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机史泰龙故障维修:军统发展脉络：四巨头角逐 戴笠地位无人能代

核心提示：一般有说军统三巨头，实则上是四巨头，其中，戴笠是一个中心点和基本点，毛人凤可以说是戴笠缩小的化身，唐纵和郑介民的气质和为人略相类似。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杂志2009年第10期，作者：伍立杨，原题：《军统发展脉络 巨头们之间的四角关系》

军统的起家

蓝衣社又名力行社，稍后更名为复兴社，贺衷寒、邓文仪、郑介民、胡宗南、刘健群、桂永清等等都是核心人物，戴笠在其中是很小的角色。那些核心人物都是黄埔军校前几期的毕业生。戴笠不过是第六期的学员，但他天资颇高，刚毕业的时候就收集了不少情报，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将复兴社特务处这样一个重要部门交给他。当时的内勤方面，有行动科和情报科等，外勤组织主要放在一些省份的保安处和直属站组，特务处的发祥基地则是浙江警官学校。抗战初期，军统局正式成立，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正局长是贺耀祖，只挂名不问事。当时郑介民是主任秘书，兼军令部第二厅处长，他仅在戴笠出差的时候代为处理一些问题。

抗战的战略退却阶段，军统局的局本部组织人事的情况是这样的：副局长戴笠；军统局帮办唐纵，他也是黄埔军校的第六期学员，他在委员长侍从室当第六组的组长，主要负责情报综合、摘要向蒋汇报；主任秘书郑介民这时已是军令部第二副厅长，他不大去军统局办公，所以他日常事务由代主任秘书毛人凤处理。毛人凤凡事都听戴笠的，他几乎可以说是戴的化身，多数文件经他首先批阅，在局本部算最有实权的幕僚长。毛人凤往往办公到凌晨一二点。有好多高级特务轻视毛没有学历，说他的官位是坐出来的，听起来是称赞，实际是贬低。一般问题由毛氏下面的秘书室审批，若毛氏也不能决定，则用签呈向戴笠请示，毛人凤有四个贴身秘书帮助他起草和修改文稿。内勤方面还有军事处、情报处、行动处、电讯处等等。电讯处曾经自行设计了特工专用小型电机，在当时非常先进，电讯处在这一阶段得到很大发展，在重庆设立无线电总台，所以戴笠称无线电台是军统的灵魂。总务处和人事处也相当庞大，另外还有特种技术研究室，上海一区、上海二区、军统合作社、特务总队、息烽监狱等等众多的机构。

抗战中的迅猛发展

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军统局的副局长仍是戴笠，帮办唐纵，主任秘书郑介民，副主任秘书毛人凤。机构设置与前一阶段相似，但也有很大的增加，比如建立了华北区、华中区、海外区等重要的外围组织和派出机构。

抗战的反攻阶段，即1943至1945年，这时戴笠已升为局长，副局长郑介民。在1946年戴笠撞机死亡后，郑氏代理局长，主任秘书还是毛人凤。这个时期除在内勤方面有所加强外，外勤组织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首先是军统局的办事处，属于半公开性质，在全国重要城市都有设置，但往往寄生在行营的参谋处、调查处、谍报处等机构里面。

各地区站，比如西北区、重庆特区、东北区、香港区等等，区一级的组织采取秘密形式活动，在区之下又有指挥站和组，如湖南站、湖北站、安徽站、河南站、浙江站、宁夏站、广西站、江苏站、贵州站等等，以及西安站、西昌站、南宁站等等。还有海外站，如新德里站、仰光站、曼谷站、菲律宾站、西贡站、海防站、新加坡站、美国站、巴黎站等等，站下面是组。组的名称非常之多，大组十人，小组四到五人，如果是在沦陷区，则各组之间不许发生横向联系，只能单线联系。军统局的外勤组织另有抗日铁血锄奸团，戴笠对它非常重视，这个团原是天津学生的抗日组织，成员多为学生，另外还有爆破总队、行动总队等等，负责暗杀、纵火、爆破、绑架等等任务。

在抗战时期，军统局的触角四处渗透，控制了军委会特检处，实施邮电检查、航空检查，以及交通监察，所有的水路交通逐一设站，还有财政部的缉私署，以及盐务处、货运管理局、兵工稽查处……全部控制在手中。另外就是军令部的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他是军统局的第二号人物，对军统局的有关军事方面的活动采取无条件支持。从性质上面讲，第二厅则属于军统局掌握的公开机关，直到军统局改组之后才发生变化。委员长侍从室方面，蒋介石希望身边有一个整理情报的组织，就把第六组长唐纵放进去当帮办，负责情资汇总。第六组是军统局通天的单位，使其在第一时间将情报送给蒋介石。另外，和军统局直接关系的单位还有内政部的警务司警备处、人民动员委员会(主要控制帮会)、各站区混成别动队、各站区调查室、各站区军法执行分监部、军委会忠义救国军总部、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以及各地警察局负责人，各省保安处的第四科等等，可以说是四处开花。

军统局在各地举办的训练班大约训练了近十万人，在外勤方面掌握了大部分基层的领导权，并为他们创造军事学校出身的学历，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戴笠还保送了一批学生到美国培训，各地训练班的学生无形地形成了一个系统，在抗战时期个个趾高气扬，对军统的老干部都不放在眼里。

在抗战时期军统局的战斗目标是日寇和汉奸，戴笠在军统局本部的一次大会上说，日本侵华部队不过几十万人，穿军装目标显著，我们用便衣来对付，花一定的价钱就可以杀一个日本兵，花若干万元就可杀他个一二十万是办得到的，比在战场上更容易办到，坚持下去，日本就会在中国站不住脚。他这个自以为高明的策略确实在沦陷区实践过，也确实行之有效，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杀掉一个日本兵以后，便衣杀手虽然可以安全转移，可是当地的人民就会遭到日军的残酷报复，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损失很大，遂引起沦陷区人民的反感，蒋介石也不同意，他说花几个钱、杀几个人算不得本事，这个办法就停止了。

二是惩罚汉奸，如对已经落水的上海伪市长傅筱庵以及未下水的唐绍仪，杀掉以后留下锄奸团的警告信。另外就是1941年由湖南方面的军统人员将周佛海的母亲、岳父等至亲接到贵州控制起来，生活上用高标准来接待，同时晓之大义，动以利害，由他们写信给周佛海劝他效忠国家，这一招果然见效。

另如抗战中的军统上海区。就是军统局所属敌后单位中最锋利的一支主力，在打击日伪方面迭创佳绩。对大奸巨憝、以及首鼠两端的投机分子，均予以严厉制裁。其列入记录的，除情报、策反及地下宣传的成果不计外，单是行动与破坏，大约的统计数字是：行动制裁共一百五十余件次。其中以汉奸被杀居多，少数是上海各租界捕房中甘为敌伪鹰犬专与重庆作对的高级警探。另外，用各种不同方式格杀了日本着军服的正式军人约四十余名，阶级较高约有少将及大佐。破坏军事设施共五十余件次，全部都是上海邻近地区的机场、仓库、粮秣、弹药等。在行动制裁案中，有几件比较突出的，如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上海三大亨之一与敌伪互通声息的黑社会头目张啸林等等。

戴笠在抗战后期，博得一般不识真相的青年大加崇拜，认为他是敌伪闻名丧胆的神秘人物，许多报国有心的热血男女，甚至视之为偶像，无不以能追随他，并在其指挥之下，参加与敌伪斗智斗力的地下工作为荣幸。

关于军统在抗战中的战绩，1946年6月3日上海《申报》刊有大致的统计：击毙敌寇26799人，伤2641人，俘虏508人。破坏桥梁183座，舢板19只，汽船35艘，飞机1架，车头车厢425节，仓库271座，铁路303段，机动机车269辆；营救盟国飞行员130名。敌后游击部队已扩编为四个纵队及一个南京行动总队。共辖26个大队和两个直属大队，总兵力近三万人，分布于浦东、上海，及京沪、沪杭铁路，京杭国道公路一带。

因此戴笠的一些部属在多年后的回忆录中吹捧他，说是其豪情足可冲牛斗，其壮志足可吞山河。他对敌人是狡猾冷酷的，但他对部属与友人则是坦诚热情的。总之，“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国家、民族、领袖之外，绝无丝毫私心私念，私功私利……”真是吹捧到天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