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若世:小农民族的文化观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4 06:07:29
前段时间在文章中,引用了港英余孽陶杰的“小农民族”之说,引发了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其义愤填膺之处,很是有些刘伯伦《酒德颂》中那些缙绅处士怒目切齿,陈说礼法的模样,不是愤青长啸,便是壮士扼腕,愤愤不平之意溢于言表,追究其原因,大概是觉得国格受侮,尊严被欺,连带着自己的祖宗十八代都受到了损辱,于是便勃然变色,暴跳如雷,怒火中烧,大发雷霆,觉得“中国人的感情再一次受到了伤害”,其咬牙切齿的阶级斗争之心态,恨不得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但是“小农民族”之说,确实有学理上的渊源,而非臆造的批评工具。比如熟悉社会学史的人都知道,此学科在孔德的时候,还染有不少物理研究的色彩,所以为称之物理学派的社会学。到十九世纪中叶,生物学逐渐发达,尤其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发表之后,知识界受到很大的震动,所以社会学的学者,也喜欢用生物学的方法来解释社会现象,而成为社会学的生物学派,英国学者斯宾塞尔即是此例。而在二十世纪初,社会学的发展又趋向于另一方向,即是以心理要素,来解释社会,遂成为社会学上的心理学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德国学者费尔康德(Vierkandt)。
  
  费尔康德的代表作,当推1896年出版《自然人民与文化人民》。这本书的精彩之处,就是用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自然人民与文化人民的不同。而所谓自然人民,就有“小农民族”之意。所以,以“小农民族”为耻,闻之便火冒三丈的人,应该好好研读下这本书,了解一下作者的观点、思想及内容,因为文化之于民族,正如经验之于个人一样。倘光是动不动就泼口大骂,只有情绪的反应,而无理性的认识,那么思维程度还停留在义和团的水平,招来的不过是八国联军之辱。
  
  比如,费尔康德就提出,所谓“小农民族”,并不是没有文化,也不一定就是低级文化的民族,而是这种文化,多是风俗、习惯的传承,而少有理性的成分。生在其中的人,是不知不觉与自然而然的,遵守着前一代人们的动作与信仰,不但对于穿衣、吃饭、说话、交朋没什么态度,多用“随便”一语,而且在宗教、政治、伦理、各种观念上,都没有一种批评的态度,少有质疑与反抗,只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照费尔康德看来,这种“自然人民”虽是文化较低的人类,然而在文化较高的社会,也未尝没有。比方,常见到许多人,对于社会中的一切动作、制度、语言、衣服都随着时代或风气所趋,而不问其所以然,这种人就可以叫做“自然的人”。因为他们虽然表面看似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所言所行无不受到外在环境的制约,时代潮流的影响及政治权力的操控,而甚少自我的理性认识。他们的判断,多不出于深思,而出于肤浅的情感,他们的行为,也多是因循,模仿,甚少自我独立的抉择,人数虽多,也不过是“一盘散沙”,这种社会发展的最高标准,也只能是“人物可以有个性,但社会不能有异类”。
  
  然而有文化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对于一切的事物,都取研究疑问与选择的态度。他们不会随随便便地去做盲目的举动。即使他们会跟从一般普通人的行为,也并不是因为一般普通人这样做,所以他们也这样做,而是经过相当的考虑与评估而才这样做。总而言之,他们对于一切的事物,都用智力与理性去批评与判断。所以,自然人与文化人的异点,是在于前者对于事物不问其所以然,而后者对于事物,注重于理解与批评。
  
  费尔康德不愧为大学者,对“小农民族”的现象概括,实在精准。因为要在生活中论证这样的结论,很是简单,比如看看人大会议的表决现场,扑克牌一样的面孔,或单位里开会的情景,主席台下一片死寂的表情,便很容易知道这一点。而同样的情况比较于欧美,却是完全是另一种的景象,呈现出的是活力、自由与独立。所以,费尔康德认为,文化人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有过自由与批评的智慧训练,习惯于多元开放的生活方式,并能在其中自由选择。同时,他们每个人都有个人的特性,因为他们能从不合理的社会压迫中解放出来,而能主导着自己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因能理解社会进步的趋向,又能去领导这种驱向,这在政治上的表示,便是民主。
  
  所以,费尔康德总结出来文化人民异于“小农民族”的四个要素:一,以个体为社会的单位,二、以理性为动作的标准,三、以自由意志为生活的衡量,四、以批评态度为文化的尺度。这四点照我看来,诚然就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尺,是与不是,孰是孰非,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比照一下自可显出原形。然而比较奇怪的是,对于自身之缺陷与不足,不抱知耻而后勇之心态,努力跟进,积极学习,反而最近又看到搞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中央国策,妄图以为通过官样化的文化运动,就能提升全民的文化素质,促进全国的文化水平,对于这种痴人说梦,只能概之以“小农民族的文化观”(准确说应该是党的文化观),因为言论不自由,思想不解放,司法不独立,怎么可能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说白了,恐怕还是打着发展的旗号,进行实质的干预、管制,以达到进一步控制社会舆论的目的。这是专制的复辟,极权的巩固,离文化发展差了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