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扶贫劳务协作输入基地:改革及其敌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21:45:53
留心一下最近中国社会的发展很有意思。一个极端是各地私营企业老板在政治上的崛起。十六大把私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合法化了，此后，各地蜂拥而上，用实际行动支持中央的这一决策。一时间，私营企业家纷纷进入省市各级政协。尽管政协在中国的政治系统里不算一个有实权的组织，但在老百姓的眼里，政协中私营企业家的急剧增多无疑象征着这个社会阶层政治力量的迅速上升。
在另一个极端，针对各级政府的城乡民众的集体抗议事件不断增多。城市工人罢工“闹事”的情况早就有目共睹。企业经营不好甚至破产、工人下岗失业、社会福利缺乏，这些都构成了城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而在农村，尽管国内少有公开报道，但农民的集体抗议事件早已经层出不穷，不仅经济贫困地区有农民的集体抗议，在江浙那样的富裕地区也有。
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里，城乡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继续发展经济，等到全社会进入了小康，这些事情都会自然解决。如果从这种思路来理解，上面所说的两种现象也不能算作是矛盾的。共产党与时俱进，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不仅是执政党壮大社会基础所需，也是继续发展经济所需。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给予非国有部门老板参与政治的权利，无疑会对经济发展起到正面的作用。所以，政府的作用就是维持社会的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如果社会基层产生不稳定因素，那么就要采取各种强行的方法加以压制。
但这种思维方式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会导致领导层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存在、发展和恶化产生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解决方式。如果这种思维方法不能加以纠正，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很快就会出现问题。
在传统共产主义国家，尽管没有民主制度，人民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但并不能说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不存在一种契约关系。除了那些极端的政权完全依靠强制力来管制人民外，常态的共产主义政权都需要人民一定程度的认可，甚至是默许。这种认可或者默许就是学术界所说的隐性契约。
这种隐性契约曾经是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共产党政权统治人民，特别是用来处理政府和工人阶级之间关系的一种有效手段。这种隐性契约假定：共产党保障工人的充分就业，执行较为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提供教育和医疗等各种社会福利；作为回报，工人阶级默许共产党的一党统治，承认其统治合法性。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共产党依靠这种隐性契约统治苏联社会数十年，相安无事。
是戈尔巴乔夫改变甚至终止了这种契约关系。无疑，这种契约关系大大阻碍了当时苏联经济的发展，因为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下，人们没有什么经济积极性。戈尔巴乔夫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实行私有化，苏联政府的经济能力因此急剧弱化，工人失业，收入分配差异剧烈分化，社会保障制度衰退。更为严重的是，苏联的私有化是执政党自上而下推行的，广大的人民并没有权利参与这个过程，结果，私有化的好处都流入政府官僚及其相关人士，人民成为真正的受害者。这样，苏联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隐性社会契约不再存在，并且在人民看来，正是执政党单边撕毁了两者之间所订立的契约。这样，执政党很快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政权马上被人民所推翻。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共产党政权固若金汤，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在很短的时间内会被人民所推翻。
在中国，这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存在着。社会底层现在所出现的情况和前苏联有所类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但邓小平也同时强调共同富裕。尽管政府的经济政策一直在向富人倾斜，但中共坚持给予工人和农民这两个最大的社会阶层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也就是说，新兴阶层不能享受和工人
、农民同样的政治权利。
但是现在不同了，新兴有产阶级迅速崛起并且开始享受政治领导权。对共产党来说，这是情势所迫；但是富裕阶层在政治上的迅速崛起对执政党是祸是福，还是个未知数。因为，一方面是共产党向有产者敞开大门（应当指出的是，这个阶层本来就具有很强的参政能力），另一方面政治的大门还是向工人、农民关闭着。在这一鲜明对比下，执政党的合法性在工人、农民中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就走向贫困地区，紧接着各个地方的领导人也纷纷响应。这当然显示出新领导层对社会底层的关心，也是对前段时间过于倾斜于富人阶层的一种姿态性纠正。但很难说领导层已经意识到，执政党对隐性契约的修正已经影响到人民对其合法性的认同。在没有民主化的情况下，单边修正这种契约包含有巨大的政治代价，更不用说单边行动废除这种契约了。
原刊于《信报》2003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