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仇和昆明新政”

• 　　强势人物仍是推动改革的最大动力，随着瞌睡门事件、公布官员电话，仇和在昆明刮起了旋风。但争议随之而来，有人为“瞌睡门”中辞职的官员不平“他平常也是一个工作很努力的人，很有人缘。”

仇和旋风

仇和再一次备受关注。

不仅因为升官，从江苏省副省长位调升云南省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而且因为升官后一系列的言行，不仅震撼了“温吞”的春城，而且震撼了整个云南，乃至全国。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政治作秀，还是个性使然，还是单纯的“新官上任三把火”，抑或官场政治生态有变化，或是干部提拔机制有突破？不同的人对仇和本人及其言行乃至所谓的“仇和现象”有不同的解读。

我们不是姓名学家，更不是算命先生，但回看仇和在官场一路走来的历程，其名字的确让我们浮想联翩——“仇和”，字面上讲，就是憎恨平和。

中华传统文化是非常讲“和”的，甚至可以说，就是“和文化”。至于为官之道，更是不“和”不足以为官。但仇和给人留下的记忆，不是“和”，而是“仇”。1996年秋，仇和任刚刚筹建的江苏省宿迁市的副市长，年底并兼任下辖的沭阳县的县委书记。走马上任就初露锋芒，拿下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要知道，这个以卖官闻名的黄书记，当时连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也莫奈其何。

接下来的“仇”就更深了，从1997年到1998年，仇和两次被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光照”。后来更因在宿迁推行“卖光式”改革，于2003年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三个月不到的时间，三度被《焦点访谈》“光照”。五次“光照”，仇和都不是正面人物，或是有争议人物，或干脆就是负面形象。

但仇和似乎并非不懂为官之道，从2006年初当选江苏省副省长后，到2007年12月底赴任云南，近两年的时间内，他一改过去的高调风格，由“仇”而“和”，不但媒体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而且他尽可能拒绝媒体采访，以至有媒体一度认为，仇和真的“当官”了。

这正是仇和真正值得回味的地方：并非不懂得“和”，但更愿意选择“仇”。事实或许胜于雄辩，如记者所报道，仇和在2001年离开沭阳前往宿迁履新市委书记时，留下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新城市，市容“漂亮、整齐、干净”，曾经的质疑与咒骂变成了褒扬和称赞。

如此一回看，仇和一系列的大胆言行，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恰恰就是人民。如此一观照，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在这里下一个论断：官场上如过江之鲫的和事佬，不是和尚撞钟之辈，就是明哲保身之流。

今年正逢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回首峥嵘岁月，我们最需要什么呢？或者说，能够极大地推动社会前进的是什么呢？

在制度没有之前，谁来创制呢？

这里面有桩事值得一提，“咸安政改”在参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时，评选问卷中有一道关于改革动力的调查，三个选项分别是：上级部门要求改革、地方政府自发改革和因某某人主张改革。咸安区委填选的是最后一项——在当下，改革人物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动力。

“仇旋风”刮到温吞昆明

-本刊记者/李梓(发自云南昆明)

善于制造新闻的仇和，遭遇了善于作秀的昆明

“压力大不大？现在公务员三天里至少有两天在谈论和仇书记相关的话题。”——公务员

“仇和模式，仇和现象，仇和来了不到100天就能总结出模式了？不要人为制造新闻，捧杀了仇和。”——大学教授

“现在全国都在关注昆明，这对地处偏僻的昆明来说是件好事。”——昆明市长

“春城”成“村城”

一座温吞的城市迎来了一位旋风般的市委书记，在从宿迁市委书记的位置升迁江苏省副省长1年之后，仇和又回到了市委书记的位置上。昆明，作为3700万人口的云南省省会，是这个边疆省份唯一的中心城市，拥有常住人口和暂居人口各200万。这里四季如春，在中国宜居城市排名里通常在第4的位置。

2008年1月17日，新上任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一次会议上，这样描述了这座让昆明人深以为自豪的城市：“城中空间与城郊空间不对称，私密空间与公共空间不对称；春城不绿，城市整体形象不佳；交通拥堵，市民出行不便，被一些市民戏称为‘困民’；城中村见缝插楼，春城几乎成为‘村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与现代化都市应有的作用极不相称。”

关于“村城”、“困民”的段子，在昆明老百姓中间已经流传广泛，但从来没有一位市委书记或者市长如此不给面子地在广庭大众之下引用。中国人习惯于岁末休眠，在仇和赴昆明上任的这个时间段，中国人谈论的话题通常是年终奖、过大年和休假旅游。仇和的发言惊醒了睡梦中的昆明公务员系统。

关于这位中国最具争议性的书记的官职变迁，一些评论认为，这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他的宿迁改革的认可。从昆明来看，这里也急需一位改革派官员。在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综合实力榜中，昆明最近5年的排名在不停地大幅度下降：2004年排名第28位，2005年排名第38位，2006年排名第53位。同时，城市竞争力排名从2003年以来也呈不断下降趋势，2007年已经落到了第73位。也许正是如此，昆明市长变动较快，上一任市长王文涛来自上海，他在任上以强硬改革著称，而现任市长张祖林属于本土官员，2007年11月20日刚到任。

压力

“仇和把宿迁的那一套都搬到昆明了！”昆明官场在纷纷议论。

“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工作一定能无私无畏。”如此硬邦邦的就职演说，立刻被全国各大媒体转载。许多昆明官员认为，这位市委书记不会那么“随和”，肯定会有大动作。

在随后一周的“熟悉环境”的巡视中，仇和抛出了一些小的改革意见，比如提高便民服务窗口办事效率，简化自主创业项目审批手续等。令人惊奇的是，在仇书记视察过后，昆明市办理身份证、护照等证件的速度迅速提高一倍。一位身在外地工作的李小姐，想试试这条新闻灵不灵，于是申请异地办理港澳通行证，工作人员告诉她，只要提供相应的证件就可以办理，证件可以用快递邮寄过去，时间不超过15天，“这是仇书记要求的。”工作人员说。

在随后的几天，仇和在发言中强调了治理城市污染、疏导城市交通、加强招商引资的软环境建设、加快城市工业化等工作重点，也许是以前的昆明市长和市委书记们讲过了太多次，这些话并没有在民间引起太大反响。但是，昆明官场被震动了，事出于仇书记的一段讲话：“这么多的公务员，1/3去招商，1/3去创业，剩下的1/3照样能把这些事情做完。”

招商，这一仇和改革的重要法宝再次被使用，抽调公务员形成35个专业招商局，派驻全国各发达城市驻点招商。这一改革措施一出台，立刻让人想起沭阳当年“教师都有招商任务”。

仇书记要求公务员天天写学习心得，仇书记要求所有的部门领导都去招商，仇书记要求领导干部24小时开机待命。总之，仇书记让公务员们觉得很紧张，很不舒服，并认为他的这一套与昆明的本土文化很不符，在网络上出现了反对的声音，“加班多开会多难道就等于效率高？让管文教卫生的都去招商，这明明就是重复10年前沭阳给教师下发招商指标的那套嘛！”

怨言

2008年2月20日，一件被称为“瞌睡门”的事件发生了。当天，仇和邀请了江苏省的一些官员和商人，来介绍招商引资的经验，而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一名干部在听讲过程中竟打起瞌睡来，被仇和点名批评。两天后，这位昆明市辖下呈贡县的招商局副局长，被县纪委要求辞职。

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后，迅速轰动全国，仇和的铁腕被一些人称道，也被一部分人质疑为“人治”。仇和没有公开地评论这件事情，但事后他通过秘书，澄清了一点：他并没有强令这位干部辞职的意思。“瞌睡门”事件以后，昆明市各报纸的跑口记者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不再能像以前那样，随时得到仇书记出席的各种会议通知了。“仇书记对‘瞌睡门’事件的媒体报道很不满意，认为媒体歪曲了他的意思，放大了这一事件。”一名负责报道市委消息的记者说。

除了“瞌睡门”外，另一件事情也让仇和很不满意，在2008年元旦前，仇和前往昆明市辖下的富民县调研，当地政府摆出了丰盛的包括18道菜的宴席招待市委书记，不料仇和对此相当不满，并直截了当地说：“这顿饭是你买单我买单啊！”富民县委县政府颇有“闻过即改”之意，立刻把此事提上议程，1月7日召开全县干部动员大会，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发布2008年1号文件，规定首先在公务员中推广“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随后再推广到全县，违者轻则批评教育，违反3次单位领导将被撤职。事后，仇和在一次会议上，忍不住提到此事，并表示他只是一种倡议。

对于富民、呈贡各县的迅速反应反而受到批评，呈贡县的一名公务员忍不住开始抱怨：“现在仇书记要求对干部进行年度考核，达不到任务要求要下课，这谁能不紧张，谁能不把他说的话当话？这政绩又不是说来就来。”他忍不住为自己的邻居蒋文辉——也就是“瞌睡门”中被解职的官员申辩，“他平常也是一个工作很努力的人，很有人缘。”

常常被邀请给政府官员讲课的云南大学教授熊思远说，现在的昆明公务员很畏惧这位领导，唯恐改革的刀子动到自己身上。

在“吃饭门”和“瞌睡门”事件之后，昆明市委负责宣传报道的工作人员，在私底下曾经与各媒体进行沟通，要求不要炒作政府新闻，“这些新闻，老百姓也许会叫好，但是却会造成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分离。”

细节遭质疑

2008年春节之后，昆明市民也开始纷纷议论起市政府新出台的举措，他们发现，这位新书记对他们的生活有不少影响。

市政府一个文件，昆明要拆336个城中村，这个消息震动了昆明的每一个角落。正如仇和所形容的那样，昆明的主城区，可以称为一个由城中村组合起来的城市，整个城市显得混乱无章。城中村是城市中卫生、治安、环境最差的地区，缺乏规划和管理，违章加盖楼盘的现象比比皆是。几年前，昆明曾经出过一条新闻，一个小孩子被卡进了城中村两个楼房的间隙之中出不来，结果警察和消防部队出动，花了三四个小时才解救成功。

仇和到来之前，昆明市辖下各区已陆续开始拆迁治理城中村，其中五华区由政府出面，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莲花池片区的拆迁工作。其他的几个区也陆续开工，但速度缓慢。“钱是个大问题，莲花池片区就花了8亿元，整个昆明300多个城中村得多少钱，而且这些钱还得是现金。这些城中村相对密集，怎么开发和收回成本也是问题。”在为房地产公司做投资顾问的商人吕强生说。

对于那些生活在城中村中的人来说，获得多少补偿和以后如何延续生活才是关键。在房价经过两年的暴涨后，拆迁补偿也上涨到6000块1平米，这让许多村民觉得满意，有些开发商提出可以原地回迁的条件也很诱人。许多于3月份开始拆迁工作的城中村，能够在几天之内迅速得到超过60%的村民响应。当然也有不同意的，地处闹市的桃源村片区，其拆迁工作已经进行了好几年，许多村民早就拿到补偿款搬走了，但一部分坚持要价每平米1万的居民还坚持在那里。“拆迁一定要以自愿为原则。”仇和和昆明市长张祖林都多次说过这句话，但既往的经验表明，能否在5年之内拆完这300多个村子，并不一定是有一位强势的书记就能解决所有问题。

比起拆迁城中村，另一件涉及面不是那么广泛的事情，引起了昆明市民更多的非议。为了缓解昆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昆明市决定将30多个小区的道路“私改公”，这个消息在2月28日见报后，受到了在“私改公”范围内的小区居民的强烈反对。除了使用《物权法》为自己维权外，这些市民还提出一个尖锐的意见，出台与市民权益如此相关的政策，事先竟然没有征求过市民的意见，也没有开过听证会。这个质疑让政府相当狼狈，后面虽然补充了协商赔偿办法和市长保证等亡羊补牢措施，但难消市民之气。

仇和来到昆明后，推行了多项便民措施，取消了76项行政事业收费，大幅度降低了当地的创业成本，赢得市民赞誉。但另一方面，为了迅速推进改革，大量政策匆匆忙忙出台，对过程的省略，已经引起了许多人对仇和执政细节的质疑，这也是从仇和在沭阳推进改革至今一直存在的问题。

全新的锐气

在仇和来到昆明的两个月内，他启动了许多昆明市以前曾经多次讨论但一直未取得一致意见的项目，比如城中村全面拆迁、修建地铁、城市中心向郊县呈贡转移等。从整个城市的建设来看，这些项目毫无疑问必须进行，这早已在昆明市政府和云南省政府部门取得共识，但必须和现在进行是两个概念。新官上任的仇和，利用他上任的这股热势，迅速点燃了这把改革之火。不管是反对还是支持他的人，都承认，他为昆明带来了一股全新的锐气。

“有人说仇和是理想派，我觉得他是一个实干主义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自己身先士卒，自己参与到整个决策、执行的过程中，带来一种非常开明、开放的思想和理念，和非常高的效率。”昆明市市长张祖林这样评价他的搭档。

仇和简历

男，1957年1月生，汉族，江苏滨海人，大学学历，学士学位，助理研究员(1986年)，1977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年2月进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院学生会主席、学生党支部副书记)；

1982年1月任省农业科学院动植物保护研究所科研人员、院团委书记(期间：1982年7月至1983年8月下派常熟市工作一年，1984年5月晋升副处级)；

1984年11月起任省农业科学院工会副主席、院党办副主任、院办副主任(期间：1985年1月至1985年8月省委整党办派驻淮阴市委任整党联络员，1985年9月至1986年1月在省委党校学习)；

1986年4月起任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兼院团委书记、工会副主席(期间：1988年6月至1990年8月下派任丰县科技副县长)；

1990年9月起任省科委计划处、农村处副处长(主持工作)；

1992年12月起任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处长、省农业科技发展基金办公室主任、省星火计划办公室主任(期间：1995年4月至1996年1月参加省首批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究班，赴美国马里兰大学学习)；

1996年7月任宿迁市筹建领导小组成员；

1996年9月任宿迁市副市长；

1996年12月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沭阳县委书记；

2000年12月任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01年8月任宿迁市委书记；

2002年1月任宿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期间：2005年6月至10月参加中国第四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

2006年1月至2007年12月任江苏省副省长、省政府党组成员。

200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仇和调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

仇和语录

“昆明要成为审批项目最少、审批时间最短、收费标准最低的省会城市，要有最优惠的政策、最灵活的管理制度、最超前的改革措施、最严格的问责制度、最严厉的限时办结制度、最严肃的服务承诺制度。”

“对下负责就是最好的对上负责，对昆明人民负责，是对省委、省政府最好的负责，更是对党中央、国务院的最好负责。”

“省会城市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部分立法权——这是最大的优势，要用足！”

“基础设施要超前一步，理念要超前十年。”

“市场经济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经济。”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

昆明的挑战与仇和的挑战

-本刊记者/李梓(发自云南昆明)

即使要付出一部分代价，昆明也要支持仇和的改革走下去

与3个月前相比，昆明有着许多明显的变化。休闲味十足的昆明本地报纸，开辟出大量篇幅专门报道市政府的各种最新决策，派出记者采访或者转载全国各地与昆明改革方向相关的案例。从官员到百姓，口中所谈论的，全是“仇和新政”。

“我个人相当反对这种论调。”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徐光远说，“仇和来了不到3个月，就形成模式了?他在这里所做的许多事情，确实是借鉴了以前宿迁改革的经验，但更结合了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改造，改革的方向是非常明晰的，和云南省政府、昆明市政府以前出台的改革思路一脉相承，而并非什么僵化的模式。”

昆明城市综合排名的持续下降，是昆明乃至整个云南省不能接受的现实。与排行榜里其他的城市不同，昆明是云南省唯一的大城市，是全省文化经济的龙头，昆明的失落就意味着整个云南省的失败。

徐光远和他的团队刚刚完成《云南工业结构的重工业化及对策》项目报告，这份报告完整地解释了昆明发生的问题。1999年，凭借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机会，昆明市进行了城市的全面规划和改造，开始在西部城市中崛起，其城市综合竞争力在2003年以前持续上升。但是，作为全云南而言，随着1998年国家实行“两烟双控”，云南GDP也随之下降。此后，云南省开始改变单一的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矿产、水电、冶金等产业。徐光远教授认为，从2002年到2005年，云南省完成了工业化中的基础工业建设，而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业结构必须转向精细加工阶段，在这个转型完成之前，云南省全省的GDP都在停滞不前。

而云南停滞的同时，中国的整体经济却在以两位数发展，所以，作为云南经济发展中心的昆明，在最近两年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被迅速拉大。2007年，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云南省提出了“新工业化”的口号，仇和的全部改革措施都可以看作“新工业化”布局的一部分。

在对仇和改革的关注中，人们的眼光往往注意到了一些轰动性的事件，而忽视了仇和整个改革布局的智慧；通过改革吏治，转变公务员作风、简化政府审批手续，以提高政府的竞争实力，为招商引资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通过对城市的改造，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硬环境。而大幅度引进资金，完成艰巨的产业进化，才是昆明走出目前的发展困境的根本之道。

“即使是昆明这样相对偏远的城市，今天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已经不再廉价，同时，国家最近几年的环保政策也越来越严格，所以，昆明本地想向承接别的地区的产业转移并不现实，仇和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在强调招商引资的同时说‘不能饥不择食’。”徐光远说。

即使仇和的改革措施让相当一部分人感到不自在，即使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云南省政府也希望这个在昆明所进行的改革持续下去，云南省政府对仇和的改革相当支持，云南省省长秦光荣曾在会议中谈道：“一定要支持仇和的改革。” (本文来源：新世纪周刊 作者：李梓)

一本以仇和为原型的小说

-本刊记者/刘炎迅

涵盖了仇和担任沭阳县委书记期间的大部分故事

一本名为《执政者》的书近日在新浪网连载。

有关这本书的简介是这样写的：“裘耀和是90年代中期由省直机关一名处长出任中共石杨县委书记的传奇人物。他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以有效的方式方法，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地发展的路子。……裘耀和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以‘人治’的方式，最早在全国完成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干部‘公推竞选’等建设民主制度的试验。这一做法在全国引起轰动。”

凡是知道仇和的读者阅读后都会很自然的认为，裘耀和即仇和。仇和任沭阳县委书记期间的大量事迹在这本书里得到淋漓尽致的描写。

该书的作者为大木，原名樊素科，曾在沭阳担任县人事局副局长多年。虽然他和仇和在沭阳任职的时间没有交集，但却一直关注仇和在沭阳的改革。

“和前几任主要领导有过亲密接触”

你新近出版的小说《执政者》，很多人看后认为是在写仇和当年在沭阳为官时的故事。

裘耀和是不是仇和，石杨县是不是沭阳县，我以为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执政者。但是不可否认，仇和的执政历程对我的创作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我写作有一个习惯，书中的主要人物必须有现实生活中的某个人，我在描写“裘耀和”这个主人公时，始终是把仇和作为我的创作原形来写的。

小说的细节非常生动，特别是“裘耀和”与当地官员旧势力之间的冲突令人震撼，这些细节有多大的比例是现实真实存在的呢？

我在沭阳县工作多年，90年代前期到省级机关工作，我离开沭阳县后，不久，宿迁设立地级市，仇和即兼任沭阳县委书记。沭阳县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那里和几任主要领导有过许多亲密接触，也有许多朋友和同事，许多人和事始终活跃在我的脑海里。我走了以后沭阳县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我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我虽然离开了沭阳，那里发生的事，依然像我经历过一样。

听说你曾在沭阳人事局工作。

我本人是宿迁泗阳人。1988年到1994年，我担任沭阳人事局副局长。后来调江苏省直机关工作。1999年才开始写作。

你了解仇和吗？

大木：说实话，和许多人一样，我不了解仇和的个人成长经历。但我对沭阳发生的很多事还是很了解。我见过仇和，但没有面对面正式交流过。

整个出书过程是怎样的？

大木：2004年冬天，我开始酝酿写这部小说，开始收集资料，采访，历经近一年时间，成稿于2005年7月，最初是打算写成纪实文学的。那时，《中国作家》杂志向我约稿，我把此稿定名为《走向法治》，缩短成7万字。后来，《中国作家》杂志社一位负责同志听说我还有20多万字的长篇，非常感兴趣，我把长篇交给他，他连夜看完，表示要改编电视剧。在北京时，一位出版社负责人要立即出版，并且主人公就用仇和的名字，但《中国作家》杂志社没有同意。

该书内容涵盖了那位曾经担任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兼任沭阳县委书记的人的大部分时间里的故事。

为什么不坚持以报告文学发表呢？

那样发表起来很困难，各级要审查、把关，大大小小的婆婆，那是没完没了的。

“真正好的一把手实在太少了”

在仇和任沭阳县委书记之前，沭阳的民风如何？官场风气又是如何？

大木：我的印象里书中应该有几首民谣，多少能够窥见一点当时的风气。但是，那有些片面和偏激。

我和沭阳之前那个县委书记某某某(后来当上某市委书记，又因为腐败而触犯法律)，以及后来的某某某县委书记(成立宿迁市时当了副市长，也就是仇和的前任，也因为腐败而触犯法律)都有过较多的交往，对他们的思想、道德、人品等各个方面多少还是了解一些的，这样的县委书记领导下的一个大县，能怎么样，可想而知了。

一旦有一个锐意改革的人物出现，恐怕是很难容忍那些污垢继续存在下去的。民风也好，官场风气也好，其实主要看领导的作风。

仇和一直以来饱受争议。

主要是这样锐意改革的官员实在是太少了，一旦出现一个这样的官员，人们就像身边来了洪水猛兽，接受不了他那种颠覆传统观念的所作所为，于是就有狂轰烂炸、冷嘲热讽、打击漫骂，其中相当多是改革冲击到了那些既得利益者。

仇和上任的当天晚上在大街上连续四次踩到大便的情节让人印象深刻。

城市面貌就像一个人的脸，我们为什么天天要洗脸？道理很简单。沭阳县政府机关职工宿舍区的那堆垃圾，我在沭阳县时就已经是一个小丘了。一个县委书记一上任就治理环境，怎么能不引来种种议论呢？

仇和任沭阳县委书记的几年，你觉得沭阳的变化有多大？

沭阳这个地方，近年来，城市和农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令人瞩目。不仅仅是城市面貌，更主要是改革步伐，经济建设。一个地方没有好的领导不行，更主要的是一把手。现在真正好的一把手实在太少了。

作为曾经沭阳的一位政府官员，你怎么看仇和推行的医改、教改，这方面一直争议最大。

这个问题太大，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得清楚的。我书中写了一些，还不够深刻，美国以哈佛大学为首的长春藤盟校，甚至美国前49名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学校，公立大学最好的才排名第50名。

仇和推行公推公选的改革也在你的小说里得到了充分的描述。

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的，尤其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仇和推行公推公选的改革，实行“任前公示”等做法，对于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不过还远远不够。

仇和知道你写小说的事情吗？

我想仇和也许知道我写小说，但不一定知道具体什么内容。

没有仇和，改革将会怎样

-李径宇

仇和在中国现阶段改革现状中是有价值的，但他的做法没有让在全国推广开来，因此，他是中国新阶段改革的一个试验人物，或者说一个可能的悲剧

围绕仇和，主要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他的所作所为造福一方，是好官。另一种声音认为，他的做法不是依法行政，而是依权行政，尽管造福了百姓，但是对法治精神和民主方向造成了破坏。

但两种声音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就是，仇和做出了政绩，对辖下大多数百姓是有好处的。事实上，从记者到宿迁的调查也可以看出，至少是现在，仇和在当地是让多数人满意的。

我们说，衡量官员做得好不好，要看它是否符合三个标准，除了有利于大多数人的利益外，还要符合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如果只符合治下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与后两者相违背，那么这种政绩只是片面的政绩，只是一时而不是可持续性的改革——请注意，媒体和公众在说仇和时，往往要与政绩挂钩，可见有这样一个市委书记在，行政一把手市长基本上是生活在其影子中的。

那么，仇和的作为是否符合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发展方向？

这显然是一个浩荡无边的命题，几句话不能概括，但择其要来判断，我们说，法制与民主是当今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主题和发展方向，也是中国社会融入世界潮流的必然途径，在此背景下，逆潮流而动的作为，对中国的制度建设来说，是开历史倒车的。

如果仇和是副职，比如是一个副省长或者副书记，他的作为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之前在江苏副省长任上可见一斑),因为，不管是目前的行政制度框架里，还是将来改革的更加法制和民主的制度设计里，这种官员都是不能存在的。前者更多是因为不符合官场规则，后者是因为不符合制度要求。

所以，此时他只有以一把手的面目才能大施拳脚，正好表明，一把手的施政空间巨大无比，约束和民主机制还有待完善。这也暗合了他的那句名言：“老大难、老大难，老大抓了就不难”。如果，中国行政必须一把手事必躬亲才能有效，那么，一把手都会累死的。并且，假如一把手是坏官，那一切不可救药。即使不是坏官，当今中国各级政府中一把手有那么多(光县区委书记就有2500个)，而像仇和这样的一把手有几个？沉默的大多数中，仇和是因罕见而被注目。

把一个社会的希望寄托于某几个人身上，而不是一套制度上面，风险是很大的。

在当下，公众习惯于将仇和与山西的吕日周相提并论。一样是酷吏形象，但仇和一路升迁，因此被暗示了许多政治的含义。事实上，一是因为生于1945年的吕日周作为官员来说年事已高——两人都生在1月，仇比吕年轻整整12岁；二是，仇和的改革比较长治任上的吕日周，是更加摸准了中国新阶段改革的脉象。上世纪80年代，吕日周名闻中国，也正是因为摸准了当时的改革的脉搏，1983年，他被破格安排到全省唯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县当县委书记，三年之后，原平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十二个县的总和，原平经验被称之为“搭台唱戏”，他的改革形象被拍成热播的电视剧《新星》。

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仇和之所以成为新闻人物，并且作为有争议的官员能够得到一路升迁，说明他在中国现阶段改革现状中是有价值的，但他的做法没有让在全国推广开来，也说明对他的肯定是有保留余地的，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是中国新阶段改革的一个试验人物，或者说一个可能的突破口。

当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福利保障改革、国企改革以及行政制度改革等遇到阻力时，当前三十年改革过程中的既得利益者，对主动深化和全面改革兴趣不高时，仇和这样的官员打破了一种禁忌，打破了一种对峙。在此背景下，他为了好的结果而不顾程序的不正义，被暂时的默许了；他整治瘫痪无力的官吏，表现出的人治色彩，被默契的宽容了。因为公众几乎达成了一种情绪上的共鸣，那就是，不如此，改革如何推进，执政如何为民，不破如何能立？

由此，仇和的改革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悲剧色彩。他知道民主，他知道法制，他不会不懂得把属于社会的归社会把属于政府的归政府，但是，在当下的改革现状面前，他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求得突破。

不管持何种态度，仇和在目前是值得尊重的。 (本文来源：新世纪周刊 作者：李【已有209位网友发表了看法，点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