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唯一陆笙墨:如渊如尘如泪

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1973年10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三十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二百多篇文章，内中有三十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牍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1971年7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1973年9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在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9月4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9月15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9月27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辩》、《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1973年9月4日第一次公开亮相，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摧毁后，梁效也随即退出历史舞台。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还用过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十几个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声最大。

 　　与同时期的“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初澜”（文化部写作组）等其他写作组相比，梁效更具有政治影响力，其消息来源也更广，名气更大，网罗的知名学者更多。

　　197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筹备十大的工作会议。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驳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1]。 　　

十大后，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这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两校“大批判组”其实就是梁效，它名义上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大批判组”，实际是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意图，抽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有关人员，拼凑起来的御用写作班子。

　　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其实，批判组还有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笔名，但以“梁效”的使用频率最高、名声最大。

 　　1973年10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组”，1974年人员调整后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等为笔名。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摧毁后，梁效也随即退出历史舞台。

 　　写作组主要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另有4+4341部队一名军人任书记，清华、北大各一人任副书记。梁效分为写作组、研究组，而冯友兰等老教授在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他们先要由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此外，他们还要根据江青等钓鱼台楼主的授意，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

 　　为了政治需要，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发表的有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而且，这些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重要机关报刊中都居于显赫位置。也难怪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份《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送给毛泽东。毛看后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当时的北大老师被4+4341部队的领导找去的时候，心里都很高兴。这些材料写好后，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主导材料。[2] 　　梁效的代表作还有《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击右倾翻案风》、《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        事件剖析》、《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等。 　　1976年，毛泽东批判邓小平公开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写了一篇《再论孔丘其人》，矛头直指邓小平的意图极为明显，有人意犹未尽，问：“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周一良立即回称，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 　　该写作班子与“罗思鼎”（上海市委写作组）、“池恒”（《红旗》杂志写作组）、“初澜”（文化部写作组）相比，更具有政治影响力，其消息来源也更广，名气更大，网罗的知名学者更多。

 　　1976年10月，梁效也因被十一大政治报告点名，其成员受到范围不同、程度不一、长短各异的批判、审查，并被要求说清楚其与四人帮的关系。部分人员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

人员组成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梁效）由驻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另有4+4341部队一名军人委任书记，清华、北大各一人委任副书记。梁效分别为写作组、研究组，写作组负责具体写作，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主要负责对写作组的文章进行“把关”。他们先要由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此外，他们还要根据江青等人的授意，揣测他们的意图进行写作。

 　　该写作班子选拔的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文史哲专家，如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等。他们中间有四人曾被选为第四届人大代表，一人参加中共十大，两人列名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享受很高的政治待遇。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等曾任顾问。

所写文章
　　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梁效共撰写了219篇文章，发表的有181篇，其中三十多篇成为当时圈定的学习文件。由于文章包含着毛泽东及文革小组的“意见”，因此，文章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先后转载。而且，这些文章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历史研究》等重要机关报刊中都居于显赫位置，当时有“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说法。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主要文章有： 　　1973年9月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4年1月2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略论秦始皇的暴力》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4年1月2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4年2月1日，《红旗》本年第二期转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读柳宗元〈封建论〉》一文。本文先发表在1973年11月9日《北京日报》上。江青看后，深为欣赏，下令《红旗》转载； 　　1974年2月20日，梁效用不同的署名，在《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一期一口气发表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林彪再三挥舞“克己复礼”黑旗居心何在？》、《中庸之道和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以及《林彪鼓吹的“小国师大国”是叛徒卖国贼哲学》等文章共八篇以上，占了该期学报全部篇幅的一半左右，这是梁效的一次集中大亮相； 　　1974年4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孔丘其人》，先后在本年《红旗》第四期和《北京大学学报》第二期发表。据说此文是影射周恩来的。 　　1974年5月6日，柏青的《“学而优则仕”析》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 　　1974年5月17日，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4年6月1日，梁效的《论商鞅》，在《红旗》本年第六期发表； 　　1974年6月1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在《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同时发表； 　　1974年6月20日，施钧、金戈的《谈商鞅变法》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三期发表；同日，《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三期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吕后》； 　　1974年7月8日，柏青的《剥掉孔老二“博学多识”的画皮》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 　　1974年8月20日，柏青的《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四期发表，9月9日，《北京日报》又加以转载；同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兼论历史上儒法之间卖国与爱国两条路线的斗争》、《论三国时期的法家路线》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四期发表， 　　1974年9月8日，《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一文在《人民日报》一整版篇幅刊登，刊登时又作了许多修改；同日，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论贾谊》、《古代伟大的无神论者——西门豹》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四期发表，《有作为女政治家武则天》这篇文章的原题是《法家女皇武则天》，发表时临时改了标题； 　　1974年9月14日，梁效顾问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 　　1974年9月28日，柏青在《北京日报》发表《封建末世的历史画卷——读〈红楼梦〉》； 　　1974年10月1日，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在《红旗》本年第十期发表； 　　1974年12月20日，梁效的《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一点体会》、《论康熙维护国家统一和抗击沙俄侵略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历史研究》本年第一期发表； 　　同日，闻军的《论刘禹锡的政治诗》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六期上，1975年2月1日《红旗》本年第二期转载； 　　1975年2月4日，柏青的《论王莽复辟的历史教训》一文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5年2月25日，梁效的《评孔老二吹捧的子产——兼论春秋末期儒法斗争的阶级阵线》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一期； 　　1975年3月1日，梁效的《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一文在《红旗》本年第三期发表； 　　1975年3月15日，梁效的《剖析孔丘的‘仁’》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1975年4月20日，梁效、闻军的《论李商隐的〈无题〉诗》在本年第二期《历史研究》上发表； 　　1975年4月25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评林彪所谓的“仁政”》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二期发表； 　　同日，梁效的《革命的专政，还是儒家的 “仁政”——试论太平天国在政权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杜甫的再评论——批判杜甫研究中的尊儒思潮》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二期上发表； 　　1975年8月25日，柏青的《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反动的孔学》一文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四期发表； 　　1975年10月20日，梁效的《洋务运动与洋奴哲学》一文在本年第五期《历史研究》上发表； 　　1976年年2月13日，高路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小评论《孔丘之忧》； 　　1976年年2月15日，高路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小评论《“仁”的妙用》； 　　1976年2月2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再论孔丘其人》在《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一期同时发表； 　　1976年2月，梁效编写《苏联二三十年代教育大辩论材料》； 　　1976年3月1日，高路的《反修必须批孔》一文刊载于《红旗》本年第三期； 　　1976年3月6日，梁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克己复礼”再批判》一文； 　　1976年4月20日，梁效的《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路线》和高路的《“整顿”与“正名”》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二期发表； 　　1976年5月9日，高路的《尊孔反法的丑恶表演》在《北京日报》发表； 　　1976年6月25日，秦戈的《谣言的破产与邓小平的垮台》一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本年第三期上； 　　1976年7月1日，高路、常戈的《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一文发表在《红旗本年第七期》上； 　　1976年9月1日，梁效的《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与孔孟之道》一文在《红旗》本年第九期上发表； 　　1976年9月，梁效用工农兵名义编写的《坚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列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七年》小册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6年，九、十月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了《刘邦死后，吕后是如何按刘邦的既定方针办的》、《刘邦死后，他的既定方针是怎样传下去的》、《周勃是如何支持吕后的》等文章；

 　　1976年10月4日，梁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1976年10月7日，梁效的《〈论总纲〉和克己复礼》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成为梁效历史上的最后一份公开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