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贡院的苏州学人

(一)

从苏州文人的笔墨与典籍当中，我了解到北京城的贡院又叫“棘园”或“东南棘园”．那是因为当年京城的贡院置位于城内东南一角，贡院外墙铺以荆棘的原由．早在十年前左右，地处京城长安东街国家社会科学院主楼周围布满栏栅，栏栅上面附加锐利刺网．面对这样情形，懂得史迹的前辈文人就会讲：哦，这里很象“棘园”嘛．社会科学院的这块地皮，原是清代时期贡院遗址．贡院是清朝政府举行乡试和会考场所地方．当时贡院两旁还设建考生宿舍，形如长巷。那会儿，京城贡院考生宿舍最盛时期多达万间。可以想见当年京城贡院的巨大面积和一时胜景．在今天，许多老北京人为迷失者指路时候，还会把贡院呵，牌楼呵，八面糟呵，八大胡同之类旧称常挂嘴边，津津乐道。隔江跨海老远跑来的洋人，坐上“现代黄包车’游历京华时，穿着“灯笼裤”，踩“懒汉鞍”的中式车夫，也一定会把东长安大亍五号的贡院做为重要一站，下脚看看。参观京城人文景观，就象我们瞻仰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古城苏州时，苏州文庙、寒山寺或者观前街都是必然景点一样．就我所知，现在京城这边贡院的学者前往苏州参拜之前，常常把要看望、要拍照、要记下的人文或自然景观提前领略几遍，参拜的人物肯定不会没有这样一些人：俞平伯，叶圣陶，王伯祥，顾颉刚，章元善，杨绛，胡绳，张兆和等等。上面提到的这八位人物，(前面五位俗称“京华文史五老”)，全是姑苏乡水滋养出来的精华。他们通常被世人称为“京华八门”或者“贡院八杰”。喔对了，虽然叶圣陶、张兆和两先生并不在社科院上班，可是人们习惯这么叫，可能自有它的道理。至少张兆和的先生沈从文在贡院的历史所搞过十几年服饰史研究，沈公是苏州的女婿是没错的。

另外，贡院还有一些在姑苏周边地方生养和成长的人，比方无锡钱钟书，李慎之等等。苏州旁边的一些小城名镇，也拥有数量众多的文化学人．比如扬州朱自清，苏北胡乔木，乔冠华，常州吴祖光，以及执教过苏州名学的吕思勉，吕叔湘，唐纳等等前贤。2004年春天，京城贡院地段里的国家社会科学院还特意组织了职工访问姑苏。于是社会科学的专家们就有了这样的一场游历——前往苏州并以姑苏为中心，周游散步、赏心养目，品味江南水乡的天国春色。有意思的是，参与上面这种活动的往往是北方人居多．看完姑苏江南，有专家以为，江南出才子这句话，可能说成“苏州出才子更淮确一些．因为他们有人刚刚发现，江南文人好象大都出自苏州名城．而且最有身价的主要苏州文士，又都曾经聚在京城贡院或贡院周围。只不过从前，这些远离苏州的“寂寞’先生们不大为人注意，或者干脆给忽视掉了．现当代历史上还有那么几个非常时期，索性把苏州文人欺负得要命，比如1954年批判“红学”“摆平”俞平伯先生。

(二)

今年是“批红”半个世纪。我是晚辈，没来得及亲眼见到1954年“治政”是怎么“恶整”平伯老的架式和场面。不过我在1986年1月22下午“旁听”了为平伯老“平反”开的会．这个会的名称叫做《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六十五周年》。不过当时，甚至现在我也没搞清楚，这会为啥开办在京城王府井大街的东厂胡同？

“东厂”在早先是宦臣称霸之地。这是一个有百十来人的会议，我琢磨阵式肯定不比1954下半年“批红”规模好看。至少比不上整整一个月之前(1985年12月20日)在全国政协礼堂开的《金岳霖学术思想讨论会》。金岳霖先生的会有胡愈之、钱昌照、周培源、楚图南、胡绳、汝信等约五百人参加。金老学术的纪念会，社科院名誉院长胡乔木还发来贺词。在纪念平伯老学术六十五周年会议过道走廊上，我看到了一些平常极少出面的白发弓背老人，比如，社科院有余冠英、吴世昌、吕叔湘、冯至等等先生，北大有王瑶、吴组湘、王力等，北师大有钟敬文，文化界人士还有章元善、启功、周汝昌、林庚、周振甫、潘菽等等。会议来宾当中，不乏当年积极酣畅“批红”的知名学者。时隔几十年，他们一身殷虚，又前来“反思”了。我就看见，多位心口如一前辈不与“变脸人”握手，并且夸奖他们“学问半吊心怀异志”，这个会台中央坐着矮小的86岁的平伯老，平老右手是胡绳，左肩为钱钟书。我一直没弄清楚，谁是这个会议主持人？时任文学所长刘再复讲了许多话。一般而言，会议主持人的大小尊卑，标志着会议的高下规格。一位学界老人在会场走廊抽烟时，与他的友人郑重讲了两句话：成了我平生第一次搞明白的两个中式成语。一个叫做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个叫做荣辱不惊。老者的第一个成语，我不晓得是在说谁。第二个成语我听得明白，是在评价平伯先生。会议中间，我扶余冠英先生出来上厕所，半道碰上平伯老同乡好友章元善先生，两位白发先生颤微微面对站住寒喧，念叨着平伯老在“平反”会上的文章《旧时月色》。我当时不懂人事，低着说了一句：俞老发言声音那么小？不料我话音未落，二老竟异口同声冲我说道：有理不在声高……我分明听见，当时已经年高八十岁余老清爽的吴语声腔比平常高出许多．当下我蓦然想到，冠英老是江苏松江人，也算姑苏同乡了。当时余冠英先生话语之间，不知为啥，还左右瞅了一下。我也跟着瞅，周围没什么别人，当时只有社科院总值班室主任吴锦生友善地站在一旁，我踏实了。锦生兄也是江苏人，是当时“贡院”常务副院长赵复三先生秘书，锦生老兄也是当时当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大师的侄女婿．他不会出卖人。后来很长时间里，我都对冠英老的“这一瞅”久久不能忘怀，“这一瞅’包涵了一个读书老人多少沉重的“心有余悸”呢？

(三)

我暗暗发现，不管啥地方的学人，都不好跟苏州的读书人相提并论．无论四川还是湘鄂，无论上海或是浙东，都不好比，也不能比同样都在京城干过事，川籍的文人有郭沫若、巴金、沙汀、何其芳等等，他们“行阵”阵式确实够上级别．不过这种级别，唯恐多了一些“非学术”色彩，而少了某些文化上的成份。苏州文人又与浙东文人也有不同，比如浙江乌镇的茅盾、杭卅的夏衍、林风眠，江苏海门卞之琳、袁可嘉、浙江绍兴柯灵，浙江义乌吴晗等等身上，后天修养来的学者气，俨然不同姑苏地域“文开吴会启道东南”的学门传承。苏卅籍的文士比较“单纯”，比较“专业”，比较“认真”，又比较害怕与人事打交道一些。从顾颉刚给俞平伯的交往书信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心志何在?他们主张的是“必认事真，勉力学问”，而不愿“与人敷衍，和人争斗”。正如“贡院’当年为数不多的一级哲学研究员金岳霖先生所言：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这里金先生讲的“知识分子不能办事”，指的是不能办行政上的官事。而非学问上的事，作为老朋友；金岳霖不会不把自己当过哲学所副所长，办了一上午的公，却没人理的“前科”告诉钱钟书。金先生管这种办公叫做“浪费了一个早晨”。而钱钟书先生自然深懂自己也“不能办事”，所以“贡院”自1982年起就有钱先生副院长的名份，却一直没有钱老的办公室和办公桌。钱老不需要。而且，我从1986年开始在社会科学院上过一分钟的班。给“贡院”“撑门面”的钱先生工资是在院办系统拿，其实也没多少钱，八九十年代他挣1309.90块钱．按一般规定，钱老是可以享受专车待遇的，但是我们从没见过有十多年副院长身份的钱老随便用公家的车。与此同时，我们倒是听到“贡院”里的许多占公家便宜的真实笑话：一位新上任的北方籍副研究所长酷爱坐公家小车，下车回家屁缝还夹紧汽车坐垫，一直坐得生了痔疮，差点英年早逝。

(四)

苏卅籍学人不争强好斗，他们一般都是低语细声，人缘颇好，学问也大。所以高层也愿意向他们讨教和作文．周恩来就向平伯老请教过昆曲．陈徒手先生在《人有病  天知否》里面，就记述过平伯老“不识举抬”的清高文人相．还有，金岳霖先生也是苏州人的老朋友。

五十年代上边叫金岳霖负责《实践论》英译，金先生有一次碰到“吃一堑长一智”一词，金岳霖害怕译不准，于是赶紧请教钱钟书，钱先生当即译成：a  fail  in  the  pir  a gain  in  yours  wir．通精洋文的金岳霖一看当即赞扬，直说翻译得真是再好没有了。为了“不屑在行尸走肉中挣名”(顾颉刚语)，在京的苏州学人甚至完全甘于清贫．顾颉刚先生曾经回忆说：我刭北京来任事，也明知在欠薪局面之下，生计是不安的。只为要满足我的学问的嗜好，所以宁可投入淡伯的生活。我们今人如果不瞎，就可以明白无误看到，那些曾经为“贡院”做过心血贡献的苏州学人，生活从来都是采用“减法”的。工作则是“加法”。比如级别，俞平伯1956年56岁时的工资为185元，研究级别待定。当时与他185块薪水持平的，还有当年60岁的冯友兰（北大教学六级），当年70岁的杨树达(湖南师范教学六级)，70岁的吕思勉(华东师大教学六级)，51岁黄药眠(北师大教学六级)，42岁张光斗(清华教学六圾)，51岁的吕叔湘(三级研究员)，49岁冯至(北大教学六级)，43岁季羡林(北大教学六级)，61岁郭绍虞(复旦教学六级)，54岁冯沅君(山东大学教学六级)，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略高一级(时年53岁)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教学五级工资202块。平伯老后来一级研究员还是陆定一、周扬等同意的。应当讲，这些大学者当时的级别全不高．相对学术级职，行政干部应该算高，行政九级工资就有200块，曹禺、欧阳予倩等都属这一级中科院长郭沫若行政二级，工资500块，按业务性质看，郭沫若是“贡院”的第一把手。五十年代中期中国学人当中，恐怕只有七十二岁的北大校长马寅初工资最高，周恩来请他出山，政府给他行政二级500元。当年的教学不比今天，过去的教授唯恐误人子弟，没有一级特级。原先最高级别的教级，是中山大学教学二级的陈寅恪(时年64岁)，陈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五十年代教学二级工资是253块。

共和国建国之初，人文学科罕有的研究一级人员，可能只有苏卅籍学人顾颉刚先生—位，工资218元，此时顾先生已过花甲之年。当年自然学科界才有“特研”一说，比如物理学钱三强，数学华罗庚，生物学贝时璋，以及光谱学研究的严济慈等十四位先生。其实当年特研也挣不了多少钱，月薪270块。应当讲，中国学人虽然甘于清贫，但有时难免囊中苦涩。1961年俞平伯为父亲俞陛云操办丧事之际，竟然拮据到非要跟文怀沙借两百万旧币(相当新币200块)，才可以完成自己的孝心。五十年代中期，俞平伯与曹禺薪水一样，但是曹禹看病待遇是北京医院高干区，而俞平伯先生只能去协和医院“中干”。我丝毫不懂，作为一个戏剧作家的曹禺先生，咋就成了高级行政干部？

北方有句土语：马老实被人骑，人老实被人欺。钱钟书杨绛先生老实到了“文革’之后无家可归，只好投宿“贡院”办公室程度。但还是有人不依不侥，非要致人死地而后快。至于钱钟书杨绛夫妇忍无可忍“被迫还击”的说法，是否属实暂且不论，只要亲眼见过他们夫妇弱不经风的体质，就可以想见所谓“还击”的真伪程度。话又讲回来，钱钟书先生纵使再愚，也总不可以让人一味地骑在脖予上拉屎撒尿吧?—位江南学人说过：北方的“贡院”，不是给江南姑苏人开办的，这叫—方水土养—方人。顾颉刚先生在给女儿顾谖的一封信里，就这样写道：建业共历三主，不到四十年，这—区是文化中心，所以诗词书画各有很高的成就。可是宋朝起于北方，武力强于江南，所以后主虽对宋称“臣”，把“皇帝”降为“国主”，还是给宋军灭了，他们把后主俘虏到汴梁，封为“违命侯”，监禁了起采，这就逼得后主做了一些“慷慨悲歌”的作品若把顾先生“家书”译成“政治术语”就成为：文人是时代特产。需要你时候，“贡院”或者更大场合，每每会撑出—代姑苏学人“招牌”，燃烧“影壁”，照亮“大殿”。不需要时候，“贡院”或者再小局面，也对姑苏人等只字无提，至少在过去一些年代里，曾经在“贡院”里“办过”(金岳霖先生语)的苏州学人，只是一种“符号”，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符码”标记。批判的时候如此，颂扬的时候也如此。

(五)

与叶圣陶先生同时执教苏州甪直县立五高的苏州人王伯祥先生，1953年应郑振铎之邀进文学所时，已经64岁。可以讲，在京城“贡院”里的姑苏学人，以来讲求用心奉献，把毕生都给了自己的学术事业。这些姑苏学人一生都在进取。至死才选择“放弃”。其实，这种“放弃”又是一种“回归’。是质本洁来又洁去。是那么的富于人情味道．这种回归，还是苏籍学人的一种“轮回”表现。是在孱弱的表质上面，书写最后—笔学人的血气，这一泼墨，还表现在他们对于自家乡水和亲情友爱的依恋上面，姑苏风水宜人，钟灵毓秀，叶圣陶先生的“心身”安放在姑苏甪直一隅，俞平伯先生终年身后的纪念活动安排在江南老家德清。胡绳吴全衡夫妇的“魂灵”也回归到苏卅横泾公墓．就连前外交大臣乔冠华的遗骨也安埋在了苏州东山坡顶，乔夫人章含之在“乔部长”身边，还为自己开置了一席茔穴，以求将来安睡。看见章含之，想起苏州闺秀张兆和一门姐妹．她们的择偶“条件”不免让人羡慕，姑苏名嫒们的情爱观念不俗，实在不比邻邦申沪的宋家三艳实惠。

俞平伯先生对自己，对家乡，对亲人问心没愧。就是对“批红”当中冲锋陷阵、剿杀自己的女弟子王佩璋也表现出姑苏厚学的非凡涵养。对于帮助过自己，又整过自己的年轻助手王佩璋“文革”中的自杀，俞平伯先生1979年4月在《乐知儿语说“红楼”·茄胙·茄鲞》一文中，给予了深切同情，80岁的平伯者回往，感伤写道：余年齿衰暮，无缘温寻前书。同校者久归黄土，不舱再勘切磋，殊可惜也……

更加可惜的是，今天京城几百年历史的贡院已然物是人非，俞平伯先生、王伯祥先生、钟书先生曾经寻查温书的旧楼不再、沈从文先生曾经访古弄史的工作坊没了，顾颉刚先生探辨千年古史的矮楼拆了，早先“贡院”的曲幽肃杀考场如今已变成了现代花园水榭，理石通途。“棘园”荆棘换成“保安”守把，确实现代很了。“贡院”一些文人今春游走姑苏，面对拥有两千五百余年身家的江南水乡，多人不禁感慨，觉得当地门风确实比较祥和可靠，姑苏的吴侬软语比较轻甜不争、姑苏的黛瓦白墙比较安详可人，姑苏的淙淙水流比较干净清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