不同方向伸展，繁茂的枝叶遮掩住游廊和配房的一隅，姿态生动，是我所见到的一棵最奇特的丁香树。第三进院与前院不通，得从东侧夹道的侧门进去。此院面积和第二进院相当，正房前栽种着一片竹林，在微风中不时沙沙作响，使这个人气不旺的院落显得出奇的寂静，倒像是一处隐僧的归所。我不由得想象这所大宅在雨雪天里会是何种景象，那只有住在里面的人能有幸饱赏了。其实在昔日的京城，许多美不胜收的景致就隐匿在胡同的宅院中，数量远非区区可数的苏州园林所能匹拟，人们不必常常走很远去逛皇家公园，眼前的美景就叫街坊四邻消受不尽。

45号的西院以前住着一位部队首长，现已去世，只剩家属。2003年10月的一天下午，由北京民间保护胡同四合院的先锋华新民女士（法籍，祖父为著名华裔实业家；父亲为著名建筑师）牵线，我和她一起来到45号西院，拜见了已故首长的两个女儿并一起观看了院子。这处院子紧邻东院，当时有前后三座房屋，均为五开间，没有配房，最后一进院的进深较窄。院子虽不呈四合的格局，属于原府邸的跨院部分，但规格绝对够得上公府级别。言谈间，她们倒是对这院子的来历很感兴趣，也表示拆了太可惜。她们家是七十年代后期般到这里的，小女儿仍对以前的环境记忆犹新，她说：“以前这一带成片的胡同，安静极了，夏天胡同里特别阴凉，而且交通也方便，我们从家去西单，走着穿两条胡同就到。我父亲退休在家时每天傍晚都顺着胡同散步，有时看看胡同里的人下棋，还掺和着一块玩”。她也听人讲，从前这个宅子特别大，从宅的东头一直到西边顺城街的城墙根下，有好几个门牌号，胡同南边也有房。我最关心的是此院的命运，就问她们这院子到底拆不拆。大女儿没直接回答我，只说：“这院子是公房，我们也不知道上面管理部门跟开发商是怎么谈的，也只好在等。”华新民告诉说，这45号院一年多以前是被文物主管部门确定为北京保留的539个四合院中的一个，前些日子一些专家和政协委员还去东院看过，都说很少见过这样好的院子。她还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这座院子。

就在我去过孟端胡同45号西院之后不到一年，也就是2004年7月的一天，我看到《京华时报》刊登着：“孟端胡同45号院部分被拆”的黑色大标题，小标题写着：“该四合院被专家认为是北京四合院中的上上品”粗略扫读了一遍文章后，我迫不及待地驱车赶往孟端胡同。这次跟以前不同了，胡同两边都成了工地，胡同西口还有保安把守。没法从正面进去，我就将车停到了后面的武定胡同，穿过新修的大道，从工地外铁皮挡板的缝隙间看到一辆推土机正在隆隆地作业，除了两道山墙和一片废木瓦砾外，45号西院已拆得看不出模样，院址旁边已挖成了一个大地基坑。我心想来晚了，再也看不到了西院了，心情十分郁闷。再看东院的另一侧，也挖出了一个大土坑，东院俨然成了一座孤岛，浓密的树叶上落满了尘土，显得毫无生气，等待她的还能有什么哪？在此之后的几个月里，每次从武定胡同前的大道上经过，我总不由得要望一眼45号东院，看到她孤零零苟延残喘了这么长时间，不由得又心存一丝希望。据华新民女士讲，她曾向有关部门建议，将45号院保留下来，做成一个高品级的饭庄、茶室或俱乐部，这在日后高楼林立的金融街里，有这样一处古典庭院作为歇息场所也不失为让各方都皆大欢喜之为。不知她的倡议是否已被有关部门采纳，或者是正在运作着某个具体方案而拖了这样长时间。再一想上次去45号东院比较匆忙，拍的片子不理想，就惦记着过几天再进去补拍几张。

我的拍摄笔记上记录的日期是2004年11月29日，这是久违了之后，我与孟端胡同再次相会。但见先前这条笔直幽长的胡同已被截去大半，剩下的西半段已被包围在喧闹的工地中，变成了一条往来的道路，机器的轰鸣声直逼入耳。我不由得回想起两年前头一次来此的情景，同样是初冬的午后，浅淡的阳光映照在青砖灰瓦上，宁静而安详。而如今，除了45号东院和两座残缺不堪的旧宅外，尽是废弃的砖瓦土堆和临时性民工住房。这里已基本上看不到原来的住户，只有几个商贩摆着地摊，向过往的民工出售日用品。令我意外的是45号后院的侧门竟敞开着无人把守，进去一看，原住户都已搬走，院子之间的隔断已被打通。从后院到前院显得空空荡荡，地上落满了树叶，垂花门正面的屏扇已撤走，前院房子里尽是丢弃的家具、用品和残留的木隔断。这幅败落的景象，让我十分扫兴，原先的拍摄欲望也随之消退。但又一想，这院子尚命运未卜，就当拍些资料留着也好，于是我就满院子找角度拍了一溜够。拍到第三进院正房时，我看见正房屋内有几个人在忙活，还亮着灯。我立刻有点儿紧张，心想这些人肯定有来头。这时正好从门外又进去两个人，并没理会我的举动。我直纳闷：凭经验，在这样的场合下，一个陌生人拍照总是要被追问的，他们竟然不理我的碴儿？该拍的也拍了，怕再惹出麻烦，我随即离开了院子。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中午华新民女士打来电话，伤心地告诉我：“你知道吗？他们昨晚11点钟开始拆45号院了，一直就没停，现在还在拆哪…….”。这一消息令我十分震惊！虽然早就料到，但觉得太突然。心想昨天下午那里还风平浪静，怎么当夜就搞起偷袭？我想看个究竟，就立刻驱车前往孟端胡同。刚驶进老顺城街口，就看见工地入口站着几个保安。其中一个见我驶来，打出了停止的手势，并示意我赶紧离开。没辙，只好掉头开到后面的武定胡同去。站在一个土坡上，我望见45号后房上部分瓦片已掀去，暂时还看不到有人在拆房。我没想久留，就又回单位去了。我其实就想看那些人是怎么拆院子的，因此不肯就此罢休。下午再去，我没直接从中午的入口进去，而是绕到别处和民工一起先混进旁边的工地，再辗转来到45号院前。出我意料的是，整个院子都已被铁皮挡板围住了，使人无法靠近院子。尽管如此也遮掩不住拆房的举动，只见门楼上有三个民工在掀房上的瓦片，还有一个正挥镐用力地刨起门楼上沿一侧的博风砖。他们一见我举起相机，就把头调转过去，有的干脆缩回进院子。为了看清院子里面成啥样子，我蹬梯爬到院子对面给民工搭起的临时住房的三层楼上
，从一间臭气难闻的房间的后窗口，我看到原先那座漂亮的垂花门已被拆走，两道墙之间留下了一个大豁口，里院的配房顶也已挑开了一个大洞。见此情形，我的心彻底凉了！失去垂花门的院子就如同没了头的躯干将被一刀一刀地被割去，我深知这院子已不可救药。在院子东侧挡板外，有几名媒体记者也在观看。听其中一位老兄讲，这个院子将迁建到阜城门历代帝王庙东侧，负责拆除的是文物部门下属的工程队，拆下的房屋构件将统一编号待复建时再用。我问他这个院子为什么没留住，他听说是这里要开一条路，这院子正好骑在规划中的道路上。我听后觉得荒唐滑稽，心想迁建还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给有关人士一个交代罢了。我不由得想起我曾经踏查过的迁建后的两座王府：一个是1994年从现在全国政协办公大楼位置上迁到朝阳公园内的顺承郡王府；另一个是1986年从现在宽街中医医院大楼位置上迁建到密云郊野公园内的大公主府。当时看到复建后的工艺和原先的简直天壤之别，光看墙面就不是“磨砖对缝”，很粗糙，而且府的格局也有改变，还另添新物。这样的迁建从建筑、样式到整个的味道，都不会是原来的了。第二天我看到《新京报》上这样写着：“…..随着这个院子的开拆，以明代画家王孟端命名的孟端胡同这个地名也将消失……”.我看后不禁感慨：是啊，不仅这条著名的胡同消失了，而且代表着京城建筑文化和王府文化的这座典型的公府，拆一座就会少一座，想要再现昔日的面貌是不可能了。

 六. 清代王府的形成及演变特点

有清一代，分封了百余位宗室王公和一百七十余位外藩蒙古王公，自顺治登基至清帝退位的268年中，清朝在京城前后共出现过一百二十余座王公府第（不算在京的蒙古王府），其中贝勒以上级别的府邸有七十余座。这样众多的王公府第在经历了世代沧桑后，所剩至今已为数不多（约四十余座），且大部分已残缺不全，有些仅剩个别房屋、大门、石雕、残墙或古树。相对完整的（至少主路建筑大体完好且不算复建的）仅有：恭王府、醇亲王北府、庆王府、礼王府、郑王府、孚郡王府（九爷府）、宁郡王府、雍亲王府（雍和宫）、淳亲王府、和敬公主府、霱公府（今四川饭店）、寿恩固伦公主府（内务部街11号）。这些王公府第由于经历了不同时期而损毁严重；大部分府邸的主人又时有变更；现存的文献资料相对匮乏，辛亥革命以后又没有及时对其进行系统的整理和考证；许多知情的长者都已故去，口碑无存，给后来的探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对清代王公府第的探究，需要对清代分封制度、建筑规制、宗室皇族内部的关系，以及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地理等特点进行系统的考察。不仅如此，还要对清帝退位之后王府的衰败过程进行全面的调查和考证。这对于今后研究清代的历史、文化、民俗、建筑艺术、城市和人文生态演变等都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有关北京王公府第的记载，在一些流传至今的清代书籍、文献和档案中可以见到。诸如：《清实录》、《八旗通志》、《大清会典》、《顺天府志》、《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啸亭杂录和啸亭续录》、《京师坊巷志稿》、《天咫偶闻》、《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其中，乾隆年间学者吴长元在其著述《宸垣识略》中列出了三十座乾隆年间宗室亲王、郡王府地址；生活在乾、嘉时期的礼亲王昭梿因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自然更加熟悉京城的王公府第，在其著名的《啸亭杂录和啸亭续录》一书中，记述了更为详细的王公府第及其地址，仅亲、郡王府就有四十余座；另外还有清末进士、学者陈宗蕃（1879—1954）在民国初年所著的《燕京从考》一书，其中不仅详细记载了整个清代的王公府第及地址，而且也简要交待了府主的身份及辈分，所列出的亲、郡王府近五十座。这些书籍已成为我们今天探究清代王公府第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伴随着清朝漫长的历史，京城的王府由出现到兴盛、再到衰败，也经历了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由于府第众多，府主变更频繁，加上所剩不多，要理清其中的脉络和头绪并非易事。从目前已问世的有关京城王府的书籍、文献、论文和文章看，大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了府邸的建制规格、建筑艺术、王府文化、世系沿革和府邸的逸闻趣事等等。王府作为清朝特有建筑，她的兴盛与衰落必然与整个清朝和清帝退位之后不同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有必要从整体上和各个层面对其进行探究。

1.时代特点

王府作为京城特有的建筑群，同时也属于皇家所有的职能性建筑。从这一建筑群的出现到兴盛再到衰败的过程看，我个人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即：第一阶段是在顺治、康熙朝期间，王府开始形成并大量兴建时期；第二阶段是从雍正朝开始到清末咸丰朝为止。这一阶段从雍正即位后整饬吏治和旗务、建立“秘匣立储”制度开始，各种规章制度得到强化，大量兴建府邸之风得到遏制。在府邸的分配上，采取了规范府邸规制、“府邸分割”、“让府迁移”等措施，到咸丰朝末为止，这一百多年期间王府维持在一定数量上，基本上未建新府；第三阶段是从咸丰末期开始，经历辛亥革命、清帝退位直到民国以后。这一时期，以咸丰十一年（1861）英法两国“租借”梁公府（淳王府）和纯公府作为其使馆为标志，从此，王府的使用功能和对象开始改变并走向衰败，直至完全败落。

第一阶段：顺治、康熙朝时期（1644—1722）

清军入关伊始，由于南明及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势利依然存在，稳固政权的首要任务仍是要消灭这些残余势力。再者，当时清廷正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无暇倾力修建府邸。八旗进驻内城后，首先大量沿用了明朝勋戚和官僚遗留下来的宅第和一些前朝旧宫馆所来安置清朝王公大臣。如：礼亲王府使用了明帝崇祯外戚周奎的旧邸；豫亲王府利用了明代诸王馆址；睿亲王多尔衮使用明南宫作为府邸；承泽亲王（庄亲王博果铎父）利用了太平仓为府邸。从《乾隆京城全图》上可以看出，礼亲王府、豫亲王府、庄亲王府、郑亲王府等占地较宽，这些府邸都是清代王公占据前朝遗留建筑群后逐渐修整拆改而成。此外还有更多府邸的前身至今尚无从查考。

顺治年间，对披甲统兵、效命疆场的王公贵族大加封赏，其中被封为辅国公以上宗室贵族有近百名，大大超过了入关前王公的数量。这些王公贵族当时都属于功封，且占据了相当多的前朝旧邸，是清朝最早出现的一批王府。应该说，入关初期的各个王府只能算作各位王公的居所，且规模和等级相差悬殊，也无从依照定制来规范其形制，当时许多王爷依然在外领兵打仗，并没有相应的府邸。

康熙朝期间，时局趋向稳定，各种规章制度相继出现，为了加强皇权、削弱宗室王公势力，对王公府第的建筑规模和形制也有了新的规定和约束，基本上是按照“前朝后寝”的形制确定，府第的等级依照府主爵位的高低加以区别。根据康熙《大清会典》卷131记载：“康熙六年建裕亲王府（形制略）”……“十三年建恭亲王（常宁）府，规制与裕亲王府同。其余府第多系自造，大略相等…..”当中提到的“自造”，并非完全自行筹款，要修建像王府这样的巨宅，若没有朝廷资助、其他官员的献纳或罚没款项的充抵是不可能的。例如，《啸亭杂录》卷九“吴留村”条记载：“……王建邸时，奉旨命天下督抚佽助，公毫无献纳，王怪之。及邸造成，公适近簾榻古玩诸物，价逾万金，设之庭寝，无不合度，葢公预令人丈量而置办者也。……”文中所指：康熙年间，礼王杰书建府时，即“奉旨命天下督抚资助”，甚至府中陈设“帘、榻、古玩诸物”也系官员献纳。

康熙六年修建的裕亲王府是清朝定都北京后按照规制建造的第一座王府，这在当时相当于一座“样板”府第，对以后其它王府的修建或改建起了参照示范的作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迎来空前盛世，康熙帝先后数次大封皇子（共19位）并赐予府邸，使京城内王府数量又一次明显增加，达到空前。另一方面，“世袭递降”制度和王府定制相继出台，对诸王府邸的规模也有了进一步的规范和约束。

第二阶段：雍正朝至咸丰朝时期（1723—1861）

康熙当朝，出于安邦治国、政治求稳的目的，以“仁慈宽大”的政策善待皇子和王公大臣，以致在其后期吏治腐败、贵戚骄纵、贪官嚣张、旗风渐颓。特别是在其晚年未能妥善解决皇储即位问题，导致诸子觊觎皇位，纷争不断，危害国家，也使康熙本人身心憔悴。雍正身居藩邸多年，虽身处禁宫之外，却一直留心朝政，体察吏治民情，使得他在即位之后能够采取有效务实的手段整饬吏治和旗务、清除积弊、强化皇权，推动一系列改革。康熙时代，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康熙帝都遣派皇子统领八旗，代行都统职权，同时也加剧了各皇子间争权夺利的斗争。雍正即位后，首先消除了诸皇子在八旗中的势力，旗的行政权尽归都统，而作为旗主的诸王不能再干预旗务，只享有爵位俸禄而已，从此八旗统归皇帝一人掌管。

雍正所创建的“秘密立储”的皇位继承制度，简单易行，避免了诸皇子为争储位而产生内讧，且有利于“择贤传位”，并为后来几代皇帝所采纳。按“秘密立储”制度的约束，皇帝可以先给其皇子封爵而不分府，将皇子养在宫中，待新皇帝登基之后再给同辈的诸王分府（如：乾隆登基后给和亲王弘昼分府；嘉庆登基后给留在宫里的永璇、永瑆、永璘赐府），提前分了府的皇子（或过继者）实际上已失去了入统的机会，有的皇子成婚生子后依然被养在宫里。这一制度有效制约了诸皇子为夺储位而相互争斗，甚至以府为营、结帮密谋（雍正当年亲身经历，自然更心知肚明）。乾隆朝时，由于乾隆帝在位时间过长（60年），而皇子永璜、永璋、永琪、永璂都过早薨世，其爵位由他们的子嗣承袭，并分得府邸。雍正以后的乾隆、嘉庆、道光诸帝虽都封过爵（宝亲王、嘉亲王、智亲王），但他们在入统前都没分过府。

保存在中央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一份咸丰五年年底“内务府为尊旨祥查王公府第房间数目事奏折”，其中列出了二十余处贝子以下至不入八分公府第的建筑规制、房屋数目、完好程度的呈报情况。此次调查，是为了给醇郡王奕譞找到合适的府邸。从档案中可以看出，清代末期可供宫中选择的并适合郡王规制的府邸已不多，有些府邸已破损待修。最后的结果是选择了乾隆五子荣亲王永琪曾孙、贝子载钧的府邸，将其赐予醇郡王奕譞，并将坐落在大佛寺东街的已故王公奕奎的空府一所，裳给了载钧。因为载钧当时已降为贝子，住亲王府已愈制，让府迁移是理应尊旨之事。从奏折列出的府邸来看，府主均为“世袭递降”王公后裔，其爵位大都从上降至为镇、辅国公。清代规定，亲、郡王后裔虽爵位降袭，但府邸不必重新改建，降至镇国公以下，则须迁出另择府邸。因此在奏折上所列的府邸，都有随时迁出的可能。

总之，从雍正到咸丰这一时期，对皇子封爵和分府受到约束。随着皇室成员数量的增加（雍正三年达1500余人），清廷无力承担广建府邸的巨额资耗，可用作兴建府邸的地段也所剩无几，只得通过规范府邸规制、拆改旧邸、“府邸分割”、“让府迁移”等措施，限制了府邸数量的增加。实际上，这一期间废弃了一些旧府（如：廉亲王府、安亲王府、雍亲王府、怡亲王旧府等），而基本上未建新府，府邸数量比康熙末年还略有减少。

第三阶段：咸丰末朝至民国以后（1861--……）

作为清代皇家建筑的王府，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演变，到清代晚期已成为分布于京城中的一群占地宽广、殿堂豪华、园林优美、风格各异的封建王公贵族奢靡享受之邸，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古代城市建筑风景。鸦片战争（1840）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相继入侵中国，清王朝的统治已腐朽没落，外国在华势力也日渐嚣张。坐落在当时东交民巷地区的几座王府，近邻皇宫和各官署，地理位置优越，自然成了列强意欲攫取的对象。

咸丰十年（1860），清廷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使得洋人为驾驭清政府从而进行扩张侵略，并在京城建立使馆的野心得以实现。到咸丰十一年(1861)春，英、法两国以“租借”的名义先后占据了位于东交民巷的梁公府（英使馆）和纯公府（法使馆），辟为使馆。从此标志着清代的王府也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开始走向没落。

发生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庚子事变，使众多王府遭受劫难和厄运。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欲废黜光绪帝，册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储，因各国公使极力反对废黜光绪帝，而招致慈禧太后的强烈不满和愤恨。端王载漪、贝勒载濂、庄王载勋及其他大臣等怂恿慈禧利用反帝爱国的义和团，围攻洋人集中的东交民巷及英、法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北堂）、等地。在义和团和清兵同西洋兵交战中，藏有众多教民的肃清王府首先遭到摧毁。在肃王府南侧、与其相邻的法国使馆（原纯公府）也受到损毁。而在西面，与肃王府一街之隔的英国使馆（原梁公府）内，除英国使团外，也聚集着众多前来避难的各国使团人员、商人和从肃王府逃出的部分教民，其抵抗力量也由多国驻军组成，与义和团僵持到了最后，未被攻破。梁公府虽部分地遭受炮火摧毁，但由于府邸的主路部分远离交火区，才得以保全。

由于清廷的出卖，使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的战斗无法取胜，待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时，慈禧和光绪帝已由大臣及清兵护卫仓惶逃离北京城，由此引来了自建城以来北京最大的一场劫难。出于报复，联军入城后（八月份）纵火焚毁了纵容义和团的王公庄亲王载勋和端郡王载漪的府邸，与端郡王府西邻的质亲王府也被殃及，仅聚集在庄亲王府内的义和团团民被屠杀就达一千七百余人。《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肃亲王府和裕亲王府也都被划入东交民巷的使馆界，肃亲王府址改建成为日本使馆及兵营；裕亲王府址成为奥地利使馆，裕亲王府的末代主人魁璋，在庚子事变时携家眷逃出了府邸。

在被义和团围困的西什库教堂（北堂）内，约有七十余名洋兵和三千多名教民。清廷同样耍两面手段，表面上催促义和团拼死猛攻，却一直与洋人明来暗去，导致了义和团民轮番攻打长达六十三天，而久攻不克，死伤严重。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派兵援救北堂，义和团力不能支，溃散而去。北堂刚一解围，主教樊国樑随即扯下伪善的面具，鼓动洋人和教徒四处抢劫。樊国樑对曾赞助过义和团的礼亲王世铎恨之入骨，也深知其府邸藏宝丰厚，他率领教徒们闯入礼王府，将府邸洗劫一空。光从礼王府拉到北堂的元宝，仅他承认的就有十二万两。同时，紧邻礼王府的朗贝勒府（定王府）也遭到同样命运。

早在慈禧下谕围攻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之前（六月份），北京的义和团就已经捣毁了天主教西堂（西直门内）、南堂（宣武门内）和基督教亚斯立堂（崇文门内），还有俄罗斯东正教堂（东直门内）等众多教堂，杀死教徒众多。其中，西堂的神父和教徒死亡逾千；东正教堂的教徒死亡大半，约二百多名。八国联军进京破城后，以血腥屠杀进行报复，坐落在西堂和东正教堂周围的王府也没能幸免。处在东正教堂北侧的履亲王府和诚贝勒府被俄军毁坏，后来重建教堂时将两座变卖后的府邸遗址一并圈入其界内；位于西堂周围的直郡王府、贝勒永璂府、橚贝子府也不同程度地毁于兵火。

清朝鼎革之际，宗室贵族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朝廷俸禄和在在外省的庄园（即田庄，属清初跑马圈占和朝廷恩赐，各王府数量多少不等）收入。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长达267年的统治。就在隆裕太后下诏让国前夕，将各王公的府邸及其庄园，赐为私有。原本清代对王府的管理甚严，禁律即弛，以致各府王公的奢侈、挥霍之风反胜于鼎革之前，年头不长即臻于困顿，府邸后来又多落入外国势力、教会、民国政要和军阀汉奸等手中。

依照民国政府对清皇族的优待条件，起先各王府还可以领到俸银，到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并修改了优待皇室条件，皇族俸响随之断绝。年俸取消后，收入只得依靠庄园地租一项，但当时宗室贵族已失去了政治保护伞，各庄庄丁无视王公地产、愈加侵占，有的抗租甚至盗卖，使皇室庄地难以维持。于是，有的王公干脆就将有租之地变卖；还有的王公企图保住庄地，但到民国十四年（1925），军阀政府又下达没收全部王庄的命令，此举无疑加快了各王府走向败落。

尽管收入中断，但这些王公贵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虽大都无谋生之能，却有挥霍之习。民国一开，有的王公开始吸鸦片、置洋房、装电话、吃西餐、买洋车、串赌场、逛妓院等等，一夜之间输掉宅子的有之，如载黻。对于一座偌大的王府，府主和家眷，连同管事官带佣人杂役等加起来少则百十号人，多则还要一倍左右，要维持往日的奢华生活，愈来愈不可能。有些王公将府邸出租，靠“吃瓦片”度日；也有的王公家财巨丰，靠吃银行利息和开买卖维持生计（如庆王载振等）；更多的王公最初以变卖祖上遗留的古玩、珠宝、字画等苟延，后来竟卖掉祖坟的树木、砖瓦、石料等物以及马号、花园等附属建筑，最后直至府邸。变卖了府邸之后的王公贵族，大都住进了胡同里大小不一的宅院，家口减少，日子也大不如前。譬如，贝勒载润于1928年先把府邸的中、西部分卖出后，得了十万大洋，先置办了一辆伏特、一辆道吉轿车，后来又换了一辆别克。十年之后，他又将府邸东路售出，也卖得十万大洋，他又用其中一部分钱买了榆钱胡同的一所六十余间的宅邸居住。到1945年过不下去时，他只得将所住宅邸再度出卖，买下了多福巷里的一所三十余间的院落，用余下的钱继续维持生计。那时有很多的王公子弟，就这样凭着家底来回折腾，直到日渐贫困，后来只得自食其力，四处谋生；也有的虽家道败落，但自幼家学深厚，日后造诣非凡，如书画大师溥心畬、溥雪斋、毓嶦、启功等以及著名学者金寄水、金光平、金启骔、贡桑诺尔布（末代蒙古王）等；还有的家境衰败后无法谋生，甚至靠借债乞讨度日，境况悲惨；另有极少数王公贵族逃到伪满洲，拥立溥仪复辟，企图恢复前朝旧制，其中有的甚至投靠日本军国主义，充当间谍，如肃王善耆之女金碧辉（即川岛芳子）。

清代北京的王府由于占地广、房屋多，适于作为学校、官邸等近代城市新出现的公共职能机构的场所，也为民国后登上社会政治舞台的军阀政要们所垂涎。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京城的教会势力，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从没落王公手中攫取了相当数量的府邸，其首要人物就是西什库教堂（北堂）法国神父包士杰。

据末代恭亲王溥伟之子毓君固（毓嶦）撰《恭王府典卖房产、土地只经过》一文所述，民国初年，府中绘制出府邸蓝图一份，共有房屋1000多间，府后另有带人工湖和假山的精致花园一座，占地130亩，当时王府已经济拮据，入不敷出。神父包士杰早就相中了位于什刹海李广桥西街这片清幽之地一带的府邸，于是托人来府游说，愿凭蓝图抵押，借给府中35000元（大洋），每年年底结帐，这样的“便宜事”自然成为急于用钱的府主所乐意接受的事。第一年结帐时，连本带利一共是35500元，而神父并不立即索取这笔帐目，反而再主动借出4500元，凑上4万元为整数。面对这笔“慷慨”之款，挥霍成习的府主又欣然答应。到翌年年底结帐时，子息便按4万元来计算，还不了没关系，再借几千凑五万整数继续借。就这样年复一年的利滚利，不仅将年利为本，而且还假充善人再借几千凑整，比所谓的“驴打滚”还凶一筹。数年之后，王府欠债就达20多万大洋，无法还清。这时的神父便揭去了“慷慨”的面具，向府主索要府邸作抵押。如此巨大的府邸，光砖瓦木料也绝不止20多万现洋。当时府中尚住着恭亲王奕訢的福晋和三个儿子，其中包括末代恭亲王溥伟。对如何偿还欠款，在三个儿子之间引发了一场析产的官司，连同西什库教堂也在被告之内，它的高利贷手段按法律也是非法，而且还要如此廉价地将王府收为己有。由于当时外国在华势力强大，中国的法院对教堂也没办法，官司一拖就三年，而利息却没有停止。开始打官司时，只欠24万余元，到三年后又滚成了28万元。溥伟感到这场官司无法再打下去了，只好妥协。实际上，按当初抵押蓝图时借的35000元为底算起，以后几年陆续凑整再借，溥伟最多也不过借了西什库教堂14万元。最后的结果是把恭王府劈成两半，前边的房屋全部给了教堂用来抵债，后花园留给了溥伟的两个兄弟，可官司所判的整个王府所占土地还是归教堂所有，因此后花园也无法再卖给别人，要卖只得卖给教堂，而且教堂每年还要收取地租300元，就这样下来，地租的欠款也达若干。神父包士杰是个中国通，而且相当狡猾，他看出了这样的封建贵族家庭日趋没落，迟早要有破产卖房的一天，于是先将土地权弄到手。到1937年花园变卖时，这座有着近200年历史的恭王府早已变成了罗马教廷在华创办的高等学校---辅仁大学的一部分（女生宿舍）了。

不仅如此，在包士杰的利诱下，位于在恭王府西侧仅一街之隔的涛贝勒府，于1925年以十六万元的租金、百年为期，典给了天主教本笃会，作为辅仁大学校址。辅仁大学又在花园南侧建起一座造型典雅的中西合璧式大型教学楼，四角楼顶覆以绿琉璃瓦，楼中辟有天井式园林庭院，楼内有图书馆、实验室、教室等五百余间，还有一个可容纳一千人的礼堂。

以类似的手段，包士杰还直接或间接地将郑王府、睿王府、宁郡王府（怡亲王府）、蒙古那王府弄到手。睿亲王后裔，已故的著名学者金寄水生前曾讲，包士杰只要看中了那个王府，差不多都能弄到手。他先是主动借钱给府上，按高利贷计息，等到欠款达十万左右还不上时，再将府主告上法庭，凭着强大势力，官司一打准赢。他家所居的睿王府就因还不上教会的钱，法院派人来查封时，他的叔父，末代睿王中铨携家人被迫出逃，后来府邸被拍卖。至于有多少府邸让包士杰算计了，本人尚没能查到更多资料和证据，数目肯定不止于此。其实，包士杰不过是个精明神通的教职人员，操纵他的应是西什库教堂主教林懋德等人以及相关的教会势力。

1928年，灯市口西街路北的惠亲王府（也称奶子府）的主人，贝勒载润将府的西路和中路部分售给了教会，作为罗马教廷驻华代表公署，教会出资十万大洋。到解放初期（1952），住在府上的最后一任公署使节黎培理被驱除出境。东四十四条（船板胡同）西口路北的肃亲王新府，于1947年由善耆后代把府的后部卖给了天主教堂，并建立了神学院。

改朝换代后，许多民国政要成为了一些府邸的新主人。顺承郡王府被张作霖买下作为其居京的官邸；还有北洋总理熊希龄（住克王府）、军阀段祺瑞（住贝勒允祜府）、杨宇霆（住孚郡王府）、万福麟（住洵贝勒府）、日伪时期的汉奸王揖唐（住循郡王府）等都先后住进了王府；庆亲王奕劻次子载黻（辅国公）以宅邸抵押赌注而输掉，抗战胜利后此邸成了蒋介石在北京的行辕；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924年底北上来京直至病逝就住在达公府（和敬公主小府）。

民国刚一开张，袁世凯就将刚刚竣工的摄政王载沣新府（位于中南海集灵囿）作为国务院办公地。1918年徐世昌任总统时，又改为其总统府。后来段祺瑞执政，又将和亲王府作为其执政府邸。民国初，仪亲王府被政府征用，西部为邮传部，又改作过交通部，后为北平市政府；东部为财政部。

孚郡王府在日伪时期是日本特务机关“偕行社”所在地，当时关闭了朝内北小街的阿斯门，将府前的倒座改成大门出入。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励志社”又使用了这座府邸，戴笠还时常出入此邸。1940年前后，末代庆亲王载振将王府售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售价约伪币45万。抗战胜利后，此府邸作为敌伪逆产由国民党政府接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编审会和国民党空军被平地区司令部就设在府中。

翻开民国时的旧北京地图，可以发现有很多府邸已变成了学校。其中，和嘉公主府（松公府）作为北京大学校本部直到新中国成立。民国时，称为北大二院，理科和校长办公室在此；中国大学的校址是郑王府；民国大学的原址是醇亲王南府（此前由王揖唐改建为中华大学）；由蔡元培挂衔开办的华北大学，校址是礼亲王府；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址是孚郡王府（九爷府）；协和医学院的校址是豫亲王府；辅仁大学校址在涛贝勒府，女生宿舍在恭亲王府；北洋大学北平部工学院的校址是原端王府，有一小部分校舍是端王府遗留下来的零散房屋；民国二年，石虎胡同的贝子府（祥公府）成为蒙藏专门学校校址，前国家领导人乌兰夫曾在此就学；北平私立大同中学校址在睿亲王新府。上述这些府邸的变化也反映出民国一段时期，在北京兴学办教成为时尚。

2.清代王公府第的分布特点

现存最早记录京城王公府第的文献，当属乾隆年间的《宸垣识略》和《乾隆京城全图》。其中，《宸垣识略》记述了19座亲王府、11座郡王府以及其他众多王公府第的具体地点；《乾隆京城全图》上标出了37座王公府邸（有5座已废）的具体形制图。当时距清朝鼎定北京已有一百多年，属清王朝的繁盛时期，王公府第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演变。但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分布是如何形成的？其它未标出的王府在哪？等等。由于现今记述清代王公府第的文献资料相对匮乏，要弄清楚这些疑问，实非易事。本人实属晚辈，仅仅根据某些现象和线索做一些探讨，愿以此就教于方家。

1）按“家族”聚居

   清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王朝，其统治阶层的核心是宗室贵族，在建立王朝和维持统治的过程中，其家族势力始终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同时也保留着一些氏族社会时期的族群聚居的特征。清军入关前后，各方势力是以军事组织形态（旗）存在的，其驻扎与分布也呈现家族聚居的特征。

清朝宗室贵族中其家族一般按“支”而论，一个支系中不乏有多名能征善战的将领，分封之后又出现多个王公。以努尔哈赤第三子舒尔哈齐这一支而论，其家族中，不仅有“铁帽子王”郑亲王济尔哈朗（府邸在西城大木仓），而且还有贝子固尔玛浑（府在西城辘轳把胡同）、辅国公扎克纳（府在甘石桥西斜街）、镇国公屯齐（西城甘石桥）、贝子洛托（西城兵马司）、公巴尔堪（西城馓子胡同）、贝勒尚善（西城酱房胡同）、辅国公门度（西城细米胡同）、贝子付喇塔（西城背阴胡同）、镇国公德普（西城兴隆街）。可以明显看出，这些府邸的位置限定在一定的区域内，大都处在前后几条胡同内，远的离府群也不出3、4里。府邸分布与此类同的支系还有：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支系（宣武门内一带）；次子礼亲王代善支系（西四缸瓦市一带）；七子饶余敏亲王阿巴泰支系等（东单台基厂一带）。努尔哈赤第二子穆尔哈齐支系中也不乏骁勇善战王公，如：辅国公穆青、汉岱、塔海、祜世塔、喇世塔；贝子务达海。他们的府址至今尚未能都查到，但可以判断其府群大致应在东城北新桥的南北一带。代善支系中分封了三位“铁帽子王”（还有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而且这三家“铁帽子王”的府群又都相对集中在西四和西单一带。上述这些府群的分布，是在清初时期形成的，反映出清朝入关伊始功赏众室、聚首待兵等特征。

清初后分封的许多王公，除自己被赐予府邸外，其家族中也另有一处甚至几处紧邻的小府。如：肃亲王小府在其身后的王府井南口，即今北京饭店新楼的位置上，府主是肃亲王豪格第五子温郡王猛峨；庄亲王府曾被周围百姓称作“大王府”，而他的弟弟惠郡王博翁果诺的府邸就在他府邸北面的新街口，百姓也称为“二王府”；怡亲王允祥薨世后，其第七子弘晓承袭了怡亲王爵位，府邸迁入朝内大街。而其第四子弘晈被封宁郡王，府邸位于北极阁三条，称小怡王府。咸丰十一年（1861），慈禧发动祺祥政变，作为“顾命八大臣”之一的怡亲王载垣被夺爵并赐自尽，怡亲王府被收回后另赐给道光九子奕譓，改称为孚郡王府（九爷府），而怡亲王的爵位则由宁郡王这支的载敦承袭，载敦由镇国公一跃成为了世袭罔替的亲王，其府邸也由“小怡王府”而改称为“怡王府”。家族中的“小府”，一般住的是未袭本家始王爵位的王公（由恩封或考封的），虽是“小府”，但也颇具规模。而另外很多的王公家族的“小府”就在本府前后身的胡同里，规模只是宅院（属府里自置的）而已，居住其中的人物当然不属显贵王公，而大都是家族内的闲散宗室及其家室。总之，从地理上看，王府分布似乎无甚规则，但是依家族聚居则呈现出一种较普遍的现象。

这种依家族聚居的府邸，也有“内部调整”的现象。如礼亲王府的分支谦郡王府，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在今羊肉胡同。可后来走访时得知，谦郡王的后代并不在羊肉胡同居住，而住在五王侯胡同（今西四北八条）东口。经查阅民国初年旧报，才知羊肉胡同原谦郡王府址住的是礼王家族另一支巽亲王后裔。究其原因，是巽亲王和谦郡王两家早先商议后决定调换的，属于家族“内部调整”。由于不牵涉皇产流失，所以内务府对此是允许的。

通过对照和比较清军入关前的《盛京城阙图》和乾隆十五年的《乾隆京城全图》，大致可以看出王府的分布也有相似的特点。入关之前，在盛京（沈阳）皇宫周围只有十一座王府。其中，睿、豫、英三王的府邸紧挨一起，饶余亲王和肃亲王的府邸也紧靠一起，这种分布和入关之后在京城的分布也很相似；另一个相似之处：势力很大的王公府邸，在地理位置上相对疏远，依皇宫周围呈鼎足之势。如睿、豫、英亲王和郑亲王、礼亲王、肃亲王、敬谨亲王等之间在地理位置上较为分散，而郑亲王府和睿亲王府之间在地理方位上相距更大。这种分布特点在入关前后的两座都城中较为相似，或许也反映了清初时期政治势力之间相互牵制的特征。

2）临朝摄政

作为清初的一个特殊现象，即睿亲王多尔衮的府邸选址在皇城之内的明南宫（明代英宗复辟前幽居的场所）旧址，距皇宫的东华门仅里许，与他亲近的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的府邸就在其府邸身后隔一条街，同处于皇城内。而另一位同母弟豫亲王多铎的府邸也在其东侧不远的东单三条。在入关后政权初建的关键时期，多尔衮的摄政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府邸所处的位置也与他当时的身份和作用完全相匹。而他和一向对其鼎力拥戴的同母兄弟都各掌有一个正旗的兵力，加上在两黄旗内的“亲党”力量，他们最少也能三个半旗的兵力，这在诸王中居于绝对优势。从地理位置上，这三处府邸对当时统朝摄政、控制局势也极为便利。清初词人吴伟业在《读史偶述》中诗云：“……..七载金腾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反映了当时的摄政王邸成为势倾朝野的权力中心，炙手可热的情景。

多尔衮病死后，其爵位被追削并黜出宗室，府邸也随即废弃，在康熙时改建成玛哈噶喇庙（今为普渡寺）。株连所及，英王阿济格也遭幽禁，爵位陡降，府邸改为光禄寺。豫亲王之子多尼虽有战功，也未躲过降爵之殃。

无独有偶，末代小皇帝溥仪继位（1908）后，其父醇亲王载沣成为摄政王，经隆裕太后批准的《摄政王礼节总则》中规定，在中南海西北岸的集灵囿地区（即今紫光阁以西至府右街一带）建造建国摄政王府。可直到宣统三年（1911）十月，此邸尚未竣工，此时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清朝的统治。载沣在清帝即将退位之时，辞去了监国摄政王之位，仍居原醇亲王府（后海北府）。因此可以说，清朝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该邸建成后，成为袁世凯属下的国务院办公地，后又曾改作徐世昌的总统府（1918）。今原府址仅剩花园部分，即修复后的中南海西花厅。

3）王爷的府址与旗属

除了以家族聚居的府邸外，其它大部分王公的府邸是否就处在王爷所在的旗界之内哪？答案并不肯定。如：号称为“蓝旗王”的郑亲王的府邸处在镶红旗界内；肃亲王富綬属镶白旗，府址正蓝旗；恭亲王奕訢属镶蓝旗，府址在正黄旗；敬谨亲王尼堪属镶红旗，府址在镶蓝旗；钟郡王奕詥属正红旗，府址在正黄旗；果亲王允礼属正红旗，府址就在正红旗；……….等等。经过查证，众多王府的分布并未受八旗界址的局限。

在一些海内外出版的有关清皇族的书籍中，有很多将皇族都写成是“正黄旗”，造成了许多困惑。其实，不仅一般皇室成员，就是王爷也只有部分属于“正黄旗”，他们各有自己的旗属。王公府邸的分布也遵循着一种大致的规则，即“贝勒以下归旗管，贝勒及贝勒以上不归旗管”。这一说法，出自睿亲王后裔、著名学者金寄水之口。如何理解？清史专家冯其利打了一个比方，他说：“我理解就如同某区或某街道管界内，住着某位首长，区里或街道管委会原则上是管不了的”。这一比喻通俗易懂，也就是说：贝勒及贝勒以上王公的府址并不一定就在王爷的旗属界之内，而贝勒以下王公的府址应在其所属的旗界之内。

再说，整个清代纯粹为某个王公建造府邸的例子并不多见，而总是不断的在拆改和调整。要安置显赫王公，仅在其所属旗界内，找到适合的府邸并非易事。而贝勒以下王公的府邸，论规模一般不超越胡同间的格局（通常是府邸的前后身在两条胡同之间，横向延伸各有不同），占地面积也与胡同里的大宅相当，容易找到并改建成府邸。

4）府邸的分割

从康雍朝起，由于王府规制颁行，工部的建造则例及有关制度陆续完备，王府的规模也逐渐按定制趋于程式化、定制化。从《乾隆京城全图》上，稍加注意即可发现，有的王府紧贴着另一处王府，譬如：慎郡王府紧挨着果亲王府；礼亲王府紧挨着巽亲王府（即后来的定亲王府）；履亲王府紧贴着诚贝勒允祁府等等。有的甚至三处王府挨在一起，譬如：位于铁狮子胡同的和亲王府、贝勒斐苏府及和敬公主府；位于台基厂的裕亲王府、经版库（原廉亲王府）及昭忠祠（原安亲王府）。这一现象并非属于“家族聚居”或“大府”与“小府”的关系。众所周知，王府周围原则上没有街坊，这一情形的出现就是因为此处前身是一座大府型府邸，在王府规制出现后，若某王独住已经逾制。而把这样的府邸分割开来，即解决了某王独住的逾制问题，又可为新的王公安排府邸。如铁狮子胡同的府邸原为顺治五子恭亲王常宁府，为安排康熙九子贝子允禟，把原府东路划给了允禟，后来又把原府的西路划给了和敬公主，而恭亲王常宁曾孙贝勒斐苏的府邸只保留了原府的中路部分。这样，经过历史的演变，原来的一座大府就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三了。

5）让府迁移

清朝的王公府第一直是由内务府掌管的皇家财产，只是在清帝退位前隆裕太后下诏赏作私产的，有的府邸曾先后经历过数位王爷使用。如位于太平湖的一座府邸，清初为贝勒喀尔楚浑府邸，乾隆四十九年（1784）赐为荣郡王府，清末成为醇亲王南府；西城官园的果亲王府后来为瑞亲王府，及至惇亲王奕踪第二子载漪过继时，传旨有误，瑞亲王府遂改称为端郡王府；果亲王府的东邻先为诚亲王旧府，后赐予康熙二十一子，改为慎郡王府，其嗣孙、乾隆六子永瑢袭封后改称质亲王府；西直门内的恂郡王府先为九公主府，后为橚贝子府。总之，除了清初的八个“铁帽子王”的府邸外，几乎所有府邸都曾住过不只一个王公家族。

令一家王公让出其府邸，转赐另外一家王公，再将让府的王公安排别邸的现象，在康熙朝之后屡见不鲜，即所谓的“让府迁移”。让出府邸的王爷不是因“过失”被消爵、降爵或处罚，就是因其爵位已降至较低品级（一般是镇国公或以下的品级），没资格再住其始王的府邸。

6）另类的府邸

潜龙邸

按清朝立的规矩，如果王府的主人入承大统或嗣皇帝位，其府邸就要空出，作为“潜龙邸”保留。雍和宫的前身是雍亲王雍正的府邸，雍正即位后其府邸成为“潜龙邸”，其中一半（西半部）改为黄教上院，另一半（东半部）作为皇帝行宫，但行宫后来被火焚毁。雍正三年，众臣奏请皇上将潜邸升为宫殿，雍正命曰“雍和宫”。

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奕譞第二子载湉入宫继嗣皇帝（光绪），其诞生地、太平湖畔的醇亲王府（南府）成为了潜龙邸，其家人也举家迁往后海北岸的新府（原成亲王府）；第二代醇亲王载沣第一子溥仪再嗣皇帝（宣统），他的诞生地、后海北岸的醇亲王新府再度成为潜龙邸，又在西安门皇城内集灵囿新建醇亲王府，欲作载沣的摄政王府，已近建成时清朝灭亡，新府易主。

城外的唯一孤邸

在京城北郊昌平有一个叫“郑家庄”的地方，历史上这里曾有过一座清代的王府—“平西府“。此府为何建在农村？原因是：康熙年间，太子允礽两次被废，一直幽禁于城中。康熙晚年，或许为安置允礽诸子孙和众多仆从，就在昌平郑家庄南建成一座。雍正即位后，封允礽二子弘皙为理郡王，又将弘皙及家人安置在郑家庄城内。雍正考虑的是想让弘皙远离禁宫，才有意做此安排。乾隆四年，弘皙又获罪，遭革爵，不许出城。后又黜出宗室，圈禁于景山东果园。至此，平西府作为一座王府前后共经历十七年，并于乾隆十年被内务府拆除。

王府的改称

查看《乾隆京城全图》时，不难发现有几座王府已改变了称号，分别是：康亲王府（原礼亲王府）；简亲王府（原郑亲王府）；信郡王府（原豫亲王府）；平郡王府（原克勤郡王府）。这些王府名称的改变是由爵位的承袭改号造成的。

从改号的过程看，礼亲王代善这支在顺治六年由礼王第七子满达海袭爵，改号巽亲王。同年，礼王第八子祜塞第三子杰书袭郡王，赐号康。据此，在礼王老府中有巽亲王府与康郡王府并存的一个时期，且老礼王府被一分为二，形成由康郡王杰书住东半部、巽亲王满达海住西半部的格局。后来由于满达海这支缘事被革爵，其居所巽亲王府也遂废而空。而康郡王杰书在康熙十六年承袭亲王；郑亲王济尔哈朗第二子济度，受封于顺治八年，称简郡王，而当时始王济尔哈朗仍然在世，显然不能赐予“郑亲王”爵位。济尔哈朗薨世后，济度才袭亲王爵，仍号为简；豫亲王爵位受多尔衮之牵，始王多铎嗣子多尼袭封时赐为信郡王；肃亲王豪格第四子富寿袭爵时，改号为显。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上述宗支的封号才改回为原始王的封号。被承袭改号的还有饶余敏郡王这支，其四子岳乐于顺治八年袭爵时，赐封为安郡王，后晋为安亲王。但此爵位受“世袭递降”的制约，以后也未能改回原始王封号。显然，受承袭改号的宗支均为清初的显赫王公，他们在入关前后叱咤风云、功高震主，同时也在宗室权贵之间结下诸多恩怨。承袭改号或许是朝廷有意识地间接削弱这几支显赫王公的影响。

王府的他用

雍正当朝，对宗室王公分别采取了打击和拉拢的策略，几座府邸的变迁既是印证。从《乾隆京城全图》上可以看出，原康熙朝时在台基厂位置上的三处并排座落的府邸（从西往东分别为：裕宪亲王府；廉亲王府；安郡王府），有两座已改作他用（改成为：昭忠祠和经版库）。而原位于王府井的怡亲王府，也标成为“贤良寺”。

据《清实录》记载，雍正即位初年，就下谕八旗官员等：“老安郡王居心不正，谄附辅政大臣。又自恃长辈，每触忤皇考。………将袭封安郡王之本章发回，不准承袭。其属下佐领著俱撤出，另赐他人。”雍正二年（1724），雍正又谕九卿詹事科，于京城内相度之地建昭忠祠，用于崇德报功，风励忠节。而后选中了安郡王府址，安郡王岳乐后裔随即迁出。昭忠祠基本保留了原府格局，只添建了碑亭和祭祀设施。

康熙第八子廉亲王允禩，在康熙在位时结党钻营、欲谋皇储之位，曾遭康熙斥责。雍正入统之初，为收买人心，将他委以任用，并对其不轨言行未以追究。然而，允禩并未知恩稍敛，反而变本加厉，终不被雍正所容，对其进行了彻底清算。雍正四年（1726），允禩获罪被革去“黄带子”，称其为“阿其那”（满语：狗），并将其府邸（廉亲王府）改作为经版库。

作为康熙第十三子、雍正弟弟的怡亲王允祥，在雍正即位后禁抑宗藩的过程中，协助雍正有力打击了八弟允禩、九弟允禟等异己势力。同时，他表现出的“谦慎廉恭”等品行，受到雍正恩宠和赏赉。他于雍正八年其薨世后，雍正谕举其功德，命复其名为“胤”，配享太庙，谥曰“贤”，并谕“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镌刻其墓碑之上。允祥生前表示愿死后将其怡亲王府舍为庙宇，故后将其邸改为贤良寺。寺内添建了碑亭、燎炉等，碑文为雍正御撰。贤良寺又于乾隆二十年（1755）移建于原址东侧的冰盏胡同，规模也大为缩减。

七. 王公府第的建筑特点

北京作为中华帝国最后一座都城，其具有标志性的院落式住宅形式，经历了金、元、明、清各个不同时期，在逐渐演变中呈现出不同特色。明代在京城集中建造了皇宫、皇城（大内）、苑囿、寺庙、城墙、陵园以及部分显贵官宦的豪宅，而大多数官僚引退之后会告老还乡，并不想在京城内倾力营建“归所”，因此，当时京城的院落式住宅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到清朝中晚期，京城四合院的建筑形式趋于成熟，是和清代京城的社会生活形态、人文地理环境相适应的。“康雍乾”盛世，社会相对稳定，闲情阶层大批涌现，这些王公贵族生活优越、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之风盛行，对宅邸建造更加讲究且追求园林化。随着这一族群的扩大，也使得四合院式宅邸遍布京城。在清朝严格的等级制度约束下，仅在京城内既有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也有大批豪华适中的王府园林，还有众多规模小巧、形态各异的私家园林。

众多的王公府第荟萃京城是清代特有的现象，从建筑形式来看，王府既有皇家宫廷建筑特点也包含京城四合院和私家园林的特征，还具有满族贵族宅第所特有的建筑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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