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力测量仪 天瑞:刘伯承从严办院 为何引彭德怀林彪毛泽东轮番批评

刘伯承从严办院 为何引彭德怀林彪毛泽东轮番批评(1)
2010-11-25 10:39:36 中华网论坛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本文摘自《红墙知情录（二）--开国将帅的非常岁月》，作者：尹家民    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才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窝里贮满了泪水。    刘伯承从严办院办出了麻烦    1950年下半年，刘伯承得知中央要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时，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恳切地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    刘伯承考虑到将来要开设空军系、海军系，建议将原先准备命名的“陆军大学”，更名为“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筹办以后，刘伯承元帅任院长兼政委。学院建在原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即黄埔军校）和国防部旧址上，占地非常广阔，环境十分好。    刘伯承对学员要求很严。刚入校时，学员坐的是皮沙发凳子。他看到后说：“当学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么娇贵呀？”他还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语来说明这个道理。于是大家都换成了硬凳子。外出作业时，学员都提着马扎，背着图囊。他本人也以花甲高龄，坚持保持着模范军人的仪表、姿态。小孩子们看见了都很吃惊，说：“哎呀，老伯伯怎么还背着书包上学呀？”到院部大操场会操要走很远的路，刘伯承每操必到。晚上他亲自检查内务。因为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很微弱，他总是把腰弯得很低，查看被子是否叠得整齐。如果不够整洁，他会立即批评：“你们住的这个屋像个乱鸡窝，农民习气，农民习气！”    1955年授军衔以后不久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国务院安排他参观军事学院。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身着新发的礼服，佩戴勋章夹道热烈欢迎。不巧，天下大雨。有人建议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内进行。刘伯承说，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坚持按原计划办。他自己身着元帅礼服，不打雨伞，淋雨迎接苏加诺。陪同苏加诺总统来院的陈毅元帅见状也不要雨伞。两位元帅英姿焕发，冒雨夹道欢迎外宾，令苏加诺一行深受感动。这次冒雨迎宾，让许多第一次在外着礼服的将军们经受了“第一次洗礼”，漂亮的礼服被浇了个透湿。不过也给许多人留下了刘伯承严格治军的深刻印象。所以连一个旧国民党留用教员都说：“我进过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国民党训练也讲究严格，但比起你们共产党来，差得远了！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有一个极响亮的口号叫“学习苏联老大哥”。这个口号在军队里也叫得很响。从战争中走来的军人们崇尚迅速，他们想通过学习苏军“老大哥”，很快成为第二支像苏军那样强大的军队。再说，虽然中国军队打的仗不比苏军少，经验也不比苏军差，但初建时期的中国军队还来不及总结整理自己的经验，军事学院也只能先利用苏军的现成教材。刘伯承心里也是清楚的，他明确提出：“我们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    但鉴于当时的情况，军队教学在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也绊过几个跟头。对于苏军教材，一般来说，都是采取先拿过来，然后在应用中逐步消化的办法，因而在教学中出现了比如想定作业不符实际，而照搬教材中的理论原则和战术数据；在作业方法上过多地要求数据计算，战斗文书冗长等诸多毛病；也机械地搬用了某些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比如有的部队院校造的洗漱间和厕所，都按苏联人的身高规格造的，让身材较小的学员很不方便。有些提法不当，甚至有的人对传统的党的集体领导和政治工作制度一度有所动摇。有人提出“要实行单一首长制”、 “政治机关要大大压缩”、“政治干部要大批改行”等意见。1953年军委颁布实行的内务条令，只规定连长、营长是直属首长，取消了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导员的直属首长地位。这些，曾在部队中造成了一些思想上的混乱。    在南京军事学院，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 “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大考小考没完没了：每门课学完要考，学期考、学年考、毕业考。考的时候学员“如临大敌”，考官有主考，还有陪考、监考，就像是“三堂会审”。毕业考实际上是“国家考试”，由朱德为主席，刘伯承、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组成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和军委各部负责同志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进行考核验收。考场更是威严。一进考试楼大门，从门厅、楼梯到考试大厅里都铺着大红地毯，长长的台桌后面坐着主考官、陪考官和监考的刘帅的苏联顾问、军事学院的副院长、副政委、教育长、部长等十几个人。这时南京的天又炎热。但考生人人着装整齐，考题是抽签，有的很难。所以考试的时候发生过有的人因为太紧张，一下子答不出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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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情况反映到刘帅那里，他很重视，专门到战役战系党支部来听取意见。他边听边记，回来后与其他领导商量后，做了一些改进。例如，在上午四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以后又把“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八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加之六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64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症。于是，他向中共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学院的副院长陈伯钧代理院长，副政委钟期光代理政委。    1956年11月6日，刘伯承赴上海就医。临行时，他对学院的其他领导人感慨地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啰！”    病中的刘伯承只要有时间还是不停地学习，就是眼病加重，也要闭上眼思索问题。这一年的年底，原军事学院上级速成系第一期学员，后调回志愿军第十五军第四十五师任师长的崔建功，来医院看望刘伯承。    刘伯承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朝鲜前线打了胜仗回来，心里是非常高兴的。    他招呼崔建功在小客厅坐下，和他拉起了家常，亲切地询问他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    谈到上甘岭战役时，刘伯承意味深长地说：“军事原则，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古今中外吧，百分之七八十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如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谁不这样说？关键是要活用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来运用，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你在上甘岭打得好，但军事学院并没有教给你怎样打上甘岭战役，只教给你一些基本原则。到了战场上，就要靠你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    刘伯承还举例说明一个道理：“同一孙子兵法，马谡的用法就是教条主义，孔明就不是；庞涓、孙膑同师鬼谷子，可是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教条主义；王明和毛泽东读的同是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不是。所以，教条不教条，重点不在先生，而在学生；重点不在学，而在用。”    刘伯承这一番话，再次说明反对教条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原则，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外国经验；而不能否定一切，采取“左”的一套做法，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显然，这是针对当时正在全军开展的反对教条主义的运动而言的。    两封来信引起彭德怀的重视    军事学院一开始设了四个系，其中的战役系，招收的52名学员都是军以上干部（1955年授衔时，学员刘震、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张震、秦基伟、廖汉生、温玉成、李作鹏等22人被授予中将军衔，其余人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们多数是红军老干部，参加过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具有实战经验。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学习过战役法之后，认为苏军经验有些是先进的，有些虽然先进但对我军并不适用，还有些其本身就是不先进的，因此必须批判地学习。同时，迫切要求学院做出改革。1956年8月25日，一个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彭德怀，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议：“基于以上看法，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似应请领导上加以考虑。”彭德怀对这封信没有作任何批示，但开始引起他对南京军事学院一些问题的重视。    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信，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学习苏军经验问题的。信是直接写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写信的人是军事学院的战史系教授会主任，不久前曾担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的处长蔡铁根。    信的开头写道：“邓小平同志：我是最近离开军委训练总监部的，我在那里曾经工作了四年多。在我离开之前，深深感到北京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提请中央和军委领导上的注意。为此，我写了《关于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请您看看，并把它转给中央负责同志和军委负责首长。”由于作者直接把问题反映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自然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重视。    信中对于学习苏军经验的方法写道：“为了确实了解苏联军事科学的全部内容，在步骤上，第一步应该是全部学会、学通。只有真正地全部融会贯通之后，才谈得到批判。几年来，我们深深体会到苏联军事科学的系统性，它虽然不是天衣无缝，但确实漏洞很少。小自对一个日常生活小节的规定，大至军事原则的规定，都是互相结合、互相为用、互相保障着的一整套。但我们在学习和运用苏军这一整套的时候，却往往是割裂开来，随意取舍。采用了这一套，丢掉了那一套；吸收了这一规定，抛弃了那一规定，结果弄得四分五裂，驴唇不对马嘴，八方不对头。还美其名曰'批判地接受'，最后都执行不通。不说自己学习上有问题，还说苏军的东西不适合我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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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铁根最后恳切表示：“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的问题，是直接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危问题。”“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基于自己为党为国的热诚，我不敢隐讳自己的愚见，并大胆地把它提出来。”    彭德怀看过这封信，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看来，他已感到学习苏军经验这个问题，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与此同时，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了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举行一系列座谈会，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的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彭德怀看过这份调查，感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问题，很有必要亲自前去进行了解，以便着手解决。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专门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十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学院工作、军事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毛泽东于25日批复“同意”并附注：“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    彭德怀一行于27日到达南京，住西康路33号。第二天即开始了解军事学院的教学情况。他和陈赓、谭政一起，上午听取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的汇报，下午听取学院政治部两个领导干部的汇报。3月1日，同学院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交谈，听取他们对教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日听完汇报，在吃饭时间和晚上，彭、陈、谭三人交换意见。3月2日听取学院领导干部集体汇报，刘伯承院长由于在上海休养，没有参加。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谈了自己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这次讲话，便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的那篇《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    在这篇讲话的前一部分，他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并详细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具体指出学院教学工作中的缺点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    彭德怀讲话的后半部分，主要是阐述学院的教学方针应当是“以我军现实装备技术情况为主，照顾将来可能发展的情况作为依据”。    关于学习苏军经验的问题，他认为“学习苏联先进军事经验，我们是坚定不移的，但应坚决贯彻'批判地学习'方针。在这个方针之下，就全军范围来说，应当以学习苏联的军事技术和合同战术为重点，对于苏军的战役、战术，应当从我军的现实情况出发，在以我军经验为主的基础上加以学习和参考”。    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三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25日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    彭德怀还把这篇讲话稿送给了邓小平，邓阅后转送周恩来。后来对这篇讲话，他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绩的”改为“成绩是显著的”)，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尽管彭德怀这次讲话慎之又慎，后来事实证明，学院有的领导干部并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这一点，在军事学院的《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中表现得很清楚。这个决定是在他讲话后的第四天，即3月6日，学院党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经过六天热烈讨论做出来的。决定中对于学院的工作成绩写的是：“会议认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而没有采用彭德怀所讲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或“成绩是显著的”写法。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决定》中也仅仅是写作“教条主义倾向”，而没有同意“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提法。    彭德怀看后，没有不满的表示，用肯定的语气批复道：“你们关于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很好，同意你们这个决定，望按照决定的精神贯彻执行。”又叮嘱，在执行中“应坚决执行和风细雨的精神，以便达到真正提高认识和改进教学工作的目的”。“要反复向群众讲清楚，不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就会更不好。同时教条主义现象，不但是在学院教学工作中存在，而且是在全军许多工作中存在。如果要论责任，军委的责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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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德怀是个从不隐晦自己观点的人，他的话直接反映了他的某种情绪。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听他讲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不少人觉得彭总的话里有话。    彭德怀的报告留下历史遗憾    1957年2月，彭德怀、谭政视察南京军事学院。彭德怀在学院讲话，并向中央和军委作了《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军事学院自1950年成立以来，经过全院同志的积极努力，克服困难，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首先是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苏联的军事学术，并进行了传授，虽然不是介绍和学习了全部，但是一般的内容都已经学习了，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其次是，正由于对苏联军事学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使整理我军的经验，编写我军的条令、教范，具备了更好的条件。再次是建立起来了一个相当规模的军事学院，并为海、空、炮、装等兵种分别成立学院准备了基础，这是经过该院全体同志艰苦经营缔造的结果。最后就是为部队、机关、学校培养了一批干部，这些干部对于合成军队和技术兵种的作战指挥、组织训练、战术和技术，都具备了一定的知识。这些成绩是显著的。”    报告接着说：“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编写教材和作业想定的根据，没有注意我军现有的装备技术条件以及我军最近的将来可能达到的装备技术水平，而是把苏军已经高度机械化的装备技术条件作为依据。在战术演习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条件下的攻防战术之外，很少针对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点，忽视了我军长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所采用的渗透、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活动，把大部分演习都设想在一般起伏地带，都设想为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这样教学的结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干部取得一些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着一个危险，这便是一旦发生了战争，我们的军队就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也可能不会在山地、水网、河川地带进行作战，将使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报告在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时说：“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六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这个报告，对军事学院建院以来取得成绩与存在缺点的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报告在肯定学院成绩时，并没有明确指出成绩是主要的，只是说“取得了许多工作成绩”。在批评学院缺点时，武断地说“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    国防部的这个报告，打乱了军事学院正常教学秩序。院党委和各部、系都不得不成立中心组，全体学员停课一周，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教条主义。同时，国防部的这个报告，也为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刘伯承对这个报告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在校主持工作的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报告精神，并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国防部报告中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和对解放军经验的估计，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基本方向和原则都是正确的，应该充分肯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是属于贯彻执行中具体措施方面的问题。    在当时反对教条主义已经形成气候，军事学院承受着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刘伯承和党委一班人，只能用这种曲折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原则。
刘伯承从严办院 为何引彭德怀林彪毛泽东轮番批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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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6日，彭德怀主持第109次军委会议，讨论总高级步校党委进一步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时说，中国军事的教条主义是有历史根源的，从袁世凯建立新军以来，中国的军事学就开始衰退了。袁的新军是抄袭日本的东西，北伐时代是抄袭苏联的东西，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他又去抄袭德、意、日、美、英的东西。中国的红军建立后，旧军队的制度和习气被农民游击队打得粉碎，逐渐创建了人民军队自己的一套。可是有人对这一套缺乏信心，有自卑感，认为自己的东西土里土气，不叫科学。当然对苏联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但是不要忘了自己的好东西。    彭德怀的话是发自内心，也是有所指。    叶剑英逆风中盛赞刘伯承    1957年，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共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使他实在难以担任此职。他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信中写道：“原来就是残衰多病的身体，勉任六年学术工作，极感吃力。自1953年患虚脱症以来，脑力、眼力、神经和创伤诸旧病反复纠缠，已经难于看书提笔，休假也多；因而不能时常参加教材编审工作，不能更多参加思想提高工作，而深入基层的民主生活、纪律生活和实习工作也逐渐减少以至于无。这是整顿三风所不允许之事，也是忝列此职成为疚心之事。据此，请求免任我以高等军事教育这么更重要的新职，并请在移交南京军事学院职务之后，乘间疗养一个时期。一俟病愈，再赴北京专任军委委员参加实习机关工作。”    刘伯承的这个请求，后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几千名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怀着难以形容的心情，倾听钟期光致词。刘伯承由于在上海治疗，未能出席大会。但是，钟期光仍然满怀深情，讲起了刘伯承创建军事学院的功绩。    这一年，刘伯承病痛与忧虑交加。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反教条主义运动更像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大石块，使他日益担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止。医生为了减轻他的病痛和缓解他的焦虑，建议他外出游览疗养。这年深秋，他前往风景绝佳的皖南黄山。观景忆事，他似乎忘却了眼前的病痛和烦恼。    叶剑英一直是主张既要批评和纠正教条主义式的态度和方法，也要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1956年10月，他在全军第六次军校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形象地比喻说：“目前看来，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有两种学习的方法：一种人是学老牛吃草，不分青红皂白，通通吃下去再'反刍'；一种人是学西方寓言上的驴吃草，东瞻西望老吃不下，自己都快要饿死了，还是一根草都没有吃进去。前一种人说，你根本没有吃或没有尝过味道，怎么能分析好坏，结论是赞成做老牛。但后一种人反驳说，学习要有选择，但他们老迟滞在选择阶段，结果是做老驴。我想，这两个方面应该加以批判的结合。就是说首先要认真学，要把先进的东西通通吃下去，不要东瞻西望。但在学习中要加以分析批判，学到手以后，又要加以发展……”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步升级。在这场运动中，除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遭到批判，主持训总工作的叶剑英也没幸免。    1958年4月8日，叶剑英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勇于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分，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    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崇高的敬意，谈到老战友刘伯承，对这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军事理论家作了高度赞扬，给以深切的慰藉：“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叶剑英这番话，在当时军队反教条主义空气浓厚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表现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和对老战友的真挚情感。在场的2000多名教职员听到他的发言无不为之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刘伯承从严办院 为何引彭德怀林彪毛泽东轮番批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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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从南京返回北京不久，即出席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的扩大会议。    林彪忽然活跃起来的原因    到了1958年的5月至7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1956年以来克服思想上和工作上缺点的“反教条主义”，已经被弄成了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    要召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决定的。毛泽东在推动开展全国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同时，想也促一促军队的工作，使之与全国的形势相适应。因此，确定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议题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工作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对军队工作的一般看法是：全国解放后，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据时任林彪秘书的吴欣峰后来撰文说：    林彪5月2日从上海回到北京毛家湾住地，回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刚回北京几天，×××上将来探望，谈话中说到军队有教条主义，训练总监部、军事院校都存在。谈到具体例子，就是内务条令中礼节繁琐，连我这个上将去见领导，都得手举到帽檐上，口里说着姓名、职务……一长串报告词，还得说：“可以进来吗？”军事院校教员讲课条条多，什么“一、二、三、四、五，……扁担加括弧；大A、B、C、D、E，小a、b、c、d、e……太烦人。”其实，这些都不是大问题，都是比较容易纠正的。    林彪听了，却很惊喜，如获至宝；要×××上将搞个书面材料来。林彪好像有点迫不及待，第二天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送来“材料”没有？我说没有见到。林彪说：你打个电话催一下，让他快把材料送来。刚说完，又改口说：不，还是我打电话直接找他。说完，口里念念有词：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我预料军队领导上要出事，果然出了事，出了教条主义！    林彪获得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材料后，立即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最好是找叶子龙，就说我要去看看主席。”我遵示打电话到毛主席办公室，叶子龙不在，接电话的是罗光禄秘书，我向他作了报告。他说：“等我请示了毛主席后，再通知你。”    林彪急着要去见毛主席，下午又到我的办公室询问，我说还没有回音。第二天，罗秘书来电话说：“主席说，林彪同志不必专程来看望了，后天中央领导有接见，林彪同志可以来参加，一起见见面就可以了。”    林彪按时参加接见，趁机与毛主席交谈，向毛主席反映军队中有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出在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并将有关“材料”顺便呈上。毛主席接过翻了翻后说：可以在会议上提出来，但问题不严重，向苏联军队学习是我提出来的，中央军委讨论同意的。    即将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参加成都会议回到北京后，听说在1958年3月10日至5月的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对怎样认识和反对教条主义有争论。他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    军委扩大会从5月22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这次军委扩大会开始时发的文件，所批评对象都是×××、×××（当时被批评的人不点名，用×表示）三个字的名字，××两个字的名字。林彪认定萧克、李达等是“反对反教条主义”的，另外一方是反教条主义的，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将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并在莲花池会议上决定要刘伯承作检讨。    会议主题的这种变化，开始多数人并不清楚。一年后，林彪在1959年8月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时讲的一段话，才搞清楚。林彪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我刚回京时，刘其人同志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到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以后（指有人向他讲了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的问题），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把情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泽东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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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建国以后，林彪一直小病大养，不肯接受大的工作，消极多年，这时忽然活跃起来，党史学者认为大致有几种原因：    一是南宁会议起，毛泽东明显对在此以前的国务院工作不满意，对周恩来、陈云，还有刘少奇不满意。随后有增加中央核心领导成员的考虑。3月成都会议结束，4月林彪即向毛泽东提出改动军委扩大会议主题。5月八大二次会议刚结束，5月25日八届五中全会做出增选林彪为中央副主席的决定。    二是1956年后，毛泽东要探索新道路，在国内方面提出反对教条主义。1958年推动搞“大跃进”，在成都会议上又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即要破除对苏联教条的迷信。林彪有显示一下自己紧跟毛泽东的需要，回京便碰上了训练总监部内认识有分歧这个可以利用的题目。    三是1956年底匈牙利事件中军队很快瓦解，1957年苏联出现了“朱可夫事件”。1957年10月下旬，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朱可夫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和苏共中央委员职务，并决定解除其国防部长职务。据苏共中央向中国党解释的理由，主要是说朱可夫不接受党的领导，而要建立个人领导；在同年6月处理莫洛托夫“反党集团”案件时，说过“只要我把军队号召起来就可以把反党集团分子驱逐出去”。这在赫鲁晓夫看来对他自己也是一个现实的威胁。赫鲁晓夫访问东德时，朱可夫阻止将领们前往欢迎。由此说朱可夫居功骄傲目空一切。毛泽东等党和军队领导人从借鉴教训的角度，对中国能否出现此类情况也有所考虑。彭德怀就多次谈及这个问题。    1958年5月28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发言说，对于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早有感觉的，但在1953年冬只提了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反对得不够大胆；直到去年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时才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过去提得不明显，吃了亏。    5月30日，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又说：苏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在军队建设上有不少违背列宁建设原则的地方。另外，苏军在内部关系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不正常，现在正在改进。苏军的一套组织制度和体制，大都是为着巩固单一首长制。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看不到苏军的这些问题，反而热爱这一套。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着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这种考虑，也是毛泽东同意在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共中央军委于5月27日至7月22日，召开了有高级干部1000多人参加的扩大会议，把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林彪在开幕式上讲话提出：军委工作的重大问题是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军委的经常工作是在彭老总的主持下进行的，今后我们要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军队同志继续在彭老总领导下更好地团结起来。林彪的讲话摆出了支持彭德怀的姿态，暗示有的人不能在彭德怀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贺龙、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元帅也讲了话。    会议的主旋律“一是揭发，二是批判，三是检讨”。但具体地说，发言者的心态不同，目的各异，表现也就不是完全一个声调。多数人迫于形势和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不得不随声附和；少数人怀着个人目的“表现积极”；个别过去积极提倡学习苏军经验、肯定和赞扬军事学院成绩的领导同志，也不敢承担责任而大反“教条主义”；而实事求是者也不乏人在。    邓小平总书记在会上讲了形势。在谈到反对军事教条主义时，他只是打了个有趣的比喻：学习苏军先进经验，好比请客吃饭。别人请你吃饭是好意，你吃了拉肚子，这埋怨谁？只怪你自己吃多了，或者你的胃肠消化不好。这要坚持实事求是。军委副主席陈毅元帅的讲话，也没有提“反对军事教条主义”。他作为我军初创阶段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领导人之一，谈了当时党内、军内的一些情况，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一度没有当选为军委书记，是少了陈毅这一票，结果是陈毅作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当选为军委书记。工作了一段时间，陈毅感到吃力，于是，亲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主动提出由毛泽东重新担任军委书记。以后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陈毅因负伤和江西根据地斗争需要，留下坚持游击战争，而没有参加长征。对此，陈毅说，他曾一度有所误解：认为是毛泽东“报一票之仇！”其实当时毛泽东也无权决定陈毅是否参加长征。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坦诚交心，自我批评精神，博得了与会同志的热烈鼓掌和好评。他的发言摘要刊登在《会议简报》上，毛泽东阅后，写下了“陈毅是个好同志”的著名批语。在以后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陈毅遇红卫兵批斗，紧急情况下，他念了毛主席的这条语录，曾引起误会和不同的传说。这条语录产生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而不是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参加了所谓“二月逆流”，正在受批判呢。（吴欣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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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训练总监部常务副部长萧克已被点名，犯有“军事教条主义”错误，正在检讨和接受批判。陈毅的发言中有一段专讲萧克。他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萧克是副师长。萧克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作风踏实，能吃苦，能和下级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受到全师指战员的好评。调离时，全师指战员热泪盈眶，挽留，恋恋不舍。陈毅元帅的肺腑之言，一颗赤诚之心乃见，使与会人员深受感动。他讲话完毕，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陈毅针对有人全盘否定军事学院的成就，激昂地说：“整个军事学院成绩是主要的。我在南京时常到学院去请教，对我帮助很大。我知道有许多老战友，在军事学院学了一二年出来，知识、理论都提高了，有点学术的味道了。也有许多人在变，思想、风度在变，住了军事学院以后，二杆子味道少了一些，有点学问了。所以说成绩还是主要的，不要以为有了错误就否定一切。”    在会议过程中，有人提出要刘伯承到会，听取意见。继任军事学院院长的廖汉生看到会议批判的气氛越来越浓，调子越来越高，似乎“教条主义”就是刘伯承一个人搞起来的，似乎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不仅有错误，甚至是罪过，这样紧张的气氛对刘帅久病的身体很不利，就悄悄打电话给留在南京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张震副院长，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表明他的意见：“请告诉刘帅不要来北京，他身体不好，可以请假，有话可由我们代为转达。”    与会人员对林彪发言反应冷淡，说：“这就是中央副主席的发言？”“军队落后了表现在什么地方？指出来嘛！”“谁不会讲两句名词，扣上几顶帽子！”“军队的训练、学习，向来是以中国的经验为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的。”与会人员说：“在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如教员讲课条条多，队列、礼节方面的规定，由于我军长期以来不正规，所以一时适应不了，慢慢会习惯的。”其中有些是很容易纠正的，如谒见领导报告词，可以免去，不必兴师动众在军委扩大会议进行批判。    会议主持者也看到这种情景。6月7日上午，邓小平召集彭德怀、林彪、罗荣桓、叶剑英几位元帅开会。据《彭德怀年谱》记载：下午，黄克诚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会上传达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他说，邓小平同志认为，会议的温度不够，只有35度，没有38度，更没有到40度。暴露问题不够。在思想中，对全军建设意见很多，包括各方面，从思想到原则，从具体措施到领导方式方法，都有意见，只是没有端出来。决定采用下边整风的办法开会，小型会不再开，只开大会和小组会，写大字报、小字报，开会发言同大字报、小字报结合。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紧张气氛。要求大胆发言，以共产主义风格提意见，把脑子里的话都讲出来。问题摆出后，进行辩论。批判对象，主要是搞军委、各总部。各总部的同志要沉住气，然后再辩论。进行专题鸣放后，再分别起草文件，下边的同志和各总部的同志都合起来写。最后小平同志还提到，南宁、成都会议以后，地方工作便活跃起来；我们这次会议要开得好，军队工作就会活跃起来，开不好就不要回去。    彭德怀在大会上说：“我们来开会，是为了要解决问题，改进工作，为此就要把矛盾彻底暴露出来，求得正确解决。讲团结，只有把有碍团结的问题全部揭开了，展开批评，才能达到团结。批评的对象是军委和下属各部；因我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批评军委，主要就应当是批评我。有人担心大家批评军委，批评我，是否会影响领导威信。我说，威信是建立在真理上的，不是建立在军衔和勋章上面。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的，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军龄，我都不如人家，我倒是在军阀队伍中干过的，有什么了不起呢？为什么批评不得？老资格更应该受得起批评。”    这次讲话，在“左”的影响下，开始把思想问题上纲为路线问题，从路线斗争高度批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军阀主义。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前期军事学院已经来了20个人，现在第二批又来了31人，包括部分教授会主任和学员代表，总数达到50多人。就连因病休养的刘伯承也被中央派专人到南京，请他到会。    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他说：“我们的会议快有四个星期了，时间很长，但有五分之三的同志是后到的。”“我想对三个多星期会议的基本情况，讲几点意见。”第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全国胜利以后，军事教条主义思想又重新复活了。”“这些军事教条主义者和抱单纯军事观点的同志，他们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第二，“犯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是有许多原因的，主要是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第三，“在教条主义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为什么不早些反教条主义呢？有五点原因：一、对苏军历史和军事科学的完整性摸不到底，对多兵种合同作战和军队建设不熟悉，没有经验，不懂。二、对于教条主义的抵抗力之大，估计不足。三、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四、马列主义没有叩门，毛泽东思想未真正体会。五、共产主义风格不高。我是敢说的，但干劲不足，思想有点懒，没有很好地系统地总结过去经验，把时间溜过去了。”这天的讲话纪要，他在23日报请毛泽东阅看。毛泽东阅后批示：“刘、邓、朱、周、陈云同志：此件值得一阅。阅后退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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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1日，毛泽东向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者讲话。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不管军事，四年于斯矣。朝鲜战争以后，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你们看对不对？我是这样看。要说是军事完全搞坏了，那也不是，也没有一个同志说完全搞坏的，而是同志们大多数都说的八年来基本上搞得好，也有缺点、错误。担责任的是彭德怀同志，但不能完全怪他一个人，还应该要怪我。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恐怕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还有各总部。”毛泽东接着详细讲了我军在历史上和当前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    6月23日，毛泽东召集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说，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学，现在学，将来也还要学，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并明确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而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的功过作了不适当的评论，“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毛泽东指责刘伯承的这段话来自晓农、疆文：《彭德怀刘伯承的误会与纠葛》，《党史文苑》2005年第1 期。    彭德怀顺着毛泽东的话题，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所言是有所指的。长征途中，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于草地后，红四方面军主动将一些军、师干部送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时任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军长的余天云也在其中。余聪敏倔强，指挥打仗果敢决断，２０岁便当了军长，深得张国焘的器重。但由于文化修养浅薄，阅历有限，加之性情刚烈，惯于争强好胜，对于全新的军事知识接受不了，倘若谦虚好学也就没事，偏在战术问题上与班级教官争吵，一直争执到刘伯承那儿，不但口出狂言加以谩骂，还公然拔枪相胁。基于余天云严重违纪，学校将他关了短期禁闭。不料余天云思想上想不开，认为自己这个红四方面最年轻最有前途的军长折了面子，羞愤难当，竟在一次行军时跳崖自杀。对于余天云的死，连张国焘也认为余心地如此脆弱，心理素质如此差劲，这种轻率举动是不可迁怪别人的，也就没有为难刘伯承。    相隔了二十多年之后，彭德怀重提旧事，毛泽东附和道：“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哟。”    毛泽东指出：“刘伯承同志的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是方向问题。”同时他也肯定：“伯承同志有令人佩服的一面--认真。”并说：“伯承同志的检讨发言不要写了，也不要出席会议。决议不要写任何人。”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等上将、大将的名，两位元帅叶剑英和刘伯承也未能幸免。    这天晚上，抱病来京参加会议的刘伯承在病床前召见了杨得志、陈锡联和廖汉生。他非常坦诚地提出因病不能天天到会场上去，要他们三人帮助他了解会议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以便作好检讨发言。望着老院长诚挚的神态，听着他沉重的话语，在场的三人也都心情沉重。    林彪从会议一开始就煽风点火、含沙射影、暗箭伤人，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林彪所指责的问题，事实上哪个单位也不存在。他这样说完全是别有用心，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刘伯承和叶剑英。    在“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二个年头，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专门谈了他对林彪的看法。他在信中说，“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是林彪和×××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
刘伯承从严办院 为何引彭德怀林彪毛泽东轮番批评(10)
2010-11-25 10:39:36 中华网论坛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刘伯承抱病做检讨令人垂泪    据《刘伯承传》记载：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    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已接近极限，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力疾出席，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才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窝里贮满了泪水。这掌声，这泪水，饱含着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爱戴，也伴合着会心的谅解和深情的叹惜。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统治一切，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说了一些过头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事求是同样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他在发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观地说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接着，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叶剑英也作了检讨发言。    7月19日，邓小平在大会上讲话，特意讲了要公道地对待刘帅。他说：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们是老搭档了，你说他犯了错误，我心里那么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伯承同志这几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过去不好。不能说他多年来做的不是好事。如果这样说，不公道。    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在《送伯承远行》的悼念文章中追述了刘伯承被召到北京做检讨以后的情况说：“此后，有人还想给你加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总代表'的帽子，不过没有做到。那些日子，我看得出来，你的心里是不平静的，常常一个人沉思默想。是啊，这样的冤屈，对一般人说来是难以承受的。可是你承受住了，坚强地承受住了，从来不发一句牢骚，不说一句怨言。越是这样，我越着急。当我想劝慰你时，你反而对我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我刘伯承是个什么样的人，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四年后彭德怀意识到错批刘伯承    本文虽对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做了描述，但对这场所谓“路线斗争”的内情却难以全面释疑。正如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说：“不知怎么搞的，1958年忽然来了个'反教条主义'。开了近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矛头指向刘伯承同志，还牵连一批人，包括萧克、李达、陈伯钧、郭天民、宋时轮，以及训练总监部的一些同志。大会批判，小会斗争，整得真够厉害的。这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错误的，不仅伤害了刘伯承等许多同志，而且严重干扰了起步不久的我军现代化建设。”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刘伯承没有遭到更重的处罚。汪荣华在《缅怀回忆》中说：“会议开到最后还是毛主席保护了你，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为你安排了休息养病的场所北戴河。”但刘伯承元帅从此不再担任实际领导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后期，“温度”越来越高，过火的批评斗争越来越凶。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反教条主义”以后，代理院长陈伯钧被调离军事学院，降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并且继续挨不完的批判，作不完的检讨，身心受到严重打击，影响了他军事教育才能的充分发挥。随后钟期光也被免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职务，休息治病。不久，他前往苏联治疗，回国后叶剑英元帅把他要到北京，担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也是降了级。全军许多主管院校教育和训练工作的领导干部，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斗，有的甚至被诬为“反党宗派集团”而开除党籍，清除出军队，或遣送边疆劳动改造，致使一些好同志后来含冤死去。不少院校教授会、教研室领导干部和多年从事军事教育卓有成就的老教员，也被当作“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批判后而被调离院校，改行或转业处理。这使我军在建国后刚刚起步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挫折。这种挫折在随即当上国防部长的林彪当权之后，更是恶性发展，在“突出政治”的冲击和“文革”浩劫的扫荡下，多数院校被砍，军事训练名存实亡，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基本停顿，造成了无法估量和不可挽回的损失。
刘伯承从严办院 为何引彭德怀林彪毛泽东轮番批评(11)
2010-11-25 10:39:36 中华网论坛 【大 中 小】 发表评论    回首往事，这次运动的亲历者和当事人之一的钟期光上将深有所感，他总结道：当年的“反对教条主义”运动，则带有明显的党内军内政治斗争的色彩。林彪在军委扩大会上的煽风点火和捏造诬陷，并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同志时说：“反对教条主义”是他向毛主席出的主意，是他的“功劳”；他后来将这一运动推向极端，其动机目的是一目了然的。但当时的林彪还没有主持军委的全面工作。对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总结，军委常务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彭德怀元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与军事家。他后来遭受的极不公正的待遇成为千古奇冤。他的整个一生是光辉而悲壮的。但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是令人遗憾的。本来，刘帅对彭帅非常尊敬。他给军委和毛主席的定期综合报告，每次都要写明“请彭副主席转交”，从不越权办事。但彭帅1957年春去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并结论为“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既不符合事实，又是背着刘帅的一次严重政治打击，成为这场运动的直接理论根据之一。如此重大问题，事先事后均未与刘帅通气，急速报告毛主席，不料又被林彪等人所利用，参与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开展了全军性的 “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迫使重病在身的刘帅进京检讨。这些做法显然是不妥的。《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总结发言是彭德怀宣读的。他的这篇发言迎合当时“左”的思潮，把一些不赞成或抵制“批判地学习”苏军经验的思想，夸大为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进行了严厉批判。他当时不仅没有感到错误，而且认为讲得比较“有力量”。可是过了四年之后，1962年他被“罢官”后在吴家花园给毛泽东写那封长信（被称为《八万言书》）的时候，他开始认识到这篇发言和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是错了，是“言过其实”的，会后对萧克和训总一批干部的组织处理，“并非出于我的本意”。为此，他曾经嘱托他的侄儿彭起超，在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萧克道歉。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回到南京。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携眷从南京移居北京。前几天正好是军事学院建院八周年纪念日。离开南京的那一天，军事学院的许多领导干部到江边为老院长送行，并要送过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车站。    刘伯承执意不肯，他抢先上了船，向送行的人挥手告别。    渡船徐徐向对岸驶去了，而停留在东岸的人们久久不肯离去。他们远远地望着渡船，望着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长的身影，默默无语。渐渐地，渐渐地，渡船看不见了，老院长的身影看不见了。    这时，军事学院新任院长廖汉生，慨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1980年，主持军委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明确地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徐向前在全军后勤部长座谈会上又说：“建国以后，办了很多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对正规化吃了亏，二个是反教条主义吃了亏。”    聂荣臻晚年也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为当年蒙冤戴上“教条主义”帽子的同志摘帽，也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北京初秋的一天，新上任的杨得志总长，杨勇、张震副总长来到邓小平的家，就近期总参的工作向他汇报，并专门询问了“反教条主义”问题，请示如何处理这件事。因为当年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正是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他们都有些为难。邓小平听后当即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他坦然地回忆说：“当年我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辞，但是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我保护了刘帅。我曾对毛主席说，你不是说二野能打仗吗？没有司令员，哪有我这个政治委员，打仗主要靠司令员。”邓小平的这番话，在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也讲过。当林彪在会上说二野打仗主要靠邓时，邓小平说，不对，我只是个政治委员，没有刘，哪有邓？三位总长听了邓小平的话，如释重负，深为他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胸襟所折服。为在反教条主义风波中受到错误对待的将帅恢复名誉，终于排上了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    1986年10月7 日，刘伯承元帅久病辞世。邓小平至为悲痛，于10月21日写下了《悼伯承》一文。他在文中再次谈到了“反教条主义”问题：“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1986年10月16日，在刘伯承元帅追悼会上，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1958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