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海富花园 前身:“海内三宝”：毛公鼎、大盂鼎、大克鼎

   


























    毛公鼎(附释文）

    毛公鼎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是金文的经典名作。传清道光末年于陕西岐山出土 。高 53.8厘米，口径 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造型端庄稳重。颈部饰重环纹及弦纹各一道 ，简朴庄毛公鼎严 。腹内铸有铭文 32行、499 字，毛公鼎因作者毛公而得名，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较长的一篇。
    全文道先追述周代国君君主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同命毛公，委任他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王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以一些器物以示鼓励。毛公将此事铸于鼎上，以资纪念和流传后世。
    这是一篇典型的西周册命铭文，但不拘泥于传统的册命体例，分五段，各段均为“王若曰”起，显然是出自当时(周成王时，公元前1115-1079年)史官之手。全铭文辞精妙而完整，古奥艰深，是西周散文的代表作，例如文章的第一段：
    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亡不觐于文武耿光。唯天将集厥命，亦唯先正略又劂辟，属谨大命，肆皇天亡，临保我有周，丕巩先王配命，畏天疾威，司余小子弗，邦将曷吉？迹迹四方，大从丕静。呜呼！惧作小子溷湛于艰，永巩先王”。
    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结体方长，较散氏盘稍端整。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李瑞清题跋鼎时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大克鼎(附释文）

    大克鼎为西周孝王时期器物。1890年陕西省扶风县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鼎、钟等器,都属于一个名叫克的贵族。此鼎形体巨大，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口沿饰兽面纹，腹部饰流畅的波曲纹。腹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字，铭文字体工整，笔势圆润，堪称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洋洋洒洒，无论在布局书写上、还是铸造效果上都十分精美，字体大小统一不失灵动，圆润古拙不失劲健，呈出一种舒展，端雅的风尚。
　　清大克鼎铭文内容主要叙述克依凭先祖功绩，受到周王的策命和大量土地、奴隶的赏赐，是研究西周经济制度的重要史料。

    大盂鼎(附释文）

    大盂鼎,高101.9厘米，口径 77.8厘米。圆形，立耳，深腹，三柱足，颈及足上部饰兽面纹。为康王时贵族盂所作的祭器。传为清代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礼村出土。
    大盂鼎造型雄浑，工艺精湛。其内壁铸有铭文 19 行 291 字，记述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赐给香酒、命服、车马及1700余名奴隶之事，为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原器出土之初，为岐山豪绅宋金鉴所有。后因家道中落，此鼎被其后人以七百两银子转让到西安。后来，又曾一度为左宗棠所有，数年后为答谢潘祖荫的厚恩，左宗棠以此鼎相赠。此后，大盂鼎便成为潘家的传世之宝，供于苏州潘家大堂。一九五二年由潘氏后人献给国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业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由此告诫盂要效法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盂在铭文中说明作此鼎也是为了祭祀其祖父南公。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大盂鼎又称盂鼎，之所以冠以"大"是为了区别于小盂鼎。这两个鼎同出，但小盂鼎原器已失，仅存铭文拓本。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钟鼎文：钟鼎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金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谓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铜的冶炼和铜器的制造技术十分发达。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据统计，金文约有三千零五字，其中可知有一千八百零四字，较甲骨文略多。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流传书迹多刻于钟鼎之上，所以大体较甲骨文更能保存书写原迹，具有古朴之风格。
　　金文之全盛时期为周，周以平王东迁分为西周及东周──西周趋于端整雄浑，造成金文之黄金时代；东周因列国割据而形成地域特色──所以分别介绍之。
　　西周：
　　西周承殷末书风，直到成王时方产生独特的风格，书体雄浑典丽而壮观；在昭穆之后，则变为严谨端正。
　　学术文化之发展多少会受到社会及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西周前期，自武王克殷，至康王之世，由于天下统一，社会安定，加上周公制礼作乐，堪称太平盛世，故书法家得以表现雄浑典丽之风格，内容亦有逐渐加长之势，如大盂鼎即为此期最典型之杰作也。
　　而至昭穆之后，书风渐变，笔画由粗细相参而趋于均匀划一；收笔与起笔亦由方圆不一，而变成圆笔；行款甚至演成方格之形式，书风极为严谨端正。端整典雅之颂鼎、典雅整赡之大克鼎及稍具早期之风之毛公鼎等，皆为此期之代表。
　　东周:周平王东迁之後，秦迁都於雍，承袭了西周的故地，同时也承袭了西周的文化。正因为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秦的文字和西周文字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为如此，当东方各国的文字因地区特点和文化上的原因发生横向变异时，文化落後的秦国文字反而却成为汉字的正统（即使不考虑最终由秦统一中国并统一文字的事实，也可以认为，在汉字发展史上，秦系文字代表了汉字发展的主流，而六国文字代表了支流。）因此，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字可以大别为两系：即秦系文字和六国文字，（秦系由春秋至战国，六国系乃指战国时的东方各国）一般文字学家也叫做「西土文字」和「东土文字」。
　　秦统一六国之後开始了文字规范的措施，即所谓的「书同文」。秦规范文字是以秦文字为基础的，秦以後的汉字的演变也是在经秦规范过的秦小篆以及秦篆的日常书写形式的古隶的基础上发展的。秦「书同文」之後，六国文字被淘汰了，秦文字成了真正的主流。因此，秦系文字是上承西周古文、下启汉魏隶书，乃至楷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的变化可以看作是汉字按自己内部结构规律演化的一部分。也因此，就文字学而言，秦系的西土文字的研究较之六国文字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汉字的直系血亲，而六国文字则是旁系分支，虽然它们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
　　秦代金文渐至末流，所存石刻书迹亦不多存。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一法度、衡石、丈石之业，皆刻或铸于铜铁之上，以颁行天下。其以曲线为主，间架平稳，整齐中寓变化，气势奔放，堪称小篆之杰作，也为后代习小篆者提供了最可信之完整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