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大冲撞百度云: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部分

十一 创造战场 空间制胜(1)

谈到国民党军的各部将领，毛泽东曾把号称“小诸葛”的桂系军阀白崇禧称为“中国境内最狡猾的军阀”。

就是这位白崇禧，听完周恩来介绍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基本内容，大为叹服，认为这是中国抗战唯一的制胜之道。他把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归纳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战争的舞台上，毛泽东所看重的从来都是生存的空间、作战的空间。以空间换生存，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发展，以空间换战机，以空间换胜利，创造战场，克敌制胜，毛泽东娴熟地掌控着战争的时空，挥洒自如地指挥着人民军队夺取战争的胜利。

1927年9月中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踏上了湘赣边界崎岖的山路。征程漫漫，疾病蔓延，敌军袭扰，部队疲惫不堪。此时的毛泽东，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为这支队伍找到一个落脚之地，如何保存微弱的革命火种。

在宁冈古城，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做革命的“山大王”。他说：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山大王，可从来没有听说有谁把山大王彻底剿灭过。山大王没有什么主义，可我们是共产党，既有主义又有政策，山大王和我们比不了，那么敌人怎么能够消灭我们呢？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在战争中，毛泽东始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切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从自身的力量出发。在力量弱小时，他考虑的是生存空间。力量壮大后，他考虑的是发展空间。

要做革命的“山大王”，首先需要获取生存空间。井冈山有一支由王佐、袁文才领导的农军。毛泽东以诚相见，以理服人，成功地收编改造了这支武装，在崇山峻岭呵护下休养生息，红色革命力量终于有了一个宝贵的生存空间。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毛泽东对这座山充满了感情，他说：这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占山为王”。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红军要发展不仅需要生存空间，更需要发展空间。落脚井冈山暂时解决了生存问题，但发展的空间是不够的。毛泽东说：没有回旋余地，三十五计用完，第三十六计就用不上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也。三十六计用不上，无处可走之谓也。

红4军前委会议上，毛泽东挥手指向了赣南、闽西，那里是红4军“前进的基础”。他指出：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相接。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要创建革命根据地，更要依托根据地，去不断扩大发展根据地。在扩大苏区时，不是急风暴雨式地推进，而是循序渐进地巩固一块，发展一块。当根据地推进到某一地区，就暂时停止推进，待新区巩固并可以作为依托后，再继续向前推进。

按照这个部署，红4军在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第4团配合下，首先在兴国、宁都、瑞金、雩都四县建立起赣南苏区，巩固后挥师入闽，三打龙岩，将红色苏区逐步推进到闽西地区。随后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不断粉碎国民党军的“会剿”，并逐步向外扩张战略区。红军不仅力量迅速壮大，而且获取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和作战空间，为采取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战机”的战略、迎击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奠定了基础。

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一部红军反“围剿”作战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换战机”的作战史。红军以部分根据地“空间”的丧失，争取到集中兵力、选择战场和疲劳敌人的“时间”，获得了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机，从而赢得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这些胜利。他已感到红军如果局限于固定区域，将便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困和“围剿”，会影响红军拓展空间。

十一 创造战场 空间制胜(2)

粉碎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之后，1932年3月，苏区中央局在赣州江口圩这个地方开会，毛泽东又提出了“出击求巩固”的新的发展方略，建议红军主力立即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和空虚的赣东北以及闽北、浙江、皖南、苏南等地区发展，以“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求得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一个非常大胆而务实的战略性出击方案。它标志着毛泽东的目光已经不局限于在中央苏区内外进行反“围剿”斗争，而是要变依托根据地波浪式推进为战略性的外线出击，将固定的根据地与流动的战略区相结合，打到敌人的腹心地带，开拓更加广阔的发展与作战空间。但非常可惜，苏区中央局多数否决了这一方案。几十年后，朱德元帅重游旧地，往事回望，他无限感慨地写下了“不听仙人指”的诗句。

战略性出击的方案被否决，毛泽东只得退求其次，寻求首先向东，然后再向东北发展。仔细研究国民党军的部署后，毛泽东建议：红军以一部主力出敌不意，兵出闽南，直下漳州、泉州，“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时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立即召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毛泽东率红1军团、红5军团远征闽南。

闽南只有国民党杂牌军张贞部一个师，且战斗力不强。红军所向披靡，顺利打下了漳州，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师大部，缴获大批装备、物资，还捎上两架飞机。这一仗不但解决了中央苏区的财政、物资困难，并且打开了战局。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尽艰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并与红15军团会师，开始创建西北革命大本营。

完成长征的红军，并没有摆脱危险。蒋介石调集东北军、西北军、晋绥军和西北地方军阀，从四面八方压向陕甘苏区。

当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红军主力大举东渡黄河，不是“以巩固中求发展”，而是“以发展求巩固”。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在党内引起了一场争论。一些同志主张，红军应该以巩固陕甘苏区为主，逐步向渭水以北地区发展。但毛泽东坚决反对。因为面对优势的敌人，只有1万多兵力的红军很难巩固陕甘苏区。只有以攻为守，以发展求巩固，方能稳固陕甘苏区，发展陕甘苏区。

1936年2月，黄河岸边，漫天飞雪，毛泽东吟诵了豪迈的词章——《沁园春·雪》，率部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魄，迈上了东征的新路。历时75天的东征作战，战果辉煌。红军消灭敌人7个团，扩大了新兵8000多人，筹款30余万元，并且迫使“进剿”陕甘苏区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甘苏区。

东征回师，毛泽东又将目光投向了西面。1936年5月，彭德怀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发起西征作战，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开辟出纵横各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无论是东征，还是西征，毛泽东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争取空间，积蓄力量，为将来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奠定基础。他圆满达到了这一目的，经过东征、西征，红军建立起拥有200万人口、约13万平方公里的陕甘宁苏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因此稳固地奠基西北，迎来新的大发展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陕甘宁边区“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一个起承转合点”。

全国抗战爆发后，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成为持久抗战的重要原则，毛泽东在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中指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根本避免进行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而“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这一战略，指导中国抗战度过了漫长岁月，迎来了中华民族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第一次伟大胜利。

十一 创造战场 空间制胜(3)

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国民党军就大举运兵北上，而山东解放区地处中原、华北之间，津浦铁路穿境而过，是国民党军北上平津的必经之路。

毛泽东高度重视山东战场，特别看中津浦铁路这条南北交通大动脉，指示山东野战军立即截断徐州至济南段交通，“必须将占领地段向南北扩展，创造出打运动战的战场”。

山东野战军以争取先机、开辟战场、待机歼敌为方针，发起津浦路（徐济段）战役，向南北猛烈扩张，控制了铁路沿线大片土地，进而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军1个军部及所属3个师。

国民党军的北进遭到阻滞，蒋介石暴跳如雷，立即大举增兵津浦路沿线地区。毛泽东洞察秋毫，再次指示山东野战军：“为准备战胜必然要来的大举进攻，除集中与整训部队外，必须创造更广阔的战场，向南北扩展”解放区，拔除敌人据点，发动群众，把“创造战场的任务当作战略任务”。

山东野战军继续进攻，包围临城，攻克滕县，猛烈反击进攻鲁南解放区之敌，不但迟滞了国民党军运兵北上的计划，而且为以后进行运动作战开辟出宽阔战场。

对毛泽东来说，战场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主观能动的、因敌而变的、可以发挥创造的作战空间。

1948年1月，当国共两军在中原战场往复拉锯，处于僵持状态时，为打破僵局，毛泽东决定：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率3个主力纵队，渡江南进，直下闽浙赣，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军的深远后方。他要“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进一步扩展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空间，创造新的战场，调动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回援，夺取胜利。

粟裕坚决执行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部进入濮阳整训。他知道大量消灭敌人是党中央、毛主席的目的。他认为：分兵渡江南进开辟新的战场，不如集中全部力量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较量，打大的歼灭战，较有把握。粟裕以对革命事业的坦诚之心，将自己的意见“斗胆直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与陈毅亲赴河北阜平城南庄，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作当面陈述。

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经过认真研究，重新作出决定：粟裕部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力量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打大仗，尽可能多地将国民党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地区。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它直接影响到了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曾导演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创造战略进攻战场的惊世之举。而此刻则果断放弃渡江南进计划，决定与国民党军决战中原。一进一收，虽然方式各异，而最终目的则完全相同，那就是以最有效的方法，创造最有利的战场，最大限度地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粟裕直陈己见，毛泽东从善如流，将帅协谋，在这一决策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战争的进程完全按照毛泽东和他的将帅们所设想的轨迹发展。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在中原战场联手作战，纵横驰骋在江淮河汉之间，取得了豫东战役的胜利，打破了中原战场的僵局，为最终彻底消灭中原战场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因此定下决心，集中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主力在中原战场与国民党军决战，待歼灭国民党军中原主力后再渡江南下。

华东、中原野战军再接再厉，连续取得襄樊战役、济南战役等胜利，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继而两军协同，发起淮海战役，取得了中原决战的最后胜利。

精通哲学的毛泽东，又洞悉战争。他以哲学入军事，创造了独树一帜的军事辩证法；他以哲学入战争，构建了战争指导中博大的时空观。“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毛泽东超越局部战场狭小的地域时空，以中国辽阔疆域作为求生存、谋发展的空间，指导人民军队走出困境，赢得胜利，赢得辉煌，最终赢得了一个朝气蓬勃的新中国。

十二 内线防御 外线进攻(1)

毛泽东一生嗜书如命，与书为伴。马背上吟，担架上读，一张大床，书占一半。他曾经戏称，我是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

明人冯梦龙所著《智囊》一书，晚年毛泽东时常阅读，对孙膑褒奖有加。有段记述孙膑“围魏救赵”的文字，毛泽东写下这样的评语：“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

围魏救赵，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中运用最熟练的战法之一。如果只是仿照古人，毛泽东当然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统帅。他的伟大，在于他基于古典战法，而不囿于古典战法，从人们熟知的围魏救赵战法中升华、构思出一整套内线与外线相结合，防御与进攻相融汇的新的战略战术，形成了在世界战争史上独具中国特色的战争指导理论。

毛泽东第一次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法，是在1929年初。国民党湘赣两省军队共6个旅约3万兵力，分五路进攻井冈山根据地。

在宁冈县一个小村庄——柏路村，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联席会议，决定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法，以彭德怀率红5军和红4军一部内线防御，保卫井冈山，他和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出击赣南闽西，外线进攻，内线与外线相配合，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还是一次不太成功的围魏救赵尝试。进军赣南闽西的红4军主力调动了敌人，但由于进攻井冈山根据地的敌人兵力很多，根据地还是最终失守，围魏救赵、打破敌人“会剿”的目的最终没有实现。然而，毛泽东指挥红4军主力在赣南闽西在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里与敌作战。

同年5月，红4军主力来到赣南，国民党军立即发动“进剿”。毛泽东以地方武装内线作战，率领主力出击闽西，三打龙岩城，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赣南的“进剿”，而且初步开辟出了闽西苏区。

此后，毛泽东熟练地运用了围魏救赵战法，并上升一步，创造出了红军以内线防御与外线进攻相结合，打破敌人“进剿”的作战指导理论。

寿晓松（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部长、研究员）所谓内线与外线，是对军队作战空间的一种界定。内线是指处于防御或被包围态势下的军队所拥有的作战线；外线是指处于进攻或实施包围态势下的军队所拥有的作战线。毛泽东认为，红军作战，能在内线消灭敌人打破“进剿”最好，否则就必须坚决地“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即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以主力的外线进攻，结合一部的内线防御，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进剿”，这就是毛泽东对围魏救赵战法作出的新解。

到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作战时，毛泽东的内外线作战理论再进一步，形成了独特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理论。中央苏区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都采取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指导，执行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的作战原则。从作战空间上讲，红军都是在根据地内作战，属于内线作战。但毛泽东却赋予这种内线作战与众不同的涵义，这就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互转化。

毛泽东对于这种转化有着精辟的论述。他说：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或战斗上的强者地位。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古今中外，两军对垒，作战线历来都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而毛泽东发明的这种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方式，却打破了对作战线的传统认识。他明确指出：红军作战“没有固定的作战线。红军的作战线，服从于红军的作战方向”。

在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战场上，毛泽东指挥部队，在内线作战中，灵活游动于多路敌军之间，在具体战役战斗中对孤立之敌切割包围，加以聚歼，将战略上的内线防御变成了战役战斗中的外线进攻。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十二 内线防御 外线进攻(2)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无论是主力跳出敌人包围圈所实施的外线进攻，还是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恰当地选择跳出的时机、外线作战的方向与所要进攻的敌人。这是把握外线作战主动权的关键。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独具慧眼，拥有高人一筹的精准判断力。但是，这种判断力也曾受到怀疑，甚至被否定。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掌握党和红军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分兵把口，以笨拙、消极的阵地防御，对抗国民党军优势兵力以堡垒线为依托的步步推进，使得红军处于内线防御的极端被动地位。

时值福建事变发生，国民党第19路军宣布与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已被解除兵权的毛泽东立即提出一个气势恢宏的“进攻的外线作战”方案：红军主力跳出国民党军的堡垒线，兵分四路，出击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点，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部队。遗憾的是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

有此上策不用，红军的反“围剿”作战步履维艰。到了1934年6月下旬，红军在广昌会战中失利，战局岌岌可危。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又提出一个中策，依旧是外线出击的战略。他建议：红军主力立即转到外线作战，向湖南中部前进，以战略进攻调动进入江西苏区的敌军至湖南消灭之。但这一建议又一次遭到了否决。后来毛泽东曾非常感慨地说：“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全国抗战时期，已是八路军、新四军统帅的毛泽东，开始将自己的内外线作战理论有效付诸实施，并依据形势的变化，赋予它新的内涵。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日本侵略军处于外线的战略进攻地位，中国军队则处于战略内线的防御地位。而日军后方却是大有可为的天地。毛泽东紧紧地把握住了这一点，为八路军、新四军确定了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发展全民游击战争的总任务。

挺进敌后，形成了敌我力量在内线与外线犬牙交错的状态，也形成了正面抗战与敌后抗战在战略上两面夹击日军、相互配合的态势。八路军、新四军等在敌后战场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军感受到来自背后的巨大威胁。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集中其在关内侵华兵力的58%至75%和伪军的几乎全部，对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扫荡”、“蚕食”和“清乡”。

毛泽东又在指导抗日军民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的斗争中施展“围魏救赵”的方略。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此时的“围魏救赵”，就是在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时候，抗日根据地以一部军队协同地方武装采取坚壁清野等方法，坚持内线作战，疲惫、消耗日伪军，主力则跳出日伪军合围，到日伪军后方去，向日伪军“来的一带地方”展开积极进攻，内外结合夹击日伪军，迫使进入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回援。

毛泽东的围魏救赵方针，为他的将领所深刻领悟，并翻新出了不同的战术方法，导演出了一幕幕现代战争史上游击战争的奇观。

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刘伯承的方法是：敌进我进，打磨盘，摸敌人的屁股；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罗荣桓的方法是“翻边战术”，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的方法是“到敌后之敌后”，主力转入日军深远后方作战；在苏中抗日根据地，粟裕的方法是：“以进为进”，主力撤至敌军“清乡”区外围，随时抓住敌人弱点，机动地予以打击。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内外线作战理论更加丰富多彩，大气磅礴，何时内，何时外，为何内，怎样外，灵活变化，因势而用。当内线能多消灭敌军，就暂时在内线多打胜仗，当外线能创造更加广阔的天地时，他一定出奇制胜。毛泽东从不因循机械的定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采用适当方式。

十二 内线防御 外线进攻(3)

在毛泽东指导下，苏中战役，粟裕巧妙调度指挥，华中野战军充分发挥在解放区内作战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以灵活机动的战术，集中兵力，各个歼敌，七战七捷，共歼敌5.3万余人。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苏中战役，以及其他战役都证明，依托解放区，实施内线作战，人民解放军一般能够以较少的代价取得重大的胜利，而脱离解放区深入国民党统治区作战，则代价较大，胜利的把握也少。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根据战争前四个月的作战经验和敌我力量对比，确定了新的作战原则，就是：选择作战地域，应以便利歼敌为前提；转入外线作战的时机，应该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程度相联系。

全面内战开始后的一年中，人民解放军依托解放区实施内线作战，共歼敌112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为370万人，正规军由200万人减为150万人。而人民解放军则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195万人。

敌我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使毛泽东得以将早已成竹在胸的外线战略进攻计划提前付诸实施。他不待国民党军的进攻被彻底粉碎，不待人民解放军的数量和装备超过国民党军，立即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用陈毅元帅话说，就是“用蒋介石的骨头熬蒋介石的汤”。

1947年6月30日夜，月明星稀，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突然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蒋介石手忙脚乱，急调部队封堵。毛泽东看上的是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那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心地带，挺进大别山可直接威胁上海、南京。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山东、陕北的两大集团称作两个拳头，而将中原称为国民党军的胸膛。他形象地比喻说：“蒋介石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把这两个拳头紧紧拖住，对准他的胸膛狠狠插上一刀！这一刀就是我刘邓大军挺进中原。”

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石破天惊的一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以破釜沉舟的气概，夺路抢隘，千里跃进，终于到达大别山，并以顽强的战斗粉碎敌人的围攻，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要求刘邓大军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孤军深入敌人的深远后方。刘伯承对此感叹说：这一行动“史无前例”。时任美国军事记者的贝尔登则惊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它的胆识、气魄，特别是它的创造性的想象力”，高明出色，“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在这一事件上堪称大师”。

与此同时，根据毛泽东的部署，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进军豫西，全力配合刘邓大军行动。三路大军逐鹿中原，在江、淮、河、汉之间构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一下把国民党军的部署扯得七零八落。

而在内线，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在陕北，许世友、谭震林指挥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在胶东紧紧拖住国民党军重兵集团。

人民解放军形成了三路大军中央突破，两路大军两翼拉开的战略格局。外线出击与内线作战相互配合，战争的天平由此彻底向人民解放军一方倾斜。

毛泽东因此豪迈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如此壮丽的战争画卷，令人不能不热血沸腾，浮想联翩。从井冈山的围魏救赵，到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从抗日战争的敌进我进，最终到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毛泽东的内外线作战理论在实战中成熟，在实战中发展，引导着中国革命战争闯过激流险滩，不断走向胜利。

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1)

毛泽东既是杰出的军事统帅，又是伟大的军事理论家。他将深奥的战争哲理，用最浅显的语言和最生动的实例，解剖得一清二楚。阅读他的军事著作和听他的讲话，往往在精神享受中获得理论的升华。

1947年3月，毛泽东曾这样解释保守地盘与歼灭敌人的辩证关系：“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番谈话，充满了军事辩证法。与毛泽东并肩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周恩来，深谙毛泽东的用兵之道，一语概之：毛主席用兵，是“歼敌为主，略地次之”。

1930年1月，江西、福建两省的国民党军对闽西这块根据地发动“会剿”。毛泽东主持红4军前委会议，研究退敌之策，决定避敌锋芒，部队转进赣南。

红军主力不战而退，中共闽西特委感到难以理解，写信要求红4军留下，巩固刚刚建立起的红色政权。毛泽东给闽西特委回信一封，只有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听起来似乎非常矛盾，但毛泽东说：“敌军的注意力总是向着主力红军所在地，抛开主力红军不顾而专向根据地，是很少这种事情的”。充分利用红军机动作战的特长，以我动带敌动，进而歼灭敌人，巩固苏区，这是毛泽东早期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军“会剿”、“围剿”的重要作战指挥原则。

果如毛泽东所料，国民党江西“会剿”部队很快退出闽西，跟着红军进入赣南。离开苏区，就意味要暂时放弃苏区，必然带来苏区政权建设和人民财产的损失。这种代价，毛泽东也非常痛惜。但为了夺取最后胜利又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些牺牲。

到1930年10月，红军已经在赣南闽西站稳脚跟，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当时全国红军最大的战略区。红一方面军此刻也发展到9个军4万余人，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家业大了，东西多了，力量强了，自然使得许多干部产生了新的想法。当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时，毛泽东刚刚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立即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党内和军内，一部分人只想进攻，把暂时的退却称作“保守路线”；地方干部则对红军已经拥有4万雄兵，在敌人进攻时却不战而退，使苏区遭受损失议论纷纷。而苏区的群众则担心红军走后，敌人残酷劫掠，对红军的退却怨气很大。

毛泽东后来感慨地说：战略退却，在干部和人民还没有经验时……说服干部和人民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为统一认识，他做了大量“深入艰苦”的说服工作。

黄迎旭（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我们看到毛泽东这样总结：“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做代价”。

毛泽东暂时说服了大家，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毛泽东精心导演的反“围剿”作战结果。红军暂时放弃了部分土地，却赢得了行动的高度自由，创造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有利战机。红军最终不但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而且乘胜反攻，恢复失地，还扩大了苏区。苏区干部笑逐颜开，苏区群众怨气顿消。在此后进行的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再也没有出现干部群众反对红军诱敌深入的情况。

但到迎击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主张“御敌人于国门之外”，指挥红军“分兵把守”，死顶硬挡优势敌人的猛烈进攻，结果不仅红军遭受重大损失，而且丢失了中央苏区。

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2)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不分时间地点一味地反对守地或略地。在必要的时刻，从政治上和战略上的有利地位考虑，他不仅不反对争夺地盘，而且要求坚决地争夺地盘。特别是那些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更是高度重视，全力经营。

东北地区，白山黑水，背靠苏联，西南与华北接壤，南与山东隔海相望。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毛泽东高度重视。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大期间，他指出：如果我们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为经营东北，在短短的四个月中，中共中央派出4名政治局委员、20名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到东北工作。中央军委先后抽调11万主力部队和可以组建100个团的干部，昼夜兼程挺进东北。

蒋介石同样非常看重东北。在驻华美军帮助下，国民党军25万多精锐部队开进东北，抛开“停战协议”，不顾一切，沿铁路线向北猛烈攻击。蒋介石要用军事进攻的胜利逼中共在政治上屈服。

华国富（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毛泽东看到，如果不给东北的国民党军以最有力的打击，在政治上就不可能争取到有利态势下的停战，更不可能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他指示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应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保卫战略要地”，四平一战的意义决不在于一城一地，它牵动影响着全局。

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东北战场的国共精锐部队悉数上阵，在四平地区进行了1个月的激烈争夺战。东北民主联军依托工事，顽强抗击国民党军在飞机、重炮、坦克支援下的轮番进攻，歼其1万余人，挫败了蒋介石独占东北的企图。

蒋介石的气焰不再那样嚣张，他被迫回到谈判桌上。四平苦战，尽管被毛泽东称为“一时特殊条件”下的作战，不能作为“一般的战略方针”。但正如毛泽东战前估计的一样，四平保卫战在政治上换来了东北战场从6月到10月四个月的实际停战局面。

如何处理好歼敌与攻地的关系，1946年9月16日，在这个窑洞中，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党内指示，明确指出：“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

温瑞茂（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从此成为人民解放军的基本作战指导原则。毛泽东用一个非常通俗的比喻来解释这一作战原则：一个人背着装满金银财宝的包袱赶路时遇到了强盗。如果他背着包袱与强盗对打，不但打不赢，甚至会被打死，财宝也会丢掉。如果他扔掉包袱，就会动作灵活，打败了强盗，也就保住包袱。毛泽东所确定的作战原则，就是把包袱扔给蒋介石，让解放军痛打对手。

毛泽东扔掉了包袱，蒋介石却接过了包袱，而且洋洋得意地背到了身上。他说：“现代作战最要紧的莫过于交通，而要控制交通就先要能控制都市”。解放军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无论如何集中兵力，负隅顽抗，始终不能掌握任何重要的据点，不能占据任何重要的城市”。因此，他把打通交通线和占领城市作为进攻的主要目标，指挥国民党军疯狂地争夺城市，炫耀战果，尽管这种“战果”水分太大。

江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要稳固地占领城市，就必须有充足的守备兵力。刘伯承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一种军事学说都强调，守备兵力必须大大地少于机动兵力，但蒋介石要独裁，要压迫人民，就一定要加强守备兵力，其结果必然是顾此失彼，这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他的包袱“背得越多，他就越重，就越走不动”。

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3)

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后，气焰极其嚣张，企图一举荡平华北。然而，随着需要守备的城市、据点和交通线不断增多，其本来拥有的绝对兵力优势在逐步分散中不断减弱，到了1946年底，可用以机动作战的部队已经不足其总兵力的一半。

而晋察冀军区部队则经过动员新兵和整编部队，总兵力达到24万人。虽然丢失县市40多个，但部队开始确立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轻装上阵，因而能够放手作战，歼灭敌人。

1946年11月至1947年1月，晋察冀部队连续发动易县、满城战役和保定以南战役，共歼敌2万余人，初步稳定了战局。

毛泽东充分肯定晋察冀部队的战绩，同时指示：要进一步确立运动战的指导思想，“大踏步进退，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据此，晋察冀军区集中野战军主力，灵活自如地捕捉战机，各个歼灭分散孤立之敌，连续发动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歼敌4.2万余人，彻底扭转战局。

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所强调的“不拘一城一地之得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实行完全主动的作战。他强调：放弃城市和地盘时，要有利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是无代价放弃；要边打边撤，而不是一泻千里；要有选择的放弃，在放弃中保持野战军机动作战所必需的回旋余地，创造战场。有打有放，打放自如，毛泽东精确地把握了其中的尺度。

于是，战局在毛泽东的有效掌控下，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变化。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头4个月，国民党军占领153座城市，解放军歼敌32个旅，平均丧失4.7座城市歼灭敌人1个旅。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209个旅，其中一线攻击兵力最多时117个旅。虽然总体兵力仍占优势，但随着其深入解放区，机动兵力与解放军比较，正逐步丧失优势。

战争的第二个4个月，国民党军新占城市87座，而解放军也收复城市87座，双方得失相当，但解放军歼敌34个旅，已经不必丧失城市就能消灭敌人。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增加到219个旅，但用于一线进攻的兵力则下降到85个旅，不得不从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

战争的第三个4个月，国民党军新占城市95座，而解放军歼敌31个半旅，收复和解放城市153座，净得城市58座，已经既能歼灭敌人又能恢复部分城市。国民党军投入进攻的总兵力虽然达到227个旅，但能够担负战略机动作战的部队，南线只有40个旅左右，北线则数目寥寥。国民党军的进攻已经是强弩之末，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

综合战争第一年的作战，国民党军共占领解放区城市335座，解放军收复和解放城市288座。国民党军虽多占城市47座，但却付出了112万人的伤亡代价，平均每占一城，就要损失兵力3300余人。

徐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更重要的是，由于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人民解放军赢得了作战行动的高度自由，能够避开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避免死打硬拼；能够迫使国民党军在分兵守备城市的过程中，拉长战线，分散兵力，暴露弱点；能够有效缩短自己的战线，集中兵力于主要作战方向，放手捕捉战机，大量歼灭敌人。毛泽东用放弃城市换来了敌我作战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

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初期的127万增加到195万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则由430万下降到370万。而在机动作战力量的对比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占有明显优势，这就为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蒋介石直到此刻，才如梦方醒，意识到自己在战略上犯下了严重的错误。他不得不承认：“国军过去攻下一地，不论其有无军事价值，都分兵据守。如此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反而处处被匪军牵制，成为被动。”可惜，这种检讨来得太晚了。因为一旦他赖以发动内战的力量优势丧失，他反动统治的末日，也就指日可待了。

十三 歼敌为主 略地次之(4)

毛泽东用一段惊心动魄的战争历程，演绎出一部充满军事辩证法色彩的经典战争史诗。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用部分城市和地方换取了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主动权，战胜了力量绝对优势的敌人，度过了解放战争最艰难的第一年。毛泽东因此而颠覆了传统的战略防御法则，确立起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战争指导原则。

他的这种统帅气度、这种战略思维，让他的对手无计可施，但却心服口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由衷地承认：你们的战略上凶，我们就是战略上失败了。

十四 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1)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战场上的直接对话始见于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指挥3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而毛泽东则指挥3万多红军反“围剿”，结果让蒋介石吐血而归。后因毛泽东受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的排斥，被解除兵权，两人暂时失去了在战场上直接对话的机会。

到1935年1月，毛泽东承担起统帅3万多红军走出险境的艰巨使命。而蒋介石则亲自指挥40多万国民党军，再次对红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围追堵截。于是，毛泽东指挥的红军与蒋介石统领的国民党军在川、黔、滇、康的崇山峻岭中，又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毛泽东再次以一当十，声东击西，瞒天过海，导演出一部“四渡赤水”的千古绝唱，写下了自己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遵义，这座黔北古城，北靠峻岭娄山，南临湍流乌江，西面就是名扬四海的赤水河。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重新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船，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领导岗位。遵义，成了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

经历过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惨痛失败和长征途中的艰苦转战，红军官兵对毛泽东的“出山”欢欣鼓舞。会议采纳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而，没有人会想到，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后所打的第一仗，竟然很不顺利。

1月19日，中央红军预定在四川泸州上游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川军阀刘湘大惊失色，派出模范师打头阵，再调集主力大举入黔，前堵后追，挡住了红军北上通道。28日，毛泽东在土城青杠坡设下伏击圈，对尾追而至的川军郭勋祺旅发起进攻。原判断川军为4个团，实际有6个团，而且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继续恋战，后果将不堪设想。毛泽东果断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齐德学（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统帅，就在于他的军事指挥从来都不墨守陈规，从来都不恪守固定的计划，敢于并且能够修正被实战证明是不可行的计划，在极度不利的局面下，变被动为主动。

29日，红军在土城、猿猴两地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继而放弃了北渡长江的计划，迅速转向川滇黔三省边境国民党军设防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集结，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

扎西为苦寒之地。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处境极为困难。蒋介石笑了，判断红军“已入死地”，必向南北两路逃窜，立即督令北路川军和南路滇军南北夹击，务求将红军在扎西地区一网打尽。但他没有料到，毛泽东竟会声东击西，来了一个回马枪。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声东击西，是毛泽东作战指挥中运用娴熟的一种谋略。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他将这种谋略运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转兵扎西，是要充分利用敌人常规思维判断上的失误，以自投绝地的行动，吸引国民党军追兵进入滇东北，在黔北地区的防务空虚后，再回师东进，重入黔北。

一渡赤水进扎西，国民党军重兵跟来，毛泽东泰然自若，一直等到各路敌军逼近，方率领红军兵分三路由扎西调头东进，在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二渡赤水，再入黔北。红军一路夺关抢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勇夺娄山关，并以一个漂亮的回马枪，再占遵义城。面对满天晚霞和如血残阳，毛泽东登上号称天险的娄山关，写下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千古绝唱。

蒋介石暴跳如雷，他特别训令嫡系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立即北上，夺回遵义。

陈伙成（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蒋介石当然不知，再占遵义只是毛泽东为回师黔北作战所造的“势”，要聚歼冒进之敌才是他所寻求的“果”。当攻占遵义城的战斗尚在进行时，毛泽东就已紧紧盯住了吴奇伟纵队，决心抓住孤军冒进的有利时机，集中主力在遵义以南的忠庄铺地区将其歼灭。

十四 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2)

红军在遵义城南重创吴奇伟纵队，吴奇伟带着残兵狂逃几十里，砍断乌江上的浮桥，方才侥幸逃脱。红军再入黔北，5天内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2个师另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部队士气空前高涨。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在毛泽东指挥下，红军再次展现了运动作战的特长，飘忽不定，出敌不意，调动和歼灭敌军。这与长征前期作战中步履维艰形成了鲜明对照。红军的胜利，使得遵义会议确立的新的军事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蒋介石被红军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搞得晕头转向，实在搞不清红军的战略意图。他决定采取堡垒与挤压并举战术，令遵义以南的部队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封锁线，又令遵义以北的部队沿川黔大道加紧进攻，南守北攻，四面防堵，步步推进，首先压迫红军于遵义地区的狭小地域，然后“一鼓荡平”。蒋介石从南昌飞抵重庆，亲自执掌作战指挥权。

蒋介石吸取了以往的教训，特别采取了稳健推进的进攻战略。红军多次寻战，均未达到目的。毛泽东将红军分布在鸭溪地区，告诫上下要以耐心的机动来制造国民党军的错觉，寻找战机。

蒋介石判定红军在黔北地区徘徊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召令各路纵队对红军实施决战。周浑元纵队放胆前进，集结鲁班场，态势突出。毛泽东决定先打周浑元纵队。鲁班场三面环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周浑元3个师龟缩固守，双方形成对峙。

蒋介石大喜过望，认定抓住了红军主力，要求周浑元固守待援，急令各部迅速向鲁班场推进，务必聚歼红军于一役。然而，就在蒋介石各路援军蜂拥而至的时候，毛泽东却突然指挥红军连夜秘密西进，来到了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喝上了纯正甘洌的茅台酒。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一渡赤水，毛泽东“调”国民党军离黔北，入扎西；二渡赤水，毛泽东再“调”国民党军回黔北，蒋介石在“精明”中却总是办着糊涂事。毛泽东以动制静，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动与敌周旋，实现了自己的意图，诱使蒋介石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将主力全部调至黔北地区，从而给红军留出了机动作战的充分空间。

3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毛泽东用一个团的兵力虚张声势，大造红军要北渡长江的假象，主力却隐蔽在山沟密林中。蒋介石断定红军入川定要北渡长江，他再次命令川军前堵，中央军后追，又从黔北追到四川古蔺，要在川南构成新的包围圈。

毛泽东又把国民党追兵从黔北“调”到了川南。3月22日红军四渡赤水，重入黔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红军与国民党追军相向而过，向着遵义、仁怀之间地区疾速前进。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三渡赤水是公开的，意在调动国民党军入川南；而四渡赤水则是秘密的，意在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在广阔的空间中寻求机动。毛泽东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活动”。四次渡赤水河，一个“调”字，被毛泽东用神了。

坐镇重庆指挥“追剿”行动的蒋介石苦思冥想，认为再也不能跟在红军的屁股后面打圈子了。他再次调集各路部队在黔北地区布下重重防线，要以不变应万变，用铁壁合围对付佯动机动，准备将红军“一网打尽”。他认定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遂带上夫人宋美龄和数名大员由重庆飞抵贵阳设立行营，亲自指挥“最后决战”，并宣称：“共匪已是强弩之末……已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然而，蒋介石还是跟着毛泽东的指挥棒转。这次毛泽东放出红9军团伪装主力，在马鬃岭地区大造声势，示形于东北，造红军主力再入川南北渡长江的错觉。红军主力则秘密穿越遵义、仁怀大道，向南疾进，突然渡过乌江，再次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合击圈。

十四 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3)

褚银（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红军四渡赤水，南进乌江，行动飘忽不定，不仅蒋介石被搞得晕头转向，红军许多高级指挥员也迷惑难解。红2师师长刘亚楼等人向毛泽东询问红军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毛泽东微笑不语，拿过一张军用地图，用红色铅笔在图上画出了一道大弧线。

这条线由贵阳向西、向西南，入云南，逼昆明，再折转直指金沙江，构成了一条大迂回行进路线。目标指向千里之外川滇交界的金沙江，而起点竟是蒋介石的行营所在地——贵阳。

袁德金（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色厉内荏的本质，就是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让蒋介石在惊惶失措之中方寸大乱。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四渡赤水后，毛泽东连续三次声东击西，极尽虚实奇正之能事，蒋介石真变成了瞎子、聋子。红军渡过乌江后，毛泽东使出了第一招声东击西。4月2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至扎佐、狗场地区，而前锋直指贵阳，距贵阳城只有一步之遥。贵阳城内风声鹤唳，蒋介石一夕数惊，一面令守军死守城池，一面严令各部火速增援，并连发数道“万万火急”电报，要滇军主力孙渡纵队火速赶赴贵阳“救驾”。

陈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这又是毛泽东的调兵韬略。兵逼贵阳是虚，调出金沙江沿岸的滇军是实。孙渡纵队是滇军主力，毛泽东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毛泽东兵逼贵阳，终于借蒋介石之手调出了滇军主力孙渡纵队。

毛泽东却不急于挥兵入滇，而使出了第二招声东击西，继续给敌方造成更大错觉。4月5日，他让部队架桥，摆出了大军东向湘鄂西，与红2军团、红6军团会师的模样。毛泽东此刻的一招声东击西，就是要进一步加重蒋介石的错觉，把云集贵阳的各路国民党军引向东方，彻底闪开红军的西进通道。

蒋介石彻底被毛泽东搞昏了头，依然按照毛泽东给他的错觉调动部队，几十万“追剿”大军又向黔东地区涌去。毛泽东则从容挥师入滇。蒋介石这才搞清毛泽东的目的。大呼“上当”，疯狂下令各路部队全力追击。毛泽东使出了第三招声东击西，指挥红军主力快速西进，直捣云南军阀龙云的老巢昆明。毛泽东要迫使蒋介石、龙云调动军队驰援，为红军北渡金沙江扫清障碍。

4月27日，红军前锋威逼昆明。龙云大惊失色，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令中央军等部驰援昆明。

周继强（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敌人的注意力集中于昆明而忽略金沙江防务，毛泽东并不满足，他知道在金沙江沿岸还有部分滇军部队，如果被其纠缠，也会妨碍红军迅速渡江。毛泽东在龙云的胸口再插上一刀，以一部兵力直抵距昆明仅15公里的大板桥，大造进攻昆明的声势。

昆明城内一片惊乱，云南全境剧烈震动。龙云急令各地部队迅速向昆明集结，云南北部各县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因此被进一步削弱。北渡金沙江机会终于出现。毛泽东令红军兵分三路北上，抢渡金沙江，并特别指示：先头部队必须在5月3日以前抢占金沙江渡口。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先遣部队军委干部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金沙江皎平渡渡口，2万多红军利用6只木船，摆渡7天7夜，顺利渡过金沙江。毛泽东三次声东击西，换得了宝贵的7天7夜。待到“追剿”军两天后赶到江边时，渡口已空无一人。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是红军长征史中最辉煌的一页。在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毛泽东声东击西，瞒天过海，指挥红军大小40余战，驰骋数千里，走中有打，打中有走，退中有进，进中有退，奇正圆合，虚实汇融，如入无人之境，创造出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

十四 声东击西 瞒天过海(4)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懊恼之余，讲出了一段痛心疾首的话：“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和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将来战史上评论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

既能指挥自己的部队，又能“指挥”敌人的部队，四渡赤水中的毛泽东，作战指挥如行云流水，将一番惊心动魄的战场较量，变为一部激动人心的战争诗篇。他因此赢得了“用兵如神”的声誉。

十五 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1)

1945年重庆谈判，毛泽东与蒋介石两位老对手坐到了一起，商讨国家大计。毛泽东住了43天，谈判过程艰难曲折。双方唇枪舌剑，屡屡陷入僵局。

蒋介石曾以最后通牒般的语气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我的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毛泽东说：“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点指城市，线指交通线，而面则是广阔的农村和远离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方。在毛泽东的战争指导艺术中，从来都是以“面”作为人民军队作战行动的基石。不占“点”“线”广控“面”，毛泽东将中国革命战争视为一个大棋局，从容地投子抢先，控面造势，最终以“面”制“点”“线”，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统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随即由陕北进入山西，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此刻的华北战局，如同一盘复杂多变的棋局。日军攻陷北平、天津后，兵分三路在华北展开战略进攻，随后，以太原为目标，大举进攻山西。而山西军阀阎锡山则拼出老本，会同中央军死守要地，固守地盘，结果陷入被动。山西成了华北抗战的主战场。面对这个大棋局，八路军如何布局，怎样作战，至关重要。

毛泽东洞察全局，他改集中配置为分散部署，将八路军三个师分布在山西的东北、西北、西南、东南四个角，既可独立作战，又能相互策应，互为犄角。第115师、第120师各一部依托晋东北的恒山、五台山区，第120师主力依托晋西北的管涔山区，第115师主力依托晋西南吕梁山区，而第129师和第115师另一部依托晋东南的太行、太岳山区。

毛泽东的布局很讲究。部队集中可消灭敌人，分散可开展群众工作，依托山区，着眼持久抗战。三位一体，互为联系。

毛泽东所布下的棋子很快就展现出威力。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上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面抗战结束，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则热火朝天地展开。11月13日，毛泽东电示前方将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农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八路军各部迅速在山西境内完成战略展开，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北、晋西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形成了相互策应的战略格局，奠定了山西抗战乃至于华北抗战的基础。

在山西山区站稳脚跟后，毛泽东又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平原地区。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刘少奇联名向前方的八路军将领发出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扩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并要求立即在平原地区划分军区，广泛组织自卫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有计划地普遍开展游击战争。

支绍曾（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副部长、博士生导师）如果把经营山西的战略部署称为围棋的布局，那么向平原地区进军，则是大举经略中腹。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发展始终是依托山区，根据地基本上也没有离开过山区。但要推动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战，八路军必须走出山区，推向平原，才可能真正创造出全民抗战的局面，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因此，向平原地区进军，意义重大。

从1938年4月开始，八路军依托山地，一部挺进河北、山东和河南的平原地区，开辟出冀南、冀鲁边、冀鲁豫、冀中和山东抗日根据地，在整个华北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将以山西为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发展为整个华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

在角逐华北的同时，毛泽东对华中的敌后抗战也作出部署。他指示新四军，以茅山地区为中心，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同时准备挺进苏南，进军苏北。据此，新四军主力挺进苏南、皖南、皖中和豫皖苏，于大江南北地区完成了战略展开。

十五 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2)

这样，在整个中国战场上，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战争奇观。表面上看，日军处于战略进攻，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日军对中国军队构成战略包围。但在每一个作战方向上，中国军队对各个分进的日军部队构成了战役战斗上的包围。毛泽东把这种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状况，形象地比喻为下围棋中的“做眼”。他说：这“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通过“做眼”，八路军、新四军掏空了日军占领区的中腹，将日军的后方变成了抗日根据地发展的空间，变成了敌后抗战的战场。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失陷。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由积极抗战开始转为消极抗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则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及时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方针。毛泽东发出号召：“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挺进”。

从1938年12月起，八路军主力大举向平原地区挺进。刘伯承、邓小平率第129师主力挺进冀南平原；贺龙、关向应率第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罗荣桓率第115师主力挺进鲁西平原。

八路军要“做眼”求活，不断扩大根据地；日军则要“吃子”提棋，根除控制区内的威胁。于是从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始，“做眼”与“吃子”的斗争，就以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和抗日军民反“扫荡”、反“蚕食”的形式激烈地进行。

1939年至1940年，日军对华北各大抗日根据地先后发动千人以上的“扫荡”近100次，共计出动兵力50多万。抗日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构成人民战争的铜墙铁壁。

岳思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的“做眼造势”，不仅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扭转了因正面战场国民党军作战失利而造成的颓势，并且使敌后战场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使八路军、新四军真正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敌后抗战的巨大声势，使得日本侵略者胆寒，也使其更为疯狂。从1940年起，日军在华北地区推出了“肃正建设计划”，实施“囚笼政策”，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碉堡为锁”，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

抗日根据地被日军的交通线和封锁沟等设施切割得支离破碎。八路军的生存空间日渐狭小，敌后抗战进入了最困难的时刻。毛泽东形容这种情况说：“我们中国是出豆腐的，照割豆腐的办法，划了很多块。这不是我们自己划的，是敌人给我们划的”。

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毛泽东对这种点、线、面的格局早有预料。通过“做眼造势”，建立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已经实现了面的扩张目的。现在，他要以面制点，以面破线，展开一场面对点线的较量。

较量首先从破线开始。一场规模空前的交通线破袭战在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展开。扒铁路、破公路、毁桥梁、砍电杆、平路沟，根据地男女老少齐上阵，常常是一夜之间就将日军的交通线变得面目全非。这一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战法，却成了八路军的拿手好戏。然而，正是这种战法，让日军胆战心寒。

1940年8月开始的八路军“百团大战”，在正太铁路沿线、在长城内外全面出击，前三个半月时间，即作战1800多次，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拔除据点290多个，歼敌4.3万余人，正太、同蒲、白晋、平汉等铁路彻底瘫痪，日军的“囚笼”战略一时间被毁得七零八落。名不见经传的交通破袭战，被八路军做成了一篇惊天动地的大文章。

破了敌人的线，面与点的较量就更加激烈地展开。日军以重要城镇为据点，力图以“铁壁合围”、“梳篦清剿”、“拉网扫荡”等行动占领抗日根据地，以“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等形式控制抗日游击区，持续封锁、挤压根据地。

十五 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3)

毛泽东的方略是，针锋相对。他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与敌人展开了“挤地方”的较量。他幽默地说：“如果不挤，我们生了两只脚就无立足之地”。我们在敌后已经“被敌人挤得好似由茶壶底到茶壶腰，再挤到茶壶顶，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茶壶顶往下挤一下”。

“把敌人挤出去”，成为敌后抗战新的任务。在这场“挤地方”的较量中，面的威力尽显无遗。1942年11月，日军在山西太岳抗日根据地腹地沁源县城建立了据点。太岳根据地军民将沁源县城四面包围，用地雷战、阻击战、麻雀战和伏击战迫使日军不敢轻易离开城池一步，困守县城两年半，最后日军在饥寒交迫中狼狈逃窜。

“挤地方”的较量不但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也在日军控制区内展开。八路军大批武工队和小部队深入敌占区，神出鬼没，四处打击敌人，将日军控制区搅得地覆天翻，同时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不断恢复与扩大抗日根据地。

敌后军民就是在这种面与点线的较量中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1944年，日军不得不承认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战”失败，称：“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确保点线”。

八年全国抗战，毛泽东由做眼造势到面制点线，演绎出一部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敌后抗战壮丽史诗。这部史诗不仅奠定了中国持久抗战胜利的基石，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军事力量分布的局面。

抗战的硝烟刚刚散尽，蒋介石要打内战，他为国民党军制定的也是“先占据点，掌握交通，由点来控制线，由线来控制面”的作战方针。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共军不能自由调动，不能集中主力，则他们以大吃小、以多吃少的策略，就无法实现。而我们正反其道而行之”。

这番高论听起来头头是道，但到了毛泽东面前却屡屡失败。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指挥多路大军齐头并进，分别沿平绥路、同蒲路、正太路、平汉路、津浦路、北宁路大举北犯，大中城市成为其抢夺的主要目标。

毛泽东的对策依旧是对付日本人的方法：让出大城市，让开交通干线，占领广大乡村，获取广阔作战空间，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进而以面对点，以面制线，以面取胜。

东北战场，是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双方激烈争夺的地方。蒋介石调动大批精锐部队凭借机械化装备，沿铁路线北进，进攻沈阳、长春等大中城市。

1945年12月毛泽东指示东北局：“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地区是在距离国民党军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中共中央把这一方针概括为八个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东北民主联军相继放弃了中长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以主力部队投入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发动群众，清剿土匪，建立民主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当1946年6月东北战场烽火再起时，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发展到36万多人，并拥有了稳定的战略后方，在一系列“面”对“点、线”的作战中，由防御逐渐转入进攻。

赵一平（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蒋介石也懂得“面”的重要性。但要控制“面”，必须得到中国最广大的人口——农民的支持，要进行人民战争，这是他绝对无法做到的。因为蒋介石政权的反人民性质，决定了他只能依恃武力，只能进行“点”与“线”的作战。而毛泽东指挥的人民军队则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因而能够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援。人民军队的“面”，就是人民战争。因而就能有效地发挥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优长，以“面”制点，以“面”控线，最终以“面”的优势取得对“点”、“线”的胜利。

人民军队将“面”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使得国民党军所占据的“点”处于孤立，“线”陷于瘫痪，进而以“面”的发展与扩大形成了对国民党军占领的“点、线”的淹没之势，夺取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十五 做眼造势 面制点线(4)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与军师刘伯温弈棋，雅兴所至，信口出了一联：“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光。”刘伯温反应敏捷，脱口应道：“雷为战鼓电为旗，风云际会。”在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大棋局上，毛泽东全局在胸，目炬如电，投下的每一粒棋子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雷霆万钧之力，在对手不知不觉之中就将棋局的发展导入了他所设计的进程。古今中外，善弈者无数，以棋道入兵略者亦不乏其人，但能运用到出神入化之境者，毛泽东真是杰出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