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水泥砖价格:沈从文：无从驯服的斑马！

无从驯服的斑马——沈从文

魏建宽 

戴尔菲神庙的谶言是“认识你自己”，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我在寻找我自己”，中国也有一句格言——“人贵有自知之明”。

一言以蔽之，每个聪慧的人都应该也会善于认识自己，沈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聪慧的人。

沈先生曾这样评述自己：“体质上虽然相当脆弱，性情上却随和中见板质，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

与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沈先生身材不高，文文弱弱的，早年在湘西军阀陈渠珍部下做司书（机要秘书）时就被人称作“身小师爷”。

沈先生的性情是随和的，善良的，谦卑的。

1928年，26岁的沈从文应胡适之先生的聘请，第一次以大学讲师的身份登上了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台。第一堂课上，沈先生面对台下几十双眼睛，一开始竟紧张得五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备好的一堂课的内容接下来十多分钟就讲完了。好在沈先生以他特有的“随和”为自己解了围，窘迫中他提笔干脆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好一个自嘲式的幽默，顿时将自己与学生的距离拉近了。沈从文先生的文学才华尽管在当时就得到了徐志摩、郁达夫等名家的欣赏，文坛上也已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他的最高学历只是小学毕业，胡适之先生聘请沈从文担任中国公学讲师本身就压力很大，沈从文第一堂课的表现更是给了那些保守派以口实。他们向胡适之校长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小时说不出一句话来”。胡适之说：“上课说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就是成功。”胡适之先生真不愧为名校长，我想他之所以宽容沈从文，撇开胡适之对沈先生作为一位作家的实力的信任之外，无疑也包含了对沈先生的随和所带来的亲和力的肯定。

沈先生的爱情也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沈先生苦苦追求了他中国公学的学生张兆和四年，最后通过张兆和的二姐允和向张兆和求爱：“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沈从文就是这样以他特有的善良、韧性与谦卑赢得了张兆和的爱情。

正如每一枚硬币都有着正反两面一样，沈先生板直的一面也分外地鲜明，他的板直凸现在他的艺术与政治信仰上。

沈从文先生的艺术信仰是唯美的。写于1934年的《边城》是沈先生的代表作，《边城》面世，使整个文坛为之瞩目。褒扬者称它是一首田园抒情诗，贬斥者则称它为一部逃避现实的作品。

“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他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可是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节制，还是奔放？是矜持，还是疯狂？是一个故事，还是一种事实？”这是批评《边城》的声音，否定《边城》的声音。评论家质问沈从文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批评沈从文没有按生活的逻辑写作，仅仅是为了写故事而写故事。

真实的“边城”，就是沈从文的故乡——湘西。三十年代的湘西的确是闭塞的湘西，贫困的湘西，军阀混战、兵连祸结、民不聊生的湘西。沈从文为什么不像茅盾那样写作《子夜》？为什么不学巴金那样创作《家》？为什么不像鲁迅那样写出湘西的祥林嫂？一句话，沈从文为什么不去直面人生的残酷与黑暗？

沈先生自有沈先生的辩护词。

沈从文说：“文学艺术只有美和不美。精卫衔石，杜鹃啼血，情真事不真，并不妨事。”“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是罪恶，可是总不能令人愉快。我们活在这个现代社会中，被官僚、政客、银行老板、理发师和成衣师傅，共同弄得到处是丑陋，可是人应当还有个较理想的标准，也能够达到那个标准，至少容许在文学艺术上创造那标准。因为不管别的如何，美应当是善的一种形式！”

“美”就是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信仰。

可叹啊，1949年沈从文先生的信仰遭到了挑战。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一个“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的时代到来了。当时沈从文先生正任教于北京大学，北大的校园已容不下沈先生的书桌了，北大有人将郭沫若批判沈从文的文章《斥反动文艺》当作大字报贴上了墙壁，郭沫若为沈先生下了一个定语——“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沈从文先生一夜之间便失重了，找不到归宿感了。

这是一个只需要“盲信”而不需要“思想”的时代，沈先生唯美主义、艺术至上的信仰，显然是与主宰文坛的艺术方针相左的，于是沈先生陷入了极度的尴尬与惶恐之中。他抵抗不了锋利的刀片的诱惑，用小刀对准了自己的血管。他选择了自戕进行抗争，捍卫艺术家的尊严。

在亲人的救助下，沈先生又有了明天。但中国文学史上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彻底自动地告别了文坛，告别得那么无奈又是那么清醒。他说：“艺术中千百年来的以个体为中心的追求完整、追求永恒的某种创造热情，某种创造基本动力，某种不大现实的狂妄理想（唯我为主的艺术家情感）被摧毁了。新的代替而来的是一种也极其尊大，也十分自卑的混合情绪，来产生政治目的及政治家兴趣能接受的作品。”沈从文的清醒是他认识到这是一个艺术家必须服从政治家的时代，而他偏偏又坚信艺术是艺术家个体的创造物，绝不能受制于政治。沈从文的无奈是他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他不写，他胡写”。

沈从文先生的“板质”决定了他不会选择“胡写”，于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成了他新的归宿，整理故宫的文物成了他新的职业，给文物贴贴标签，给游客来宾担任讲解员。

我也曾无数次为沈先生惋惜，但当我读了沈先生的表侄——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写的《那些忧郁的碎屑》之后，惋惜中又更平添了一份敬重。黄永玉先生的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表叔真的死了。

    “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到从文表叔会死。清苦的饮食，沉重的工作，精神的磨难，脑子、心脏和血管的毛病。
    “看到他蹒跚的背影，我不免祈祷上苍——‘让他活得长些罢！’

    “他毕竟‘撑’过来了。足足86岁。

    “一辈子善良得不近人情；即使蒙恩的男男女女对他反啮，倒是从不想到报复。这原因并非强大的自信，也不是没有还击的力量，只不过把聪明才智和光阴浪费在这上面，早就不是他的工作习惯。

    “没心肝的‘中山狼’有一个致命伤，那就是因某种权势欲望熏蠢了的头脑。

    “其实要摧毁沈从文易如反掌。一刀把他跟文化、故乡、人民切断就是。让他在精神上断水，枯萎，夭折……”

局促于故宫午门的沈从文虽然远离了他的故乡，远离了他的文学。不过，那些花花朵朵的古代丝织品和坛坛罐罐的出土文物也是文化啊，有了它们，失去了文学创作空间的沈先生又获得了另一方精神的空间。一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诞生了，一出版就洛阳纸贵，竟成了周恩来总理赠送外国元首的礼品。

不禁又想起了沈从文先生的《自订年表》中的一行字——“学历：仅受小学教育，无任何学位，无党派，无宗教信仰。”

“仅受小学教育”，时间却让他在后人的心中赢得了比某些曾留学日本、曾大紫大贵的“文化掌门人”更多的褒扬。

“无党派，无宗教信仰”，这是一位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自由知识分子的自信与坦然，中国若能多几位这样的知识分子，则民族幸甚，国家幸甚！

沈先生，“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是你《抽象的抒情》一文中的开篇语，今天我懂了！“能理解‘我’”中的“我”原来不仅仅是指您啊，也是指每一个“个体”；“可认识‘人’”中的“人”，原来不仅仅是指他人，也是指由你我他组成的社会啊！

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沈先生，您用您的一生告诉了我们什么是艺术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天下的知识分子啊，宁做一匹无从驯服的特立独行的斑马吧！切不可做一只走狗，一只没有脊梁的、摇尾乞怜的走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