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加坡果真是靠“儒教”发达的？
意淫完欧洲，开始意淫亚洲。新儒家们先把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称之为“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区”。这样一来，使人马上觉得这些国家和地区发达的工业文明与儒学分不开；同时，还让人觉得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好像经历过汉唐、宋明几代，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会有第一、第二儒家文化期，现在进入了第三期儒家文化期。给人的另外一个感觉是，中国经历了第一、第二儒家文化期后，今天突然进入了一种不知名的文化期，这种文化上的断裂是由别的一些国家来弥补的，即“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区”来替中国继承文化的。那么，中国是不是今至还没有走出第一、第二儒家文化期？至今是不是还徘徊在中世纪儒家文化的阴影里？
实际情况是，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历史上并没有经历过第一、第二儒家文化期，所以它们今天也谈不上是什么“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区”；历史上它们受汉儒文化的影响较深，今天我们仍旧能够在它们那里找到一些汉儒文化的影子，仅此而已。新儒家们之所以称它们是“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区”，是针对它们的工业文明而言的，旨在夸大儒学的“先进”与“合理”。他们说“日本的一些大企业用儒家思想来协调人际关系，用《论语》中的经验之谈来调节人事矛盾。在日本，《论语》至今还很畅销，在国内却倍受冷落……”
何止如此！日本人还在潜心研究《史记》，总结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以便在现实的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美国人在攻打伊拉克之前还在认真研究《孙子兵法》，以便百战不殆呢。同是火药和罗盘针，“外国用火药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炮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鲁迅：《伪自由书·电的利弊》
《论语》在国内为何“倍受冷落”？因为在中国，儒学主要不在书本上而在社会乃至空气中，中国人不管是大学教授还是市井小民，也不管他才富五斗或目不识丁，人人心中自有一部高深或朴素的《论语》，寻常百姓的口头语中我们常常都能听到《论语》中的精言妙句（当然不是原话），那实际上是孔夫子在的咳嗽。“学也，禄在其中。”——今人不会用这句原话教育孩子，但还是用这个意思教育孩子的。中国人“间接受古书的影响很大”，他们“每每拿绅士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实际上，儒的基因它早在人还在母腹中的时候就已经渗进了我们的血液和骨髓。
新儒家们反复谈到日本文化和高度发达的经济，以此想说明儒教的合理和永恒价值。不错，日本在历史上的确“汉化”得很厉害，但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从整体上说日本的文化模式已不再是汉儒文化了。早在明治维新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怀疑中国的国家观念，提出了“与中国诀别”。不要忘了，近代，日本也是西方列强中的一员。二战后，由于受美国的“接管”，日本几乎全盘“西化”了。今天它的文化是多元的，欧美资本主义的“自由”与“民主”早已代替了中国的国家观念、宗族等级观念。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正好说明了儒学没落。
新儒家们还把新加坡现代工业文明说成是“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结合的产物”。那么“资本主义精神”一旦和“儒家伦理”结合，就会像生物学上的杂交一样产生一种新奇的东西？不是这样的。“儒”和“资”根本不可能结合，就像水族根本不可能爬上陆地和肺呼吸动物结合一样。“儒”只能和钟爱它的“封”结合，今天它很难再找到它的结合对象了。因此，权贵者急，因为旧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了儒家伦理得以维持的；想做权贵者而不得的新儒家们更急，于是，就有了种种的献辞。
新加坡只是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对资本主义的负面进行过一些矫正，这是事实。新儒家们根本没有能力去结合什么矫正什么，他们只是在提倡一种现代儒教罢了。他们把近几年出现的一些新事物斥为“民族虚无主义”，不服气地说：“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越是发达越提倡儒家伦理道德，我们呢？”
这还不好回答吗？答案就在它们自己的质问里，就在越是发达越如此那般上。新加坡不仅提倡过儒家伦理，八十年代初还明确规定：中学生必须选择一门“儒家伦理”课在内的宗教课程，并由政府出面，和华裔儒学权威一起策划、推进“儒家伦理”教育的各项工作。但这一切都是有前提的。首先，新加坡提倡儒教是在提出“生存、安全、成功”之后，工业化政策逐步实现，社会进入现代化之后才提出的。正是由于现代化，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综合症开始骚扰这个年轻的小国。必须提醒一下，新加坡工业化政策在短时间内得以顺利推行，正是由于他们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顽固的儒教文化。虽然占人口百分之七十的是华人（这种人和中国大陆时代生息的人有区别），但还有马来人、印度人以及其他种族的欧亚人。他们早期接受的是英国式的民主思想，而不是什么儒家伦理道德。新儒家们往往夸大了汉儒文化在历史上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或者希望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一直是信奉儒教的，今天也是靠儒教发达的。这种意淫的害处和黄色图片一样，使不少身体和大脑还不成熟的人们跟着他们一起想入非非，妄自尊大。
我们知道，新加坡的历史并不长，若从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登上那个小岛算起，开埠至今只有187个年头，1965年才从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出来。莱佛士登陆的时候并没有带“四书”、“五经”，后来的马来西亚人并不“君君”，今天的新加坡人也不“臣臣”。
由于现代化，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在新加坡流行起来，人们的生活方式、恋爱、婚姻、生育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度时期，他们的人口停止增长，长期下去，他们将面临劳动力不足的社会问题。这对于人口不到300万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多么不祥的兆头。每年欠缺近2万的初生婴儿，西方的性观念、婚姻观当然无助于补上欠缺的“人口赤字”。无论是道德危机还是人口危机，在我们看来，正好是儒家伦理和儒教价值体系的失落。新加坡人也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才有意识地在儒家伦理中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法，才有了“越是发达越提倡儒家伦理道德”的做法。
新儒家们一定知道，中国从来没有因人口减少，劳动力不足而苦恼过。中国人口众多并不是中国人物质水平、生育能力比其他种族强的缘故，它是儒教文化的一个方面。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后者，儿子也。女儿不算后——笔者）如果你没儿子，不光是你个人的事，无后你就对不起你的老祖宗。
今天，对人口问题我们有了清醒的认识，这非常不容易。早在50年代，有人就提出过适当控制人口的建议，但反驳者从孔子“仁”的角度出发，指责控制人口是“灭绝人性”的做法。提建议者从此也成了“右派”，受尽了磨难，“仁”在这时候一点也不起作用了。可见，儒教在中国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谁要是对儒教价值体系中的某一环节提出一点质疑，那他就会立刻遭到自然哲学、政治理论的攻击。对人口的看法我们今天终于有了一致，但是只要儒教在中国存在一天，对某些建议、观念先进行批判，然后又奉若神明，然后再批判之，如此童趣般喜怒无常的喜剧还会一直闹下去；人与人之间互相颂扬互相揭发，互相信仰互相践踏的情况还会一直存在去。
总之，新儒家们所谓的“第三期儒家文化地区”的文化从根本上说不是汉儒文化。他们只是借鉴儒教的某些道德观来矫正某些事物来缓和一些矛盾，那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新儒家们所认为的儒教万能，儒教永恒。
新加坡前总统李光耀认为：“儒教价值观非常重视家族和朋友,但这只是限于个人交往,而不能把这种价值观应用到公共机关的事务中……”可见，在新加坡，儒教的价值观并没有超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范畴，他们也非常清楚儒教的价值观“应用”到“公共机关事务”中的危害性。在中国，儒教的价值观几乎涵盖了一切；它们不仅不折不扣地应用到了公共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还严重影响到了中国的国家观念。我们的“国”不就是“家”的放大吗？这一点几千年来都未曾改变过。（参考文章：《儒教的功利观，国人腐败之根源》
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确实借鉴过儒家伦理道德来矫正过某些事物的负面，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当面临某些道德危机、社会危机的时候，也会那么做（但不一定就是向儒教求援），新儒家们看到了这一点，但并不清楚他们如此那般的原因，因而只好从儒教万能儒教永恒的角度去理解去解释。他们自称是“返本求新”的新型儒家，但却一直没有弄懂孔夫子“过犹不及”的哲学思想。“过”和“不及”是事物的两种存在状态，凡是“不及”的事物总要向“过”的方向发展；而太“过”的事物也会回过头来向“不及”求援。世界上一些国家在某些方面走的太“过”了，回过头来发发思古之幽情，借鉴一些古老民族的伦理道德（比如儒家伦理道德）来矫正太“过”的东西，这很正常，也有必要。
中国在那些方面太“过”了？那些方面严重“不及”？应该说是明摆着的。在专制方面、官本位方面，我们太“过”了，显然，儒教的功利观矫正不了这个“过”；在民主、民生、公正等方面我们严重“不及”，儒教的等级观更不可能使这些“不及”有所改善。
在《新儒家们的精神支柱行将坍塌》一文中，我曾指出过，新儒家有两类：一，权势者和受雇于权势者的儒生；二，想做权势者而不得的儒生。这里，还得加上一类：既不是权势者也不想当权势者，他们是一些被时代的变迁吓破了胆，闭着眼睛，只好在真空中意淫的书生。这一类最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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