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六个女神泪:城邦的产生

         为什么古希腊会出现城邦这一特殊的政治体呢，特别是产生了城邦民主制，而不是像东方国家一样产生的帝国专制制度。首先就跟当时古希腊特殊的自然环境有关。

         古典希腊的中心地带（大约与现代希腊民族国家的领土相当）是一座半岛，大体分成两部分，由一道极其狭窄的地峡连接在一起，另外还包括爱琴海中相互联系的岛屿。由于东地中海地壳构造方面的巨大活动，才使得希腊中心地带的地形地貌以山脉纵横为标志。结果，在希腊几乎没有什么广袤的平原，较大的平原主要是在希腊北部。希腊大多数地区的这种分隔特征，意味着整个希腊在迅速快捷的信息交流方面存在若巨大的障碍。

         这个地带的气候通常被描述为“地中海”气候，意思是它有炎热十二燥的夏季，寒冷潮显的冬天。但是，即便是在希腊某个相对较小的区城，也能看到某此气候的差异，最明显的是在降雨量的分布上。由于半岛多山的地形，其东部的雨量要明显少于西部，导致在自然面貌喝农业潜力上，各地简直子差万别。比如说，在爱琴海域的东边昔克拉底群岛的岛屿之一基亚岛上的地锐便显得相对荒凉（但在该岛一些山岭上却有梯田的痕迹，表明岛上的某个地点曾有过精耕细作）。相反，在伯罗奔厄撒半岛两边，比如美塞尼亚）就比较湿润，有较丰富的植破，因此也是较肥沃富庶的地区。

         希腊的这种自然环境，造成了两种结果，其一就是，地理环境支离破碎，导致交通和信息交流的不便，使古希腊能够保持一种类似于“小国寡民”的城邦林立的局面，而不会形成比较大的领土国家。其二就是没有平原，耕地面积小，使希腊各个城邦不可能养活太多的人口，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希腊城邦要如何来解决睡着人口增长而带来的粮食问题呢？如果这是在中国，中国基本上是有三个途径，一是对外扩张，占领更多的土地。但中国自秦国一统中国后，耕地面积基本已经达到最大化了，东面、南面都是海洋，没有土地，北方是草原，而且天气寒冷，不适合耕种，西方式荒凉的沙漠，更加不适合。因此，中国不论向那个方向扩展都无利可图。二是农业技术的提高以及农产品的增加，而这些都是非常缓慢，其增加的粮食产量根本不足以跟上人口的增长。那么只有第三个途径，那就是农民起义，打内战，靠战争来消灭一部分人。因此中国的历史不是一部对外扩展史，而是一部内斗史，一部王朝循环更替的历史。

         希腊文明发源于克里特文明，而后是迈锡尼文明，经过特洛伊战争后，迈锡尼文明衰落，希腊经历了300年左右的“黑暗”时代，之后，希腊文明开始复苏，开始出现了铁器，希腊人也重新有了文字。随着铁器的使用，农业生产力增加，人口也快速增加，使得人口过剩，希腊人开始了海外移民，再加上当时多利安人的入侵更是促进了海外移民。希腊的海外移民是一种强制性的“分裂繁殖”移民，当时一旦某个城市决定要在别处建立殖民地，它就会挑选一个首领去当这个殖民地的创建人，每家每户都得出一个儿子陪着父亲一起去，当他们到达新殖民地时，他们会得到一块土地，而任何敢于拒绝航海前往殖民地的人都会被处死，并没收全部财产。而一旦殖民城市建立安顿下来二三代之后，自己又成为殖民母邦，就会派遣移民到海外建立新的殖民地，到公元前八世纪前半为止，希腊本土还处在从黑暗时代开始苏醒过来的时候，小亚细亚诸殖民城市，在其邻近地域，以及远涉重洋向南向北的积极的殖民扩张，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到公元前六世纪为止，小亚细亚西岸，包括原来北端的爱奥里斯，中部的伊奥利亚，南部的多里安三个区域，殖民城市“繁殖”得愈来愈多。

           希腊的海外移民瓦解了希腊社会的原先的社会结构，顾准在其《希腊城邦制度》中引用脱因比（Toynbee）的话说：

       “海上迁移有一个共同的简单的情况：在海上迁移中，移民的社会工具一定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终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所有各种工具——人与财产、技术、制度与观念——都不能违背这个规律。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须留在家里，而许多东西——不仅是物质的——只要携带出走，就说不定必须拆散，而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复原了。在航程终了打开包裹的时候，有许多东西会变成饱经沧桑的，另一种丰富的新奇的玩意了。……

       “跨海迁移的第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族关系。一艘船只能装一船人，而为了安全的缘故，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到异乡去建立新的家乡，很可能包括许多不同地方的人——这一点和陆地上的迁移不同，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血族的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

       “跨海迁移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这种制度大概是一种没有分化的社会生活的最高表现，它这时还没有由于明晰的社会意识而在经济、政治、宗教和艺术的不同方面受到反射，这是‘不朽的神’和他的‘那一群’的组织形式。……”（Toynbee，p，129）

       “跨海迁移的苦难所产生的一个成果……是在政治方面。这种新的政治不是以血族为基础，而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在希腊的这些海外殖民地上，……他们在海洋上的‘同舟共济’的合作关系，在他们登陆以后好不容易占据了一块地方要对付大陆上的敌人的时候，他们一定还和在船上的时候一样把那种关系保存下来，这时……同伙的感情会超过血族的感情，而选择一个可靠领袖的办法也会代替习惯传统。”（Toynbee，P.132）

       “原始社会的萎缩”必定会使新的殖民地城邦采取不同于再血族基础上长成的部族王的制度，而要“以契约为基础”。在这里我不禁想到现代西方民主国家，在近代无不进行过外海殖民，外海殖民是否是促成西方民主制的一项重要因素？海外殖民至少有三种作用：1、在社会组织上，瓦解原始社会的血族关系，也就瓦解了氏族组织，使殖民地不得不采取新的社会组织原则。2、在思想观念上瓦解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宗族观念，以及父权观念，促进了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3、海外殖民必伴随着殖民掠夺，造成财富的急剧增长，这在希腊时期还不太明显，主要是在近代。但古希腊最典型的民主城邦雅典却是在波希战争胜利后向同盟国收取同盟费，形成资本积累，在雅典黄金时期，雅典的绝大部分公共支出都是使用收取的同盟费，包括神庙的建筑，公民出席各种会议的补贴。如果没有同盟费这一财政来源，雅典当时的民主制也维持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