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巴格达战役:反经(26-30)

恩生怨二六

　　在现实生活中，有恩于人结果反目成仇的事屡见不鲜。原因何在？本篇之主旨便是要穷究人性的弱点，从而使你摆脱困惑，融洽人际关系，创这一个愉快的生活氛围。

　　【经文】

　　《传》称谚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是知凡怨者，不怨于所疏，必怨于亲密。何以明之？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

　　“何以言之？”高子曰：“怨。”孟子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越人于此，关弓射我，我则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兄弟关弓而射我，我则泣涕而道之。无他，戚之也。然则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

　　晋使韩简子视秦师云：“师少于我，斗士倍我。”公曰：“何故？”对曰：“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施而不报，所以来也。”[观秦怒而来，则知至恩必有至怨矣。]

　　杜邺说王音曰：“邺闻人情恩深者其养谨；爱至者，其求谨。夫戚而不见异，亲而不见殊，孰谓无怨？此《棠棣》、《角弓》之所作也。”由此观之，故知怨也者，亲之也；恩也者，怨之所生也。不可不察。

　　【译文】

　　《左传》上引用了这样一句谚语：“不该怨恨的不要怨恨。可是有的人我却禁不住要恨。”由此可以知道，凡是有怨恨的人，不是恨他所疏远的人，就是恨他所亲近的人。怎么来证明这一道理呢？高子说：“《诗经·小弁》一诗是小人作的。”盂子说：“何以见得？”高子说：“该诗充满怨恨情绪。”

　　盂子说：“真机械啊！高子竟是这样来研究《诗经》的。假如有一个越国人在这里，弯弓射我，我可以一边说笑一边谈论这件事。这没有别的原因，只为我和他素不相识。可是假如是我的兄弟用箭射我，我就会哭着诉说这件事，这也没别的原因，只为他和我是亲人。《小弁》这首诗里的怨恨情绪，正是热爱亲人的表现。热爱亲人，这是仁啊！”[《小弁》一诗是讽刺周幽王的。

　　太子的老师所作。]

　　秦、晋之战，晋惠公命韩简子察看秦国军容。韩简子说：“秦军在人数上少于我军，可斗士却比我们多一倍。”晋惠公问：“这是为什么？”韩简子回答说：“我们出外流亡时，得到了秦国的资助；回国时受到秦国的护送；发生饥荒时，又得到秦国的粮食救济。三次受人家的恩惠却不报答，所以秦军才来攻打我们。”[从秦军怀恨而讨伐晋国，就可以知道，最大的恩德必然产生最大的怨恨。]

　　杜邺在游说王音时说：“我听说过这样的道理，人之常情一般是对恩情深的，其供养反而少；对最亲爱的人，要求也少。关系亲近却显不出与关系疏远的人有何不同，怎么能没有怨气呢？这就是《诗经》中为什么会有《棠棣》、《角弓》二诗的原因。那就是写兄弟之间互相怨恨的。”由此即可明白，为什么关系亲近的反而要生怨恨。所以说，恩情恰恰是产生怨恨的根源。

　　这道理不可不弄明白。

　　【按语】

　　恩可生怨，看似冷酷，然而却是有相当的普遍性。假如东郭先生没有救过狼的命，自认对狼有恩，那么狼要吃他时就不会有该不该吃的问题。父母受儿子虐待，要比受外人欺负格外伤心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关系亲命的人们之间，应格外注意，不要使亲人之间的感情受到伤害，因为这种情感一旦受到伤害，治愈它反而更难。再者不要把人际关系搞得过俗，要善于保持适当的距离，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以及俗语“好兄弟，勤算帐”都是讲这个道理的。再次保持平和的心态，既不要把自已对别人的帮助看作是施恩，期望回报，也不要对别人的允诺期望值太高，正如鲁迅先生临终所言：

　　“别人应允的事物不可当真。”这样就可以不致因失望而产生怨恨。总之处理人际关系是一门学问，但归根结底是要学会宽容。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有一种和谐温馨的社会环境。  

诡顺二七

　　如何对待曾反对过自己，而现在却愿意臣服的人。文中认为当天下未定之时，人们往往是各为其主。胜利的一方不应追究愿意归服的人往日的敌对立场。还有某些人为了自我保存依附了对方，并非出于本心，这也应予以宽容。只有对旧主忠贞不渝的人，也才会对新主忠诚不二。反之，对旧主阳奉阴违，对新主也不会一心一意。

　　【经文】

　　赵子曰：夫云雷世屯，瞻乌未定，当此时也，在君为君，委质事人，各为其主用，职耳。故高祖赏季布之罪，晋文嘉寺人之过，虽前窘莫之怨也，可谓通于大体矣。昔晋文公初出亡，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斩其祛。及反国，郤、吕畏逼，将焚公宫而杀之。寺人披请见，公使让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后余从狄君以田渭滨，汝为惠公来，求杀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虽有君命，何其速也？”对曰：“臣谓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犹未也，又将及难。君命无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恶，惟力是视。

　　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无蒲、狄乎？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众，岂惟刑臣！”[国君而仇匹夫，惧者甚众也。]

　　公见之，以难告，得免吕、郤之难。[韩子曰：“齐、晋绝祀，不亦宜乎？

　　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钩之怨；文公能听寺人之言而弃斩祛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后世之君，明不能及二公；后世之臣，贤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则有子罕、田常之劫；知之则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诛而自以为有桓、文之德。是臣其仇也有桓、文，而后世之君自以为贤而不惑，则虽无后嗣，不亦可乎？]

　　【译文】

　　赵子（作者自称）说：在风雷激荡，天下未定之时，在哪位帝王属下，就为哪位帝王服务，用自己的生命作抵押，各为自己的君主服务效力，这乃是作臣子的职责、本分。所以汉高祖刘邦能够赦免原为项羽部将的季布事敌之罪，晋文公重耳能够原谅寺人披的过错，尽管过去遭受过他们的困辱，也不怨他们。这可以说。他们都是明白这个大道理的人。过去，晋文公重耳刚刚从晋国逃出来，他父亲晋献公命令宦官寺人披前往蒲城攻击他，结果斩去重耳的一只衣油。待到重耳结束流亡生活，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王的时候，郤芮、吕甥等晋惠公的旧臣，怕重耳报复他们，谋划焚毁重耳居住的宫室来除掉重耳。寺人披得知这一阴谋后，请求重耳接见他。晋文公派人斥责他说：

　　“蒲城那一战，献公命令你一夜之后赶到，你当即便到了。这之后，我和狄国的国君在渭水边打猎，你为惠公来杀我，惠公命令你三夜之后赶到，你第二夜就赶到了。虽然有国君的命令，可是你为什么那么急迫地要杀我呢？”

　　寺人披回答说：“我原以为，你这次返国，对如何做国君的道理该明白了。

　　如果还未弄明白如何做国君，就仍会遇到危险。执行国君的命令，是不能怀有二心的，这是上古流传下来的法则。除掉国君所痛恨仇视的人，只看自己有多大的能力，至于对方是蒲城人还是狄国人，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如今，你登上了国君的宝座了，难道就没有所痛恨仇视的人了吗？齐桓公把管仲曾为公子纠效力而射中他衣带钩的仇恨都能放置一边，不再提起，反而任用管仲为相国，如果你改变齐桓公的作法，又何劳你派人责骂呢？要逃走的人太多了，岂止我这刑余之小臣呢？”[做为一国之君却记恨臣民，惧怕被迫害的人就太多了。]晋文公便接见了他，寺人披把郤芮、吕甥即将发难的事告诉晋文公，才使他免于受谋害。

　　[韩非子说：“齐、晋二国后来都被异姓之臣所取代不是当然之事吗？齐桓公能重用管仲的才能而把他射中自己带钩的仇恨放置一边；晋文公能听信寺人披的话而不再追究斩去自己衣袖的罪过，这是桓公、文公有能宽容管仲和寺人披的度量和才略。后世的君主，英明不及桓公、文公，后世的臣子，忠诚、才能不及管仲和寺人披。以不忠之臣来侍奉平庸的君主，主不知臣不忠，就会有田常弑齐简公，子罕弑宋君那样的劫难；假如知道他们不忠，他们就会用管仲、寺人披为先例为自己辩解，而国君一定不会杀他们而自认为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品德和才能。这就是以仇人为臣子的君主有齐桓公和晋文公。而后世不及齐桓公、晋文公英明的君主，却要效法这样的国君，让仇敌做其臣子不但不以为自己愚蠢，反而以为自己很明察，最终导致灭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经文】

　　弛轸与张仪俱事秦惠王，惠王皆重之。二人争宠，仪恶轸于王曰：“轸重币轻使秦、楚之间，将为交也。今楚不善于秦而善于轸，轸为楚厚而为秦薄也。轸欲去秦之楚，王何不听之？”王乃召轸而问之。轸曰：“臣愿之楚。

　　臣出必故之楚，以明臣为楚与否也。昔楚有两妻者，王闻之乎？”王曰：“弗闻。”轸曰：“楚有两妻者，人挑其长者，长者骂之；挑其少者，少者复挑之。居无何，有两妻者死，客为挑者曰：‘为汝娶少者乎？娶长者乎？’挑者曰：‘娶长者。’客曰：‘长者骂汝，少者复挑汝。汝何故娶长者？’挑者曰：‘居人之所，则欲其挑我。为我之妻，则越其骂人。’今楚王明主，昭阳贤相。使轸为臣常以国情输楚，楚王将不留臣，昭阳将不与臣从事矣。

　　何故之楚？臣出故必之楚，足以明臣为楚与否也。”轸出，仪入问王曰：“果欲之楚否？”王曰：“然。”仪曰：“轸不为楚，楚王何为欲之？”王复以仪言谓轸，轸曰：“然。”王曰：“仪之言果信矣。”轸曰：“非独仪知之，行道之人尽知之矣。子胥忠于君而天下皆争以为臣，曾参、孝已爱于亲，而天下皆恶欲以为子。故卖仆妾不出闾巷售者，良仆妾也。出妇嫁于乡曲者，必善妇也。今轸若不忠于君，楚亦何以为臣乎？忠且见弃，轸不之楚将何归乎？”

　　王以其言为然，遂厚待之。惠王终相张仪，轸遂奔楚。

　　[张仪初恶陈轸于惠王曰：“轸犹善楚，为求地甚力。”左爽谓陈轸曰：

　　“仪善于魏王（译者按，应是惠王之误），魏王甚信之，公虽不说，犹不听也。公不如以仪之言为质，而得复楚。”轸曰：“善。”因使人以仪之言闻于楚王，楚王喜，欲复之，轸乃奔楚。]

　　【译文】

　　陈轸和张仪共同侍奉秦惠王，秦惠王对两个人都很重用。二人因为在秦惠王面前争宠，张仪便在惠王面前说陈轸的坏话：“陈轸带着重金，驾着轻车，往来出使秦楚两国之间，本为秦楚两国的友好关系。而如今，楚国对秦并不友好，而对陈轸个人却很友好，这说明陈轸为楚国的利益考虑的多而为秦国利益考虑的少啊！陈轸打算离开秦国前往楚国，你何以不随他去呢？”

　　秦惠王于是召见陈轸，询问他是否要离开秦国，前往楚国，陈轸说：“我愿意到楚国去。我离开秦国一定去楚国，是为表明我是不是私下投靠了楚国。

　　过去楚国有一个人娶了两个妻子，你听过他的故事吗？”秦惠王说：“没听说过。”陈轸说：“楚国有人娶了两个妻子，有个人去勾引那位年纪较大的，结果被骂了一顿。又去勾引那个年纪小的，她也反过来勾引他。过了不久，那个做丈夫的死了，有人问曾引逗过他妻子的人：‘要是让你挑选其中一个的话，你要娶哪一位呢？’那人说：‘要年岁较大的。’问话的人有些不解：

　　‘大老婆不是骂过你，小老婆不是勾引过你吗？为何反而要娶骂你的呢？’那人回答说：‘如果作为一个外人，我当然希望她来勾引我；但要作我的妻子，我就希望她能拒绝并责骂其他挑逗她的人。’楚王是明君，昭阳是贤相。

　　假如我作为秦的臣子却经常把秦国的机密情报交给楚国，楚王将不会收留我，昭阳也不会任用我为属官。我又何必前往楚国呢？”陈转出去后，张仪进来了，问秦惠王说：“陈轸是不是真的要往楚国了？”秦惠王说：“是这样。”张仪说：“如果陈轸没有为楚国效力，楚王凭什么想接纳他呢？”秦惠王便又把张仪的话对陈轸讲了，陈轸说：“是这样的。”秦惠王说：“那么张仪说的话都是可信的了。”陈轸说：“不仅仅是张仪明白，随便从路上拉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伍子胥忠于君主，天下的所有君主都争着接纳他为自己的臣子；曾参、孝已都是孝子，都很爱自己的双亲，而天下所有当父母的，都愿意有曾参、孝己那样的儿子。所以，假如要卖婢妾，没有出胡同就卖出去了，那一定是非常好的婢妾。被休弃的媳妇如果又嫁给了本乡本土的人家，那一定是个好媳妇。如今我假如对秦国国君不忠，楚王又怎么会把我当作忠实的臣子呢？忠心耿耿反而被抛弃不用，我不往楚国又该到哪里去找归宿呢？”

　　秦惠王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于是重新厚待陈轸。但最终秦惠王还是任命张仪为相。陈轸便投奔了楚国。

　　[张仪最初向秦惠王说陈轸的坏话时说：“陈轸还是对楚国好，为楚国请求土地非常卖力。”左爽对陈轸说：“张仪与惠王关系好，惠王非常信任他。

　　你虽然不愿听，我还是要奉劝你，可以把张仪的话作为证明，从而使你能重新回到楚国去。”陈轸说：“好吧。”便派人将张仪的话捎给楚王，楚王很高兴，愿意重新接纳陈轸。于是陈轸便逃往楚国去了。]

　　【经文】

　　韩信初为齐王时，蒯通说信，使三分天下，信不听。后知汉畏其能，乃与豨谋反。事泄，吕太后以计擒之。方斩，曰：“吾不听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

　　[汉高祖自将，伐陈豨于钜鹿，信称疾不从，欲于中起。信舍人得罪于信，信欲杀之。舍人弟上书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肖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诈信曰：“虽病，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也。]

　　高祖归，乃诏齐捕通。通至，上曰：“若教淮阴侯反耶？”曰：“然。

　　臣固教之。竖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如此。如彼竖子用臣之计，陛下安得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也。”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之纲弛而维绝，山东大忧，异姓并起，英俊乌聚。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犬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当是时，臣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固力不能耳，又可尽烹耶？”高帝曰：“置之！”乃释通之罪也。

　　[豹勃常恶田单，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闻之，故为酒而召豹勃，曰：“安得罪于先生？故常见誉于朝。”豹勃曰：“跖之犬吠尧，非贵跖而贱尧也，犬固吠非其人也。且今使公孙子贤，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孙子与徐子斗，徐子之狗固攫公孙子之腓而噬之哉。”安平君曰：“敬闻命矣。”

　　任之于王。后田单得免九子之谗，豹勃之力也。]

　　【译文】

　　韩信最初被封为齐王时，蒯通劝说他与西楚项羽、汉王刘邦三分天下。

　　韩信不听蒯通劝告。后来听说汉王刘邦畏惧他的才能，于是便与陈稀合谋叛乱。事不机密，泄露了出去，吕后用计谋擒住了韩信，将斩之际，韩信叹道：

　　“我后悔不听蒯通的话，才被小人女子所欺骗，这难道不是大意吗？”[高祖刘邦亲自率领大军往钜鹿讨伐陈豨，韩信假称有病，没有随同前往，打算从中起事。韩信的侍从得罪了韩信，韩信要杀他，侍从之弟上书朝廷，将韩信要发动叛乱的情形告诉吕后。吕后打算宣召韩信进宫，但又怕韩信的党羽不肯就范。于是与相国肖何商议，假称有使者从高祖那里回来说陈稀已经被杀，列侯和群臣都前往朝廷祝贺。丞相肖何欺骗韩信说：“尽管你身体不好，还是勉为其难，好歹走一遭，去祝贺为好。”入宫之后，吕后命武士把韩信绑起来杀了。]高祖回到朝廷后，下令齐国逮捕蒯通。蒯通被押到长安后，高祖说：“是你教唆韩信谋反吗？”蒯通回答说：“是的！我本来是那样教导他的，只是这小子不用我的计策，才使他自己落到夷灭下场。如果他听我的计划，你怎么能夷灭他呢！”高祖大怒说：“煮了他！”蒯通说：“唉呀，煮我是冤枉的啊！”高祖说：“你教唆韩信谋反，还冤枉什么？”蒯通回答说：

　　“秦朝崩溃了，华山以东大乱，各家同时而起，英雄豪杰就象乌鸦聚集时那么多。就象秦国走失了一头鹿，天下的人都去追赶，只有身材高大，跑得快的人先捉到它。盗跖的狗朝着尧狂吠，并不是尧不仁的缘故，只是因为尧不是它的主人罢了。我为韩信出谋划策之时，只知道有韩信，并不知道有你。

　　再者说，天下手持锋利的武器，打算做你所做的事的人太多了，只是力量达不到罢了，你能把他们全都煮了吗？”高祖说：“放了他吧。”于是赦免了蒯通的罪行。

　　[战国后期齐国的豹勃说田单的坏话：“安平君（田单封号）是个小人。”

　　田单听到后，置办了酒席，请豹勃，说：“我什么地方得罪了先生呢？我还常常在朝廷上称誉你啊。”豹勃说：“盗跖的狗朝着尧大声嚎叫，并不是认为盗跖尊贵而尧卑贱，狗只是朝不是他主人的人狂叫罢了。假如这里有两个人，一个叫公孙子，是个品质不错的人，另一个叫徐子，是个品质恶劣的人，但如果让他们两人打架争斗，徐子的狗必然要扑向公孙子，咬他的腿肚子。

　　如果你能去掉恶劣的品质，或为贤明之人，那么贤明人的狗怎么还会扑向贤明的人，咬他的腿肚子呢？”安平君田单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于是向齐王推荐豹勃，豹勃得以被任用为官。后来田单免于九子之祸，豹勃起了很大作用。]

　　【经文】

　　初，吴王濞与七国谋反，及发，济北王欲自杀。公孙■谓济北王曰：“臣请试为大王明说梁王，通意天子。说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孙■遂见梁王，曰：“夫济北之地，东接强齐，南牵吴越，北胁燕赵，此四分五裂之国。权不足以自守，劲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佐之士以待难也。虽坠言于吴，非其正计也。昔郑祭仲许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义也。《春秋》记之，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也。向使济北见情，实示不从之端，吴必先历齐，军济北，招燕赵而总之，如此则山东之纵结而无隙矣。令吴楚之王练诸侯之兵，驱白徒之众，西与天子争衡，济北独抵节坚守不下，使吴失与而无助，跬步独进，瓦解土崩，破败而不救者，未必非济北之力也。夫以区区之济北，而与诸侯争强，是以羔犊之弱而捍虎狼之敌也。守职不挠，可谓诚一矣。功义如此，尚见疑于上，胁肩低首，累足抚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职者疑之。臣窃料之，能历西山，经长乐，抵未央，攘袂而正议者，独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沦于骨髓，恩加于无穷，愿大王留意详维之。”孝王大说，寿人驰以闻，济北王得不坐，徒封子淄川。

　　【译文】

　　当初，汉朝时的吴王刘濞，与七国共谋叛乱，待到内幕被揭发出来后，济北王打算自杀。大夫公孙■对济北王说：“请你允许我替你去游说梁王，请梁王向皇帝陈述我们的隐衷。假如梁王不答应，再自杀也不迟。”于是公孙■便去求见梁王，说：“济北这个地方，东边挨着强大的齐国，南边连着吴、越诸国，北边受燕、赵等大国胁迫，这是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其势根本不能够自守，力量也难以抵御强敌，又没有奇谋之士为辅佐来准备对付吴楚七国的发难。尽管曾对吴王说了不该说的话，但那不是济北王真正的意图。

　　过去郑国的祭仲被宋国逼迫，答应立宋女所生的公子突为国君，目的是保护郑昭公的生命。尽管这种作法不合臣子之义，但是《春秋》一书还是把他记载下来，就是因为这样做使郑昭公保全了性命，使郑国没有灭亡。假如当初济北王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明确表示不服从吴王刘槐的意思，那么吴王必定会途径齐国，将大军屯在济北，招燕、赵两国的军队归他统一指挥。这样一来，华山以东各诸候国的合纵联盟便会结成，而且无隙可击了。而如今吴、楚二王指挥七国诸候的军队，驱赶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向西进攻与皇帝争夺天下，济北国则拼死坚守不降，使吴兵失去援助，只能缓慢的单独进兵，最终土崩瓦解，遭到无可挽回的失败，未必不是济北王的贡献。当初，如果以微不足道的济北小国挺身而出与吴楚七国诸侯争强斗胜，那是用羊羔和牛犊般的弱力，去对抗猛虎和豺狼般凶狠的敌人啊。济北王已经做到了守职不失，可以称得上是忠诚不二了。有这样的功劳和忠义，尚且被皇上所猜疑，只能缩着肩膀，低着脑袋，叠着双脚，抚弄着衣襟，畏畏缩缩等着处分，那就会后悔原先为什么不与吴越结盟，以求一逞了。这对国家是没有益处的，而且我怕其它做为国家屏藩之臣的诸候王们也会怀疑自己守职不失是否也会受到猜疑而起二心。我私下忖度，能够路过首阳山，到达长安，通过太后而向皇帝慷慨激昂发表公正议论的人，只有大王你了。对上有保全天下、免于亡国之功，对下有使百姓安居乐业的好名声，你的恩德将使人刻骨铭心，永远不能忘记。希望大王你把这事放在心里，仔细想一想。”梁孝王非常高兴，派人骑上快马赴长安报告给皇帝，济北王才得以不被牵连治罪，改封为淄川王。

　　【经文】

　　陈琳典袁绍文章，袁氏败，琳归太祖。太祖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谢曰：“楚汉未分，蒯通进策于韩信；乾时之战，管仲肆力于子纠。唯欲效计其主，助福一时。故跖之客可以刺由，桀之狗可以吠尧也。今明公必能进贤于忿后，弃愚于爱前。

　　四方革面，英豪宅心矣。唯明公裁之。”太祖曰：“善！”厚待之。由是观之，是知晋侯杀里克，汉祖戮丁公，石勒诛枣嵩，刘备薄许靖，良有以也。

　　故范晔曰：“夫人守义于故主，斯可以事新主，耻以其众受宠，斯可以受大宠。”若乃言之者虽诚而闻之者未譬，岂苟进之悦，易以情纳，持正之忤，难以理求？诚能释利以循道，居方以从义，君子之概也。

　　【译文】

　　三国时的陈琳负责为袁绍起草文章，袁绍失败之后，陈琳归附了魏太祖曹操。曹操对陈琳说：“你过去为袁绍写檄文声讨我，只须历数我的罪状就行了，因为罪恶只是自己干的，为什么向上骂起我的祖父呢？”陈琳谢罪后说：“当楚汉未分胜负的时候，蒯通向韩信献策，劝韩信与楚汉三分天下；齐鲁乾时之战（乾时，今山东益都县境内）管仲竭尽全力为公子纠效命，射中了齐桓公的衣带钩。这都是只想为其主人效力，助其主人获取一时之福啊。

　　所以，盗跖的属下可以去谋刺许由，夏桀的狗可以向尧狂吠。如果现在你果真能忘却前嫌，对贤明之士即使与你有怨恨也加以重用，对平庸之材，即使与你亲厚也罢黜他，那么就会使四方之人改变态度，归顺于你了。希望你能明智地裁决这个问题。”曹操说：“讲得好啊！”于是厚待陈琳。由此看来，晋惠公杀掉不忠于怀公的里克，汉高祖杀了不忠于项羽的丁公，石勒杀掉不忠于西晋的枣嵩，刘备看不起不忠于刘璋的许靖，确实都是有道理的啊。所以范晔说：“人只有忠于旧日的君主，才能以忠心侍奉新的君主，只有以人云亦云而受到宠信为耻辱，才可以受到特殊的恩宠。假如进言者忠心耿耿，而在上者却听不进去，这岂不是因为苟且求迸的奉承话容易被接受，因而立论严正却多有冒犯的逆耳忠言就难以寻求吗？如果确实能放弃功利的追求，站在大道的立场，遵循义的原则，那就是君子的风度了。

　　【按语】

　　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这谁都能做到；团结和自已意见不同的人，就难得多。

　　而要团结反对过自已、甚至曾是自已敌人的人，就予其困难，固而也就尤其难得。历史上只有少数雄才大略的人如齐桓公、晋文公、刘备、曹操等做到了这一点，因而才成就了王图霸艺。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更是超越了前人，如魏征，本是李世民政敌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为李建成出谋划策以夺取帝位，但李世民不但对魏征深信不疑，而且把他当做一面镜子，时时引以为鉴，以免重蹈前代覆辙，从而成就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贞观之治。

　　我们今天所从事的现代化事业，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宏伟的事业，需要千千万万各行各业的人才为之效力。这就需要我们这个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有比历史上任何一代雄主更加广阔的胸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这决不是容纳一二个反对过自已的人就行的，而是需要广泛发扬民主，允许、甚至鼓励不同意见的发表，集思广益，择善而从，防止一个人说了算，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而保证我们的事业顺利进行，使我们的国家早日摆脱贫困和落后，使我们的民族早日繁荣昌盛。

难必二八

　　万事都无定准，所以不可依赖。即使是忠臣孝子，也不能依赖君主和父母，因为你的忠诚和孝顺并不一定能被对方理解。即使对方很贤明也靠不住，如尧、舜、商汤、周武王、周公旦哪一个不是公认的圣人呢？但伐君，囚父，抛弃爱子，杀掉哥哥的事就是他们干出来的。要求福佑，还得靠自己。

　　【经文】

　　[夫忠为事君之首，而龙逢斩、比干诛；孝称德行之先，孝已忧而曾参泣。

　　遇好文之主，贾谊被谪于长沙；当用武之时，李广无封侯之爵。又曰：“意合，异类生爱；意不合，至亲交兵。]

　　【译文】

　　[忠诚，是臣子侍奉君主的首要的道德标准，可是忠于夏桀的关龙逢却被杀害，忠于商纣的比干也被剖心。对父母行孝道，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行最重要的标准，可是殷高宗的儿子孝已尽管事父至孝，还是耽心后母的谗害。

　　曾参是有名的孝子，可还是因得不到母亲信任而悲泣。生逢爱好文学的汉文帝之时，以文著称的贾谊却被流贬到长沙；正当抗击匈奴的用武之时，英勇善战的李广却终生未得封侯。所以，又有这样的说法：意气相投，本不属同类的人之间也会产生友爱；心思不合，最亲近的父子兄弟也会刀兵相见。]

　　【经文】

　　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沉于江，苌弘死于蜀，其血三年而化为碧。凡人亲莫不欲其予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已忧而曾参悲。

　　此难必者也。何以言之？[语曰：羿关弧则越人之行自若，弱于关弧则慈母入室闭户。故可必则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则慈母逃弱子也。]魏文侯问狐卷子曰：

　　“父子、君臣之贤足恃乎？”对曰：“不足恃也。何者？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子贤不过舜而瞽叟拘；兄贤不过舜而象傲；弟贤不过周公而管蔡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理，亦从身始，人何可恃乎！”

　　汉时，梁孝王藏匿羊胜、公孙诡，韩安国泣说梁孝王曰：“大王自度于皇帝孰与太上皇之与高皇帝及皇帝之与临江王亲？”[临江王，景帝太子也。]

　　孝王曰：“弗如也。”安国曰：“夫太上、临江，亲父之间，然而高帝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终不得制事，居栎阳。临江王，嫡长太子也，以言过废王临江。[景尝属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逊，由是废太子，栗姬忧死也。]用宫垣事，卒自杀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终不以私害公。语曰：虽有亲父，安知其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其不为狼？今大王列在诸侯，悦一邪臣浮说，犯上禁，挠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于王。太后日夜泣涕，幸大王自改，大王终不觉悟。又如太后车即晏驾，大王尚谁攀乎？”语未卒，孝王出羊胜等。[景帝弟梁孝王用羊胜、公孙诡之计，求为汉太子，恐大臣不听，乃阴使人刺汉用事谋臣袁盎。帝闻诡、胜计，遣使十辈，举国大索，捕诡、胜不得。内史韩安国闻诡、胜匿孝王所，入见王，说之。王出诡、胜，诡、胜自杀。]

　　由是观之，安在其可必哉？语曰：“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又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绝。”此言财色不可必也。墨子曰：“虽有慈父，不爱无益之子。”黄石公曰：“王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民叛。”此言臣子不可必也。《诗》云：“自求伊佑。”有旨哉！有旨哉！

　　【译文】

　　做为君主，没有不希望他的臣子是忠诚的，可是臣子忠诚未必能获得信任，所以忠于吴王阖阎的伍子胥却被沉人钱塘江，苌弘忠于周灵王，却被流放蜀地，刳肠而死，其血藏之三年，化为碧玉。凡是做父母的、没有不希望儿子孝顺的，然而孝子却未必获得父母的喜爱，所以孝己尽管对父亲殷高宗非常孝敬，却由于后母的谗害而忧虑，曾参对父母非常孝敬，却不被父母喜爱而悲泣。这就是事物难以有定准的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有这样的一句古语：后羿张弓欲射，越国之人谈笑自若的与别人说起这件事，但假如是被母亲疼爱的小儿子弯弓欲射母亲，那么老母亲就会躲迸屋子里，关起门户。

　　所以说，如果有定准，越人可以不怀疑后羿；无定准，慈母也会逃避自己的儿子。]魏文侯问狐卷子说：“父子、君臣之间，可以依赖对方的贤德吗？”

　　狐卷子回答说：“不可以。为什么呢？父亲贤德，大约比不过尧了，可是尧的儿子丹朱却被尧放逐；儿子贤德，谁也比不上舜，可是舜的父亲瞥叟却把他囚拘起来；哥哥贤德，谁也比不上舜，可是舜的弟弟象却傲慢无礼；弟弟贤德，谁也比不过周公，可是周公的哥哥管公、蔡公却被周公杀掉；臣子贤德，谁也比不上商汤和周武王，可是夏桀、商纣这两位君主正是被商汤和周武王这两位臣子伐灭的。所以盼望别人时，人偏偏不来；依赖别人是不可能长久的。你要治理天下，就得从依赖自身开始，别人又怎么能依赖呢？”

　　汉代，梁孝王把朝廷通缉的罪犯羊胜、公孙诡窝藏在自己的王宫里，内史韩安国哭泣着劝说梁孝王道：“大王你自己忖度，和当今皇帝的关系与当年太上皇与高祖皇帝的关系以及当今皇帝与临江王的关系相比，哪种关系更亲呢？”[临江王是景帝太子。]梁孝王说：“我与当今皇帝的关系是兄弟关系，所以比不上太上皇与高祖皇帝以及当今皇帝与临江王的父子关系。”韩安国说：“太上皇与高祖皇帝，当今皇帝与临江王，是亲父子关系，然而高祖皇帝却说，手提三尺宝剑，夺取了天下的是我，所以太上皇最终不能当朝治理天下，只能闲住在栋阳（今陕西临潼）的宫殿里；临江王是当今皇帝的嫡亲长子，由于说话不谨慎[景帝曾经对他的嫔妃们说：“太子亲母栗姬出言不逊，我就废掉了太子。”栗姬因此忧伤而死]，就是由于宫廷内部的家事而在中尉府中自杀。为什么这样？治理天下的君主，不因家事妨害天下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才有这样的古语：虽有亲父，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凶残的猛虎？

　　虽有亲哥哥，怎么能知道他不是凶残的豺狼？如今大王你位列诸侯上，喜欢听好佞之臣不负责任的话，冒犯皇帝，违背法度。当今皇帝因为你有太后宠爱的缘故，不忍心动用法律手段制裁你。而太后日夜哭泣，盼望你能自我悔过，可是你却毫不觉悟。假如有一天太后逝世，你又能依赖谁呢？”话还没有说完，梁孝王便把羊胜等人交了出来。[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听从羊胜、公孙诡的计谋，想当汉太子，恐怕汉朝的大臣们不同意，便暗中派人刺杀汉朝掌握大权的重臣袁盎。景帝知道了公孙诡、羊胜的阴谋，派了十个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搜捕，未能捕获。内史韩安国听说诡、胜躲藏在梁孝王的王宫里，便进见梁孝王，劝说他。梁孝王交出公孙诡、羊胜，两人因而自杀。]

　　由此看来，事情哪里有个定准而可依赖呢？有这样一句古话说：“因为权势和利益的需要而结合的，一旦失去了权势和利益，交情随之疏远；靠美丽的容貌侍奉别人的，一旦容貌衰退，宠爱随之断绝。这就是说钱财和美色由于没定准而不可依赖。墨子说：“尽管父亲很慈爱，但他决不会疼爱没用的儿子。”黄石公说：“国王不能没有仁德，没有仁德，臣民就会叛离。”

　　这是说臣下和子女不可依赖。《诗经》上说：“求自己保佑自己吧！”真值得品味啊！

　　【按语】

　　有这样一个禅宗故事：某学人向一位高僧求教：“众生有难念观世音，观世音有难念什么？”高僧答：“念观世音。”学人不解：“他自己就是观世音，为什么还念观世音？”高僧答：“求人不如求己。”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能依赖别人，任何成功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大到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小至谋求一个满意的职业，莫不如此。

　　改革开放，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固然对加速我国经济发展大有裨益，但要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归根结底还要靠中国几代人的艰苦奋斗。有权有势的人为子女谋个好位置自然不费吹灰之力，但却不能使子女有出息。一旦失去靠山，子女恐怕连个自我生存的能力都没有。固此无论做什么，都要牢牢竖立这样一个信念：

　　求人不如求己。

运命二九

　　命运到底有还是没有？作者在这里引用了许多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有，有的认为无。似乎作者也是矛盾的。但总的倾向看，作者认为善恶有报是正理，善恶不报是偶然。但报应并不取决于天地鬼神，而取决个人的所作所为。祖先行善，后代得福；祖先做恶，后代受报。劝人行善积德总还是值得肯定的。

　　【经文】

　　[《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夫人之受生，貌异音殊，苦乐愚智，尊卑寿夭，无非三世业理使之然。]

　　【译文】

　　［《易经》上说：“人的精神元气是实有之物，所谓游魂是精神的变现。”

　　人自受命为人，相貌各异，声音不同，苦乐不均，愚智悬珠，或尊贵或卑贱，或长寿或短命。这都是三世所作之业决定的啊！]

　　【经文】

　　夫天道性命，圣人所希言也。虽有其旨，难得而详。然校之古今，错综其纪，乘乎三势，亦可以仿佛其略。何以言之？荀悦云：“凡三光、精气变异，此皆阴阳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政失于此，而变现于彼，不其然乎？”

　　[文王问太公曰：“夫人主动作举事，有祸殃之应，鬼神之福无？”太公曰：“有之。人主好重赋敛，大宫室，则人多病瘟，霜露杀五谷；人主好田猎，不避时禁，则岁多大风，禾谷不实；人主好破坏名山，壅塞大川，决通名水，则岁多大水伤人，五谷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则日月薄蚀不息，太白失行。”文王曰：“诚哉！”]

　　今称《洪范》，咎德则有尧、汤水旱之灾。消灾复异，则有周宣：云汉宁莫我听！《易》称：积善余庆，则有颜、冉短折之凶。善恶之报，类变万端，不可齐一，敌视听者惑焉。

　　[《太史公书》称：“天道无亲，尝与善人。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回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早夭。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

　　余其惑焉。

　　尝试言之：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又曰“幸而免”

　　者，夫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比皆性命三势之理也。［昔虢太子死，扁鹊治而生之，扁鹊曰：

　　“我非能生死人者，我能治可生者耳。”然不遇扁鹊，亦不生耳。若夫膏育之病，虽医和不能治矣。故曰：死生有命，其正理也。此荀悦论性命三势之理也。

　　杨子《法言》云：或问：“寿可益乎？”曰：“德。”或问曰：“回、牛之行德矣，何不益也？”曰“德故尔。如回之残，牛之贼，焉得寿？”曰：

　　“残贼或寿。”曰：“彼妄也，君子不妄也。”］

　　【译文】

　　天道、性、命等问题，孔子很少谈论它们。孔子不是不明白这些道理，但他也很难说得清楚具体。然而考察古往今来错综复杂的记载，凭借“三势”，也可以获知个大概。为什么这样说呢？东汉末史学家苟悦曾说：“凡日、月、星辰与精气的变异，这都是阴阳之气的精华。它的根原本是在地，向上生发而达于天。国家政治有所缺失，就会在大地间显现出异变，难道不是这样吗？

　　[周文王曾问姜太公：“君主做什么事情，有灾祸的应验和鬼神的福佑吗？”太公回答说：“有这种事。君主加重对人民的赋税盘剥，为扩大宫殿而大兴土木，那么就会有疾病流行，霜露就会冻死五谷；君主好大规模地狩猎，而且不管农时，那么这种年份就会多刮大风，庄稼籽粒就不饱满；君主好破坏名山，堵塞大河，决通名水，那么这种年份就会有水灾伤人，庄稼长不茂盛；君主好打仗，战争没完没了，就会出现日蚀、月蚀，金星运行也会失去轨度。”文王说：“的确是这样啊。”］现在人们往往说到《尚书·洪范》篇，讲到恶行之验，就有帝尧和商汤时水旱之灾。消灾时却又与此不同，周宣王祈求降雨，夜望银河，慨叹：“银河听不到我的祷告。”《易经》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可是孔子的弟子颜回、冉伯牛就短寿而死。善恶的报应千变万化，无法用统一的规律去考察，所以无论是自己观察和听别人讲的都感到迷惑不解。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人说天道不分亲疏，总是保佑好人。孔子七十二弟子中，孔子单单推崇颜回好学。可是颜回多次陷入穷困境地，以至糟糠都填不饱肚子，而且早早就短命而死。天之回报好人又怎么样呢？盗跖每天都滥杀无辜，甚至吃人肉，肆意暴虐，为所欲为，聚集同伙有几千人，横行天下，竟然高寿而死。这又是遵循的什么规律呢？我真是糊涂了。］对此，我看是否可以这样讲：孔子曾说“死生有命”，还说“不得其死”，又说“可以侥幸获免”。这是什么意思呢？“死生有命”是正理；“不得其死”是本不该死却死了；“侥幸获免”是本该死却没有死，这都是性命的三种态势。［过去虢太子死了，又被扁鹊救活了。扁鹊说：“我并不能把死人治活，我只能治活那些可以活的人。”然而假如虢太子不遇上扁鹊，也是治不活的。假如病人膏育，就是象医和那样的神医也是治不活的。所以说，“死生有命”是正理。“不得其死”和“侥幸获免”是偶然。这就是荀悦所说的性命的三种态势的道理。杨雄在《法言》中说：有人问：“人的寿命可以延长吗？”杨雄回答：“有道德的人，寿命可以延长。”又问：“颜回、冉伯牛的品德很高尚了，为什么寿命不能延长呢？”杨雄回答说：“他们的品德生来如此。假若颜回不仁，冉伯牛不义，连那样的岁数也活不到，又怎么能延长寿命呢？”又问：“可是不仁不义的人也有长寿的。”杨雄回答：“那是因为他们虚妄，可君子却不会虚妄啊！”]

　　【经文】

　　推此以及教化，亦如之。人有不教化而自成者，有待教化而后成者，有虽加教化而终不成者。故上智与下愚不移，至于中人则可上可下。[议曰：《傅》云：“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之以祸。”此可上可下者。］推此以及天道，则亦如之。

　　灾祥之应，无以疑焉。故尧汤水旱，天数也。[议曰：夫阴静阳动，天回地游太一，算周成百六之厄，太岁数极为一元之灾，必然之符。不可移也。

　　故《傅》曰：“美恶周必复。”又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言必定也。

　　故曰天数。”汉时公孙弘则不然，以为尧遭洪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余烈。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观公孙弘所言，以为德感水旱，非天数也。一家之谈，非为正论。］《洪范》咎征，人事也。［议曰：《传》曰：“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谓立事以应休咎，故曰人事。]

　　鲁僖淫雨，可救之应也。周室旱甚，难变之势也。[议曰：孔子曰：“祭如在。”言祭法在精诚也。语曰：“应天以实，不以文言。”天不以伪动也。

　　《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古语曰：“土性胜水，掬壤不可以塞河；金性胜木，寸刃不可以残林。”《传）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此言善少不可以感物也。今雩祭是同而感应异者，或为仁甚少，而求福甚多。或徒设空文，精诚不至。故不同也。］

　　颜冉之凶，性命之本也。[议曰：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

　　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厌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奕厌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厌之怨实彰，将于是乎？”在后九年，晋灭栾氏。由是厌虽汰虐，以其父武子之德，身受其福。盈虽贤智，以其父厌之汰虐，遂遇于祸。然则祸之与福，不在我之贤虐矣。

　　范晔曰：“陈平多阴谋，而知其后必废。邴吉有阴德，夏侯胜识其当封及其子孙。终孙掌失侯而邴昌绍国，虽有不类，不可致诘矣。其大致归于有德矣。袁安窦氏之间，乃精帝室。引义推正，可谓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狱，未尝鞫人于脏罪。其仁心足覃乎后昆。子孙之盛，不亦宜乎？”

　　由是观之，夫陈平、邴吉及袁安之后衰与盛，乃在先人之德，又不在吾之得失矣。虞南曰：“夫释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与夫仁义礼智信又何殊哉？盖以所修为因，其果为报。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缺焉，果亦随灭。”是以鬷明丑于貌而慧于心。赵壹高于才而下于位，罗裒富而无义，原宪贫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悬绝。兴丧得失，咸必由之。

　　由是言之，夫行己不周则诸福不备。故吉凶祸福不得齐也。故世人有操行不轨而富贵者矣，有积仁洁行而凶夭者矣。今下士庸夫，见比干之剖心，以为忠贞不足为也；闻偃王之亡，以为仁义不足法也。不亦过乎？］

　　【译文】

　　把这个道理，加以类推到教育导百姓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人有不待教育化导而自然成为良善的人的；有必经教育化导才能成为良善之人的；也有虽经教育化导，却最终不能成为良善之人的。所以孔子才说唯有上智和下愚两种人是不能改变的，而普通人则是既可经教育化导而向善，也可能因化导的错误而向恶。[《左传》上说：“能向善的人不断积累，必然得到福佑；不能向善的必然走向败亡而取祸。”这就是可以向上为善，也可向下为恶的意思。]把这个道理加以类推，引到天道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

　　灾害和吉祥的报应，是不应怀疑的。帝尧和商汤时的水旱灾害，可以说是自然规律。[阴阳之气影响天地的运动，在宇宙中运转一周是三百六十度，这叫一周天。一周天中总会有灾厄的。计算一周天时，以木星为准则，所以木星称太岁。而由于每一周天都会遇到灾厄，所以把它称之为一元之灾，太岁也就成了灾星。其实它乃是必然的规律，无法改变的。所以称作天数，即自然规律。《左传》上说：“善也好，恶也好，吉祥也好，灾厄也好，是周而复始的。”又说：“天灾流行，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是有的，是必然规律，所以才叫天数。”汉代公孙弘则不这样认为。他说：“尧的时代遭受洪水，让禹来治水，没听说禹为天子的时代有洪水。至于商汤时的旱灾，乃是夏桀作恶的余波。所以夏桀、商纣做恶多端，必然要受天道惩罚，夏禹和商汤积德行善，才得以统治天下。由此看来，天对人并无偏私，顺应大意的天下便太平，逆天行事的就会天灾流行，这就是天文、地理、人事之间的关系的根本。”考察公孙弘讲的道理，是认为人的德行与水旱之灾是天人感应的关系，并不是必然规律。这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正论。]

　　《洪范》所说的行恶必报之验，指的是人事。[《左传》说：“祸福没有固定的走向。是祸是福，都是自己招来的。”也就是说，怎样为人处事，也就会有怎样的命运。所以说命运在于人事。］鲁僖公时，阴雨连绵经祈祷而止，说明灾害可救的得到了应验；周宣王时的大旱祈祷无效，说明那灾难本来是难以改变的。［孔子说：“祭祀神灵的时候，就好象神灵就在面前一样。”是讲祭祀的根本在于诚心诚意。古语说：“对天应该有诚实的态度，不应使用经过文饰的空话。”是说天不会被虚情假意所感动。《易经》上说：“善行不逐渐积累，不会成就你的好名声。”

　　古语还说：“土能治水，但是用手捧起一把土，是不能堵住黄河的决口的；铁能锯断树木，可是用一寸之铁却无法毁灭森林。”《左传》上说：“小恩小惠，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神灵也不会降福给他。”这都是讲善行太少，感动不了别人。现在祈祷虽然相同，得到的感应却不同，原因就在于或是为仁很少可是希求神的降福却太多；或是只讲一些华丽好听的空话而内心并不诚恳啊！

　　颜回、冉伯牛的短命，那是性命之理的根本所在。［过去秦王曾问士鞅：

　　“晋国的六家大夫哪一家会最先灭亡？”士鞅说：“那一定是栾氏要最先灭亡啦。”秦王说：“是不是因为栾氏太横暴了？”士鞅说：“是的。栾厌横暴得太过分了。但是他还可能侥幸逃过这一命运，要亡大约亡在他儿子栾盈的手里。”秦王问：“此话怎讲？”士鞅说：“栾武子的德政，对于晋国人民来说，就象周朝人怀念召公一样。由于怀念召公，连召公拴过马、乘过凉的棠树都精心保护，何况是他的儿子呢！栾厌死后，他的儿子栾盈的善德并未能及于百姓，他祖父栾武子的恩德又早不存在了，可对他父亲栾厌的怨恨却一天比一大强烈，所以栾氏的灭亡将在这个时候吧。”在这次对话后九年，晋国灭掉了栾氏。由此看来，栾厌虽然横暴，但他父亲栾武子的恩德，老百姓还记在心里，因而他身受其福。栾盈虽有贤德，但由于有栾厌这样的父亲，所以终于遇祸。可见，是祸是福不在自身是否有贤德或暴虐，还要看他的上一代行善还是作恶。

　　范晔曾说：“陈平多阴谋，自知后代必然被废灭；邴吉多积阴德，夏候胜认为他的子孙必然有封侯的希望。果然到了他孙子陈掌，陈家失去了爵位；而邴吉家族到了邴昌这一代，却被封为列侯。虽然报应也有不象这样明显的，但那就难以推究请楚了。大体说来，报应还在于有德与否。袁安处在外戚窦宪家族专权的时代，却不依附窦氏，而是忠于皇室。引用道义，推求正理，可以称得上是忠臣中名声显赫的人物了。他审理楚王刘英叛乱一案时，未曾严刑逼供，陷人以罪，而是设法鉴别无辜，平反冤案。他的仁爱之心足以延及他的后代。他的子孙兴盛，不是应该的吗？”

　　由此看来，陈平、邴吉以及袁安后代的兴盛与衰败，乃决定于祖先的德行如何。虞世南说：“佛教教义中有布施财物、遵守戒律。忍辱负重，勇往直前、坐禅守定、菩提智慧等六度菩萨行，这与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有什么不用呢？大略说来，是以修持为因，其果是回报人的修待。人在修持此六度菩萨行时，往往不能完满。其中缺失一项，果报也随之而消失。”所以，鬷明外貌丑陋但内心聪明，赵壹才能高而地位低，罗裒虽富但无义，原宪贫穷但有道德。他们的不同是如此悬殊。品行不完善，那么就不会有完全的福报。

　　说吉、凶、祸、福不能完满。因此世上就有了操行不轨反而富贵的，有积累仁德、品质高洁反而短命的。现在有些识见不高的平庸之辈，看到比干被剖了心，就认为忠贞的事不值得去做。看到徐偃王亡了国，就认为仁义之道不值得去效法。这不太过分了吗？］

　　【经文】

　　《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弄也。“兼三才而两之。”言其同也。故天地之道，有同有异。据其所以异而责其所以同，斯则惑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异，则取弊矣。迟速、深浅，变化错乎其中，是故参差难得而均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

　　［议曰：孙卿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理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惑，则天不能祸；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若星坠、木鸣，天地之变，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唯人妖，乃可畏也。何者？政险失人，田荒稼恶，米贵人饥，道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也。

　　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也。礼义不修，外内无别，男女淫乱，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日至，夫是之谓人妖也。三者错乱，无安国矣。”其说甚迩，其灾其惨。《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墨翟曰：“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助劝。若此则乱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理之；纣之所乱，武王理之。

　　此世不渝而人不改，上变政而人易教。则安危治乱存上之发政也。岂可为有命哉？”

　　昔梁惠王问缭曰：“吾闻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曰：“不然。黄帝所为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

　　世之所谓刑德者，天官、时日、阴阳向背者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域于此，从其东西攻之不能取，从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岂不得顺时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也？城高池深，兵战备矣，谋而守之。

　　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天宫之阵，曰背水阵者，为绝军；向坂阵者，为废军。武王之伐纣也，背漳水，向山之坂，以万二千击纣之亿有八万，断纣头，悬之白旗。纣岂不得天宫之阵哉？然而不胜者，何也？人事不得也。黄帝曰：‘先稽己智者，谓之天子。’以是观之，人事而已按，孙卿、墨翟、尉缭之说，言吉凶祸福在于人矣。周公戒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惧，不敢荒宁，享国七十年。其在高宗，喜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享国五十九年。其在祖甲，爱知小人之衣食，能保惠于庶人，弗侮鳏寡，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佚，惟耽乐之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呜呼！嗣王其鉴于兹。”

　　《史记·陈世家》曰；“陈，舜后也。周武王封之陈。太史公云：舜之德，至矣。禅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及楚灭陈。而田氏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又《南越传》云：“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继于人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尝为君主，勾践一称伯。盖禹之烈也。”又曰：

　　“郑桓公友者，周厉王之少子也。幽王以为司徒，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周衰，何国兴？’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氏，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武王封虞叔于唐，其地险阻，以此有德。若周衰，必并兴矣。”

　　按，周公、马迁，太史伯之谈，言兴亡、长短必于德矣。此略言其本而不语其详。尝试论之曰：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皇灵虽阴骘下人，定于冥兆。然兴亡、长短，以德为准。若德循于曩，则命定于今。

　　然则今之定命，皆曩之德也，明矣。夫命之在德，则吉凶祸福不由天也。命定于今则贤圣、鬼神不能移也。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此运命之至矣。］

　　《易》曰：“穷理尽性以致于命。”此之谓也。

　　［议曰：夫吉凶有人，兴亡在德。稽于前载，其在德必矣。今论者以尧舜无嗣，以为在命，此谬矣。何者？夫佐命功臣，必有兴者，若使传子，则功臣之德废。何以言之？昔郑桓公问太史伯曰：“周衰，何国兴？”对曰：

　　“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子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赢姓，伯翳之后，伯翳佐舜怀柔有物。若周衰，必并兴矣。”是以班固《典引》云：“陶唐舍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复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由此言之，安在其无嗣哉！又曰：“楚师屠汉卒，濉水梗其流；秦人坑赵士，沸腾若雷震。虽游、夏之英才，伊、颜之殆庶焉，孰能抗之哉！”此其弊也。

　　对曰：宋景公之时，萤惑在心。公惧，问子韦，子韦曰：“心者、宋野也，祸当在君。虽然，可移于人。”据此言，则君有祸，人当受之。若当君厄舍之时则生人涂炭。虽伊、颜、游、夏何所抗哉？故庄子曰：“当尧舜，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此之谓也。

　　又曰：“彼戎狄者，人面兽心，晏安鸩毒，以诛杀为道德，蒸报为仁义。

　　自金行不竞，天地板荡，遂覆洛，倾五都。呜呼，福善祸淫，徒虚言耳。”

　　据此论，以戎狄内侵，便谓由命，此所谓不量于德者也。何则？昔秦穆公问戎人由余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理乎？”由余笑曰：“乃中国所以乱也。夫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亦先之，仅可小理。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盛以责督于下，下疲极，则以仁又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杀，至于灭宗，皆此类也。夫戎狄则不然，上舍淳德以遇于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夫戎狄之德有如此者。”今晋之兴也，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际日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其倾覆屠脍非主于诛杀也，风俗淫僻，廉耻并失。先时而昏，任情而动，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其淫乱凶逆，非止于蒸报也。”

　　由是观之，晋家之德，安胜于匈奴哉！今见戎狄乱华，便以为在命不在德，是何言之过欤！]

　　【译文】

　　《易经》上说：”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这是讲道的不同。又说：

　　“兼天、地、人三道的规律，都是对立的两方面。即天有阴阳，地有柔刚，人有仁义。”这是讲道的相通之处。如果根据道的不同性质而否定道的相通之处，那就是糊涂。如果固守道的相通之处而否定道的差别，那也是取其弊端。快慢、深浅种种变化错综复杂地存在于大道之中，所以表现为参差不齐，很难表现得那么均衡、那么明显。天、地、人三道莫不如此。所以君子尽心尽力去积德行善，去追求获取善命而已。

　　［荀子曾说：“天道运行有它固定的规律，这种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合理的行动去应合它，就会有吉祥出现，否则就会出现灾荒。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节约用度，天也没法使你贫穷。养生之道周备，凡有举动都附合时宜，天也不能使你患病。遵循大道行事而不迷惑，天也不能加祸于你。

　　否则天也不能使你吉祥。所以明白天道和人道互不相干的道理，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如果有星辰坠落，树木无故发出可怕的声音，天地出现异常变化，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人间妖孽才是可怕的。为什么呢？政治险恶，田园荒芜，庄稼长得不好，米价暴涨，人们吃不饱肚子，路边尽是饿死的贫民，这就是人间的妖孽。政令混乱，大的举措如兴土木、田猎、乃至战争都违背农时，对于国家根本的农业不予关心，这就是人间妖孽。不修礼义，使男女无别，荒淫无度，父子之间还互相猜疑，上下级之间离心离德，盗贼每天都来光顾，这就是人间妖孽。这三种情况错杂交织，国家就不会安宁了。”

　　荀子的说法非常切近，这种灾难确是太悲惨了。《左传》上说：“万物之精怪，圣人之书不予记载。对于没有用的道理，不是急迫的学问，可以弃置一边，不去研究它。”墨子说：“古代的圣王，把孝子推举出来，是为了勉励人们都孝敬父母；尊重贤良之人，是勉励人们都去做善事。因而发布法令来教诲人民，明定赏罚以有助于这种勉励的功效。象这样，乱政可清，危国可安。过去被夏桀搞乱了的国家，不是被商汤治理好了吗？被商纣搞乱了的国家，不是被周武王治理好了吗？这就是时代若不发生变动，民俗也很难改变。

　　最高统治者转向正道，人民也就容易教化的道理。所以国家的安危和治乱都取决于最高统治者所发布的政令啊，怎么能说有定命存在呢？”

　　从前梁惠王问尉缭：“我听说黄帝由于有刑罚，有仁德，而百战而胜，是这样吗？”尉缭回答说：“不是的。黄帝所制定的刑罚和仁德，是用刑罚来讨伐不仁，用仁德来守卫天下。那并不是世俗所说的刑罚与仁德啊。世俗所说的刑罚、仁德，指的是天体上的日月星辰运行是否失序，以及阴阳向背等神秘之说。而黄帝的刑罚及仁德，都属于人为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假如现在有一座城池，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攻不下来。这四个方向，难道都不能顺应天时，凭借地利吗？然而仍然攻不下来是因为城墙太高，护城河太深，武器、战法无一不备，以及守卫者的深谋远虑。由此看来，天道的吉凶不如人的谋略啊。天官阵法中有一种背水阵，布出这种阵法会使全军覆没；有一种向扳阵，使用这种阵法的劳而无功。可是武王伐纣的时候，背靠漳河，面对山坡，既是背水阵，又是向坂阵，用一万二千的军队去进攻商纣王的十八万大军。最后终于把商纣王的头颅割了下来，悬挂在白旗上示众。难道是商纣不懂天官阵法吗？然而却失败了。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不得人心的缘故。黄帝曾说：‘首先考虑自己是否有智谋的称天子。’由此看来，决定运命的只能是人事啊。”

　　按照荀子、墨子、尉缭的说法，吉凶祸福全在于人。周公告诫周成王说：

　　“过去殷中宗治理天下，敬畏、戒惧，不敢荒废国事，稳坐天下七十年。到了殷高宗，兢兢业业地治理殷国，附属诸邦国，无论大小，从没有对商表示怨恨的，安享天下五十九年。到了祖甲，能了解普通百姓衣食好坏，能使百姓怀念他的恩惠，不欺负鳏寡孤独的老人，坐天下三十三年。自那时起，以后即位的君王，从出生就过着安逸的日子，所想的是怎样尽情享乐，因而也没有一个长寿的。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才三、四年就死了。可叹啊！

　　继而为王的人应引以为借鉴。”

　　《史记·陈世家》说：“陈国，是舜的后裔，周武王把他们封在陈地。

　　司马迁说：舜的仁德，可以说元以复加了，后来传给夏禹，后代都享受王者的祭祀。历夏、商、周三代，直到被楚国灭掉。而田氏从齐国夺取政权，建立的国家传了好多代。”《南越传》上又说：“越国虽是不开化的国家，他们的祖先哪里有大功于百姓呢？可是为什么能传国这样久，经历了数代人，都曾称王，到了勾践甚至争得天下霸主的地位，这大约是大禹的余烈吧？”

　　又说：“郑桓公名郑友，本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幽王任命为司徒。郑友问大史伯说：‘周王族多难多灾，我哪里逃得出灭亡的命运呢？我打算南游长江，怎么样？’太史伯回答说：‘过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后裔未有兴盛的。楚国是他的后裔，周衰落之后，楚国必定兴盛起来。楚国兴盛，可对郑国不利啊。’郑桓公说：‘周衰之后，哪些国家会兴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约是齐、秦、晋、楚这几个国家吧。齐国姓姜，本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佐帝尧治理天下。秦，赢氏，本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佐舜用文德化导万民。以及楚国的先祖都曾对天下有大功。

　　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那里地势险要，以此延续至今。

　　如果周朝衰落，这四个国家必然一起兴盛起来。’”

　　按周公、司马迁、太史伯的说法，国家的兴亡和国运的长短，必由其德决定。这是概括他讲些根本道理，并未讲得详尽具体。我曾试加研究，认为所谓命，那是自然的赋与，而德是命的根本。伟大的祖先虽然暗中保佑后代，那也是暖味玄远的。但国家兴亡、国运长短以德为准是正确的。德在过去，命定于现在。所以现在的定命，都是由于过去之德。这还不是明明白白的道理吗？命既然由德所决定，那么吉凶祸福就不在天而在人了。命定于现在，圣贤，鬼神也不能改变。所以君子只有尽心尽力修德，为求得到好的命运啊！

　　这就是关于命运的最深刻的理解。］

　　《易经》上说：“要穷究天下道理，尽自己之所能，来实现最好的命运。”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赵子评论说：吉凶由人自取，兴亡由德而定。考察以上种种记载，命运由德行来决定是肯定无疑的。如今有些论者，由于尧舜的后代未能承继帝业，便认为这是由命决定而不是由德决定，这就人错特错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尧舜身边那些佐命功臣，必然会有兴盛起来的。如果尧舜把帝位传给儿子，那么功臣的德行便得不到回报。为什么为样说呢？过去郑桓公问太史伯：“周朝衰落之后，哪个国家会兴盛起来？”太史伯回答说：“过去祝融高辛氏，得火正，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后裔未有兴盛的。楚国是他的后裔，周衰落之后，楚国必定兴盛起来。楚国兴盛，可对郑国不利啊。’郑桓公说：‘周衰之后，哪些国家会兴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约是齐、秦、晋、楚这几个国家吧。齐国姓姜，本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佐帝尧治理天下。秦，嬴氏，本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佐舜用文德化导万民。以及楚国的先祖都曾对天下有大功。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

　　那里地势险要，以此延续至今。如果周朝衰落，这四个国家必然一起兴盛起来。”所以，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典引》中说：“帝尧（陶唐氏）不把帝位传给儿子丹朱却传给了帝舜（有虞氏），帝舜不把帝位传给儿子商均却传给了夏禹。周族的先祖稷和商族的先祖契也都是在任帝舜时的佐命功臣时发扬功业的，因此才奠定了后来商汤和周武王的基业。由于佐命功臣多，上天才把功业归于元首，最终授与汉代刘氏。”由此说来，岂能说尧、舜有德无嗣呢？

　　范晔又说：“西楚项羽的军队屠杀汉军士卒，尸体竟然塞满了濉河，至使河水为之不流；秦将白起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当时怨愤之声惊天动地，即使有子游、子夏那样的英才，或伊尹、颜渊那样与圣人相差无几的有德之士，又怎么能抗拒得了呢？”于是有人认为命运在于德行的说法有漏洞。

　　对于这一看法，可以这样回答：宋景公的时候，火星迫近心宿，宋景公非常害怕，以为这是灾祸降临的征兆。于是问子韦有何办法攘除，子韦说：

　　“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将降临在国君身上。尽管如此，还是可以转移给老百姓。”根据这种说法，国君有病，百姓遭殃，假如当各种厄运一起降临的时候，百姓的灾难就更加深重了。虽有伊尹、颜渊、子游、子夏那样的圣贤，又怎么抗拒呢？所以庄子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走运的人，并不是因为那时的人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幸运的人，也并不是那时的人都愚笨。这是时势造成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范晔还说：“北方戎狄民族，人面兽心，贪图享乐，把杀人当作道德，把乱伦当作仁义。当太白星运行失度，天下大乱时，便乘机入侵中原，毁灭了洛阳等五大城市。呜呼，行善得福做恶招祸，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

　　根据这种说法，似乎认为狄戎内侵，便是由命不由德了。这些说法，都是由于人们不知什么是真正的德啊！为什么这样说呢？过去秦穆公曾问戎狄贤者由余说：“中原国家，用诗、书，礼、乐等法度来治理天下，然而还是经常发生动乱，而如今戎狄并没有这些典章制度，怎么能把国家治理好呢？”由余笑着回答：“这就是中原国家所以发生动乱的根本原因。自从上古黄帝制定礼乐法度，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也仅仅获得一时的安定。待到后世之君，一天比一天骄奢淫佚，依恃法律条文之多，来责备、督察百姓之过。

　　百姓困苦不堪，便以仁义的标准埋怨国君。这样上下互相怨恨，互相杀戳、篡夺，甚至于夷灭宗族，根源就在这里。戍狄则不然。君主用淳朴的道德来对待臣民，臣民则心怀忠诚信义来侍奉君主，这样治理全国就象一个人治理自身那样容易，可又不知道为什么会治理得这样好，这才是真正的圣人之治——戍狄的道德就是是这个样子啊。”如今晋朝建国以后，嫡长子没有兄弟们连城相助守卫，而兄弟之间的怨恨和争斗一大比一天厉害。卿宰没有被众人钦佩敬仰的高贵品德，可是百官倒台、黜降、杀戳、侮辱的灾祸每天都有。

　　晋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正值多难之秋，专力讨伐英雄，杀戳豪杰，以便倾覆曹魏政权。屠戳之惨，不是诛杀二字可以概括的。再后来，皇室风俗淫乱，把廉耻全部丢尽了。天还未黑，便开始了昏天黑地的淫乱生活。放纵自己的情欲，个个不以浮乱放逸为耻，不以妒忌为恶。当媳妇的忤逆公婆，做妻子的凌虐丈夫。有杀戳妾媵的，有狎戏长辈或晚辈的，那种淫乱、凶恶、忤逆岂止是乱伦所能概括的。由此看来，晋朝之德行岂能胜过匈奴呢！如今看到匈奴、鲜卑等民族侵扰华夏，便认为决定于命不决定于德，这种说法是多么荒谬啊！］

　　【按语】

　　不少人都把命运看得十分神秘。某人成功了，便认为人家命好；自己失败了，就嗟叹命不如人。其实，所谓命，就是规律；所谓运，就是势的推移。本身并无神秘之处。

　　即是规律，就是可以认识，可以把握的。人常说事在人为，讲得就是不要消极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要积极地去创造成功的条件。即然是势的推移，就是可以改变的。俗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是讲命运不是固定不变的。因而成功了的也不要沾沾自喜，得意忘形，而要准备迎接新的挑战；失败了也不要垂头丧气，心灰意冷，而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分析情况，总结教训，一定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由此看来，所谓命运，不过是主客观条件的契合罢了。客观条件就是机遇，一般说来，机遇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平等的，而能不能抓住它，则要看你主观条件是否充足了。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说法呢？不是连司马迁都对此种说法表示怀疑吗？笔者赞同文中这样的观点：善恶有报是正理，善恶不报、甚至报应相反是偶然。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从某一阶段、某一侧面来看，往往认为报应之说是虚妄的。例如，历史上哪位帝王不是例行逆施，作恶多端？然而却享荣华、受富贵，作威作福；而良善的小民哪一个不是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受生死煎熬？然而若从宏观角度来看，还是报应不爽的。一是倒行逆施的那些帝王，时时都受着命运的报应：父子相残，兄弟反目，正如《红搂梦》中元春所说，反不如小户人家有骨肉亲情，天伦之乐。二是到头来总要受历史的惩罚，试问历史上哪个王朝是江山永固的？哪个亡国之君的下场是值得羡慕的？即使是普通百姓，只要积德行善，奉献爱心，总有一天会得到人们的承认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尊敬、钦佩和赞美，这不是能用金钱买来的。而为非作歹之徒，总有一天会被绳之以法。只不过“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罢了。所以，当破除了冥冥之中有神灵掌管人之命运和赏善罚恶的迷信，给以科学的解释，就可以把握自己的现在和未来。这就是命运。

大私三十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并不是阴谋手段，而是讲没有投入，便不会有回报的道理。贪图小利只能坏大事，而要获大利就必须舍弃小私。

　　【经文】

　　《管子》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周书》曰：“将欲取之，必故与之。”何以征其然耶？黄石公曰：“得而勿有，立而勿取，为者则已，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人多务功，鲜有让者。唯天子不与下争功名耳。故曰：有则士，焉知利之所在乎？］彼为诸侯，已为天子［天子不收功于万物，故能成其高；不竞名于众庶，故能成其大也］，使城自保，令士自取。［尽与敌城之财，令自取之。所谓使贪使愚者也。］王者之道也。《尸子》曰：“尧养无告，禹爱辜人，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怀远也。”圣人于大私之中也为无私。汤曰：“朕身有罪，无及万方；万方有罪，朕身受之。”

　　汤不私其身而私万方。文王曰：“荀有仁人，何必周亲！”文王不私其亲而私万国。先王非无私也，所私者与人不同，此知大私者也。由是言之，夫唯不私故能成其私；不利而利之，乃利之大者矣。

　　【译文】

　　《管子》上说：“明白给予就是获取的道理，那是为政的法宝啊。”《周书》上说：“将要从哪里求取，所以才一定要先行给予。”怎样才能证明这个道理是对的呢？黄石公说：“得到的东西却不要占有它。即使是君主建立的功业，也不要占取功名。只要尽力而为就是了，占取功名是士大夫的事，君主何必要了解功名利禄在哪里可以得到呢？”［人们往往追求功名，很少有谦让的，只有皇帝不和臣下争功名。所以说占有功名的是士大夫的事，天子何必要了解功名利禄从哪里可以得到这种事呢？］他们是诸侯，自己是皇帝［皇帝不从万民那里收取功名，所以才成就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君不和百姓争夺名位，所以才成就了自己的广大宽宏的名声。］要让城中的人自己保卫自己的城池，要让攻城的将士自己攻下敌人的城池[（把城中的财产给予城中的人，他们自己就会拚力守城；同样，把敌城中的财产送给攻城的将士。让他们自己去拿，他们就会拼命攻城。这就是人们说的利用人的贪婪本性和愚昧。］。这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人的办法。

　　尸佼说：“尧抚养哪些孤独无告的穷人，禹爱罪人。”这是说古代的圣君能够使处在危难中的人安居乐业，对边远地方的人也同样给予关怀，使之臣服顺从。圣明的皇帝在最大的私情里表现出的却是无私。商汤向上天祷告说：“我一个人有罪，不要对天下百姓进行报复；天下百姓有了罪恶，请让我一个人来承担。”商汤不偏爱一己之身而爱天下百姓。周文王说：“假如有仁人，又何必非得是周族的亲属不可呢？”周文王不偏爱他的亲族而爱万国的人民。占代的圣王不是无私的，只是他的私心与一般人不同，这才是明白大私的道理。由此说来，只有不存小私之心，才能成就最大的私；只有以不贪图小利为利，才会获取大利啊。

　　【按语】

　　大私不是无私，在私有制的社会里，很难想象会有无私的人，尤其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把天下国家都当作个人的私产，当然更不可能是无私的。只不过某些较有远见的君王，为了更根本更长远的利益，兼顾一下百姓的利益而已。但与那些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为自己一时的私欲，把百姓逼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暴君比起来，已是凤毛麟角，因而被称为圣人。

　　但文中所讲的取与之道，还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的。每个农民都懂得，不向土地投入种子、肥料和劳力，就不能指望秋天的丰收；明个商人都懂得，不投入资金、服务和信誉，就不会赢得市场份额。投入愈大，回报愈丰。为政亦是如此，不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却想长期保持自己的禄位，世上哪有那样便宜的事？因而，即使对那些以追求权势为目的的人来说，“为人民服务”也不应只挂在口头上，而应付之行动，并见到成效。这不仅仅是为了人民，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