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毒上瘾 记录片:毛泽东与石油部长任上的余秋里

                                     毛泽东与石油部长任上的余秋里    刘炳峰        余秋里是1929年未满15岁时就参加红军的老战士。1936年3月，21岁的余秋里作为我红2方面军6师的团政委，在一次伏击战中，为掩护团长，左臂不幸受伤，后因伤口感染、生蛆，不得已医生用小锯条为他做了截肢手术，从此成为我革命队伍中的又一位“独臂将军”。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中，余秋里总是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和指示要求，受到了毛泽东的关爱和器中。1943年6月，他将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的思想，运用于日益兴起的练兵运动，创造性地总结出“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练兵方法，极大提高了训练质量和部队战斗力，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和赞赏。1947年他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创造性地在部队开展了“诉苦三查”运动，极大焕发出了我军官兵的革命精神，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一大创举，为此毛泽东特地写下《论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高度赞扬了余秋里的举措。从那时开始，余秋里的名字便在毛泽东心目中扎下了根。        “余秋里，给你五年时间，在我们这个‘贫油’国家创造出奇迹来！”        新中国成立后，石油短缺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尽管自1907年我国就开始了查找石油的工作，但在解放前，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极其缓慢，原油产量极低，远远不能满足国内需求。1949年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原油年产量仅12万吨，总共才8台浅钻井机和40余名石油技术人员。后来，又因中苏关系的紧张、恶化，我国进口石油的通路被堵塞，石油短缺问题更加严重。1958年年初，我国不少汽车被迫停止运行，军队甚至不得不撤消了一些急需的军事演习项目，全国各地乃至首都街头都出现了背负沉重煤气包的公交车辆……
    面对新中国严重缺油的窘境，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心急如焚，急切盼望加快我国石油勘探步伐。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再次想起奇招不断、善于总结经验的余秋里。
    1958年1月下旬的一天，余秋里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要他到毛泽东处开会。按照通知精神，余秋里提前一些时间来到毛泽东办公室。
    “主席！”余秋里见面先敬礼。
    “秋里同志，来，快坐下。” 简短地寒喧后，毛泽东直入正题：“怎么？总理他们提议你来当石油部长，我们都赞成，听说你还有些想法？”
    “主席，总理找我谈了。可是，我从来没搞过工业，而且石油在地下，情况更复杂。这个任务，我怕承担不起。军队中比我强的人很多，是不是另选一个人？”余秋里也直言不讳。
    “嗯？”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余秋里的话，眼睛紧却盯着余秋里，反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
    “43岁。”
    “43岁？儿童团嘛！”毛泽东哈哈笑了，“轰”，陆续来开会的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接着，毛泽东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我过去讲过，‘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拜他们为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是可以学会的。”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在吞云吐雾间继续说：“我们军队的高级将领，很多都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后来成了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嘛，打仗、搞经济建设都是如此。”
    他见余秋里埋头沉思，便话锋一转，问道：“你是不是不愿脱军装啊？”
    “主席，不，不……”余秋里抬起头，连忙解释。
    “部长以上干部调动，由中央决定，不是转业。”说罢，毛泽东神秘一笑，“你如果转业，也不是坏事，那里有‘油水’，可以发一笔财哩。”
    毛泽东接着说：“李聚奎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但他年纪大了。你年轻，精力充沛。中央决定，你们两个换一换。”然后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我给你五年时间，在我们这个‘贫油’国家创出个奇迹来！”
    谈笑风生中，毛泽东再次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口，用期待的眼神打量着余秋里……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瞥了余秋里一眼，半是勉励，半是介绍，一语双关地说：“余秋里有一手。”此时，余秋里浮想联翩……
    他清楚地知道，我国石油工业的基础极其薄弱，去年石油产量仅146万吨，而“一五”计划是201万吨。在“一五”中，我国其它各行业都大大超额完成了指标，唯独石油一项没有完成。眼下，我们每年消耗石油500多万吨，绝大部分依赖进口，可苏联现在又开始“卡”我们了。别说我国外汇吃紧，即使有钱也难进口啊！
    沉思片刻，余秋里恭敬地站起来，并趋前一步，结结实实地说：“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请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在实践中去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等我打下石油这一仗，再来向您和各位领导汇报！”
    “好嘛！就这么定了。”说完，毛泽东转向周恩来，两人赞许地点点头，双双露出满意的笑容。就这样，余秋里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军装，转换角色，准备担负起石油工业部部长的重任。
 
    “给你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        1958年1月27日至2月12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2月11日，大会通过决定，任命余秋里为石油工业部部长。接着，他又参加了2月13日至23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会议精神，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石油工业部汇报会，原石油部部长李聚奎介绍了我国当前石油工业的总体形势和基本情况，同时就如何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问题，进行了讨论。
    但无论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是在整个汇报会的过程中，余秋里始终没说一句话。他不停的在本子上记着，认真的听着，琢磨着。直到汇报会结束时，邓小平点名让他谈点想法，他才不得不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的想法是——”他根据会议讨论情况，总结道：“人造石油和天然石油两条腿走路，立足于天然石油；开发西部油田与开发东部油田并举，立足于开发东部油田！”邓小平带头鼓掌。看的出，余秋里已经进入角色了。
    会后，余秋里便火速返回总后政治部，交接完工作，3月初就正式走马上任了。
    上任伊始，余秋里始终心情沉重，深感责任重大，但他将毛泽东“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作为座右铭，从头做起，开始了耐心细致的学习求教和调查研究工作……
    为此，他将目光投向了权威们。
    一个瑞雪纷飞之夜，余秋里扣开了地质部长、卓越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家门。
    “李部长，”余秋里浓眉紧锁，不待抖落身上的雪花，开口便道，“我是向您请教来的。中央要我搞石油，总理和主席先后找我谈话。我是行武出身，对石油心中无数，寝食难安啊。”不待李四光开口，余秋里又说，“你是权威，大科学家，我们中国有石油吗？”
    颇有学者风度的李四光看着余秋里焦虑不安的神情，轻松地笑了笑，想以此缓和一下他紧张的情绪。这一笑果然灵验，余秋里冷静了许多。
    “西方人断言我们是个贫油国家，我从来不信。经过最近的勘探，我们发现，中国不但油不贫，而且其他矿藏也很多。单就石油一项，仅内陆沉积地区就够我们开采几代人，还不用说近海大陆架地区。这些我已经向主席和总理作了汇报，中央是清楚的。”李四光成竹在胸，边说边举灯走到分层设色的地图前，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余秋里用炽热的目光看着这位地质权威坚定不移的神色，心中的决心变成了信心，紧锁的双眉舒展开来。他习惯地用双膝夹住火柴盒，右手拿起火柴，“唰”地一下，点上一支烟，惬意地吸了一口。
    余秋里风雪夜归，辗转反侧……
    第二天一大早，他便直奔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汇报近几天来调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同时建议中央：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最关键的部位上，突破一点，带动全局，一举改变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被动局面。
    毛泽东听完汇报，大手一挥，回答十分爽快:“给你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
    临别，毛泽东还对余秋里说：“你如果缺干部，可以指名要，军以上干部你愿选谁就选谁。”余秋里走出室外，毛泽东又大声补充道：“有困难，直接来找我。”就这样，余秋里带上康世恩等，并招募了数十万石油大军，开始了查找石油的准备工作……
    “普查是战术，勘探是战役，区域调查是战略。”“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有了党中央、毛泽东赐予的“尚方宝剑”，有了近些天来的调查摸底，余秋里信心十足，决定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然而，在既无经验又没资料的条件下，仅有信心和决心是远远不够的。面对茫茫大地，究竟从何处着手查找石油，便成为当时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早在5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听取了原石油工业部领导的汇报后就说：“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地质工作必须先行。”“普查是战术，勘探是战役，区域调查是战略。”同时强调：“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这些，对于我国的石油勘探工作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为此，余秋里上任后，针对我国油田勘探主要在西部地区，不仅勘探、开采量少，而且因交通不便，即使开采出来也难运出等情况，在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考察论证和精密探测基础上，作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这就是：将石油勘探的战略重点放在东部，使我国的原油生产、加工和消费就近结合起来，以更好地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这是余秋里上任后，石油工业部作出的第一个战略决策。
    在这一决策指导下，我国的石油大军将目光重点聚集在了松辽盆地，并在征得自1956年即分管我国石油工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同意后，迅速成立了“东北石油勘探处”，进而成立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归石油工业部直接领导，专门负责松辽盆地的石油勘探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勘察和钻探，1959年9月26日，定位于我国松辽盆地的中央地带——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同镇的松基三井，终于喷出了黑黝黝的工业性油流！喜讯象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松辽盆地，传到了哈尔滨、长春，传到了北京……
    当邓小平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并称赞“余秋里这个人就是不信邪”时，毛泽东喜不自禁：“余秋里是个帅才！”        “余秋里抓的学‘两论’和树王铁人，对当时打开会战局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大同镇出油后，中共黑龙江省委十分重视。考虑到随着油田的不断开采，必将会不断地云集全国各方力量，因此他们有意将大同镇改为市，但因改市后会与山西大同重名，同时又正值我国10年大庆，所以将大同镇暂时改为肇州县大庆区。余秋里得知这一情况后非常高兴，提议将新发现的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从此，“大庆”这个名字便迅速传遍了千家万户。
    1960年2月13日，余秋里以石油工业部党组的名义，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关于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报告称：在大庆地区自1959年9月26日打的第一口井出油以后，又连续打了22口探井，已探明了一块200平方公里的储油面积的大油田。初步估算，可采储量在1亿吨以上。为了在已探明的储量内迅速打出一批生产试验井，石油部研究提出，在大庆地区“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灭战的方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会战。”
    党中央、毛泽东热情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中这一新的创举。2月20日，中共中央下发文件，迅速批准了这个报告，指出：这次大会战“对于迅速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有着重要作用”，并要求全国各地区的有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还做出决定，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退伍军人中，动员3万人参加大庆油田工作。
    就这样，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积极鼓励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石油工业部集中了全国37个石油厂矿、院校的4万名职工，调集了7万吨器材设备，抽调了全国最优秀的几十个钻井队，在余秋里、康世恩带领下，开进了茫茫的北满草原……
    然而，几万名石油大军集中汇集在一起，没有城市依托，其艰苦状况可想而知。在这几万人中，有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其中不乏大学教授和博士，但无一例外地一无住房，二无床铺，甚至连锅灶等生活必需品也很不够。他们支起帐篷、搭起活动板房，有的甚至在被废弃的牛棚、马厩里住宿、办公。还有不少人什么都找不到，白天劳作了一天，晚上干脆往野外一躺，几十个人合盖一张篷布过夜。遇到雨雪天气，则情况比我们想象的更糟……
    生活方面异常艰苦，生产方面同样也困难重重……
    面对一个一个的困难和矛盾，作为石油会战总指挥的余秋里心急如焚。靠什么统一大家的思想、稳定队伍、打开石油会战的局面呢？
    1960年4月10日，石油工业部机关党组做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同志所著<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这是石油工业部决定开展大会战以来的第一个决定。《决定》指出：“两论”是毛泽东同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对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学习这两本著作，不仅是组织开展石油会战的需要，也是石油职工队伍、干部队伍长远建设的根本要求。《决定》认为，我们正面面临石油会战这一大规模的生产实践活动，在会战中要把别人的经验都学到手，但又不迷信别人的经验，不迷信书本，就要勇于实践，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风格，创出自己的经验。同时，我们在实践中要不迷失方向，就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包括正确认识石油开发建设规律，使我们的实践具有更大的自觉性。
    在当时的国内背景下，学习“两论”的决定得到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拥护和响应。一时间，“洛阳纸贵”。哈尔滨的新华书店里，毛泽东的这两本小书三天之内便销售一空，于是不得不从北京紧急空运了4万册。
    几万名职工自觉以“两论”为武器，结合实际，分析和认识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通过学习，统一了思想，坚定了搞好石油大会战的决心和信心。大家说，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矛盾；这困难，那困难，我们探明的石油资源太少，产量太低，不能满足国家需要是压倒一切的困难。我们只有克服自身遇到的这些局部的、眼下的困难，下定决心，知难而进，早日拿下大油田，才能解决我们国家缺油这个根本困难！同时叫响了“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号。
    与此同时，为尽快打开石油会战的局面，余秋里还抓住时机，发起了学习铁人王进喜活动。
    王进喜是参加会战的某钻井队队长。会战开始后，领导提出打直井，王进喜发动大家提方案。大家提了许多好的建议，但都表示没把握。王进喜急了，他说：“毛主席的《实践论》上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勇于实践，咱们边干边总结经验。前怕狼，后怕虎，永远干不成大事。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嘛！”说罢，便带领全队职工连夜步行赶赴井场。设备运到了，他们不等不靠，用人拉、肩抗、车拖的方法，经过七天七夜的苦干，硬是把设备化整为零，运进现场。开钻时调配泥浆跟不上，王进喜就带头第一个跳进泥池用人工搅拌。他们吃住在井场，日夜苦干，仅仅用了五天零四个小时，便打完了会战后的第一口直井，创造了当时的最高纪录。附近的老百姓都被深深感动了，一位老大娘提着一篮鸡蛋来慰问，见到钻工们就说：“你们的王队长，一连50多个小时不睡觉了，真是个铁人啊！快劝他回来休息吧，不然会累垮的！”从此，铁人王进喜的名字，不胫而走。
    当余秋里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十分重视。他思忖着说：“‘铁人’，不就是对王进喜同志的意志、境界、干劲、性格的高度概括吗？！我们要甩掉石油落后的帽子，需要的正是这种‘铁人’精神！”于是，余秋里迅速召开会战指挥部紧急会议，正式发出了“学习‘铁人’王进喜，人人做‘铁人’”的号召。
    4月15日，风和日丽，阳光明媚，会战指挥部在萨尔图万人广场举行了学铁人誓师大会。王进喜披带红花骑在马上绕场一周，余秋里亲自拿起话筒，带着会战大军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向铁人学习！”“人人争做铁人！”会后，油田上下立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比、学、敢、帮、超热潮。
    这年7月，在余秋里的建议下，石油部党委又号召全油田开展学习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五面红旗”活动，接着又发展为“百面红旗”活动。很快，大庆内外形成了“英雄铁人打头阵，马、段、薛、朱紧相跟，比、学、敢、帮争上游，铁人头上出钢人”的钢铁巨流……
    后来，当康世恩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余秋里抓的学‘两论’和树王铁人，对当时打开会战局面起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