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中西碰撞的旁生枝节

　　中世纪式的“西化”与秦始皇式的焚书
 　　文化传播层面的“西化”与制度进步层面的“现代化”虽有联系，毕竟绝不是一回事。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趋势是资本主义化，而不是基督教化，是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取代传统帝国的命令经济和专制政治。就从文化角度讲，也应该是从“罢黜百家独尊一教”转向宗教宽容信仰自由。无论是独尊儒术而禁绝西学，还是独尊耶教而禁绝四书五经，都同样是愚昧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只是个旁生的枝节，并不是主流。因为太平天国尽管比同时的洋务派、后来的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都更热心于基督教——教义很不正统是另一回事，至少你不能说拜上帝教与基督教还没有儒教与基督教接近吧，但是，太平天国没有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化做任何事。这正如极端敌视基督教的义和团也没有为儒家文化做任何贡献一样。太平天国的基督教狂热和义和团的反基督教狂热，“文化”方向似乎相反，制度土壤却大体一致。
 　　太平天国印过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一书，过去它和《天朝田亩制度》一样被并称为太平天国的两大“纲领”，还有许多人为究竟哪一本书更“进步”而发生长期争论——1950年代主流认为后者更进步，而改革以后认为前者更进步就成了主流。洪仁玕的确是太平天国的一个出类拔萃的杰出人物，他在香港待过许久，对基督教与资本主义颇有了解。《资政新篇》也的确是一篇站在时代前列的文献，其资本主义色彩至少比同时期的洋务派要明显。但是洪仁玕本人的实际作为却远远不如洋务派。而这本书对于太平天国本身的重要性，显然被高估得比《天朝田亩制度》还厉害。不署作者的官书《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只是极少人见的内部文件，但作为“旨准颁行诏书”之一它总还是正式文件。而《资政新篇》是洪仁玕个人署名的，也不属于“旨准颁行诏书”，其影响比《天朝田亩制度》更小。而且这两个所谓“纲领”的内容又是尖锐对立的。《天朝田亩制度》没起什么作用，《资政新篇》就更谈不上了。
 　　而就太平天国的实践来说，其经济的保守和政治的专制都比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这因为是战时状态还可以不论，那么天朝的文化管制更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比历史上以焚书坑儒箝制言论著名的秦始皇还要专制得多。她从金田起兵时就对除拜上帝教以外的一切“异端邪说”包括中国传统的儒家典籍实行封禁焚毁政策，一路焚书砸庙直到南京，定都天京后更实行了“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制度，由官方刊印若干书籍对民众进行灌输宣传，每年印行若干种，每种都附有“旨准颁行诏书总目”把此前所出的书目全部开列，从太平天国辛开元年到庚申十年的10年间，按最后一本所附的总目，“旨准颁行诏书”总共出了29种。现在已找到28种。
 　　此外太平天国末期又出了《资政新篇》等书，由于不再附有“总目”而不详总数，但已发现的有10种，连同以上29种，又以其中的《历书》实为不同年份的4种，所以一般通称太平天国官书今天所知的共42种。尽管后期不附总目后所出的书今人未见的应该还有一些，但考虑此前天国全盛时出书节奏也不过如此，后期濒临灭亡时量无出版反而更繁荣之理，这些未见之书不会很多。因此，在太平天国存在的14年中它总共出书不会超过50种。
 　　这些书中包括经过改编的基督教圣经新、旧约（称《新遗诏圣书》、《旧遗诏圣书》），《孙子》、《吴子》、《司马法》等传统兵家著作删改的汇编（称《武略》），连续出版的《颁行历书》，中译基督教传道书的节本《天理要论》，天朝自编的童蒙教材《三字经》、《幼学诗》，其它大部分是太平天国的各种典章制度如《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宣传品如《太平救世歌》、《天情道理书》和天父天兄天王的语录，以及天朝官员撰写的政论文集如《建天京于金陵论》等，即基本上都是官方政治宣传品和规章制度类读物。号称“旨准颁行诏书”其实与中国传统诏书只指皇帝发布的文告不同，由于太平天国认为他们的这些出版物都是宣传上帝的旨意、天国的真理，所以都叫“诏书”、“天书”，后来的研究者则称为“太平天国官书”。它们基本上都是字数不多的小册子，如今天最著名的《天朝田亩制度》不过才3000字，相当于今天一短文。可以推测所有这些读物加起来大约也不到30万字左右，不过与今天的一本书相当。这几乎就是煌煌天国14年里的全部“文化”积累。而对除此而外的丰富文化遗产，它又基本上采取拒绝和禁毁的态度。而且杨秀清还相对开明一点，杨秀清死后洪秀全禁书焚书更加变本加厉。不仅禁了偶像鬼神，禁了诸子百家，甚至禁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名人大事，到最后连当年自己为反清而称道过的明代也不许提了，“以示他们的事业与前人无关”。因此可想而知，说太平天国是一片文化沙漠应该不算过分。
 　　太平天国的“西化”还不仅表现在宗教方面，它的历法即所谓《天历》也完全弃绝了中国自古以来的阴历为主，阴阳结合的传统，而采用西方式的“纯阳历”，不顾朔望，只合节气，而且引进了西方的礼拜日概念。但它却是一种最原始的“西历”，比古罗马时代的儒略历还落后，一年12月366天不会置闰，没几年就产生了相当的误差。为何西历都置闰，天历却不置？据说是因为洪秀全特别喜欢一刀切的规范化。西历小月30日大月31日取代了中历的朔望月，但西历的2月却显得“不规范”，洪秀全比西历还西化，不接受这种“修正主义”，（就像我们的领袖曾认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比人家更正宗）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更加正统（其实是更加原始）的“原教旨西历”了。
 　　所以，太平天国的“西化”并不是近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倒有点像“西方的中世纪”化。这当然有悖于历史潮流。人们通常把带有制度进步意义的“西化”叫做“启蒙”（当然，这个词如今引起了争论），但洪秀全的“向西方寻找真理”（毛泽东语）恐怕不能这么说，叫做“蒙启”（蒙昧的开始）还差不多。
 　　另类“民变”与另类“西化”：太平天国的总体评价
 　　今天我们看太平天国，不能仍在“盗贼”和“起义”的两极褒贬中往复循环。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简单的折衷。
 　　历史上的民变多有残暴和愚昧的行为，我们不能民粹主义地“为卑者讳”。但毕竟暴君与暴民、刁官与刁民都是同一土壤同样制度的产物，形相反而实相成，互相对立也互为因果。我们不能只骂暴君而讴歌暴民，也不能反过来只骂暴民而认为统治者镇压有理。至于具体到人和事，究竟何者更暴更愚更该否定，应当具体分析。
 　　洪秀全生活腐败，太平军有过屠杀。但是简又文等先生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他们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当时清朝官方的腐败、官军的残杀比太平天国严重得多，我以为是可信的。简又文先生尤其反对神化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而我们很多人现在在这方面确实走得太远了。
 　　但是太平天国有些负面因素，已经不是一般“暴君”“暴民”可以概括。例如，我们很难说洪秀全是不是比清朝皇帝更专制更腐败，但他的措置乖戾，天国制度安排上的很多莫名其妙之处，在历史上的民变与朝廷中都是够荒唐的。像前期的洪杨“二元权位”，不是权力制衡，却又要天有二日，明摆着就是会惹出大祸的。而后期的胡乱封王，更是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在历史上空前绝后。这已经不是用什么“乌托邦的悲剧”或者“专制文化的土壤”这类“宏大叙事”可以解释的了。
 　　洪秀全的宗教偏执，在中外历史上的神权政治中并不是最极端的。但是不能不说他的知识眼界和文化程度（不是“中国文化西方文化”词义上的、而是“小学文化大学文化”词义上的文化）又太差，至少比清朝皇帝明显不如。偏执加上愚昧和迂腐，使他的政策危害极大。就凭洪秀全晚年越来越极端、越来越走火入魔的焚书禁书，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他真的取清朝而代之，那真的会是中国文化的灾难——但也绝不会是“西方文化”的福音。
 　　太平天国是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也是中西碰撞的旁生枝节。无论作为民变还是作为西化，它都显得十分另类。从总体上评价历史上的“民变”——我们过去说的“农民战争”——和近代的“西化”，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而太平天国的这些另类特点，就更值得我们去理性地思量。
 　　(本文刊登于《看历史》2011年8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