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得意梅龙镇bt:山西新军的来龙去脉

山西牺盟会，会长：阎锡山总干事：梁化之干事：薄一波、戎子和、宋劭文、刘玉衡、张隽轩、董天知、韩钧北方局领导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书记）、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牛荫冠、刘亚雄、谷景生中共山西省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年10月改称中共山西省委员会) 书记：张友清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37年9月20日，由阎锡山，共产党，八路军，晋察绥三省政府，第二战区各军及民间组织组成。组成:阎方和共产党八路军各派代表若干名，     山西、绥远、察哈尔三个省政府各派代表一名，     战地各军、牺盟会、公道团、学联、教联各派代表一名， 委员共二十多人主任委员续范亭(二战区作战室高级参议)副主任委员杨集贤阎方派出：薄右丞、梁化之、王尊光、郭宗汾中共派出：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后二人为驻会委员）。察绥游击军张砺生战动总会晋东北区特派员：邓小平、罗荣桓、刘奠基        晋西北区特派员：罗贵波、曾三、张干丞察绥游击军军长张砺生人民武装部部长：程子华        副部长：郭宗汾、唐天际动员分配部部长：王尊光        副部长：武新宇    除奸部部长：郭任之    宣传部部长：李公朴      代理部长：赵宗复    组织部部长：南汉宸        副部长：梁化之晋察绥边区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武新宇中国共产党高级党团书记：程子华 组织了25支游击纵队，共计3万5千人，自卫队6万5千人。1939年7月1日阎锡山解散战动总会，所属部队后编为暂一师 新军：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第二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一支抗日武装。
包括决死队、工卫旅、暂一师、政卫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和在牺盟救国会领导下的各地游击队。37年8月1日，决死第一纵队（第一总队）在太原成立，政委薄一波，纵队长鲁应麟，政治部主任牛佩琮；（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旅，辖3个总队和3个游击团）10月下旬，决死二总队成立，11月，改编为二纵队，政委张文昂，纵队长陈庆华，政治主任韩均；（国民革命军独立第2旅，辖3个总队和3个游击团）38年2月，相继成立了决死三、四纵队。决死三纵队：政委戎子和，纵队长陈光斗，政治部主任董天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3旅，辖3个总队和3个游击团）决死四纵队：政委雷任民，纵队长梁浩，政治部主任李力果（国民革命军独立第4旅，辖3个总队和3个游击团）以后又相继成立了政治保卫旅，工人武装自卫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暂一师工卫旅：旅长郭挺一，政治部主任侯俊言（国民革命军第207旅，辖3个团）政卫旅：旅长张韶芳，政治部主任廖鲁言（209旅？辖3个团）政卫二一二旅：旅长孙定国，政治部主任李成林（辖3个团）政卫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政委程国梁，政治部主任牛佩瑄（辖3个团）暂一师：师长续范亭，参谋长张希钦（动委会六个支队缩编，辖4个团又1个支队）3个游击支队(团)3个保安司令部，各辖两个团。39年，十二月事变，旧军新军冲突
40年1月，新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续范亭任总指挥，罗贯波任政委。雷任民、张文昂任副总指挥，张希钦参谋长，下辖第二纵队、决死第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1940年2月，决死第三纵队编入八路军第二纵队。决死第一纵队薄一波任纵队长兼政委，牛佩琮为副纵队长兼政治部主任，严天民为参谋长。40年11月7日正式成立晋西北军区，新军总指挥续范亭率暂一师、决死第二、四纵队、工卫旅编入序列决死第第一纵队编入129师序列政卫209旅与八路军晋西支队合编。 回忆山西新军 文章作者：

【原文出处】党史文汇  199208
【作者】薄一波

七七事变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五十年前，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于1937年8月1日，在三晋大地上诞生了一支人民的武装力量山西新军。
这支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为骨干的部队，是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是根据中共北方局决定成立的，以薄一波同志为书记。北方局规定它的工作范围，只做公开工作、合法工作，不发展党员，不与中共山西临时工委发生横的组织关系。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是一极端秘密组织。)决定，我以牺盟会负责人的资格向阎锡山倡议建立的，名义上归属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实际上一直受我党领导。经过抗日烽火的锻炼，它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到1939年底发展成为9个旅(辖50个团)、7万余人的抗日武装。1940年初，粉碎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即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以后，这支部队实际上加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山西新军配合和协同八路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经受了火与血的考验。在外河内山、群峰壁立的山西战场上，到处留下他们抗敌御侮的足迹，上万名为国捐躯的干部、战士长眠在那里。往事如昨，历历在目。回首当年的战斗岁月，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我党统一战线策略的产物
山西新军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产物，是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在特殊条件下，以特殊的工作方式正确地执行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产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犯，直逼华北。民族危机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这不能不引起国内各阶级各政党关系的新变化。1935年，我党中央在长征途中，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在当年12月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由它独占的殖民地，我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基本策略的转变，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反响。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
这时，长期统治晋绥的阎锡山正处在重重矛盾之中。他统治山西二十多年间，约占有两亿元(银币)左右的资本，主要是工厂、矿业，兼营铁路、银号和商业。他想方设法要保住这笔巨额财产。本来，阎锡山同日本军阀的关系很深，可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和保存实力的根本利害考虑，对日本侵略者又不能不有所戒备。1936年初，日军提出要“借路”绥远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策动和胁迫阎锡山带头搞“华北5省自治运动”，他没有答应。因此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日趋尖锐。晋绥军于1936年秋在百灵庙进行的局部守土抗战，就带有这种矛盾激化的性质。
阎锡山和蒋介石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倒蒋战争失败后，这种矛盾表面上虽有所缓和，但仍时伏时起，有时还很激烈。蒋在政治经济上的攻势，受到阎的全面抵制。他用自己的政治团体抵制蒋在山西的国民党势力；用晋钞、土货抵制法币、国货；甚至在修筑同蒲铁路时用窄轨抵制南京政府规定的标准轨，如此等等。当东征红军于1936年5月撤离山西后，蒋指令当初增援山西的关麟征等部5个师继续驻扎在晋南，暗中策划河东道(河东道，指今山西省西南部地区，古代曾在该地区设道，1928年度。)独立，企图分裂和控制山西，并且在暗中(主要表现在蒋介石每年举行的庐山整训全国高级将领中，用金钱、地位收买。)收买阎的高级军官，挖阎的墙脚。对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阎锡山极为不满。
反对共产党是阎锡山长期坚持的反动立场。在山西，由于他的镇压，加上我们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自20年代中期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殆尽。然而，红军东征，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又使阎锡山感受到共产党的巨大威力和影响。面对我党领导下汇集成的抗日洪流，他又审时度势，不能不有新的考虑。
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这三种力量中间周旋。可是，形势急剧变化，日军进犯迫在眉睫。阎锡山不得不准备抵抗日本的进攻，同时也要对付共产党，对付蒋介石。当时山西正值经济濒临破产，民怨沸腾。内外交困、势单力孤的阎锡山，急于找寻办法渡过难关。于是，他想到了共产党。共产党对他是很大威胁；但是，他也看到以武力“剿共”不能解决问题，“剿”不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他反复权衡利弊，认为利用共产党可能是条出路。他设想用此办法挽救危局。他知道，这要冒很大的风险，可是，没有万全之计，这个风险不能不冒。他相信，共产党斗不过他，成功的将是他。他常对部下说：“做头等好事的人，团结头等好人；做二等好事的人，团结二等好人；做坏事的人，只能团结坏人。”我也多次听到过他讲这句话。在他看来共产党是做头等好事的，只能团结圣贤那样的人，而圣贤人很少，所以共产党不会成功；蒋介石惯于搞阴谋兼并，是做坏事的人，所以只能团结坏人，坏人也是少数，因此也不能成功；而他自己则是做二等好事的人，唯独他才能赢得多数，才能成功。所以，他是把利用共产党作为暂时的手段，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求得他的成功。
阎锡山依据他的“唯中哲学”和“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的统治经验，提出一条合乎他的逻辑的独特的政治路线，即：“抗日、和日”，“拥蒋、拒蒋”，“联共、反共”。他说：“一切事情不能做得太绝对了。抗日不要忘记和日，拥蒋不要忘记拒蒋，联共不要忘记反共。”他想在夹缝里做文章，谋求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薄一波常讲阎锡山是在三颗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破。)。
尽管如此，阎锡山迫于形势，总还是前进了一步，但骨子里的反共思想和反共立场始终不变。在1936年5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发表《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毛泽东主席又致书阎锡山，倡议联合抗日之后，阎锡山发生一些新变化。但是，阎锡山始终没有明确提出“联共抗日”的政治主张，也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所提出的抗日口号。他构思的“新”策略是：起用一些坚决抗战又在山西有一定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以山西的抗日进步分子名义，而不能以共产党的代表或共产党员的面目出现；采取共产党的经他修改或名异实同的某些进步口号和措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戴山西帽子”和“说山西话”。例如牺盟会阎锡山是会长，我们是他的部下、工作人员；例如我们提出减租减息，他就改为“合理负担”；我们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就改成“有钱出钱、大家出力”等等。)，但在提法上却换成“山西语言”；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但要打着山西的旗号；实际上允许共产党员的抗日活动，但不准共产党在山西公开化、合法化。1936年秋，他成立新的团体“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就是运用这种“新”策略的最初尝试。
牺盟会最初是由“山西省主张公道团”为核心，是“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主张公道团的前身是“防共保卫团”，自强救国同志会、自强救国同志社都是这一个组织沿续下来的。开始的牺盟会仍然是这一套人员。)中的抗日进步青年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杜任之等倡议成立的。他们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对于促成这个组织起了重要作用。牺盟会原取名“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因阎不同意而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个抗日救亡团体，是在1936年9月18日，即九一八事变5周年纪念日发起组织的。10月15日发表成立宣言和工作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的口号，10月18日在太原海子边公园召开万人宣传大会，散发了《大会告同胞书》。这在全国以至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很多进步人士和抗日团体发来函电表示热烈支持。日本帝国主义愤怒地向阎锡山提出抗议。蒋介石的外交部以及阎锡山周围的反共顽固势力，也一再要求取缔牺盟会。这引起阎的疑惧，刚刚成立的牺盟会，工作就被迫停顿下来了。
其实，阎锡山还是想把牺盟会办得有点声色的。他想以牺盟会，以他的所谓“按劳分配”的主张，以“守土抗战”、“牺牲救国”口号对付共产党，“同共产主义竞争”，但他知道，要做到这一点，不延揽一些有一定号召力的先进人物是不行的。以前，他从北平请过进步教授，让他们讲学，没有起更多作用；他还任用过我党的几个变节分子，但这种人名声好不好，不能帮他这个忙，只能帮倒忙。
从我党来说，在蒋介石依然拒绝第2次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很有必要在华北突破一点，去影响和推动全局，当时，摆在华北地区党组织面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在这一工作中，既要团结反日的基本力量，又要通过谈判、协商和必要的妥协、让步，争取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一切可能合作的分子，包括阎锡山这样的地方实力派，以利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发展。
那时，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很好，一些地方党组织迫切要求上级派干部去领导开展工作。可是，干部十分缺乏，派不出去。北方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积极设法进一步营救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使他们免遭毒手和早日出狱为党工作。我和十几位同志就是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被派往山西的。
我是1925年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参加革命工作的，1926年到1928年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部委(区委)书记、山西临时省委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反动当局通辑，于1928年冬离开山西去天津，在顺直省委(后改称北方局)军委工作。1931年，在北平被奉系军阀逮捕，和其他一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一同被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分院，即草岚子监狱。1936年8月下旬，我和其他一些同志正准备出狱，阎锡山派郭挺一来邀我回山西工作。郭是我的同乡、同学，大革命失败时被捕，坐牢8年后投靠了阎。见面后，我以为他还是共产党员或者同党保持着联系，便告诉他，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省政策”，“家里”(按秘密工作习惯把党称做“家”。)正在营救我们出去(郭回太原后把我讲的都报告了阎)。他提到阎邀我返晋工作事，我当即婉言拒绝。过了几天  阎锡山又电请我回山西，其中有云“共策保晋大业”。我及时向北方局指定的联系人徐冰同志作了汇报，并表示不愿回山西工作。因为我过去一直做党的秘密工作，从未做过上层统战工作，也不愿意同阎锡山这样的人打交道。
当时，北方局的书记是刘少奇同志，他也是党中央的特派员，化名胡服，第2天徐冰同志告诉我：胡服同志说，现在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阎锡山派人找上门来，机会难得；不想去，大概还是认为我们只应当做基层群众工作，不应当同阎锡山合作抗日，这是对正在发生大变化的形势认识不足。
我请求先回离开近十年的山西了解些情况，看能否有所作为，然后再定，北方局同意了。我于1936年9月回到太原。到后第2天，阎锡山就派梁化之(阎锡山的表侄和最主要的幕僚，阎把他作为政治继承人培养)来约见。我要求推迟见面，得到他们同意后，便开始访问和调查工作。当时我党在山西的地下组织虽遭严重破坏，但仍有少数党员在秘密进行工作，几个有联系的党员向我提供了一些重要情况，此外，我又找到了几个同学，并通过有关人士介绍，接触了1个同阎锡山历史渊源很深的叫傅存怀的老军阀和几个常在阎身旁的人，包括阎的一个儿子，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一些内幕。
我了解到，阎锡山之所以邀我回山西工作，除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这个主要因素之外，他的亲信赵戴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赵丕廉(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和梁化之的推荐起了重要作用。二赵是我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前后任校长，梁是我的同乡和高我两年级的高小同学。阎的封建意识颇浓，素重乡土、师生等关系。赵戴文、赵丕廉、梁化之也是这样。所以，他们一再建议邀我回来“帮助阎先生做点事”，其中梁化之更为积极。
经过1个月左右的了解情况，我认为“在山西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向梁化之提出，我有些事情还需要同“远方的朋友”(阎锡山完全理解薄讲的“远方朋友”就是共产党。)们商量一下，随后他告诉我，阎先生说这是“应有的一着”。我回到北平，向北方局作了汇报。我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尚未形成的时候，山西出现的变化十分重要。它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和培养干部，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我还提出回山西后的工作方针，主要是：一、首先争取站稳脚跟。不搞“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不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做山西当局根本不允许做的事情。二、踏踏实实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不怕到山西当局上层机关去活动，不怕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但要注意不图虚名，不做“清客”，不“抬轿子”。三、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积聚力量。四、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在领导权问题上决不含糊。

北方局批准了这些方针，并决定成立由北方局直接领导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由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同志和我组成，由我担任书记，立即去山西工作(以后又陆续增加了11位委员，都是经过北方局个别派去的，他们是：冯基平、廖鲁言、王鹤峰、傅雨田、李力果、刘有光、侯振亚、唐方雷、牛荫冠、刘亚雄、谷景生等同志)。这个公开的工作委员会，只做抗日救亡的公开工作，包括在阎锡山那里做抗战的准备工作，但组织是秘密的。北方局规定，它同张友清同志负责的专门领导党的秘密工作的中共山西省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年10月改称中共山西省委员会)，在重要政治行动上相互配合，但不发生横的组织联系。公开工作委员会没有专门的会议制度，也没有用它的名义做过成文的决定和指示，我们基本上是用碰头的方式来商量工作和进行领导。

1936年10月下旬，我们5个人作为抗日救亡活动家到太原。我很快同阎锡山见了面，在座的有赵戴文、梁化之。寒暄几句之后，我说山西当局对我是有通辑令的。阎当即表示：通缉令取消，这次是请你回来。我说：这次回来，是在阎先生领导下做工作的，有几件事，用家乡话来说，“先小人，后君子”，说清楚才好共事。阎说，以后是自家人了，有话好说。我提出3点要求：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说话、办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我要经常宣传抗日救亡，不应受到限制；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实权和方便，对我荐用的人要保障安全。阎一一表示同意。赵戴文在一旁说，还有一条，就是不要挖山西当局的墙脚。我笑着说：可以放心，我只能加固山西墙脚。从此，我们逐步与阎形成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阎锡山明知我们是有党的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除了郭挺一从北平回去向阎证实了这一点之外，国民党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组织部长张厉生等也一再向阎通报过这方面的情况。而阎正是想利用一些共产党员帮他完成所谓“保晋大业”，即保住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和利益。我们也明知，阎锡山不会根本改变他对共产党的立场，他不会同我们真正走一条路，同他的合作只是在抗日这个交叉点上走到一起的暂时同盟。我们也正是要在合法斗争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救亡运动。前途如何，双方信心都很大，关键就看形势的发展和策略的运用了。
我们要在阎锡山的地盘上和组织里发展抗日的力量，一定要取得阎的信任。阎为人城府很深。我们尽量采取以诚相待的态度。我们不回避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当然也不公开讲明。我们常说有的事要同“远方朋友”商量，我们是“远方朋友”介绍来的，阎锡山都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讲真话，他倒觉得可以共事，反而比较放心了。在工作初期，我们十分谨慎，尽可能说“山西话”，使用阎锡山“创造”的比较进步的名词，不办山西当局不允许办的事。这样做，我们就取得了合法地位，站住了脚。
我们首先接办和改组了牺盟会，阎锡山仍任会长，梁化之仍任总干事，由董天知、韩钧和我加上原来的戎子和、宋劭文、刘玉衡、张隽轩等组成牺盟总会的领导班子，实际工作由我负责。我们按照“站稳脚跟，抓住实权，多做实事，反对空谈”的方针，当时侧重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和做法，逐步展开了工作。行将夭折的牺盟会开始活跃起来。
工作重点转到掌握武装上
1936年冬，形势继续严重恶化，日军已经侵入山海关，直接威胁平津，战火将在华北大地燃起。武装斗争必将成为抗日的主要形式。根据党的指示，牺盟会十分注重宣传组织群众，培训军政干部(当时太原已经有两个军政训练机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为建立武装做准备。
这时，阎锡山也想扩军，并且想改用新的旗号。他在一次高干会议上要大家讨论：如果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怎么办?参加会议的人都发表了意见，但他一直不表态。他到底在想什么?公开工作委员会经过研究，认定阎锡山是想扩军，又苦于无力征兵。于是让董天知同志去试探一下。董在一次会上向阎表示：日军进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成立一支保卫桑梓的强大部队，就不足以抵抗日军入侵。阎锡山听了喜形于色。成立一支新的部队，这也是我们竭力主张和争取的。为了给建立一支能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创造条件，我们提出趁各大中学校放寒假的机会，招收部分青年学生，接受短期训练后即派往各县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并在这个基础上征集了2万名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学员。同时，建议改组和扩大军政训练委员会领导的军政训练班，迅速组建民训干部教练团，以培养抗日救亡的军事、政治干部。这些建议得到阎锡山的同意，并决定由梁化之、杜春沂协同我主管上述训练工作。
与此同时，牺盟会决定组织一支抗日宣传队，命名为“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原拟命名为山西抗日救亡宣传队，阎觉得“太露骨”，就自改为“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训练班集训了960多名来自太原的进步学生，然后派到各县进行工作。当时正值绥东抗战胜利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群情高涨，仅3个多月，就发展了20多万名牺盟会员，并动员了1.3万多名知识青年报考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接受政治、军事训练。同时，加强城市群众的发动工作，组织以城市工人和青年为主体的抗敌救亡先锋队。
先后举办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13个干部训练机构，共训练了2万多名知识青年。其中，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是两个主要训练机构，在这里学习的3600多名学员中，除山西青年外，还有从全国22个省市来的青年以及来自东南亚的华侨。这些训练单位，实际上成了我党军政干部学校。经过培训的进步青年，后来绝大多数成为山西各级党组织、新军各部队和各县民主政权的骨干。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日战争开始了。事变后的第2天，中共中央发出宣言，号召实行全国总动员，各党各派各阶层人民和一切军队一致抵抗日本的侵略，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8月，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指示全党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北方局随即向我们指出：一年来，你们在山西站住了脚，打开了局面，做得很好。但是，一定要看到，全国的政治形势随着抗战的开始已经进入新的阶段，现在是来潮，是高涨。不要等待，要大胆前进。要遵照洛川会议精神，努力使自己成为抗战的核心，不要怕打破阎锡山的框框，要切实掌握领导权。只有我们的力量壮大到足以控制山西局面，同阎锡山的合作才能继续保持下去。在重大形势转变关头，党中央和北方局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斗争的方向。
抗战开始后不久，日军即占领北平、天津，很快又侵入山西。晋绥军和前来增援的中央军，相当一部分一触即溃，或者闻风而逃。阎锡山对旧军失去信心。于是，我再次建议组建新军，对阎说：看来仅靠旧军不行，必须尽快组建一支新军。他很快同意了，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要我负责先搞一个团试试看。我当即报告北方局。刘少奇同志说：好，赶快去!要抓枪杆子。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坚决去搞。
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精神，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组建和扩大新军上来。这是适应形势变化而作出的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当时，建立武装这件大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高于一切。当群众发动到一定的程度，而客观形势又有迫切需要，这时如果能建立并掌握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否则，就会失去一切。后来斗争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样做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
山西新军初建的那个团，原来拟称“青年抗日先锋队”。阎锡山说参加的人都要有誓死的决心，于是改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它是以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8团、9团各一部组成的，在1937年8月1日成立时，我任政治委员，阎锡山派旧军官担任军事指挥。决死队的发展非常迅速，在1个多月时间里，由一个部队发展成为4个部队(相当于团)，最初成立的决死队改称“第一总队”。
9月间，八路军第115师、120师、129师，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率领下，先后开赴山西战场。9月下旬，我带领决死队第1总队，在从五台往盂县的路上，遇到朱德总司令。他是率领部队到晋东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突然相逢，使我喜出望外，我汇报了准备在晋东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打算。朱总司令说：晋东北地区是战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胁北平，南下可以直趋太原，八路军准备在这个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你不要在这里了，最好得到阎锡山的许可，把决死队开到晋东南的上党地区(上党，地名。秦朝设上党郡，治所在山西省壶关。隋朝设上党县，上党地区即今山西省长治市、壶关一带地区。)去。他还告诉我，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谈论过，我们打的是持久战，军队要插到敌后去，和下围棋一样，先做几个活眼，准备在华北同敌人长期周旋，首先要占据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这3个战略要地。我听了中央的战略部署，更增强了深入敌后长期坚持斗争的信心。
在向朱总司令汇报的时候，我曾要求派一些八路军的军事干部到决死队来，以便把军事指挥权切实掌握在我党手中。朱总司令爽快地答应要多少给多少。后来陆续给新军派过近千名红军军事干部及抗大等其他各类干部，他们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八路军对山西新军的重大支援。
巍巍太行，耸立在晋冀之间，与黄河互为表里，确实是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好地方。遵照朱总司令的意见，一方面我对部队的行动做了部署，一方面即去太和岭口阎锡山的前线指挥所去见阎，我向阎谈了新军建立和发展的情况，谈了新军表现出的优越性之后，向他提出我想去晋东南。他问我为什么要去那里?我说晋东南的地理形势好，在那里可以建立一个抗日的落脚点。他附庸风雅地谈了一番历史，说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古郡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历代都把那里看作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得了上党，跨过黄河就是洛阳，就可以得天下。最后。他同意我带决死队1总队去，并委任我为山西第3行政区政治主任。这时正是旧军溃败，阎走投无路，进步倾向最为明显，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新军身上的时候。我即乘机向阎锡山提出再组建5到10个旅的新军。阎锡山以第2战区司令长官的名义，先给了5个旅的番号，由我全权负责从速组建。于是，决死队由原来的4个总队很快就扩充为4个纵队(旅)，我提名各纵队的政治委员由薄一波、韩钧、董天知和李力果担任。在任命前，梁化之来同我商量，说政治委员都选用山西籍人是否好些，这实际上是阎的主意。我答应了。即改由我和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同志，分别提任第1至第4纵队政治委员。韩钧、董天知、李力果同志分别改任第2、3、4纵队政治主任。同时组成的工人武装自卫队(团)，不久发展为纵队(简称“工卫旅”)。当时，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给决死队4个纵队和工卫旅的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2、3、4旅和第207旅。 
在雁北战事正紧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来到山西。他一再开导阎锡山促使第2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在雁北13县的沦陷区成立。由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工作纲领规定，这个委员会由共产党、八路军领导。阎不同意。我遵照党的意见去说服阎锡山，我“站在山西的立场上”对他说：现在把收复的沦陷区交给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是最大的人情，可以加强合作抗日。那些地方是八路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来的或者就要夺回来的。如果不让，共产党、八路军一定要坚持，我们也无可奈何，连个人情也落不到。阎锡山觉得我讲得有道理，只好如此，战动总会的工作纲领略加修改即找了几句“山西话”，也就勉强通过了。
1937年9月，战动总会正式成立，由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和各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日常事务由常务委员会处理，续范亭同志任主任委员。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等同志参加了战动总会的领导工作，对山西抗日工作的开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战动总会除在察南、绥远活动外，主要在同蒲路北段长城内外的沦陷区，深入发动和武装群众，活动区域达50多个县。战动总会在晋西北组建的近万人的13支游击支队，经常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袭击敌人的据点。1939年，整编为陆军暂编第1师，辖4个团又1个支队，由续范亭同志任师长，是山西新军的一部分。
为了独立自主地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党中央和北方局十分关注在山西和华北地区由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在八路军进入山西的同时，刘少奇同志向华北地区党组织提出在3个月内扩大部队到10万。(刘少奇建议书中叫做“扩红十万”。)当时有少数同志不赞成，担心统一战线会破裂。那时，周恩来同志正在山西，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明确表示：“胡服提议3个月扩大到10万，我赞成”，并且在具体部署扩大部队时，把决死队和牺盟会游击队包括在内。“在晋东南军区，以决死队八千人为基础”。这个方针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
牺盟会一年来在组织城乡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组建新军等方面所进行的颇有成效的工作，为八路军进入山西迎击日军和创建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八路军挺进敌后，又极大地振奋了山西人民和全国人民，对牺盟会工作的展开和山西新军的壮大，对山西抗战形势的扭转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以至决定性的作用。至1939年冬，山西新军已有：(1)4个决死纵队，各辖3个总队和3个游击团，合计24个团；(2)1个工人武装自卫纵队，辖3个团；(3)3个政治保卫旅，每旅各辖3个团，合计9个团，还有3个游击支队(团)；(4)3个保安司令部，各辖两个团。合计6个团；(5)1个暂编第1师，辖4个团又1个游击支队(团)。以上共计50个团。其中46个正规团，4个游击支队(团)。兵力最高时达7万多人，超过了山西旧军。这支抗日武装，分别活动于晋东南，晋西北，晋西南等地区。
在反侵略的战火中成长
在抗日战争中，山西新军依靠军民结合的伟大力量，在八路军的强大支援和积极帮助下，作战数千次，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保卫了人民，锻炼了队伍，提高了战斗力。1937年秋至1938年春，主要进行阻击日军进攻的战斗；1938年到1939年，主要进行反围攻战斗；1940年参加百团大战；以后，主要进行反“扫荡”战斗，直到抗战胜利。1942年至1943年，著名的围困沁源斗争，就是决死1纵队为主体打的。经过长期锻炼，一些团队逐步发展成为我军的主力部队。
山西新军一成立，就面对着日军的疯狂进攻。各部队都是刚刚武装起来的工农知识分子，他们有同仇敌忾的决心，但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更没有战斗经验。我们党派到新军的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直接指挥过象样的战斗。大部分旧军官虽然打过仗，但许多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敢接敌。我们这支战斗力差、在军事上受旧军官统治的部队，把不愿意、不接受改造的反动顽固的旧军官撤下来，代之以有抗日决心的新军官包括学会指挥作战的政治工作人员，这是一场严酷的斗争，能否改造成为一支抗日新军的关键所在(在1938年临汾袭击战后，薄一波同志就提出所有反动旧军官的连队，一律把他们撤下来代之以政治指导员，其任务是：保住枪支武器，不要丢掉，在对敌战斗中学会打仗。)，不经过实战的锻炼和考验，就不能形成有较强大的战斗力、能战斗的部队。我们只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反侵略的战火中成长。同时还要同顽固反动的旧军官争取领导权，任务艰巨。
从太原失守到临汾失守，即从1937年11月8日到次年2月28日，山西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都已被日军占领。阎锡山退过黄河逃到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山西新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不断打击敌人。例如：1938年2月下旬，决死1纵队1支部队在襄垣县夏店村附近袭击日军，毙敌五六十人。随后转至三不管岭袭击日军，致敌死伤逾百，并切断敌补给线，有力地配合了八路军129师主力在神头岭进行的歼灭战。还有一次，临汾之敌1000余人携炮10门出动，决死3纵队以1支小部队袭击其尾部，尔后迅速撤离，诱使敌先头部队与后续部队互相射击，死伤颇多。同年7月间，敌一运输大队300余人、汽车100余辆，由阳城开向沁水，我7、8总队各一部，于翼城、沁水间的东坞岭设伏，激战竟日，将敌全歼。
日军进占临汾等地后，先后对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进行大规模“围攻”。在八路军的带领下，新军各部积极参加了反“围攻”战斗。
1938年春，日伪军集结1万余人分两路围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120师集中兵力，迎击敌人，经过多次战斗，毙伤敌军1500余人，粉碎了这次围攻，收复7座县城，决死4纵队和战动总会、牺盟会领导的各游击支队和工卫队，参加了这次战斗，破袭同蒲路北段和太(原)汾(阳)公路、汾(阳)离(石)公路，配合主力部队围困岢岚和追击残敌，胜利地完成了阻击和袭扰任务。
在晋西南，政卫队从1938年2月开始，先后进行黑龙关、三关峪、古城镇、秦王岭、店头村、王庆等战斗。政卫1支队活动于汾水、黄河、同蒲路之间的稷王山地区，依靠群众，打击敌人，取得了不少胜利。活动在汾水以北、同蒲路以西的政卫2支队，1年间作战1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共500余人。
1938年4月，日军分兵9路对我晋东南根据地进行大“围攻”(即“九路围攻”)。八路军129师主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于武乡县长乐村附近歼灭敌108师团1500余人，粉碎了围攻。在这次战斗中，决死1纵队和1总队在安泽县和川地区与沁源县中峪店附近伏击敌人6次，毙伤敌100余人，随后在同蒲路上伏击修路之敌，先后毙伤敌60余人。2总队尾追由长治撤退之敌，先后在襄垣的之  亭和长治、高平地区进行战斗，收复长治县城。4月27日，1总队配合八路军344旅在屯留地区的张店侧击撤退之敌，歼敌近千。
决死3纵队也打了不少胜仗，其中尤以4月20日夜袭沁水城一役最为激烈。9总队分数路一举攻入沁水城，到处与反扑之敌激战。敌人伤亡大半，被打死近百名，不得不撤离沁水，我军随即收复该城。
7月，敌越过滏河向我3纵队8总队防地秦岗进攻。敌我力量悬殊，8总队2大队阵地被突破，3大队被包围。干部战士奋战终日，毙伤敌四五百人。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伤亡400余人，3大队大队长李荫汉同志和2大队副大队长王鸿献同志英勇牺牲。
同年10月，日军对晋西地区发动大“扫荡”。我2纵队5总队在灵石县罗汉村，夜袭敌清水旅团混合大队，歼敌300多人，受到纵队的通报嘉奖，被誉为“首创反'扫荡’杀敌之壮举”。截止1939年8月底的两年中，决死2纵队作战328次，毙伤俘日伪军共5000余人。
在晋西地区活动的战动总会游击队，1938年进行战斗100余次，毙伤日伪军近2000人，改编为保安2区队后，又进行了多次战斗。
1939年的麦收季节，日军的1个联队2000多人南下向我们进攻。我们按照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派1个团从正面阻敌，两个团侧击，在太岳山区韩洪镇展开战斗。部队打得很英勇，但是由于缺乏大规模作战的经验，这一仗没有打好，损失重大。这是决死队受到的一次严峻考验。
在抗击日军的严酷战斗中，山西新军不少干部、战士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方面的事例是相当多的。
李林烈士就是一位英勇献身的女英雄。她是抗战前随父母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华侨，后由上海经北平到山西。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牺盟会特派员和专署秘书主任。在创建晋绥边区根据地的斗争中，她组建和领导的游击支队，屡建功绩，威震敌伪。1940年初，日军对晋绥边区进行大“扫荡”。我行署机关干部和工、农、青、妇训练班学员以及1个骑兵连共1000余人被敌包围，形势十分危急，骑兵连的指挥员又被隔在包围圈外。李林同志便一马当先，带领骑兵连向突围的相反方向冲杀，将敌人火力吸引过去，干部和学员们乘机突出了包围圈。可是李林同志为掩护战友们脱离险境，自己陷入重围，身负重伤，宁死不降。牺牲时，年仅24岁。党中央妇委特为此发出唁电，表彰李林同志“不仅是我女共产党员的光荣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敬爱的妇女英雄”。
在夜袭沁水的战斗中，重伤被俘英勇就义的决死3纵队7战士也堪称楷模。这7名战士，在夜袭沁水的战斗中，勇敢攻入城内，白刃相搏，身负重伤，敌人用各种手段胁迫他们投降，都被严词拒绝。临刑前，他们怒视敌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壮烈牺牲。守敌头目黑田大佐为“教育”其部下替日本军阀继续卖命，特将我7烈士遗体合葬祭奠，立了“支那勇士之墓”的墓碑。 
粉碎山西十二月事变
山西新军在按照我党确定的政治方向，配合八路军英勇抗击日军的过程中，同山西的反共反八路军，反牺盟会反决死队的山西顽固旧军不断发生矛盾和斗争。1939年冬首先在晋西发生的山西十二月事变，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一次总爆发。这次事变，以旧军的失败和新军的胜利而告终。
随着我们在山西的上层统战工作的展开和斗争的深入，北方局曾一再提醒我们：阎锡山老于世故，惯于在政治上翻云覆雨，我们要准备两手，既要积极争取他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又要防备他在形势逆转的时候可能反水。我们始终铭记这个重要的指示。 
太原失守后的半年多时间里，阎锡山为了扭转危局，积极支持新军和牺盟会，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大力开展工作。当新军配合八路军在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打击并箝制敌人，稳定了山西局势之后，阎锡山看到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牺盟会、新军逐渐形成独立力量，他不把这些看成是好事，而是认为超越了他所许可的范围，难以控制了，便开始从合作抗日的立场上倒退。临汾失守后，阎锡山退到吉县，他进一步意识到借共产党的力量复兴山西的办法不灵了，控制新军的办法失败了，新军即将被共产党全部掌握，于是，他加快倒退步伐，决心取消牺盟会、决死队以及战动总会和进步群众团体，重整旧军。1938年8月，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晋绥高级军政干部会议上，他煽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说什么：农民是一只老虎，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善为政者，须手执电鞭而发动之，既不蹈虚，又不为乱，尽为我用。还说：临渴挖井，小事大做亦无益，未雨绸缪，大事小做亦成功。如此等等。他唆使旧军政官员起来“奋斗求生”，公开反共。
吉县会议后，阎锡山来电催我去“谈谈形势”。见面后，他假惺惺地说：旧军不行，还要靠新军，今后你们的担子加重了，等等。企图用谎话掩盖他决心夺回新军领导权的真实意图。当时，我们已得到梁化之正在同几个心腹密谋“收回”新军的情报。但不知其详。
1939年1月，反共投降的逆流在全国酝酿着、发展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英美正在加紧策划“东方慕尼黑”。日本公开扬言如阎停止抗日，积极反共，可以发还阎锡山集团资产的49%，对阎锡山进行诱降。阎派梁化之去重庆见蒋介石，蒋表示支持阎反共。在这同时，阎让在山西停止活动7年多的国民党省党部重新挂出了牌子，就是为反共采取的一个步骤。阎一再向旧军官们说：“天快下雨了，我们快准备雨伞”。“天快下雨了”，是指形势要起大的变化，和日将要代替抗日；“准备雨伞”，就是要打击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山西的力量，首先从牺盟会和决死队下手，扫清他妥协投降道路上的障碍。
1939年3月下旬，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对日妥协投降做准备，首先夺取新军和取消牺盟会。续范亭、韩钧、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刘玉衡、牛荫冠、纪雨秀、王竟成等同志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阎锡山先制造和谈气氛，散布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公然说：不能抬着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先生(汪精卫)走的路，未尝不可取。这种投降论调，受到我们的严厉驳斥。
他还提出“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待遇”的所谓“统一方案”，目的是把新军统一于旧军，并且提出取消决死队的政治委员，取消决死队4个纵队和工卫旅的番号，取消战动总会和进步群众组织，尤其是要取消农民救国会组织。
阎锡山的反动措施受到与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坚决抵制。特别是围绕政治委员制度的存废问题，展开了极其尖锐的斗争。阎借口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有文官不兼军职的规定，要求解除兼任专员的戎子和、张文昂和我的决死队政委职务；雷任民虽不兼专员，也要取消他的4纵队政委职务。事情很清楚，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就是要解除我们的军权，而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政治委员也就没有决死队。我们坚决不同意，阎锡山又请赵戴文、赵丕廉找我和张文昂谈话，说什么现在你们帮帮阎主任，以后阎主任不会亏待你们，遭到我们的驳斥和拒绝。僵持了两三个月，没有结果。这时，在杨尚昆同志主持下，北方局指示用各地牺盟会、决死队和有关专署名义，接连打电报给阎锡山，要求让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尽早回去，否则发生问题难以应付。最后，大部分同志被允许回去，但阎不让我离开。为求脱身，我向阎表示，可以考虑不兼政治委员，但必须有个过渡时间。尤其是决死1纵队，我不回去安排一下，怕发生大问题。阎这才同意放我回去。
在秋林会议后期，到会的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和牺盟会、山西新军的领导同志，开过几次会，并利用散步的机会，多次碰头。我们分头做工作，帮助信心不足的同志坚定起来。同时做了应变的具体部署，一再嘱咐参加会议的新军和牺盟中心区、专区的负责人，要不怕同阎锡山翻脸、破裂，牢牢掌握部队，掌握政权，保住枪械，保住钱粮；要告诉下边，政治委员一定要当，决不退出。并且明确提出：抓紧把顽固的旧军官坚决从新军中清除出去。由于决死2纵队、3纵队的处境孤立，商定如发生事变，2纵队可向北靠近八路军120师和决死4队队，或向东跨过同蒲路靠近1纵队；3纵队可东靠八路军129师和344旅，或北靠1纵队；县区的游击队、自卫队，都要切实掌握起来。
离开秋林后，我把这个部署报告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同志都表示赞同，并就此通报了新军各部，同时通报了阎锡山的通敌使节往来于秋林、太原道上的情况。
与此同时，雷任民同志返晋西北前，受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的委托，绕道到延安，向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毛主席也参加了。当汇报到阎锡山说要准备“雨伞”时，毛主席说：“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当汇报到阎锡山要取消各决死纵队的政治委员制度时，毛主席说：天下大乱，到处为王。叫我们不听阎锡山那一套，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敢于打开新局面。毛主席还会见了参加秋林会议后经延安返晋西北的续范亭同志，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1939年9月21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10月初，北方局对山西反逆流反投降的斗争作了具体部署。10月10日，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新军的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积极展开反对妥协投降，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工作。除个别部队外，这一工作都做得比较充分，因而赢得了时间和主动。
年底，国民党对我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达到高潮。在第1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阎锡山早就决定进攻新军。他是这样作力量对比的：决死1纵队是共产党的，2纵队是一半对一半，3纵队基本上是他的，驻扎在晋绥军防区的4纵队和工卫旅不成多大问题。他据此作了比较周密的部署：集中驻在晋西的6个军，先解决2纵队；得手后北上进攻驻扎在晋西北的4纵队、工卫旅等新军和八路军；利用其高级将领孙楚控制的晋东南行署，依托驻扎在中条山的国民党中央军消灭3纵队。以上为其预谋的主要部分。对于1纵队则俟机下手。12月初，他命令决死2纵队向同蒲路日军驻地进攻，同时又命令旧军19军和61军紧跟背后“配合”，企图在日、阎军两面夹击中消灭2纵队。2纵队负责人韩钧同志警觉性很高，给阎回电陈述道理，拒绝执行，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阎诬2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这就是山西十二月事变的开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第1次反共高潮中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进攻。
我党中央密切注视着山西事态的发展。事变爆发时，中央军委在致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同志的电报中指出：这次“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此种冲突可能扩大，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即警惕，准备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
决死2纵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在晋西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决还击顽军。其他新军部队纷纷打电报给阎锡山，表示坚决站在2纵队一边。2纵队等部和八路军晋西支队(115师晋西支队)苦战数日，先后击溃顽军两个多旅。但顽军势众，我回旋余地狭小、弹药奇缺，为保存力量，越过离(石)军(渡)公路向晋西北转移。
1939年12月23日，也就是晋西新军反击旧军进攻的战斗打响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对时局的指示，号召全党“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局部的突然事变”，“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绝不轻言退让。”同日，中央军委也明确指示晋西北新军，“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
于是，活动于晋西北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决死4纵队、工卫旅、暂编1师等部，以及彭绍辉同志率领的八路军358旅，先后投入了反对顽固派的战斗。
当时，旧军在晋西北的力量超过我军，而且多半驻在远离日军的各县。12月27日晚，旧军高级将领赵承绶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临县为中心，集中兵力，阻止决死2纵队等部与晋西北我军会合。我军于29日作了全面部署，反击晋西北旧军。
从1940年1月2日至12日，决死4纵队等部经过连续作战，击溃赵承绶统率的骑1军，将旧军压缩于临县县城附近。正当4纵队与2纵队等部合攻临县县城及其周围顽军的时候，中央军委派滕代远参谋长到达晋西北，统一指挥八路军和新军。他传达了中央指示：接应2纵队等部北上，驱逐赵承绶等部。1月13日夜，旧军在顽抗失利后放弃临县县城仓惶逃走。新军又向盘踞在河曲、保德、岢岚等县的旧军进攻。经过3天战斗，旧军不支，向西渡过黄河逃至陕西榆林地区。至此，晋西北地区的顽固派势力被我肃清，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连成一片。
在晋东南长治地区，旧军和蒋军力量大大超过新军，决死3纵队的处境险恶。但蒋阎军的防地之间空隙不少，3纵队可以向东越过长治到晋城的公路，靠近八路军部队。当时，纵队的主要领导人思想上严重麻痹，在事变前实际上放弃了政治委员的领导权，未采取果断的应变措施，曾经决定清洗197旅旅长、反动军官赵世铃，也迟迟未见行动，留下了后患。12月22日晚，8总队的7连连长戴海长和8连连长李志刚两同志，曾写信给纵队党组织的负责人，报告3营营长张德修暗中策动叛变，要求把他抓起来，但未得到批准。12月24日，8总队首先叛变；接着，197旅和9总队在赵世铃的策动下叛变。12月26日，7总队也被反动军官拉走，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全部被逮捕或驱逐。纵队部也同时发生叛变，游击11团被反动军官拉走约1个营。这次叛变，3纵队损失3500多人，(所损失的三个总队(团)是决三纵队的主力部队。)沁水、阳城、晋城、浮山、长治等5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上千人被绑架，二三百名共产党员、进步分子被杀害，其中有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多人。这个严重损失，令人十分痛心。
3纵队的一些部队浴血奋战，冲出重围。游击10团在团长雷震同志率领下，越过临屯公路同决死1纵队会合；同来会合的，还有7总队的1个连。游击11、12团的各1个营，越过白晋公路，在高平以东地区集结。5专区保安司令部的9团、10团团部靠近八路军，旧军未敢贸然进攻，基本上未受损失。1940年3月，这些部队重新整编为决死3纵队，随即配合八路军新1旅、344旅，在晋城、高平之间，全歼继续进犯的阎军独8旅一个团和国民党中央军黎明支队，重振了军威。  
驻扎在晋东南太岳地区的决死1纵队，背靠八路军，驻地附近没有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大部分撤到岳南地区。但是1纵队并未放松应变工作。秋林会议后，我们坚决地做了反投降斗争的准备。阎锡山原来从其主力部队派到1纵队的旧军官，大多数人很顽固，贪污腐化，破坏部队，早已被我们陆续赶走。接替他们的旧军官虽多属杂牌军，仍然同我们存在着争夺部队领导权的严重斗争，在紧要关头这种斗争更带有你死我活的性质。事变发生后，我们立即采取比较妥善的方式，把包括纵队长梁述哉、旅长台耀西在内的全部旧军官约100余名(其中少数人还是比较好的)调离部队，送往太行区的抗大学习，从旅至排的各级军事指挥员，大都改由政工人员担任，认真进行战斗准备和调整部署。这时，阎军对驻在晋南稷王山地区的政卫212旅和驻在晋南中条山地区的213旅也加紧了包围。213旅旅长郝玉玺同志，由秋林返回部队途中被阎军杀害。这两个旅的党组织，遵照北方局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逮捕反动军官，切实掌握部队，并决定立即向决死1纵队靠拢。部队辗转突围，苦战兼旬，于1940年初在沁源同1纵队的接应部队胜利会合了。
1940年1月中旬，蒋介石调令国民党军第93军、27军一部向临屯公路以北推进。阎锡山令暂编1旅和新编第2师策应北犯的国民党军，进攻决死1纵队。这时，129师386旅主力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区，与决死1纵队等协同作战，沉重打击了27军，阎军暂编1旅和新编第2师大部也被我太行385旅等部队歼灭。
在秋林的牺盟会总会，也同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把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以派出检查工作等名义分批疏散到各根据地，其中大部分到了晋西北。民族革命大学的教师和党员四五百人，先后转移到延安。接替牛荫冠同志负责牺盟总会工作的吕调元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这次组织转移的重要任务。当他最后准备离开秋林时，被阎锡山以“策动青年到延安”的罪名逮捕。在狱中，他长期坚持斗争，1946年在太原惨遭杀害。 
经过1个多月的战斗，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被粉碎了。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我八路军主力部队象巨人一样屹立在新军后面，阎锡山不得不顾忌这个威慑力量，这对新军是个巨大的支援。阎锡山玩火自焚，招致惨败。其19军、61军、特别是骑1军、33军等主力损失惨重。除了由他派到决死3纵队的反动军官拉走该部的3个总队以外，别无所获。3纵队失去的沁水、高平、阳城、浮山、晋城、陵川地区，曾被国民党军占领。后来日军“扫荡”，国民党军溃退，八路军和决死队随即挺进该区，从日伪军手中收复了这些失地，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山西新军在自卫反击取得重大胜利后进行整编，保留原番号，在太岳地区活动的决死1纵队与政卫213旅以及决死2纵队和政卫209旅各一部，合编为5个团，加上212旅所辖的3个相当于营编制的团，共约1.3万人左右。由原游击10团和转移至长治以东地区的决死3纵队，整编为1个旅，辖3个团，约3500人。以上两部，纳入129师建制。在晋西北地区，成立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为续范亭。除政卫209旅同八路军晋西支队合编外，其余整编为7个团和4个相当于营编制的团。新军总指挥部共1.2万余人，纳入晋西北军区建制。各县游击队、自卫队也进行了整编。从此，山西新军即分别在晋绥地区和晋豫地区活动，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主持的129师和贺龙、关向应同志主持的晋西北军区的领导下，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直到抗战胜利。 
应当着重指出，在十二月事变前后，为促使阎锡山悬崖勒马，继续抗日，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曾经仁至义尽地对他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1939年12月中旬，彭德怀副总司令从延安来到秋林，当面告诫阎锡山：如果搞垮牺盟会、决死队，那与共产党、八路军就做不成朋友了，蒋介石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可是，阎执迷不悟，继续扩大事态。
12月下旬，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联名致电阎锡山，指出：在抗战处于危难之际，陈长捷、王靖国、孙楚等指挥所部“向决死队猛攻，解散牺盟组织，摧残抗日政权，大举搜村，迫害志士，牺盟会同志之惨遭屠杀者达两千有余，无辜民众之被殃及者，尤不可胜计。民族元气，由是大丧，山西阵地，顿呈混乱，寇奸拊掌，国人见笑，此诚意想不到之奇祸，实亦山西莫大之不幸”。表示：“虽牺盟会决死队同志惨罹浩劫，惨痛牺牲，心有不喻之隐，难言之痛，惟念死者已矣，苟能挽国运于垂危，扶山西于将倾，决仍本我不牺牲、谁去牺牲之旨愿，忍痛不咎既往，再申和议，俾保团结，加强进步，继续抗战。”阎锡山仍未置复，继续一意孤行。
1940年1月间，当时山西新军已稳操胜券，顽军败局已定。毛泽东主席和八路军政治部王稼祥主任致电在山西前线的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等同志，指出应该领导山西牺盟会和新军，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争取阎锡山继续合作抗日。1月27日，又以肖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军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战的局面。
2月20日，中央拟好电文，指示以我的名义致电阎锡山。电文说：“3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续取其二，使钧座陷于绝境。然后分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仁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亟宜有钧座调和，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苟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仁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于三晋之间矣。一波知遇之恩，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速决大计，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2月25日，中央派肖劲光、王若飞同志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到秋林，向阎锡山面述我党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建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和敌对宣传；新军仍属晋绥军序列，不接受蒋介石方面的改编；实行阎锡山公布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统一于进步，恢复电台联络和人员来往。这时，阎锡山已别无出路，只好接受我党的主张。经过谈判，决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 
3月5日，在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写的《中央军委关于晋西事变后我之基本政策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我们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旧军力量于阎的指挥下，不使发生不利于我们的分化，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不使某方进驻，八路军与新军亦不进驻，恢复新军与阎之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与西北之抗战，此种政策在现在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中央还规定了必须实行的10项具体办法，包括：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在晋东南以临屯公路为界，八路军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停止政治攻击；恢复往来关系，恢复两军团结；加紧新军内部团结。巩固党的基础，防止任何外来破坏行为，等等。还特别指出：必须向新军干部说明，只有与阎锡山及其旧军恢复团结，才能将外间一切阴谋家在阎及旧军方面的严重挑拨离间、幸灾乐祸行为，加以击破；过去武装自卫是正确的，现在恢复团结也是正确的。
5月9日，周恩来副主席在给阎锡山的亲笔信中说：“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解决，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夫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处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
在我中央一系列正确政策的指导下，经过多方努力，一场山西旧军进攻新军、新军奋起自卫的大冲突，得到了暂时的解决。虽然新旧军划地分治了，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国民党顽固派于1941年1月发动第2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就没有轻举妄动。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说：“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
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党尽量拉着阎锡山抗战，同他的统一战线关系勉强保持到抗日战争胜利。其间，我们有些军事电文仍抄报给阎，他既不退回，也不答复。抗战胜利后，阎锡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积极配合蒋介石发动内战。在1945年底和1946年下半年军调小组去太原时，阎的集团军司令郭宗汾捎来口信，实际上拒绝我们的劝告。由于阎锡山顽固反共，最终彻底破坏了山西的统一战线局面。山西新军正式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奋起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
1946年，我曾借陈赓和韩钧同志在太原军调小组工作之便，分别捎信给阎锡山劝他回头是岸，并说如能这样，全国解放后会有他应得的地位。在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的时候，我党又向阎锡山伸出争取之手。但阎执迷不悟。1948年，太原战役之时，阎对他的左右说，只剩太原一地，不能不守；我侍奉蒋先生大半辈子，现在改换门庭去侍奉毛泽东，老了，不需要了。他让人把这话透给我们。太原解放前夕，他逃到南京，再逃广州、台湾。这个土皇帝在山西38年的统治，终于覆没了。
群众力量大，形势比人强
1943年9月我到延安后，向中央汇报了牺盟会、决死队斗争的情况，得到中央的充分肯定，认为这一斗争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成功的一个例证。毛泽东同志欣慰地说：你们以少数人团结了多数人，取得了胜利。同年，刘少奇同志在《6年华北华中工作经验的报告》中指出：“没有山西的新派，以及新派如果不在旧派的进攻下胜利地打击旧派，那末，我们在山西以至华北坚持抗战的困难是要大得多的。山西新派的成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也给了旧派投降敌人的企图以很大的打击。”同时还论述了党领导牺盟会、决死队取得的胜利和主要经验。他说：    “阎锡山是封建性很重的统治者，由于敌人对山西的进攻，他需要'守土抗战’，他在抗战中需要实行一些进步的办法，目的是保持他对山西的统治。因此，他的进步是有限的，是暂时的。但是他能抗战与实行进步的办法，是好的，对配合是有利的，我们应援助他抗战。然而，如果新派的势力及群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他所需要与允许的范围时，他就无所顾忌地来镇压群众和新派，他不需要真正的群众运动，他对抗战也是动摇的不彻底的。因此，我们就决定了这样的方针：(一)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二)用一切方式援助新派力量的发展，并设法参加新派，使新派实际地统治某些地区；(三)和新派一起，尽可能利用'牺盟会’的形式，独立自主地去开展群众运动；(四)新派在拥护阎锡山的口号下与旧派斗争，直到进行武装斗争，使旧派投敌或在山西造成反动的局面成为不可能。上述方针执行的结果，使新派取得了胜利，也使我们取得了胜利。山西新派的成功，是统一战线中左派的成功。
“我们在帮助阎锡山抗战的过程中，使山西的抗战坚持了，使山西的革命前进了，也使我们前进了。因此，这个经验是值得注意的。
“总起来说，华北党在这个时期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是灵活地执行了中央路线的。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复杂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没有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而是在克服了许多错误的意见之后，正确、及时地决定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动员和组织了数百万群众朝着我党指定的方向前进了。”
党中央和北方局的评价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历史告诉我们：山西新军和牺盟会作为山西新派力量，在伟大的抗日斗争中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中国共产党适应当时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积极倡导和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我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依托八路军，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胜利。
抗战末期，阎锡山慨叹自己一时“失算”，曾经说过真没想到这一回没有斗过那么几个年轻人!这是全国解放后，傅作义将军和几位山西老朋友包括徐永昌先生在内告诉我的。阎锡山这个整了大半辈子人的老军阀政客，有这种看法不足为奇，因为他从来都是固执地迷信自己的权谋、手段和实力的。
应当说，在反动统治者中，阎锡山是很有一套“办法”的。但是，形势比人强。阎锡山的哲学和种种权谋、手段，这次却失灵了。这决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什么一时“失算”，这是形势使然，历史使然。他的对手，也决不是如他用轻蔑的口吻所说的几个年轻人，而是共产党、八路军和广大群众，以山西新派面目出现的共产党人。 
山西新军实际上是我党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倡议建立的，是在党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在重要关头，党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总对山西新军和牺盟会都给了重要指示。这包括内部在有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发生争论时，我们都得到了明确指示和坚决支持。在接办牺盟会之初，山西临时工委有几位同志力主把它更名和改造为抗日救国会，把“山西青年抗敌先锋队”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们认为，不然的话，我们帮这个“官办组织”做出了成绩，都记在阎锡山帐上，那就是“右倾”。我们不赞成这种意见，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充分理由，报告了北方局。刘少奇同志明确指出：牺盟会的好处恰恰在于它是“官办”的，否则就不会让我们放手工作，抗日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阎锡山不能接受，不能那样办。但争论仍在继续着。后来，在1937年5月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张友清同志曾代表我们两人提到这个争论。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张闻天等同志也批评了反对“官办组织”的意见。抗战开始不久，决死1、3纵队开赴晋东南，两纵队的政委分别兼任山西第3、第5行政区主任。某特委有同志就说，时至今日还戴阎锡山的“帽子”，认为那是违反独立自主原则的，是沁州路线。(那时山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公署住在上党地区的沁州，所指为沁州路线，意即薄一波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争论提到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1938年3月在太行山区，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说，目前绝对不能去掉这顶“山西帽子”!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大局，而且你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军队也受八路军指挥，戴这顶“山西帽子”有许多便利之处。直到十二月事变被粉碎后，中央还指示继续在名义上保留山西新军的建制，并且批评了决死队某旅同八路军某支队在组织上完全合编的做法是错误的。
山西新军在军事工作上，得到朱、彭、杨和左权等同志的极大帮助和支持。1938年夏，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沁县西林村为决死1纵队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副参谋长亲自授课，对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起过重大作用，当时被称为“西林整军”，便是一例。
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了山西新军。委员会的16名委员，都投身到组织和掌握武装这一中心工作中来。多数委员担任了新军各纵队的主要领导职务；未在新军中任职的委员，也都参加了组建新军和掌握武装的工作。新军从上到下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各纵队的政治委员，除207旅外，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他们实际上是部队中的党代表。山西新军的《政治委员条例》规定，政治委员是部队中的最高首长，拥有最后决定权。团、营、连的主要政治工作人员，也多为共产党员担任。在新军中普遍运用八路军的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经验，建立一套政治工作制度。在建军之初，从新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实行自下而上的广泛民主，发挥士兵委员会监督作用，同旧军官“无理要求、绝对服从”的专制统治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时成立士兵委员会，看起来，很有点“极端民主化”，但是为了同顽固旧军官斗争，采取这一斗争方式是成功的完全必要的。经过教育、改造的艰苦工作，一部分旧军官争取过来了，一部分旧军官逃跑或者被撤换了，结果绝大多数军事指挥员都是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这时，也就完全地实行了红军的政治军事工作制度。所有这些，有力地保证了党对山西新军的领导，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个别纵队在同旧军的斗争中吃了亏，主要原因之一是未能贯彻执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忽视和放松了争取对部队的领导权。
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组织的发展和群众运动的深入，是山西新军成长、壮大和取得胜利的坚实基础和可靠保证。到1939年夏，以牺盟会名义组织起来的山西农救会会员发展到170万，工救会会员发展到20万，妇救会会员发展到30万，青救会会员发展到30万。包括这些团体会员在内，牺盟会的全体会员发展到300万左右。(应该指出：牺盟会组织在抗战初期一度停滞不前，犯了错误，主要是没有立即组织工、青、妇等各类救国会组织。经北方局刘少奇同志指出，很快就纠正了。)如此广大的群众力量，有力地支援了武装斗争。同时，建立和切实掌握抗日民主政权，这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山西省有7个行政区，其中5个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主要领导，这些行政区的县政权完全由我们掌握。在另两个行政区里，我们也掌握了部分县政权。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是共产党人。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当时地方党委已经普遍建立起来，它们在发动群众，建立民主政权方面，工作做得更多些，不少事情，决死队和牺盟会是配合地方党委做的。也应该说到，在建立地方党委过程中，公开工委做了许多工作。根据北方局指示，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必须分开，公开工委委员不得直接介绍党员，我们切实执行了这个原则。同时，公开工委同临时工委合作，于1937年春举办“牺盟特派员训练班”，作为在全省发展党员的一个重要步骤，先是从学员中积极发展党员，然后派到各县，利用牺盟特派员合法地位进行建党，起了很大作用。
总之，山西新军和牺盟会的成就，是在党中央、北方局以及山西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八路军的全力支持下，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结果。在发动群众，建立发展政权，组建武装力量，发展统一战线和进行反顽斗争等方面，广泛地运用牺盟会和山西新军这一合法组织形式，给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当然，在当时那样复杂的形势下，无论从组织或者个人来说，对工作的指导都不可能没有任何失误。刘少奇同志总结敌后工作时说过：当时北方局的领导，“在路线上虽然是正确的，但在个别的政策上及个别的工作上亦不能免除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这种情况，我们是有过直接感觉的。例如1938年初，北方局曾主张把党中央关于“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的规定搬到山西新军中来，一度要解散决死队中的党组织，以致造成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较大波动和某种混乱。好在这一失误很快就由少奇同志自己纠正了。
我们在思想上工作上也有过一些偏差。比如：当局面已经初步打开，形势也大大向前跨越了一步，而我们却还没有及时冲破阎锡山的框框放手开展工作，经北方局以至中央指出后才得以纠正。后来，北方局也曾纠正过我的一次“左”的行动。当时国民党复兴社在太原办的《华闻晚报》久为群众所不满。1937年9月雁北失守时，它又谎报军情，暴露太原防空设施，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让群众把它捣毁了。这个违反统一战线原则的做法，曾受到刘少奇同志的严肃批评。
毛泽东同志常说，做统一战线工作要象“制钱”那样内方外圆。而我有时候却表现出内方外不圆，强调了原则性，忽略了灵活性，处理问题有过火的地方。有的朋友曾经善意地批评我“好插野鸡翎”。“好插野鸡翎”这种气势有时还得要，可以压倒顽固派；但在有些情况下，容易把事情闹僵。
1944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曾经写了一份材料，检讨上述的以及其它方面的缺点错误。毛泽东同志作了批示，指出：“个人，同整个党一样，都有一个觉悟过程，文内所说，都是这个觉悟过程中的事。其中有些我还没有做到，我还要努力。”毛泽东同志的批示，亲切感人，帮助我正确对待缺点和错误，启发我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觉悟，把工作做好。至今，每念及此，非常感激毛泽东同志对我的勉励和帮助!
如前所述，“牺盟会”、“决死队”和其它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在党的领导下和指挥下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可是，在10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却极力歪曲和伪造历史，公然把山西新军诬为伪军，把“牺盟会”诬会“反动组织”。
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1979年9月12日，我写信给党中央并邓小平同志，说明应按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山西牺盟会和新军所作的肯定评价，恢复参加这些组织成员的革命历史和荣誉，并请尽快做出定论。邓小平同志于第2天即作了肯定的批示。他说：“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应予澄清。”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经报请党中央同意，于同年12月7日发出通知规定：
“'牺盟会’、'决死队’和其它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所有'决死队’(包括工卫旅、政卫队、暂1师等部队)成员的这段历史，都应从他们参加决死队之日起计算军龄。”
至此，在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亲切关怀下，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由我党领导的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斗争历史的本来面目终于恢复了。它们创造的业绩，作为伟大抗日斗争史册的一页，又重现光辉。我和许许多多同志一样，感到无限欣慰!
(1987年4月7日定稿)
1991年8月12日修订)
(本文曾于1990年10月在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回忆史料》上发表，本刊这次发表时，作者又作了重要修改。文中注释是当时《八路军回忆史料》发表时编者加的。)
　蔡爱卿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一纵队中队长、大队长，第三十八团团长
三十八团副团长胡兆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