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一楼装饰偷工减料:周济：一个顶天立地有本事的人

周济：一个顶天立地有本事的人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海春

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要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著作，切实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能力，带头探索回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引导党员、干部把学习理论同研究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自从上个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周济教育部部长的职务，调任中国工程院党组副书记后，作为他很久以前的“身边工作人员”，我一直在关注着媒体，特别是网络上对他的种种议论，也有一些网民希望我写点东西。说实话，这个时候写此类话题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说他的好话，那叫“伸着脑袋接石头”；说他的坏话，那叫“良心被狗叼走了”。以我“天下事从来不急”的套路，近一个月过去了，多少风平浪静了，该写点什么。正好我在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文件,对中央委员和省部级领导干部需要具备的“三大思维”做研究，周济恰好也属于这个范围的人。不过，我不写2005年2月以后的事情，因为从那时起，我重新被领导动议回学校政策研究部门工作，按照“逐级是汇报，越级是告状”的行规，我再没有去北京见当时的“周部长”，只是在武汉，在周老师父亲母亲去世的葬礼上，见过他两次。本文写写我与周济老师的交往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我的启示。不主掌教育部，他已不再是我们的部长；我一个四级教授当不了院士，他也不是我的院长。因此，此文绝无阿谀奉承之意，也无与“捣周派”争论之意，特此赘言。

一、顶天立地，科学创新

2003年3月，周济成为教育部部长之后，北京的各大媒体照例采访了这位新部长。周济讲了许多观点，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今天的一代学生，是最幸运的一代新人，也是充满希望的一代新人。他们在学习期间恰逢我国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几年、十几年后，他们将投身于实现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将在他们的奋斗中实现。他寄希望于青少年一代，要成为“顶天立地有本事”的人。“顶天”，就是要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昂扬的激情，有坚定正确的方向；“立地”，就是能够求真务实、踏实苦干、团结合作，有艰苦朴素的作风；“有本事”，就是要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科学创新的方法。

我是最早听到他这个高论的人。1993年4月的一天，当时我在学校教育管理科工作，根据领导的指示，我主编一期“毕业生专刊”，写完“校长寄语”后，还想来个“教授寄语”。当时我采访的对象是另外一个老师，没想到走出行政楼，正好遇见了周济老师。我与周老师同属机械学院机械设计教研室，只是我很早就离开技术领域从事管理工作。不过，在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表彰优秀归国留学生时，受教研室老领导所托，我采访过周老师，并写了一篇关于他的典型材料，这篇文章还被《研究生与学位教育》杂志用过。见到周老师，我连忙说，您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周济说我能帮你什么忙。我说，能否写一个几百字的“教授寄语”。周济笑着说：“我太忙了，而且也说不出什么。”我说，就把您如何成为教授的人生真谛、箴言、警句之类的东西说几个，我帮您写可否？周济想了想，说了一句我绝对想不出的话。他说，如果说我还有所成就的话，那得益于我在大学毕业后到军垦农场，在农场大门口看到的一段毛主席语录，那是主席当年给抗大学员的题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还简要地说了他对这三段话的理解。不久，我就根据他的意思，写了不足千字的短文《方向?作风?方法——周济教授寄语毕业生》，并将这篇文章与当时的“校长寄语”同时放到了报纸的头版。

后来，这篇文章成为我与周济打交道十多年“敲门砖”，也是我受教益最多的十多年。可见,人刻意所为之事未必有结果，不经意的事情对人影响很大。随着我对他的了解，我对“做一个顶天立地有本事的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周济告诉我：“方向最重要”，一个没有方向感的人做什么都做不好，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管理；“吃苦是基础”，一个吃不起苦，吃不起亏的人就得不得别人的认可；“方法不可少”，人们一般瞧不起没有本事的人，要想过桥总得找船，总得造桥。的确，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三足鼎立”: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后来新疆8年历练；再后来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第一届留美生，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回国从一个讲师做到院士，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在他从教育部部长位置上“下台”之后，一位自称了解内幕的人，把周济贬得一钱不值，什么“文革”中的清华生，二流美国学校的博士生，没水平的院士，洋洋洒洒几千字，我看后只有苦笑。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人们完全有理由批评他的种种不是，只要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即可，但把他说成一无是处就不客观了。这使得我对什么是“小人”，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这种“小人”非常多，其共同的特点是：“损人不利己”。我写过校史，1966—1976年那段是我起草的，当时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文化大革命从来不是工人农民整知识分子，而是一些知识分子整另一些知识分子。” 不过，落井下石的小人是要遭报应的。

二、既要听话，也要出活

在周济老师做副校长兼学校科技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时，我是总公司办公室主任。一日，我陪他出差，在路上闲聊。他问我，你知不知道我们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不少人都发展得很好。周济是清华大学的本科，所以他对清华大学情有独钟，虽然他入学的第二年就搞文化大革命，也的确没有学到什么。但是一位大家曾经说过，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那些若干年后，人们将当时的东西遗忘后还能够留下的东西。我说我知道，这不是我恭维他，我做过十年的大学生发展指导中心的主任，况且这也是常识。周济接着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说知道一点但不全。他说，发展好的，基本上都是当年的学生干部，我们这些学生干部有一个标准口号：“听话，出活”，这是对毛主席“又红又专”指示的诠释。听话，就是要把领导交办的事情听进去；出活，就是要把领导交办的事情做好。周济接着说，一般而言，听话的，往往出不了活；出活的，却往往不听话。我对你的要求也是“听话、出活”，否则你就不要在我身边工作，你要做不到也可以提出来不在我身边工作。

我当时，还不是特别理解周济的这番话，直到他当上了教育部部长，在一次司局长会议上把“听话、出活”作为对下属的要求；直到他那些“听话、出活”的学长走到了更远。我逐渐领会了这句非常简单话语的深奥之处。历史不能假设，领导不能选择。喜欢听话的领导，不在乎你是否出活，你只要会拍马屁就可以了。喜欢出活的领导，不在乎你是否听话，你对他的态度无所谓。可只有“既能听话，又能出活”之辈，才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在这点上，清华大学的学生有着一种类似“蝙蝠”的特质。蝙蝠——哺乳纲，翼手目动物的通称，是具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它们会飞，但不是禽；它们哺乳，但还会飞。清华人还有一个本事，既能够在强于自己的领导者手下“听话、出活”，也能够在暂时不如自己的领导者手下“听话、出活”；既能够在顺境是如此，也能在逆境时如此。他们良好的心态和状态，得益于他们母校的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也得益于他们早年做学生干部的训练，所以当时的校长蒋南翔说过：“年轻时候做一点政治工作，终身受用无穷。”许多人对周济这次到中国工程院任职说三道四，其实你看一看曾经担任过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在11月4日到中国工程院视察时，知晓顶层政治格局的新华社记者的一张照片里，出现了周济的身影，还是那么乐呵呵的，就可以看出点门道了。

三、顺应大势，发挥优势

顺应大势，发挥优势，是周济与一般学者思维不同的地方。他是我见到的少数既有学术背景，又懂政治的人。他从政有两个特点:一不拉帮,二不整人。他靠的是仔细琢磨和拼命工作。2002年3月，他还是武汉市市长时，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的提问时，他说：“我觉得，做课题组组长，后来做校长，厅长，一直到做市长，确实内容不一样，范畴不一样，但是本质上还是相通的。当然，科技工作、科研同管理工作是不一样的。但是现代科技、大科技同管理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本质上是相通的。从工作方法上讲，我还是三条，我当校长的时候是这样做的，现在还是这样。第一条是出主意，定战略，研究政策和策略，这是第一位的；另一方面就是靠组织、用干部去执行、实施我们这些思路、想法；第三条是亲自抓一些重点，自己比较细致地做一些比较关键的工作，以点带面。”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周济热衷于搞战略规划在教育界，至少在高等学校是出了名的。1998年5月的一天，周济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谈到了他参加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感想。他说，任何一个学校走到今天都有自己发展的轨迹，作为学校领导，就是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要拿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规划。为此，办好一所大学，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办学目标，要有一整套符合学校实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措施。为此，要大兴学习之风，大兴实干之风。在他的倡导下，学校用了一个学期开展了教育思想大讨论，各院系和部处都拿了个五年规划，在此基础上，学校搞出了个《华中理工大学第三次大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并校之后，他还是认真抓战略规划的制定。就在他已经被免去校长职务调离学校的当天晚上，他把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找了去，认真从头到尾将学校的战略规划——《华中科技大学创建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战略规划(2001-2020年)》梳理了一遍。那年暑假，他还到学校的暑期工作会议上详细讲解了规划的制定，有人在下面说他不识时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当时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可是现在看来，他那种对自己的工作精益求精的态度，正是他不断从底层向上层走的基础。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但凡有点作为人士发展的三大要素：“个体视角：你是否将潜力充分发挥出来；群体视角：你是否有能力处理复杂事务；组织视角：你是否有资格分配社会资源。”这次《国家教育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还没有出台他就离职了，不能说不是遗憾，但这绝不会抹杀他作为这件事情最初推动者的历史地位。

2003年7月的一天，我正在西藏著名的风景点——纳木措闲逛，教育部某司的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叫我赶到北京接受一项任务。去了后才知道，教育部和科技部在下半年要召开一个“全国大学科技园工作会议”，我成为会议主报告的起草人。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周济始终告诉我们，要站在战略的高度看待问题，要始终致力于将高等教育融入到国家科技创新的体系中。周济说，依托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兴办大学科技园，是大学科技园有别于社会上其他科技园最突出的地方，建设好一流大学科技园，就要从建设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建设上思考。只有跳出大学科技园本身思考，把那些涉及大学科技园建设发展全局性、长远性、重大性的问题想明白，才能把工作做好。在报告的第二部，我们用了这样的主标题和分标题：“走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发展之路，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必须高举‘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旗帜”、“必须坚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必须坚定不移地走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协调发展之路”、“进一步加强学习，加强战略研究，从全局上把握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发展方向”。客观地说,在他首任的五年方针“巩固成果、深化改革、提高质量，持续发展”和“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提法，本身就是一个庞大和复杂的工程。常识告诉我们，权力从来就是“动机”和“资源”的函数。但资源总量是有限的，而对有限资源分配的倾向性和受益度又是人们评价领导者行为的主要依据，由此产生对领导者行为的满意和不满意。他没有做到完全让人民满意，这是事实，但要说他一无所为也是不公允的。

四、抢抓机遇，乘势而上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周济给人的感觉不是特别有灵气，但认识他的人对他的聪明和智慧都十分佩服。周济说过，低水平的单位做产品，高水平的单位出标准。他是一个知道自己所为之事可能带来什么结果的人，在大事上从来不糊涂。我在他面前第一次出现重大疏漏，就是在一次事关学校发展大局上的出错。1998年3月，刚刚当上教育部部长的陈至立同志，到我校出席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工作会议，大会结束之后，她对我校进行了视察，其间周校长对她讲述了我校“育人为本，三足鼎立”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方略。即以培养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为根本，教学、科研、产业化协调发展。育人为根本，教学是基础，科研上水平，产业出活力。陈部长对此非常感兴趣，承诺派两个记者来采访和总结我校的经验。一日，周校长给我打电话，让我接待两位记者，我谈完之后，就请宣传部的同志们陪他们到院系参观。没想到一周之后，周济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没有陪记者参观，并在我争辩解释时挂了电话。后来通过积极的补救，我们学校的经验在《中国教育报》连续三天头版报道，他才“放我一马”。周济对我说，你作为学校政策研究部门的负责人要有起码的政治敏感性。从此之后，我再不敢懈怠。

1999年3月的一天，我当时在教育部借调，一位学校的同志到我办公室说周济校长要我写一个材料。原来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要召开全国技术创新大会，有关部门征集大会材料，我们学校也在其中。有了上次的教训，这次我可是殚精竭力，如履薄冰。最后，我们学校的材料《拓宽产学研结合路子，发挥大学技术创新作用》最终被入选并作为8个大会发言单位之一。我们学校的 “三个层次，三条主线”为网络的发展体系得到与会领导和代表的高度认可。三个层次：一是从构建校内产学研结合起步，营造学校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充分发挥高等学校的自身优势；二是投身社会产学研结合，与产业界建立紧密合作的伙伴关系，进入国家技术创新主战场；三是进一步拓宽产学研结合的视野，探索国际产学研结合模式，瞄准国际高技术前沿，缩小与国外创新平台的差距，促进国际先进技术优势转化为国内的技术创新能力。三条主线：一是通过人才培养，为提高创新能力培养大量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二是通过科研攻关，为企业技术进步提供大量的创新成果；三是通过科技服务，致力于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的高新技术化，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正确定位，充分发挥应有作用。周济校长让我知道了“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的道理。

2004年3月的一天，教育部有关部门的同志给我打电话，让我迅速赶到北京，去后才知道这是周济部长“亲点”的。原来，二位记者在有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递了一个“折子”，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作了非常严厉的批示。教育部不敢怠慢，马上组织班子，开展调查研究，我就是部长在看到有关部门上报调研人员名单时加上去的。看到中央领导的批示，在早餐与周部长单独交流时，我问他，您有没有压力？他笑着说：海春，你怎么这么傻呀，全国有那么多战线，要中央主要领导关注我们太不容易。中央领导同志既然关注了，不管是表扬还是批评，我们都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就这样，在大范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教育部起草了相关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后来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贯彻落实这个文件的大会，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参加了会议。这件事情对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由此事可见，在周济离开教育部时，中组部对他的评价绝非客套话：周济同志，“担任教育部部长以来，带领一班人努力推动教育改革新突破，实现教育事业新发展，为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稳定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近年来，我国教育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其中也凝聚着周济同志的大量心血、智慧和汗水。”

在文章的结尾，让我们再次聆听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教诲：“荣誉属于那些在角斗场上翻滚的人，这些人汗流满面，血污斑斑。他们英勇的战斗，他们不断出现失误和缺点，因为只要做事，就免不了有失误和缺点。然而，他们确实努力干实事；他们满腔热情，洋溢着伟大的献身精神。他们自立于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如果有幸得到成功，终于能欢庆取得的伟大成就的胜利；如果不幸遭到失败，至少也是在敢于冒大风险后遭到的失败。因此，决不能把他们同既不知胜利为何物，也不知失败为何物的冷漠胆怯的人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