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曲梁剪应力:命运与文化（一）

　　人类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两个亟待回答的最重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还可归结为一个问题：文明向何处去?中国的方向必须和人类相一致，而不能和人类分道扬镳，不能自外于人类。

　　人类急需实现文明的新跨越，中国的发展最好能够和这个新跨越同步，而要实现这种同步发展，中国就必须成为人类文明新跨越的主要推动者。否则，这种“同步”是不可能的。

　　文化是人类对待命运的态度和把握命运的方式。命运意识是文化的源泉和土壤，叩问命运的结果，就是信仰，就是文化。《圣经》和《易经》都是直接导源于命运意识、直接解释命运现象的，同时又规范了人的行为准则。

　　今日之中国，乃是权力狰狞、命运裸奔的国度。破解这个宿命的过程，便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个人自治、自化基础上的官民互治、互化体制，就是新文明的制度形态。

　　未来的新文明，应当是对当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回应，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破解，否则，就不可能实现文明的跨越和更新。所以，新文明的出发点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人类是不是“命运共同体”?目前尚无确实的答案。

　　“命运共同体”的起码标志，是有统一的意志和目标。抽象而言，人类应当成为“命运共同体”，而事实上，人类并没有成为一个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人类究竟能不能形成“命运共同体”，现在还很难说。当今世界还处于“各国其国”的状态，国际社会普遍奉行“利力主义”原则，即国家利益至上，以利益为目的，以实力为后盾，唯利是取，唯力为恃。各国政府虽然承认人类共同利益，但是，一旦人类利益与本国利益冲突，他们就会断然牺牲人类利益，这就是 “个体与类的矛盾和斗争”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吧?人类能解决这种矛盾和斗争吗?如果能，新文明就会出现;否则，就不可能有什么“新文明”，人类只能这样混战下去，直至“霍金预言”应验——人类文明毁灭。

　　“利力主义”价值观是“生存斗争”的直接反映，为了生存而斗争，以斗争的方式求生存，是迄今为止全部人类历史的主题，也是现有文明的本质。斗争必然导致利害算计、暴力崇拜、谋略崇拜、英雄崇拜和权力崇拜，等等，这些观念反过来又加剧斗争。

　　人类能否超越现有文明，能否超越“利力主义”价值观，关键在于“利力主义”能否自我否定。“利”就是物质财富，就是资源。“利益争夺”会自我否定吗?无人抱以奢望。鹰多食少，不争则死。但如果资源约束破解了，争夺和占有就没有意义了。“资源约束”能破解吗?当人类有能力“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的时候，就没有“资源约束”了。人类能“再生产自然界”吗?这需要用现代科技发展来论证。我相信新的科技革命即将到来，人类操纵原子将轻而易举，那时一切都是资源，物质和能量都能循环利用。

　　“力”就是物质力量。“实力主义”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吗?穷兵黩武者都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今天的战争已经走向同归于尽的境地。人类为什么不能汲取这个教训呢?因为，强者必凌弱，弱者必被欺，这个局面没有改变。要改变这个局面，必须在防卫措施上实现“人皆不可战胜”。暴力冲突都是由进攻引起的，只有断定对方可能被攻破、被伤害、被消灭，才会发起攻击;如果明知对方不可击破，进攻就是徒劳的(“非攻”)。战争的目的是“你死我活”，而不是“你活我死”，“自杀式恐怖袭击”是“你死我死”的战争，这是暴力对抗的最后样式。个体防御能做到坚不可摧吗?这需要科学做出论证。

　　让所有个人都“免于恐惧”，是现代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目标。怎样才能确保个人“免于恐惧”呢?如果法治不能杜绝犯罪，那就必须重视个人防卫。只有当国家也无力剥夺个人生命时，个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人”。

　　我相信，人类将把防卫的重点从国家转向个人。

　　打破资源约束，“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彻底解决了“生存”问题;实现“人皆不可战胜”，彻底消除了“斗争”的意义。一旦社会发展到这个高度，“利力主义”价值观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取代阶级社会的是“自由人联合体”，取代国家主义的是“人类主义”，取代“利力主义”的是“义道主义”。这些就是“新文明”的基本要素。

　　群体对于个人越重要，它对个人命运的制约就越牢固，这是理解个人命运与家庭、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基本理论依据。家庭是人的存在方式，因此，个人命运始终和他的家庭死死地绑在一起。这为控制个人提供了最便利的“锁钥”!“绑架人质”就是利用这把“锁钥”的经常方式，专制暴政同样牢牢抓住这把“锁钥”。一旦个人命运从家庭中“解锁”，专制统治者必然为之恐惧。然而，“生命本能”使这种“解锁”成为不可能。这就是命。

　　家庭以血亲纽带“绑架”了个人命运，国家则以暴力手段控制个人及其家庭的命运。

　　超越国家似乎是不可想象的。超越国家首先要废除国家，国家终究是要消亡的，它的存在不过短短数千年，人类的目光岂能囿于“一瞬”?国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它的消亡创造条件。没有国家，还有神圣的“国家利益”和“国家主义”吗?过于强烈的国家意识，严重地阻碍了文明的更新。国家消亡并非不可思议，要不了200年，国家不亡则人类将亡!我们只要看看20世纪的科技发展就可以理解了，再过100年，科技将会达到何种程度?再过200年呢?那时候还有“国界”吗?“国界”还有意义吗?如果一个人就可以消灭一个国家乃至人类，对抗还有意义吗?还有强国、弱国、大国、小国之分吗?

　　“人心惟危”，人心做好这种准备了吗?人类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吗?“人心”和“道心”应不应该再度得到重视?

　　“自由人联合体”、“大同世界”、“上帝之城”，这三个东西完全可以融为一体，成为人类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信仰。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在“大同世界”，在“上帝之城”，还有“生存斗争”和“利力主义”吗?还有国家利益和国家主义吗?会有上百亿的人口吗?

　　放任人口无限膨胀，是“人道主义”吗?人口规模能否大幅度削减?

　　破解资源约束、人口规模和个人防卫三大课题，是新文明诞生的决定因素。

　　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它们的终极理想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实现的途径。中国文化主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我们应当对“大道”做出现代的解释，应当补上“道统改革”这一课。一切能够增进所有人类福祉的主张，都是“大道”，科学发展是“大道”，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也是“大道”的应有内容。西方有“宗教改革”，我们也应当对“道统”进行改革创新，而不是彻底抛弃。中国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不能没有“道”。宗教具有绝对性和超越性，“道”也是绝对的，是超越于“形而上”的;宗教指向彼岸和天国，“道”则贯通于此岸-彼岸、人间-天堂。西方人把命运交给上帝，中国的观念认为，“道”决定命运，“道”是为人类命运铺设的，“道”的状况决定命运的状况。“上帝”是神学的范畴，“道”是玄学的范畴，“上帝”还活在人们心中，“道”为什么不该保留呢?

　　人行为道，行道为人。所以，“道”以人为目的，把人当人看待。极权专制暴政，完全否定人的权利和命运，是害命的、“无道”的政治，随时随地都是人人讨伐的对象。国家是专制主义者最喜欢的工具，国家出现以后，“大道”便隐去。

　　以“道”化人心、化天下，就是中国的“政治”(这更像“执政”——“治道”)，这个思路没有价值吗?社会要治，也要“化”，问题是谁化谁，怎么化，往哪化?民主法治是“化”的保证，自由则需要“自化”的能力。

　　有道治无道，有道化无道，道失求诸民。在无官不贪、无官不暴的时代，官场无道，政治无道，道只在民心中，以民治官，以民化官，是拯救现实的主要途径，若继续由官治民、化民，必使全社会沦为“无道之世”。

　　人类新文明，是以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成果为主要成分融合创新形成的、烛照并拯救所有人命运的“义道主义”或“人类主义”，这种文明将扬弃由阶级、斗争、利益、家庭、国家等派生的所有观念，它是当代人所难以想象的。

　　这些近乎玄幻的“空谈”，与严重物化的大众心理格格不入，但我是从命运入手的，抓住命运就抓住了现实，只有对命运的玄思，才能发现信仰，洞见未来。

　　只有和人类的未来相一致，才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文化创新和发展首先必须明确的问题。我们应当抛开各种禁忌，充分展开理性思维，审视现有的一切文明，展望人类可能的前景，寻找人类共同的理想，破解人类的“囚徒困境”。

　　文化创造的原动力，是命运意识的觉醒，只有从命运切入，才能发现新文明的生长点。个人命运与人类命运的一致性，以及对这种一致性的自觉，就是新文明的生长点。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当是全新的价值观，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西方政治观念，市场经济观念，传统伦理观念，等等，都不能视为“先进的”，尽管我们在这些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价值观不应局限于当前的现实，应当超越现实，超越国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