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面透水砖实验仪器:身体时代三步曲

身体时代三步曲

这是金钱堆砌出来的改造人：近视LASIK手术7000元、腹部抽脂3000元、150毫升的SK－Ⅱ神仙水790元、健身俱乐部年费4000元、一季度的瑜伽班1500元、一盒脑白金146元、一粒伟哥128元……如果那些存在于城市每个角落的广告全部属实，那么只付出不到2万元的代价，人人都可以获得从外貌到体型、从视力到智力、从性生活到精神生活的一次提升——条件是忽略中国的SK—Ⅱ质量风波、泰国因抽脂而意外死亡的中学女生，或者美国那份《花钱就是为了不去健身》健身俱乐部调查报告。

这是被时代潮流包裹而发生身体观变革的中国人：1950、60年代只知道鱼肝油；1970年代热爱红黄铁罐的麦乳精和维他命C饼片；1980年代流行蜂王浆；1990年代追捧健身中心和马俊仁；2000年以后，话题是人造美女和过劳死……面对社会转型和自己的转型，面对人生的营销与身体的营销，中国人无奈发现为物质牺牲了体质，然后又不得不用更多物质弥补毛病不断的身体——这是身体投资观念从无到有的30年，这是保健品将99％的资金用在广告的浮嚣时代，中国人在对自己身体的伤害与修复中获得了全新的身体观，而正确的道路依然相距我们甚远。

1949－1980：身体使用时代

“街灯的鱼肝油!”这是曼德尔施塔姆描写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的诗句。前苏联是否流行过鱼肝油并不重要，但1950年代,学习苏联走低消费、高消耗、自我封闭的重工业模式的中国人，大家能找到的保健品就是鱼肝油。
1980年以前，工资只有二、三十元的人们在身体上的投入不多，很长的一段日子都是身体使用的时代：人们讲究“德智体美劳”，小学生知道“为革命保护视力”，大人通过劳动拥有了发达的肌肉和健康的身体；保健品是奢侈品，在这个人们对维他命的了解只到A、B、C的、物质贫乏的年代，普通人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在生活这辆马车上，你既然坐在了驾辕的位置上，你就只能绷紧全身的肌肉和神经，吆喝

着，呐喊着，继续走向前去，一旦你垮掉了，人仰马翻，那一切都完了。”（《平凡的世界》）

当时的偶像“铁姑娘”邢燕子似乎是工业时代的一个产物：黝黑而强壮。在一个被动的保健时代，人们更多地相信自己经过锻炼的身体：人们记得毛主席曾畅游长江，在晒谷场扎马，在公园锻炼气功，工人们在下班的时候偶然会横渡城市的河流——在身体使用的时代，中国人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物质生活的改善。在一篇描写中国人餐桌变迁的文章中，就这样描述70年代：“这个时代还没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最甜的烤红薯和爆米花也只是孩子们偶尔才能享受的。这个时代的符号很相似：推开不同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相似的；每个房间家具摆设是相似的；人们的穿戴是相似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相似的。他们的理想很简单：吃得像个人样。”

1980－2000：身体投资时代

改变发生在1980年代——个体户成为了流行语，下海成为成功之道、费翔成为偶像、力士香皂成为生活高品质的标志的同时，中国人也同时知道了穿着粉健身装的珍方达，知道了蜂王浆、太阳神与娃哈哈，被物质启蒙的中国人，身体与钱包终于发生了微妙的关系。
1989年的广州，“健力宝健美乐苑”成为中国第一家“一卡通用”的大型连锁健身中心，辉煌时拥有13万会员——以致2007年7月它的一个分苑关门时，抗议的不少是十几年“会龄”的白发老人。同在1989年，耐克的创始人PhilKnight说道：“中国有20亿只脚呢！我们要让他们都穿上耐克！”虽然，当时中国人可炫耀的还是飞鸽牌自行车，没有多少中国人用耐克，“运动的品位”还没成为时尚。
1990年代，范晓萱《健康歌》流行，大家都喜欢跟爷爷一起扭脖子、扭屁股，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转呼啦圈的老百姓。休闲中心、SPA、健身会馆成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消费型商业空间”——1990至1992年，参加健身运动的中国人增加了6.2%，娱乐活动一年能产生3500亿元以上的收入。
这是一个身体投资出现的年代，虽然中国人的身体投资更像一场流行驱动的运动——1994年，全国保健品市场销售总收入高达300亿元，史玉柱的巨人大厦准备拔地而起，耐克通过不断在中国建篮球场的计谋，“成功进入中国市场”。有分析认为：“这与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不无关系，中产阶级的西化和对个人生活的追求正是耐克能够满足他们的地方。”
1980年到2000年，奔小康的中国人跟上的是世界的流行观念。世界卫生日在1963年的主题是“饥饿，大众的疾病”；1974年是“清洁的食物，更好的身体”；1981年是“2000年人人享有健康”——这显然暗合中国的逻辑，因为在这以后，中国人由缺乏营养渐渐过渡到肥胖人数畸形增长。

2000－2007：身体营销时代

2003年，北京大街上流行顺口溜《等老娘有了钱》：“等老娘有了钱，到韩国整容去。想变张柏芝就变张柏芝，想变张曼玉就变张曼玉。”北京女孩郝璐璐用40多万元的代价，成为了中国第一“人造美女”。然后，“人造美女”成为了年度新闻，郝璐璐成为了主持人，整容医院发现了改造身体的女人能为他们带来名声和利润——身体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人们开始明白身体投资能拥有快速回报，并刷新了

自己的身体观：身体也可以用来营销。
人们开始探讨身体的盈利模式，至少，不要亏损。在选秀潮盛行的年代，女人们热心投资外貌和肢体；在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劳动模范们希望通过投资健康，在老年时节省一大笔身体维修费——《中关村白领健康调查》为中关村人进行的体质检测，结果不及格的比例达到26.0%，30多岁的年轻人甚至不能完成一项3分钟的测试，最短的只能完成1分钟。

《韩国经济》发表《疲惫的中国，加班现象蔓延，每年60万过劳死》一文说，中国人均劳动时间已超过日本和韩国；瑞士《新苏黎世报》对中国人的勤奋提出了质疑：他们的“勤奋和求知欲将继续令人不安”。
早在2003年，中国疾病经济负担达到了1.2万亿元，增长速度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心脑血管类疾病平均每12秒就有1人死亡，每24秒就有一人因癌症而死亡，糖尿病患者已达2260万，哮喘病患者约2500万……在苏珊·桑塔格《作为隐喻的疾病》一书中，肺痨是无产者和小布尔乔亚的专利，在大革命爆发的年代，它拥有牛虻式的正义性；而在人人都知道预防胜于治疗的现在，心血管病、糖尿病、忧郁症还是成为了中国中产和小资的流行病。
中年知识分子同时遭遇社会转型和身体转型，“成为了累倒的一代”；有找工作的男女大学生整容成“陆毅脸”、“赵薇脸”。身体投资和营销对每个人来说都势在必行——投资不能让你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却能让你不成为过劳模；营销则让你轻松能通过求职的强制体检，不受身体歧视，增加个人魅力。
在拿出资金进行身体投资和营销之前，中国人给出的首付款却是自己的健康。事实上，中关村的年轻人不少怀里揣着健身房的年卡，但这些人和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提姆眼中的“办健身卡就是为了不去健身”的样本珍妮特如出一辙：“亲爱的经济学家：我决心加强锻炼，为此我办了张健身卡。惭愧地讲，我几乎就没去过健身俱乐部。”——竞争的激烈让人陷入持续加班与垃圾食品构成的生活泥潭，但就算这些体质不及格的北京IT菁英去健身房，也得经过1小时的堵车、20分钟没有车位的焦虑和健身过程中短信与电话的轰炸。
健康教育学家洪昭光说过：“没有健康就不会有小康。”中国显然未进入健康的小康——2007年8月11日，不愿参加强制培训的华为员工小赵跳楼身亡，这是拥有随时加班的“床垫文化”的成功企业华为继之前员工过劳死、自缢后的又一个悲剧；2007年8月23日，由于“画面血腥、格调低下”，广电总局叫停广东电视台女性整容真人秀节目《美丽新约》，并明令禁止整容、变性节目——这些发生在2007年8月的事件足以带来启发：成功学成了菁英流行病的传播途径，对身体的虚荣造就了身体营销的虚假繁荣。但问题是，对比50年代，这种浮夸的投资并未为中国人身体素质带来本质的提升，受害的身体需要的仍是一个逃离恶性循环的路引（文/黄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