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柜雷电冲击试验:《凤凰大视野》?我的1976?大寒·伤逝 (上、下集)

《凤凰大视野》 我的1976 大寒·伤逝
(2011-11-09 15:41:21)
我的1976 大寒·伤逝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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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卫视11月7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整整三十五周年之前，在那一年的9月，当时的中国人被一条难以置信的新闻惊得目瞪口呆，毛泽东去世了，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因为长期以来毛泽东这个名字一直是作为旗帜作为光环存在的，他的去世将给中国政治带来怎样的变化。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东坡的这首诗不仅描绘了芦山，也描绘了作为个体无法目睹全局的那种窘境，尤其是当时的背景之下，然而时间过去三十五年之后，历史告诉我们，1976年在客观上成为了中国人命运转折的节点，这一年天灾人祸接二连三，但是在政治上终于出现了让人欣慰的变化。
四个现代化取代了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反右、文革等等政治内容也迅速消失，而这些变化究竟是怎么到来的呢，整个1976年人们生活、情感和信念又有着怎样的起伏跌荡，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寻访当年的新闻工作者，借着他们作为亲历者、记录者，同时还是思考者的身份，一起来重温1976这段特殊的时光。
解说：1976年元旦，按照文革以来的惯例，《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袂发表社论，题目叫《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看得出来当时的政府希望通过权威的两报一刊，给几忆失望的老百姓鼓劲打气。
王忠人（原光明日报国内部主任）：气氛很压抑，因为四人帮搞那些倒行逆施，不近情理的东西，所以特别是老干部，心情很压抑，就觉得文化大革命搞成这样子，到底是对不对。
贺延光（中国青年报记者）：林彪事件以后，这个想法就越来越多，是波毛泽东钦点为接班人的人，写进党章，写进宪法里的人，怎么突然间一下反目为仇，完全是林彪的问题，还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出了问题，开始怀疑。
解说：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年头，中国的局面依然是混乱不堪，两报一刊的信念献词引用了毛泽东1965年创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他是以极其自信的口吻，描绘出新中国的美好生活场景。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元旦社论以领袖的诗词为由头，试图让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继续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然而事实如何呢。
1976年1月8日，北京进入了那个冬天最寒冷的时候，如果按中国农历计算，这一天正是腊八节，是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意味着年岁之终，新旧交替，这一天又是佛祖成道之日，原本这是一个充满喜庆的日子，然而就在这一天的上午9点57分，北京医院传来一个极其隐秘而重要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去世了。
杨正泉（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那天我们正在放电影，中央电台政治处的一位干事高举成同志匆匆忙忙地跑去把我叫出来，在我耳边轻声地说了一句，出了大事了，让你赶快回去。
解说：杨正泉，当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副台长，他是最早听到周恩来去世这一消息的人之一，总理去世是极其震撼的消息，应该如何对待这一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上上下下都不敢怠慢。
杨正泉：当时是中央电台的全体职工都不知道，就我们三位台长知道，所以这个研究工作是我们三位台长关起门来在那儿研究，因为在上级没有通知我们可以公开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够传达的，但是我们必须做预案，必须为下一步的播出做准备工作。
解说：差不多就是在1月8日的晚上，中央各大媒体的负责人都收到了一个关于如何报道周总理去世的指令，让人意外的是这些指令非常不符合常理。
杨正泉：我们很吃惊，整个治丧期间，除了1月15日周总理逝世追悼大会的这一天停止文艺节目以外，其余的时间照常。
王忠人：姚文元给莫艾打电话，说是纪念活动不要到外边，还要抓好平常的学习，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周总理的逝世悼词还没出来，宣传规模怎么样现在还没定，你们先不要先做宣传，就这个意思。
解说：客观地说，周恩来与同辈的中共革命家并无本质区别，但他在现代中国政坛的惨烈浑浊中长期扮演一个相对温和，富有人情味的角色，尤其是在林彪垮台后，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攀升到顶峰，人们喜欢拿他与民间戏曲和小说中被神话的诸葛亮作比。
然而在周恩来去世之后，他的治丧规格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
杨正泉：这哪像是一个大国总理的治丧活动安排，它也不符合当时人民的心情人民的愿望。
解说：在文革的后几年，周恩来、邓小平成为四人帮批判的首要目标，他们掌握以《人民日报》为首的舆论宣传机器，一会儿反经验主义，一会儿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一会儿又是评《水浒》批投降派，最后汇集成巍为壮观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年代，四人帮凭借咄咄逼人的话语权，将周恩来逼迫到独木难支的困境。
张常海（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批林批孔还批周，周公就是总理，批林批孔可以，还来个批周公。
解说：周恩来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活跃了五十多年，穿越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无数个急流险滩，虽然伤痕累累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他长期以来勤政刻苦，委屈求全，使他在党内干部、党外人士和老百姓中有口皆碑。
窦春起（原中央新影配音演员）：我记得那时候是夏青同志播的那条消息，从那个时候知道总理去世了，然后就骑着自行车上班，这一路上觉得街上都不太一样，就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感觉人人心情都很沉重的样子。
解说：就这样，周恩来去世的消息首先通过电台向全国进行发布，同时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权威媒体也连夜印刷，向全国发布这一消息，影响1976年中国政局的第一枚重磅炸弹就这样投下了。
陈晓楠：周恩来的去世，对于本已是混乱不堪的中国政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人们无法承受失去总理的悲痛，然而内心的迷茫比悲痛似乎更加难熬，另一方面对于四人帮而言，他们谋权夺利的道路顿时开阔起来，他们迫不急待地开始采取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措施，从而也引发了人们多年来积累的对四人帮的怨恨最终大爆发。
四人帮的覆灭这是后话了，我们先来看看周恩来去世之后各方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贺延光：当时给人们带来一种绝望感，中央再没人了，能干的人已经没了。
王忠人：等于一个大厦支柱似的，他去世了谁能应付这个局面，四人帮这种状况国家是堪忧的。
方明（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了，整个社会是乱糟糟的，中国的前途是什么，人民的命运是什么，在那个时候心里真是一点底都没有，所以总理去世觉得非常悲痛，感觉一棵挡风的大树倒了，我们今后怎么办搞不清楚。
解说：当时的保育钧是《人民日报》的编辑，正在干校劳动，当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之后，他马上赶回北京。
保育钧（原人民日报编辑）：第二天就回到北京城里回到报社了，整个楼里就没一点笑声，说话也没大声，就是比死了爹妈还沉痛的这种心情，当时看到领导他们很紧张，左一个通知右一个通知开会，大家不要上街去，现在黑布黑纱已经脱销了，不必要纪念，不必要用这种形式来纪念，始终都引导，但是上面从鲁瑛以上的那些人，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别有用心。
解说：1976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人们仔细察看报纸上的每一句对周恩来的评语，他们希望自己敬重的总理也能够得到官方的认可，然而人们失望了。
贺延光：你如果说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可能对人们的心情还是一种安抚呢，说你中央还是肯定的，但是没有，那这些老革命、老元帅、老开国的 功臣一个一个去世，怎么评价他们，我们很注意，一般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周恩来不一样，周恩来顶到头了，后来我就想连周恩来干了这么一辈子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中国只有一个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是，只有毛泽东是，别人都不是，成千上万的人，大家这种情绪。
解说：像贺延光这样的读者绝不在少数，在人民的心目中一个人的葬礼规模和身后所能享受的哀荣极其重要，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指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才能做出结论，那么中央对于周恩来的评判是怎样的，当时的中国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保育钧：总理去世之后成立了宣传报道组，那是鲁瑛他们直接控制的，按照什么调子来纪念，调子规定了一条，对总理不提马克思主义者，只提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贺延光：共产党就是搞马克思主义的，搞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老元勋们一个一个都不能享有这个评价，那这个革命的意义在哪儿呢，联系到了怎么评价周恩来，联系到国家下一步的走向，你像我现在讲这个事，可能你们都觉得至于吗，真是至于。
解说：根据《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余焕椿回忆，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姚文元对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各国的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唁电的标题要缩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
保育钧：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代理人叫鲁瑛，他是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他当初是跟姚文元直接联系，是通过红机子联系，我们只是要知道上面什么精神，套用鲁瑛的话就是，鲁瑛从那个抽屉里拿个本本，抽出来看什么指示，再给我们念一下子而已。
解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尚且如此，其他报纸的情况就更加不能期待，像《光明日报》这样的报纸虽然是在周恩来的一手扶持之下成长起来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陈晓楠：当时就不让自己活动，不让对周总理的报道不能随便的，听新华社消息，报社统一掌握，群众来稿不让登报，群众自发悼念来稿不让登报。
解说：1月9日这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杨正泉一直守在播音机房，他亲自掌握着每一次总理逝世讣告的播出，希望能尽力做到不出差错，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最后还是出事了。
杨正泉：在治丧活动期间，中央电台应该停止播出一切欢快的文艺节目，包括音乐、戏曲、曲艺、歌曲，其他的一些戏剧文艺演出，因为在这个时候播出这样内容是不协调的，也不符合人民的心情的，治丧期间停止文艺活动是对一个生命的基本尊重，但是主管宣传的姚文元特意向电台作出指示，周恩来治丧期间文艺节目照常进行。
杨正泉：在播出讣告以后，相间隔之间过了一段播出了音乐，这时候马上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电话，严厉地进行质询、质问，最典型的是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一些职工，一些服务员打来的电话，好多是过去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为总理服务的人员。
他们说讣告我们听了，你们为什么不连续广播，你们为什么要播出音乐，你们是什么感情。
解说：跟杨正泉的尴尬处境相比，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姜云川似乎自由一些，当时作为新影厂的副总编辑，姜云川参与了拍摄周总理逝世纪录片的全过程，让人奇怪的是在拍摄期间，四人帮的人竟然没有对他们进行干扰。
姜云川（原中央新影编导）：一直到最后也没听到上级给新影下达指示，要拍个什么什么样的片子，没有。
窦春起：新闻电影工作者他有一种直觉，就认为很快要组成新闻记录电影的一个拍摄的摄制组，大家认为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会落到我们这些人身上，所以大家就等待着马上要开会组成摄制组工作，果然当天由当时的厂长钱筱璋同志主持会议，组成了一个拍摄总理逝世影片的一个摄制组，我被指定为这个影片的解说员。
解说：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窦春起：新闻纪录片组织拍摄这个工作很庞大的，这个队伍很庞大，上百位摄影师。
解说：这是总理遗体告别的情景，1976年1月10日，告别厅设在北京医院的一个临时的灵堂。
王忠人：一进那个北京医院的告别厅，外边就哭声一片，那里头那个时候根本控制不住，控制不住一片哭声，我们去那些人两个眼睛模模糊糊，看总理想看一眼，模模糊糊。
窦春起：我记得当时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女同志，甚至在那儿哭得都不行了，其他的人就把她扶着就出去了。
解说：周恩来去世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76年1月11日的下午，周恩来的灵车驶向八宝山，北京街头出现了感天动地的一幕，上百万闻讯而来的中国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在寒风中伫立街道两旁，含泪相送灵车，十里长街哭声震天，在那个擅长社会动员的年代，这一次在没有任何组织和串联的情况之下，北京人倾城而出，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怀抱婴儿的母亲，他们的脸上只有无尽的悲怆，他们压抑的泪水显示着情感没有出口，有一种不寻常的精神力量在暗涌着。
解说：关于十里长街送总理的记忆，在我们的寻访对象中个人的感觉大不一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杨正泉，这几天很艰难，自从上次播放文艺节目被听众指责之后，电台便停播了文艺节目，但这么一来新的麻烦也接踵而至。
杨正泉：连续三天没有安排文艺节目，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些人审定了节目以后，硬是要中央台播出三组歌曲，审定三组歌曲要中央台播出，这个播出的，8日没安排，9日没安排，10日没安排，这个播出的时间正好是11日。
这一天正是周恩来总理的遗体通过长安街到八宝山去火化的时候，这一天那个场面呢谁都不会忘记。
解说：总理灵车驶过，百万人挥泪而别，这是一种前无古人难有来者的场景，然而就在这种万人同悲庄严肃穆的时刻，杨正泉管辖的电台里竟然再次传来了欢快的文艺歌曲。
杨正泉：就在总理的这个灵车到达了八宝山的时候，也正是中央电台有一组歌曲播出的时候。
这件事一直等到过了好多年以后，我一直没有忘怀。
解说：时隔多年，杨正泉依然把这个事件看作自己职业生涯的耻辱，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这件事时，心情依然沉重。
杨正泉：有一个听众就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我曾经说那时候姚文元控制着舆论工具控制着电台，我们新闻界的人提出来一系列的要求都被否定了。
刘振英（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这个报道上面中央规定的，那就得按这个办，因为上面毛主席还在，至于毛主席当时身体怎么样，我们无从所知，但是主席在的情况下，中央形成的文件你不能有太多的怀疑，那么我长期养成这个记者习惯就是，在这种岗位上，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就按照中央这个报告的规格，那么就是两天的告别仪式，三天的吊唁，15日开追悼会，两天的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的这个太平间，地方非常小，我到了那个地方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总理为什么在这么小的地方告别，一闪念，也不敢多问，那两天是痛苦不堪。
解说：首都百万群众街头送灵车，新华社记者写出了长篇报道，先是被压缩到很小的字数，最后由姚文元下令，一个字也不准登，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可能因为新影厂还没有引起四人帮的重视，从而使得新影厂有了记录历史的机会。
窦春起：站在发电车上，那时道路两旁都是满满的人，形成一个夹道，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后来使用的好多特写，都会使观众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记得有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抱着孩子，还一个老太太白头发等等这些镜头，都让你很难忘掉。
解说：这些影像都是当年新影厂留下来的见证，窦春起在片中担任解说，回忆往事的种种情形，时至今日窦春起依然情难自禁。
窦春起：泪水模糊了我们的双眼，灵车割断了我们的视线，敬爱的总理呀，我们多么想再看一看您，再看一看您呐。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多么想念您，我们多么需要您呐。
陈晓楠：这就是1976年中国人面临的元旦新年，痛失总理的悲伤、政治气氛的肃杀、人们精神上的压抑，注定了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开年。
然而关于周恩来的逝世，故事还没有讲完，在随后的几天里依然变故频发，四人帮打击周恩来的动作始终高位运行着，他们似乎闻不到空气中的硝烟味道，也一定感受不到人们心中的怨恨，他们一如既往地高举高打，全然没有意识到所做的一切是在给自己挖下一个巨大的坟墓。
感谢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明天见。
我的1976 大寒·伤逝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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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1976，丙辰年，注定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不会被忘却的一年。这一年，天崩地裂，伟人谢世。这一年，是十年动乱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年，孕育着新时期的到来。在众多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中，有一件可能已经被人们遗忘，这就是发生在“十里长街送总理”与“四五天安门事件”之间的，震惊中外让当权派全力追查的“伪造总理遗言”案。
凤凰卫视11月8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当第二天消息传出之后，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各地家中悬挂遗像进行悼念，全国各种工作场所都举行了追悼仪式，在周恩来去世的六天之内，《人民日报》只发了两条消息，首都百万群众送总理的情况新华社只字未提，而是呼吁人们继续批判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批判地矛头直指邓小平。
邓小平当时被认为是周恩来遗志的继承者，他的铁腕整顿卓有成效，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于是四人帮在周恩来的丧礼上也做尽了文章，如何才能一箭双雕呢，也可谓是颇费心思。
解说：1976年1月14日，也就是轴额来去世之后的第六天，追悼会的前一天，全国民当时还处于失去总理的巨大悲痛之中，《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风马牛不相及的文章。
杨正泉（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你们想象不到，我们也没有想象到，登了一篇什么文章，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头条通栏大标语，等了一条《大辩论带来大变化》。
保育钧（原人民日报编辑）：这个稿子一出来我们大家都骂，扯淡。
王忠人（原光明日报国内部主任）：这稿子就是自稿，不是新华社的稿子，恰巧这天《人民日报》也登这个稿子，也登清华大学的稿子，后来就知道这是鲁瑛，《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和莫艾他们共同研究的。
解说：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前三版只字未提悼念周恩来，却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发表长篇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劈头盖脑第一句话就是，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保育钧：这个恶毒的用心很清楚，就想把对总理的悼念压下去，老百姓是不服，我们编辑部的人都不服，纷纷议论这个文章是怎么出来的，很神秘，不告诉我们。
王忠人：你堵住这个版面，有冲淡悼念周总理的气氛，叫大家注意力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解说：1月14日这天，正是悼念中恩来的活动在全国如烈火蔓延的时候，姚文元完全漠视人们的情绪，并且很得意的说，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这是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
杨正泉：我们中央电台新闻报摘的工作人员看了这篇文章以后，纷纷地提出来我们不能广播，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但是经过请示还是要播出，当一播出了以后，群众来电话纷纷地指责，什么狗屁文章，我们关心的不是这种教育革命的变化，我们关心的是总理逝世。
解说：周恩来的去世就像琴弦的断裂，在此之前的十年，中国人的神经已经绷得太久太紧，当时的氛围像极了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一个经典场面。
1832年法国同情穷人的拉马克将军病逝，迅速点燃巴黎街头的革命风暴，而此时的中国民众情绪积聚压抑已久，急需寻找一个出口。
保育钧：总理去世之后，我们这些个普通的编辑记者，总觉得中国的一棵大树倒了，总理去世了之后谁来当总理接替他，我们是关心的这事情。
解说：随着周恩来的去世，一个巨大的疑问萦绕在中国人的心中，那就是中国往何处去，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政治分歧已经泾渭分明，在体制内的正式场合，四人帮的势力通过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宣传工具，保持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在体制外的私下交流中，周恩来、邓小平成为同情和拥戴的对象。
贺延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就那感觉，因为中国人把自己的前途、命运都寄托在领袖人物身上，所以周恩来苦撑危局，现在又走了，那中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些文化大革命的新贵们上来之后，折腾了十年，周恩来一去世我们基层就觉得，周恩来苦撑危局这个局面就很容易被打破，邓小平又下去了，周总理又去世了，那谁，叶帅他们身体不行，也是靠边站了，当时也是靠边站的。
解说：在众多的情绪中，对邓小平的期待占据了重要的部分，此时的邓小平正处于火山口上，作为文革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文革中被打倒，林彪事件后复出，务实治国的邓小平以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在党内闻名，在价值取向上，他与周恩来有更多共同语言。在1974、1975两年中，周、邓二人针对濒临解体的各行各业进行整顿，全国形势迅速好转，人们在文革浩劫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贺延光：邓小平上台以后抓住几件事，就是工业整顿、农业整顿、铁路、军队，这一整顿就是，所谓一整顿就要把文革期间这一些乱象要截住，要走上一个比较正规的轨道，这个东西是很得人心的，当然不光是老干部，我看包括很多工人，我在工厂我都了解这个情况，基层的干部，基层的工人都是非常拥护的。
解说：但是时间到1975年下半年以后，局面又起变化，1975年1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再次受到批判。
贺延光：不满，对社会、对现实不满，对文革不满，对打倒邓小平不满。
刘振英（原中央人民光报电台记者）：由于大家对周总理那个情绪没有发泄，对小平同志有一定的期望，他就不愿意去批，比如说各单位包括社区老太太，说开批判会，好啊，走啊，批邓小平同志的三项指示为纲去，她就笑着去批，所以这是个民意，批邓那个反击右倾翻案就开始批了，江青在会上就开始开始公开点邓小平名，公开骂他，去年怎么压制她，就讲这些东西。
陈晓楠：如何安排周恩来的葬礼，成为了政治博弈的手段，民间在苦苦地期待中央的表现，中央在四人帮的掌控之下，力图压制治丧规格，而我们的主人公们，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的这样一线记者和编辑们，一方面承受着民众的热烈情绪，另一方面又在承受着四人帮的巨大压力，可以说处于两难的困境。
接下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人们所有的疑问、政治博弈的结果都将在追悼会上体现，比如说邓小平会不会主持葬礼呢，毛泽东会不会亲自来到现场等等，有一系列未知的问题。
解说：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周恩来的骨灰撤往人民大会堂，准备第二天的追悼会。
窦春起：有几个事情让我一直不能忘掉，一个是军乐团的同志们，他们在那儿现场演奏乐曲，后来我在那个地方听说，他们嘴都吹肿了，吹了几天，吹号的那些同志，后来他们说是不是休息吧，咱们放录音行不行，我现场听到他们在那儿议论，他们说军乐团同志不同意，说我们不能放录音，我们一定用我们现场的声音，来完成这个任务是非常感人的。
后来，特别是晚上，那天吊唁结束了，晚上就结束了，邓大姐来了，邓大姐来了以后要把骨灰盒抱走，把它要移到大会堂去，我看邓大姐抱着骨灰盒就往出走，因为总理的车停在院子里，她往出走说了一句话，我至今就忘不了这句话，她说我抱着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大家表示感谢，深深鞠了一躬，就走下台阶上汽车了。那天应该说在场的人大家都哭了，大家目送着邓大姐走上汽车。
解说：1976年1月15日，是周恩来追悼会进行的日子，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港口船舶汽笛鸣响，持续了三十七分钟，长航医院的高音喇叭冲着市委大楼播放哀乐，既是悼念也是示威，上海市委下令调查，人们的回答是，悼念总理如果有罪，你们可以开除我的党籍，上海的情形是当时人民悼念周恩来的缩影。
杨正泉：我们要求转播1月15日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的实况，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被同意，都没有被批准，姚文元的口实就是说，治丧规格是经过毛主席圈阅了的，任何人不能够再提以外的要求，当时我们不知道毛主席是病成那种情况，而姚文元是打着这样一个旗号来压制大家的，我们不能够不听，到后来我们坚持提出来应该转播追悼大会的实况，甚至中央电视台提出来，要播出周恩来总理视察邢台地震的时候的一个纪录片，这个都被扼杀了。
姚文元说再向中央提出这种要求，就是向中央施加压力。
解说：追悼会最终还是没有向全国直播，人民大会堂进行的追悼与民间的自发悼念不一样，这里充满着强烈的政治意味，首先是追悼会主持人的人选问题，选谁才是最合适的呢，邓小平的名字再一次涌现在人们的心里。
王忠人：在中央一层领导，大家推都推邓小平，因为他的身份是，他是代总理还是副总理，他是副总理，就是他有这个资格做这个，他又是军委的参谋长，他地位高，中央副主席，别人不能代替，所以周总理非得有这么一个人，你规格太小不行，四人帮的意思想叫张春桥做，张春桥也是副总理，但是老帅不同意，老将不同意。
杨正泉：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下午三点举行，我们参加追悼会在那个会的现场，三点钟到了，追悼会没有按时开始，大概推迟了将近十分钟，因为那时候不让我们转播了，我们都在现场，现场的人都在思念着一个问题，所以推迟是不是在等待着毛主席的突然到来。
因为当时陈毅副总理去世的时候，毛主席是不期而至突然的出现的，这一次就想到会不会等待着毛主席到来，但是推迟了十几分钟，毛主席没有来。
解说：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解说：让很多老干部和老百姓耿耿于怀的是，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来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当然1976年初的毛泽东已经风烛残年、步履维艰，但就是在此前的半个月，他还刚刚接见过尼克松的女儿、女婿，当时的报纸、电台都有广泛的传播，当时参加追悼会的所有人希望毛泽东能够像四年前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那样，来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杨正泉：后来我们知道这时候的毛主席根本就不能行动了，就不能动了，后来追悼大会开始，邓小平致悼词，大家很沉痛地一一地走到，总理的遗像和骨灰盒前鞠躬、致哀。
解说：就在追悼会进行的同时，北京市民自发地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几万的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追悼会结束后的晚上八点，周恩来的骨灰撤走，后来撒在了中国的大地上，为什么周恩来坚持不留骨灰，有一个当时作传说流传，后来得到验证的说法。
刘振英：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这是我自己的可以这样说，我自己的分析不一定对，就说在身后很可能不会有太好的结果，以前我不敢说的，现在大家也都公开了而且也是事实，比如说在305住院，跟医务人员在那儿坐着，大家最后一张要合影照相，我没去，他回来都跟我说了，说总理提出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在身后，谁也别在照片上，我的这个脸上打个叉就行了。
解说：周恩来去世并没有为自己换来宁静，在他身后四人帮的攻击一直没有停止，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文章《孔丘之忧》挖苦悼念周恩来的民众。
王忠人：说是让旧制度的维护者、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哭天抹泪去，他敢在报纸上公开就反对周总理，反对全国人民哀悼周总理，他敢公开这么讲。
解说：针对周恩来的攻击，并没有因为他的去世而停止，如今看来所有的一切无非是政客们在非常环境下使用的非常手段。
陈晓楠：周恩来走了，但是人们心中还有很多疑问没有解决，比如说周恩来留下遗嘱没有，人们都知道周恩来要求把他的骨灰撒掉，但是他临终之前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吗，似乎不太可能，后来人们就开始大胆猜测，周恩来的遗嘱肯定是被有些人封锁掉了，果不其然到了二月份，首先在杭州出现了一份总理遗言，很快这份来历不明的遗言得到了人们极大的认可，到三月底，全国各地都有成千上万计的抄本，甚至还有一百多家国外电台播发了这个遗言。
那么这份总理遗言到底来自何方，它是如何出台并且获得认可的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将视线投向遗言最早出现的地方，杭州。
解说：主席、中央及政治局同志，我动一次手术以后，病情虽有短期的稳定，自下半年开始癌症已广泛扩散，虽然还好，但离开见马克思的日子确实不太远了，洪文同志，几年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解决问题上提高都很快，都此我极为高兴，我们党后继有人，洪文同志今后要多抓全面性的问题，处理还要果断，为党多做工作。春桥同志能力强，国务院的工作、小平、春桥要多商量。
这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总理遗言，它在一个月之内以手抄油印的方式传遍了中国的每一个地方。
贺延光：因为那个时候你把邓小平给打倒了，非常失民心，失党心，总理的遗言里边又有为邓小平，肯定邓小平，为邓小平说话这个内容，那和大家就能引起共鸣，所以这个它就传开了。
袁敏（总理遗言案亲历者）：我看到的是等于说，我哥哥就拿回来来了，给我爸爸看，给我看，给我姐姐看，我们看了以后也是，就抄，抄了以后再给我们的同学看，再给我们朋友看，就这样滚雪球一样的，一下的很快地传遍全国。
解说：袁敏是《江南》杂志的主编，关于三十五年前的那件总理遗言案，她见证了全部过程，并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写成了一本书。
袁敏：我当时是杭州织锦厂的工人，遗言制造者蛐蛐儿，他是杭州汽轮机厂的工人，蛐蛐儿和我哥哥，我哥哥当时是杭州半山发电厂的工人，然后还有我书中写到的大耳朵，他是农场的工人，还有阿斗，他是兵团的战士，都是当时的一批热血青年，他们可能就比一般的民众会对政治更加关心，对祖国的那种政局和那种前途，他们可能会比一般的老百姓更多地关注，经常这帮青年聚集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然后议论时局，然后如果听到什么小道消息，那也是互相传达。
解说：当时的青年人最热衷的就是议论国家大事，袁敏的哥哥就有这样一帮热情似火的朋友。
袁敏：总理遗言出笼是2月5日，这个我记得很清楚，那么就是在这段时间是这帮青年人最频繁的聚会的时候，就议论到总理死的时候会不会留下遗言，如果留下遗言的话总理会说什么，大家都知道总理没有子女，他不可能给自己的子女留下什么遗言，那么他如果说留下遗言的话，肯定是对自己的国家，对爱戴他的人民，他可能会留下什么话，大家是猜测，然后就是想。
解说：1976年2月5日，袁敏的哥哥从朋友手中得到一份总理遗言，朋友告诉他是这是自己在别处抄写的总理遗言，事后来看，这是总理遗言的第一次传播，袁敏的哥哥当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份总理遗言的原创者竟然是自己的好朋友蛐蛐儿。
袁敏：蛐蛐儿的情况，他是我们这一拨年轻人当中，我们就是叫他风流才子的，长得很帅，一米八几的个儿，然后很浑厚的男中音，特别标准的普通话，就女生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但是他最突出的才能就是他的文才，文章写得非常漂亮。
解说：这是一份让人激动的文件，遗言内容情真意切，措辞中肯，文中对上层的政治心态和语言描述得又是那么得体，谁都没有怀疑遗言的真实性，蛐蛐儿也保守着自己的秘密，看着总理遗言流传越来越广。
1926年，我和恽代英同志分别时，他说当中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我们能活着的人一定要到死去的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们，死者会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我总想着用什么来向他们汇报呢。
在弥留之际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们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展望本世纪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这一段话把周恩来的亲民形象，把人民的幸福生活尚未实现，愧对先烈的悲哀，把扭转阶级斗争迈向现代化的憧憬刻画得荡气回肠。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关于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请小平同志致悼词。
袁敏：迎合了人民群众普遍心中的愿望，肯定邓小平了，邓小平还能继续出来工作，因为邓小平那个时候实际上他整顿，就是改革，抓生产，老百姓生活太苦了，你再怎么抓革命，不生产的话，老百姓最后吃西北风去了，所以大家最最迎合，还有一个就是非常迎合人们，就是总理最后说的，就是骨灰不要保留，撒掉。当时看了以后，大家都是潸然泪下的，就觉得总理一生清贫，也没有孩子，最后连骨灰都不能保留，撒掉，大家觉得这个撒掉，实际上也有对自己身后的政局的担心。
解说：总理遗言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在国外甚至有一百多家媒体进行过报道，这种局面让四人帮非常恼火，他们决定查清此事，后来被称为总理遗言案。
袁敏：他们就认为这个遗言，不可能是一个二十三岁的毛孩子做出来的，背后肯定有幕后策划者，就一定要把背后的老家伙抓出来，当时张春桥就说司机背后有首长，儿子背后有老子，一定要把幕后的策划者抓出来，二十三岁青年工人，怎么可能写出那么模仿总理模仿得那么像，而且写了那么多都是那种，一看就是对中国的革命斗争历史和中国的政治有相当了解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解说：关于总理遗言案的结局，依旧没有摆脱文革式的悲剧，四人帮依旧用简单粗暴的方式，首先逮捕了袁敏的哥哥，然后找到蛐蛐儿以及照片上的所有人，再后来全国涉案人数竟然高达四五千人。
陈晓楠：周恩来的去世给中国人的1976抹上了无限悲情的一笔，自从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民众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胡风案，到反右、反右倾、社教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二十七年间从未平静。
厦门大学前校长政治学家王亚南曾经尖锐地评价过七十年代，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几个骗子在统治一群哑巴，但是随着周恩来的去世，哑了几十年的中国民众突然在不久之后开口了，呐喊了，并且在天安门广场掀起了一股充满力量的浪潮。
感谢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我们关注的是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的天安门事件，明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