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拍可以录屏吗:中国式关系

　　不但是中国，任何一个法制观念不强、陌生人规范不健全的国家都难免出现“关系时代”。更早的欧洲、先前的北美，一度出现大家族的政治裙带和商业家族，包括家族式的黑手党。还不说传承两三千年的王位世袭和贵族体制，都源于血缘的纽带。

　　既然，历史上被大洋分割的人类社会，不约而同的出现了以家族、人情为纽带的政治经济或军事集团。我们可以肯定，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有某种内在的规律在里面。我们从演化的角度推演一下。

　　刚出生的婴儿，我们暂时认为他们没有先天的本质差别。想想婴儿的情况，作为“父母身上的一块肉”，被父母捧在手心，获得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家长来看，爱孩子乃是出自天性，因为一定程度上讲，他或她就是自己，而且是更年轻的未来的自己，是自己生命的繁衍。从孩子来看，自然会对衣食父母产生依恋，他们代表着无私的爱、安全感、信赖感，代表着变动世界里唯一的安全港湾。父母兄弟一起生活一二十年，在生活中相互依偎，相互取暖，感情自然是十分亲密。用詹姆士的自我观分析，他们都视对方为自己的一部分，彼此建立起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能够突破身体，让灵魂纠缠在一起。在强烈的认同中，悲伤彼此的悲伤，快乐彼此的快乐，同荣辱，共进退。外界的人和家庭感情比起来就无足轻重了。自然生活中，较多交往的还有亲戚，乡亲邻里，朋友，同事等等。在实际的交际中，会发生不同的情感联系和认同。一般来说，交往时间长，互动多的关系更亲密，认同度更高。

　　我们以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为例。古代的中国，交通不发达，又是农业立国，很多人数代居住在固定的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样，日日见面打交道的都是邻里乡亲。这种日常交际，建立的感情必然十分深厚，自然具有强烈的对家乡、土地、邻里的认同感。这些人面对陌生的外来者或是外乡人的时候，感情自然的倾向“自己人”。按照同样的原理，中国形成了从父母子女开始，到亲戚，朋友，乡亲，再到君臣的层层伦理规范。这不是生硬的规定，它植根于中国古代乡土社会的现状，植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磨合交际，植根于人自发的感情。

　　我们谈谈基于自然交往的认同感，如何生存行事的。基于自然认同的兄弟、父子，彼此了解，情感深厚，心心相印，荣辱与共，祸福同享，可为彼此舍生忘死，。当成员要在社会上建功立业的时候，自然会彼此扶持。不因为别的，就建立在强烈的情感上，一荣俱荣，一辱俱辱，为兄弟父子，就是为自己，两者是一体的。这种情况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战争，无论是从信息沟通上、从信任上、从协调上、从成功的动力上，都是最佳的选择。我们对比一下由陌生人组成的经济或军事组织，就可以看出家族的优势。首先，陌生人彼此不了解，需要花费较多的沟通成本，更别说要到默契的程度了。第二，陌生人之间信任难以建立，即便是有允诺、有契约，又如何能够保证能够很好的遵守呢？而家庭基于固有的凝聚力，成员彼此信任，很少在背后搞小动作。既是基于感情，又是基于违规的大成本（一旦存私利被发现，会伤害家庭感情）。第三，陌生人的组织认同度低。陌生人在组织生活中，对自己利益的认同比对任何他人的认同都强烈，除了关心自己的利益之外，很少真心的关心他人，关心集体。而家庭运作中，成员之间有强烈的荣辱与共的认同感，强烈的一体感，适宜集体运作。第四，陌生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比较不容易相互妥协。而家庭成员基于强烈的感情和家族共同体的维护，倾向于协商，各退一步，维持共同体。第五，陌生人没有情感联系，只有最基础的组织规范。而基于自然情感的父子兄弟，一衣带水，情谊相通，愿意为对方牺牲很多东西，更乐于彼此帮助，以对方过上好生活为乐。这种种特点，都说明了基于自然感情共同体的运作有巨大的优越性。所以我们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所以我们说，关系是自然交际发展成的纽带。人类社会起初就是在这种纽带的连接下，组织起来的。自然交际是感情的连接和认同，是灵魂的纠缠。上面以家庭成员的认同情感为例，是先有自然的感情，然后共同行事业。这就好像好朋友一起创业一样，先有情感认同，后一起做事。另一种是，为了在一起做事，交际互动成朋友，成父子兄弟。为了达成像上面所描述的家族认同的巨大威力，把政治、经济、军事的运作关系，变成类似父子兄弟的情感认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搞关系”。把生人搞成熟人，把领导搞成父亲兄长，把下属搞成儿子小弟，把女人搞成姐妹或老婆情人，把男人搞成兄弟朋友。通过社会关系的家庭化，社会交际的情感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了。通过援引家庭的感情体验，推及到陌生交际中，冷冷的生人交际，变成了情感交流，产生了共同体的认同。有了这种认同，彼此更亲密，甚至可以当做一体，彼此互相帮助自是情理之中。有什么理由不帮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帮自己人呢？

　　搞关系完全可以效法自然情感的生成方式：一是利用简单暴露效应。即常常见面，经常联系。无论他人如何，简单的熟悉就能引起好感。二是示好，人更倾向于喜欢喜欢自己的人。主动示好，表示喜欢，对方也会喜欢上你的。和喜欢自己的人在一起，能印证自我的良好感觉。三是说好听的话。人乐于听好话，这里面有两种因素：通过他人的头脑意见，确定良好的自我感觉。另一方面，即使明白对方的话是夸张的逢迎，心内也洋洋得意。因为必是自己的某种特质或地位，令对方放下尊严，讨好自己。四是送礼物，为对方办事情，主动满足其需求，且不要回报。这样，对方就会感激，觉得自己欠了人情债。要么就会感动，觉得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友谊。无论哪种情况，对方都有投桃报李的倾向。五是寻找其兴趣点，扩大交流，形成某种同志或是同趣，生成认同感，一体感。六是参加一些共同活动，共同的欢乐或悲伤的体验，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尤其是共同的快乐体验。比如夜总会的生活，就是共同娱乐。七是分享秘密。分享秘密是感情加深的象征，是值得信任的表示。当人觉得自己被信任，会体会到自我的价值感，从而会对对方产生感激和喜爱。八是，办任何能让对方高兴的事情。在人的心智组织中，会喜爱让自己快乐的东西，如果你是他快乐的原因，自然也就获得了他的喜爱。让他快乐的可能有：美貌、良好的形象、幽默的谈吐、有吸引力的谈话能力、有吸引力的气质、有吸引力的思想、可敬重的品格，等等。九是了解对方的价值观、对某些事物的态度和信念。表明自己的支持立场，获得认同。十是救人于危难。人特别会感激在落魄的时候帮助自己的人，因为特别需要，所以回馈心也强烈。特别会有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心情。十一是寻找其开心的时候，提出要求。人的心境会对外界染色，好心情能觉得艳阳高照，坏心情能觉得寒冬腊月。开心的时候，你在他眼中也变好了。

　　我们再研究一下酒场文化。酒是麻醉品，巧妙在并不真正蒙蔽思维，它使人放松警惕，放开心情，缓解紧张，减弱自我控制。陌生初谈，难免生硬。而酒精使人放松，敞开心胸。喝了酒的人，能说些清醒状态下不会说的话，做些清醒时不会做的事。反过来，说过这些话，一起做过这些事的人，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在一起喝过酒的人，是共同经历了一种独特体验的人，就像一起玩了真心话大冒险，体验了降低内心防御的经验。而彼此降低内心防御，不正是亲密朋友才做的事吗？

　　总结一下，搞关系适用于陌生人，根据的经验来源于日常生活的亲密体验。将个人生活的情感体验推及出去，用来缔结友谊和感情。从而扩大交际圈，将关系转化为利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乃是一种聪明的交际策略。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很多的交际并不是基于心理的亲密情感，而是把感情作为投资的要素，目的是为了相互交易。虽然，很多电影的主题，都是描述人原本以私利为目的的接近，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生了真正的友谊或是爱情。但我们要知道，大多数的搞关系仍然是以感情为幌子的利益勾结而已。其实双方都明白，彼此的感情并不像表面上那样亲密，内心没有那种真正的情感认同。称兄道弟不过是为了降低彼此的生疏和疑虑。

　　如此看来，真正的情感投资，以诚待人属于高明的搞关系。利用感情投资，相互勾结，属于大众化的低层次。

　　我们继续深入一点，为什么中国的关系风如此浓烈，而欧美的文化却较少如此。是国民性的问题吗？不是。这是历史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较早时代，农业社会，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人口流动受限。社会是块状组织，每一块都拥有以自发交际发展起来的规矩和风俗，国家控制块状之间的关系，而较少直接管理块内的活动。块内的乡土，可以说是某种程度的乡民自治。从二千年前的封建，到其后的专制集权，表明了国家统一控制力量的增强。中国直到近三十年，人口才真正的流动充裕。

　　这有很深的社会背景，传统的家族生产方式中，虽然家族组织拥有巨大的凝聚力和组织力量，但是却不利于个人能力的优化配置。如何理解呢？个人能力在家族的框架里分工，共同生产。虽然成员之间关系深厚，但是少数家族成员之间的能力未必是互洽的。更有可能是A家族的某成员，和B家族的某成员之间的能力更能互补，结合起来有更大的生产力。传统的小区域的劳动分工，不利于释放更大的生产力。假如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就可以在市场“看不见手”的引导下，达到最大效率的分工合作，从而极大的促进社会效率。但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瓦解了原来自然感情的纽带，要基于陌生人的关系来重新组织生产。失去了深厚情感的基础、乡土社会的道德和可监督性，大量的犯罪和道德败坏也随之产生了。原因很简单：如果一家人组织生产，成员之间彼此亲爱，荣辱与共，很少互相欺骗，家庭的情感和伦理能够补充生产的规范。而陌生人之间几乎没有情感联系，没有深刻认同，在组织生活中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快乐。为了自己，而欺骗他人，损害组织，丝毫没有心理障碍。再加上人员的大量流动，如果没有很好的社会管理，很难定位个人，完全可以干一票就走，而不必担心被发现。

以空间聚居为基础的乡土社会，转变为以工作和私交为主要关系的现代城市社会。邻里已经变成了陌生人，而生活和工作接触的大多数也类似陌生人。相对于乡土社会，每个人需要接触的人更多了，但这种接触却很疏离。这就要求社会管理和规范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民间个体还是按照生活惯性，想把陌生人的情境变成熟悉的乡土情境，从而用原来的生活方式来交往。这就是搞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也是人类的一种应对智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搞关系的动机大多数是为了让陌生人彼此了解，打消接触的疑虑。而拉关系又要耗费每个人的大量时间和金钱，这都算是生产的成本。这些成本加起来，很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我们还有另一种更有效率的解决方式和规范。鉴于陌生人之间的自然接触不够，我们可以建立基于陌生人的文化和普遍规范，加强第三方的监督和服务，从而建立新的社会相应机制。用条文和契约协商，代替私人情感纽带，再配上坚决的法制支持和规范。在熟人社会中，人的关系彼此相熟，道德情感、舆论约束力量巨大。在生人社会中，人的关系彼此陌生，人员流动大。开始的交往建立在有罪推定上，先小人后君子，用合同和法律打消陌生的疑虑，从而使情感淡漠的人，也可以顺利的组织生产。

　　当代中国有法律，有契约，但是法制不健全、缺少普遍的法制精神、政府服务不力。如果政府提供的环境，不足以保证生人交往的安全，个体就会自发的按照自己的方式，通过搞关系，把生人变成熟人来交往。这是耗费社会成本的做法，如果政府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法制环境，减少生人交往的成本，大大减弱关系风。不搞关系就能达到的事情，何必又耗费成本去做呢。所以，现代中国盛行的关系文化，我们可以归结为政府的失职。工业化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已经变化，而政府并没有推行完善的相应的新规范。失职的结果是，个体双方、国家、企业都担负起巨大的经济和道德成本，当事人还要逢场作戏、卑躬屈膝，虚与委蛇，阿谀奉承，逼出一群伪君子，一群真小人，一群贪腐的官员，一群移民精英，一个恶化的社会生态。降低生产效率，降低居民幸福感。一个好的社会，就是通过好的价值和规范，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国民幸福。同样，不好的价值和规范，降低社会的生产，能够使所有生活于其中的人，惶惶不安，满腹焦虑。

　　很明显，新社会形态下的规范要规制生人文化，为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提供保障。法制精神就是解决办法之一。法制不同于韩非子提倡的法家：法家视法律为君王统治的工具；而法制精神则视法律具有超越任何个人的神圣性，它是共同体自治权力的体现，任何个人都是法律制定的参与者，又都有遵守的义务。法制只不过是种制度，而法制精神则要求公民精神的觉醒，以及理性精神的认同。公民精神，就是视自己为国家权力形成的一员，拥有协议下的自由和权利，任何人不得干涉。而不是像往常一样，视自己为当权者统治的居民，被动的接受法律的任何条文。理性精神，是把理性作为行事最高法则的精神，和前者相应相成。每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观点，如果要我改变观点，那么好，给我理由。唯有具有理性精神，公民才能质询代理人的政策，才能思考自己的利益和权利，而不是像往常一样，无条件的信赖上帝或是圣人。公民精神，是自我权利的觉醒，是对抽象原则的情感。理性精神，解释什么是自己的权利，并把判断的权力交到自己手中。唯有依靠理性精神，公民精神才能得到贯彻。

　　中国自五四运动运动以来，倡导科学和民主。如今，一百年马上要过去了，中国有了科学和民主的形式，却依然没有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就是理性精神。民主精神，并非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个人权利的觉醒，是捍卫个人利益的无上荣光。

　　我们把话题转回来，搞关系无非就是将人的关系自然化、经验化，还原成日常的交际行为。日常交际固然具有情感的生动性，但不能处理大量的生人互动，而生人交际则是当代社会所需要的。这样，新时代要求超脱具体的自然交际，为生人建立一个合宜的规范和礼仪，包括建立新的道德和价值观，从而使社会活动顺畅进行。新的规范，不同于日常互动自发形成的规范和自然情感，他依赖于在一种基础原则上的推演，这种推演的结论以及结论的意义，可能已经不是直观所能把握的了。这样，理性就成为新社会的必要要素，它既服务于法律的制定，又服务于法律的理解。熟人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能够和谐相处，乃是在于磨合之中产生的规范，和相处产生的认同情感。而生人社会规范的建立完全不同，生人之间素昧平生，没有日常的频繁互动和感情连接。这就要求新规范，诉于每个人最基本的同类认同，最普遍接受的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