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东风标308改款吗:广东模式与被淘空的中国

广东模式与被淘空的中国

目录

文章1：用计划经济的力量开启市场经济的大门（深圳三十年）
文章2：深圳这个暴发户的原始积累--深圳的经验是什么？
文章3：深圳特区30周年纪念之感想--探索深圳模式的利与弊
文章4：广东高速发展是山西悬空撑起了的
文章5：山西“采”空，山西人很“悬”？
文章6：血色黑洞--山西煤炭采空区调查：300万人受灾 处处有鬼村
文章7：深圳崛起，运十饿死--谁在欺骗中国人？揭开中国运十大飞机下马背后的真相
文章8：深圳的秘密——纪念巴黎公社139周年
文章9：广东为何屡下臭棋？--简评广东模式的七步臭棋
文章10：广东：产业升级路在何方？

文章1：用计划经济的力量开启市场经济的大门（深圳三十年）

赵大华
    
三十年前深圳开始书写自己的、新的历史。同时也拉开了中国的两扇大幕。这两扇大幕，一扇是改革开放的大幕，另一扇是地区差别、贫富差距的大幕。

深圳是依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建立起来的。中央财政的投资；中央各部委的投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投资云集深圳。因此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有大批的酒店、饭店、写字楼拔地而起而创造了当时的深圳速度。一九九零夏天我曾经去过深圳，当时的深圳的工业比例并不大、主要以商贸、酒店、餐饮、娱乐为主，当时在深南大道上你就可以看到航天部投资兴建的航天大厦、兵器部投资兴建的北方大厦、四川投资的四川大厦等等，深圳是拿全国的白银黄金堆起来的。深圳特区的兴建引领了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新纪元，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深圳特区的兴建同样也拉开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幕。由于中央的号召、优惠条件的吸引，全国的资金、人才、技术流向了深圳。深圳依靠着天时地利人和快速发展、走向富裕，而其地区由于特区的大量吸血而更加陷入人才短缺、资金匮乏、发展无力的困境。所以深圳在引领改革开放的同时也开创了让谁富，谁就能富；让那个地区富，那个地区就能富起来的、毫无公正的、不能平等发展的先河，为地区差别、收入差别、两极分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章2：深圳这个暴发户的原始积累--深圳的经验是什么？

作者：冰雪凌峰

一谈到改革开放，人们总是用深圳奇迹来说事，什么“一个小渔村变成现代大都市”，但善良的人们都不知道这个“神话”的背后??　

　　我认为，深圳的原始积累来自4个方面。　　

　　1、进口。深圳把大量内地出口的商品买了回来，然后再卖给内地。　　

　　80年代，内地各省为了出口创汇，给出口商品以大量的补贴。比如，一把折叠伞，市场价为10元，但外商不会要它。为了出口，只卖3元，这样的低廉价格，外商当然要了。但这样贱卖，厂家不是亏本了吗？不要紧，财政会给厂家补贴。　　

　　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对商品进口管得很严，许多商品根本不让进口。但深圳拥有进口自主权，它把这个特殊政策“用足了”。　　

　　所以当时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内地用大量财政补贴来出口商品，而另一方面，深圳又把这些出口了的商品买了回来，然后用这些商品赚内地的钱。比如，一把折叠伞在内地卖10元，上海厂家（因为有补贴）以3元的价格卖给香港，香港以5元的价格卖给深圳，深圳以7元的价格又卖给了内地。　　

　　经过这个倒腾，内地的出口补贴都被香港和深圳拿走了。当时香港的商人乐得嘴都合不拢：中国居然傻到这个地步，低价出口，然后再高价把它买回来。深圳是和香港的资本家一起，瓜分了国家的财政补贴，它们联合起来赚了内地的钱。　　

　　2、出口。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内地企业通过深圳来出口商品，从中获得大量外汇。　　

　　当时深圳提出的口号是“外引内联”，80年代初，“外引”引不进来，招商失败，只能指望“内联”了。所谓“内联”，就是挖内地的墙角，来盖自家院墙。　　

　　深圳没什么东西可出口的，内地当时倒还有许多具有出口优势的创汇企业，它们是各省市的摇钱树。但按照当时的政策，这些企业只能通过各地方的外贸部门来出口，企业的创汇也大部分都被地方政府的外贸部门拿走了。　　

　　按照当时的外贸政策，内地的企业虽然创汇，但自己用汇却很不方便。如果这些企业与深圳搞联营，通过深圳来出口，其创汇就不会被地方政府拿走了，就可以与深圳的出口商对半分，企业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企业千方百计避开所在地的外贸局，而愿意与深圳搞联营。　　

　　由于许多内地企业都走深圳这个出口渠道，断了其他省市的财路，各地原有的外汇油水，就都流到了深圳的口袋。　　

　　3、炒汇。中央给与深圳金融自主权，它可以完全不受央行节制。当时内地对金融的控制十分严格，炒买炒卖外汇是严重的犯罪，但中央唯独对深圳法外开恩。　　

　　深圳银行被允许以高于国家牌价来收购外汇。这样一来，全国各地的外汇持有者都不愿意与所在地银行换汇，都拿到深圳来换汇。当时全国的外币都涌向深圳，整个国家的金融秩序都破坏了，深圳却坐收渔利。　　

　　4、全国的投资投向深圳。1988年深圳的市委书记李灏介绍了深圳发展的情况说：深圳从无所有发展到现在，总投资是87个亿。国家的投资拨款和银行贷款只有7个多亿，外来的投资主要是香港、澳门，不过是9个亿，两者合起来17个亿。另外70个亿是从哪里来的呢？他承认是中央各个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投资的。为什么他们那么积极地投资，因为深圳可以减税、免税，再加上对外贸易得到的外汇多数留给企业。这样，就刺激了各个部委、省市自治区纷纷到深圳投资。李灏还说广东省委对办深圳吹得很厉害。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李灏说：不是广东办深圳，是全国办深圳。

　　这就是深圳这个暴发户的原始积累。　　

　　深圳只是个巴掌大的地方，我们的国家这样大，全国各地的油水都流到这个小地方，它要是不富，那才是奇怪。由此可见，深圳的暴富，是因为内地做了冤大头。　　

　　80年代，内地各省市对深圳意见很大，对中央偏袒深圳极为不满，但他们又不敢说、不能说，因为深圳虽然地处边陲，但它是“通天”的，它是大人物的树的典型，它的后台硬。　　

　　当时的中央以“不争论”为由，把对深圳的批评压了下去，但这个批评却以另外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于是，在80年代的全国人代会上出现了搞笑的一幕，各地代表都说：“我们要向深圳学习”（这是他们以反讽的方式向中央施加压力），它的潜台词是，中央应该把给深圳的政策，也给我们。　　

　　深圳当时的领导吹嘘：“中央没有给我们一分钱，深圳的成就都是改革开放得来的”。这是很可笑的，他们居然把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损大家利小家，以及吃里爬外、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统统当作改革开放。谁都心知肚明，深圳的做法既违反政策又践踏法律，只要上面有人撑腰，这种捞钱方式，连傻瓜都会。　　

　　深圳得了便宜还卖乖，还觉得自己受了委屈。06年，有人在网上写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特区已经不“特”了，它的暴利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它觉得很不习惯，它很怀念那个日进斗金的年代。深圳的后台老板不在了，它不该被抛弃吗？它获得的暴利还不够吗？　　

　　往事并不如烟。深圳现在开始酝酿特区30年的纪念活动，那些经济学家又要对它吹一通了。暴发户的第一桶金都是有原罪的，但主流媒体对此讳莫如深，他们最喜欢对深圳歌功颂德。

文章3：深圳特区30周年纪念之感想--探索深圳模式的利与弊
作者：冰雪凌峰

当一个城市有其他城市所不具备“利益驱动”优惠政策的时候，全国的资金和人才全部向这个地方流动，这个地区建设速度肯定是惊人的。但这种模式是不可复制的。这与美国以美元为国际货币吸引资金，高薪吸引全球大量人才一样，美国佬创造了全世界无法比拟的经济和军事建设速度。他的资金不属于自身积累，世界资本是以私人资本赚钱为目的流向美国的。他的人才培美基础，不属本国培养，世界各国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中低档人才经过美国高档人才训练，几乎全部被美国所用，形成了美国经济和科技“一只独秀”的格局。美国应该说是向全球实施资本主义经济和科技剥削的楷模。聪明的美国佬，确实是一个帝国主义剥削的天才王国，他们杀人是不流血的，是弱小国家主动送上门的“求师学艺”的学费。在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八国联军攻打中国，都想侵占点中国领土，但美国佬最毒的一手就是要求满清政府“门户开放”。这也是一种自己送上门，杀人于无形的最恶毒的剥削手段。

有那个国家能与美国的建设速度相比呢？

全世界各国经济和科技人才受到美国的严重剥削，世界各国怎么办？

当然，那里也是仅仅只是富人和有才能人的天堂。虽然穷人与富人经过一百多年苦斗，生活环境有所改善，但必竟穷人还是穷人，那怕处在一个向全球实施经济剥削的国度，生活在那里的穷人还是穷人，不可能有与富人平等的地位。

在新中国建设的前三十年是没有受到这种经济和科技人才剥削的，所以那怕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进行前所没有摸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建设摸式，一步步改革推进。在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领下，经济和国防建设速度是惊人的，是举世无双的，中国民族从此抬起了高昂的头。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敢小视中国人民，第三世界国家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高傲的美国佬也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为荣。

后三十前，中国经济建高与世界接轨，实际上就是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矫子”——美国经济接轨，接受美元经济的约束。从网上公布的数字看，中国人民出卖矿产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血汗积累几乎全部投入的美国的经济建设、军事发展和养活了美国人。无论多高的建设速度，首先是停止了社会主义建设制度和经济建设的探索，社会主义在中国停止了，浪费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建设探索宝贵的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如果扣除引进的外资，结果仍然还是穷光蛋一个，还也卖了前三十年经济建设的“祖业”。借别人的钱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些代价还是要中国人民的血汗来还的，而美国佬借钱就可赖账，这就是新中国后三十年改革开入的硕果。即便是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也没见借别人二万多亿美元物资，送那个国家几千亿美元的血汗钱来求得安稳哪！

要知道，中国在国际经济中是一个受剥削的国家，中国人民的每一分钱都带有劳动人民的血丝啊！中华民族素来有勤俭治家的美德，但中华民族绝不是把用自己的勤俭换来的财富送别人享受的弱智民族。

深圳建设并不是谁的发明和创造，也仅仅只是照搬了美国的发展摸式在国内搞试验，这种发展的资金也不是自身经济建设的成果和积累，基本是内地人民血汗堆起来的，招商引资的政策漏洞加速了内地资金通过“假引资”在深圳集中，这种试验可以肯定的说，绝不是社会主义建设摸式。内地资金、人才全部向这个地区流动的时候，内地经济建设怎么办。深圳富起来，全国人民穷下去。社会主义制度应下力减少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不能把美国不劳而获的经济和技术的剥削原理应用到中国内地来吸引经济和人才。

所谓特区，就是制度上的发展摸式上不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制约的，实质上就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内“特别”的地区，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认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享受了特殊政策，比如税收优惠、贸易优惠、大搞血汗工厂、大力优惠资本家等等，将全国的资金人才投放深圳，这是内地所不能学的。如果全国照搬，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实质上就已经不存在了。当内地全部照搬深圳摸式的时候，深圳的发展虽然基础巩固了，也还是就大不如前了。为什么？因为吸引力没以前那么大了。倍受沿海特区经济和技术人才剥削的内地，无论怎么发展，也是赶不上特区建设速度的。没有更加超过深圳的优惠政策，经济、资本和人才怎么回流。这就是国家无论怎么鼓励，也不可能在内地创造出第二个深圳的真实原因。有谁能在内地不用无法比的优惠政策创造出第二个上海么？无论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因为不具备上海经济的人才优势。广州的地域和经济不如深圳么，为什么发展速度不如深圳，也因为没有超越《宪法》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能在全国实行么？也绝对不可能，因为这样，中国经济就完蛋了。

本人98年曾参加过政府组织的考察团赴海南考察，当时海口市经济建高一片萧条，我们请的海南党校教员进行海南经济发展介绍。得出的结论是：海南特区创办初期，发展速度也是惊人的，政策优惠超越了深圳，内地资金和人才大量涌入，基本创造了超过深圳的发展速度。当时朱鎔基总理考察发现问题。海南不比深圳一个小镇，吸引全国资金和人才的比例太大，所谓吸引外资（港资），几乎全部是内地资金钻政策漏洞的“假引资”，如果举全国之力来兴办海南，严重影响了内地经济发展，所以朱总理强行调回了内地发展资金。这样海南发展一夜之间就夸下来了，当时海南经济真可谓是“一片狼藉”，至今难以恢复。这足以说明，所谓的引资其实是用利政策漏洞打“擦边球”，欺骗中央政府，这种以优惠政策和假引资的经验有学的必要么？全国各地都利用政策漏洞狂打政策的“擦边球”，中央财政还能稳定么？　　

经济建设上的失误还是可以重来，意思形态的变革就不是那么减单了。前三十年，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人民“破私立公”“斗私批修”，“为人民服务”，在自身的“灵魂深处闹革命”，这可是社会意思形态改革的伟大成果，其意义是远胜于经济建设成果的。这是中华民族摆脱原始人类发展的“纵林法则”，力求社会公民人人平等，走向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这是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有人提出疑问，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精神魔力从那里来。因为文化革命其实就是整个中华民的精神族索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向往，中国人民为此目标的实现会不惜一切代价，目的在于保卫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保卫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　　

可惜的是近三十多年来，我们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向往的社会意思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摸式，我们为共产主义事来奋斗终身的目标，我们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党和国家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党政官员，全被毁坏了。这些失败教训，与所谓的“深圳模式”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特别是深圳一批批党政官员，毁的可惜呀！他们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为什么从优秀党政干部沦落为罪犯？从他们的言谈和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并不是不懂社会主义意思形态先进性，也并不是不懂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质，也并不是不懂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他们本身也并不是没有曾经立下誓言“为共产主义事来奋斗终身”，是特区资本主义落后的思想意思形态和世界观毁了他们，这批罪犯也有苦无处伸诉啊！还有比这种代价更惨重的么？

文章4：广东高速发展是山西悬空撑起了的

午夜星辰

人民网强国论坛

 摘要: 改革以前，山西煤炭开采量很小。可到现在，山西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煤炭资源已开发接近枯竭。山西的地下有大约占国土面积的八分之一、相当于台湾的面积变为空洞。有'“阳间一个山西，阴间一个山西之说”。山西这么多的资源被开发殆尽，但山西相对全国依然很落后。

作者：午夜星辰1968/应县章春成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广东成了全国最富裕的地区。广东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主流的媒体有很多评论，本人不想闲扯那个蛋。本人只想从发生在我们当地的一件事情说起，让大家从另一个角度看看，广东等地究竟的如何先富裕起来的？

大约是1988年，我们当地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情，放在全国，是一件小事，但这一件小事，却关系着广东等沿海开放地区的发展。

我的家乡山西应县，有号称世界三大名塔之一的“应县木塔”。在应县木塔内，发现了佛祖释迦摩尼的真身牙舍利两颗，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套印印版，还有来自太空的称为夜明珠的陨石钻石等珍贵文物。可是，这样一个地方，也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当时，应县财政困难，连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都无法解决。国家政策规定的上调工资，在我们这里往往是“空调”。何谓“空调”？就是上调工资只反映在档案和表格上，不会实实在在发到职工的手上。“调”是“调”了，但见不到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于是，便称为“空调”。即使“空调”了，还是不能按时发了工资，往往还要要被拖上三到四个月。

穷则思变。应县有举世闻名的木塔，岂能拿着金碗讨饭吃？应县木塔虽然举世闻名，但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几乎没有任何贡献。何也？原来是应县旅游的相关环境太差劲。就拿住宿来说吧，当时，当地没有一个像样的旅店，就是有个游客来参观木塔，基本上不在应县住宿，大都要跑到大约一百公里外的大同去住宿。住宿严重制约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当时的应县县委政府决心要改变这一现状。于是，决定在应县兴建一所像样的旅店。但这一决定，碰了当时政策的一条高压线。原来，当时正处于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时期，国家对兴建旅店这类的事情，限制非常严格。应县修建一座旅店的事情，被中央电视台盯上了，被曝光了。当时的应县县委书记因此而被撤职。当时，正是广东大建设，大发展时期，高档的豪华的酒店如雨后春笋一般座座拔地而起。但是，国家对贫困地区的一座小小的旅店却大做文章，这是为什么？

广东等地的高档豪华酒店能够毫无约束地拔地而起，因为人家是特区，人家是沿海开放地区，有国家的特殊政策扶持。但内地就不行了，如果全国都一窝蜂地大开发，会造成经济过热，国家在如金融、能源等方面无法承受，会造成通货膨胀，会影响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要保证广东等地的快速发展，就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发展。

国家鼓励山西干什么？国家鼓励山西大量挖煤。像广东一样的东部沿海开放地区，要大发展，需要大量的能源。再是，广东等沿海地区兴建了好多大港口，需要有大量物质运往国外才能保住其大量盈利，把山西的煤运往国外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山西就被绑上了大量挖煤的战车。山西的煤被大量挖走，源源不断运往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支持了广东等地的建设。当时，国家调控，煤的价格很低。尽管山西下边挖空了，上边没了碧水蓝天，但山西经济没有发展，依然十分贫困，山西得到的只有污染。

等到后来，煤炭价格有所上升。这大大刺激了山西地方政府挖煤的欲望。但十几年了，广东等沿海地区经济大发展，山西经济几乎没有发展，山西很穷，所以山西招商引资，广东等地的先富起来的一群人加入了山西挖煤大军。山西挖煤的速度大大加快，山西地下的煤要挖空了，但山西人还是没有富起来。说起山西煤老板很有名，但山西煤老板很少是山西人，大部分来自东部先富起来那些地区。

改革以前，山西煤炭开采量很小。可到现在，山西占全国三分之一的煤炭资源已开发接近枯竭。山西的地下有大约占国土面积的八分之一、相当于台湾的面积变为空洞。有'“阳间一个山西，阴间一个山西之说”。山西这么多的资源被开发殆尽，但山西相对全国依然很落后。

朱镕基总理在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曾经说过，山西的煤点燃了上海工业文明的圣火。朱总理一语道破天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像山西一样的全国其他地区的发展换来的。广东等地的升入“天堂”，是以山西等内地随时坠入“地狱”为支撑的！

广东等地的高速发展是国家的特殊政策带来的，这个特殊政策就是发展机会， 但这个特殊政策是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发展和经济利益为前提的的， 它比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支持更加重要。就如同美国的斯瓦辛格担任州长只挣一美元的工资一样。斯瓦辛格担任州长，不是为了薪酬，而是为扶持他的资本家争取特殊政策。如果只是简单的一个特殊政策就能富裕起来，那在全国都推行这个特殊政策，那全国不是马上都富裕起来了？

当然，撑起广东等地高速发展的，不止一个山西，山西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文章5：山西“采”空，山西人很“悬”？

2011年11月07日  来源：湖南在线  作者：宋祥平
 

　　60年了，如同挥刀自刭，山西不少地区掏空脚底，点亮全国，卖空资源，点亮财富。执意“做空”，不断地、持续地“做空”，再“做空”，资源型经济的宿命，就是做空后的“悬空”。山西全省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区近3万平方公里，近30年来，山西人都愁着脚底的土地哪一天会突然“一脚踩空”地塌下去。(《新民周刊》)

山西命运在何方?据知，山西全省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区近3万平方公里，近30年来，山西人都愁着脚底的土地哪一天会突然“一脚踩空”地塌下去。然而，疯狂的掘煤机并未停休。

　　山西人何处安身?脚下八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的地层已被掏空了，山西人活得很“悬”。300万人受灾，处处有鬼村，这就是当今山西人的困境。如此下去，山西人还能“活”下去吗?如屐薄冰，战战兢兢的每天提心吊胆生活在本该幸福的村庄，而如今却没有那份安逸的心情，脚下是黑洞，脚下也是悬崖，随时随地，山西人会被突如其来的塌陷所掩埋。“阳间一个山西，阴间一个山西”，这话真是恰如其分。命“悬”山西，有可能会演变成“命丧”山西。

　　谁来拯救山西?山西是个产煤大省，也正因为有了上天留下的宝贵资源，人类的欲望也就从未停止过，轰隆隆的机器，忙碌的商人，山西的地下一点点的被挖空了。疯狂的采挖，也伴随着人类欲望疯狂的在扩张，一车车煤被运往四面八方，带来的经济利益也甚为可观。可是再多的有限资源也有干枯的时候，何况是面对疯狂二字呢。一个动物假如被掏空内脏也会死亡，一片山林下面被掏空，同样也会轰然倒塌。因此，人类该停止欲望的脚步了，拯救山西，已经是迫在眉睫。

　　山西真“悬”了!若干年后还有山西吗?有是有，但是到那时候已经是千疮百孔，惨不忍睹了。如果整个山西都被挖空了，那么，山西人将会“大逃亡”，如果我们再不停止挖掘的脚步，那么，涉及到的危险将会更多更多!不过回过头来看看，山西的老百姓并未有多富裕，富有的也只有少数的一部分暴发户与其他一些特殊的人群罢了。

文章6：血色黑洞--山西煤炭采空区调查：300万人受灾 处处有鬼村

2011年11月03日  新民周刊

作者：胡展奋 高勤荣

 
《新民周刊》2011年第43期封面

 
曾经是冬暖夏凉的窑洞如今只留下了凄凉 图/潘文龙

 
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旧庞庞塔的矿工宿舍，目前成了村民临时避难所 图/潘文龙

 
这不是“地震”而是“煤震”所致 图/潘文龙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48,20111103173834517_2.html

　　山西真“悬”！

　　一点没有危言耸听的意思：山西真“悬”！

当河西的陕西省神木县，因煤炭开采形成的采空塌陷面积高达56平方公里，毁弃耕地23万亩，而发出“生态呼救”时，河东的山西则以“近3万平方公里采空塌陷”的存量危机继续拷掠公众的耐药性。

　　即令是世界范围看，也没有比当下山西人活得更“悬”、更战战兢兢的了脚下八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的地层已被掏空，归零的积木游戏，只欠一次级别远小于汶川的地震轻轻一推而已。

　　但疯狂的掘煤机还在大嗓门地“掏”、“掏”、“掏”……

　　这是个等同卖血的产业，掘煤。

　　这是个等同做空的产业，掘煤。

　　60年了，如同挥刀自刭，山西不少地区掏空脚底，点亮全国，卖空资源，点亮财富。执意“做空”，不断地、持续地“做空”，再“做空”，资源型经济的宿命，就是做空后的“悬空”。有道是“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著名的悬空寺是山西经济的LOGO？还是政商同盟，榨干祖田的象征？

　　如果它因此被谑称“悬空省”，则疯狂的掘煤机某日抬头，应该会发现，最后的煤层，上面是机关、学校、企业、城镇、大厦、广场、良田、古迹……

　　掘煤机似乎踌躇了片刻，仍大吼着扑上去，第一个祭刀的仍然是村庄。于是在血色迁徙开始前，一座又一座的村庄直接塌陷，直接跌进废弃的深渊……

　　请听听山西百姓的哭泣、忧号！

　　因煤而兴。因煤而衰。我们决不愿意看到，狂欢后面的结局是游戏归零！

　　血色黑洞

　　山西煤炭采空区现状调查

　　令人惊恐的是，长期高强度的煤炭开采使地下矿体层形成巨大的空洞，出现举世罕见的采空区。山西全省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区近3万平方公里，几近台湾省的面积！悬空寺，就这样成了山西的千年隐喻。

　　杞人忧天。晋人忧地。近30年来，山西人都愁着脚底的土地哪一天会突然“一脚踩空”地塌下去。

　　山西的煤炭产量占中国的四分之一，无可争议的煤都。但“煤式经济”者，昔日为“美”，今日曰“霉”也，背时的挤榨型的卖资源模式，导致支柱产业单一粗放、生态环境崩溃、安全事故频发、资源日趋枯竭，资源型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日渐爆发，尤其令人惊恐的是，长期高强度的煤炭开采使地下矿体层形成巨大的空洞，出现举世罕见的采空区。

　　全省1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采空区近3万平方公里，几近台湾省的面积！

　　如同复式楼盘，“阳间一个山西，阴间一个山西”，采空区内，大面积沉降塌陷导致土壤龟裂，山体滑坡，沟渠支离，水源枯竭，岩崖塌方，路桥凹陷，无数的机关学校，工矿企业，高楼大厦惕惕于薄冰，岌岌乎危卵，“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村庄”，在山西已超过700个。

　　悬空寺，就这样成了山西的千年隐喻。

　　2011年4月至10月，我们多次探访了采空区。

　　吕梁采空区调查

　　河东河西高粱熟了。河东，即指山西。黄河流经山西省的西南部，山西雄踞黄河之东，古称河东。“河东”，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传说中“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都在这块土地。上古时代女娲氏炼石补天、神农氏尝百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舜耕历山的传说亦盛于此。

　　但1949年以来，世人熟知“河东”的，既不是尧舜，也不是高粱，而是煤。历史上，山西产煤，但60年来的加速度掏挖，使这个省份的“底盘”被空前地掏空，导致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陷落。

　　庞庞塔村，一个非常古怪的名字，位于太原西部的吕梁山区。几乎一夜之间崩溃成一堆废墟。

　　庞庞塔的崩溃

　　从太原驱车走高速，至临县至少3小时，再往木瓜坪乡庞庞塔村就都是狭窄的机耕路和土路了。庞庞塔村夹在两座大山之间，东西长约有400米，南北宽不足100米。一个依山而建的行政村，因为下面的地层被采空，整个村“就像掉冰窟一样”，垮了。

　　10月的中旬，吕梁山区已经很有寒意了，进村的感觉非常寂静。满眼的白杨。满地的枣子。因为阒无一人而枣子没人捡，我们随手捡几个尝尝，非常甜。

　　只有山鸟在叶间鸣啭。举目望去，村子里到处是残垣断壁、碎砖破瓦，“类地震”的感觉非常强烈，全村百余座房屋倒塌八成，一些尚未倒塌的院落大门挂着锈锁，墙壁上几寸宽的裂痕大张虎口，怵目惊心。除了塌陷，似乎还夹杂着滑坡和泥石流，成片依山而建的窑洞被坍塌下来的土埋住，只露出一个个的黑洞，村民的家具、摩托车、电视机、自行车等物品都被埋进了“黑洞”。

　　我们无法想象，类似的崩溃发生在城镇、发生在高楼下，会怎么样。

　　太多的院子由于地面下沉变成了一座座孤岛。树上、墙上、坡上，到处是“危险，禁止通行”！“受地质灾害影响，请注意地陷，注意山体滑坡”等字样的警示牌，提示着这里存在着不期而至的危险。

　　地陷看上去是突然发生的，但预兆早就有了。受大规模煤矿开采的影响，庞庞塔村其实早在2000年就开始有村民的窑屋不断地“塌下去”，“夜里睡觉，墙皮土屑不断地往脸上掉，白天好好地，房梁咯吱咯吱地响”以后越演越烈，今年夏天，大规模塌陷开始出现。

　　“像放炮。”村民苗生全回忆说，“东家屋子摇着摇着，眼看快塌了，西家的也晃了起来，这边在晃，东边的已经‘轰’一声塌了，大家快去东家看，西家的也‘轰’一声没了……幸好那几天大家都觉得不对劲，白天都在外活动，要不全埋了！”

　　村民都逃离了祖居。在村庄东面100多米的地方，依山造着三排砖窑。村民秦有才说，这些砖窑建造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旧庞庞塔矿的矿工宿舍，已经废弃了好多年，居住条件极其简陋，因为没人住，用城里人话说，就是长期狐兔出没，“鬼气森森”。目前倒成了村民们的临时避难所。

　　村民告诉我们，庞庞塔村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庞庞塔村往东北方向走不到5公里的地方就是霍州煤电集团的吕临能化有限公司“庞庞塔煤矿”，而它掘进的方向就是庞庞塔村。

　　对此，庞庞塔煤矿一位不便披露姓名的副矿长对我们解释说，庞庞塔矿始建于1968年的“文革”期间，算小矿，年产量不足10万吨，自霍州煤电集团公司2003年进驻后，成立了吕临能化有限公司，引进大量现代化采煤设备，该矿目前年产量已跃升至300万吨。“也许是规模开采引发地质灾害”，今年6月份，庞庞塔矿开采掘进到庞庞塔村地下，进而引发村庄大面积塌陷。

　　类似的塌方其实在山西并不少见，他说。比如大同市南郊区鸦儿崖乡盘道村，以前山上到处都是泉水，而现在水源枯竭，村民不得不喝雨水；地面塌陷，一半以上的耕地被毁。所有窑洞都有裂缝，墙皮掉、石头落，随时都会伤人。喝井水要从外村买，舍不得买就喝雨水水……

　　“我们也不希望看到这样惨象，我们也为庞庞塔的今天痛心。”他对我们歉疚地摊开双手，“但是上面有指标，‘集团’有任务，大家都身不由己啊！”

　　村民冯青秀告诉我们，他家原有2孔窑洞，3间房屋，如今全塌掉了，好好的日子一下子没了，10口人如今挤住在“旧庞庞塔矿”的工棚内，面对今后的生活，枯焦的脸，两眼茫然。

　　55岁的村民秦有才不止一次接待过记者，他也特别怀念山村往日宁静的日子，虽然穷，但好歹穷得安生，“但现在的日子怕得不行，常常心惊肉跳”，他告诉我们，由于地面塌陷，自己家的2间土房和1个窑洞在7月初全部倒了，“那天好可怕”，他回忆，“房顶忽然嘎嘎地响，歪了！歪了！孩子们大叫着，大家往外跑……轰地一声塌了，灰大得每个人的脸像上了一层泥浆……”

　　他现在也有家难回，同样暂住在旧庞庞塔矿的砖窑里。

　　采访中获悉，矿方的善后救助还是值得称道的。目前，煤矿方和当地政府正在“非采空区”为村民建造活动板房作为简易安置房，“正在修建的这些活动板房离塌陷村庄只有100多米远，就算住在那里，我们心里也不踏实。”秦有才说。

　　“新农村”在张家沟

　　对于“煤矿采空区致整个村庄塌陷” 的说法，木瓜坪乡党委书记郭源毫不含糊地予以认可。他说：就是因为煤矿开采形成了采空区，引发地质灾害，造成庞庞塔村的地面塌陷以及山体垮塌。废弃村里到处可见的“受地质灾害影响，请注意地陷”、“请注意山体滑坡”的警示就是乡政府在灾难发生后赶写的，用于提醒过往车辆及行人。

　　郭源也不止一次接待过各地记者，他说，庞庞塔村位于大山深处，物资匮乏、交通不便，从2004年开始，由于坍塌事故的不断发生，在乡政府动员下，多数村民陆续搬迁到周边村庄居住。到2010年时，全村实际居住村民不足100人，他们恋着旧居，舍不得离开，抱着侥幸心，混一天，算一天，且多数为老人。

　　于是就由地方政府牵头，安置他们临时搬迁到离塌陷区100多米外的旧庞庞塔矿的砖窑居住。

　　“搬迁还算是及时的，所以大面积塌陷发生时，村里人其实很少”，庞庞塔矿副矿长常颜山说，最危险的地下采空区，大致范围锁定在庞庞塔村原社办瓷厂至旧庞庞塔矿办公区之间，东西长约200米，经过勘测，村民们目前所居住的“旧矿砖窑”地质条件相对稳定，不存在塌陷危险，只是由于年久失修，砖窑居住条件较差。为了改善村民生活，目前由庞庞塔煤矿出资在砖窑更东的方向的安全区域内建造了70间活动板房，用于村民临时安置。再过一段时间，村民就可以离开“旧矿砖窑”，住进活动板房了。

　　庞庞塔村村民苗生全告诉我们，村里早就不能住人了，年轻人都搬出去了，只剩下几十个老人留守，今年6月份，乡政府通知村民，地下采煤到了村子，要求大家6月底必须搬出村子，7月初村庄便开始大面积坍塌。由于村民在此之前已经大部搬离，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是不少村民来不及转移的财物，都被埋在了倒塌的房屋下面。

　　“活动板房”当然也只是临时住处。寒冬即将来临，如何一揽子解决村民的安置问题呢？

　　临县国土资源局纪检书记任延顺说，事实上，2009年9月，庞庞塔矿和木瓜坪乡、庞庞塔村就共同商议，达成了对庞庞塔村整村移民搬迁意向，由庞庞塔矿对群众房屋进行赔偿，搬空的村庄其地下“压煤”由该矿继续采煤，搬迁安置的正式地址选在张家沟村，经征求广大村民意见，大多数村民愿意移民搬迁。

　　截至2010年底，全村170余户，九成以上的农户签订了房屋赔偿协议并领取赔偿款，仅剩7户未领取房屋赔偿款。

　　村民秦有才说，政府对村民房屋进行补偿，自己家40多平方米的窑洞，以每平方米430元的价格进行了补偿，虽然如数领到了1.7万元的房屋补偿款，但这点钱，造新居困难，他心里是非常纠结的。

　　2010年6月底，临县政府出台的《关于煤矿开采造成地质灾害防治处理的指导性意见》规定，有户口、有土地、有房屋的村民，自行搬迁，不要求房屋安置的，按4.5万元/人的标准给予补偿；要求房屋安置的，按照4万元/人进行补偿。

　　因车祸致残16年的村民高小海的说法，与官方意见稍有出入，他说乡政府已针对全村塌陷补偿已作出了规定，即把该村村民按照有户口、有房屋、有耕地三项指标分类，补偿标准从每人4.2万到5.2万，新村新址在离庞庞塔村30里地之外，新址正在打地梁，谁要盖房，得先出4200元/间的款项才行，每人4万多元，怎能建起房，今年又如何耕地呢？言语中一脸惆怅。

　　对此，郭源说，政府的本意当然是亲民爱民的。但是《关于煤矿开采造成地质灾害防治处理的指导性意见》事实上也大大提高了对村民的补偿数额，使得原本已经达成的补偿协议难以实行。一些先期搬迁出去的村民担心拿不到增补的款项，纷纷迁回村里，甚至一些原来不是庞庞塔村的人，也将户口混了进来，不到一年时间，全村户籍人口增加到了718人。

　　常颜山说，按照煤矿与村民达成的搬迁协议，全部村民应该在2010年底前搬迁完毕，补偿总额约为1000万元。然而按照新文件要求，补偿总额猛增到3000多万元，由于双方对补偿数额未达成一致，庞庞塔村移民安置工作不得不暂停。

　　“新农村”的占地面积多少呢？郭源表示，木瓜坪乡政府已在离庞庞塔村不远的张家沟村征地25亩，并进行了地基挖填和平整工作，用于庞庞塔村移民搬迁。考虑到新村新址距旧村30里地，农民耕种地受影响，乡政府将针对该村村民，按照每亩200元的标准，给农民发放“交通补助费”。

　　“尽管存在重重困难，政府将和矿方一道，按照相关要求，尽快解决村民的安置问题！”

　　10月的吕梁虽然肃杀，但背风的山坳仍有暖流。临别，郭源一笑而递上一双温热厚实的大手。

文章7：深圳崛起，运十饿死--谁在欺骗中国人？揭开中国运十大飞机下马背后的真相

作者：云上的天空 :
 

关于运十，过去听到的多半是一片嘲笑、贬斥之音，就像刘姥姥被大观园中上上下下的贵族、帮闲、奴才们评头品足，浑身的"不是"一样，看多了、听多了，印象就形成了，无非是傻大粗笨，不合时宜，前途晦暗云云，久而久之，因为运十事实上的落魄，也基本就看淡了。7月17日，中央电视台10套《大家》节目播放了运十副总设计师程不时教授的访谈录，看后，震撼、无奈、疑惑，似有话要讲，又似无言以对。
程不时，少年时代因为被侵华日军的飞机轰炸追杀躲在田野的沟渠里，萌生长大要为祖国造飞机的理想，从初中开始，程不时就痴迷于航空事业。1947年，程不时考取清华大学航空系，系主任在新生座谈会上告诉同学，旧中国学航空找工作难，你们为了自己的职业前途，可以转系，比如变比较热门的建筑系、机械系等。尽管第二年有不少同学转了系，但程不时始终不为所动，坚持走航空报国之路。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程不时教授沿着这条道路艰辛而又坚定地走到现在，无怨无悔。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程不时和同学们一道，制作了一架巨大的飞机模型，螺旋桨还能转动。同学们推着这架仿真模型参加庆典，受到沿街民众盛赞，且高呼要他们造出中国自己的飞机。此后，他作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第一批建设者之一，参加了沈阳飞机厂、沈阳发动机厂、哈尔滨飞机厂、哈尔滨发动机厂的设计。作为航空设计家，程不时教授参加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的设计（任设计组长），参加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超音速歼击机的设计，可以说，程不时教授参与并见证了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整个历程。
无论主持人还是程不时本人，都把参加运十的设计建造工作，作为他事业生涯的一个顶峰，因为运十作为大型客机，其设计建造必然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用航空工业甚至整个工业体系的整体水平。从程不时教授的讲述来看，运十的历程，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悲壮。所谓壮者，壮其在中华民族自主发展航空工业的道路上所秉承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贯作风，壮其使当时中国的民用航空器的研制水平，达到了与世界航空巨头美、苏、欧洲比肩的高度，壮其确确实实地填补了中国大型客机研制的空白。所谓悲者，悲其在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情况下黯然下马，悲其在下马之后中国的民用航空工业竟然近二十年无法拿出与运十成就相若的东西，悲其之后中国的民用航空数百亿外汇的市场被美、欧瓜分。
运十的上马，源于Mao。ZD时代的一项决策，1970年7月，毛主席在视察上海时指示："上海工业基础这么好，可以造飞机嘛！"同年8月21日，国家计委、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原则批准了航空工业领导小组提出的《关于上海试制生产运输机的报告》，这就是"708"工程，即大型客机的运十。程不时于1971年被调往上海参加运十飞机设计，最初担任总体设计组副组长，以后任飞机副总设计师，负责总体、气动、计算机以及试飞方面的工作。
70年代的工作、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程家老少3代6口人，挤住在只有14平方米的小房子里，连做饭也在屋内。程不时教授回忆，当时办公室不够，设计组们就把装大型设备的木箱当"办公室"，上海的夏天极其闷热，没有风扇、更没有空调，工程师们怕汗水滴在图纸上，极度小心翼翼，晚上蚊虫叮咬的利害，工程师们只好用报纸裹在腿上、手臂上当"盔甲"抵挡，就是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程不时们所运用的方法和技术，在当时也是世界一流的。 　　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计算机数字化设计，程不时教授他们30年前就在运十的设计中使用了，当时到上海计算中心去运算，时间都安排在午夜和凌晨，程不时和许多设计室人员经常日夜颠倒。他们自编了138个解决设计问题的程序，在运十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程不时晚上伏在木箱上编程序，还编写了关于飞机设计的计算机软件的理论书籍，有的被大学选作教材，使用达10余年，并被推广到航空航天系统。
1978年11月23日，运十全机破坏试验取得圆满成功，加载到100。2％发生全机破坏，设计与实验结果精确吻合。十年辛劳、十年血汗，1980年9月26日，运十首次试飞，程不时教授回忆，整个机场人山人海，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师傅，已经退休的老人、患了重症动完手术身上挂着引流袋的老工程师，无不欢呼雀跃、热泪盈眶，电视播放的资料画面上可以看到运十庞大的机体呼啸而过、腾空而起，直奔苍穹，一代壮举，顿成现实。程不时教授回忆，试飞组王机长金大下来后对他讲，运十在空中的感觉，就像"大个子打篮球"，机体庞大但灵活机动。
这其间，发生了两个意味深长的插曲，一个插曲是在试飞前，有国家相关部门的官员，用程不时的话说，"都是航空方面的专家"，不断追问程不时，"这么大的东西，真的能够飞起来吗"，一方面反映某些人可能对自己国家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人队伍、工业水平的怀疑、不信任感，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人可能存在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的作风，更重要的是，这种怀疑情绪会不会对后来将运十打入冷宫起了催化的作用。
另一个插曲是，80年代，国内的洋奴怀疑派思维已经泛起，因为运十采用了四台发动机吊置在机翼下的布局，与波音707相似，还有运十项目代号"708"（70年8月），引起了洋奴们无限的遐想，一时间，"运十仿制波音707"的谣言四起，甚嚣尘上。这些杂音引来了美国驻华使馆空军武官和波音公司的副总裁，亲自登机观察，那美国驻华使馆的空军武官，曾经是波音707的飞行员，有数千小时波音707的飞行经验，武官一登上舷梯，到机舱门口回头一望，就断言"这架飞机与波音707完全不同，因为我太熟悉波音707了"。事关知识产权和技术竞争，波音的副总裁在对运十进行了仔细考察后得出结论"这是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的一次完完全全自主的实践。"，这个插曲是不是说明，我们的某些人，思想深处对自己国家的鄙视，比外国人还外国人。
其后，运十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试飞，几乎飞遍了中国的东西南北，北京、合肥、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成都。。。都留下了运十辉煌的航迹。运十最壮观的试飞，是从成都飞西藏拉萨，解放后西藏开辟空中航线以后，由于飞机飞行高度的限制，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飞越"，而是在世界屋脊的众多高峰间"穿越"，运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飞越。开始试飞拉萨是空飞，后来因为西藏遭受天灾，需要运送大批物资，运十受委托往拉萨运送救灾品，天天载重起飞，连续运转，连成都机场的人员都倍感惊奇"你们这是试飞还是值班？"，程不时教授得意地回忆，当时，成都机场的民航飞行员们上机参观后，用愤怒的语气说"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拿来我们飞"。　　

关于运十的下马，公开的报道是"由于市场和经费等原因运十飞机未能继续研制下去"，在电视上，程不时老人不愿多讲，只是在镜头前反复念叨"历史会有结论的"。主持人问，运十是何时停飞的，"86年"，主持人进一步再问，"为什么停飞"，程不时教授无比感叹地回答"没有钱买油"，"买油需要多少钱"，程不时老人反复说"是一个今天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数目"，当时，他们写了个报告给上级，提出一个继续试飞买油的预算，多少呢，"三千万"，这真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果，三千万就终结了一代中国航空人大型民用飞机的研制历程，随着程不时教授的讲述，我们不禁有诸多疑惑。
疑惑一；据程不时教授回忆，当时，国家组织全国的航空专家、教授开运十项目的论证会，会议提出了三条结论，大意是"项目不能停、队伍不能散、产品不能丢"，可是，结果是项目停了，队伍散了，产品丢了。根据当时的形势，既然是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既然是要"讲科学、讲民主"，那么，在这个及其专业化的决策上，绝大多数专家的意见为什么没有被采纳，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原则，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原则如何体现。
疑惑二；程不时教授们用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在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下，用报纸裹住手臂和小腿，抵挡蚊虫叮咬坚持画图、写软件，开发研制出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客机，是我国自解放以后坚持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最好体现，为什么要如此轻易地予以否定。尔后的近二十年，这样的拼搏精神，是否继续体现在大型客机的研究中，有何结果。
疑惑三：区区三千万人民币，还不及一架引进客机价格的五分之一，不及一个大贪官贪污贿赂的零头，不及一个大奸商搜刮社会财富后买一栋豪宅的价钱，不及一个港台艺人一年在大陆赚走的钱，不及引进大批美欧客机所付出的人员商务、培训、资料巨额费用的若干，它却可以支持运十继续飞下去，对比80年代初期各部委在深圳投资办企业、搞房产，动辄就是若干亿，航空工业部也不例外，为什么对这样一个具有更深远、更重大意义的产品，却如此吝啬。
　　疑惑四；运十下马的一个口实是"产品不成熟"，试飞都没有全部完成，怎么就断言"不成熟"呢，即便是"不成熟"，让运十在试飞中不断总结、不断改进，也就不断成熟了，至少，应该保持一个大型客机研制的实体平台，基本的平台都不想保存，还谈什么继续发展。况且，运十的第二架产品，据程不时教授说，已经完成了50%。运十下马近20年了，今天的科研、设计条件比之70年代不知道好了多少倍，空调办公室、现代计算机系统，与外国人"合作"了无数次，可是，拿出能够与运十当时的技术地位的东西来了吗。程不时教授不服气地说，关键是发展路线错了，是不是呢。
疑惑五；运十下马的另一个口实是"没有市场"，言下之意就是美、欧的东西有市场，甚至有人不断地推销"市场换技术"的美妙画饼。然而，事实却无情地给"市场派"、"买办派"一个响亮的耳光，数百亿外汇砸进去，到头来还是停留在为人家加工点机尾翼之类的小活，与运十这样具备全系统设计制造能力的壮举，如何比。市场也好、技术也罢，讲的是强者的语言，我有核心技术在手，你就不会太拿价。钱买不来市场地位，更买不来技术地位，要靠自己干。
疑惑六；今天的知识精英们最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与国际接轨"，但是，什么是真正的与国际接轨呢，运十就是实例，运十在技术上取得很大突破的原因之一，就是采用美国联邦航空局适航条例，与国际标准接轨。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与国际接轨"，才是真正的、核心的接轨，花数百亿外汇买来的接轨，只是受制于人的"接轨"。
疑惑七；运十还有另一个下马的口实似乎是"技术落伍了"，然而事实是。程不时教授们始终盯住世界民用航空技术发展的前沿，据资料介绍运十的设计"采用尖峰翼型，有较好的高速特性，结构设计采用"破损安全"概念；解决了整体油箱和气密和座舱的密封问题；采用了由调整片带动舵面的操纵形势和机翼下吊装发动机的布局；进行了全机、全尺寸模拟试验；广泛采用新材料、新成品和新标准；设计中大规模使用了电子计算机。"，我们把运十的设计制造背景，放在70年代文革中和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技术、物质条件相对落后的参照系底下，就更加有说服力，如果运十坚持下来，其后续产品在今天的条件下，难道就跟不上技术进步的发展么。
疑惑八；运十身上寄托的民族感情，是毋庸置疑的，程不时教授回忆，当年运十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的时候，守卫机场的解放军战士被眼前从未见过的大家伙震惊了，就问参加试飞的专家们，"这是什么飞机"，专家们自豪地对他说，你看尾翼上的机徽和编号，是我们国家自己制造的大飞机，那小战士一听顿时肃然起敬，马上立正持枪敬礼。程不时老人讲到这里，已经哽咽，无法再叙，我们在电视上看见了程不时老人眼中闪闪的泪光。对比之下，让运十在冷漠的决策中默然湮灭的某些人们，比那位拉萨贡嘎机场的小战士是不是还缺少了点什么。
疑惑九；程不时教授再怎么说，都是国家一流的大功臣，他参与了新中国航空工业史上的多个"第一"，最值得称道的就是歼教1和运十的设计负责人，因为这是两个里程碑式的项目，一个是第一架喷气式、一个是第一架大型客机。这样的老专家，应该充分发挥其作用，还应该使其享受到现今社会的高度物质文明，才能够体现社会的进步。但是电视片最后的两句解说词令人唏嘘，"（程不时）老人于90年代提前4年退休"、"（程不时）老人还在他那间不足50平方米的房间里继续着他的航空梦"。对比"提前退休"的无奈，一些老少精英们还在拿着令人眩目的高薪，占据着话语权，喋喋不休地推销他们的弊端无数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拿社会经济活动当"试验品。"一些海归专家学者，有关方面动不动就授以数十万年薪，数以百平方计的住房。社会对程不时教授这样水平的功臣，是不是太苛刻了些，且不说参加研制运十有什么错误，即便是有，也不应该这样对待程不时教授，莫非这又是"臭老九"再现。 　　     　　

程不时教授的讲述结束了，运十也永远成为中国航空制造历史上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但程不时教授的那句话"历史会有结论的"，代表了Mao。ZD时代培养起来的新中国航空工业开拓者及其后继者们一种不屈的诉求，相信历史不会辜负他们，也不应该辜负他们。
一、运十的立项和研制
谁能想象得到，我们自己的大型喷气客机，是在"文化大g命"中的1970年立项、仅比欧洲"空中客车"晚两年上马的呢？
新中国的航空工业，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当时的中央领导，对发展空军、发展航空工业高度重视。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战争创伤还没有来得及医治，中央就下决心成立空军。毛主席说过：没有裤子穿也要办空军。"一五"期间上156项工程时，毛主席说：我国是一个大国，世界上有的东西，我们不能样样都有，但是重要的东西如飞机和汽车，我们就一定要有。
1954年，中国第一批飞机及其发动机试制成功，两年以后，中国首次试制的歼五喷气飞机获得成功，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能成批生产喷气飞机的国家之一。
还在1968年，我国轰六(仿制苏联图-16喷气轰炸机)试飞成功后，周总理就提出："能不能在轰六基础上设计一种喷气式客机？"陈毅元帅说："我这个外交部长，出国不能坐自己的飞机，地位就与别的国家不同。"
1970年8月21日，国家计委、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向上海市下达了大型旅客机及其发动机的研制任务，这就是运十客机，代号"708工程"。与"708工程"同时立项的还有"701"(长征4号火箭基础)、"718"("远望"号导弹卫星发射测量船)、"728"(秦山核电站)工程。这些项目开始时研制情况有的比708稍有逊色，但后来都取得了重大成果。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708的研制和协调总装基地放在上海，因为上海工业基础好，要充分利用。1970年9月，三机部首批支援人员到达上海，由熊焰、马风山为设计组负责人。
1972年2月，在军委听取航空工业小组汇报的办公会上，叶剑英同志指出，搞708"这是全国人民的事，是中国人民的光荣"，"这是第一架大飞机，要从全国的设计人员中挑选出比较好的，来审查计"，"在军事上也有很大用处"，"缓办远轰，集中力量先搞708"。
1973年，当有人提出买英国的VC-重O大型客机专利进行试制时，周总理在1974年2月批示："同意不买这种专利，我们进口飞机品种已够多了"，从而保证了自行研制运十不受干扰。
在当时发展社会主义科技事业路线的指引下，在两弹一星成功经验的鼓舞下，从全国各地各部门调集的500多名技术人员，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革命加拼命的创业精神，协作攻关，历尽艰难，终于于一九七八年完成了飞机设计。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六日，运十客机首飞成功，从立项到首飞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　　

二、运十的主要技术指标
运十飞机的研制采用了近百项新材料，一百多项新标准、新工艺，获得了研制组织工作的宝贵经验。机体国产化率100%，除发动机向国外采购配套外，航电和机械系统国产化率超过96%。它的研制突破了苏联飞机的设计规范，是我国第一次参照美国适航条例FAR-25部标准研制的。整个研制过程没有依赖过一个洋人，她是我国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飞机。同时，运十大量引用了国外先进技术，绝不是象某人所说的是"闭关自守的产物"。可以说，708工程的实施，给我国航空科研设计带来了质的飞跃。
运十客舱按经济舱布置是178座，混合级布置124座，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时，实用升限高达12000米，最大航程8300公里，与波音707是同一量级，但不是波音707的翻版。
运十共试制了两架，一架作静力强度试验，完全符合设计要求；一架从1980年9月首次试飞上天后，先后飞到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7次飞到拉萨。至1985年2月停飞为止，总共累计试飞130架次，170飞行小时，没有发生过问题。运十的系列化发展设想也曾着手考虑。
运十的座公里耗油量优于伊尔-62和"三叉戟"飞机。80年代初，"三叉戟"飞机仍是我国民航机队的主力机种之一，运十能在主要性能上超过它，对航空工业还比较落后的我国来说，其意义非常巨大。
运十的研制费用总计5。8亿元人民币，而西方研制一架民用大型客机的费用一般是15-20亿美元。
运十取得的初步成果说明，我国是有能力把研制大飞机的愿望变成现实的。

　　三、运十成功的意义
运十是由中央直接指挥、中央各部委、军队及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262个具体单位集体创作、大力协同的产物。她的研制成功， 使我国拥有了自已设计制造大型飞机的复杂技术，这不仅填补了我国民航工业以前不能制造大型飞机的空白，使我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掌握了制造100吨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而且在Y10研制的10年中，还同步研制成功了与JT3D-7性能相当的915发动机，并成功地装在707上进行了飞行试验。最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培养和锻炼了队伍，为进一步发展我国民机工业打下了基础。这是我国航空界的一笔宝贵财富。 　　当时，国内舆论界称赞它是"自力更生与引进国外技术的一次很好的结合"。西方对我国运十研制成功给以极大关注。路透社说："在得到这种高度的技术时，再也不能视中国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波音一位副总裁看了飞机，了解了情况之后说："如何研制大型喷气式运输机，你们也毕业了，我们不过早毕业而已"。美国道格拉斯一副总裁看了飞机之后说："你们航空工业一下子赶上来了15年"。
航空工业从它在世界上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先导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集材料、机械、发动机、空气动力、电子与自动控制、武器等最前沿技术之大成，成为一个国家科技、工业、国防实力的象征。我国的航空工业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中，它与我国的航天事业比翼齐飞，迅猛发展，各个系列型号的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陆续飞上蓝天，而运十的研制成功，正是我国当时航空工业飞速发展的集成和写照，使我国航空工业的规模和科技水平一跃成为仅次于美苏的第三大国。
航空工业是军民两用的，大型民航机是军民通用的，同时也是加油、预警、指挥、电子等各种飞机的载体。象运十就可以较容易地改装成军用运输机、加油机、预警机、指挥机，在军事上有着重要意义。

　　四、运十下马原因的分析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关乎国家战略实力与地位的重大项目，竟然连一条能摆到桌面上来的理由也没有，甚至连一个决定下马的正式文件也没有，就在大功告成之后被毫无道理地终止了，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前途和希望的已经呱呱坠地的运十被活活地饿死在摇篮里。运十的下马，表面上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技术不过关，其二是没有经费，其三是没有市场。
1、果真是运十先天不足有致命的缺陷吗？
在运十研制过程中，其设计规范、适航标准、机翼气动、结构和系统综合等各方面都达到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设计试验和生产性试验相当充分，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选用新材料76项、新标准164项、新产品305项，并在国内首次将计算机用于飞机设计；试飞结果说明其高速性能比波音707还好，油耗低于三叉戟而和波音707相当，安全可靠易操纵和机场适应性好，试飞起落130次、飞行170个小时，飞了北京、上海、哈尔滨、乌鲁木齐、昆明，甚至还飞了拉萨七次，都没有发生过问题。
当然，运十也不可能是完美的。当时提出的主要问题有：(1)飞机的疲劳试验尚待进行；(2)当时选用国产高强度铝合金LC4韧性较低，对缺口敏感性、耐应力腐蚀及疲劳性均较差；(3)油耗较高；(4)噪音较大(都已有改进方案)；(5)如何达到适航性要求，由于国内缺少权威的实际工作机构，还有较大的难度等。但这些问题并不是不可克服的， 其中第一个问题只是需要追加资金，将试验继续下去的问题，而质量问题只有在继续研制过程中才能得到解决。这些问题恰恰说明了，我们研制干线飞机已经前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如果坚定不移地继续研制下去，相信到了今天，运十早已趋于完善并付诸实用，并且有了若干改进型，至少应该像运七那样得到国内市场的认可了。 　　任何重大技术和产品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的优越和臻于完美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发现缺点、不断改进中实现的。美国的波音、麦道飞机在大批量生产许多年后还在不断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不断通知用户更换改装部件。这在科技界已是常识，怎么能苛求于运十呢？哪一个活人在做因噎废食的蠢事呢？
2、果真是国家财政困难、运十研制费用过高而难以承受吗？
运十的研制费用仅花了5。37亿人民币，而国外同类型飞机的研制费用至少几十亿美元，显然，运十的研制费用是十分低廉的。
运十是由于在1984年国家财政停止拨款而不得不停止试飞下马的。一九七零年时，用某些人的话说，是正处于"浩劫"时期，那时都能拿出钱来上马搞运十，那么到了一九八四年拨乱反正许多年后，而且是在运十试飞成功三四年后，只需要继续试飞定型就可以投入生产使用了，反拿不出这笔钱了吗？很显然，决不是这个原因。
3、果真是国家没有这种需要，市场没有这种需求吗？
也绝不是的。正是从80年代初起，我国民航事业迅速发展，1980-1985年民航航空运输总周转量，每年增长242％。运力增长中，干线飞机占80％以上。自一九八零年起的十八年中，我国航空运输周转总量和旅客运输量两项指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是20。2%和16。4%，已累计花了150多亿美元，买了500架飞机。据预测，一九九八年至二零一六年，中国航空业还要买1600多架飞机，价值757。4亿美元。我国飞机的购买量已占波音和空中客车世界总销量的10%，这两家飞机公司已牢牢地占据了中国的干线飞机市场。社会主义中国对这种战略产品有着巨大的需求，目前已被国际垄断资本完全控制了。看来说没有需求只是不需求自己造的大飞机罢了。
那么运十下马的原因究竟何在？局外人无从得知，但从一些披露的事实可见端倪。
80年代运十首次试飞之前，某人曾提出"倾向于停止研制"的意见。运十首飞成功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扬眉吐气。但有人不顾运十是毛主席、周总理生前亲自关心、国务院下达了两个文件、叶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听取过多次汇报并作过多次重要指示的事实，也不顾运十飞机全体研制人员的强烈呼吁，竟然将其污蔑为"王洪文那小子在上海搞了一个波音708"。试飞成功几年后，还把运十作为"拔苗助长"的反面经验看待，说研制运十"是一个决策上的错误"、"闭关自守的产物"，结果是想"一步登天，欲速则不达"，对运十横加迫害。这种态度和当年对造船工业持消极态度的"造船不如买船"如出一辙。这毫不奇怪，从古到今，从社会改造到科技发展，在每一个有意义的进步面前，都会有消极取消派。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不也有人曾主张下马吗？
就国外而言，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也下决心要"打倒运十"。这也也毫不奇怪，否则他们就无法进入并占领中国航空市场，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哪一点进步不是恨得咬牙切齿的呢？
但是，运十也有强大的支持力量。
1981年1月2日，国家计委国防局向中央财经小组写了情况汇报，提出运十应当继续研制并安排一些费用。1981年2月11日，三机部正式向中央财经小组请示，要求国家在1985年前为运十投资1。7亿元，拨流动资金1。6亿元，同时表示如果资金到位，运十飞机到1990年可交付16架，要求民航接收使用。1981年5月，三机部、上海市根据薄一波副总理的指示，邀请了包括范绪箕(航空老专家，原南京航空学院院长，时任中国交通大学校长)、吴仲华(发动机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俊奎(北京航空学院教授)等，以及经济、冶金、化工方面的专家共55位同志，对运十飞机进行实地考察后举行了评审会议，结论是：建议工程不能停，成果不能丢，队伍不能散。1981年8月13日，三机部和上海市又联合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反映上海专家论证会情况，提出运十继续搞下去，最多只需研制经费1。168亿元等三个方案。1981年内，三机部与上海市两次向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写报告，国家计委国防局也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写情况反映，建议批准继续研制，并希望民航采用，都没有得到批复。
1982年12月18日，民航总局向国家计委并国务院报送了《关于运十飞机有关问题的报告》，认为：上海研制出100吨级大型客机原型机确属不易，但该机安全可靠性得不到保证，经济性差，民航是否采用，只能在定型后才能正式表态。
眼看着当年在为国争光的崇高目标鼓舞下，付出了大量心血而得到的成果被弃置，1984年6月4日，上海飞机研究所219位同志联合上书，呼吁不要花巨额外汇去组装DC-9超80(即MD-82)，建议在运十基础上发展我国民机工业。然而，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1985年2月运十飞机正式停飞。令人费解的是，国务院在一次常务会议、一次上海会议上明确作出的"自主研制干线飞机"的方针，甚至最高权威人士在一九八一年也两次发出了"今后国内统统用国产飞机"的指令，都没有算数。这就令人奇怪了，在那时的中国体制下，究竟是什么人物在中国说了算数？到底是谁如此胆大妄为，对于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产业项目，竟敢停止国家财政拨款而将其活活饿死在摇篮里？
    就在1985年，美国麦道公司做成了DC-9超80在上海组装的生意。尔后在西方《财富》杂志上吹嘘自己是怎么做成10亿美元的生意的，说"因为上海搞过运十，我们才与上海合作，如果不扳倒运十，美国飞机就不好打进中国"。
众所周知，运十被拉下下马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重新研制国内干线大型飞机。于是乎开始了飞机选型、总设计单位定点、选择国外合作对象、编制可行性报告。这个可行性报告一直搞了6年，直到一九九二年初才上报，研制项目也演变成了中美合作生产MD90。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国务院下发文件，下决心研制150座以上的干线飞机，最后落实的还是与国外合作研制100座的大支线飞机AE100。在此背景下，主管部门又提出了个"三步走计划"：第一步，中美合作制造装配MD80/90；第二步，中外合作研制AE100，约在13年后的2005年服役；第三步，自行设计制造180座飞机，在18年后的2010年实现。
"三步走计划"的第一步，麦道被波音兼并，我们在上海的麦道装配线也就走上了绝路。其结果是，原准备做第三架运十的价值数千万元的材料，在为上海飞机制造厂和麦道合作作准备时，练铆钉枪用了！我们可以想象，当年曾经自豪地制造出自己的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工人们，这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三步走计划"的第二步，欧洲空中客车单方面毁约，被人耍了一个大头。
到一九九八年，这一个"三步走计划"完全落空，美好的梦想落得两记重拳，而中国航空工业有独立知识产权的成果仍然是20年前研制成功的、几乎被人完全遗忘了的、孤零零地停放在厂房里的运十！
五、运十下马的损失
1、运十下马直接的损失是明明白白摆着的，5。4亿人民币的投资付之东流。
2、我国航空工业在大型喷气式客机研究中迎头赶上的15年时间又退了回去（按本作发表的时间计）。
3、更令人痛心的是沉重打击了自己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士气和志气，搞散了队伍。
我国通过研制运十飞机，已经积聚起了一支科研技术力量，并且积累了不少宝贵的实践经验，他们本来可以以此为基础大显身手，成为研制民航大飞机的基本技术队伍，就像航天部门今天的情况一样，可惜运十下马和国家在大型飞机决策上的问题，这支航空科技队伍至今还没有得到施展才智抱负的舞台（到本作发表时）。
运十的总设计师马凤山因气郁而过早逝世。积累了丰富的系统实践经验的研制队伍在白白浪费消磨了十五年后，今天正面临着最后的散失。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的拥有几十万职工、200余家企业、20余家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30多家研究院所的我国航空工业却面临着转产民品、自身难保、没有出路、下岗分流、发不出工资的空前严峻的困难局面（到本作发表时）。
1993年，台湾成功大学航空研究所、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及其航空中心的教授、专家，有三批访问上海，看运十飞机及录像后表示：70年代，国内自行研制大型喷气客机的成功，表明了中国在民机研制方面的巨大潜力。在此基础上，如进一步改进，有可能成为中国的A300系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1993年3月31日，台湾工研院院长看了运十后说："我们为中国这一航空工业的重大成就感到自豪。"
韩国代表说：你们有了这样的飞机，还怕什么波音、麦道！他们都对中止运十研制深表惋惜。六、运十，国人永远的痛
30年来（到本作发表时），空中客车已经成为挑战美国波音垄断地位的巨人，我们的运十却半途而废。而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研制的运载火箭，今天却在运送美国的卫星上天，在为国家赚取外汇，成为国威军威的象征。
在运十夭折十五年后的现在，中国的天空上，干线飞机已是清一色的舶来品，而支线飞机还是"文革"中研制的运七、新舟60。在军用飞机方面，靠从破落的俄罗斯那里购买的几十架苏27支撑着空防，想从以色列买架预警机也因美国一瞪眼而罢休。
在祖国南大门发生美国侦察机入侵挑衅并撞毁我战机事件和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之后，我们突然发觉，中国在世界上的军事战略实力地位已明显弱化。在这些巨大的反差面前，反思运十的夭折，人们不能不产生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谁该为运十的夭折、为我国航空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重新拉大来负责任？
因运十夭折而导致我国航空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重新拉大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同样的状况还出现在其他许多行业。例如，建国后的前三十来年间，我国在对许多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控制中取得了令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的成就和进步，而在以后的二十来年中，其中的许多成就和进步早就无法维持，有些甚至大大倒退，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严重问题而处于束手无策的窘境。
近两年我国表彰的两弹一星功臣（注：1999。9。18）和袁隆平、吴文俊（注：2001。2。19）取得的成就也都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完成的。那么，在这二十来年中，我国在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显著成就又有哪些呢？前几年就有人惊呼，我国科学技术面临着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重新拉大的危险，而实际上，这早已是客观存在着的严峻现实。几年前，国际权威的科技评估报告就已结论中国在国际上的科技竞争力大幅度滑坡。在这个巨大的反差面前，人们不得不产生疑问：这些年叫得震天响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是不是在放空炮？现实和政策之间差距如此之大，应当怎样加以说明和解释？
中国的现实中，需要说明和解释的问题实在太多太多。扫黄，越扫越黄；打黑，越打越黑；反腐，越反越腐；农民减负，越减越重；国有企业改革承包经营的结果是大面积亏损、三角债；扭亏增盈、解三角债的结果是大批企业破产倒闭，最后一卖了之。如此等等，都没有谁出来给个象样的说明和解释，怎么指望对运十夭折的原因和责任给个清楚的说明和解释呢？
运十的夭折，冤枉啊！从此，中国人民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宏图大业、民族复兴的美好前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雄心壮志、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庄严承诺，就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
运十，你是国人永远的痛！
我悲愤无以复加，欲哭无泪！

　　七、相关评论：
1、像飞机这种典型的国家战略性产品，需要依靠坚强的国家意志以一贯之才能成功，领悟这一道理，从70年代以来我们又多花费了30多年时间。
70年代，中国喷气客机研制与空中客车几乎同时起步，经济舱179座、商载航程8300公里的干线飞机"运十"，仅比空客A－300晚两年起步，1980年首飞上天，七次飞到拉萨，获得了技术上的重大成功，但最终却因3000万人民币总装费用的断奶而于1985年中途夭折，独立的天空梦想让位于中国民机工业"三步走"的计划。而"三步走计划" 到一九九八年完全落空，干线飞机腾空的大门从此对中国紧闭。后人绝对难以理解当时的利益对峙，而对峙的一面就是爱国研究者破釜沉舟的自力更生精神。
运十项目上的断奶，断送的不仅仅是一架飞机，而是中国航空工业20多年的腾飞机会。空客在运十夭折后的20年里持续投入约250亿美元，成长为可与波音抗衡的世界民机巨头，而中国在运十夭折之后的20年里，却用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的美元购买着波音、空客的飞机，中国曾经拥有的民机工业的重要基础只能沦落为世界民机工业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车间。
21世纪初，中国启动ARJ21项目，这是被迫从世界航空业的"支线"跑道起飞的低等选择，起点似乎又回到30多年前。但几乎可以肯定，这也是中国航空工业最后一次腾飞的机会。
2、最近，有许多人谈论这件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运十为什么下马。有不少人把沈图说成是运十下马的第一罪人，这实在是抬举了此人。沈图在运十的上与下上是起不到绝对作用的，试想，现在的一个部级干部能决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上马与下马？确切地说运十是政治的牺牲品。运十的主要工作是在1977年前完成的，设计和制造都在上海，当时的"四人帮"很重视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八十年代初，中国实际上的一号人物，因政治上的恩恩怨怨导至他对此项工程的冷淡，最后决定下马。一号人物让我们失去了许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中国在世界上的科技实力排名已远不如七十年代，这便是最好的例证。
3、八十年代初期，在否定过去的狂潮中，在封锁时期喊出的"自力更生"的口号，被有的人说成是"闭关自守"。这些人光顾了否定、咒骂自己光辉的过去了，光顾了跟从着外国人爬行了，光顾了奴性发作了，却忘记了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狼允许羊吃草，是要羊付出代价的。我们与本来就心怀鬼胎的美国麦道合作了十几年，到头来只能给人家造造尾翼、舱门和自己吹吹牛皮。我们的"运十"下马以后，美国人喜不自禁的说："运十不下马，我们的波音卖给谁去"。
某些人相信洋人胜于相信自己，与麦道"合作"的失败并未打醒我们，拿老人们取笑孩子的话叫"记吃不记打"，又去与欧洲人签订了合作生产100座客机的合同，结果又被人耍了一个大头。说到家，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坚持毛泽东的自力更生为主、引进外国先进技术为辅的方针。
 

文章8：深圳的秘密——纪念巴黎公社139周年

作者：火凤燎原

 
当飞机掠过这个城市的上空时，窗外瞬间耀眼一片。我立刻想起了NASA的那幅全球夜景图，那里有中国霓虹闪亮的沿海与黑暗沉寂的内陆。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访友之行，竟会为我揭开这个城市华丽面纱下深埋着的泣血沉重的根基。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随朋友来到了这群HN工人中间。如果没有了解过尘肺病的可怕、如果没有见过他们迈上楼梯几步一歇的痛苦模样，光看他们因劳动而尚显健壮的身躯，我绝对不可能想到他们是一群行将就死的人！
我从中部来。我已经熟悉了家乡地图上那些详细的街道、繁多的工厂，虽然它们其中有许多已经破败停产，虽然它们昔日的主人曾经或正在走上街头——深圳这座城市，叫我头一个不适应的就是阅读它的地图：那上面有名目繁多的花园、嘉园、乐园，有数不清的广场、宾馆、酒店，但是当我把目光投向那些工业区、那些真正地在创造着这个城市的繁华的地方时，我却惊讶地发现，许多地方连道路都是不完整的！我诧异地指给我的那位朋友，他告诉我：这，就是这座城市的秘密。
 
 
“那时候，找到这个工作是很高兴的”
人均不过一亩左右的土地，种田再不能改善家里的生活，90年代，这群工人因想改变家中的困苦环境，从HN来到深圳，从农村来到沐浴开放春风的那个圈里。工人李zs今年只有36岁，但他来深圳干风钻已有十多年。97年刚过完春节，他就跟着村里的熟人来深圳打工。“都听说这里是特区、开发区啊，说这里很好，挣的钱又多。”38岁的刘r回忆说：“九几年的时候家里很穷，有4个子女，一个姐姐、一对弟弟妹妹，我家超支，所以我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没钱读书。来了深圳，一心就想挣钱”，“我93年结的婚，老爸身体不太好，得过糖尿病，老爸老妈都没有种田了，做不了什么事，就给我们照顾孩子。我们也不希望他们再做什么了。”
谈到曾经的收入，李zs说：“那时候，找到这个工作是很高兴的，能拿2、3千一个月，比种田多很多了。”“那时每年能带回家7、8千块钱，那可是一大笔钱啊。”尘肺二期的刘r说。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
 
 
“不用换啦！用胶水胶了就好了！”
工人们都说打风钻的活不难学，跟着先出来的下井打两天就会了。虽然说是危险工种所以工资高，但谁也不知道需要采取防护措施。李zs说，“那时候连给的口罩都很小，老板买的，紧得很，用十多个班才给换。平时我们说要换，他就说没有。这种口罩是橡胶的，边上一圈海绵会掉下来，我们要他换，他还会说‘不用换啦！用胶水胶了就好了！’”这种有橡胶、又有海绵的口罩已经算是最佳待遇，更多的工人使用的就是最普通的那种白色口罩，半个月一换、三十天一换——他们中的很多人“享用”了许多年。过去这种好一点的口罩一个4、5块钱，差一些的只要3块，但是老板都舍不得！直到07年才开始 “好一点”，“老板会买得多一些，一买一大箱，可以3个班换一个了”。这种“好一点”何其讽刺！因为根本就是一天换一个都是太少了的！工人说井下的粉尘特别大，在上面的人根本看不到下面的人。上来以后满脸是灰尘，全身是泥巴，眼睛上鼻孔里都是白色的尘土——有口罩其实和没有一样，一呼吸灰就进去了。上井的工人根本辨不出谁是谁，回忆起小学的课本，我忽然心中一凛：把人变成鬼的日子又回来了。
一般打一个井要半到一个小时，打完一个马上就去下一个，早上从7点干到11点半，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又要继续，只要不下雨，他们就一刻不停，从一个工地到下一个工地……双休日、节假日，在这个王国里除了老板一声令下别的什么也不存在。
“你情我愿”在这里不过是那些没有心肝的人薄凉的借口。工人们是承认当年的工资很高，可以拿到其他工种的一倍以上，即使“一般腊月二十几才回家”、但“到家里面带回这几千块钱还是很高兴的，有时可以拿回去1万多块”。只是他们心里都清楚：“老板吃我们吃得太厉害了，他自己心里有个底：他承包了多少钱、给我们多少他好拿得多。（拿这些钱）开支、生活费都我们自己出。”“工资不像工厂里按月结算，也没有确定的额度，都是老板说给多少就给多少，他想吞多少就吞多少。那时候给我们做这个拿25块钱一方，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还是25块钱一方，有的老板会给你30一方，但是物价涨了多少了？”“有时候老板会来工地看，他是来看爆破进行得怎么样——不是来看我们，建筑商是不会来管这些的。政府一般不会来管，管也只是来查看工地上的炸药晚上退回去没有，根本不会管工人。”
我不由想起我的姨妈，她当年从事的也是有毒有害的工种，上了年纪的她仍然身体健康。她说过他们那个国营单位规定特殊工种的工人拿退休金工龄一年按照一年半来算，不要说严谨的防护措施，一些工种甚至要求在岗几年之后就强制给工人更换岗位！我姨父的那个工厂一直都是政策性亏损的，因为工厂的建设本来就是为了支持中国落后的农业、提供低价的农机设备！“政治挂帅”就是要强调这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要人服从于利润和其他物质的刺激。当然，在改制的浪潮中，这些工厂纷纷都被摧毁了。我想，要是让他们看见今天新工人的工作生活状况，他们更要情何以堪呢！？朋友苦笑着对我说，他从来到深圳工作的那一刻起就明白了，因为他看见公司的账务上对应职员的工资福利那栏分明写着：人力成本。
“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你这个病还不符合住院条件”
他们中有不少人，上二层楼都要喘气许久，可是深圳市职业病医院给的检查说明却是：一年以后复查。有些工人去了其他医院，更多的则说：“别的地方也没联系，因为他们也没有说病，职业病医院现在都不给你认定了。”8月20日，工人徐zz在深圳市职业病防治医院去世。在不到半个月之前，这个医院的专业的权威的神圣的副主任医生向他宣布：“你这个病还不符合住院条件！”然后还没到三天，他就病危了。工友们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折腾了一个小时后，医生束手无策让转送第二人民医院。在那里，他的喉咙立刻被打孔进行插管治疗，因为他的肺已经坚硬如石、再不能呼吸了！
拿起床头的药盒，我看到上面写着“清肺胶囊II”，这个药要30来块钱一盒，能减缓剧烈的咳嗽而并不能治病，就是这样他们也只有到呼吸困难了才吃2片，这样一盒可以吃上两个多月。工人们说这个药还没上市，是老乡从北京邮寄弄来的。“别的还能吃什么？就是那些确诊的人，医院也没给开药。”握着一瓶小小的“清肺胶囊II”，我的心中充满了痛苦，还没有上市的邮寄的药！经常有机会上网、看报的我们分明知道，这种药不是还没有推行的试验品、就是假冒伪劣欺骗钱财的……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人文关怀”
工人们不是没有抗争过。7月底，遭受到欺骗的他们去了一次市政府门前静坐。那天上午是烈日、下午是大雨，这是一群肺部严重有病的工人呵！那天的抗争，使得之前政府含情脉脉许诺的3万块钱的“人文关怀”变成了7万、10万、13万。但是这些钱，且不论被逃避的无可推卸的责任，这些钱，对于身染重病的工人们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发病了打一针要130-170多元不等，住院至少十天半个月下来就要花上好几千元，“发个烧马上就得打针、吃药，133块钱一针，不治的话就要发高烧了，到最严重的时候，真是山穷水尽了。所以林cw（爆破公司老板）他们是考虑的，他要认你一个就要认一堆啊，他肯定不会拿这个钱！”全心全意为资本家服务，这“人文关怀”说的实在太轻松、也太无耻了！
回想起8月10日前去参加深圳市政府组织的劳动关系确认会，工人们义愤难平：“去找他们，屋子里每次只让我们进5个人，他们一个老板一个劳动保障局的，把过程都录下来。进去以后，他就问我们，帮他做过哪个、什么时间做的，我们回答他，他们都不承认。”“老板他就是不看你，要不他就笑，就是不承认。出入证、出入卡都没用！我反问（追问）他，‘这个工地到底是不是你做的？’公证员就说‘啊，这个以后再说……’”“那个政法委的崔书记，他是读书人，我们是农民工，他那次说话我们一点也插不进去”“我们就跟他们对话不了了，没用了，他们本来就走这一个过程。”“他们给我们下一个圈套，办事处里都放了部队，外面马路的路边有两个豪华大巴、还有小车，里面都有武警，穿了警服拿着警棍。上次在市政府前面，也叫了9辆车，政府里面也有一车人。我们又不闹事，就是叫你解决问题……”“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只有跑到那边去找，你说不过他，也打不过他”……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它不过“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
 
 
“最痛苦的就是我们村11组，死去8个人了，还有13个，里面三期以上的有8个……”
城市里，工人们用血和汗建起了地王大厦，大梅沙，地铁一号线，海关大楼……
而他们的家乡，一个村的壮劳力死了将近一半……心里怀着这个惨痛的事实，我们跟随一部分工人回到了他们的家乡。HN省LY市导子乡……导子村、双喜村、洞中村、上古村……这里有如画的美景，这里加上风车和磨坊就是城市小资心目中的苏格兰农场！这里更有大把的土坯房，这里有的是老人、妇女、儿童，这里还有刷得粉白的两层排楼——村里人解释说，它们的名字就叫做“新农村”！
“如果知道会这样，谁会去干这个……”
“家里三兄弟（曹j、曹b、曹my）都得了这个病，叫父母怎么想啊……”
“他大弟弟（曹b）才37岁，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啊，看起来像一个老头子，三期了，脸都是黑黑的黄黄的，腿都瘦瘦的，人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啊？！他兄弟有三个小孩子，老婆回娘家了，那边还有老人……他最小的女儿才4岁。把这么老的老人家、这么小的小孩子都扔在家里，叫人怎么过啊？……”
“现在的医院根本都进不得，药很贵很贵的，但是不吃药又不行，还要叫他们多在家里面休养，但不干重活。家里又吃什么呢？低保一年只有480块，好像是乡长叫他们回家来凭病历本才可以办的……”
“双喜村是最惨的，死了很多人了。我们这里也很可怜的，住在前面的是曹cs（音）的家，他前几年就这个病死了，老婆一直带着小孩在外面流浪……”
“他（曹xw）女儿现在才7岁，下半年上一年级，现在放暑假住在小姨家，平时都是她姑姑照顾她，她没娘了，爸爸又这个样……”
“这个是曹xq的妈妈。他的父亲前几年死了，他最小的孩子只有5岁，大一点的8岁。他妈妈又有病，你看，说话都不能说清楚，她是脑溢血……曹xq是大儿子，今年去复查的时候已经三期了，才41岁……”
“平时家里种一点小菜拿去卖，也吃不上肉。几个小孩一年上学加开销至少1万块，家里没有钱，小孩只能自己走路上学，每天要走6里多地、1个多小时……”
“这五年之间他（徐zq）还是在干活，给老板捻炸药、看炸药。他不敢给老板知道，走不动了就停下来歇一歇……他就是想多挣一点钱，家里有这么多孩子。怕老板不要他，他每次发病了就和老板说是感冒、发烧，问老板要一点钱去医院看看。去年10月病发得很厉害，一查就是3+了，实在干不了了……”
“90年，我丈夫39岁就走了，那时我才38岁，三个孩子才16、12、8（女儿）岁。我后来再没嫁过人，一直在家里干活，把三个孩子养大。大儿子（徐sz）2000年干不了活了，他17岁就跟着徐zh、徐lg去深圳打工，大概98年二儿子（徐sm）也去了……今年阴历五月初一两个儿子一起去深圳的医院住院，从最开始到现在看病一共花了好几万块。我的小女儿16岁就出去打工，那么多年挣来的钱都给她哥哥治病……结婚时家里连被子也没给她一套，家里什么都没有……”
“我的命好苦啊，不到一岁就没了父母。现在快六十了，就有一顿吃一顿吧。没有什么别的希望了，一天到晚干活，也不能吃好的。家里很少有肉吃，只是吃点蔬菜。我是穷苦人出身，没有好吃的，我就不吃，没有好穿的，那我就不穿。苦了这一辈子……现在儿子身体还不好叫我怎么办……”
“老公（徐yl）快死的时候，还是要去医院，好一点点了，还是马上回来，他舍不得小孩子。04年他走的时候，留下三个姑娘，一个2岁，一个3岁，一个9岁。我真的都不想活了，还有三个小孩怎么办？太难过了我朝他喊‘你把女儿都带走吧，留下来也养不活！’……他去了以后，连棺材都买不起，新衣服也没得穿，是他侄子买的棺材……本来三十几岁人，正当家了，几个小孩一起过幸福的日子，像这村里没打风钻的人一样……”
“我看见拣破烂的人，都活下去，也就一点点把小孩拉扯大。这几年我一直靠在深圳打工挣一点钱。第一年我出去的时候…肯定会舍不得小孩子，但是车费有又那么贵，到了过年，平时一百不到的车费连三、四百都敢要！小孩也给我打电话，说‘妈妈，你回来吧…’，我听了只能哭，我已经连着四五个年头没在家里过年了，要是我丈夫在，我肯定都会回来的……”
“老大14岁，读了初中，以后就不读了，家里没钱让她再读下去。我只有让她在家里带小孩——出去打工，哪里会要这么小的小孩。她很想读，老师也打了几次电话，可家里哪里有钱？她说长大了把钱还给我，她不想一下，现在生活都过不下去了，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她不知道我的苦……”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女儿才14岁，她说，‘我不读了，我要去打工，给爸爸（徐rn）看病！’这样她就跟人出去了……她现在在深圳电子厂打工，省下钱都给她爸治病。那个厂的工资不高，900块保底，然后再加班。她两个月往家里寄一次钱，自己每个月只花3、4百块。老师到家里来过5次要她去读书，我们家都没有电话，后来借了给她打，问她，‘你老师叫你去读书，你还读不读？’，她在那里哭了，最后说‘我不读’……”
“我担心爸爸（曹dg），我读高中也读不起。我知道出去打工很苦，但我吃得起这个苦。我也不知道出去什么地方可以打工，但我想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
……
“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尾声
当我再回到深圳的时候，这个中心绚烂无比的城市在我心目中已经满目疮痍。我脑海里时时回响着已经死去的工人徐yl的妻子在她落满灰尘的家中对我说的话：“这就是我家里的房子，地上长满了草，灰那么厚，门几年都打不开了……我回来也不敢住在这里。……虽然说我们赚了一点钱，但那些人可发了。你知道吗，深圳那时候还像我们这边一样，草长得这么高，都是他们去盖出来的房子。”
 
 
这就是这座城市的全部秘密。被颠倒的世界必然要被颠倒回来。

文章9：广东为何屡下臭棋？--简评广东模式的七步臭棋

任凭（民声网 www.mshw.org）

http://www.mshw.org/review/national/2011-07-27/3702.html

最近，读到瞭望东方周刊《汪洋：被误读的“蛋糕论” 》一文，

文章开头说：

【“汪洋下了一着臭棋。”

7月中旬，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一次讲话，使得网络舆论骤然升温。

这次讲话发生在7月11日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上。全会的分组讨论中，汪洋说：“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

“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重点”，这句话随即成为最火热的网络标题之一，引来不少网友拍砖。】

看来，“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重点”这句话让广东官员在全国人民面前大失民心，7月25日瞭望东方周刊的这篇报道就是来替广东挽回民心的。

据统计，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等广大劳动者支持重庆模式，即便是在偏右的凤凰网，绝大部分网民也支持重庆。网民阿飞观察：“汪洋书记的言论又一次成为了网络上头号热点，一篇《经济建设中心没变 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被各论坛网站所转载，在凤凰网，新浪网，网易，搜狐网，中华网的的回复中，充满了对汪洋书记此言论的指责，甚至痛骂。以凤凰网回帖为例，笔者略微算了一下，指责和痛骂汪洋书记的占了95%以上，而支持和肯定汪洋书记此言论的，实在太过少数。”

瞭望东方周刊《汪洋：被误读的“蛋糕论”》一文本意是为了给广东挽回面子，广东的智囊团们，如肖滨等自由主义学者，这次又冲到前台替广东辩护，但是该篇文章完全无的放矢、滑稽可笑，反而进一步暴露了所谓广东模式的真相，引来的只是更多的嘲笑。广东让瞭望东方周刊炮制的这篇文章，也是一招臭棋。

一、自由主义学者大都支持广东模式

文中，肖滨等精英极力为广东辩护：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肖滨说：“因为说话总有一定的语境，如果把这个语境抽开的话，就不能全面把握。”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微博）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中国有一股思潮，认为中国的改革过头了，如果第一要务不是分配好蛋糕的话，社会就到了难以发展的地步。我认为，汪洋主要是针对这个思想而来的。”

肖滨持相似观点：“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蛋糕确实做大了，这时就会有一种声音：蛋糕不是做大了嘛，我们现在就应该把更多的重点与精力用在分蛋糕上。”

汪玉凯说：“我不认为汪洋的观点不重要，他的意向是我们不要因为过度注重分配蛋糕这个第二要务而影响发展这个第一要务，而不是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重要。”】

从肖滨近几年发表的重要论文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学者（一般情况，自由主义学者都是铁杆的反共学者，只不过有的人更加狡猾、更加注重策略而已），这样的人能成为广东的高参和智囊团人物，值得广东反思，更值得全国人民警惕：

看看肖滨发表的重要论文：

比如：“为自由主义传统定位”，《开放时代》（广州)，1997.07。 （在此文中，肖滨以自由主义自居，全面继承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传统，反对马列传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还有一些，是鼓吹中国整体上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实行西方的政治制度：

“政体理论如何支撑立宪选择？——基于麦迪迅与亚里士多德的虚拟对话”，《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4。 　　
“从联邦化的双向进路与两面运作看联邦制”，《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4。 　　
“立宪设计中的价值整合与复合共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 　　
“立宪选择中的理性解释”，《中山大学学报》，2003.04。 　
“让公民直面“res publica ——当代共和主义塑造积极公民的战略性选择”，《南京大学学报》，2006.06

 当然，除了肖滨之外，秋风、杨恒均、马立诚等学者支持广东模式。众所周知，这批人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信奉哈耶克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念的极右翼学者、汉奸学者。

二、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经济比较

重庆鲜明地提出“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重庆放弃了那种认为效率与公平对立、追求效率必须牺牲公平的陈腐观念。在中国社会已经贫富两极分化的背景下，更加注重穷人、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等普通劳动者的民主权利和经济利益。

【重庆薄熙来：有人认为，你总要先把经济搞上去，挣了钱才能改善民生吧！“蛋糕”做大了才能分“蛋糕”，这看似有理，其实行不通。因为“蛋糕”分得不公平，做 “蛋糕”的人就没有积极性，这“蛋糕”就总也做不大（2010年10月，薄熙来在在重庆三届八次全委会上的讲话）。】

【薄熙来说，我们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马上有人讲，这当然好，但急不得，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沉住气，慢慢来，要等到经济实力做大才能解决，现在还不是时候。总之，好是好，但先别办。还有人讲，抓“共同富裕”会影响效率，贫富差就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你共富了，就没动力了。还有人讲，低工资正是咱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能丢，否则会造成资本外流。甚至有人批判：你这是走“回头路”，是要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薄熙来说，尽管聪明人很多，帽子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等到问题多了，再想改，也改不动了！即使下大决心，那时要付出的成本也会大得多！现在解决“三个差距”为时不晚，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而广东仍然认为，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的，经济建设、经济发展、经济效率比社会公平、分配合理更重要。

【广东汪洋：现在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尤其强调要注重民生问题，但是要做大蛋糕我们仍然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这点是有针对性的。这不是新话，但是在这个时候强调它就有新意（2011年7月，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上的讲话）。
广东省长黄华华认为当前一些提出是不是要以“公平”为中心的舆论不合时宜，还是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

而肖滨等自由主义学者、广东的高参和智囊们对汪洋此言论的解读是：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蛋糕确实做大了，这时就会有一种声音：蛋糕不是做大了嘛，我们现在就应该把更多的重点与精力用在分蛋糕上。汪洋的意向是我们不要因为过度注重分配蛋糕这个第二要务而影响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重庆的效率公平辩证统一论，并不是说只分蛋糕，不做蛋糕。重庆从来都是说，当前重视公平会更大地促进效率。比如社会主义解决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会更大提升生产力。广东高参们出来辩护，说汪洋针对的是那种只重视公平不重视效率、只重视分蛋糕不重视做蛋糕的声音，完全是无的放矢，这是为了文过饰非而不择手段。

广东官员们应该去看看，重庆把多少多少精力用在民生、反腐扫黑？你们又做了多少？单是在保障房、民生房建设上，广东已经被重庆远远落在后面。

广东显然对民生、对反腐打黑重视不够，在限制资本家剥削和缩减两极分化方面无所作为，反而更加变本加厉。

所以，汪洋的蛋糕论并没有被误读，他确实认为效率和公平是对立的，效率比公平更重要，即便是当前中国已经两极分化了。

广东之所以有这种认识，显然是因为他们更重视资本、资本家的利益。因为要大搞民生，消除两极分化，必然或早或晚地影响资本的利益。比如，重庆政府把大部分土地和土地收益都用来搞保障房、搞民生工程，房地产商等资本家们如何发财？

广东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含义就是效率比公平重要、发展比分配重要。广东为何认为效率和公平是分裂的而效率比公平重要？归根结底，广东的发展和重庆的发展不一样的：广东的发展主要依靠资本、资本家，尤其是外国资本家，所以在广东看来，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的，要资本的效率，就必须加强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

重庆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重庆认为，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是说效率就比公平重要。没有公平，社会两极分化，内需不足，经济发展就会停滞。最基本地问题，如果社会两极分化，连社会稳定都难以保持，何谈效率？重庆之所以认为效率和公平是统一的，因为重庆发展主要是依靠人民、依靠劳动者，即便是需要引进外资，同时也大力保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的利益，这和广东截然相反。所以在重庆看来，效率和公平是统一的，劳动者收入提高，消费扩大，劳动积极性提高，就会提高效率。劳动者收入低下，消费不足，内需不足，必然走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一个讨论的前提是，当前中国社会已经全面的两极分化了，而且广东的两极分化程度比重庆更加严重。因此，重庆认为两极分化内需不足，会影响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当前分好蛋糕、搞好社会公平，会进一步促进做大蛋糕，促进效率。而广东却机械地认为，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都是效率高于公平，做蛋糕比分蛋糕重要，即便是社会已经两极分化了，仍然如此。重庆和广东的认识究竟谁对谁错，自有公论。

广东为何如此率下臭棋对抗民意？是因为他们的立场站在了资本家阶级和暴富群体身上，阶级本性使然。

三、广东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政治比较

在政治层面，重庆恢复共产党的群众路线，重庆在全市机关干部中组织开展“三进三同”、“结穷亲”和“大下访”三项活动，按照中央部署唱红打黑，扫除腐败，让共产党重新获得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使共产党重新代表群众利益。

【薄熙来说，三个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人心涣散，侵蚀党的执政基础。小平同志曾严肃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党的执政基础是工农大众。90年来，广大群众之所以愿意跟党走，就是因为我们党一直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而为民“谋利益”是实的，不是虚的，首先就要在分配问题上倾向于人民大众，实实在在为人民大众着想，要注重劳动的价值。如果任由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人们自然会怀疑党的政策，随之人心涣散。存在决定意识，分配决定生存条件。这些年一些国家的群体性事件、以至动乱，背后的原因不少是贫富差距过大，值得我们反思。】

在政治层面，广东对党中央、公安部、中央政法委、中宣部提出的唱红打黑任务阳奉阴违，至今仍有大批黑社会、黑心资本家、黑官僚勾结起来在广东欺压人民。 在广东的打工者，继续在忍受国内外资本家阶级的残酷剥削。党中央多次提出广东应该善待打工者，但是广东一直阳奉阴违，继续坚定地站在资本家一边。

最近曾经广泛流传的两个新闻报道很说明问题，一个是广东省特警训练如何应对讨薪工人的，经过训练，武器装备先进的特警们身手不凡，一旦发生讨薪聚众闹事事件，特警们可以轻松拿下。另一个是来自重庆，同样是特警，却是为民工讨薪而出警的。广东特警的针对的对象是讨薪民工，而重庆特警针对的对象则黑心资本家。　　
 

相反地，广东多年来一直在大力提出、炒作、推进西方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广东和深圳等地的执政者看来，资本家没有剥削工人，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公民一员。在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大搞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改革，学习西方的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其本质就是要让新生的暴富阶层、新生的资本家和国外的资本家们更多地参与政治决策和社会管理，分享政治权力。

据中共广东省委发言人称：2011年7月14日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决定：　　

【政府购买服务，权力让步，逐步分解和转移到社会组织中去。有两个问题，一方面我们长期按照万能政府的格局，政府无所不包、无所不管，没有很好地扶持和支持社会组织。另外是社会组织还有个发展的过程，放低登记门槛，鼓励社会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监督，自己成长，政府给予扶持。通过工、青、妇发挥应有的作用，鼓励大量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突出的亮点和特点：全省对社会组织的要求，到十二五末，达到每万人有5个社会组织。要达到这么个水平，社会工作者要达到常住人口的10%，广东就得有上千万人。给他们提供广阔平台和空间，在法律、法规方面提供安全、规范、充分发挥作用。出台7个配套政策，对社会组织要有个宽松的管理方式。】　　

【《决定》里没有给出具体的内容，但有了基本的方向：第一，把政府目前能下方的权力都下放；第二，从过去的万能政府变成有限政府；第三是政府关键是做好服务，提供好对管理者的管理，不是直接管经济社会中的具体事务，而是通过社会组织实现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第四是通过让渡，政府把一些权力通过让渡到社会组织中，让它们按照一定的规定发挥作用；第五是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去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第六是政府培训社会义工和志愿人员来发挥他们的作用。鼓励大专院校和相关专业的招生。】

广东的思路是：政府要建成小政府，不干预市场经济，也不干预社会。要知道，共产党领导经济文化社会建设，主要靠政府。在广东官员们看来，似乎党组织和政府不能代表人民，不能为人民服务。广东的现实确实也是这样的，广东的很多党组织和政府在更多地为资本家、黑社会服务。原来，重庆也有这个倾向，只不过薄熙来到任后，力图重新恢复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传统。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广东认为共产党都不能为人民服务，那么人民大众依靠什么组织维护自己的利益？广东政府希望通过社会组织实现社会管理、社会自治，把一些权力通过让渡到社会组织当中。

说到底，社会组织存在和运作，比如西方的众多NGO，都是需要大量金钱支持的，比如美国的劳联产联工会，就已经是资本家阶级的走狗，是工贼。美国的众多NGO组织，包括派到广东的NGO们，很多都是中情局的御用工具，真正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反对美帝、反对资本剥削的NGO，几乎没有。

广东认为，万能政府不好，要搞小政府、有限政府，问题是，当前广东政府应该承担的职责和应该发挥的职能究竟履行了没有呢？比如保障民生，保障人民的基本的住房、医疗、教育权利，再比如打黑、扶贫等等，再比如，杜绝对农民工的残酷剥削压迫，在很多方面广东不是做得太多了，而是做得太少了。

众所周知，政府权力干预影响市场经济，存在两种情况：

第一，政府权力为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等劳动者服务，比如建立工人当家做主的国有企业，彻底消灭资本家的剥削，再比如征收资本家的高额税收，建立福利国家，限制资本家的剥削，再比如设定严格的法律，限制资本家阶级对土地、煤矿等资源的投机炒作牟利行为等等。

第二，政府权力被资本家阶级俘获并为资本家阶级服务，比如贱卖国企给资本家；放纵资本家囤积居奇和金融投机，炒作土地、房地产和粮食、煤炭；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放纵资本家进入牟利；放纵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减少对资本家阶级的税收加大对工人的税收，削减福利等等，在资本势力猖狂的美国，许多大资本家直接当总统当副总统，并利用政治权力大肆牟利，比如布什、切尼等人。
 

其实广东这么多年搞缩小政府权力的改革，其实缩小的都是第一种权力，第二种权力在广东那里，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比如近几年在深圳，众所周知，富士康的老板打个电话，深圳的一哥（一把手）就得屁颠屁颠地赶到富士康去服务办事，正是在政府的竭力保护下，富士康等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再比如每到工人组织起来罢工和讨薪的时候，广东就出动特警镇压工人，保护资本家。多年以来，依靠外来民工的血汗，广东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广东政府靠出卖土地也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广东从来没有将这些财富用在外来民工身上，反而一心一意优待优惠资本家们。我们发现，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逐步深入，广东这种保护资本家的权力越来越大了，还美其名曰政府不干预经济，说明白了就是在经济层面让那些大资本掌控一切，并用政府权力为资本家、为资本主义改革保驾护航，这是广东这么多年以来下的最大的一步臭棋。

多年以来，广东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政府不干预经济，结果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没有得到控制抑制，民生问题解决的不好，整个社会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广东的经济，第一是依靠剥削廉价劳动力，第二是依靠房地产。广东在自主创新、搞核心技术方面已经远远落在很多地区后面，这就是放弃政府干预和政府指导的后果，要知道，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的高新技术，政府都发挥了重大主导作用。广东搞经济之前不注重核心技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发展方式转变后，广东也装模作样地要搞核心技术，但是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国内外的资本家头上，国外的资本当然不会给你核心技术，而国内的那些资本家们，他们当然更乐意剥削工人和炒作房地产来赚钱，这是广东下的第二大臭棋。现在倒好，广东不仅不反思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的失误，反而要按照新自由主义那一套搞社会管理，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让国内外的资本家黑社会们掌控一切。这只能是更大一步臭棋。

广东思路是，要进一步弱化党组织、弱化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和干预，大力发展社会组织。要知道，当前，广东主要的社会财富已经被一小撮国内外的资本家控制。只有学习重庆模式，让共产党恢复人民性阶级性，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干预经济，减少资本家们对财富的攫取，加大对暴富阶层的税收，提高劳动者收入，才能缓解两极分化。广东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把党组织的功能、政府的功能下放到社会组织当中。如果继续搞私有化和市场化，搞小政府，那么党和政府自身必然没有充足的力量来扶持社会组织。那么这些社会组织，必然像西方的工会、NGO、基金会们一样，成为国内外资本家的御用工具。再加上，西方中情局等机构已经有了一整套搞NGO的经验和模式，广东搞社会管理改革不利用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优势，反而来个大放权大撒手，最终只能把群众推向中情局操纵下的几万个NGO手中。

而且现实中，随着广东政改的推行，在类似肖滨那样的自由主义学者的鼓动下，西方的很多反华反共NGO组织已经活动合法化了，随着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决定的推行，更多的反华反共NGO在广东的合法化，大量的民众可能被西方NGO欺骗和误导，一场颜色革命将必不可免。

总之：

广东下的第一步臭棋，是放纵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每当劳资矛盾出现时，广东都鲜明地本质性地站在资本家一边，用政府权力为资本家的利益和资本主义改革保驾护航。再加上广东对提高工人最低工资一直不是很积极，结果导致工人收入极端低下，资本家阶级暴富，整个社会两极分化。

广东下的第二步臭棋，是在广东地区搞了一大批依靠剥削劳工和牺牲环境起家的血汗工厂，实际上对中国人民来说得不偿失。在广东模式下，中国的环境被严重污染，资源被大量消耗，劳动者被残酷剥削压迫，生产的产品却被廉价卖给西方国家，积累的外汇储备却一直在缩水。由于出口产业垄断集中程度低，企业分散弱小，相互间恶性竞争。世界发达国家各大产业都是垄断型的计划经济（由资本家阶级主导），由一家或者几家寡头垄断。无论是产业链低端的石油、铁矿石等资源能源类，还是芯片、大飞机等高端产业，都是如此。唯独广东模式下的出口产业是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干预主导程度不够，由一大堆分散的血汗工厂构成，他们之间相互恶性竞争，为了抢夺订单，相互压低产品价格，最终只能牺牲工人及环境。如果广东政府多年前能够高瞻远瞩，学习当年共产党搞两弹一星、搞大庆、搞大寨的经验，集中优势资源，淘汰落后企业，扶植先进企业，形成一批垄断性的巨型企业，搞自己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才能提高广东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但是受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广东一直没有这么做。这是广东下的第二大臭棋。

广东下的第三步臭棋，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搞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后，广东也假装搞核心技术，但是他们却把希望寄托在国内外资本家头上，结果国外资本继续剥削你占领你的市场和投资机会，就是不给你核心技术，国内的资本家却仍然热心于依靠剥削工人和炒作房地产、炒作煤炭、甚至炒作大蒜。

广东下的第四步臭棋，就是对中央提出的唱红打黑、反腐、保障民生等任务阴奉阳违，落实得十分不好，反而对优等生重庆不断地指指点点，冷嘲热讽，其旗下的南方报系为了反对重庆模式，公然站到黑社会、黑律师、及黑官僚如文强的一方。

广东下的第五步臭棋，就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理念进一步搞社会管理改革，试图把社会管理工作放手给西方、中情局操纵下的NGO们，主动为未来的颜色革命埋下定时炸弹。

广东下的第六步臭棋，就是在社会两极分化民怨纷纷的大背景下，重视公平、认为公平和效率辩证统一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了，而走共同富裕道路已经是众望所归、万民呼吁，党中央也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在这方面重庆已经冲在了前头，但广东不但不奋起直追机会，反而抱着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陈旧教条观念，出面批判重庆模式，继续坚持资本至上、资本家利益至上、“做蛋糕比分蛋糕重要，效率比公平重要”等陈腐理念。

广东下的第七步臭棋，就是当自己已经明显失误、失礼、失理，并且彻底丧失民心的时候，仍然试图顽抗到底，继续让自己的高参如肖滨、秋风、马立诚等自由主义反共学者、汉奸学者替自己声辩，同时不断地恶意攻击重庆，实在是愚蠢至极。

 在广东官员们看来，经济改革大获全胜，邓小平提出的“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出现资产阶级改革就走了邪路”的警示被放在一边。在他们看来，改革的主力军是个体户、民营企业家、“星期六工程师”、海归精英，其实工程师之类都是遮羞布而已，他们心目中的改革主力军说到底是那些暴富的大资本家阶层，而工人阶级只是陪衬。在他们看来，经济改革大获全胜，没有任何问题。在他们看来，两极分化不是问题、外资泛滥也不是问题，不但如此，在经济改革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新生资本家阶层联合国际垄断资本掠夺了大部分国有资产和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还要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其真实含义不是十分明显吗？不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管理改革，让资本控制权力，巩固国内外大资本家在经济改革中获得的非法利益吗？
 

广东此次显然大大地失了民心，现在要想挽回，就要学习重庆，学习重庆模式，恢复党组织和政府的人民性和阶级性，老老实实服从党中央、国务院、公安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的领导，唱红打黑，缩小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科学发展道路，提高工农大众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而不是整天和肖滨、秋风等反共学者勾结在一起，搞资本主义方向的政改，让资本家控制政治与社会权力，让中情局操纵的NGO们进入广东搞颜色革命。

文章10：广东：产业升级路在何方？
 
《凤凰周刊》2010年10月5日（第28期，总第377期）
文/特约撰稿员 岳健勇
 
 
 
广东模式走到尽头已成共识
      广东经济是典型的以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这一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维持了广东30年的经济繁荣。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因放松银根以及国内资源短缺导致进口需求急剧上升，原材料及中间品成本大幅增加；与此同时，近年来劳工权利意识的提高，以及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使广东等沿海地区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丧失殆尽。这些刚性成本压力加之人民币升值，遂造成中国制造业的严重危机。始于2007年下半年的制造业危机，首先爆发于广东，并很快波及推行类似发展模式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因此，中国的经济危机与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存在密切关联，全球金融危机并非引发中国制造业危机的直接原因，而是加剧了全球化中的中国制造业困境。以代工制造、贴牌生产为特征的广东模式，其实质是一种建立在缺乏技术创新能力、仅仅依靠低素质廉价劳工的成本优势维持出口竞争力基础上的无技术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之一。美国是广东最大的出口市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以及美国正在酝酿实施的旨在加强本国高端制造业竞争力、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战略性产业政策”，意味着无技术工业化的广东模式实际上已不可逆转地走到了尽头。
事实上，广东当局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意识到，所谓的广东模式没有出路，因而做出了诸多努力，如加强区域合作，鼓励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等等。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面对大批中小企业倒闭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衰退的威胁，广东当局并没有采取多少挽救措施，而是提出“腾笼换鸟”，试图通过危机淘汰落后产能，并通过“新一轮招商引资”，来实现产业升级。然而，这些措施并无显著成效，产业升级始终是困扰广东工业化的巨大难题。在过去的30年，广东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外向型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而今，此次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全球化的神话彻底破灭，依靠全球化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广东模式已难以为继。那么，通过外资实现产业升级，亦即通过更大程度的全球化来实现经济转型，是否可行呢？
 
依赖全球化的广东模式难以导致工业化
2009年，广东实现国内生产总值5,73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12%；出口3,589.6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30%。人民币升值使按汇率折算的出口依存度较前几年有所下降，2009年，中国出口依存度为24.4%，而广东的出口依存度则高达62.65%，是前者的2.5倍，由此可见广东经济对出口的严重依赖。对于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city-state）而言，出口依存度高是迫不得已的选择，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加坡的产业结构以及市场规模，决定了它只能实行高度依赖外部市场及外资的完全开放的政策。香港尽管已回归中国，但其历史形成的自由港地位，同样决定了它也只能实行城市国家的贸易政策（见下表）。问题是，对外依存度极高的城市国家必须在政治和军事上依附于一个大国，才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如冷战）赢得一定的发展空间；但这种政治上的依赖又会导致其国内政策受到大国的挟制，如2004年，新加坡为换取美国的安全承诺，被迫同意在资本账户管制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广东的地理-人口规模远超城市国家，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广东无法实行城市国家那种完全依赖外资和出口的政策。
 
表一：2009年新加坡和香港经济指标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
GDP（美元）
人均GDP
出口（美元）
出口依存度
新加坡
710.3
499
1,771亿
35,515
2,690亿
152%
香港
1,104.3
708.9
2,093亿
29,879
3,165亿
151%
 
全球化造就了广东模式，但全球化同样令广东模式难以为继。广东省曾在本世纪初表示，将率先于全国建成发达社会。发达社会的首要标志是人均国民收入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发达社会意味着经济的现代化，而经济现代化必须经由工业化的阶段，因此，广东要成为东亚四小龙那样的高收入经济体，就必须完成工业化。毫无疑问，工业化体现为本国产业的高度现代化，依赖外资维持经济增长的依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绝不等同于工业化。产业升级是实现工业化的必经之途，但是，通过外部整合（external integration），亦即通过对贸易和外资大规模开放的经济全球化方式实现工业化，在理论和经验上却没有充分的依据。这是因为，除了市场规模过小的城市国家外，所有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全部经历了长时期的产业保护，东亚四小龙中的韩国和台湾尤其如此，中国何以能够成为例外？！事实上，无技术工业化恰恰是导致广东产业升级困难重重的依附发展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讲，依靠外资实现产业升级根本谈不上是思想解放，而不过是对广东模式的强化，这将令广东经济难以摆脱依附、真正建成发达的工业化社会。
 
德国模式的启示：国家主导工业化
即便不考虑城市国家这样的极端个案，广东乃至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与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显然过高。就中国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而言，如此高的贸易依存度意味着较高的国际政治风险，因而，依靠大量制造出口低技术工业制成品维持增长的广东经济，其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工业化国家必然是高收入经济体，经济的增长主要来自国内消费需求的拉动。德国是发达国家中贸易依存度最高的，2009年，德国出口依存度高达45.7%，但是，德国产品很少遭遇反倾销，因为德国出口产品大多为难以替代的高技术工业产品，尤其以制作精良的工业设备著称；德国专利发明的数量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有500项工业技术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随着战后德国问题的解决，技术独特的德国工业品的大量出口，非但没有被其他工业化国家视作威胁，反而被看做是对世界经济和人类文明的贡献。
 
表二：2008年德国主要经济指标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万）
GDP（美元）
人均GDP
出口（美元）
出口依存度
德国
35.7万
8,200
32,800亿
40,000
14,980亿
45.7%
 
维基百科将德国的现代化概括为五个方面：高素质的劳动力、发达的基础设施、充裕的资本、政治清明（腐败程度低）、以及高水平创新。德国工业化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德国，无法通过殖民征服取得原始积累。德国没有采用英帝国推销的自由贸易政策，片面追求短期贸易利益，而是高度重视本国产业的成长。高效率的德国政府通过内部整合，即通过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普及国民教育、大量培养技术工人等措施，使德国迅速成为欧洲工业革命的中心。德国的企业家精神更是令世人赞叹。不仅如此，俾斯麦政府尽管对社会主义运动严厉镇压，但对社会运动的根源则有很深的了解。正是在其任上，德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国家，从而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避免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激烈政治动荡。另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美国对此羡慕不已，甚至派人到德国来观摩学习它的福利资本主义模式。
德国模式被历史学家形容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指的是国家对工业化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国家主导工业化（state-led industrialization）的发展模式被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政府所成功效仿，战后东亚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的快速工业化，同样依靠政府的大力推动，其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成功并非由于实行了所谓“比较优势战略”，而是利用冷战的有利条件，成功实施进口替代政策，从而实现本国产业自主振兴的结果。这典型地体现在：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在经济起飞阶段，本国产业在国家富有远见的产业指引下，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得到极大提高，在本国市场以及对外贸易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
 
广东困局肇始于“以市场换技术”，受制于国家产业振兴的不统一
中国于1992年正式放弃进口替代，而实行“以市场换技术”，其实质就是把工业化的希望寄托于外资对华技术转让。作为交换，中国开始大幅削减贸易壁垒，解除对外资的诸多限制，这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发端，也标志着中国以外部整合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在中国远未完成工业化，本国产业不具备全球竞争能力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表明中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型国家；中国发展战略所追求的首要目标是经济增长，而非技术赶超。有研究表明，由于外资对国内正规制造业的替代性竞争，中国工业化在整个1990年代徘徊不前。这从另一侧面证明了“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失败。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是来自工业化的推动，而是来自全球化，这与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的东亚发展型国家存在本质差别。
全球化表现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意味着只要遵循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原则，就可以实现出口的快速增加，从而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是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这一点已得到了充分证明。然而，投资自由化造成的替代效应则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进而造成中国经济对外资的依赖。事实上，外资企业在199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开始以中国市场为全球最理想的装配车间，向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场大规模出口。因而，外资以及外资自身的出口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对中国实行更大程度的经济自由化产生了强烈诱导，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动因。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制造业危机则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迄今已释放殆尽，中国已到了从根本上改变“低端之路”发展模式的关键时刻。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开放的许多思路实际上是来自地方当局因地制宜探索实践的总结和提升，而非高层的事先设计。其实用主义意义上的好处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其缺陷和不足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地方当局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易在涉及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发展战略问题上具有远见卓识；相反，却极易在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经济指标压力下，表现得更加急功近利和机会主义。地处开放前沿的广东，其官僚机构的素质和眼界，使其不具备成为地方发展型政府（local developmental-state）的条件。即便广东地方当局试图推动本地产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国内市场的统一，以及中央政府对本国产业统一实施产业振兴及必要的市场保护，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自主振兴努力也将付之东流。然而，就国家整体而言，要成为真正的发展型国家，则必须由中央政府直接制定并实施产业振兴方针，这一特点与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下，地方当局作为国家政策执行者的现状却是相矛盾的。
 
全球化对中国工业化的阻碍同样影响到广东
工业化的含义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本国产业的现代化，国内市场必须由本国产业、而非外资产业所主导，这可以通过本国产业在出口中所占比重所反映出的国际竞争力来加以衡量。黄亚生的研究显示，同样处于经济起飞阶段，韩国在1974-1978年，外资出口占比约为24.9%，在台湾，这一比例仅为20.4%，而广东的外资出口比重则高达62.4%，外资企业在高新技术出口中所占比重更高，达到75.01%，本土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严重不足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如此，除个别企业外，多数本土企业创新能力的低下，使其不具备利用技术优势“走出去”，进行全球运作的基本能力。广东模式出现危机，表现在对外资的过度依赖造成广东经济的结构性脆弱，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引起外资撤离或迁移他处，广东经济则难以支撑。
因此，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是摆脱依附、实现工业化的关键。问题是，广东、乃至整个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受到全球化的经济自由主义国际制度框架的严格束缚。加入全球化即意味着在中国市场建立全球公平竞争的平台（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使国内市场成为全球市场的一部分。中国入世后，即根据承诺，执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这三大协定恰恰是发达国家用来限制发展中国家获取技术，阻碍其实现赶超和工业化，以维持自身技术垄断优势的保障机制。
既然全球化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那么，如果依然寄希望于通过全球化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则是本末倒置，缘木求鱼。TRIMs协定明确禁止中国以批准外资在华投资为条件，向其提出外汇平衡、出口比例、当地化成分和技术转让要求。这说明，在投资自由化情况下，外资采用先进技术与东道国是否实际获得并掌握了这些技术完全是两回事。也就是说，通过新的招商引资，引入技术水平更高的外资企业，不过是为广东经济抹上了一层现代化的油彩，而与广东工业化的实质性进步没有丝毫关联；相反，却可能导致广东经济对外依附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这一思路其实是对工业化的极大伤害，理应成为思想解放所反思的对象。
困扰广东产业升级的关键症结在于，地方当局对于WTO对中国工业化造成的制度性障碍，认识并不清晰；而且，作为一个地方当局，广东并不具备推动全国范围内部整合（internal integration）的政治手段和能力，虽然内部整合是广东乃至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基本前提条件。即便广东当局寻求在其区域范围内，自我转变为以促进本土产业自主振兴为己任的地方发展型政府，在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全球体系的情况下，由此引起的有违中央政府世贸承诺的外交纠纷也绝非一个地方政府所能承担。
 
缺乏高素质产业工人是阻碍广东工业化的重要内因
造成广东无技术工业化困境的成因，并不单单来自全球化及中国政府自身的战略选择，也与广东省及东南沿海地区特定的劳工政策有着密切关联。目前，国内政策部门对有关问题的反思大多指向中国的一胎政策，或一些企业因技术工人短缺而导致升级困难等表层原因，其背后的指导思想其实还是一种全球化的发展思路。事实上，即便没有实施一胎政策，中国依靠低工资、低技术的粗放发展模式也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或不愿根本改变造成中国被锁定在国际分工底层的内外制度环境，而只是就事论事地根据局部地区或部分企业缺乏熟练技工，来讨论由此对中国产业升级构成的制约，那么，对中国转变发展方式同样于事无补。
缺乏高素质的产业工人是困扰广东工业化的一大问题，这个问题还将长期存在。缺乏高素质的劳动者与广东模式本身是直接相关的，广东的地缘经济特点导致其在开放初期能够率先于全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事实上，多数在粤投资的港台企业技术含量很低，内地土地的相对廉价对其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广东为发展出口加工业大量征用农村土地，造就了一批富裕的农民，这些农民却没有因此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产业工人，而是坐享其成，长期享有与土地以及房屋租赁等相关的收益。于是，外来民工便成为广东经济腾飞的重要生产要素。
然而，外来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大多为半技能或无技能的非技术型工人，这样的劳动力素质只能适应低技术的“血汗工厂”。无法户籍化的外来民工只能选择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地转换雇主。漂泊不定、无法定居，且缺乏培训，导致这些流动性很强的外来民工无法积累和提高劳动技能，成为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因而也无法适应现代化工厂对其职业技能的要求。技术先进的跨国公司选择在传统工业地区（如京津沪）落户并非偶然，很难设想空中客车这样对工艺要求极高的尖端技术企业会选择在广东投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与建立一流的大学，对于工业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没有庞大的训练有素的技术工人储备，广东今后的产业升级和工业化将受到严重制约。事实上，一个富有远见的发展战略在其制定之初就应预见到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对人力资源的特定要求。培育技术工人与大学教育一样，均属百年树人的事业，需要时间和耐心。就这一意义而言，在过去的30年，广东失去了整整一代人的宝贵时间。
窥一斑而知全豹，广东模式的困境也恰恰是中国发展困境的一个缩影。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的广东，无法仅仅靠自己的努力和思想解放来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无论是转向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还是发展现代国民教育，培养技术工人，实现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等等问题，均涉及消除腐败，克服两极分化，以及重新确立中央-地方关系等深层次的社会政治问题，这些需要国家进行有效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在内外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这显然远远超出了广东一省之力。但是，曾经创造出经济辉煌的广东能否痛定思痛，敢为天下先，再次引领全国风气，为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推动凝聚新的改革和发展共识，为广东、也为中国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崭新的途径？！人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