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首次公开发表18年前所撰写复关文章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10日11:36 南方日报 1999年11月25日，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WTO达成协议。
龙永图

　　2011年是中国入世10周年，距1986年提出“复关”25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举办了“龙行天下，风起南方”中国入世十周年总论坛，龙永图应邀出席，在会上讲话引用了几段他在1993年一本内部刊物上写的文章的几段话。

　　龙永图表示，“近20年了，那时写的关于“复关”的文章应该是比较真实的，况且是为一个内部刊物所写，可以更坦诚一些。于是想起把这篇文章首次公开发表，纪念入世十周年，同时让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了解当年谈判的一段历史，并从中得到一些宝贵启示。”本报略作删节刊登，以飨读者。

　　●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市场法则、价值规律，因此经济运行的机制只能是市场经济；中国不应例外，否则中国经济就按另一套规则在运行，从而难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

　　●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入关导致民族工业衰落和破产。

　　●我们面临的特殊挑战是：各级政府能否改变观念，简政放权，在逐步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市场规则过程中，使企业成为真正自主经营的产权主体。

　　2011年是中国入世10周年，距1986年提出“复关”已25年，“入世”也十年了。前些日子，我参加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举办的“龙行天下，风起南方”中国入世十周年总论坛，应邀在会上讲话，引用了几段我在1993年一本内部刊物上写的文章。近20年了，那时写的关于“复关”的文章应该是比较真实的，况且是为一个内部刊物所写，可以更坦诚一些。于是我想起把这篇文章首次公开发表，纪念入世十周年，同时让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了解当年谈判的一段历史，并从中得到一些宝贵启示。 ——龙永图

　　“复关”，这是人们对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一种高度概括、形象的说法，极生动地赋予了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深刻含意——那种中华民族迎接巨大挑战的勇气和决心。正因为它的简明和深刻，近年来几乎街头巷尾、大小报端都在谈论“复关”。

　　谈到“复关”，人们自然回想起20多年前，我们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胜利进行的一场外交攻坚战。这场斗争历经数年，排除万难，终于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微博)的合法席位。当时，中国掀起了一股“联合国热”，世界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标志着中国重返世界政治外交舞台，中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随后，中国陆续恢复了在联合国系统内十几个国际经济组织和专门机构的合法席位。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在经济上闭关自守，发展经济也没有置于国家工作的中心地位，中国进入世界各经济组织的工作没有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

　　1986年起，中国开始寻求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那时，恢复谈判主要作为一场外交斗争在进行，目的是重返最后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由于是外交斗争，谈判由一个很小的班子在日内瓦进行，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谈判进程鲜为人知。

　　开始几年，在日内瓦的谈判班子面临极困难的形势。最大的困难是关贸总协定把市场经济奉为最高准则；而我们对市场经济则讳莫如深，谈虎色变。由于在市场经济这个根本问题上无法突破，谈判只能局限于研究策略的变化，推敲措词的应用，这就注定了谈判僵持局面的持续。

　　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以雄伟气魄打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所特有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这次思想大解放，不仅打破了传统中国经济体制的精神枷锁，同时解放了在日内瓦关贸大楼的谈判者们。中国谈判者和外国对手终于在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谈判开始进入真正的对话。

　　与此同时，我国的谈判者们意识到，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将对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带来深远影响，为了做好恢复总协定地位的工作，对外谈判必须与国内的准备密切配合。于是，经贸战线的同志及研究关贸总协定的专家们，在丢掉了“莫谈市场经济”的包袱以后，大胆走向社会，全力宣传中国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实质上就是要使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逐步融合，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逐步接轨，而这个“融合”和“接轨”的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必须搞市场经济。

　　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后，人们更关心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谈判，热烈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迎接世界市场挑战的重大问题。

　　人们逐步认识到：如果把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地位说成“复关”，这个关就是世界市场经济的大关。由于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十四大的巨大影响，使中国重返国际经济贸易组织这个政治外交课题，同时变成了事关改革开放大业的经济问题，使恢复在关贸总协定地位的工作与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联系起来。这不仅给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工作赋予了丰富内涵，而且在政治和外交斗争为经济这个中心服务方面，向我们提供了新的经验。

　　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加入关贸总协定，首先要接受关贸总协定对它的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关贸总协定带有强烈契约性质，它的成员不叫“成员国”，而称“缔约方”——签订合同的一方。这个“合同”就是关贸总协定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制定的管理和调节国际经济贸易运作的一整套国际规则。由于它的契约性质，关贸总协定在接受新缔约方时，就要认定申请国是否具有履行这一套国际规则的基本条件。对关贸总协定来说，这个基本条件就是申请方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因为几乎所有缔约方都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和规则运行。如果申请方不实行市场经济，新缔约方将会游离于关贸总协定管理的世界市场之外，只有象征意义。

　　为了认定中国复关的资格，关贸总协定在1987年11月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组”，着手审议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

　　按过去的观念，中国不能在国际组织接受其他国家对自己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那意味着“内政的干涉”。然而，1987年的中国毕竟已对外开放近十年，我们逐渐认识到要对外开放，就要外界了解中国，包括了解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何况实施对缔约方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机制，是关贸总协定的国际惯例。于是中国的谈判班子开始在日内瓦接受“审议”，面对一百来个缔约方铺天盖地的问题，“审议”过程很艰苦。

　　中国谈判者的最大困难是怎么解释清楚现行的经济制度，既不能说是搞市场经济的，又要说明现行经济制度使我们有能力履行关贸总协定这套以市场经济为根本的国际规则，因此应该尽早恢复中国的缔约国地位。

　　当时，我们把中国的经济体制说成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这一提法引发了无数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在经济运行时，有时以计划为主，有时以市场为主，这就造成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作为基本的经济运行机制，计划与市场不可能结合，不是计划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面对这些质疑，中国的谈判者试图说明计划与市场是可以结合的，但同时又在思考：在中国，整个经济运行遵循的基本规律是什么，这个规律所决定的基本运行机制又是什么？

　　关贸总协定的许多缔约方指出，在社会化生产发展到今天的世界经济，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是市场法则、价值规律，因此经济运行的机制只能是市场经济；中国不应例外，否则中国经济就按另一套规则在运行，从而难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重返关贸总协定的前提条件尚不存在。

　　这的确是对中国经济体制一针见血的“审议”。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无法接受这一判断。直到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和十四大召开，我们才逐步认识到：作为经济的基本运行体制，我们必须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之间选择，而标准是是否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我们还认识到：无论在什么国家，什么社会制度下，经济运作的市场法则、价值规律、竞争机制等都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属于客观范畴的规律；而计划只是国家用来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属于主观范畴的行为。如果计划要和什么结合，它应和国家的财政、税收、价格、金融等政策结合，成为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经济运行的基本体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不能相提并论。

　　由于这一认识上的重要突破，谈判者在十四大以后举行的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一般特征来说，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并不存在根本区别。所不同的只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是一次经济理论上的突破，在关贸总协定这个信奉市场经济为经典的世界经济贸易组织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社会主义中国同样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不仅使中国在重返关贸总协定这个国际组织方面，而且在走向世界经济一体化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经济和民营经济“接轨”在理论上、观念上的障碍已经扫除，“接轨”只是时间问题了。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市场

　　根据关贸总协定的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加入时，还必须同各缔约方签订一个议定书。并进行一系列关税和非关税减让谈判。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同我方举行这些谈判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中国全面降低关税，并逐步减少包括进口许可证、配额、审批、计划这类非关税措施，使中国市场更大地向世界开放。与此同时，概括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中国在复关后将享受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过去四十多年来经过谈判所达成的各种优惠贸易条件，使中国更广泛地进入世界市场。

　　既要向国外打开中国的市场，又要进军世界市场，这对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双重挑战。当然，打开中国的市场，并不就是“国门大开”、“洋货泛滥”。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者们将按照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制定健全的符合国际规范的关税税率体制，同时参照国情，对一些进口品保留必要的非关税措施。

　　但是，关贸总协定不允许缔约方对自己产业进行长期保护，确需保护的，也必须有取消保护的时间表。1992年的中美市场准入谈判，实际上可以看作中国放关过程中关于关税和非关税减让谈判的一次前哨战。这次谈判后，中国对外承诺了取消一系列产品的进口许可证的时间表，比如复印机，中方承诺3年后取消进口许可证，这就意味着向中国的复印机行业亮出了“黄牌”——必须在3年内完成行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降低成本，提高质量，3年后在世界市场上和各国的复印机企业全面竞争。

　　中方还同关贸总协定各缔约方进行广泛的关税和非关税谈判，通过这些谈判，更多产品列入国家取消保护的时间表内。这个时间表无疑对中国广大的产业部门加速参与国际竞争，产生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许多人怀疑，中国能不能经受得住这场国际大市场竞争的考验。

　　带着这个问题，谈判者在日内瓦曾向众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请教，请他们谈入关的历史经验。经验教训尽管不同，但有一条基本结论：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入关导致民族工业的衰落和破产。道理很简单，每个国家都有关税“守关”，还有一套国内的法律“保驾”。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经济中，企业适者生存，竞争和淘汰的结果，总会产生一批有活力的企业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并使整个产业结构合理化。

　　一个拉美发展中国家代表告诉我们，入关前他们曾犹豫重重，在关贸总协定已经同意他们入关的情况下，还在关外徘徊了7年，就是担心自己的工业被冲垮。然而，一旦入关，他们却发现自己企业的表现之好异乎寻常。有竞争能力的企业迅速“出关”，打入国际市场，竞争能力较差的企业极力与国外投资者合资合营，壮大发展自己，一些没有竞争能力的企业转向第三产业，如玩具工厂迅速转为经营玩具的公司。当然，也有一些企业破产，但带来的总体失业率不高于入关前。用他们的话说，入关的过程成了经济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催化剂”，入关以后企业变得更有竞争力。

　　当然，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受入关的考验方面，我们有独特的优势，也面临特殊的挑战。

　　我们的主要优势在于，在遭受国外产品冲击、出现某些社会问题时，我们的制度具有更大的弹性来吸收、消化和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面临的特殊挑战是：在现代的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下，各级政府能否改变观念，简政放权，在逐步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市场规则过程中，使企业成为真正自主经营的产权主体。一大批自主经营、追求效益、充满活力的企业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关键，也是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

　　中华民族勤劳坚毅，国人发明创新与经营的特点在世界上有口皆碑。通过改革，企业一旦获得全面参与平等竞争的权力和机制，通过对外开放，特别是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后，企业又进一步取得更广泛地参与世界市场竞争的平等机会，整个世界都会惊异地发现，中国的企业、企业家将前所未有地进入世界市场，并在竞争中经受考验。通过复关，提高中国企业素质，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向世界市场的运行规则靠拢

　　关贸总协定不仅是一个国际经济贸易组织，而且是一整套规范世界市场运行的国际规则。关贸总协定成立四十多年来，通过八轮多边贸易谈判，达成了众多的国际协议、守则、公约。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又有一大批新的国际协议和规则出台。由于世界市场运行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经济贸易不断深化，新问题层出不穷，不断出现新的市场规则，这是必然趋势。

　　由于关贸总协定的这一重要特点，复关就有两层意思。除了重返世界最有影响的国际经济贸易组织，还意味着我们将承诺在对外经贸工作中按关贸总协定的一套国际规则办事。要按国际规则办事，国内必须有一套与之衔接配套的国内经济立法。在这方面，谈判者们面临着不少困难。至今中国还没有一本外贸法，更不要提诸如反倾销法、反补贴法等更细的法律规则了。法律不健全，不仅使我们在处理双边国际经贸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也使人们在复关谈判进程中不能充分利用法律的武器。

　　加快经济立法，不仅是复关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完全一致。现在，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一个道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制定并实施一整套确保市场秩序的法规体系，这样处在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企业、个人的行为才能有法律的规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把加快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任务，这是极其正确的。这一决定，必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的入关进程。我国迅速形成一套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规则，将加速我国的对外开放，为我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接轨创造最重要的条件。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自从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上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以来，大多数缔约方都认为中国入关的条件已经成熟，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表示要加快中国工作组的谈判进程，使中国尽快恢复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但少数西方缔约方却仍在制造障碍，拖延谈判，并散布中国入关的悲观论调。他们制造种种借口，但归根结底是怀疑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在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中国是否可以真正实行市场经济。这当然是把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的惯用手段，而政治化是直接违背关贸总协定这个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的宗旨和原则的。

　　由于市场经济是在私有制社会里产生的，这些卫道士当然要视市场经济为他们的“专利”。实际上，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只要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的阶段，不论在什么所有制下，整个经济都按一个客观经济规律——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

　　在承认艰巨性和复杂性的同时，我们应有信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实已经证明，通过加快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抓紧进行价格改革，积极健全市场法则，发展完善的市场体系，通过认真的政府职能转化，改善和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迈进中，经济蓬勃发展，中国大市场正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这不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个充满活力的不断发展的现实吗？

　　那些设置障碍，企图把中国排斥在关贸总协定之外的人应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关贸总协定总干事邓克尔先生指出：中国的市场已成为世界市场最有活力的一部分。把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排斥在关贸总协定之外是不明智的。关贸总协定将会因为没有中国，世界市场将会因为没有中国的广大市场，而黯然失色。

　　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必定得到恢复。

　　(作者时任关贸总协定中国谈判代表团秘书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司司长，刊发时有删节)

首席谈判代表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0年得失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11日01:14 央视《新闻1+1》

　　2011年11月10日，央视《新闻1+1》播出《今天：入世落槌十年》，回顾中国入世10年，并邀请10年前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谈入世10年来的得失，以下为节目实录：

　　——今天：入世落槌十年

　　节目导视：

　　十年前的今天中国获准加入世贸组织，他是参与者，是见证者，那是一个国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刻。

　　因为我知道中国入世以后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农业怎么办？企业怎么办？大量工人失业怎么办？我们的经济体系会崩溃吗？这是十年前一个国家在作出选择时的彷徨一刻。

　　因为当时确实谁都没有料到，中国入世五年，我们经济会发展那么好。

　　这十年中国留下来的财富究竟是什么？《新闻1+1》今日关注入世十年开放路！

　　主持人 白岩松：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呢，可能好多朋友一听到这个问法之后有点懵，今天不知道，明天知道，明天是6个1在一块啊，2011年11月11号，有人把它叫这个节那个节的，还有明天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将要在卡塔尔多哈应战伊拉克生死之战，如果要是输了，咱们就去不了2014年巴西了。

　　中国目前的确一切都变化得太快了，我们更多的在关注着今天以及未来，过去的好多事要不提醒可能还真想不起来了。今天2011年11月10号，而十年前的今天，就在卡塔尔的多哈那个小木槌轻轻一落，宣告着中国长达15年的复关和入世之路终告结束，也正是从十年前的今天开始，向后30天整，中国正式成为WTO的成员，但是在所有中国人的记忆当中，中国入世那一瞬间，就定格在十年前的今天，小木槌落下的那一瞬间。

　　那么，您还记得您十年前的期待和担心吗，那么今天我们的期待和担心又会是什么呢，此时此刻中国入世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正在日内瓦，一个他多次为入世和复关开会的地方参加联合国和WTO举办的一个中国入世十周年的纪念活动，龙永图在那里要有一个主题演讲。不过，我们在关注这个热乎乎的一两个小时之前，刚刚从日内瓦给我们传回来的对他的专访，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十年前的那一刻，因为在那一刻落槌之后不久，我们也采访了龙永图，来，先回到十年前。

　　画面提示： 　2001年11月10日卡塔尔首都多哈解说：

　　十年前的今天，作为中国首席谈判代表，他亲眼见证了中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刻。有媒体说，那一年他是中国200万公务员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个，那一年他58岁。

　　经济运行的机制只能是市场经济，中国不应例外，否则中国经济就按另一套规则在运行，从而难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入关导致民族工业衰落和破产。我们面临的特殊挑战是，各级政府能否改变观念简政放权，在逐步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市场规则过程中，使企业成为真正自主经营的产权主体。这是18年前一个人的思索，他的超前意识令人敬佩，今天这篇写于18年前的文章也首次公开发表，作为他对一个重要日子的纪念。

　　画面提示： 　2001年11月12日资料演播室主持人：

　　可能因为我也跟您采访将近8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在注意您这条崭新的红领带，这是不是有意的？

　　外经贸部副部长 龙永图：

　　是的，我早就准备了这条红领带，因为红色是国旗的颜色，人家很多年叫我们红色中国，我觉得能够戴着这样一条领带，我觉得我是代表中国，今天参与这样一个历史性时刻。

　　解说：

　　“许多事情积重难返，仅仅凭自身的力量去解决往往不行，一个健康有效的外力则可能推动我们完成那些想做却迟迟做不成的事。”

　　有评论说，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用决绝的手段历尽艰辛，希望融入曾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但是，这样的选择却给整个国家带来了焦虑和不安。一些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将不可避免陷入裁员甚至破产的困境，最惨重的是有100多万职工的汽车制造业，一半人面临下岗，钢铁和石化行业的比例分别为30%和20%，即使是发展前途光明的电信行业，也至少有10%到20%的职工失业。”

　　2001年，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预测，没有人认为这是玩笑。龙永图： 我知道中国入世以后，有更多的事情要做，有相当大量的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只能使人感到更充实，使人感到肩负的责任更加重了。

　　解说：

　　入世五年，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为13%。入世十年中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发动机。

　　龙永图：

　　特别这几天讨论世界经济形势，一些主要的经济大国，都出现经济上的衰退和滑坡，但是我觉得今天正如有些代表讲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在整个全球经济比较黑暗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露出一点亮光，所以我们中国确实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全世界。

　　演播室主持人：

　　如果说昨天我们爬到了入世的山顶的话，您是否已经看到了下一个更高的山峰？

　　龙永图：

　　我觉得我们入世实际上标志着我们中国对外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应该说是重大的历史进程重新又开始了。当然这样一个历史阶段是我们过去23年改革开放的一个继续，但是我觉得我们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了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办事情，这样的话就使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建立在一个更加严密、严谨的法律体制框架下，而且使得我们中国的整个对外经济的法律法规变得更加透明、更加稳定、更加有预见性，这样将为我们整个中国投资环境和贸易环境带来一个重大深刻变化。

　　白岩松：

　　刚才屏幕上打的是2001年11月12号节目资料，其实那个十年前的时候《东方时空》还不是直播，这个采访是很快的，是在11月10号北京时间那个槌一落下一个小时之后，回到房间龙永图就接受了采访，那么当时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月11号的零点刚过一点。今天回头去看的时候，当时的确龙永图有一些看法是非常超前的，比如说他谈到了世界大的经济体制开始出现一些滑坡，中国可能给世界带来益处的时候，联想到现在意大利的总理都有可能要辞职，希腊的总理已经辞完职，新总理已经到位了，那么更觉得十年前的这个看法是非常非常地道的。

　　那么今天采访龙永图的时候，他对这十年中国入世之后的打分会是怎么样呢，看一下。

　　记者：　咱都习惯打分，那个十年得失在您总结给个分吧？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 龙永图：

　　我觉得如果是按照我们中国实施我们当年入世承诺的话，我们可以打九分，因为我们当时所做出的承诺我们基本上都已经做到了。说明中国还是一个说到做到的国家，还是敢于担当的一个国家。

　　记者：您是说就以十分为满分制是吧？

　　龙永图：

　　对，这样的话我就觉得九分是指我们字面上的那些承诺，但是我觉得有些承诺是很难去用数字衡量的，比如说关税从15.3%降到9.6%，我们很多方面就是在数量上我们作出的一些承诺是百分之百做到，但是有些关于大的原则的承诺是不是做到了呢，比如说我们当时承诺要实行对所有中国企业国民待遇的原则，但是现在我们对中小企业、对民营企业还有很多的不公平的、歧视性的待遇。中央目前对中小企业的一些融资难的问题采取了很多有利的措施，就说明这方面还存在问题，还存在一些歧视性的待遇。所以在这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精神是不是还要进一步表现在我们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当中各个方面，不要仅仅满足在纸面上，在数字上完成了所有的承诺，实际上我们的很多一些大的承诺、原则的承诺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我们去做。

　　白岩松：

　　其实刚才九分那是我们取得的成就，我觉得成绩放在这儿，谁都抹煞不了，我们不用去谈。今天龙永图特别谈到的扣的这一分，让人深醒，比如说关于国民待遇问题，现在的确存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可能跟国企在面对竞争的时候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

　　另外我们还得回忆一下十年前我们很多的担心，汽车、失业、电信、垄断等等。我国首任驻世贸组织大使孙振宇针对十年前大家的这种担心有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我们当初有些低估了我们企业的应对能力，其实中国人很善于学习，很善于适应新的情况、新的挑战，也许我们创新能力没那么强，但是我们学习能力非常的强，在竞争当中能够胜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这对于我们今后进一步改革开放也树立了信心。”

　　那么针对刚才龙永图谈的扣的一分，国务院参事汤敏针对未来，也就是纪念中国入世十年谈到了三大任务，第一个要改革现在国有垄断企业的体制，因为现在垄断企业的范围越来越广，对市场的冲击越来越大。第二个，要改变我们投资的体制，因为我们的效益在整个发展中国家都是相对比较低的。第三个，涉及到金融产业改革这句话，我们怎么样能保证让金融体制改革以后，正确能够扶助实业为主，而不是去制造更多的泡沫。

　　这一切都在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格外的去思考。

　　接下来再听听今天接受采访的时候，龙永图谈到的这十年的收获。

　　龙永图：

　　十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可以说与世界贸易组织这件事情直接相联系，可以说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中国超过了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我们达到了3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进出国，成为全球第二个大贸易大国，这是具有标志性的，因为我们当时入世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怎么样来扩大中国在国际贸易当中的地位。第二个标志性事件，我觉得就是我们前年年产汽车1800多万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和全球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性的，因为汽车是我们谈判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通过汽车领域的开放，激活了整个中国汽车市场，而且激活了中国汽车的消费市场，使过去老百姓根本可望而不可及的私家汽车变成了一个成千上万老百姓都买车的时代。我认为这个确实对我们谈判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欣慰，就是我们这些谈判并不是放空炮，确实也是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如果说和世贸有直接联系的，这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应该是被大家记住的。

　　白岩松：

　　十年前的时候最担心的行当当中汽车是一个，原定的过渡期到2005年，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咱自己就把那过渡期取消了，现在成为了世界第一。可见有勇气改革并且进入深水是多么多么的重要。那么有哪些是十年前龙永图根本想都没有想过，但是今天发生了呢，再听。

　　记者：　有哪些十年前您不敢想象的事情现在真实发生了，能举些例子吗？

　　龙永图：

　　比如说十年前我根本不可能想象中国居然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中国居然成为全世界拥有及生产汽车最多的国家，所以这些都是不能想象的事情，也不能想象中国现在的老百姓能够排着队在香榭里舍大街上卖外国的名牌货，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到国外旅游，过去我们到国外旅游都是看到日本人、韩国人，现在一看都是中国人。这些事情过去都能想象的，当时我觉得我们这些人，如果到国外去应该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现在看到，就像我们邻居的一些普通老百姓都在谈论明天要到哪儿去的时候，我心里面确实感到很欣慰，如果是十年、二十年前还是少数人一种特权的话，那现在已经成为老百姓消费和生活的一种方式，这都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

　　白岩松：

　　我非常理解龙永图刚才谈到的第二点，为什么呢？在1994年的时候在日内瓦湖边他给我讲过，他在国外最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逛商场，因为兜里没钱，到那儿之后别人白眼你，他觉得受不了，所以这十几年过去了这种巨大的变化让他非常感慨，但是成绩都放在这儿了，那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结点上，我们将来的挑战，接下来的挑战又是什么呢？我新的担心会不会已经出现了呢？

　　画面提示：

　　声音来源：《央广新闻》画面解说：

　　十年前的今天，随着卡塔尔多哈的一声槌响，中国结束了15年慢慢入世征程，从黑头发谈到白头发，加入世贸组织终于成为了现实。

　　解说：

　　未来10年，中国可能将要经历巨大的经济动荡……，如何处理没有竞争力的农业和庞大的国有企业，将成为核心问题。随着中国加入WTO，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将是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被抛入失业大军的行列，这是十年前媒体的报道。

　　“结构性失业将加剧，一些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将不可避免陷入裁员甚至破产的困境。”这是十年前一些学者作出的预测。

　　画面提示：

　　十年前影像上海市民：

　　失业人数会不会增加，我想。

　　上海市民1：

　　国有企业的很多产品，可能销售情况会难做一些。

　　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 院长 张汉林：

　　汽车，很多人认为灭顶之灾，保险业会带来完全毁灭，百年老店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国内的保险业完蛋。

　　解说：

　　不管是企业、政府还有学界，事实上2001年多哈落下的小槌，给整个中国带来的更多的是未知和不安。也是在这一年的七月，一本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书在美国问世，书中预测入世后中国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崩溃，作者公开声称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强劲冲击下，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它甚至还精确的把时间估算在了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前。

　　财经作家 吴晓波：

　　当时是以文摘的方式得以进到中国的，当时的《参考消息》这些报纸，然后一些门户网站把这个内容以文摘的方式引进来，所以在中国国内的舆论界、政商两界引起了一个很大的反响。

　　解说：

　　今天答案揭晓，事实上入世十年没有给中国带来灾难，反而是成就了一个国家发展的又一个黄金十年。回头看加入世贸反而激发起了整个国家的竞争意识，十年前多哈落下的小槌，今天看，更像一个中国的动员令，从政府到企业，从学界到媒体，一个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决绝，似乎是入世十年最宝贵的财富。

　　画面提示： 　2001年代全国世贸组织知识电视大赛选手：

　　加入WTO了，我们的白菜不能因为农药残留问题被挡在绿色壁垒之外。选手1： 加入WTO了，到国外种白菜是平常事了。

　　选手2： 　白菜可以做成酸菜，加入WTO了，翠花酸菜将享誉国内外。

　　选手1： 　种白菜要上化肥，加入WTO…

　　解说：

　　加入世贸之初，全国上下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政府机构在加速运转，企业在积极应对，到处可以看到普及世贸知识的学者。改革的动力、开放的决心，对规则的学习和适应，这十年加入世贸给中国带来的已经远远超出了贸易领域。

　　画面提示： 　2006年资料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郭寿康：

　　应该说挑战还是继续的，但是毕竟我们挺过来了。

　　外交部副部长 乔宗准：

　　五年前国际社会关注的是WTO规则将如何冲击中国，五年后话题的中心变成了中国将如何改变世界。

　　解说：

　　不仅把外部压力变成了国内改革开放的动力，而且这十年对于每一个普通中国来说也意义深远。

　　画面提示：　2009年12月18日新闻

　　画面解说：

　　最新一期的美国《时代周刊》评出了2009年度人物，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中国工人作为唯一上榜的群体人物高居榜单亚军位置。

　　解说：

　　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过去十年中国平均关税从入世前的15.3%降到了9.8%，开放了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废止清理并新出台了3000多个法律法规，出口增长4.9倍，进口增长了4.7倍，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倍多，人均GDP由当年出的800美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4000多美元。但是面对入世十年，我们如何继续保持这样的动力，却仍然是一个值得警醒的命题。

　　白岩松：

　　好，那我们就一起听听今天龙永图对未来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担心呢？

　　龙永图：

　　我觉得我们从十年前的入世当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再次证明了小平同志讲的，只有开放才能够使中国发展，关起门来是不能够搞自己的发展。所以我现在有些担忧的是在我们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的时候，在我们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有些人是不是就觉得我们的开放已经差不多了，我不需要再对外开放了，这种开放的紧迫性就比较小一点，比如现在我们对外谈判当中，我们的有些部门，有一些同志经常就把我们入世谈判当中所答应的那些开放的程度作为一个底线，就是不要超过那样一个底线，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入世谈判当中所达成的这些协议的开放的条件，只是我们十年前，我们的经济实力相适应的一种开放程度。十年后我觉得我们中国从5千亿到3万亿，从全球第六位到全球第二位经济大国。那么，我们的开放程度也应该随着我们的实力的增强而更加大，这种开放并不是为了其他国家的压力，也不是为了其他国家的一种特殊的要求，是为了我们中国在一种更高的水平上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所以我对国内有一些好像不愿意继续开放的这样一些思潮有时候感到比较担心。

　　白岩松：

　　没错，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才是对落槌十年最好的一个纪念。今年建党9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讲话说我们未来面对的危险当中，就谈到了精神懈怠的危险，这里指的就是很多人可能认为，改革30多年了可以歇一歇吧，不，中国所有的问题必须用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才能够解决，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十年前落槌在多哈的喜来登饭店，目前中国男子国家队也在喜来登饭店，加入到了世界足联大家庭当中，不意味着光是荣耀，也要把自己的事情真正做好，最后才可能收入荣耀，不怕输，怕才可怕。

龙永图披露入世机密:朱镕基在最后关头迫美让步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07日 01:02 人民网微博

　　龙永图：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之说系误读

　　王羚 王伟

　　2011年12月11日，中国入世整整十年。11月中旬，当年谈判桌旁的骁将、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在他位于国贸的办公室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娓娓忆起往事。

　　多年前中国入世谈判中的重大机密由此被披露：后来遭受批评的入世第十五条议定书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拍板决定；也同样是朱镕基，在谈判的最后关头亲自出马，力挽狂澜，用第十五条议定书等条款换取了美国在中国文化市场开放、化肥专营权放开等方面的重大让步。

　　而就是这个具有歧视色彩的第十五条议定书，由于规定了“对不能证明其生产经营在市场条件下进行的中国企业采取特殊的价格比较标准”，导致部分中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反补贴等国际贸易争端中处于被动地位。

　　这一本来针对部分中国企业的技术性条款此后被误读为“中国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由此招来一些批评之声。当初接受这一条款的现实考量、中国高层希望借这一条款倒逼中国企业以治愈其内战顽疾的良苦用心也被淹没在众多负面声音中。

　　作为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在被赞为“入世功臣”的同时也被贬为“卖国贼”。他自己倒也潇洒，功过是非，任由人评说。

　　入世十年，再回首，听龙永图再忆往事，纵论中国发展前路。

　　中国入世谈判经验推动多哈回合

　　第一财经日报：你刚从日内瓦参加中国入世十年纪念活动回来，有些什么新的信息可以分享？

　　龙永图：今年12月11日是中国正式加入WTO的十周年，所以前几天，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举行了一个纪念活动，请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入世十年的报告。

　　根据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的要求，我在报告会上讲了一些中国入世谈判的经验。因为现在整个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日内瓦弥漫着一种悲哀的、沮丧的气氛。拉米希望我能给大家鼓鼓气。

　　当然我不想以一个教师爷的口气去告诉他们，中国入世谈判为什么会取得那么多的成果。我讲到当时中国入世谈判取得成功，第一条就是，要有一种积极争取双赢的态度。如果在谈判桌上每一方都要表示强硬，那么这个谈判就很难得到结果。我们中国代表团在开始的时候也表现出很多强硬的态度，其实强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当前日内瓦出现的僵局就是各方都很强硬，各方都不想让步。

　　第二条就是任何国际谈判都必须得到国内的支持。我们当时取得成功，主要是得到国内的极大支持，在国内形成共识。但我发现如今在日内瓦的有些谈判者在国内的沟通是很差的，他们常常不能把多哈回合谈判当中具体的问题准确地传达到国内去，形成国内的统一意见来支持他们的谈判。

　　第三条就是不要把谈判政治化，就是说贸易谈判就是贸易谈判，要注意贸易谈判的细节，如果你过分把贸易谈判政治化，实际上是造成自己将来不可能退步的局面，实际上是你自己制造了困难而不是解决了困难。

　　我讲完话后有好几位大使跟我讲，你今天跟我们讲了一堂谈判的课程。拉米也很高兴，说你讲的这几点对打开(多哈)谈判的僵局会有帮助。

　　这次有意思的是会见了一些老朋友，也听到一些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的故事。我见了主持中国十五年多边谈判的中国工作组主席、前瑞士驻WTO大使吉拉德先生。他告诉我，2001年9月13日晚上，我们把中国入世谈判几百页的协议最后敲定了，但是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欧盟代表团团长对中国服务业的开放还不满意，所以他准备在7点吃完饭后再发难，提出这个问题。当时吉拉德特别着急，宣布7点钟休会，大家吃饭，9点钟再回来。散会后吉拉德就把欧盟代表团团长请到一个饭店，在吃晚饭的时候逼着他给当时的欧盟委员，现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的拉米打电话。吉拉德说，我当时非常生气，这么重大问题你必须给拉米打电话，必须得到拉米的同意你才能在会上发难，否则就是破坏大家整体协商一致的意见。当时欧盟代表团团长在他的逼迫之下，给拉米打了电话。吉拉德也听到了拉米在电话里说不要再捣乱了，就参加一致意见吧。这个小故事说明当时吉拉德也好拉米也好，在关键时刻对中国的入世谈判起了很大的作用。

　　还有欧盟的代表团团长德佩尔给我讲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他说我们一直到1997、1998年时，还不知道中国到底有没有下决心要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到底形成一致意见没有。但他们后来听到一个传说，说中国在日内瓦湖边买了很大一块儿地，准备要建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的办公室。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非常兴奋，他们的解读是，中国既然把地都买了，肯定国内已经同意解决入世的问题了，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日报：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

　　龙永图：是真的。我们真的买了地产，这个地是我亲自选的，就在日内瓦湖边，我们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是所有100多个代表团中唯一在湖边的代表团。他们讲的这些故事都使我们回忆起谈判当中的一些艰辛，还有做过的种种努力，中国入世确实不容易，确实是中国和世界双赢和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非市场经济地位”批评系误读

　　日报：谈判确实需要双方彼此作出妥协。关于妥协，我们注意到，最近由于中国遭遇了许多贸易摩擦，包括像反倾销，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反倾销被诉国。由此出现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入世谈判时我们不应该妥协，接受关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现在回首十年前，当时我们接受那样的条件，有什么样的现实考量呢？

　　龙永图：首先我要纠正的是，在我们入世协议里面没有一条所谓叫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大家通常讲的是第十五条议定书当中的，“关于判定补贴或倾销的价格比较条款”，实际上它是一个技术性的条款，不是政治条款。

　　决定一个中国企业是不是倾销，是不是接受了补贴，必须有一个标准。一般来说，应该按照世贸组织的标准，但是当时，美国和欧盟要强加给我们这个歧视性的条款，针对的是我们很多企业在做生意的时候，或者在生产的时候，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做事情。

　　他们觉得中国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他们认为很多中国企业按照市场经济条件生产经营，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按照市场经济条件办事情，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条款。

　　这个条款的基本内容就是，如果中国企业能够证明在制造生产销售过程中，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进行的，在决定他们是不是倾销或补贴的时候，就按照WTO规则进行。但是如果这些企业不能证明他们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生产销售，就必须接受一个特殊的价格比较标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应该说这是一个歧视性条款，因为所有中国企业都应该按照WTO的规则来接受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为什么要把中国企业分成两类呢？所以我们当时就不同意，后来为什么又同意了呢？这个同意的话也是在国务院的高层会议上决定的。当时我们在汇报的时候，我记得朱(镕基)总理就讲，说实话我们中国许多企业当中还确实存在着相互杀价、削价倾销、打“内战”的现象。

　　他当时还笑着给岚清同志、吴仪同志讲，你们外经贸部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让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来解决吧。他说我看可以接受这个条款，以便对我们的企业形成一种压力，让他们不要再互相杀价，不要再搞低价倾销了。所以从原则上就决定接受这样的条款，虽然这个条款是有歧视性的，因为我们想用这个条款来换取美方的其他让步。

　　后来谈判的关键是这个条款要存在多少年。它毕竟是一个过渡性条款，不可能是永久性的。当时我们的底线是五年，但美国要求至少是十年。所以这个条款后来就成为一个非常纠结的谈判焦点。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条款并不是很重要，但是美方把它看做最重要的条款。因为美国人特别讲究“买保险”，这个条款再加上特保条款，就为美国企业买了一个保险，就是一旦中国不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情，美国可以用世界贸易组织的条款处罚它。

　　当时我们在谈判中越来越觉得，美方把这个条款看得非常重，而你知道在谈判当中如果发现对方把某一条款看得很重，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比较大的让步，来换取美国在其他问题上，就是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条款上的让步。

　　所以在1999年11月15日朱总理和他们最后的谈判当中，就用这个条款换取了美方很大的让步，换取了几个我们认为非常关键的让步，一个就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可以在中国销售音像制品，但是不能在中国生产音像制品和其他一些文化产品，这在当时是作为一条重要的底线来把住的。

　　第二，就是我们要继续保留化肥的专营权，必须由国有大企业来专营。美方要打破这个专营，任何企业都可以经营化肥，但是我们觉得化肥对中国农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实际上当时在谈判的最后阶段，朱总理是用这个条款来换取了美方在一些实质性重大问题上的让步。

　　最后这个条款给了十五年的期限。当时我们觉得太长了一点，但是朱总理后来跟我讲，他说十五年我们企业的相互削价倾销“内战”就能解决吗？现在十年以后，看看我们中国企业，相互杀价低价倾销的问题还严重地存在着。

　　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可能成为对中国企业进行倒逼机制的条款。但是这个条款后来被外界逐渐解读为，中国承诺在入世十五年以后，才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这个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它是把一个技术性的条款，解读成一个政治性的条款。因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是不需要别的国家来承认的。实际上，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讲自己是真正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和西方国家、OECD每年现在还给它的农民3600亿美元的补贴。所以有人就讲在欧洲的一头牛和在美国的一头牛得到的补贴比非洲的一个劳工得到的补贴还高，这就是严重扭曲国际农业贸易政策的做法。

　　比如说美国的农业，棉花(20610,-40.00,-0.19%)得到了大量补贴，就给非洲国家，尤其是最穷国家的棉花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这完全是非市场经济的做法，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也根本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欧洲也不是，日本也不是，每个国家在自己的市场经济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软肋，因为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

　　应全面评估中国垄断行业

　　日报：现在中国入世十年了，对整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化程度、企业的市场经济化程度，你怎么评价？

　　龙永图：我觉得现在经济的市场化在有些领域里面应该说是进展很快的，比如汽车业、制造业都有很大的发展，是充分竞争全面开放的结果。但是，确实还有一些垄断性行业存在，群众意见也比较大，外方在市场准入上也提出了很多意见。所以有必要经过认真研究，确定哪些垄断行业必须打破，哪些垄断行业涉及国家的全局利益必须保留或者保留一段时间，应该对中国垄断行业情况做一个全面的评估，这样才能做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

　　对资源的垄断、对某些行业的垄断，肯定是扭曲市场经济规律的，也不可能长期这样做的。这个问题应该提到日程上来，逐步地解决。

　　日报：中国企业现在面对的贸易摩擦很多，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你觉得通过这么多年的倒逼之后，在桌子底下踢来踢去的那种内讧现象是不是减少一些了？

　　龙永图：我觉得中国企业打“内战”的现象，应该是比过去好了很多，但还是很严重地存在着，特别是我们一些大企业还是这样做。我们有些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后，在国外销售自己的产品，也是互相拆台，我听过很多故事，我也不想点明了。

　　这些故事有时候听起来让我们很伤心。中国企业到国外做生意应该抱团才对，为什么要互相拆台呢？确实应该加强行业协会的协调，在价格上能够有协调一致的看法，在招标、投资，或者大宗产品进出口上，就可以避免相互杀价。内讧的结果就造成大的利益让外国人得到了，自己得到了小头的利益，而且造成我们企业之间的相互仇视，不和谐的关系。

　　所以当时朱总理问，你们十五年以后能解决吗？入世已经十年了，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等到十五年的时候能够解决么？我想未必。所以要整体提高中国企业的素质，提高大家在企业经营和销售方面的诚信度，提高一种透明度，这样才能使这个问题得到满意的解决。

　　中国不应承担超出国力的义务

　　日报：入世十年，从当年谈判的亲历者，后来到了博鳌论坛，又到现在的G20论坛，成为一个观察者，客观来看，你认为入世十年给中国到底带来哪些改变？

　　龙永图：带给中国最大的改变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我们在入世谈判结束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入世十年以后，外贸进出口可以超过上万亿美元，那个时候我们才5000亿美元。我们也没有想到，在入世九年以后就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也没有想到入世以后才几年，就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但太快也存在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准备好了没有。面对这么多的外汇储备我们准备好了没有，面对这么好的出口形势我们怎么样加大外贸的力度，来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来逐步减少外贸顺差，减少在外汇储备上的压力，减少国外对我们顺差过大而提出的抱怨，并避免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

　　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非洲的议员说，非洲人在跑步的时候跑得太快了，快到山顶的时候就歇一歇，问他你为什么要歇一歇，他说我要等一等我的灵魂。

　　对于中国来说，经过那么多年快速的发展，国家软实力的建设、国民素质的建设、企业文化的建设、文化产业的建设，远远落后于我们在一大堆硬指标上所取得的成果。所以我们现在确实需要考虑怎么加强我们短腿的问题。

　　当然我觉得中国保持一定的速度是应该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今后还是要保持7%、8%的增长速度才能解决就业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但是在快的同时怎么解决快带来的问题，这是我们入世十年的时候面对一大堆好消息时应该进行的一些反思。

　　日报：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了很高的期望，比如在历次经济危机当中中国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你觉得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应该是怎样的？

　　龙永图：这也是我这次在日内瓦期间大家问的问题，也就是在新的经济秩序中，中国到底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当时我讲，我们在入世谈判中特别强调一个原则——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就是一个国家有多大的实力就承担多大的义务。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确实不是十年前那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GDP已经从当年的第六位，上升到现在第二位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也很快会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口国。中国会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但是大家也应看到中国毕竟还是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从人均GDP来讲，还是排在全球91位，虽然这几年上升得很快，但是中国自己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

　　中国愿意比过去承担更多的义务，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国内对自己人讲，我们不能够把中国入世当年开放市场的承诺作为开放的一个底线，因为那个时候开放的承诺都是适合国家十年前经济和贸易实力的，现在我们贸易和经济实力大大不一样了，所以应该承担更大的开放市场的义务。但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也不应承担超出我们国力的义务。

　　现在美国虽然遭到了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美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中心，这一点没有根本改变，美国的经济实力还是很强的，经济复苏的能力也是很强的，所以在今后整个国际经济秩序当中和国际贸易谈判当中，美国还必须承担最大的责任。

　　欧洲经济算是遭到了重挫，但是中国有句老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欧洲国家自身经济长期积累的力量和他们的综合国力，都不是一两次经济危机能摧毁的，所以欧洲也应该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当然我们新兴经济体也能帮助解决一些问题，但只是协助而已，真正解决问题还得靠他们自己，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并不是我们推卸责任。

　　未来十年最大挑战　是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

　　日报：展望未来十年，你认为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或可能的难题会是什么呢？

　　龙永图：我觉得现在就是要实现中央讲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多地注重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稳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是不是好，有两个标准，一个就是社会是不是稳定和谐，第二个就是民生问题是不是得到更好地解决。所以这样一个问题提出以后，我觉得中国以后的十年，还是要保持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发展依然是硬道理，这一点是不能变的，但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GDP的增长而增长，为了追求世界第一第二，而是为了满足老百姓的民生需求。

　　过去我们比较重视大的企业，以后要更多关注中小企业，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充满活力，不是一个大的骨架子，而是有血有肉的一个肌体。我们的金融业过去也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其他产业都有这样的问题，以后整个的产业导向，从整个金融的导向，都应该发生一些变化。比如外贸，我们要更多注重进口，来改善老百姓的需求，使老百姓能够充分享受外汇储备增加以后，在国际上利用比较优势带来的好处。我们也要加快对外投资，使得我们中国企业能够逐步地走出去，使我们中国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经济得到考验，在国际的市场经济当中更加成熟更加成长，这样我国的对外开放和改革都可以上一个新的台阶，使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更加稳健，使中国发展有利于国际发展，使得国际给我们更多的尊重。

　　龙永图简历

　　●1943年5月，生于湖南长沙。

　　●1961年8月~1965年8月，贵州大学外语系学习。

　　●1965年9月~1973年5月，就职于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

　　●1973年5月~1974年8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

　　●1974年8月~1977年9月，任经贸部六局翻译。

　　●1977年9月~1979年12月，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员、三秘。

　　●1979年12月~1986年4月，任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总部区域项目P4级官员等职。

　　●1986年4月~1992年1月，任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

　　●1992年1月~1993年4月，任经贸部国际联络司司长。

　　●1993年4月~2003年1月，历任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部长助理、首席谈判代表、副部长等职。

　　●2003年1月~2010年7月，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秘书长等职。

　　●2010年7月至今，任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委员，G20论坛秘书长。

        (稿件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入世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www.eastmoney.com2011年11月21日 04:54孙振宇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前特命全权大使孙振宇

　　回顾

　　刚加入世贸组织时，国内对入世的条款有很大争议，担心大幅降低关税以后国内产业尤其是农业、汽车以及金融电信等服务业受到冲击，担心出口因为别国歧视性的特殊保障条款而面临停滞甚至下降。当时中国正值国企改革的重要阶段，很多行业面临结构性调整，特别是纺织业等进行的行业内部的重组和调整，导致两千多万职工下岗；国企效益的下滑造成银行的呆坏账比例大幅提高。同时，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出的承诺有一些超过了一般成员的义务，甚至接受了一些带有歧视性内容的条款。在这种形势下，大家的担心也是正常的。当时朱镕基总理就指出加入世贸组织有利有弊，如果工作做得好，利大于弊。当然，存在担心的不仅是中国人，外国人也担心。他们担心什么？第一，中国在一些领域里的竞争力太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他们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第二，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人说话算数吗？中国做了那么多承诺，能做得到吗？如果以后中国耍赖怎么办？

　　十年过去，双方担心的问题都没有发生。

　　首先，中国非常认真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诺。履行承诺的结果，应该说是出乎外国人的预料。

　　第一，清理不符合WTO规则的法律法规。清理法律法规是中国入世之后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的法律法规是不是都符合WTO规则？这是各国非常关注的。中国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行动是迅速的。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仅中央各部委就清理了两千多件、废除了500多件不合WTO规则的法律法规，加上地方政府清理的文件，共清理了9万多件。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巨大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

　　第二，外贸经营权的放开是一件大事，充分调动了相关企业的积极性。2009年，民营企业进出口贸易达510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3.1%。外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额达1.2万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55.2%。外贸经营权的放开促进了进出口贸易的大发展，使我国外贸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递增。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的取消也是一大进步，对外贸系统的管理体制改革和廉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外经贸主管部门从重审批、重直接干预向重宏观指导、重协调、重服务转变。外贸专业公司长期以来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也为外贸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是调整关税。我国完全按照承诺降低了涉及几千个税号的关税，关税总水平从上世纪90年代初的平均43.2%降低到过渡期完成后的9.8%。总体来说，中国履行降税承诺的情况是非常好的。

　　这个履行承诺的过程对于促进国内海关管理体制和税则体系的改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过去中国的关税确实是高关税，尤其在敏感部门，典型的是汽车。汽车整车的关税高达200%~250%，这也使走私活动可以产生巨额利润，很有诱惑力，导致一些人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不惜以身试法。当时在中国南方，汽车走私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拆装，在境外把汽车拆开，以零部件的形式低关税进来，到国内重新组装，按整车卖，获取高额利润。还有洋酒洋烟，当时的走私进口也非常严重。现在这种情况就少多了。关税的降低，除了在防止走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之外，在反腐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第四，统一检验检疫标准。加入WTO以后，中国在卫生检疫和产品质量检验领域的标准也有重大变化：把国内的检验检疫部门与对外商检部门合并起来，三检合一，成立了中国质检总局。这是外国人非常关注的。质检总局按照WTO的要求，把国内检验检疫标准与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检疫标准统一起来，对内对外的标准就一致了，符合了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

　　第五，对外商企业的非歧视待遇。对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地企业一视同仁是世贸组织追求的目标。我们对外商企业来华投资的市场准入和不同行业投资的股比要求做了调整，并对鼓励类、限制类、禁止类行业导向目录做了调整，使外商企业在华投资和经营环境得到较大改善。另外，过去外商企业享受超国民待遇，只缴纳15%的所得税，而我国企业的所得税是33%，这是不合理的。经过调整，现在企业所得税一律调整为25%，符合世贸组织非歧视性原则。当然，现在对国企改革、对民营企业融资和市场准入等各方面还有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外商也有一些抱怨，说觉得好像经营环境有所收紧等，但是总体来讲在各方面还是有一定改善的，这一点也是外界所公认的。

　　第六，农业方面的举措。我们在农产品关税方面也做出了重大的调整。加入世贸组织大家最担心的是农业，如果农业受了冲击问题就大了，国家的稳定就会受很大影响。入世之后我国农产品关税大幅下降，从加入前的60%以上降到平均15.3%。一些大宗商品如大豆甚至降到3%。尽管降税的风险和难度很大，在中央各部委特别是农业部和财政部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还是履行了承诺。与此同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取消了农业税。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有农业税，种地纳皇粮对中国农民来说是天经地义的。然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农民不但不交农业税，而且政府还给非常高的补贴，在OECD国家每天平均高达10亿美元。我们借鉴了他们的经验，除了取消农业税以外，还通过各种渠道加大了支持三农的力度，按照WTO规则，给农民更多的支持，以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不受影响。

　　其次，学习规则、掌握规则，运用规则来应对国际上的贸易摩擦，解决争端过去美欧掌握国际贸易规则制订权，在它们竞争力非常强的部门它们都主张开放，但是在它们竞争力相对比较弱的地方，尤其是在纺织品、服装领域，它们就坚持另一套规则，允许保留进口配额和进口许可证制度，允许保留高关税，成为世贸规则中的灰色区域。

　　经过乌拉圭回合谈判，它们才最终承诺，到2005年它们也要取消纺织品的进口配额，使纺织品、服装贸易也按照WTO规则运行。经过乌拉圭回合的斗争，按照协议，美国、欧盟纺织品配额应当在2005年1月1日全部取消。由于中国过去纺织品是受配额限制的，出口潜力发挥不出来。2005年之后，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出现井喷效应，许多商品以70%、100%甚至更高的幅度增长，美国、欧盟是非常害怕的。同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像土耳其、墨西哥、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等同样也是服装出口国，它们主要向欧盟、美国出口，自然受到了中国份额快速增长的影响，美国、欧盟就利用它们的强烈情绪重新压中国，要求延长对华纺织品、服装的进口配额管理，造成了非常复杂的局面。

　　当时在WTO里的斗争十分激烈，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批评美欧双重标准，非常反感他们的做法，另外一方面中国又不能伤害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照顾到他们的困难和处境。于是，各方代表重新谈判，最后把部分纺织品、服装的配额延长到了2008年才最终取消，同时确保在此期间我国有出口潜力的主要出口商品配额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种安排我们虽然付出了一定代价，但缓解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帮他们克服了面临的困难。到了2008年之后，虽然中国的纺织品、服装的出口还是增长的，但是增长幅度大大降低了，之后这个事情也逐渐平息下来，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逐步适应，中国的份额也逐渐稳定在一定水平上。发达国家利用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措施限制中国的出口，发展中国家也担心中国抢占它们的国际市场份额，怎么应对贸易摩擦是中国面临的很大挑战。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出口增长势头很猛，甚至在金融危机时期也不例外，尽管2009年中国出口下降了20%，但是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反而从9.1%增长到9.9%。中国出口下降了，但是由于其他国家出口下降更多，中国的份额反而增长了，说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仍然是非常强的。有些国家时不时对我们搞一些反倾销，我们也没有反应特别激烈，有时用一些我们自己的反倾销措施，抵消一下。

　　入世之后，我们加入欧盟、日本、加拿大、印度、巴西的行列对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发起争端解决起诉。美国明知自己是错的，但由于国内的政治问题，它一定要那么做。在这个案子中，欧盟是牵头者。通过这个案子，我们培养了很多人才。欧盟人教我们如何避免程序中可能出现的陷阱，几个国家分工，协调得非常好，最后打赢了官司。欧盟人和我们开玩笑，说现在我们教你们怎么打官司，将来你们可以拿来对付我们。他们还真的不幸言中了，不久前我们就告了他们紧固件反倾销的案子，最后我们胜诉。这也是我们在干中学的结果吧。

　　当然，欧盟在知识产权、紧固件反倾销、出版物案等也起诉了中国。此外，我们在诉美国禽肉进口限制案、反倾销、反补贴案和紧固件反倾销案上也都胜诉。在其他成员告中国的案子中，汽车零部件案我们是败诉的，但是我们争取了三四年的时间，使国内汽车产业有了进行调整的空间。裁决下来以后我们也服从了、改正了。知识产权的案子美国告我们，表面上它胜诉了，但在关键的刑事门槛这一条款上，即在造成多大侵权以后才足以判刑，以及海关如何处置侵权产品的问题上，中国的做法得到认可。还有出版物和轮胎特保案等。在这些方面我们虽然是败诉的，但在实际上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世贸规则条文的理解，裁决下来我们也是要履行的。这是维护多边体制、负责任的表现，同时也起到了促进国内改革的作用。

　　在所有案件的处理方面，中国的成绩与欧盟、美国相比差不多。一般他们告别人80%胜诉，别人告他们80%败诉。作为一个新成员，这个成绩来之不易。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赢一个案子以后，就会促使其他国家内部修改一些法律。如果没有WTO，任何一个政府让另外一个政府，尤其让美国、欧盟修改内部的规定，是非常难的。在这方面我们不断地积累经验，也锻炼了专业队伍。

　　再次，参与规则的制定。参与规则的制订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要履行承诺，更重要的是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这主要体现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根据多哈部长会议的授权，谈判涉及内容十分广泛。发展中成员最关心的是大幅削减发达成员的农产品补贴。这是多哈回合谈判最核心的问题。

　　多年来发达成员对农产品的巨额补贴使发展中国家农民深受其害。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难以扩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廉价的农产品大量充斥发展中国家市场，造成这些国家农民进一步贫困化。OECD国家对农产品的补贴每年高达3600亿美元，这种现象再也不应当继续下去了。发达国家在谈判中更关心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尤其是美国，把矛头指向新兴经济体，要求巴西、中国、印度、南非等发展中成员进一步降低关税，开放农业、工业品和服务贸易市场。在多哈回合谈判初期，中国尚处于学习阶段，处于谈判的外围，随着谈判不断深入，中国的作用越来越大，最后进入了谈判核心圈。中国是积极推进多哈谈判的。2005年，中国召集了大连小型贸易部长会，为年底的香港贸易部长会奠定了基础。在香港贸易部长会上，当时的薄熙来部长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特殊贡献。

　　2008年7月，总干事拉米(Pascal Lamy)在日内瓦召集小型贸易部长会，旨在为多哈回合谈判做最后冲刺。陈德铭部长同美国、欧盟、巴西、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的贸易部长进行了长达10天的谈判，尽了最大努力，既坚持了原则，又显示了一定灵活性。最后因为印度和美国国内政治问题，谈判没有取得突破，非常遗憾。现在看来2011年结束谈判的可能性也不大，可能要到2012年美国大选后才能看有没有转机。

　　多哈回合谈判久拖不决是很不幸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奥巴马不愿意浪费他的政治资本去推动。政治情况发生变化以后，也许会有改观。多哈谈判长期进行不下去会带来负面影响，即各国都不得不去大力发展双边的、区域的贸易安排，这会削弱多边贸易体制。同时贸易摩擦也会大大增多，这是各国都不愿看到的。

　　新的形势和挑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的形势出现一些新情况。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之后，我国政府和企业都面临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企业的经营环境实际上在很多方面不像以前那么好，比如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进口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人民币汇率的变化、环保方面的要求等等；要实现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也牵涉到就业问题，很多方面的因素造成企业经营比较困难。怎么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使得加工企业产业转型，通过科技创新和加大研发投入，达到提高产品竞争力的目的是一个重要课题。如何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努力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其次，世界对中国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经过30多年的奋斗，终于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一方面是棒杀，一味地敲打指责中国；另一方面是捧杀，防止别人忽悠我们，把中国的地位抬得很高，比如大谈所谓G2等。后者的核心目的是让中国承担力所不能及的责任，承担同发达国家一样的责任。现在中国还很难做到，这种提法也会使我国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面前受到孤立。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不能不负责任，但是我们只能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承担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责任。

　　再次，目前国内改革的内生动力不像以前那么足了，而且有些地方出现了回潮现象。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比较容易改的已经完成了，当涉及更深层次的改革时，会牵扯方方面面的利益重组，阻力就大多了。再加上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各国均采取了大规模政府干预的措施，中国也不例外。高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绩是巨大的，效果是显著的。但是这些举措在走出危机之后要有一个逐步退出的过程，逐步过渡到让市场恢复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所在。由于我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影响还很深，比较习惯通过政府干预实现一定经济目标，但是建国6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过度依赖政府的干预，经济发展是难以持续的。

　　因此，我们还需要借助外力推动国内改革，尤其是政府职能转变等一系列的改革，给国内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加公平和宽松的环境，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

　　最后，现在各部门、各地区的领导都在进行新老更替，不少70后、80后都出现在重要岗位上。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新的一批领导同志和决策者有些没有经过相关培训，对世贸组织规则不十分清楚，因此出台新政策时有些直接与世贸组织规则相违背，例如有地方在金融危机期间出台出口奖励政策，出口一美元商品奖励几分钱。一方面，要对在职领导干部进行有关世贸组织规则的培训，另一方面，北京、上海、深圳等许多地方设立了WTO中心，为各级政府出台贸易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咨询，并做了大量人员培训工作，对他们的工作应当继续给予大力支持。

　　入世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如何应对挑战

　　在新的挑战下，以后该怎么做？我初步有如下一些思考和建议：

　　第一，继续高举改革开放大旗。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继续做下去。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巨大成就。当前更要通过继续扩大开放，促进国内改革，促进创新，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改革的内容很多，重要的一条是促进法治建设，包括立法程序、立法出发点等。

　　第二，面临当前国际经济领域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我们必须通过进一步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化发展也是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重要内容之一。在世贸组织的成员中，凡是掌握竞争主动权的国家必然拥有一批优秀的企业，而这些企业的真正优势体现在技术创新方面。这就要求我国的各类企业要深度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通过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拓展发展的领域和空间。

　　第三，掌握和运用规则，积极参加国际博弈。世贸组织成立的初衷与宗旨是建立更加公平和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通过贸易自由化和加强贸易规则以形成一个更加开放的世界贸易环境。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坚定支持者。中国积极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成员在行动上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尤其是一些主要发达成员。在世贸组织现行规则中，在一定条件下一些贸易保护措施是允许的，但超过一定范围和程度就不合法了，同时还有一些例外条款，但我们在这方面的掌握和运用远不如发达成员熟练和自如。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博弈水平，熟练掌握和运用贸易救济条款和例外条款，有效应对其他成员的贸易保护措施，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

　　第四，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是我们入世获得的一项重要权利，必须珍惜并运用好这项权利。为了在规则制订中有我们的声音和贡献，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掌握世贸组织规则，加快人才培养，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的谈判中，团结其他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我们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尤其是巴西、印度、南非、阿根廷等国有许多共同利益，继续加强同这些国家的协调与合作，对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保证多边贸易规则的公平、公正至关重要。多哈回合已经谈了近十年，其成败关系到多边贸易体制的前途。这也是中国首次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制定，意义重大。目前谈判受阻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政治。

　　美国无视多哈回合谈判是发展回合的授权，把满足美国市场准入作为完成多哈回合谈判的条件，漫天要价。这理所当然地遭到巴西、中国、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和反对。中国要继续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在谈判中充分反映广大发展中成员的诉求，争取谈判结果真正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要积极参加谈判，不放弃任何可能达成协议的机会，并敦促主要发达国家采取现实主义态度，放弃不切实际的要价，争取早日达成协议。

　　对中国来说，积极参加多哈回合谈判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必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治理，并发挥重要作用。我们要更加深入地全面参与WTO各项事务，积极推进WTO进行必要的改革。通过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逐步加深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程度，积累经验，不断提高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中的能力及影响力，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营造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国际环境。

　　第五，推动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受阻，不少成员在积极进行双边或区域自贸区谈判。如果中国在这方面无所作为就会被边缘化，在国际贸易中遭受最差的待遇。这也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处境。我们必须加快脚步，迎难而上。为加强同其他成员的经贸合作，我国也必须加快自贸区谈判步伐。在已有的与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西兰、秘鲁等自贸区基础上，加快同海湾合作组织、澳大利亚、中日韩等自贸区谈判。

　　在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中，自然会涉及我国一些敏感领域和部门的进一步开放问题，也会涉及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利益调整问题，我们必须权衡利弊，确保国家整体战略部署和长远利益的实现，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和整体利益。

　　第六，开展新一轮世贸组织规则培训。为避免今后新出台的贸易政策与世贸组织规则相违背，授人以柄，有必要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决策者进行新一轮培训。希望经过新一轮培训，出台的各项法律法规将是高质量的。同时，各级领导干部随着对世贸组织规则的进一步熟悉和掌握，在应对贸易摩擦方面也将更加成熟和有效。进行新一轮领导干部培训本身也是进一步加强法制观念、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步骤。中国要在世贸组织和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影响和作用，就必须在改革开放方面做出榜样，以负责任大国的行动赢得世人的敬仰和尊重。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的建设，妥善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同时放眼全球，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兼顾国内国外两个大局，这样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朋友，在国际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 

入世十年：中国如何更给力？

www.eastmoney.com2011年11月21日 04:47钱学锋21世纪经济报道

　　2001年12月11日，历经15年的不懈努力和艰苦谈判，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回想当年海内外各界对中国入世的反应和评论，人们普遍以第二次改革和开放的高度来定义其对于中国的重大现实意义。

　　说入世是第二次改革，是因为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一个重要规则基础是市场化。始于1978年的改革，使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取代计划经济制度，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从改革的方式上来看，中国选择了更为稳妥和阻力较小的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进行局部的试验和小心谨慎的试错，注重增量而不触动存量，虽然最大限度的回避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但也使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被暂时掩盖乃至积重难返。与此同时，政府有形之手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也不时挑战市场无形之手的主导地位。但入世有可能改变这种局面。因为多边贸易体制要求的市场化不是局部实验的市场化，而是整体推进的市场化；多边贸易体制要求的市场化不是政府营运的市场化，而是政府权力受到最大约束的市场化；多边贸易体制要求的市场化不是被利益集团绑架的市场化，而是利益集团受制于多边游戏规则的市场化。显然，这是中国入世之后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努力方向。从这个意义上，入世无疑为中国的改革进程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说入世是第二次开放，是因为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的另外一个重要规则基础是全球化。同样始于1978年的开放，是近代中国首次打开国门重新回归世界经济的大家庭。但这次开放，是整个中国经济濒临绝境的无奈之举，是填补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双缺口的现实之需，所以这次开放，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动的开放，是一种被动的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而且，这次开放也是中国单边向世界开放，但世界并未向中国开放，中国并不能享受到作为世贸成员的最惠国待遇。但成功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之后，中国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承担贸易自由化的义务的同时，也会充分享受到作为世贸成员所应享受的各种权利，并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可以参与全球化背景下的游戏规则制定。所以，入世是第二次开放，这种开放是被动的开放转向主动的开放，是不对等的单边开放转向对等的多边开放。和先前的开放相比，入世后的开放无疑在水平上有了质的提升。

　　如今，中国入世已然十年，适时总结和评估第二次改革和开放的成败得失，对于今后十年乃至更长时期内，中国能否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远，就显得尤为必要。一般认为，中国入世有三大核心利益：一是提高国际地位，二是改善发展的外部环境，三是倒逼国内改革。那么，十年来，这三大核心利益是否得到了有效保障和提升，当是评估入世效果的重要维度。

　　首先，入世切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入世前，中国就已经是三大国际组织中的两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因此加入世贸组织本身就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一种表现。入世后，中国充分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融入全球经济破除了资本、市场和技术等要素约束，实现了贸易和宏观经济的爆炸式增长，跃升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更是所向披靡，打遍天下无敌手。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稳定全球经济、拉动世界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引擎。现在中国业已成为世贸组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核心成员，也是捍卫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领袖之一。

　　其次，入世极大地改善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入世前，美国国会每年一次的关于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表决都会让中国政府感到高度紧张。原因很简单，最惠国待遇和普通待遇差别极大，如果中国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将受到极大的影响。所以，当年江泽民主席非常关切，入世以后，美国最惠国待遇一年一审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入世后，最惠国待遇是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所应当享受的最基本的权利，可以说扫清了中国贸易发展最基本的障碍。虽然入世以来中国的贸易崛起引致了越来越频繁的贸易摩擦，中国仍然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也是其他各种贸易救济措施重点关照的对象，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大国崛起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常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可以运用世贸组织规则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并通过参与新的多边规则的制定，来保障未来的贸易发展享有更加公平的环境。

　　最后，比较遗憾的是，入世对于推动国内改革的作用不尽如人意。从本质上来讲，世贸组织约束的是政府行为，而不是企业行为。所以，入世的一个美好愿景是，希望通过世贸组织所奉行的市场化原则，对于推动国内市场化进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打破政府支持的行政垄断等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确实，我们在一些方面也有所进步。例如，10年间，中国已建立符合世贸组织要求的法律体系，清理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增强了透明度，尽可能的规范政府行为。在银行、保险、电信等重要服务部门，为外国服务提供者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准入机会，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垄断部门的竞争。可以说，入世后5年中国确实遵照世贸协定与承诺，有力并有序的推动了国内市场化进程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但也应看到，2005年后这种步伐有所放缓，在服务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很多领域没有太大的新进展，而国内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却日益突出，政府对市场的蛮横干预有增无减。可以说，中国真正入世仅仅5年。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深化开放的政策争论和来自利益集团的政治压力。

　　“出口导向政策的隐忧”

　　总的来看，入世十年，在前两个核心利益上，我们做得不错，但在第三个核心利益上，就非常的差强人意了。早在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就曾在《国富论》中零散的总结出宋明以来的中国为什么逐渐走向衰败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四点：一是贸易不足；二是没有有效的保障合约实施的制度；三是缺乏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四是国有垄断。这一论断，至今听来仍然震耳发聩。回想一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真正解决了什么？只有第一个问题；入世十年来，我们真正解决了什么？也还只有第一个问题。而且，还解决得不一定好，甚至有些过犹不及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来解决贸易不足的问题，入世则进一步为这种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外部市场空间，毫不夸张地说，入世使得中国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发挥到了极致。毋庸置疑，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对于中国的贸易崛起和宏观经济繁荣居功至伟。然而，荣耀的背后却隐含着更多的深层次的忧虑。正是过于追求贸易的繁荣和宏观经济对贸易的过度依赖，才使得制度层面的深度改革被忽略和拖延。但入世十年，在整个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变增长模式抉择和转型的十字路口，理当深刻反思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所引致的一连串灾难性后果并进行适时调整。

　　中国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主要通过充分利用自身的廉价要素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赢取全球化的红利。但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主要从事简单的加工和制造，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获取的分工利得非常有限。一部在中国制造的30G的IPD在美国可以卖到299美元，可以为中国赚取150美元的贸易顺差，但真正为中国企业所得到的价值不到4美元。而且，考虑到中国制造中的外资高参与度，还有相当一部分价值被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拿走，中国所能得到的价值就更惨不忍睹了。所以，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增长仅仅具有地理统计上的意义。

　　从出口结构来看，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推动的主要是“两高一资”型产品的出口，这以牺牲国内的资源和环境为巨大代价。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有一点同当年的大跃进很像，那就是大跃进几乎砍光了所有的树，而今天的中国则几乎污染了所有的水，一样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样的，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也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国民福利，并在财富分配上导致了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同时也孕育着极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即便抛开这些不论，仅从出口自身而言，由于出口的增长主要基于量的扩张，而缺少新的产品进入，使得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增长极易遭受外部冲击的影响并同时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所以，一个很奇特的矛盾现象反复出现，一方面是贸易持续爆炸式增长，但另一方面衡量贸易利得的贸易条件却不断恶化。入世十年来尤为显著，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未能进行根本性的结构转变，一种恶性循环也在反复上演，即遭受外部冲击，出口下降，投资刺激，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再次依赖出口。所以，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事实上再次回到金融危机前依赖出口、依赖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的老路上去了。但是应当看到，金融危机以来我们发展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外部环境方面，发达国家出现了再工业化的趋势，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出口的外部市场空间将会受到极大压缩。

　　而且，由于长期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环节，极大的延缓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前些年，出口导向型产业最为集中的广东试图“腾笼换鸟”，但笼子腾出来了，却很少有鸟飞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艰难转型的缩影。从企业层面来讲，也没有进行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的动力。因为出口导向型模式的基础是通过压低劳动力价格来获取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既然找几个打工妹、打工仔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冒险进行代价高昂的技术创新呢？当然，不能否认完全没有技术创新，但更多的技术创新属于资本节约型的模仿性技术创新，所以中国可以很容易山寨出iphone，但却没有一家苹果这样真正创新型的企业。要知道，以技术创新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才是一个国家长期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教训值得警醒，日本之所以失去二十年，很大程度上和日本只会模仿性技术创新密不可分。

　　从更为宏观层面上考虑，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所累积的巨额双顺差，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市场压力，处理不当，将会导致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甚至陷入长期萧条。在这一点上，日本的惨痛经历同样让我们十分的谨慎。而自2006年以来，国内出现了通胀和双顺差并存的局面，米德冲突显现，更加考验政府的宏观调控智慧。面对两难局面，政府很难兼顾，在政策目标上，如果要缓和通胀，某种程度上就要以人民币升值为代价；而要稳定人民币汇率，则要容许国内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胀。但通胀和汇率升值，哪头都会触动整个社会紧张的神经，引发不满和社会动荡的担忧。此外，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所累积的巨额外汇储备，同样尤为烫手，它涉及到以巨大代价换取的国民财富是否能得到有效保障的问题。

　　尽管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带来了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等一系列负面影响，但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向来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在国内消费需求短期难以有效改观，投资效率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唯有贸易这驾马车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贸易增长停滞，将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和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失业，不仅无法保证增长，更易引发社会不稳定。因此，对出口导向型贸易发展模式的过分推崇和迷信使得其他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一缓再缓、一拖再拖。

入世十年有回味：评点四大行业入世变化

www.eastmoney.com2011年11月20日 09:48解放日报

　　■ 金融篇

　　企业 

　　“入世前，最让国内金融机构担心的是外资银行的进入会挤压市场份额。但真的入世后发现，外资银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十年前，外资银行资产规模接近万亿元，市场份额最多时占到了5%；十年后，外资银行增长到3万亿元，而市场份额却降至2%。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告诉记者。得益于外资银行带来的“鲶鱼效应”，国内银行在开放竞争中得到激活和优化。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由十年前的17万亿元，增加到现在的超过百万亿元。事实上，中资银行的国际化反而让外资银行感到紧张，在2010年普华永道的调查中，42家外资银行首次明确把来自中资银行的贷款业务竞争看作是最大的挑战。

　　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则说，中国入世谈判最艰难的部分是保险业，人们把外资保险看作是“狼”，中资保险看作是“羊”。十年后，名列《财富》500强中的40多家境外保险公司大多数已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但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尚不足5%，中资保险公司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了绝对优势。许多业内人士将优势归功于“市场换技术”的模式。平安、国寿等保险公司最早引进友邦保险的代理人模式，电话销售保险、缴费短信提醒、生日贴心祝福等服务也是从外资保险公司取经。

　　生活

　　十年前，银行提供给个人的业务基本以定期存款为主。普通老百姓理财，无非是定期存款，或者买个三年、五年期的国债，有时炒炒股票。

　　如今，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极其丰富，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与两年期的各种理财产品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与海外资本市场直接挂钩的理财产品。百姓理财，已从没有产品可选，变成不知道该选哪种产品。理财观念也深入人心，CPI、GDP这些与理财息息相关的经济术语，已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

　　过去十年间急速壮大的证券市场，也为老百姓理财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祁斌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2000年底他从华尔街回国，加入中国证监会。当时他在高盛的同事都感到诧异，甚至有人问，中国有资本市场吗？这样问并不奇怪。2001年底，我国境内上市公司只有116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不到4.4万亿元。而高盛集团2000年的总资产就达到2844亿美元。如今，美股开盘前，高盛都要关心一下中国A股走势。 A股、B股还有创业板，还有各种基金产品，乱花渐欲迷人眼。

　　除了理财品种选择丰富，金融机构的网点分布也多了，金融服务的水平也有所提高。十年前，老百姓往往要乘公交车辗转几站，才能找到一家工农中建这四大行的网点。如今，银行网点已“飞入寻常百姓家”，小区附近就有，还往往是几家银行扎堆开，让你可以任意选择。不愿出门时，还能通过电话或网络办理部分银行业务。十年前，银行业务办理都是“冷脸长队”，如今，不仅个人理财及信贷有专窗接待，茶水、雨伞、婴儿车等创新服务也已成为“风景”。

　　点评

　　在入世谈判的过程中，我国进行的汇率制度改革，以及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条件自由兑换，在扫除入世障碍的同时，既推动了贸易的发展，也为金融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金融业是我国入世后受影响最直接的行业之一。显著的积极影响是，外资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和金融发展，为引进外资和改善投资环境，推动金融改革和金融国际化，做出了建设性的贡献。本来我们担心会产生的消极影响，如我国金融机构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尚未建立，历史包袱沉重，在与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由于我们在促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方面卓有成效的努力，也因为金融监管强有力的作用，这些担心大多没有成为现实。然而，值得反思的是，为了促进中国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在创新和监管之间，我们需要更好地把握“均衡点”。

　　■ 汽车篇

　　企业

　　中国汽车行业入世十年的征程，用中国乘用车联席会议秘书长饶达的话来说，就是 “从预期中的灭顶之灾到超预期的高速发展”。饶达告诉记者，入世之初，国人普遍看淡汽车业的前景。根据WTO相关条款，到2006年，整车进口关税要从80%降低到25%，汽车零部件平均关税从35%逐步降至10%。外国车进驻中国市场，乍看已有“山雨欲来”之势。

　　但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洋车”，中国汽车行业却交出了一张亮眼的答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汽车产销量为230多万辆。到2010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1800万辆，中国汽车产销量登上世界第一。

　　入世之初，中国汽车产量不及美国的六分之一，销量仅占一成多。如今，中国汽车产量超过美国2倍，销量超过1.5倍。十年间，中国轿车品种也从2002年的不足40种增长到2010年的180余种。 2001年，中国汽车工业总产值为4433亿元，去年，这一数字已达到43357亿元，增长近10倍。

　　对于中国汽车业的崛起，外资汽车企业功不可没。饶达表示，尽管外资企业占据了乘用车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份额，但也带动了中国汽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现在很多汽车企业在投产时，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80%左右，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由此可见。从劳动生产率而言，2001年中国人均生产汽车仅一点几辆，如今已达到10辆之多。 ”

　　外资企业拉动了与国内企业的竞争格局，加快了中国汽车业纳入全球分工体系的步伐。 10年来，奇瑞和吉利等民族汽车企业崛起，吉利收购沃尔沃等行业标志性事件的发生，都与入世进程有着紧密关联。

　　生活

　　在中国汽车产业高喊 “狼来了”的时候，中国消费者却打着自己的算盘。入世吸引外国汽车巨头进驻中国市场，竞争格局下，买到性价比更高的汽车指日可待。

　　从出租车的变迁，汽车业的更迭就能略窥一二。最早的奥拓，到此后的夏利，如今在街头穿行的，已经是桑塔纳、捷达、现代等相对舒适的车型。 10年前，私家车还是“稀缺品”，购置汽车多以面包车为主。今天，私家车风行，商务大楼和小区的停车位都已成为紧俏资源。中国人不仅适应了“四轮社会”，更已直面汽车繁荣带来的交通堵塞、停车困难等阵痛。

　　截至2011年8月，全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1亿。与数量飙升同步，汽车的档次也日渐提升，大牌纷纷进驻中国市场，切分这块诱人的“蛋糕”。

　　无论街头巷尾报章杂志，“香车”的广告随处可见，众多4S店也在大城市生根。随着私家车的普及，人们的出行方式也有所变化。每逢周末或假期，举家驾车出游成为日益流行的休闲方式。入世十年，汽车业不仅为国人的交通出行提供了便利，还拓展了休闲与文化的疆域，提供了全新的汽车视角。

　　点评

　　汽车业是我国入世后最为受益的行业之一。入世前，中国汽车产业和市场一直受到国家高关税保护，因此，在入世谈判过程中曾经有一个说法，要是我们只能保护一个“幼稚产业”，那就是汽车业。入世后，中国关于汽车进口关税的承诺一一兑现，在中国进口车消费者得到了个中实惠的同时，中国的汽车业并未被冲垮，而是通过合资、并购和重组等多种形式，特别是汽车企业竞争力的稳步提高，使汽车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无论是中国目前的汽车产能、产量，还是保有量，都是入世前我们不敢想像的。在入世前，有关机构对各产业可能受到的影响都作了详尽评估，现在看来，评估最不准确的就是汽车业了。这再次说明一个经济学最为直白的原理，唯有竞争，才是发展的硬道理。如果是在国际市场，唯有开放和竞争，才能在强手之林中谋求一席之地。
■ 食品篇

　　企业

　　前几天，一家欧盟的烘焙行业核心刊物派记者专程来中国采访，德国小伙子问上海克莉丝汀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田安：“克莉丝汀有没有出口到欧洲市场的打算？”罗田安的回答让对方挺没面子的：“我光一个中国长三角地区的生意都还来不及做呢，再说，欧洲经济不景气，出口卖给谁啊。”罗董坚持他的一贯观点，只有中国这个持续健康发展的市场，才能容纳企业大展身手，高速成长。

　　克莉丝汀不出口面包，却大量进口，包括有形的各类食品原料和机械设备，也包括无形的理念、创新、标准、经营模式。因为在开放的中国市场，面临的同样是国际竞争，甚至比欧洲一些地方更国际化，中国市场大嘛，谁都想来分一块蛋糕。国内企业不把标准往高里订，还想走廉价路线的话，迟早是会扛不住的。这就是入世压力带来的正面影响。所以，除了选用世界各地最好的原料，罗田安更是每年去日本和欧洲考察多次，把新产品新装备引进来。

　　“如果说入世没有影响，那是骗人的。 ”罗田安告诉本报记者，就拿进口原料说，关税下降，正好帮助化解其他成本上涨的压力，而这部分成本的下降是分享到消费者头上的。

　　生活

　　十年前，每次有同事或者亲属去国外都要大包小包的往回带东西，食品一定会是其中一样——好吃便宜的德国巧克力、甘甜可口的菲律宾芒果干、香浓的马拉西亚白咖啡等。因为当时这些食品很难在国内买到。十年后，进口食品的种类极其丰富，不要说那些大型超市都开设了进口食品专柜，就连普通超市也能见到进口商品，让你足不出“沪”就能吃遍全球。虽说由于关税问题，价格相较于国外还是贵了一大截，但毕竟购买比以前方便太多了。

　　十年前，对入世最担心的是普通农民。因为入世之初，中国承诺将农产品关税由之前的23.2%降至15.35%，这远低于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62%的水平。缺乏现代化、规模化生产的中国农业能否经受住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将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存问题。十年过去了，担心没有了，农民的腰包变鼓了——农产品出口规模和进口规模分别增长了1.7倍和4.8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2366元增长到2010年的5919元。中国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中国的农业出口也位列世界第五，特别是以水产、畜牧业为代表的深加工农产品出口额占到总额的50%。农民不再满足于过去种植低技术含量农业产品，而向特色瓜果、无公害蔬菜、水产养殖等产业化方向。如今，靠养猪、种草药、养鱼发家的农民富裕户层出不穷，赚外汇在实施“一村一品”工程的农村也并不稀奇，因为全球市场都在向咱们中国的农产品招手呢。

　　点评

　　食品行业是一个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食品工业较早进入市场，企业经营机制较早得到转变；以市场为导向，调整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配置资源和组织生产，竞争力不断提高；各种经济成分在食品行业共同发展，极大地增强了食品工业发展的活力和生机。入世以后，食品市场日益开放，外资企业大量进入，更多的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入食品工业，这一行业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内市场已日趋国际化，如啤酒、饮料等行业的许多国际著名跨国集团都已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国内不少企业也已经置于开放的国际竞争环境中，它们通过产品出口，在海外投资建厂，跨国经营，在与WTO竞争规则接轨的同时，提高了自身的竞争能力。

　　■ 教育篇

　　企业

　　2001年，入世的第一个年头，王建铆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长期教授，主讲《中国经济》。当时，和他一起担任中欧长期教授的共有12人，其中外国教授占1/3。不经意间王建铆发现，中欧的长期教授越来越多，如今已经超过了60位，外籍教授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如今已经达到2/3。曾任哈佛商学院资深副院长及伦敦商学院院长的约翰·奎尔奇今年也加盟中欧，担任副院长。除了长期教授，每年有100多位知名中外访问教授到中欧进行短期授课、举办讲座等。国际化的师资结构，为教育国际化提供了支撑。

　　入世后，中国教育国际化办学蔚然成风。世界顶尖院校也纷纷与国内高校合作办学，择道入驻中国。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中方教务长张维炯介绍，另两件事同样影响深远，第一，更多中国教师参与到国际顶尖学术会议，无论是教育发展还是学科前沿，都积累了大量一手材料。中国派出了大量留学生，“等于采购了大量欧美的教育服务资源”。此外，通过网络教育、函授教育等方式，国际认证的教育机构也渗入中国，促成了竞争格局，造福高等教育之外的多元群体。

　　但张维炯也认为，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喜中有忧。“国外中等以下的学校办学质量未必优于国内院校，一窝蜂留洋，会造成'海归’贬值。同时，中国吸引到的外国留学生，大都是来学中文、中医的，中国还没有培养出可以比肩世界领先水平的学科，谈走出去为时尚早。”

　　生活

　　2005年，韩国留学生李美惠来中国读大学，校门口的横幅上写着 “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同学”。 2年后，她再来中国报到时，横幅已经换成了 “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新同学”。日前李美惠告诉记者，如今在她的家乡首尔，很多大学生都选择到中国留学，“我大学同学相约一起来中国的就有6个，感觉就像一次集体迁徙”。

　　与此同时，中国学生也在走向世界。 2006年，中国学生黄建刚来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研读高分子材料专业，出乎他预料的是，系里100名左右的学生里，中国人有15个之多。文科院系的学生相对较少，但中国学生的比例也超过了10%。国际教育协会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有1.9万名赴美留学生。今年，中国赴美留学生人数达15.8万人，比十年前翻了8倍多。在今天的美国，每5个非美籍学生中就有1个是中国人。

　　出国留学的风潮带动了国内外语教育的产业链，托福、GRE成为“热词”，外语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外语培训已是教育开放的“晴雨表”。

　　即使不出国门，国人与世界的学术前沿也越来越近。今年年初，复旦大学学生张敏看到一段风靡互联网的视频，哈佛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讲习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关于“公平与正义”的演讲深深吸引着她。4个月后，迈克尔·桑德尔已经出现在复旦大学的课堂上，参与哈佛大学、复旦大学、东京大学三地开展的“迈克尔·桑德尔的教室”网络同步视频课程的录制。

　　点评

　　当1986年9月乌拉圭回合将服务贸易列入谈判议程时，教育就成为其中的一个大类。我国入世谈判时对教育的承诺是部分承诺。10年过去了，我们在维护教育主权的前提下，在承诺的领域逐步扩大开放，相关国家也对我们提高了开放度，这些对于满足人才培养的需求和教育质量的提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领域，国际优质教育资源以留学(境外消费)和合作办学(商业存在)的形式，与我国的相关院校展开竞争，这在产生巨大挑战的情况下，也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仍然是主要的。我国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在面对入世后人才结构矛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与现实的需求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要通过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一方面缩小这些差距，另一方面，使我国的教育发展能够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学者纵论入世十周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远超承诺

www.eastmoney.com2011年11月21日 04:33杨颖桦 陈浠21世纪经济报道

　　多年后，美国历史学家描述21世纪时，大致会把2001年9月11日作为开端。“9·11”彻底改变了美国人对世界的基本判断，《新闻周刊》视之为一个纯真年代结束的标志。

　　这一年，遥远的东方，中国却翻开新一页历史卷册——申奥成功、男足出线、加入WTO——等煞几代人的喜事堆到一块，几乎把2001年塑造成“中国年”。
　　其中，加入WTO，对处于渐进式改革中的中国，造成了持续而漫长的影响。这一过程的另一作用结果，是给十年来的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打进一针催化剂。

　　十年之前，如同曹凤岐教授所言，中国资本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市场，风雨不进；十年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进一步开放，并逐步国际化，国外资本市场打个喷嚏，中国资本市场也可能跟着患感冒。

　　十年来，加入WTO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什么影响？中国在国外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有何变化？入世承诺实现了吗？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得失如何？国际板将给中国资本市场带来什么，如今推出时机是否已成熟？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应如何对外开放？

　　凡此种种，本报记者问诸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等学者，但求总结得失，以之为镜，给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下一程路途添点光亮。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

　　“资本市场开放远超出入世承诺，国际板不应用人民币结算”

　　入世之后，总的来看，中国资本市场有很大发展，对外进一步开放，并逐步国际化。加入WTO前，中国资本市场实际上是一个封闭的市场。可以说是不受国外股价、行情变化的影响，但已经有所改变。此外在资本流出流入方面也有所改变，特别是流入方面更开放；加入WTO后，引进外资成立了合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

　　加入WTO时，在资本市场开放上非常谨慎，不像对其他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开放程度高。入世相关承诺除有条件地引进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其他都没有承诺。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实际上远远地超出当初的承诺。

　　特别加入WTO五年后，这种开放程度更是加速。从一开始规定外国证券公司、投资银行可与中国证券经营机构合资成立的证券经营机构，外资股份不能超过33%，后来改到49%。

　　但监管层面，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仍需改进。比如在监管和法律体系各方面适应国际化需求的问题上，我们可能还得加强。

　　国际板能使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国际化。国外资本会到中国投资、国外企业在中国上市。这样一来，也可能使得中国的市场上出现很多高质量的上市公司，也给中国投资者多一些投资渠道，这都是好的地方。国际板的开设总体上也是对的，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也有促进意义。

　　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开国际板条件还不够成熟。人民币还没有完全可兑换，开国际板要用外币交易，但中国老百姓不能参与，因为中国老百姓在可兑换货币上受到很大限制。

　　如果国际板使用人民币结算，就等于仍在跟A股争夺资源，我并不赞同。另外，法律、监管系统还不完备，所以现在国际板开放的条件还不成熟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

　　“国际板与A股不能搞双重标准，适当降低QFII准入门槛”

　　入世十年中国资本市场有较快速的发展，无论从规模、节奏、经济的影响力，都得到了全面提升。这个提升跟加入WTO有某种间接关系，包括承诺对金融领域有一定的开放，都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起到推动作用。十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在国外投资者心中地位也有明显提升。

　　但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程度较低，主要是外汇体制没有进行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没有达到完全自由、完全由供求决定的高度市场化制度，所以国外投资者还不能很自由地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我国推出国际板的基本条件已具备，但国际板未来要健康蓬勃发展，还有赖于人民币国际化和配套政策完善。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数量会比较少，发行规模也很小，市场“养料”不足，只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国际板才能蓬勃发展。

　　在未来国际板的具体运行，除了股权激励等少数区别之外，在公司治理结构、资金用途、资金监管、信息披露的义务、违规行为处罚等核心规则方面，国际板应与A股一致，不能搞双重标准。比方说会计准则，采用国际准则的外国公司来中国上市，就应该采取A股市场的会计准则。未来人民币国际化以后，国际板必将并入A股，统一的规则也给未来铺平道路。

　　中国证券市场迟早要国际化，但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国际性，主要体现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市场需求方面，市场供给方的国际性仍然薄弱。此外从目前看，合资证券机构的“鲶鱼”效应并不明显，其对国内证券机构的刺激与竞争作用仍较小。

　　但金融机构的开放还是要把握一定的准入原则，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到中国开设金融机构。目前来看，国际板还不会接受国外不成熟企业，而以大型成熟企业为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把风险控制放在重要位置，可考虑适当降低QFII进入中国的门槛，扩大QFII规模，允许更多的国际资金进入国内证券市场。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

　　“不公开、不放开，竞争与开放市场难以达到”

　　总体上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较快，规范度也快速发展。入世十年来，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较有成绩，他们在中国香港、美国等市场成绩较大。

　　入世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资本开放很多并不是WTO规定范围内。比如资本开放上，人民币对外开放并不是WTO规定范围。

　　入世后，中国资本市场能让国外金融机构进来，也让国内资金流出去。但QFII和QDII都是有限的，QDII如果出去受损，这块市场肯定越来越萎缩，QFII进来好几年都比较活跃，但中国股市风险较大，国外投资者的兴趣也比较淡了。

　　目前关键的问题还是中国对资本市场、资本资源的垄断。中国资本市场面临的问题还不是WTO开放不开放的问题，而是政府对资本市场管制过多，主导过多。要解决根本问题，关键是解决权力干预、主导的问题。这些如果不公开、不放开，竞争市场与开放市场便难以做到。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

　　“海外上市助企业'走出去’，国际板时机仍未成熟”

　　WTO对中国的影响，严格来说主要还是贸易方面的开放，我们在资本方面的开放还是有限度的。但是，资本市场的发展也由此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比如说，我们对QDII的引入，以及证券公司股权结构对外的开放。

　　但总体看，资本市场的开放，还是属于比较稳健的原则。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由于汇率、金融安全稳定等考虑，并不像贸易方面取得的成就那么大。

　　但是十年来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变化，从开始神秘不开放，到入世得以接触并一度得到追捧，但现在，海外投资人对中国股票也开始冷静，特别是对上市公司质量更注重。

　　我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成就中，H股及海外上市相关开放政策做得比较好，从最早的大型央企国企能借H股上市走出去，再到后来的私营民营企业也采用这种方式走出去。现在有很多的中国企业能通过在香港、美国市场上市，筹集资金，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

　　B股是最早开放的，但这是个不太成功的尝试。B股在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大，此类尝试没有长远的规划性，也缺乏连续性，现已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入世十年来，一度也有矫枉过正、过度迷信外资机构的做法，比如最初面对国内中介机构作假问题时，便要求由西方中介机构做，但西方中介也出现造假的问题，同时这也不利于培养国内中介结构。此外，在国内大型商业银行股改上市过程中，原本希望引入的国外战略投资者能发挥很大作用，但事实表明他们的应有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这些上市过程都是由海外的投行来把握，今天看来，这种大型商业银行的整体上市过程也存在缺陷。

　　对于国际板的问题，首先要厘清的是推出国际板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从近期看，这个目的并不明确。长远看，未来中国企业国际化是一定要实现的，不管是搞国际板，还是允许外资到A股主板上市，这些都是一个目标，一定会实现。

　　但就现今情况看，中国资本市场本身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像发行制度没有得到完全的完善与改进；此外还有国际监管合作的发展也还不足够，比如中国与美国等资本市场，还没有进行交换监管备忘录、实现对等监管合作，而这使得后续的投资者保护涉及的适用法律等问题都难以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国内现在上市融资的压力已经很大，发行制度仍需改进，中国股民也仍未得到合理的回报。

　　这种情况下，现在推出国际板的时机并不成熟。国际板是未来资本市场发展的愿景之一，但至少要等中国的市场监管体系，比如发行制度等相对比较完善时，市场更成熟时，才是适合的时机。

　　未来，在推进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上，首先要服从中国金融体制对外开放的大格局，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先局部开放、最终完全开放的大时间规划下，考虑中国资本市场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双向交流。

　　其次，资本市场建设规划上，既要借鉴国际规划，更要尊重中国国情，直到今天，中国资本市场，仍是新兴尚未转轨的市场。借鉴西方市场发展经验但绝对不能完全照搬照抄。

美国国会特设委员会发布年报 点评中国入世表现

www.eastmoney.com2011年11月21日 04:52熊敏21世纪经济报道  　　美国国会特设委员会发布年报点评中国入世表现中国秀

　　11月16日，美国国会特设的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年报，赞扬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年以来在履行国际贸易规则上取得的成就。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也有做得不足的地方，比如国有成分在经济中的比重过高。

　　“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私有经济和外资获得发展，国有企业成分依然很高。”该委员会是在中国入世背景下，美国国会为了监测中美贸易交往对美国经济与安全影响而于2001年特设的机构。

　　由于适逢中国入世十周年，委员会在今年年报发布会上则重点评了中国入世以来在履行国际贸易规则上的表现。

　　报告认为，中国过去十年在执行国际贸易规则上取得很多成果，比如降低关税和其他进口门槛。

　　但同时中国国有经济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过大，有些行业享受政府补贴，该委员会主席Bill Reinsch称，这些情况不符合WTO精神。

　　前不久，该委员会发布关于《中国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专题报告。其中写道：“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决不影响国有企业的决定权，但实际上违背了承诺。”

　　该委员会还在报告中指出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滞后以及政府采购对外资企业的限制等问题等。

　　尽管委员会提出诸多问题，该组织与美国国会内部的所谓反华组织并不相同。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由12名委员组成，他们由国会领导层任命，但自身均来自私有部门，而非国会议员。

　　委员会依据《2001年弗洛伊德斯彭斯国家国防授权法案》而成立，当时美国担心中国这样一个非市场经济大国加入世贸组织会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造成影响，于是成立该机构。由它对上述问题作出公正评估和提供建议，看是否需要美国采取行动维护国家安全。

　　去年，该委员会举办了8场听证会，涵盖中国外交、军事、国有企业等方面。委员们每年有两次机会访问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并在年底推出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年报。该年报上报美国国会。

　　今年年报分为4章，分别总结了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影响到美国安全利益的活动、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中国公共外交行动中与外国和国家安全有关的部分。

　　该委员会成员之一莫罗伊(Patrick Mulloy)告诉本报记者，他本人热爱中国，但也十分希望看到中国有效执行国际承诺。 

中国下月将迎来入世10周年

www.eastmoney.com2011年11月17日 13:17国际财经时报

　　美国国会一个监督中国对美国安全和经济利益影响的委员会说，虽然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将近十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已经有所进步，但对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而言在当地作生意还是充满了挑战。

　　据美国媒体报道，12月就是中国加入WTO十周年，但中国在许多方面还是没达到加入时所承诺的。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主席威廉·赖因施说：“中国还没建立一个有效保护知识产权的系统，这是所有世贸成员国都必须作到的。美国商业软件公司仍指称中国是世界上盗版软件最大的来源国。中国大约10台电脑有8台用的是盗版操作系统软件。更令人困扰的是，中国当初对降低贸易壁垒和公平对待外国产品和服务的承诺一直在倒退。”

　　在最近几年，中国也十分依赖国企，国企控制大部分的经济，限制了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赖因施说：“政府给优惠产业投注了巨额补贴，用保护性的壁垒来发展特定科技。这和世贸精神相违背，也违反了中国对世贸的承诺。”

　　这个问题格外受到瞩目，因为过了今年中国就不再有义务对任何质疑它年度进展的成员国作出回应。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时，同意在前8年接受它是否落实承诺的年度审查，以及今年最后一次的审查。

　　委员会促全面检讨美国对中国政策

　　尽管中国有上述这些军事发展，经济方面也存在问题，但美中经济和安全审议委员会主席赖因施说，他相信，美中面临的各种挑战使关系困难，但它们是可以克服的。

　　赖因施说：“我想我们都必须保持乐观。美中关系很重要，所以我们得让它成功。过去7任的美国政府和过去3或4任的中国政府都一直努力让美中关系成功，努力克服这些个别的困难。”

　　在周二发布报告的首要建议上，委员会建议奥巴马指派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彻底审议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和经济政策，以评估政策哪里需要修改，以及如何解决重大挑战。

卡拉女士采访记

www.eastmoney.com2011年11月21日 04:48赵忆宁21世纪经济报道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贸易代表是被国际贸易谈判界称为'铁女人’的卡拉·希尔斯，她在谈判中经常挥舞大棒以制裁相威胁。当吴仪同志刚到对外经济贸易部担任副部长时，就遇到这样一个谈判对手，”这段话是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在他的《突围》一书中对卡拉·希尔斯的描写。

　　我对卡拉也不陌生。从1989-1993年间她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此时正逢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时期，不绝于耳的所谓对中国的“贸易调查”、“贸易制裁”仿佛是她手中的常规武器。可以说，这位美国共和党的“温和派”卡拉女士，给我留下了非同一般的印象：她是一个总能够触痛你神经的人。

　　采访卡拉并非因为她目前担任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一职，我知道这个职位的重要性。我盼望这个采访，是因为卡拉曾被称为“天鹅绒撬棍”女士，华盛顿和北京都没有忘记她的一句名言，“我们将用撬棍打开国外市场”。通过卡拉的丈夫罗德里克·西尔斯——美国前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取得与她的联系，她同意接受采访，但是关于采访的内容我们之间出现了分歧。

　　我通过邮件给卡拉提供了一份2000多字涉及11个问题的采访提纲，在她的回信中告知，当她阅读了我的采访提纲后，“我对我们的会面是否能够形成高效的产出有些疑问，至少依据背景信息来看是这样的”。她认为我的采访提纲更多的是对我的观点的阐述，“而非征求我的意见，在语气上也是争辩式的”。

　　她例举道：“我非常愿意讨论为什么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鼓励新技术研发的同时，对其在一定年限内不征收费用这种创新性的想法。类似地，我也乐于探讨新药品研发过程中鼓励应用已有原料制剂的多种方式。这些都是重要，而且富于挑战的问题。但是赵女士的提纲展示出坚定的观点，认为这都已经关闭了。我们还可以探讨'301条款’以及贸易代表提交的关于全球贸易壁垒的年度报告的历史、挑战及作用。但是，诸如'美国法律是否就一定是世界法律’的评论无助于对于此类议题合理的交流。类似地，我们可以讨论美国的农业贸易政策，但这并不是美国一方的问题，中国方面的政策也值得商榷。依我看来，采访的目的在于界定问题并讨论解决方案，而不是相互指责。”

　　在卡拉的信中还提出质疑：“赵女士为什么认为我是'鹰派俱乐部’的一员？”她还写道：“在我确定接受采访之前，我需要确认赵女士希望听到我的见解，而非提纲中反映出的争论。”为此，我才感到我的采访提纲“冒犯”了卡拉女士。在给她的回信中我向她解释到，我的采访提纲中提出的所有问题，并不仅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而是反映了中国知识精英们的真实想法。我原来的想法是，作为媒体搭建一个桥梁，向您传递他们的想法，期待您给予回应，以达到促进双方交流的目的。

　　结果是，我重新起草了另外一份采访提纲。2011年4月8日，在中国大饭店贵宾阁对卡拉·希尔斯进行了约40分钟的采访。当我见到她的时候感到吃惊：卡拉与2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生于1934年的她算起来也77岁了，质地上乘的黑色外衣，佩戴着金黑两色相间的项链，依旧优雅。

　　如今仍旧活跃在美国的政治与商业舞台上，曾担任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内阁部长；美国贸易代表，北美自贸区协议、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的美方首席谈判者；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共同主席；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她目前正在积极敦促中国政府收回其引起争议的自主创新政策，因为美国企业担心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会减小对外国公司的开放度。6月份我到华盛顿采访时，她和丈夫宴请我们的时候，这是一个谈话的中心议题。

　　知识产权谈判

　　《21世纪》：20年前，您作为美国贸易代表，与中国进行知识产权谈判，但当时，在中国人的字典中并没有“知识产权”这个词。最近，中国最大的一家搜索引擎百度，受到了50多位知名作家和音乐人的集体诉讼，因为百度在网络空间上提供针对著作权人图书和音乐的免费下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从不知道什么是知识产权，到现在知道了用知识产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您作为当事人参与知识产权谈判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这种转变？

　　卡拉：我可否从具体的细节上来回答？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要好于20年之前，但在法律的执行上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如同温家宝总理向全国人大报告的那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去年的10月，中央政府开始了一项旨在推动和鼓励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我知道，在上个月，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充了这项工作的内容，要求地方在4月1日前上报知识产权保护的进展情况。

　　我觉得，最高领导层已经充分认识到，创新需要对知识产出进行适当的保护。没有人会愿意在他们的知识产出不能获得足够的回报的情况下，在10年里不计报酬的努力工作，专注于创造或发明，比如计算机或新型药品等。我认识惠普公司的创始人大卫·帕卡德，他告诉我，他在非常贫困，而且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在自己的车库工作了17年，但他确信，他设计制造的个人电脑能够为他带来回报。所以，国际法则提供了鼓励这种努力的规则，在一个人的前20年里，他酝酿出了一种想法，他的想法应当受到保护，除非他对此作了某种形式的授权，其原因在于要使人们能够安于在“车库”中进行伟大的创新。

　　我们知道，世界的进步正是取决于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基础。我认为，中国的领导人们正在提升这种认识，并鼓励中国进行创新，而不是简单地去拿来别人的想法，因为那样做，只会关上创新的大门，人们只能简单地、不断地拿来别人的主意。

　　《21世纪》：您作为美国贸易代表与中国进行谈判时，中国人认为您引入了一个新的观念——知识产权，因为中国之前不使用这个词。那么美国的普通民众或群体对您的谈判作出了怎样的评价呢？

　　卡拉：我怀疑普通的美国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针对具体议题的谈判。在很多国家的很多人都会认为，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都使用着与自己类似的监管体系。

　　《21世纪》：因为在知识产权谈判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您离开贸易代表的岗位后，在20年后，您能否对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协议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卡拉：我们与中国之间有一系列谈判，不单单是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的知识产权谈判是在1992年1月进行的。我认为，这一谈判对于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都是有益的。您之前问到我普通美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的知识产权，如果回溯到1991或1992年，中国对于世界而言并不是十分开放，美国人也并不知晓中国的全部法律，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国家，在中国都没有太多的投资。知识产权协议鼓励了国外企业，特别是拥有知识产权的企业进入中国进行投资活动，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继续基于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或通过授权购买的知识产权进行生产和发展，而不是被别人免费地拿走，我想，这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所以，作为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投资成千上万倍地增长，贸易量也迅速提高，中国减少了数亿的贫困人口，也逐步融入了世界经济。如果外部伙伴认为他们的知识产权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并可能被窃取，这些成就都不会达成。我想，这些法律很好地帮助了中国，也帮助了那些与中国有商业往来的人们。

　　《21世纪》：您在华盛顿很有声望，如果以您个人的角度出发，不代表任何机构或团体的意见，您如何给10年前中美双方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谈判者打分呢？

　　卡拉：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身份对于成员国而言是十分有益的。世界贸易组织提供了如何满意地进行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一国将与另一国采用同样的规则购买商品。

　　如果我们之间出现了争议或者是矛盾，可以提请世界贸易组织的争议仲裁委员会解决，由它为你我做出决定。从我的角度看，这是十分好的做法，因为这是法制，而不是混乱式的管理。如果一个国家被发现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它可以自己决定是否继续违反规则，但另外一个国家却会受到冒犯，这个国家可以估计自己受到的伤害，并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解决争议。但是如果没有世界贸易组织，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一个国家可以说另一国家是错误的，并采取措施来限制市场，另外一个国家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措施对市场做出限制，当然这样每个国家可能会得到补偿，但这不是法制。所以我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在这方面是极有意义的，能够保持基本的秩序。因此，我愿意给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打出很高的分数。

　　中美经济再平衡

　　《21世纪》：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人学到了另外一个词汇，就是“双赢”，我想，当时美国方面也会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助于开展与中国贸易，并有效消除贸易争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初衷也是这样的。那么，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卡拉：我认为，在国际经济中的不平衡应当得到重视。但对于双边的不平衡，我并不是很担心。这就如同一个家庭一样，它可能欠别人的钱，是一种赤字，但同时它也可以在工作中赚钱，是一种结余，不过终究会实现某种平衡。但国际经济的不平衡就是一种风险了，而且目前国际经济就处于不平衡之中。中国和美国并不是仅有的顺差国或逆差国，德国就是很大的顺差国，欧洲的很多国家也是逆差国，但中国和美国是最大的顺差国，如果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能够合作，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是十分富有建设性的。

　　我希望美国能够出台计划，使每年都在增加的债务得到控制，这需要实现年度政府赤字的可控制和内在平衡，并有一定的盈余来减小债务总量。对于中国而言，政府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民众，降低通货膨胀，提高消费者的福利水平，来促进他们消费，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多地贡献，从鼓励出口转变为鼓励消费。中国的领导人十分明智，已经意识到这样的情况，相关的措施正在进行。一些其他的政策措施也应当得到考虑，比如存款利率需要提高，因为通货膨胀率较高，居民存款实际上已经是负利率了；国有企业的盈利能力非常强，他们可以向政府预算支付分红，为消费者提供某种形式的支持，一些社会项目，比如教育、公共健康、养老金等，也可以使消费者知晓他们获得了保障。如果双方分别做上述的事情，对世界经济而言将会是十分有益的，帮助世界经济从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不平衡中复苏。

　　《21世纪》：您在谈及中美贸易不平衡时，没有提及汇率问题，我在2006年到美国采访时，汇率问题差点导致中美间的贸易战。您对汇率问题在贸易不平衡中的作用是如何看的？

　　卡拉：在当前，汇率在国际贸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通过保持本国汇率较低的手段来干预市场，会使其产品更加便宜，但流行的看法是要求市场来决定价格和汇率，所以汇率的高低应有世界经济来决定。很多国会议员都认为中国政府对汇率的干预使人民币汇率低于其应当有的市场汇率，这造成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所以他们指责一些国家不恰当的做法，使其货币汇率低于市场条件下的汇率。我知道，很多国会议员也认为，汇率因素是导致中国贸易顺差，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汇率只是一个因素，在我看来并不是主要的因素。我想，如果中国允许其汇率浮动，也并不一定会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刚刚提到的，在美国消减债务，在中国鼓励消费，如提高存款利率，消除国企所处的优惠地位，使国内经济为经济增长服务等。

　　《21世纪》：中国鼓励消费的过程中，中国居民希望消费一些进口产品，当汇率变化时，人们觉得消费进口产品更加便宜了。

　　卡拉：当中国消费者有更多选择时，他们会受益，可以在本国买到一些进口产品。在货币之外，政府给予国有企业更多的优惠，而不是给予消费者，这种优惠不仅仅是国有企业不用进行分红，它们还得到了低成本的土地、供水、有补贴的燃油等优惠条件，而这种对国有企业的优惠实际上是由人民支付的。因此，如果希望用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国内的一些不平衡问题需要得到重视，依我看来，这也是中国自己的利益所在。依赖于出口和外部经济的增长模式，比如欧盟是中国产品最大的消费者，但其经济目前并不是十分强大，美国也打算转变其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所以他们可能不再是中国产品的好的消费者。我觉得，一个国家应该更多地依赖自己，而不是在其他经济体身上寻找增长的动力。

　　《21世纪》：我同意您的观点。您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主席，特别是在今年1月份胡主席访美后，双方形成了很多新的双边协议，能够介绍一下这些新双边协议的前景？

　　卡拉：我认为胡主席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2010年12月进行的中美商贸联席会议为他的访问做了很好的铺垫，会议有很多工作组，着眼一些重要的双边经济议题。通过阅读会议公报，我认为会议形成的一些解决方案对于胡主席顺利访问是有积极意义的。我非常希望中美的双边关系能够平稳推进，而且如果我们双方之间积极合作，是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果

　　的。在国际经济一体化中，一国如果得不到另一国或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是不能在国际经济中单独发挥作用的。

　　《21世纪》：在美国有一个新的词汇“中美国”，您如何看这个词？您同意这样的表述吗？

　　卡拉：我认为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应该进行合作，因为如果我们处于和谐之中，全球经济也会处于和谐之中。如果一国向北，一国向东，双方都不会发展好。我认为，发明这个单词的教授指出了中美之间的紧密联系，两国之间应当尽全力建立起有利于合作及互利的信任。

　　《21世纪》：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那么两国共同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卡拉：挑战有很多，包括解决全球不平衡问题，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处理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黑炭排放、环境、自然灾害，像日本和海地的地震，以及影响自由航运的索马里地区的海盗等，还有许多其他的共同挑战，比如对核能利用的担心等。

　　《21世纪》：您谈到的问题都很重要。那么中美两国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来面对这些共同挑战，比如哥本哈根会议并没有达到共识。

　　卡拉：我个人倾向于双方频繁的、高层次的，针对重大问题的会议交流机制，我很赞赏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席会议、中美投资论坛等机制，它们都非常有益。我还认为一些商务或旅游访问活动也十分有益，一些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来与他们在美国的同行们进行交流，讨论诸如全球不平衡、货币汇率等问题。我想，通过交流，双方的政府就可以分享知识，进行讨论，当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可能形成新的进展。其他一些有益的做法还有关于人道主义方面的合作，我知道两国在这方面已有所沟通，旨在建立相互信任。我认为还有一个领域双方可以开展对话，就是军方对军方的交流，如果我们已经从战略经济对话中受益的话，那么我们也一定能够从战略军事对话中受益。因为两国之间的很多猜疑，是由于军事因素导致的，可以想象，如果将军们对相互之间有很好的理解的话，那么他们都会更加自信，寻找可行的，解决双方差异的有效机制。

　　中国印象

　　《21世纪》：希尔斯女士，我可否问您几个关于您个人的问题？自从您建立起自己的公司后，您每年要来中国多少次呢？

　　卡拉：很多次。当我在政府工作的时候，1985年我和一批企业高管受《时代》周刊的邀请访问中国，会见了邓小平，我们像记者一样，在9天内访问了7个亚洲国家，见到了很多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用记者的方式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有对邓小平的一次精彩的2个小时的采访，我们也去了菲律宾，见到了当时的总统马科斯。那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亚洲之行。在我成为贸易代表之前也访问过中国，但主要是南中国，比如海南。

　　《21世纪》：我知道您在中国有很多朋友，那么您这次访问中国是否见到当年来自中国的谈判对手呢？

　　卡拉：今天中午我见到了成思危，但并没有一起用餐，因为我有一个电话，以及要接受这个采访。我在到达北京的第一天，我和前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一同用了晚餐，还有周大使的夫人谢淑敏女士，在她退休之前，她带着她拍摄的电影到美国时，我经常与她见面，我非常喜欢她，见面时我们会大大的拥抱。我与几位前任驻美大使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比如李道豫大使，我们经常会交换信件。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包括政府官员、企业家，以及学生。我们有一个学生交换项目，我们会为他们组织研讨会，将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和学生请到华盛顿，与参议员或众议员见面，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美国。

　　《21世纪》：我有一件20年以来一直想知道的事情，就是美国总统送给您的撬棍到底是什么？

　　卡拉：我们有一次国会听证，一位参议员说，如果我能够获任贸易代表，那么就意味着能够为美国的贸易打开一扇窗户，所以当时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给了我一只撬棍，希望我能够承担这样的职责，当总统听说这个消息后，真的给我一只撬棍，我还有一张总统授予我撬棍的照片。

商务部：入世十年我国货物贸易额升至世界第二

www.eastmoney.com2011年11月17日 12:56证券时报网  　　中广网消息，11月17日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吹风会。商务部部长助理俞建华介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等方面情况。　　2001年12月11号，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就表示，入世十年以来中国的货物贸易额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了第二位，其中出口跃居世界的第一位，累计吸收外资能够达到7595亿美元，居发展中国家的首位，对外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是40%以上。 

商务部:世贸诉讼已成美欧遏制我竞争力战略手段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21日14:41 法制网

　　法制网记者 万静

　　在11月18日由商务部主持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商务法律工作会议上，《法制日报》记者获悉，近年来，我国在世贸组织被诉案件急剧增加。2006年前仅有1起被诉案件，目前累计达14起。2009年我国参与案件占当年WTO案件总数的50%，2010年为42%左右。当前，世贸争端解决已经成为美欧等催促我国市场开放、遏制我国际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商务部条法司司长李成钢在会上指出，我国被诉案件大多涉及我国经贸管理制度。迄今，市场准入、政府补贴、知识产权、资源供应甚至意识形态等重大领域的管理制度或措施均已受到质疑。新能源补贴、稀土等资源类产品出口限制、贸易救济措施等，成为美欧等近期对我国的重点关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不仅欧美等发达成员对我国步步紧盯，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也跃跃欲试。从传统产业到新兴产业，从特定产品到产业政策，从行政措施到法律制度，可以说，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我国已开始面临全方位的考验。为此，切实加强能力建设，充分运用好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这把双刃剑，已成当务之急。

　　李成钢介绍，近年来，将准入前国民待遇、环保、劳工、竞争政策、反腐败、国家安全等新议题纳入投资协定，已逐渐成为现代投资协定的发展方向。我国作为利用外资大国，在新议题所涉领域的实际发展水平及制度设计与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尽管数量众多，但均属于传统模式。我国投资协定尚未纳入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对劳工、环保、竞争政策和国家安全等议题，要么不予涉及，要么仅作出愿意加强合作的原则表态。

　　与此同时，作为对外投资大国，我国在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资源型国家商签双边投资协定时，对东道国投资环境也有一定的期待和要求。我国同时作为引资大国和投资大国的“身份混同”，使我国在投资协定谈判对抗性诉求的取舍和平衡上面临着现实挑战。

　　为此，弥补国际经济合作和对外援助领域立法缺位，将成为商务部今后商务法律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据李成钢介绍，商务部将着力推动出台《对外劳务合作条例》、研究起草《对外援助管理条例》，制定对外承包工程、对外援助项目管理领域配套规章，修订《境外投资管理办法》。

　　李成钢同时还强调，当前，我国正处于国际贸易摩擦高发期，美欧已将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作为要求我国履行加入承诺、开放市场的重要战略手段。随着我国经济加快发展，美欧对获得我国市场准入利益期待更高，在双边对话不能解决争议时，将更多地选择世贸组织诉讼。因此国内企业要加强对国外各种贸易壁垒的研究和评估，搜集掌握确凿证据，适时诉诸世贸组织，全力争取获胜。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加强被诉案件应对，全力维护我国核心利益。

　　李成钢认为，新形势下，我国对外商签投资协定时既不宜过于强调“东道国留权”，也不能太过侧重“投资者保护”。要兼顾继续吸引外商和切实支持“走出去”战略实施这两个目标，采取平衡的立场，在不放弃我核心利益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展现灵活，保持一定的前瞻性与开放性。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企业在高风险国家投资的增加，我国应大力推动投资和法律服务联手走出去，推动东道国加强国内法，对我国投资提供有效保护。

国新办发布中国对外贸易白皮书(全文)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07日10:17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日发表《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全文如下：

　　中国的对外贸易　　(2011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性进步

　　二、中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三、中国外贸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四、促进对外贸易基本平衡增长

　　五、构建全方位互利合作经贸关系

　　六、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前言

　　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世界潮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同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经过多年发展，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中国也成为跻身世界前列的贸易大国。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将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促进了世界的繁荣与进步。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来，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加快，中国对外贸易的活力进一步增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作一系统介绍。

　　一、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性进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逐步开展对外经济贸易交流，但受到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计划经济体制等因素制约，对外贸易发展相对缓慢。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成为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改变落后面貌、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30多年来，中国利用世界经济较长时期繁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利用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提升国内产业，在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中，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货物贸易总量跻身世界前列。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9740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16.8%。其中，出口总额15778亿美元，年均增长17.2%；进口总额13962亿美元，年均增长16.4%。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到10.4%和9.1%，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

　　——货物贸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由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到90年代实现了由轻纺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为主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电子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扩大。外贸经营主体除了国有企业外，还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后二者的进出口总额目前均已超过国有企业。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加工贸易蓬勃发展，成为外贸的半壁江山。在中国外贸发展中，外商投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形成全方位和多元化进出口市场格局。改革开放后，中国全方位发展对外贸易，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贸易伙伴已经由1978年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目前的231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美国、东盟、日本、金砖国家等成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新世纪以来，中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持续较快增长。2005年至2010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占中国货物贸易比重由9.2%提高到9.8%，与其他金砖国家货物贸易所占比重由4.9%提高到6.9%，与拉丁美洲和非洲货物贸易所占比重分别由3.5%和2.8%提高到6.2%和4.3%。

　　——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服务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规模迅速扩大，结构逐步优化，排名也进入世界前列。旅游、运输等领域的服务贸易增势平稳，建筑、通讯、保险、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等领域的跨境服务以及承接服务外包快速增长。2001年至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不含政府服务)从719亿美元增加到3624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从2.4%提高到4.6%，2010年达1702亿美元，从世界第12位上升到第4位；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从2.6%提高到5.5%，2010年达1922亿美元，从世界第10位上升到第3位。

　　对外贸易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成长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引进先进

　　技术、设备和管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极大促进了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壮大使中国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外贸易直接带动就业人口超过8000万，其中60%以上来自农村，就业者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对外贸易与国内投资、消费一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

　　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性进步是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前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资金、技术、产品、市场、资源、劳动力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更加活跃。以信息、通讯为主导的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国际产业转移不断深化和发展。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进步、国际产业转移和各国之间加强合作等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国政府顺应时代潮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了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深化，为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个进程中，外国企业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获得大量投资机会，其拥有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等要素实现增值，分享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得益于坚持走互利合作共赢道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世界贸易强国相比，中国出口产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和环境成本还比较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些行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等。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进程，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二、中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和国家统负盈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经历了由指令性计划管理到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由经营权高度垄断到全面放开、由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转变。在中国争取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中，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外贸体制逐步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建立起统一、开放、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对外贸易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单一计划管理体制，下放外贸管理权和经营权，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并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使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新的经营主体进入外贸领域，打破了国有外贸企业的垄断。此后，中国推行了外贸经营承包制，用指导性计划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按照国际贸易通行规则，建立了出口退税制度。1992年10月，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根据这一目标，对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和外汇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1994年1月，中国政府取消对出口的所有财政补贴，进出口企业转变为完全自负盈亏。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调剂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外贸经营领域进行了企业股份化和进出口代理制试点。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正式颁布实施，确立了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等原则，奠定了对外贸易的基本法律制度。1996年12月，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与此同时，中国多次大幅度自主降低关税，减少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这些改革使中国初步建立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充分发挥汇率、税收、关税、金融等经济杠杆作用的外贸管理体制和调控体系。

　　2001年12月11日，历经16年谈判，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国扩大了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在履行承诺过程中，中国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完善外贸法律法规体系，减少贸易壁垒和行政干预，理顺政府在外贸管理中的职责，促进政府行为更加公开、公正和透明，推动开放型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加快对外经济贸易法制化建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其中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分别予以废止或修订。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减少和规范了行政许可程序，建立健全了贸易促进、贸易救济法律体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国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了修改，基本形成了体系完整、符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

　　——进一步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措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3%逐步降低到2005年的9.9%。到2005年1月，中国绝大多数关税削减承诺执行完毕。根据承诺，中国自2005年1月起全部取消对424个税号产品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仅仅保留了依据国际公约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为保证生命安全、保护环境实施进口管制产品的许可证管理。2010年，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降至9.8%，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降至15.2%，工业品平均税率降至8.9%。关税约束率自2005年起一直维持在100%。

　　——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根据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自2004年7月起，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所有对外贸易经营者均可以依法从事对外贸易。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促进了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多元化外贸经营格局的形成。在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市场份额持续扩大，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经营主体。2010年，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出口分别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0.9%、53.8%和25.3%。

　　——进一步扩大服务市场开放。中国认真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为境外服务商提供了包括金融、电信、建筑、分销、物流、旅游、教育等在内的广泛的市场准入机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分类的160个分部门中，中国开放了100个，开放范围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10年，中国服务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905家，实际利用外资487亿美元，占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和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分别为50.7%和46.1%。

　　——营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国通过建立、完善公平贸易法律制度和执法、监督机制，遏制与打击对外贸易经营中的侵权、倾销、走私、扰乱市场秩序等不公平贸易行为，努力为境内外企业提供一个宽松、公平、稳定的市场环境。中国政府依据国内法律和国际贸易规则，加强预警监测，同时利用贸易救济和反垄断调查等措施，对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予以纠正，维护国内产业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一起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定，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时平等地对待境内外产品，促进了境内外企业的公平竞争。

　　截至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承诺全部履行完毕。中国认真履行承诺的实际行动得到世界贸易组织大多数成员的肯定。2006年、2008年和2010年，中国政府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三次贸易政策审议。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已经融入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市场意识、开放意识、公平竞争意识、法治精神和知识产权观念等在中国更加深入人心，推动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

　　三、中国外贸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提高了13亿多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使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一部分，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向有利于世界各国和地区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最近10多年来，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力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01年增长4.6万亿美元，占同期世界经济总值增量的14.7%。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值的比重增加至9.3%。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9年，中国出口量和进口量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和15%，远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总量3%的年均增长速度。

　　中国对外贸易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趋稳，促进了全球经济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稳定进出口规模。2009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口量下降12.8%，中国进口量增长2.9%，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增长的国家。中国因素支撑了许多受危机冲击国家的出口，刺激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需求，提振了人们的信心，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起到巨大拉动作用。世界贸易组织在对中国进行第三次贸易政策审议时指出，应对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刺激全球需求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高了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国民福利。随着加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中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较强的产业配套和加工制造能力、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满足了国际市场多种多样的需求。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环节的规模经济优势和加工成本优势，部分地消化了上游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起到了抑制全球通货膨胀、提高贸易伙伴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作用。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市场。2001年以来，中国货物进口总额扩大了约5倍，年均增长约20%，中国迅速扩张的进口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为贸易伙伴扩大出口创造了巨大市场空间。目前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巴西、南非等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是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和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内需持续增长，不断扩大和开放的市场将为贸易伙伴提供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

　　中国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程度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截至2010年7月，中国已经对36个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原产的4700多个税目商品实施进口零关税，约占全部税则税目的60%。中国已承诺将继续扩大对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的给惠范围，使实施零关税商品达到全部税则税目的97%。零关税措施促进了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最不发达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2010年，中国自最不发达国家的货物进口总额比上年增长58%，约占这些国家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中国全面参与并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以“均衡、普惠、共赢”作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努力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作为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多哈回合谈判等国际对话和合作机制，努力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及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中国不断加强与新兴国家在经济、金融、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共赢的方向发展。

　　中国严格履行有关出口管制的国际义务。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反对此类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中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对裂变、聚变物质或者衍生此类物质的货物、技术进出口，以及与武器、弹药或者其他军用物资有关的进出口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中国认真遵守有关出口管制的国际公约，履行防扩散承诺，为国际和平与地区稳定作出了积极努力。近年来，中国政府广泛采纳国际通行规范和做法，形成了一整套涵盖核、生物、化学和导弹等敏感物项和技术的完备的出口管制体系，为更好地实现防扩散目标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四、促进对外贸易基本平衡增长

　　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主要由其经济结构以及产品或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决定。中国并不刻意追求对外贸易的顺差。中国服务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定逆差。中国货物贸易在1990年以前多数年份都是逆差。1990年以后，随着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工业制成品竞争力增强，出口增长速度超过进口，中国的货物贸易由总体逆差转变为总体顺差。200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并持续4年大幅攀升。2008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2981亿美元历史高点，此后逐渐收窄。2009年和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分别为1957亿美元和1816亿美元，比上年分别下降34.4%和7.2%。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6.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在全球贸易差额(顺差或逆差)最大的9个国家中，中国的这两个比值并不处在偏高水平。

　　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反映了现阶段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中国目前在工业制成品加工组装环节具有较大优势，是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欧盟等是最主要的终端消费市场。由于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由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转移到中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来对美、欧的顺差也转移到中国。其结果是，目前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主要存在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之间，而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等工业中间品主要生产国则长期存在贸易逆差。2010年，中国对美国、欧盟的货物贸易顺差分别为1813亿美元和1428亿美元，对日本、韩国及东盟的货物贸易逆差共计1416亿美元；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货物贸易逆差860亿美元。中国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需要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因此与一些初级产品出口国的货物贸易呈现逆差。正是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和地位不同，所以中国货物贸易存在着大量顺差，而服务贸易则长期逆差。

　　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过程中，由于分工的细化和规模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由跨国公司主导，是基于价值链分工的产业内贸易或加工贸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和主要由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的加工贸易在中国货物贸易中的比重都保持在50%左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和加工贸易是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2009年和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贸易顺差分别为1270亿美元和1243亿美元，占同期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总额的64.8%和68.4%，加工贸易顺差分别高达2646亿美元和3229亿美元，大大高于同期中国顺差总额。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和加工贸易存在大量顺差的同时，国有企业进出口、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则存在逆差。

　　发达国家对部分高新技术贸易设限也影响中国与一些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对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高新技术有着较大的进口需求。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却仍然坚持旧有思维，对向中国出口高端装备和高新技术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导致其相关产品对中国出口增长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自这些国家的进口，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平衡。

　　中国货物贸易由逆差转变为顺差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增强了中国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但是顺差急剧扩大也给中国经济带来困扰。出口结汇人民币大量投放增加了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和复杂性。货物贸易顺差急剧扩大还使得中国与一些贸易伙伴摩擦增多，对人民币形成了持续和较大的升值压力。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抑制顺差过快增长。第一，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努力扩大内需，尤其是增加改善民生投资，刺激居民消费增长。第二，出台一系列扩大进口政策，简化进口管理和进口付汇手续，降低部分商品进口暂定税率，完善进口促进体系，提高进口便利化程度。第三，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先后降低或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的出口退税。第四，修改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目录，扩大禁止类的范围，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第五，改变自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人民币兑美元变动区间收窄的状况，从2005年7月2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2005年7月汇率机制改革至2011年8月末，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升值了约30%。

　　中国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增长的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货物贸易顺差自2009年以来持续减少，顺差与进出口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自2008年起逐渐下降，对外贸易正在趋于平衡。中国的这些努力既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再平衡的具体行动。

　　五、构建全方位互利合作经贸关系

　　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全方位发展的对外贸易。中国坚持不分大小、贫富，与所有贸易伙伴发展务实合作和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

　　中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持续稳定增长，实现了优势互补和互惠互利。中国与欧盟贸易近年来稳步发展。欧盟对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其中技术领先的机械、电子产品、运输车辆、成套设备、核心零部件和精密元器件等在中国市场颇具竞争力。中国与美国贸易有着坚实的发展基础。中国出口丰富多样的消费品适应了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不断扩大自美国的电子、航空、生物、医药、农产品以及服务贸易进口，也满足了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与日本贸易具有地缘相近的有利条件。中日贸易促进了两国产业的持续合作和进步，也带动了东亚区域经济分工与合作的深入发展。中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及投资合作均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中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强劲，发展潜力巨大。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全面实施，90%的商品实现零关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迅速增长。中国与东盟各自有特色和竞争力的商品自由进入对方市场，适应了双方多方面的需求。中国与韩国贸易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两国相互投资和经济合作领域十分宽广。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近年来快速增长，带动了各自优势产业的强劲发展，显示了新兴经济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也以较快速度增长，与阿拉伯国家源远流长的贸易进一步发展，与拉美国家经济贸易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充分发挥双方资源条件和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优势，促进了各自发展。

　　中国十分重视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的机制化建设。目前与中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或经济合作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50个。中国与美、欧、日、英、俄等主要经济体均建立和保持着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大图们倡议”等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多种形式的边境经济贸易合作。

　　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经与五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5个自由贸易安排或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谈判，签订和实施了10个自由贸易协定或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正在进行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5个。中国倡议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2010年，中国与10个自由贸易协定或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伙伴(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加坡、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的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达到7826亿美元，超过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中国深入参与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努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中国强调谈判要有利于贯彻落实多边贸易体制的公平、公正原则，体现多哈回合作为发展回合的目标。中国全面参与了多哈回合的农业、非农产品、服务、规则等议题的谈判，独立提交谈判案文40多份，联合其他成员提交案文100多份。为推进多哈回合谈判，中国多次表示愿意为谈判作出建设性的、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贡献。

　　中国在解决与贸易伙伴的争议时兼顾各方利益，求同存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随着进出口持续增长，中国与贸易伙伴的争端和摩擦有所增多。涉案产品主要集中在纺织品、鞋类、轮胎、汽车零部件、钢铁和化工产品，争议问题主要涉及知识产权、贸易平衡、公平贸易、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中国始终认为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施压好，应当努力通过协商谈判解决贸易伙伴之间的争议。中国坚持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体制内，利用多双边渠道，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来解决争议。近年来，中国在扩大市场开放、保护知识产权、促进贸易平衡、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规范进出口经营秩序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充分照顾到贸易伙伴的关切。在协商不能解决争端的情况下，中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与贸易伙伴的贸易争端，维护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

　　六、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还存在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出口增长主要依赖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和环境等要素投入及耗费，科技、管理、创新等要素投入不足，外贸发展与资源能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企业研发、设计、营销和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力还不强，自有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出口产品所占比重不大；外贸发展对三次产业的贡献还不够均衡；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规模和水平还相对落后；外贸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等。中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采取积极措施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努力培育外贸发展的综合竞争优势。面对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和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出口产业传统的低成本优势大大弱化的新情况，中国政府提出了外贸由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的战略目标。“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2010年)，中国政府调整进出口税收政策，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开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改进对进出口企业的融资保险服务，推动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优化，增强了外贸的综合竞争优势。大部分进出口企业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进出口贸易在危机后实现了较快复苏。“十二五”规划期间(2011－2015年)，中国将努力保持现有出口竞争优势，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新优势，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延长加工贸易增值链，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继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服务外包发展，努力扩大新兴服务出口。财政税收、金融保险、外汇管理、海关通关、检验检疫、物流和运输等领域都将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加快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努力推动对外贸易的稳定健康发展。

　　加快推进外贸发展中的节能减排。早在1994年，中国政府就制定并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节能减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都把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2004年以来，中国多次下调甚至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出口退税，禁止和限制部分此类产品的加工贸易，鼓励进出口企业向国际上先进的环保标准看齐。近年来，中国出口商品中“两高一资”商品的比重大幅下降，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品出口大幅增长。大部分达到一定规模的进出口生产企业都已经获得ISO14000等与环保有关的标准认证。中国将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先进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促进对外贸易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更加协调发展。

　　加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多年来，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立法、执法、宣传、培训及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08年，中国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把保护知识产权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推进。2006年至2011年，中国连续6年颁布《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实施了包括立法、执法、教育培训、文化宣传和对外交流等多个领域的1000多项具体措施。2010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12295件，比2009年增长55.6%，增速居各国之首，世界排名从第五位上升至第四位。当前，加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的潮流。中国政府将在有关国际公约和各自法律框架下，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知识产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安全要求。中国出口商品质量总体上不断提高，受到全球消费者欢迎和认可。2009年和2010年，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检疫的中国出口货物分别为1103.2万批和1305.4万批，不合格率分别为0.15%和0.14%；出口货值分别为4292.7亿美元和5521.8亿美元，不合格率分别为0.12%和0.13%。2010年，中国出口美国的食品为12.7万批，合格率99.53%；出口欧盟的食品13.8万批，合格率99.78%。日本厚生省进口食品监控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日本对自中国进口的食品以20%的高比例进行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9.74%，高于同期对自美国和欧盟进口食品的抽检合格率。但是，中国国内仍有少数企业为降低成本而忽视商品质量和安全，也有一些外国进口商不讲质量和诚信，压低商品价格甚至直接授意中国生产商使用不合格原料。这些行为损害了“中国制造”的信誉。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完善商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加强了各环节监管，严厉查处少数违法违规造成质量问题的企业。2011年3月，中国启动“外贸商品质量提升年”活动，进一步健全外贸商品质量和安全的许可、认证和监督机制，提高了对出口商品质量与安全保障的效率。

　　增强进出口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认识到，企业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不仅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各级政府正通过倡导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推动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尊重劳工权益，维护消费者权利，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接受有关的社会责任标准，争取获得必要的社会责任认证。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施行以来，进出口企业普遍建立了“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国政府把增强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后将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和培训，建立和健全进出口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完善全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培育和管理的国际合作，推动进出口企业不断提高承担社会责任的水平。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合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外贸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工业体系逐步完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了坚实基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新兴产业仍然处在初步发展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在加速发展新兴产业，中国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业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推动重点领域的发展，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中国政府加强政策引导，规范市场秩序，改善投资环境，鼓励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中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符合国际贸易规则，愿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为开创新兴产业国际合作和发展的新局面共同努力。

　　结束语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露，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更加凸显，全球经济结构和贸易格局面临着深刻调整。中国对外贸易也将进行新的调整，努力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提高转变，从主要依赖低成本优势向增强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仍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会遇到新的困难和压力。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创新，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全方位国际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融入世界经济。中国愿意与贸易伙伴一起，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推动对外贸易实现更平衡、更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与贸易伙伴共享繁荣，实现共赢。

2010年度中国对外贸易简要统计表(个人统计数据，不一定准确)

 

2010年度中国与东盟十国贸易额（单位：亿美元）

　国别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马来西亚

742.1541

238.0552

504.0989

新加坡

570.5764 

323.4794

247.0970

泰国

529.4653

197.4700

331.9953

印度尼西亚

      427.5002

219.7275

207.7727

越南

300.9414

231.1370

69.8044

菲律宾

277.4625

115.4078

162.0547

缅甸

44.4431

34.8026

9.6405

柬埔寨

14.4106

13.4752

0.9354

老挝

10.5483

4.8362

5.7121

文莱

10.2550

3.6761

6.5789

合计

2927.7569

1382.0670

1545.6899

其它亚洲国家或地区

 

 

 

香港

2305.7547

2183.1722

122.5825

台湾

1453.7045

296.7656

1156.9390

澳门

22.6443

21.4088

1.2355

日本

2977.6830

1210.6136

1767.0693

韩国

2071.7059

687.7113

1383.9945

印度

617.5996

409.1880

208.4116

亚洲合计

15666.7518

7320.6574

8346.0944

美国

3853.4135

2833.0372

1020.3763

德国

1423.8930

680.4737

743.4193

澳大利亚

880.9207

272.2604

608.6603

巴西

625.4956

244.6254

380.8702

荷兰

561.8312

497.0576

64.7736

俄罗斯联邦

554.4879

296.1252

258.3626

英国

500.7505

387.7115

113.0390

意大利

451.5132

311.4055

140.1077

法国

447.9789

276.5395

171.4395

加拿大

371.0420

222.1694

148.8726

全球合计

29727.6096

15779.3225

13948.2871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2010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

 

  

  2010年度中国前二十大贸易国或地区（单位：亿美元）

　国别

进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香港

2305.7547

2183.1722

122.5825

台湾

1453.7045

296.7656

1156.9390

亚洲合计

15666.7518

7320.6574

8346.0944

美国

3853.4135

2833.0372

1020.3763

日本

2977.6830

1210.6136

1767.0693

韩国

2071.7059

687.7113

1383.9945

德国

1423.8930

680.4737

743.4193

澳大利亚

880.9207

272.2604

608.6603

马来西亚

742.1541

238.0552

504.0989

巴西

625.4956

244.6254

380.8702

印度

617.5996

409.1880

208.4116

新加坡

570.5764

323.4794

247.0970

荷兰

561.8312

497.0576

64.7736

俄罗斯联邦

554.4879

296.1252

258.3626

泰国

529.4653

197.4700

331.9953

英国

500.7505

387.7115

113.0390

意大利

451.5132

311.4055

140.1077

法国

447.9789

276.5395

171.4395

印度尼西亚

427.5002

219.7275

207.7727

加拿大

371.0420

222.1694

148.8726

越南

300.9414

231.1370

69.8044

伊朗

293.8237

110.9622

182.8615

菲律宾

277.4625

115.4078

162.0547

全球合计

29727.6096

15779.3225

13948.2871

  （数据来源：海关总署【2010年12月进出口商品国别（地区）总值表】）  

国际主流媒体积极评价中国入世十年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11日01:54 人民网-人民日报

　　本报北京12月10日电 综合本报驻外记者报道：今年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的日子。一些国际主流媒体和专家学者积极评价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的巨大成就和重要作用。

　　《纽约时报》12月9日发表题为“中国成为贸易大国的十年”的文章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已成为名列前茅的贸易伙伴，世界各地的公司和消费者均从中受益。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评论文章称，10年来，中国关税总水平从15.3%降至9.8%，开放了100个服务贸易部门；中国出口规模和进口规模分别增长4.9倍和4.7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两倍多。中国从当时的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文章说，一名美国记者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在《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一书中指出，没有中国制造，尽管美国人仍然可以活下来，但活得很麻烦，也很昂贵。

　　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表示，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利用入世准备期进行了雄心勃勃的经济改革，又利用入世后的这十年确立了国际重要经济体地位。随着中国经济重要性的增加，它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墨西哥《经济学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出口的商品曾以价格低廉的鞋袜、衣服、玩具以及塑料产品为主。最近10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成为追求商业公平的典范，能更好地理解世界贸易游戏规则。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而不再只是一个出口加工基地。

　　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马埃斯特罗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中国10年前的入世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无论对于世贸组织还是经济全球化来说都是决定性的一步，是中国和世界双赢的举措。世贸组织无法把中国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经济体排除在外，任何一个国际组织都不能。10年来，中国充分履行了世贸组织成员国的义务，在减免关税、开放国内市场、制定法律规范等方面都做出了巨大努力。

　　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贸易与发展中心潘特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过去十年，中国在世贸组织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是入世后中国的产业法律变得越来越透明，进入中国市场也容易得多了。相信在未来，中国将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良性互动与协商中继续推动世贸组织的发展。

　　阿拉伯新闻网在相关评论中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的新航程，从此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融合更加紧密，世界对中国的依赖更大。难能可贵的是，入世10年来，中国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办事，已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世贸大家庭中最合格的成员之一。 

入世十年 中国经济经历的十大变化

www.eastmoney.com2011年12月11日 10:27晓德国际先驱导报

　　十年前的此刻，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事实，有人欢呼雀跃，将其与申奥成功、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并称为当年的“三大盛事”；有人则忧心忡忡，因为不知道国门洞开之后中国经济将会向何处去，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又将遭遇怎样的冲击。

　　十年之后，该来的都已经来了，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垮掉，反而愈发显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十年间，中国经济经历了哪些变化？

　　改变，往往从选择之初就已注定。只是谁也没有料到，中国这十年来的变化步伐会是如此巨大。

　　1、经济总量世界第二

　　2011年席卷欧洲的债务危机，让世界齐刷刷地将目光瞄向了中国。这与两年前全球遭遇金融危机时的情形何其相似！指望中国拯救世界显然并不现实，但这个现象却明白无误地彰显了今日中国经济在世界的重要地位。

　　中国经济十年间的变化到底有多大？从2011年初即层出不穷的纪念“入世十年”活动中，从商务部长到专家学者，念叨最多的就是这样一组数据：中国从入世之初的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快速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贸易国。GDP从2001年的11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10年的近40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超过10%。而世行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打到25%，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第一引擎。

　　2、中国制造行销全球

　　据财经作家吴晓波考证，“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这个词是2001年之后才真正走红的。2001年之后的中国，因加入WTO带来的大量订单，令中国制造繁荣一时，成群结队的中国农民涌入长三角、珠三角，低廉的劳动成本使得“中国制造”行销全世界。如今，从美国人的被子到意大利人的皮鞋，从俄罗斯人穿的衣服到科特迪瓦人使用的餐具，几乎都能发现“Made in China”的影子。

　　十年间，中国真正成了世界工厂。而当大量商品涌入他国时，也引来了贸易保护的争议，所以就有了温州鞋在西班牙遭焚烧等极端事件的出现。2009年11月，“中国制造”形象广告开始在美国主要媒体播放，传达“中国制造，世界合作”的真相。事实上，中国制造也是世界分享利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代工的中国工人获利微乎其微。以苹果手机为例，每卖出一台iphone，苹果公司独占58.5%的利润，中国工人获得的利润只有1.8%。

　　3、不再怕和老外打官司

　　对爱国者数码科技公司总裁冯军来说，2011年的秋天注定不同寻常。10月9日，爱国者电子从去年开始起诉东芝惠普侵权USB plus技术获得初步结果，西安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东芝专利侵权成立。这是中国企业在技术专利标准上第一次胜诉国际品牌。

　　自入世以来，中国企业遭遇的贸易摩擦有增无减，而企业的应对方式也有了颠覆性转变，从早前面对国外反倾销起诉的不知所措甘当沉默的羔羊，到有组织地积极应诉，再到某些领域主动出击起诉他国企业侵权，在应对贸易保护和知识产权方面，中国企业十年内完成了三连跳。贸易保护重灾区浙江、广东、福建等外贸大省，面对频频找上门的洋官司，应诉率从2002年的40%提高到90%，对个别国家和地区甚至达到了100%。从害怕“狼来了”到“与狼共舞”，路透社称，这表明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不断增加的自信。

　　4、中国企业走出去

　　十年前，华尔街最大的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曾预言，加入WTO以后的前五年，中国将会出现4000万人失业，国内企业将遭到毁灭性打击。十年过去了，当中国民营汽车企业吉利收购瑞典巨头沃尔沃的时候，当华为、中兴等通讯设备制造商把生意做到五大洲的时候，所罗门美邦当年的预言已经成为笑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绝大多数中国企业不仅没有被冲垮，反而越来越多地开始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

　　专家认为，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大踏步地走出去。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3172.1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7位。2010年，投资流量再创新高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

　　5、汽车、电信资费越来越便宜

　　14万元一辆的捷达，如今只要8万元；动辄数千元的手机，如今一两百元就能买到。这些人们习以为常的变化，却是中国入世带来的最显著红利之一。

　　十年内，汽车关税从3位数降至13.4%，这曾让很多人担心中国汽车业会全军覆没。入世后，奇瑞、吉利们得到了合法的准生证，政府不再对汽车限价，令汽车越来越快地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几乎所有的跨国汽车公司都来到了中国，而过去十年，国产汽车年产销也从200多万辆增长到1800万辆，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汽车第一产销国。电信等行业亦殊途同归，截至2011年9月，中国固定电话用户数2.8亿，移动电话用户数9.5亿。手机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必备品。

　　不过，随着汽车的不断普及，拥堵也正成为蔓延全国的“城市病”之一。

　　6、全球同步看大片

　　当2002年1月26日，《哈利波特和魔法石》在上海举行中国首映式的时候，或许没人会想到，这部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力作会见证中国文化出版业入世十年的发展历程。入世之初，中国承诺将每年进口10部大片的数量提高到20部，压力之下，中国电影人不得不开始了破釜沉舟，快速产业化成为中国电影的必然选择。国产电影从2002年的100部上升到2010年的526部，年票房从2002年的不足10亿元人民币增至2010年的超过百亿，增速全球第一，票房挤进全球前十。

　　一方面，中国观众可以看到全球同步上映的大片；另一方面，中国电影越来越以“大片”之姿走向全球。

　　7、外资银行触手可及

　　“假如你有1万美元，会选择存在哪家银行？”十年前问这个问题，和五年前的选项会有很大不同。

　　按照入世承诺，自2006年12月11日起，中国开始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相关限制，汇丰、渣打、花旗等在华主要外资银行一夜之间获得了国民待遇，而普通老百姓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但与之前担心的人们会把钱都存到外资银行去相反，经历了“五年狂奔”的中资银行，因不断改善的服务和灵活的信贷产品，反而得到了更多的青睐。信用卡、按揭贷款、分期付款购物等业务方式，都成为了老百姓新的消费习惯。

　　8、纺织业、农业等历经风雨

　　“漫长的寒冬”“沉默转型期”“反倾销调查”“困境仍在”“深层弊端”……打开中国入世十年史，你会发现，没有一个行业像纺织业一样被如此多的“灰暗词汇”所拥抱。作为最早开放的行业，纺织服装业曾被认为将在入世后获益最大，因为困扰多年的出口配额将在2005年1月1日寿终正寝。但没想到的是，随后铺天盖地的反倾销调查和贸易壁垒浪潮又盯上了这个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棉价原料供应和价格的起伏、出口仍依赖贴牌为主的模式、人民币汇率因素等，都困扰着中国纺织业的前行。

　　相比之下，中国农业的入世答卷亦在令人欣慰之余藏着隐忧。在粮食总产“七连增”并连续4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农民收入连续增长的背景下，却是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现实。诚如有报道所言，长期以来，中国粮食供求始终处于一种脆弱平衡的状态。以大豆为例，中国大豆进口量已占到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可见，粮食安全未来仍将是中国农业常抓不懈的命题。

　　9、学会按国际规则办事

　　“你可曾知道，原来中国的外贸数字是国家机密？”2011年11月，在纪念中国入世10周年的一个论坛上，WTO前副总干事斯道勒说。

　　十年前，很多政府管理部门还习惯红头文件管理的模式，对经济事务的介入和干预很多。而入世，首先要求政府入世。这就客观上倒逼政府管理部门加快改革进程，逐步与国际接轨，建立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入世之初，就开始按照WTO规则清理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十年间，共清理了3000多部法律、法规和规章，对贸易体制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审批流程简化，政策越来越透明，民间行业性协会逐渐取代半政府性质的商会……诚如美国《华尔街日报》所评述的，中国入世进口的是“全球秩序”。而在斯道勒看来，入世使中国的政策更加透明，立法和行政更加适应WTO规则，“这些都表明中国是按照国际准则办事的。”

　　10、悄然更新的发展观念

　　杨澜曾经问过中国入世谈判代表之一的龙永图，15年的WTO谈判中，为什么每当西方提出知识产权或者环境保护这样的条款时，中国的代表往往反应会异常激烈？龙永图的答复很坦率：“当时我们想，什么保护知识产权？知识产权90%都在你们跨国公司手里面，都在西方国家手里面，保护知识产权就保护你们吗？这样想好像很理直气壮。再就是保护环境，你们过去一两百年工业化把世界的环境糟蹋成这个样子了，你们发达了，你们现在有钱了，我们发展中国家刚刚要建设，你们又说要保护环境？”

　　如果说入世十年中国的最大变化，或许可以归为不断与时俱进的观念上的更新。朱镕基曾说，入世谈判从黑发人谈成白发人，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多人害怕入世”。实际上，入世十年后，保护知识产权、环保意识等当年谈判时很害怕的条款，现在已经深入人心。 

入世十年 中国的成长与反思

www.eastmoney.com2011年12月11日 11:01王亚光 王希 顾烨新华网

　　10年前的今天，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正式成员。在纪念入世十周年之际，在庆祝已取得的成就之时，中国更应回顾与反思，明得失继而寻路未来发展。

　　毋庸置疑，入世使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依靠外需的发展模式更使中国从多边贸易体制中受益。

　　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堪称世界经济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从入世之初的世界第九大经济体跃升至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走出国门的“中国制造”更是成为中国最响亮的国家名片。

　　入世不仅使中国享受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大潮的红利，更使得开放、规则和竞争等理念深入人心，增强了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

　　回望入世之初，国门大开，关税大幅削减、降低外资门槛，一度让中国企业对前景感到恐慌。但现实证明，引入外国竞争者并没有击溃中国的“弱势”产业，反而使其获得了更强的竞争力。

　　谈到入世后“狼来了”的说法，Tesco中国高级副总裁陆海清开玩笑说：“假如外资企业是狼的话，门开了，所有的狼都进来了。然而，相对来说，如今中国本土崛起的、雄心勃勃的竞争对手更像是狼。”作为全球三大零售巨头之一，Tesco于2004年正式进入中国零售业市场，目前已在中国开设了包括大卖场、便捷店在内的100多家门店。

　　以零售业为例，Tesco、沃尔玛和家乐福等国际零售业大亨的到来和快速扩张并未将中国本土企业逼入绝境，反倒是令中国本土企业在竞争中学习、成长，一批如苏宁、国美等特大型本土零售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

　　“如今，在中国市场上我们看到的是更加充分的竞争，消费者成为最大的受益者。”陆海清说。

　　“入世后，中国通过修订国内法律法规把入世承诺变为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不仅拓展了外资准入的范围和程度，也增加了投资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隆国强说。

　　“更加关键的是，加入WTO后，中国引进了国际规则，有力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特别是从'复关’谈判开始，中国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逐渐深化，很多国际通行规则成了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政策，这对未来数十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绝对是有利的。”隆国强说。

　　入世十年来，中国不断向国际规则靠拢。为使中国的法律环境与WTO规则相一致，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法律清理工作，废止、修改和制订了数千条法律法规。

　　与此同时，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中国政府都在逐渐由学习和接受国际市场规则转向主动运用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对于中国的表现，WTO总干事拉米说，“尽管我不能打出100分，但我愿意给予A+的评价。”

　　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加入WTO并非改革开放的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业内人士指出，对于未来中国必须保持清醒：进一步对外开放显然是必要的，但过去的发展也提醒中国必须调整对外开放战略的目标。

　　不可否认，中国经济近十年的辉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加入WTO后，“世界工厂”的崛起更为中国换来了发展的黄金十年，但同时也使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资源被严重损耗，核心技术缺失，长期徘徊在价值链底层。不断追加的资源投入和胼手胝足的埋头苦干换来的却是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以及不断累加的贸易顺差和贸易伙伴的频频指责。

　　以iPod为例，iPod由美国公司设计，主要元件由日韩生产，最后装配在中国完成。在售价为299美元的iPod利益分配中，掌控嵌入式系统和软件设计的苹果公司收益高达80美元，负责提供硬盘的日本企业分得75美元，而做装配代工的中国公司仅收益2美元，连售价的1%都不到。

　　入世十年，中国的国家外汇储备增长逾12倍，由2001年的2122亿美元增至2010年末的28473亿美元。巨额的外汇储备虽然显著提高了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的能力，但也加大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对经济波动产生一定影响。

　　“中国必须改变过去以出口创汇为目标的开放战略，把目标转向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隆国强说，不完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只能永远在“世界工厂”给别人打工。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和下行风险增加，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阴影仍在蔓延，全球市场争夺加剧，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对象国，未来无疑将面临更复杂的环境、更严峻的挑战。

　　陆海清认为，一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应继续掌握和运用国际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要深刻反省自身问题。“中国企业应摒弃过去拼价格、拼成本的'肉搏战’，更多关注非价格竞争，着力提升自身素质和影响力。”他说。

　　尽管未来外部经济环境复杂严峻，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没有动摇。中国首任驻世贸组织代表孙振宇说：“中国要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关键问题是继续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我认为在法制建设、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在货物和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方面，我们仍有很多工作可做。”(参与采写记者：邓华) 

WTO总干事：西方对中国存有严重偏见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27日 12:11 新浪财经微博

　　新浪财经讯 北京时间周五上午消息 世界贸易组织(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西方对中国存在偏见，中国政府很有必要修正这些偏见。

　　他在一个重要的讨论会上表示，西方人认为每个中国商人背后都站着一位中国官员，“他们认为中国人到处掠夺资源，是殖民主义者，中国还偷盗他们的技术，他们认为中国并不按规则出牌。”

　　美国奥巴马政府也责备中国违约全球贸易规定，因过度保护国内公司与工人而让海外竞争者处于下风。拉米表示，这些都是中国贸易快速发展中出来的问题。

　　他警告，中国下一轮海外投资将会遇到更严重的问题，“随中国在海外投资越来越多，中国将受到更多政治因素的干扰。贸易问题还好办，因为有规则，但投资问题就很复杂，不是守不守规则的问题，因为投资本来就没有规则。”

　　达沃斯论坛上参与讨论的人都认为，中国的贸易与出口给中国与西方都带来益处，但中国的形象受到了伤害。

　　耶鲁大学校长Richard Levin表示，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可能不公平，但美国公共舆论对中国确实怀有敌意。

　　中国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弘毅投资(HonyCapital)总裁赵令欢承认中国确实存在一些“坏公司”，但大多数愿意遵纪守法。

　　他希望西方公司要有耐心，“因为中国公司并没有100年的企业管理经验，存心欺诈的公司仅是极少数，规则的建立需要时间”。

　　赵先生表示，中国形象问题让他丧失了许多投资机会，有一次，尽管他的出价更高，但一家德国公司还是把公司出售给了一家法国公司。

　　拉米指出，中国海外投资在中国国内也有问题，“投资海外是中国下一个阶段的任务，但中国国内外的舆论很难把握。这是个政治问题，需要认真解决，否则就是一个大麻烦。”

　　拉米表示，中国老百姓认为3.2万亿美元(2.03万亿欧元)的外汇储备是他们的，政府投资海外可能会激发民众的强烈反对。他建议中国将更多的钱用于民生，比如改善中国的社保系统。

　　拉米是前欧盟贸易委员，他认为中国出手拯救欧洲的可能性不大。他表示，“我从未想过中国政府会与欧洲进行谈判，说我们会买你们的国债，但你们应该这样或那样。”

　　纳斯达克首席执行官Bob Greifeld也参加了讨论，“我们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让发展中国家来救助发达的欧洲，这个有点好笑。”

　　他表示，“当意大利的债务就达到1.9万亿美元，虽然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多，但即便想救也没这个能力。”

  

2015年不是中国WTO保护期到期年

2015-05-19 12:23:22
 2015年不是中国WTO保护期到期年，天没塌下来

2015/5/19 每日经济新闻

WTO保护期即将于今年7月结束引起巨大震荡，有人担心中国经济城门洞开，未来发展受到巨大挑战。

这话并不准确，目前的情况也无法维系，最好的办法是主动变革，以新的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经济火箭继续上行的动力。

这并不意味着关税自动消失。还记得2006年12月11日吗？这一天是中国入世5周年，金融业保护期结束，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有专家当时表示，金融业开放标志着中国对WTO承诺的全面兑现，也代表平等国民待遇下的中国后金融时代已经到来。市场悲观地预测有多少银行白领将下岗，现在看来，这个结论下得何等轻率，世界上没有一夜之间就全盘改变的事。

有多少国人现在把人民币交给了外资行？外资行的存款、规模要求等就不可能轻易降得下来。2006年11月15日，国务院正式颁布《外资银行管理条例》。11月28日，银监会又颁布了《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细则》明确了外资银行在设立机构、开展业务包括从事人民币业务的条件、申请程序和审批时限。望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在满足“开业三年、连续两年盈利”的条件后，可以向中国银监会提出申请，在获得相关批准后，即可经营全面人民币业务，包括允许外国银行分行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事实上，外资行在人民币业务上对中国的银行业不可能造成多大的冲击。

再看汽车业。根据《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中国加入议定书》的承诺,从2006年7月1日起，中国已将小轿车、越野车、小客车整车的进口税率由28%降至25%，车身、底盘、中低排量汽油发动机等汽车零部件的进口税率由13.8%-16.4%降至10%。至此，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汽车及其零部件降税承诺已经履行完毕。《国际金融报》转引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彭溆的话表示，“根据海关总署2014年12月31日发布的《2015年关税实施方案》和2015年1月9日发布的《海关总署解读2015年关税实施方案》，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降税承诺已于2010年全部履行完毕”。

不同行业过渡期是不同的。再以农业为例，入世承诺摘要关税削减，进口配额管理，中国主要对粮、棉、油、食糖、毛实行进口配额管制，食用油是例外，因为根据入世协定，植物油的关税配额在2006年1月1日取消。

因此，2011年12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指出，截至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因此，认为2015年中国关税将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现实的。

有一个条款牵涉到2015年。入世十周年，龙永图先生接受白岩松采访时表示，第十五条议定书当中的，“关于判定补贴或倾销的价格比较条款”，实际上它是一个技术性的条款，不是政治条款。基本内容是，如果中国企业能够证明在制造生产销售过程中，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进行的，在决定他们是不是倾销或补贴的时候，就按照WTO规则进行。但是如果这些企业不能证明他们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生产销售，就必须接受一个特殊的价格比较标准，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中国接受了这个条款，以换取美方对中国在大国企化肥专营、音像文化制品方面的让步，这个条款的期限是十五年。很遗憾，到现在为止，某些国企、产品仍然没能实现市场交易原则。

主动的改革开放都使中国受惠。中国是WTO时代的受惠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受到很多发达国家的普惠制保护。数据印证中国的受惠程度：入世十周年时，中国从入世之初的世界第九大经济体快速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贸易国。据海关统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来，我国进出口总值由2001年的5096.51亿美元增长至2010年的2.9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21.6%，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海关税收由2001年的2492.3亿元增长至2010年的12518.3亿元，是入世之初的5倍。

不承认中国受惠与发展的事实，是不诚实的矫情，把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归咎于开放本身是无视自身之疾。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评论，中国入世进口的是“全球秩序”，中国融入全球是大势所趋，未来仍然如此。
            当改革家，真难!

           WTO带来如此大的红利，中国明显受惠国，到现有还被有些人说卖国。

商务部回应7月进口商品大降价：关税总水平会保持平稳

2015年06月19日 02:39  北京晨报      

　　商务部回应7月进口商品大降价

　　“所有降税承诺2010年已履行完毕”

　　北京晨报讯(记者 刘映花)针对最近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加入WTO时15年保护期在今年7月1日即将到期，届时进口商品将因关税减免而大幅降价，尤其是汽车等高价格商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昨天表示，2010年1月1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所谓的保护期就已经基本结束了。因此，今年7月1日以后我国关税总水平仍会保持基本平稳，不会出现个别媒体所说的因保护期到期而导致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的情况。

　　据沈丹阳介绍，我国在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于2002年1月1日起全面下调关税，分10年逐步实施。其中，对绝大部分进口产品的降税承诺在2005年1月1日已经执行到位；到2010年1月1日，所有产品的降税承诺已经履行完毕。我国平均关税总水平从入世前的15.3%降到2010年9.8%。但是，由于自贸协定的实施，有可能部分进口商品价格下降。

　　就汽车而言，我国对汽车进口整车和零部件降税承诺在2006年7月1日已经执行到位，汽车整车关税税率从入世前的70%到80%，降至25%，汽车零部件的关税税率从入世前的18%到65%，降至10%，“汽车同样不存在大幅降税的问题。”沈丹阳称。

　　中国对美出口依赖度创5年来新高

　　商务部说：也是好事

　　北京晨报讯(记者 刘映花)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月我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增长7.8%，总出口的比重达到了18.8%，我国对美国的出口依赖度创下近5年的新高。

　　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表示，这与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汇率等因素有关，并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好事。”

　　今年5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7.8%，对欧盟、日本、韩国出口分别有所下降，对美国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8.8%，这是2010年8月份以来的新高。沈丹阳称，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近期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较强，市场需求有所增长。二是人民币被动升值，导致对欧盟、日本等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受到影响。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6.2095)汇率保持稳定，相应地，对美国出口也比较稳定。而同期欧元、日元兑美元大幅贬值，导致人民币相对欧元、日元分别升值21.1%和21.9%，对我向欧盟和日本出口形成较大压力。

　　但沈丹阳强调，对某一市场出口占比是一个相对概念，不能简单以此作为衡量双边贸易依赖度的指标。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美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很广。

　　5月实际使用外资增长7.8%

　　北京晨报讯(记者 刘映花)商务部昨日公布数据，5月份外商投资新设立企业1792家，同比下降14.0%；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73.5亿元人民币(折93.3亿美元)，同比增长7.8%。

　　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增长。1至5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39.4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63.0%。其中，金融服务业、科学研究业、综合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增幅显著，同比分别增长475.7%、132.5%和34.7%。

　　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165.7亿美元，同比下降5.0%，在全国总量中的比重为30.8%。

　　日本对华投资17.8亿美元，同比下降9.4%；美国对华投资9.7亿美元，同比下降32.6%。同期，欧盟28国对华投资33.1亿美元，同比增长23.2%；东盟对华投资26.3亿美元，同比增长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