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式压力试验机:戴锦华：阶级，或因父之名(2)

戴锦华：阶级，或因父之名(2)

　　另一个，便是”美好的记忆“，在上世纪70年代，米歇尔·福柯曾写过《历史与人民的记忆》，他的立论和通常理解的不同，历史并不是人民记忆的呈现，相反历史是经常对人民的阻断。但是刘少奇主席留下遗言说：好在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记忆它将携带着不纳入历史的，不被主流书写所包容的力量，将以它的方式延续着它的历史。两个烟囱很可笑，但也不可笑，于是就有了接下来烟囱被炸的场景。其实烟囱被炸，是电影剧情的戏剧性转折的关键，这之后才是红裙热舞和非功利性的、绝望的、宿命的时刻，陈桂林很痛苦地接受了妻子的审判：你把琴造出来女儿也不会留在你的身边。这是一个父亲的悲剧，也是一个接受阶级宿命的时刻。与此同时，他开始反抗宿命的结局。

　　很好玩的是，在这个电影中，有三场葬礼。第一场葬礼是片头很荒诞，但是一点也不荒诞的葬礼，披着雨衣的乐队在演奏三套车，对方说《三套车》太沉重，改歌曲，于是改成了欢快的《步步高》，摄影机继续平移，看到了葬礼的场面。这个其实真正的悲剧感是蕴含在喜剧感之中，即金钱的绝对主导。刘岩在文章中提出：“工人阶级的葬礼怎么就变成了喜剧？”接下来，非常朴素的葬礼，即陈桂林父亲的死。在这个死到来之前，是一段关于生命与出生的对白，背景是有人女儿怀孕被男友甩，他们这时的对话有着底层的朴素，对于生命道德、婚姻态度。这段对话过后，我们才看到陈桂林和姐姐捧着父亲的骨灰盒走出来，才意识到这是一场葬礼。这场葬礼刚好参照出片头的荒诞葬礼，两个葬礼的区别，显然是金钱数的差别。但是，第三场葬礼，是烟囱的被炸。陈桂林慷慨地发给每个人一支香烟，招呼大家点上，来凸显这个送别仪式。摄影机再次水平机位直视着送别烟囱的人群，但是尘土在镜头前升起，遮蔽了人群，工业空间的消逝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消失。第三场葬礼成了和解的场景，成为他们中间人际冲突和解的场景，于是顺利过渡到了具有理想性的劳动性的场景，及其对价值另类表述的场景之中。

　　另外一个插曲，有意思地解构了一些画面，它会给颓败的老东北工业区尽可能的寻觅一些美感。昔日的工厂车间已经生长出了小树等。汪工与陈桂林，陈父与陈桂林，一个场景两次出现。 第二个插曲，是胖头与快手的昔日恩怨及胖头女儿的遭遇，这是另一种阶级认同与和解，但这次和解是胖头和快手，这个有宿怨又是同工种的工人之间，通过兄弟情来完成和解，这个和解的结果是这些罪魁祸首，原来是工厂的青少年，这些男人是无法复仇的，于是有了滑稽的婚礼。“风雨送春归，大雪哗哗下”用非常50--70年代的语言与形态，复古服装也许过时，它没有必要去更换。年轻人在网络上的评价为“复古服装，十分雷人。”所以我的感想是，如今在中国当下，“你的现实未必是我的现实。”你的现实和我的现实可通约之路可能已经被阻断。这又是一个小插曲。

　　另外两个插曲，一个是造琴过程中王抗美插足到陈桂林与淑娴之中，把工人社群的生活某些真实的层面毫不美化地表现出来。另一个是季哥的仗义出手与季哥的离去。电影当中最矫情的，警察到来了，让我想起来诸如《英雄本色》等影片，这些一以贯之的风格语言用了更有意义的表述。非常情节剧、煽情的画面，向画面走去，狗追赶主人。导演自己说，五万人的大厂，一朝破产，要在同一个空间中自谋生路，说得不好听“男盗女娼”便成了唯一的选择，老大季哥曾经是劳动者的老大，是一种放逐后的别无选择。当他重新表达出劳动的自豪感和劳动者的自律，这便使造琴故事变得丰满。

　　值得一提的是，用了一场KTV，冰山上的来客中的《怀念战友》，我感兴趣的是我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的身体语言和支持身体语言的东西都完全消失。1994年第一次红色经典热，舞剧红色娘子军重新上演，电视台访问主演，两个主角讲了同样的内容：真的很不容易，我们非常不容易，我们跳天鹅湖长大的，现在让我跳这种舞蹈语言，太不容易了。感慨的是一个时代的流逝，外国人却说《红色娘子军》是自然舒展的身体语言，可是很有意思的是，1994年认为，中国芭蕾舞者已经认为这是不自然的。伴随时代的消失，随之消失的是身体语言与身体记忆，随着这一代人走向死亡、走向坟墓，我非常惊讶的发现，导演是70后，但是当故事放在一个特定空间中去，你会重新唤出重新的身体语言，群像式的造型，是50--70年代集体群像的成功搬演。

　　《钢的琴》是关于一个父亲，一个善良的、充满慈爱的父亲，绝望地试图在金钱面前挽留女儿的故事。小元说：“谁给我买钢琴我跟谁”，淑娴说：“真是她妈生的。”这是一个极端残忍的逻辑，但是这跟亲情的选择无关，亲情的逻辑已经被金钱、资本的逻辑所深深改写。“在这个故事中，最为成功的是，不是在下岗工人的物质贫困，它以美化的方式或者转移的方式消弱了物质贫困，每个人在经历了下岗之后的漫长岁月后，找到了自食其力的方法。”陈桂林对陈父说“小菊终于过上了不劳而获的生活......”物质生存的艰辛不是故事所凸显的，把物质的元素降到不重要的层面。工人在整个价值系统中的改变。

　　在这个故事当中，女儿说“谁给钢琴我跟谁”时，陈桂林作为父亲的象征已经死了。又重复了刘岩讲述的关于那个在《铁西区》中父亲跳楼自杀的故事。下岗夫妇自杀的故事，当时只看到了变革中的物质贫困，我只看到了工人阶级作为消费中间层跌落到了万劫不复的底层时的困难，最悲惨的是老工业区。中国社会的自救是亲友之间的相互救助，中国是一个重亲情血缘的国家，但是东北老工业区意味着，所有人都在一个工作系统中工作，可谓民生之忧。今天思考到“与其说是一个关于一个阶级的陨落，不如说是一个社会结构性重组后被放逐的人群。”

　　导演重复“没落的阶级”，一方面说是对的，因为这个阶级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阶级没落成了底层；他说的也不对，是因为这个阶级没有没落，没有解体。MADE IN CHINA ，作为中国最响亮的名字，中国成为全球加工厂，工业在迅速发展，众多农村年轻劳动力涌进城市成为齿轮与螺丝钉的时候，这个阶级是在极具扩张与膨胀。没落的是什么？是社会地位，或者用刘岩的话说“符号化的父亲位置”，他们曾经是工人阶级的老大哥，是国家的主人翁，他们也许在那个时代过着是未必有多好的生活，从那个时代到这个时代变换了什么？固然是财产重新分配下的阶级重组、资产重新重组，更重要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系统，一个完全不同的评判标准。从故事一开始，陈桂林已经败了，他已经不具有“父亲”名字所赋予的权威和绝对。

　　于是前半段故事的展开，刚好在于陈桂林买钢琴、偷钢琴，陈桂林其实认可和屈服于暴力解构，好像一架钢琴--物质财富可以继续赋予他父亲的位置、权利。放弃意味深长，他意识到了，女儿追随的不是钢琴，追随的是用金钱所标示的社会，这不是劳动光荣快乐所能战胜，所以他放弃了。他再度启动造钢琴，这一次更加意味深长，这一次不为女儿，是为了证明的证明。导演张猛说“让我激动的，一个群体突然变成了一个个个体，心里都不想失去原来的工作，我在讲的是陈桂林作为失落阶级发起的最后一次工作，在工作中他们找到工作的快乐。他们不懂音乐，但恰恰造出了钢琴。尽管造出来的钢琴每个音都不准，但那是个和谐的钢琴。从85到99，5万人的大厂，有的人离开，有的人妻离子散，有的赚到钱，有的没赚到，有的远走他乡。我们都没来得及观察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消失了。

　　张猛反复提及的《铁西区》，后来我跟王兵导演交流时问到了电影观众最喜欢问的傻问题，铁西区怎么样了。后来铁西区变成了小区，在新闻报道中变成了绿色草坪、宽敞马路的漂亮小区。”历史的过程是一个将空间不断扁平化的工程。“我强烈地感受到，以后只能指着绿草如茵的中产阶级小区说，这是铁西区，它只存在于土地之下。张猛说”其实让我最痛苦的是， 当我再回到故乡工厂，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工人，我看到的人们都是如此‘自欺自贱’，当年的精神消失了“，在另一个访谈中，他说”我想表现一群糙老爷们，个个会谈拉说唱，在车间里工作，然后一嗓子歌声传到很远很远。“我想在访谈中，其实这个故事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工厂结构与工人阶级的另外一个特征，我们是通过这个影片才再度思考，它特别强调这群钢厂工人既是体力劳动者，同时又是吹拉弹唱的人。

　　当我们今天讲50--70年代的时候，恐怕有个命题，不论是右翼的关于社会主义降低劳动力、毁坏生产、降低生产水平，把中国拉向倒退的叙述，还是左翼的历史辩护，说中国成功地在创造着中国的奇迹，完成了工业化，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工业化基础。无论哪种叙述都是经济学的叙述，今天发展主义逻辑所主导的叙述，所有这些叙述都不能呈现，在50--70年代人们尝试建立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从《钢的琴》想起，社会主义文化的特征是，劳动者同时也是文化的创造者，”风雨送春归，大学哗哗下“类似这样的场景，”工人歌手“，一专多能、多才多艺是非常自豪的东西，可以使你在社群中受尊重。所以在这个故事中最重要的累积，陈桂林是一个下岗工人，同时也是个表演者，有艺术才俊的人。最后的红裙热舞与造钢琴联系在一起，把生产创造与文化表述，这里不区隔生产者与消费者，不区别表演者与观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

　　回到刘岩的文章”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重要过程，是制造钢琴的人不弹奏钢琴，只有钢琴家是用劳动换取报酬。“《乌托邦》等著作中提到，人们想到的只有最理想、最不异化的，每个人都从事精神生产，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当然，这个社会需要物质生产来维系的，一个理想的状态是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每个人也是劳动者，这只是理想状态，不是把知识分子变成简单劳动力的方式，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以最擅长的方式参加物质生产，同时每个人都消费享有文化产品，每个人都能自由创造，这才是乌托邦理想的人类状态。在这个背景下，电影结尾成了”摆脱劳动异化，摆脱劳动分工“，钢琴的生产者，也是钢琴的演奏者。这个段落确实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段落，理想的段落，大团圆的结局，向我们展示着一种”另类价值“和”另类可能性“，因为我们今天缺少的是梦想和想象，如果不能认同昔日革命的形态、昔日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需要想象，需要去建构，哪怕从乌托邦开始，从愿景中去。 我自己很喜欢淑娴混迹在男性工人之间的段落，她突然出现在天车上时，让我回忆起自己在工人劳动时非常羡慕天车工作的女工，但是那时的梦想是当一个记者。

　　我想回到现实的参数中来，当我们中国在作为世界经济体、梦想奇迹般的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金融危机下唯一的价值洼地时，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深被今天资本主义危机拖到泥沼中，比如2010年可能出现经济复苏，2011年会出现经济复苏，但是都没有实现。但是在金融海啸危机，全世界批判知识分子却越来越低落，是因为当主流逻辑明显出自己的问题，当时资本主义is not working、不起作用的时候，好像没有任何替代性力量，在这样历史性契机时，站出来宣布自己要借助这个机会进行不同尝试，去给世界以不一样的希望与可能。

　　在人们感慨良久之后，终于以美国纽约第五大道、华尔街为中心，爆发了现在已蔓延全球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我之所以要引用华尔街运动，我关注到用的题目：“阶级与因父之名”，我们说这个电影呈现了阶级的没落，但是我不同意，真正没落的是社会地位。对于张猛来说，最痛心的是当他回到故乡去拍电影时，故事中的主角们说：你傻呀，居然来拍这个，什么工人阶级，谁要听，谁要看。故事中所表现的人，肯定是不进影院的。可能是他们不要看电影，可能是他们看不起电影。这些电影不会演给故事中真实父亲看，但至少在网络空间到，这部电影召唤出儿子们的认同，例如“我成长在这样的家庭”等，你会发现一种新的召唤，成为一种有效的可能。

　　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一个关于阶级的命名描述，是否仍然是现实有效和未来有效的。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逝去的二十年当中，奠基了今天中国起飞的新的牺牲和苦难，对于我们来说，今天现实中尝试着去解决的或者难以解决的社会难题，走向每一个将成为明天的明天，将成为现实的未来，于是就面临着一个社会实践性的问题。如何命名社会主体、历史主体？在空前富裕的时代，但是这个用平均主义规划的未来吗？在世界范围内，关于社会范围的讨论，我们今天不再以马克思主义主导的方式，全世界别压迫的人民就应声而起。昔日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效命名，但是今天如何命名整个世界范围内西方经历的过程，他们的无产阶级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于是今天世界的问题变成了“穷国”与“富国”，是“穷国的富人与穷人”，今天的世界不再是东西对立，而是南北对立，但是今天的社会问题同样仍然是世界性的，我们却丧失了一个可能性。

　　同时，由于20世纪历史创伤与教训，人们反感统一的命名，反感新的暴动与压迫，所有的社会压迫只能以少数人名义。我曾经用了很长时间翻译墨西哥符号学副司令的东西，“工人们，农民们，船员们，学生们......”称呼占一页半，他们没有一个有效的命名，今天被剥夺的是多数，多数却没有一个集合名词，直到占领华尔街爆发，多数之名出现，最多出现的口号是“We are the 99%”出现了一个著名的面具，出现了“V字仇杀队”，电影中的造型成为人们反全球化运动所采取的符号。

　　在二十世纪人们集体反抗的形象，再度出现。当占领华尔街运动出现这样的口号时，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次尽管声势浩大的反金融资本主义、反资本逻辑推到了全世界公众面前，这种抗争其实并不是第一次，早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出现，反全球化示威，反WTO示威，当然人们1994年反全球化的运动出现。运动的共同特征：一经动员，应者千万。忽然散去，春梦了无痕。他告诉我们什么？苦难是深重的，尝试参与其中是人员众多的。当我们没有一个有效的历史思考，永远值得绝望地被剥夺者的拼死一搏，不能创造美好世界有效累积的创造。新的历史主体的命名，被剥夺的可能是农民、原住民、女性、老人，他不是一个阶级问题所能覆盖的，但是迄今为止，multitude（庶民），我们称之为底层或者弱势群体，所有一个有效的历史命名尚未形成，一个不仅是不仅是批判，而且是创造性思考。不要去区别理论与实践，这是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年代，每个人都必须是创造的年代。

　　中国的未来，能不能创造性走出自己的不是主流逻辑所表述的道路，将成为是否还有未来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很幸运，生在今日中国，我们在一个阶级的视野、社会、历史的视野中，我们是“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名字，但远远不够的。50--70年代中，遗留给我们两个重要的坐标，一个是“阶级”坐标，一个是“国际”坐标，我们身为中国人的时候想象未来，能不能身处地球人的观念思考未来，这并不夸张。

　　今天如果我足够幸运，也许看不到灾难的发生。工业文明正在以加速度走向它的辉煌与毁灭。从任何角度上说，我们为了自救，我们也想一想我们的孩子。用一部苏联电影的台词说：地球是一颗年轻的星球，人类是年轻的物种，人类这个物种有权利要求自己生存下去，但是以人类为名不是一种抹除差异、抹除冲突、抹除苦难的方式，但是必须以人类为名，所谓边缘、弱势、被剥夺的群体议题，才能够被思考，并且被分享。（原文链接：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934/c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