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剧哪个网站看: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沃伦·巴菲特传（六）

    罗宾逊把这个好行业获得的利润输在坏行业中了，如保险，银行业，充当经纪人甚至还有个专门收藏19世纪美国油画的艺术长廊。由于急于跟上80年代“金融超级市场”的热潮，罗宾逊花了吃奶的劲凑足40亿美元押在希尔森银行上。但他的监督工作做得很马虎 （希尔森把2600万美元“投资”

    到科罗拉多滑雪圣地的“会议中心”），投资银行不得不一再调动头寸来解决困难。更糟的是，美国捷运有不到坏消息变成事实不采取行动的习惯。

    罗宾逊设法躲过了对这些失败的指责，一半因为他繁忙的社会关系部，一半因为他的董事会里都是被金钱俘虏了的董事。其中，亨利。基辛格每年就能拿35万的想象中的管理监督咨询费。

    尽管罗宾逊作了好的宣传，但巴菲特不可能不知道罗宾逊的纪录。1985年，巴菲特参加了美国捷运公司的一次董事会，当时公司正考虑把消防基金保险单卖给巴菲特所在的一个集团。巴菲特提出了一项建议：公司应该把消防基金卖掉，把精力集中到自己的好生意中。不久GEICO买了一大笔美国捷运公司的股票，巴菲特打电话要求GEICO谈谈自己的目的。虽然巴菲特没有明确说明，但他在报告中对罗宾逊经营失误的大概记录表示痛心。

    这次罗宾逊打电话来时，一切都已淡忘了。据纽约的 《英迪芬塞堡》杂志报道，巴菲特显然被一个想法纠缠住了：他在美国捷运的投资已有25年了，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打出的第一口喷油井。现在该公司又一次遇上了麻烦。

    就在几周前它的信用降级了。当罗宾逊要求有3亿美元的资助时，巴菲特很快就答应了。

    这次巴菲特说，市场升到这个地步，他正在找他喜欢干的事，而美国捷运的基本业务正是他喜欢的。这仍不能解释他“我们购买是为了与吉姆（罗宾逊）在一起”的话。他的朋友们目瞪口呆。他甚至同意了——虽然有些勉强——一种会限制伯克希尔未来发展的方式。美国捷运的一位董事杰克。拜恩对《商业周刊》说，他原以为巴菲特的“聪明基因”会阻止他这么干的。

    在与巴菲特当面交谈之后，拜恩才知道巴菲特把上次对美国捷运的投资看作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牌，现在他急于参与公司复兴，巴菲特对他说：“我这是又要回家了。”当然他已回到了GE-ICO和《华盛顿邮报》。他喜欢这些旧鞋子，就像喜欢投资于儿时分送过的软饮料一样。重新进行这种商业冒险使他回到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

    芒格也认为他的伙伴的职业中充满了“奇妙的巧合”。“沃伦很怀旧。”

    他承认道。但他不愿进行进一步讨论，只说：“我可不想做心理动机的分析。”

    到1991年8月，巴菲特证券组合中的许多新成员遇上了麻烦。韦尔斯法

    戈处在灾难的边缘。美国捷运遇到的麻烦则是：各大饭店叛变，持卡人数持续减少和利润锐减。

    在饱受批判的“白钱”交易中，吉列脱颖而出，它被伯克希尔转成了普通股票。吉列的其他持有人情况也不错，因为现在的股价已是贝罗曼开价时的两倍。共同基金经理和吉列公司股东彼得。林奇说：“与巴菲特做生意人人有利。”

    但巴菲特与国际冠军的生意可得不到同样的评价。它的利润下降了 85％，但伯克希尔却不受其害，因为它的红利是固定的。同时总经理西格勒又以远低于公司账面值的价格赏了自己25万多股的选择权。

    美国航空的情况最糟。几乎就在巴菲特投资的同时，一场乘客大战已经爆发。当波斯湾战争爆发时，民航业垮了。美国航空当时的雇佣成本极高，在巴菲特投资后的一年内，它损失了4亿5400万美元，而且大出血不是很快就能止住的。

    有一次，总裁萨斯。沙菲尔德给巴菲特打电话，对投资结果表示道歉。

    “萨斯，希望你记住，”巴菲特反驳说，“是该我给你打电话而不是你给我打。之所以投资不好我只能怪自己，现在只有顺其自然了。”

    巴菲特对自己的责怪更深刻得多。他本知道航空业的动态的——竞争激烈，固定成本高——但他还是投资了。因此公众对错误的焦点首当其冲地落到了巴菲特身上。带点威尔。罗杰斯的味道，他向股东们写道：“没人逼我；用网球术语说，我是 ‘失误’了。”这显然是他最糟的一次投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对美国航空的其他股东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它给困难重重的航空公司注入了急需的资金。

    虽然巴菲特的证券组合中有几处败笔，但它轻易地就被其他股票弥补了，比如说可口可乐、吉列和雷诺烟草公司大额债券，他很快就从中获得了约2亿美元的利润。伯克希尔的资产净值不顾巴菲特的预言继续上升；它的股价也迅速反弹，到8月时达到了8800美元。最好的是，他下属各公司的问题与他无关。他爱说他对生活“作了安排”，这样就不用干不喜欢干的事了。

    1990年夏，此话成真了。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内布拉斯加和科罗拉多即将到来的比赛。

    巴菲特对所谓“白钱”交易的辩护——即公司可以因“拥有大量的、稳定的和感兴趣的股东而获益”——也有待验证。也许这永远不成立，但矛盾渐渐消失了。就连常常遇到麻烦的所罗门兄弟公司那年的纪录也很可观。

    21证券大王

    约翰。戈弗洛德把所罗门经营得非常好。

    ——沃伦。巴菲特1991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报告确切地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原型来自一场家庭纠纷。费迪南多。所罗门出生于阿尔萨斯。洛林，他们一家都是当地的经纪人。19世纪末他移居纽约时把祖传的生意也带来了，为证券公司提供短期贷款。在新世纪的曙光下，他四个儿子中的三个人成了他的帮手。当时华尔街周六还只开业半天。正统的费迪南多要保持犹太人的安息日，但儿子们坚持要工作。慢慢地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了；终于在1910年，儿子们凑了5000美元自立门户去了。

    他们在百老汇80号开了家商店，兄弟们每天早上一家银行接一家银行地跑，问谁有多余的钱，并把钱放到经纪人那里。渐渐地他们也做起了公司债券生意。虽然传统观念认为这是个死气沉沉的业务，所罗门兄弟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委托人——美国政府。1917年，所罗门成了财政部的注册经销商。不久，人们就认为做所罗门的伙伴就是做“美国财政部的伙伴”。

    但公司规模多年来仍然很小，使它获得发展的主要是两个重要决定，并最后把巴菲特吸引了过去。

    所罗门公司自建立伊始，它的组织就不很严密，这招致了众多议论。但尽管出身卑微，它的一位兄弟阿瑟。所罗门却是华尔街上为数不多的小J.P.摩根要征求意见的人。有一次他正在刮胡子时得知摩根想见他，阿瑟来不及修理两鬓，就匆匆擦去肥皂跑到了摩根办公室。为了报答这种忠诚，摩根家族也经常给他块骨头啃一啃——比如一点公司债券——正是所罗门喜欢的那种。

    但所罗门不满足于充当第二小提琴手。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华尔街上各大腕纷纷“撤资”以抵制最新成立的SEC时，所罗门深入险境，在认购中取得了立足之地。这种大胆的行为和它的伙伴们甘冒资金风险的勇气使公司欣欣向荣。

    有人认为这种“有销路”的债券正是所罗门在战前获得发展的动力。但它仍是个谨慎的玩家，作为债券交易商，它难免担惊受怕，但在承保和投资银行业上仍十分大胆活跃。

    1958年威廉。所罗门只用高明的一步棋就对公司实行了改革。第二代的所罗门规定每个伙伴除了每年抽5％的利润外必须把钱留在所罗门。急于买房的年青伙伴们要求开个先例。黑发的比利。所罗门自信地拒绝了；因此伙伴们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排外的精神也出现了，且当时750万美元的公司财产也开始增加了。

    所罗门公司于是用日益增多的资金来弥补公司关系不好的不足。它挤进了出身高贵的摩根和基德尔。皮博迪的行列从事股票交易和投资银行业。1968年第一个受雇于所罗门的股票推销商布鲁斯。海克特回忆说：

    我们是最后一家开始研究的商行，最后成立的一家投资银行。这主要不是因为我们与顾客很熟，而是与市场很熟。我们是赚钱机器。

    1979年，IBM要求摩根。斯坦利放弃唯一的承保管理人的传统地位，而

    与所罗门一起管理它的10亿美元的债务。当摩根拒绝时，IBM选择了所罗门，让老伙伴摩根瞠目结舌。所罗门羽翼已丰，再不用匆匆离开理发间去听摩根的吩咐了。它的资金当时已升到了2亿美元。

    这一次华尔街的私人公司感觉到需要资金，开始公开出售股票了。比利。所罗门认为保证稳定的伙伴关系是最重要的，因此他强烈反对发行股票。

    受他重用的约翰。戈弗洛德也有同感。有一次他偶尔听到几个伙伴在谈论采取这种行动，戈佛洛德粗鲁地插话说：“你们几个小子再想这件事的话，我现在就辞职。”

    戈弗洛德成长于斯卡斯得尔的乡下郊区，他的父亲——一家肉类公司的老板常与比利。所罗门一起打高尔夫球。聪明内向的戈弗洛德在奥伯林念的是英语专业，本打算教书的。当他从朝鲜服役归来后，比利。所罗门请他到城里去。这位粗壮的年轻人被交易场里的繁忙景象深深吸引住了，于是他当上了一名学徒。

    他在市政债券和辛迪加中工作努力出色，34岁时终于成了公司的一名合伙人。他带领所罗门公司在承保业中获得了闪电般的增长，但他却永远成不了华尔街中的一员，越战期间，已留了大胡子的戈弗洛德在金融区领导了一次反战游行。

    好像为了补偿自己的不合群，他表面上显得很无礼，甚至很粗鲁。在一次正式招待会上，他被介绍给新泽西州养老基金会的经理罗兰德。麦克豪德。

    由于对从特伦顿得到的生意份额不满，他突然破口大骂：“哼，他妈的有什么必要要和新泽西州做生意呢？”

    同事们认为他语言粗俗是不得已的，他其实只是掩盖自己的害羞性格罢了。公司里的一位好友吉德尔。哈勒韦兹说：“约翰的问题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富有同情心。他离不开这个外壳。”

    比利。所罗门认为戈弗洛德不会总是这么粗鲁的，于是他在1978年任命他负责公司业务。所罗门公司1981年遇上了一件毫无准备的事。那天戈弗洛德、亨利。考夫曼和另一个伙伴飞到了纽约南安普顿海边的所罗门总部。所罗门穿着便装欢迎了这群穿细条纹西服的来访者，他们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公司将不得不出售公司资本份额给做商品交易的菲布罗 （Phibro）公共公司。（戈弗洛德不愿卖，但最后还是屈从于他的同事们了。）所罗门的 70位伙伴从中平均获得了700万美元。

    出乎戈弗洛德意料之外，南安普顿现在有了一条通向奥马哈之路。这次交易之后，所罗门有了一条公开集资的途径；它的发展速度前所未有，但企业文化的改变也是不可逆转了。虽然经理们仍互称“伙伴”，但它只是个措辞而已，现在他们不再把钱留在公司了。比利。所罗门回忆说：“你的人突然有了56000千万美元。他们现在关心自己的钱就和关心公司业务一样。”

    戈弗洛德同意与菲布罗的总经理大卫。坦德勒分享董事长的权力。但当坦德勒自己的业务垮台之后，所罗门公司轻而易举地解脱了出来。戈弗洛德立即把他一脚踢开。到80年代中期，所罗门不仅在传统的债券生意上有了大发展，而且在股票上也加大了份量。它在认购过程中遥遥领先，被《商业周刊》冠以“华尔街之王”的美称。杂志还预言：如果公司因故发展停滞，利润下降的话，它也能立刻恢复过来。

    困难是每个人都不期望发生的。在那些年里，戈弗洛德就在面对自由女神像的一间传说般的小房里办公。矮小厚唇的他经过两排交易人，身后留下

    长长的雪茄烟味。他颤动着颌下的两堆坠肉，大声嚷嚷着，得罪了所有的同事。“他赶着大家干活，”一位伙伴说，“让我们处理地板上堆着的狗屎东西。”

    据说戈弗洛德曾鼓励他的债券交易明星约翰。玛丽威舍花100万美元去赌一轮定胜负的扑克游戏，那是债券市场沉闷时交易商才玩的游戏，这件事记录在销量最大的对该公司的内幕报告《撒谎者的扑克》上，也许它是捏造的，但它给戈弗洛德蒙上了交易商的交易商这种色彩。

    在不玩扑克时，玛丽威舍的债券奇才们——其中有些是博士——用复杂的交易手段在利差中玩百万美元的赌博。戈弗洛德鼓励他们冒险，对不可避免的损失也很有男子汉气概。他不仅鼓励人们小心谨慎，还要求他们忠诚。

    “约翰的经营让人难以忘怀，”会计师马丁。莱伯韦兹说，“他就像在一条长廊中漫步，所到之处都变得一片光明。”

    整个公司都充满了戈弗洛德的自豪感。交易者们相信就算他们会干不道德的事的话那也是最后一个。在杰克塞、基德尔和摩根。斯坦利他们被内幕交易所玷污之时，所罗门一无所染。饱受传统学校影响的戈弗洛德躲开了寡廉鲜耻的当事人，拒绝了自己不满意的交易。

    但在出售公司伙伴关系时他终于屈服了。他同意他的银行家们资助雷弗科和南部地区的LBO并授权贷给TVX电台一宗大额债券。与他坚强外表不和谐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导致了三次惨败。

    实际上戈弗洛德没有真正的控制权，各部门也没有预算。在 1991年之前，所罗门甚至没有财务总管。当那年债券市场崩溃后，戈弗洛德才发现他的人员太臃肿了——可惜为时已晚。由于开始公开集资，公司人员增加了两倍，达到6800人。戈弗洛德加大了在股票和投资银行中投入的资金，但利润却在下降。有一次他对《纽约时报》可怕地预示说：“我的毛病就在于对人太审慎了。”

    从他历来开除的人数中，伙伴们发现了他内心的痛苦。他像笼中鸟一样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周围是一群狂欢的交易商。有一次伙伴们一起去科德角半岛度假时，莱伯韦兹发现他一个人躲在一角喝酒。莱伯韦兹问他怎么了，戈弗洛德说：“我发现，工作迫使我去伤害一些我不愿伤害的人。”

    为了掌权，戈弗洛德一再改动管理层结构。他的亲密同事刘易斯。拉那烈实际上是独自管理抵押部门，按惯例从每次交易中都抽一定的好处。戈弗洛德无情地解雇了他。但所罗门控制不了与对手、上层的债券交易商、中层银行家和推销商的竞争。一些著名的人物如交易人艾拉。哈里斯和债券市场大师亨利。考夫曼出现了。戈弗洛德也岌岌可危。有人密谋要推翻他，但因力量太弱而失败了。

    这种勾心斗角的核心是为了年终分红。戈弗洛德想少发，但所罗门的各个中高级人员迫使他提高奖金。

    在事业上的麻烦不断的时候，戈弗洛德的个人生活中也出现了问题。就在公司公开发股的同时，他与曾是泛美航空公司的著名的空中小姐再婚了。

    本来不喜交游的戈弗洛德成了盖茨比，他和妻子大概花了2000万美元在第五大街买了幢豪华二层楼，经常举行奢侈得难以置信的晚会。最后，小戈弗洛德16岁的金发女郎苏珊。戈弗洛德在吕。德。格雷纳尔买了幢18世纪的房子，似乎他们去巴黎度假用。

    她并不经常使丈夫把注意力从公司上移开，但她却使戈弗洛德与同事之

    间的关系更紧张了，因为他仍觉得得抢着干出点名堂来好引起老板的注意。

    苏珊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把他们喜欢的经理会议室变了个样，把舒适的大沙发换成了毛茸茸的长椅，老式的烟灰缸也不见了。“看上去就像个法国妓院，”一位合伙人发牢骚说，“我叼着雪茄走了一圈，就是不知道该把烟灰弹在哪儿。”

    戈弗洛德越来越向公司外寻求建设。到80年代末，他每周都要往奥马哈打好几次电话。毫无疑问，最大的股东巴菲特对他帮助很大，戈弗洛德向《机构投资者》承认，他对巴菲特比对伙伴们更信任：

    沃伦是源泉。每当我不能问公司里的人并得到可靠的答复时，我就去找他。或更坦白地说，我不相信公司内部的答复完全客观。沃伦是个很棒的人。

    自从70年代中期戈弗洛德拯救了GEICO之后，巴菲特就迷上了他。他一再称赞戈弗洛德的“忠实”。但他和芒格对公司的混乱极为不满。他们和其他董事甚至得不到最新的平衡表。

    1990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利润增加了1亿1800万，戈弗洛德也把资金总额增加了1亿2000万。巴菲特大吃一惊。公司的税前赢利为10％，比美国工业的平均水平低得多。它的股价一直只有20亿美元，8年来几乎没变，而同时期的道。琼斯工业股票增长了近三倍。它的业务年年发展，但股东们连一个子儿也捞不到。它与巴菲特的哲学完全矛盾，他对此十分不满。因为这是用股东的钱来为投资银行家买奢侈品。

    那个年底，巴菲特去了他们的经理委员会——他很少这么干涉公司管理——要求他们再把奖金降下来。“我不管你们怎么付，你们可以把钱都给一个人，”巴菲特说，“但总数错了。”巴菲特是补偿委员会的三名董事之一。

    这次忽略了巴菲特利益的戈弗洛德命令他的银行家们减少奖金。但他的老爷兵们全力反对，最后他只好同意把奖金计划再提高700万美元。

    巴菲特对此计划投了反对票——唯一一次对管理人投反对票，其他人投了赞成票，于是少数服从多数。巴菲特投票反对戈弗洛德的消息，像雷霆一样震惊了整个所罗门公司。后来巴菲特解释说，他是担心不合理的报酬是不会长久的，这样一边倒的报酬会让整个公司都变得“不理智”。但所罗门就是个不理智的公司，尽管效益不好，但拿到100多万美元的经理不少于106人。

    精干的玛丽威舍套利小组中竟有人拿了2300万！尽管该组已为所罗门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这位交易人的奖金比别人高得离谱，别人都只有7位数。

    所罗门政府债券部的经理鲍。莫舍更是“发了疯了”。

    34岁的莫舍相当受信任。他长着双细眼，带金丝眼镜，成长于长岛，得过西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是1979年成为所罗门的债券推销商的。

    他在玛丽威舍小组里默默无闻地干了4年。1988年，戈弗洛德说服他接手政府债券部，他说这是“第二好”的工作。但他仍坚持工作。他和也在华尔街工作的妻子在巴特利城市公园里弄了个套房，从那里他们可以走着去所罗门上班。他在卧室里装了个交易显示屏，每天6点起床去接伦敦来的长途。

    他在1989年赚了400万美元，1990年达到475万。

    虽是交易商，莫舍也是很急躁的。当审记员约翰。麦克唐纳通知他要查政府债券部时，他勃然大怒：“你看，我的生意很好！”

    “鲍，你无权拒绝查帐。”麦克唐纳提醒说。

    “他妈的，我们每次想干点漂亮事时总给打回来。”莫舍咆哮道。

    当莫舍的上司玛丽威舍听说此事后，他笑了：“对他的话你该有保留地接受。”但从未有人问过莫舍的贡献。

    莫舍干的就是在美国财政部拍卖公债时参加投标并在发行后进行交易。

    公债券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每天交易额达1000亿美元，而纽约股票交易量只有80亿左右。市场受纽约联储银行选定的“主要经销商”的控制，他们为银行完成交易。虽然人人可以参加公债拍卖投标，但只有主要经销商可以代表当事人投标。因此他们可以提前很多知道市场导向。而在39个主要经销商中，声名显赫的所罗门仍能分得最大的债券部分。

    出于对此青睐的回报，所罗门和其他经销商一样要帮助政府平稳地发行国债并让官员们不落后于债券市场。它的交易商其实每天闲谈时都盯着联储。

    这种关系是非正式的，有点像把球传给击球手，是在法制不健全时期时绅士般的信任。每个季度，包括所罗门在内的经销商和投资人都被请到财政部，告知政府的资金需求并征求如何行动的建议。 （经销商则要以名誉担保不向他们的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根据最新信息交易。）然后商业家和官员们一起去麦迪逊宾馆吃晚饭，按惯例吃的是羊肉片。

    他们只有在拍卖时才是对立双方，经销商要以最低代价获得投标，政府则要最大价。每次拍卖前，莫舍这样的交易商总要匆忙调查顾客的民意，确定需求。同时所罗门和其他经销商派业务员守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美联储大楼的一排电话旁边。在1点钟拍卖开始前几秒钟，业务员们得到他们的指示并手记下来。他们把投标放在木盒里，当时钟敲响一点时，联储的一名职员就用手遮住木盒插孔不让再投了。

    这套严密的体系自一战以来，已成功地为美国政府债务进行了融资。1990年，财政部拍卖了1万5000亿的汇票、借据和债券。只有1962年发生了点麻烦。当时摩根的银行家要买一半的要拍卖的短期债券。财政部副部长担心摩根有操纵市场的企图，他当然不愿依赖于少数几个经销商。从那以后，它强行规定授于每个账户的业务不得超过35％。

    通常中标的人达不到这个比例，因为它们是按比例分配的。但精明的莫舍找到了一个漏洞。他认为授于不得超过35％，但招标不是。于是1990年他投标要两倍于所有拍卖中的借据。虽然比例早已分配好了，但莫舍还是得到了最大的份额。

    负责拍卖的穿白衫的官员麦克。巴琛立即给莫舍打电话，警告他不能这么干了。毫无疑问，他是说这种作法是最后一次了。

    但两周后拍卖50亿的债券时，莫舍投标要买100亿。巴琛目瞪口呆；他不相信经销商敢公开与美国财政部做对，而且是不多的已吃了他3/4个世纪的经销商。他拒绝了莫舍的投标并宣布投标也不能超过35％。

    现在莫舍采取了一个众人难以置信的行动，他威胁要越过巴琛直接与财政部副部长对话。然后他向报界大声咆哮，这种非绅士的方式让财政部大光其火。受到警告的所罗门高级人员安排了一次与财政部负责金融的副部长罗伯特。科罗贝尔的早餐，让莫舍道歉。莫舍别无选择，他显得很委屈。所罗门公司对此十分关心，命令莫舍打电话道歉，然后乘船去伦敦冷静一下。

    但莫舍陷进去的比所罗门知道的多多了。在7月和8月的拍卖中，他代

    表并没授权于他的顾客投标，获得了很大的份额。

    到1990年11月，在4年期借据的拍卖中，他假冒一个顾客向墨丘利神资产管理公司提出了10亿元的投标。他或他的代理通知一位工作人员从不知情的墨丘利神的账户上把债券“卖给”所罗门，好像墨丘利神真的参加了投标，然后又卖给所罗门一样。为了掩护莫舍，该工作人员在交易票据上写了“不要证实”，这样就不会有人向墨丘利神问这次交易的事了。

    以这种方式，1991年2月莫舍又为两位顾客——量子基金和墨丘利神公司——提出了35％的投标，也是无授权的，实际上是所罗门自己的投标。所罗门和它的“顾客”得到了51亿美元的票据，占全部拍卖额的57％。

    财政部当然不知道这些债券都违反了它的规定，跑到一个公司手中去了。但到了4月，财政部一位官员在回顾拍卖时，例行公事给墨丘利神总经理查尔斯。杰克逊发了一封信。莫舍也得到了一份复印件。可以想象他有多担心。信里提到了所罗门“代表墨丘利神资产管理公司”在4月的投标。但墨丘利神根本不知道。

    莫舍急着要保护自己，给杰克逊打了个电话，忸怩地说这次投标是某个工作人员出的错，所罗门正在纠正。他请杰克逊不要如实地给财政部打电话让他为难。杰克逊同意了。

    为了安全起见，莫舍告诉玛丽威舍他只投错了一次标，并说正在努力、尽快地纠正过去。玛丽威舍当时呆住了，他说莫舍会因此丢掉饭碗的。“还有吗？”他问。

    莫舍撒了个谎。他说只此一次，并请求再给他次机会。

    几天后，在所罗门位于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新总部，一座花岗岩和玻璃建筑中，玛丽威舍与戈弗洛德、所罗门董事长托马斯。斯乔斯和律师唐纳德。福尔斯坦会面了。戈弗洛德对听到的消息大为震惊。“你怎么可以乱用顾客的名义？”他问。

    玛丽威舍求情道，莫舍是个勤奋的经理，他只是一时犯了一个错误。但他们知道这次行为不是孤立的。他们讨论了莫舍和巴琛之间的冲突和他对公司审计师的不满。

    福尔斯坦说投错标很可能会犯罪。他认为虽然没人要求所罗门这么做，但还是应该报告这件事。戈弗洛德犹豫不决。他久久考虑是向财政部报告——由于莫舍与巴琛的争吵，这是个不愉快的选择——还是向联储报告。给纽约联储经理直接打个电话就可解决了。但他们也许可以通过私人访问慢慢地透露这个消息。所有人都同意应该公开莫舍的错误行为，但由谁在什么时候却没决定。毫无疑问的是，莫舍得由政府处置了。

    任何处在莫舍这个位置的人都得谨慎点了，至少短期内得小心点。但在他的手册中找不到这两个字眼。在5月拍卖二年期借据时，他出了个意想不到的高价，拿了106亿美元，即87％的份额，由所罗门和两位顾客分担。很聪明，但聪明过分了。

    许多承诺要分销票据的经销商得不到票据，他们被“诈”了。导致了一场争抢“5月二年期票据”大战，价格直线上涨。莫舍从中诈得1800万美元。

    （他前段时间的投标赚了400万美元左右。）

    但交易商们大声抱怨——有人直接向华盛顿抱怨说，所罗门垄断了市场。除了阴谋独家控制价格外，轧空并不算非法行为，他们也是不明显的。

    但5月的轧空使许许多多人受到了损失，有几家交易商都破产了。

    财政部对莫舍的非法投标仍一无所知，但巴琛和他的同事们已注意到莫舍了。现在让巴琛大吃一惊的是，他发现财政部信任的伙伴有操纵市场的无耻企图。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前，他秘密通知了证券交易委员会。

    当整个华盛顿忙于欣赏樱桃花时，它的调查机器也悄悄地开始了运转。

    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司法部开始秘密调查所罗门在这次轧空中扮演的角色。所罗门的当事人收到了传票。

    同时财政部也受到了下属委员会主席瑞普爱德华。J.玛基的压力，他听到了许多交易商的牢骚。马萨诸塞民主党开始准备加强债券市场监督的议案。

    所罗门的外行但却能干的院外活动家施蒂芬。贝尔对法律程序很担忧。

    当他看到轧空的报道时，他知道麻烦来了。

    贝尔是新墨西哥州人，爱穿一双牛仔靴。他给所罗门的政府债券部打了电话，他吼道：“这他妈是怎么一回事？”莫舍说所罗门没做错任何事。贝尔想，什么事也没有，华盛顿会如此反应！

    6月初，在贝尔的催促下，戈弗洛德礼貌地拜访了财政部副部长科劳贝尔。尽管他的律师已一再提醒他，他还是没透露非法投标的事。但由于财政部对轧空已很关心，现在透露的话情况可能会更糟。他稳稳地坐在科劳贝尔的黑色画像前为所罗门辩解，并表示要努力合作。但他没提公司的政府公债部的头头向财政部撒了谎。科劳贝尔不明白他来的目的是什么。

    也许戈弗洛德是讨厌在所罗门复兴之时发生此事。但现在他得解释自己为什么拖延了。就像久久保持缄默的证人，他的行为好像他自己也有罪一样。

    他对斯乔斯说，他仍打算公开这些非法投标，但这只是“小事”。真是难以置信。他竟想不到财政部——这个所罗门最老最有价值的伙伴——想的会跟他完全不同。

    到6月底，戈弗洛德得知所罗门成了民事和刑事调查的对象了。他立即雇请沃其泰尔。利普顿。罗森和卡茨法律公司调查所罗门在轧空中的作用，但他还是没说莫舍做的投标。他对自己的律师都守口如瓶。直到7月12日，沃其泰尔。利普顿的律师发现了非法报告的证据时，所罗门才真相大白。

    以后的一个月里，沃其泰尔。利普顿发现了6起非法投标。法律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戈弗洛德的密友马蒂。利普顿也建议他应公开此事，虽说他没有这个义务。戈弗洛德同意了。他认为自己干的一直是对的，即使无人喝彩，也应得到赞许。

    8月8日星期四，所罗门向董事们通报了此事。他们用塔霍湖畔一家饭店边上的户外收费电话通知了巴菲特。由于巴菲特知道得不多，所以不很在意。但在明尼苏达州小船上吃饭的芒格则要求解释此事。

    同一个晚上，在长期拖延之后，戈弗洛德和斯乔斯给纽约联储的克里根打电话通知了沃其泰尔。利普顿发现的情况和自己某段时期内发现的某次非法投标。克里根很冷静。同样戈弗洛德也给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里查德。布里顿和科罗贝尔打了电话。

    周五，报纸公开报道了所罗门的事。但写报道的沃其泰尔。利普顿的律师们照例只是轻描淡写。他们没说戈弗洛德和斯乔斯几个月前就知道一起非法交易。曝光的只是含糊其辞和不完整的情况。戈弗洛德说的也同样少。推销商和交易商放心地回家过周末去了，他们认为这只是莫舍和他的当事人闯下的祸，他们知道该怎么保持沉默，可惜错了。

    8月12日星期一，调子变了。《华尔街日报》把焦点放在了怀疑戈弗洛德和斯乔斯的作用上：熟悉该公司的一位人士透露：“我几乎不敢相信——但千真万确—— （所罗门的管理人）竟不知道自己公司的投标额。”

    认为戈弗洛德与非法投标有染是不妥当的。看到这类文字时，戈弗洛德明白镁光灯已从莫舍转到了自己身上。

    他立即召唤了主持所罗门周一投标银行家会议的德里克。莫汉和主持每周销售会议的威廉。麦金托什。他要这两人再次向下属保证问题“已经被控制”了。这两人照办了。但问题并未结束，所罗门的股价下跌了；更糟的是，交易商们开始抛售所罗门赖以集资从事经营活动的短期商业票据。

    那天快结束时，市场上谣言四起。麦金托什再次面见戈弗洛德和斯乔斯；他们承认还有更多的非法交易，而且4月份时就已得知其中一项。有30年工龄的秃顶的麦金托什大胆地要求戈弗洛德辞职，但被拒绝了。不过他允许麦金托什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试着写份好些的新闻稿。

    星期二，麦金托什给莫汉打电话：“德里克，我发现了一些情况。感觉真糟。”他说，“你是我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莫汉是英国人，曾把所罗门的东京办事处变成一个重要的赢利中心。他最近被召回纽约来振兴公司的金融部门。他是煤矿工人的儿子，在伦敦经济学院念的书。现年43岁的莫汉现在有望成为戈弗洛德的接班人。

    就在一天前，莫汉还为戈弗洛德的正直打了保票。现在他和麦金托什都觉得被推上了绝路。他脸颊红红地给为福尔斯坦工作的所罗门的律师萨沙利。斯诺拨了电话：“萨克，我需要和他通话。我要事实。如果你不来，那本身就能说明问题。”

    同时，联储的一封信也到了戈弗洛德手中——克里根也要事实，而且他暗示所罗门原来的经销商地位现在很危险。戈弗洛德和斯乔斯觉得事态严重了，于是赶紧给克里根打电话，但发现对方不太友好。这位强壮的中央银行家对在他眼皮底下发出丑闻十分恼火。甚至在电话中他都觉得在“一点一点”

    地发现事实。据说他对斯乔斯发了脾气：“你对我怎么可以这样呢？”

    周二晚，所罗门的高级官员再次在沃其泰尔。利普顿处碰头。对戈弗洛德的罪行进行了白热化的讨论之后，他们起草了第二次新闻稿。这次他们微微承认“高层领导人”事先知道那些投标。芒格打来了电话：“不要说什么‘高层领导人’，我们想知道是谁！”于是解决了。

    一周前戈弗洛德还是华尔街上令人生畏的总经理，但到了星期三他的职位就岌岌可危了。关于他4月份就得知非法投标但仍让莫舍一错再错的消息曝光之后导致了一串连锁反应。在管理者、律师、记者和所罗门自己的雇员眼中，公司已与刚刚死去的杰克塞。本曼无异了，后者也于一年前与政府发生了长期争执而倒闭。

    星期四，顾客们跑了。威斯康星投资委员会除去了所罗门之名。穆迪公司宣布它有可能降级，公司的当事人也说在高层领导班子换人之前不必再来电话了。与亲信们躲在43层的戈弗洛德成了人见人怕的麻风病人。

    再往下走13层，抓紧收获的莫汉像截断了司令部命令的副排长那样，发出一些权宜性的指令。但他平息不了市场。一夜之间，公司的股价从37跌到了27.债券市场也和它的前国王翻了脸。所罗门的中期债券跌幅也从曲线上的60点变成了300点。它的信用摇摇欲坠。人们建议莫汉该给从未谋面的巴菲特打电话。

    周四晚上，克里根与戈弗洛德再次通话。这次克里根明确表示他将取消所罗门公司主要经销商的资格。

    身处高位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巴黎还有度假别墅的人很难理解警铃会为他们而响。戈弗洛德当然也从未想到莫舍的小动作会危害到他，但他怀疑如果没有克里根，他还能不能再干下去。

    星期五，戈弗洛德一觉醒来就发现自己的照片登在了《纽约时报》的头条。他认为他看到了自己的讣告。6时半他给克里根拨了电话，对方并不反对他辞职。然后他又给利普顿打电话，对方正在刮胡子。利普顿总是热心帮助朋友——尽管他的当事人是所罗门而不是戈弗洛德。他请他再考虑一下。

    曾是证券大王的他急忙去了办公室。奥马哈时间不到7点，他往巴菲特家打了电话唤醒了他。戈弗洛德说他个人决定辞职，并要求巴菲特插手。

    巴菲特犹豫了，因为他一向小心避免卷入这样的纠纷中。他在奥马哈的生活很有规律。过去当汤姆。默菲准备购买ABC时说：“想想你的生活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无疑他自己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你必须来纽约，”戈弗洛德坚持道，“我看到自己的讣告了，你看看报纸吧。”

    “好吧，让我想想。”

    巴菲特洗了澡，穿上衣服，按老路线去了凯威特广场，脑子里想着所罗门的资产负债表。他知道它的资产近1500亿，其中有40亿是股票。所罗门比美国花旗银行下的任何银行都更可靠。然后他开始考虑所罗门的有形资产。生意很赚钱，并不会破产。关键是对生意极为重要的管理层一夜之间就垮了。董事们星期天将接受戈弗洛德和斯乔斯的辞呈，需要有新人来管理公司。

    巴菲特的心腹们十分怀疑他是否该这么做。芒格的托尔斯和奥尔森的律师罗。奥尔森警告他“这是高风险的决策”，一旦失败他的名誉也就永远毁了。豪伊也向父亲发出了预言：“所有想背后给你一枪的人，现在会找到机会的。”

    保险的做法是让所罗门安静地死去。不错，巴菲特在所罗门有7亿美元的优先股。优先股要比普通股安全得多；但芒格和巴菲特都觉得不能随波逐流地失去这么多。

    他将失去或黯然失色的只是一张帆中的一小片。但他认为他的职业是把股东和公司紧密结合起来。戈弗洛德由于无能和优柔寡断而失去了别人的信任，但这种紧密的协议是双向的。作为所罗门最大的股东，巴菲特也有责任。

    他的责任与命运极为相似。

    中午时分，巴菲特坐上飞机直插云霄，义无反顾地飞往纽约。

    那个周五的大部分时间，对所罗门股票的交易停止了。它的日常业务也歇业了。高级领导人聚在董事会议室里。中午时分，戈弗洛德进来了，他说：“沃伦是新总裁。”其他人等待着，四处闲逛。据莫汉说：

    整个公司放下了所有电话。他们知道正在开关于新董事长的会议。在等待新总裁飞来时，我们莫名地感到有了生机。

    经理们知道公司走出低谷也许要几天、几周的时间。他们已两眼发直地开了许多乏味的会议。财务总管唐纳德。豪百德说：“我们都吓懞了。”

    那天下午，巴菲特把头探进董事会议室热情地招呼了声“嗨，好吗？”

    他开玩笑说，“我们现在遇上点小问题，”好像公司只是走丢了一名不错的随从一样。然后他使劲地大声补充说：“我对约翰和汤米感到难过。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拯救JM（玛丽威舍）吗？”

    巴菲特对他现在要负责的丑闻细节仍一无所知。但他不想盘问谁。他环视了一下说，很显然大家都累了，该休息一下了。他轻松的方式达到了效果，本周来经理们第一次感到精神振奋。

    “这只是暂时的挫折。”他好像真的知道一样。

    然后巴菲特去了礼堂把所罗门所有的管理人都召集起来。戈弗洛德首先发言。他说公司很幸运地迎来了巴菲特，这是他给他们鼓劲。他没有多愁善感，但仍略带着反叛的神情。他没做错什么，但他得走了。莱伯韦兹觉得他冷冰冰的告别仪式真是“太悲惨了”。投资银行家理查德。巴拉特说“这才是约翰——让坏时刻显得更糟”。没有人会忘记戈弗洛德最后的话：“道歉不是狗屎。”

    过了一会儿，巴菲特第一次站在了这支队伍面前。他发现公司处境艰难，急需有人领导，但又不知该走向何方。现在巴菲特告诉他们，所罗门兄弟公司不能只遵守规则，他的标准将更严厉。

    不仅是压线的，就是在线边上的事都不许做。

    这是警告，也是挑战。它唤醒了人们对公司失去已久的荣誉的模糊记忆。

    第二天，《纽约时报》登出了在场的人的话，也正是他们想听到的话：

    巴菲特先生要求管理人让公司严格依法办事，经理们对这位即将上任的董事长报以热烈的掌声。

    22对所罗门的审判

    I—危机

    星期五傍晚，巴菲特和戈弗洛德与斯乔斯一起离开了所罗门公司。高级大轿车在金融区里蜿蜒而行，加入了6点钟下班回家的车队长龙。克里根在联储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们。他强调所罗门的经销商地位很危险了；同时他明确表示，他不仅希望解决非法投标，而且要全面改革，就像过去好的时候一样。巴菲特请求给他时间，不然他就得像失败的武士那样剖腹谢罪了。

    早上，巴菲特又一次把所罗门的十几位高级官员召到了市中心的沃其泰尔。利普顿的办公室。面对他们——其中有数人他从不相识——他冷静地宣布要从中选出一人来管理公司。

    “我要与你们所有人单独见面，”他说，“每次都问同一个问题。‘谁堪担此任？’你们可以按任何次序进来。”然后他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关上了门。

    除两人之外所有人都提名同一个人。莫汉说：“看来此人非我莫属了。”

    当巴菲特再出来时，沃其泰尔。利普顿的合伙人劳伦斯。沛德韦兹简单地介绍了莫舍事件。巴菲特询问了有关玛丽威舍的问题。总的观点是，所罗门的最高领导人没犯错误，但迫于清理内部的呼声，他不得不辞职。后来巴菲特私下会见了玛丽威舍。本事件的第一位牺牲者“JM”辞职了。

    星期六晚上，镜头转向了曼哈顿东部热闹的牛排店克赖斯特塞拉。巴菲特、芒格和戈弗洛德正在进餐。后者无偿地提供了建议。巴菲特礼貌地说他需要所有帮助。华尔街之王举起了酒杯祝贺这个新班子。

    星期天早上10点钟，在第七世界贸易中心外面，董事们在摄影记者的重重包围之下艰难地向第四十五层的董事会议室挪去。但情况的发展比他们更快，当他们刚在带有树节的核桃木桌旁坐下的时候，消息传来了，财政部取消了所罗门参加拍卖的资格。

    董事会显得很杂乱。有位董事是在芝特。麦金利的小屋里通过对讲机参会的，还有一个是在缅因州打的电话。巴菲特不断地出去接政府官员们来的电话，其中有财政部长尼古拉斯。布拉迪，部长助理杰龙，还有克里根，他也正与联储主席阿兰。格林斯班等人开会。巴菲特不卑不亢地向他们求情，他提醒说所罗门巨大的 15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几乎全部是靠短期证券融资的。每天经手的数额高达500亿，其中只有10亿是以所罗门的名义担保的，这样的资产很快就会枯竭的。如果它不能重新融资，那就只有破产清算这一条死路了。与此同时，沃其泰尔。利普顿正在准备破产文件。虽然纽约现在是早晨，东京的开市时间也只有几小时了。巴菲特担心财政部对所罗门的制裁会引发日本的集资危机，并最后导致公司的倒闭。需要证明政府仍然信任所罗门或巴菲特。

    同时，当电波载着所罗门被开除的消息四处传播时，公司雇员们在交易厅里四处游荡，就像人们在等待某个亲戚的葬礼。债券交易人艾里克。罗森菲尔德、2300万美元的套利者劳伦斯。希利布朗特和麦金托什正考虑的选权股来紧急筹资。莫汉正与日本方面通话；刚刚完成一个三项全能运动的财务主任，37岁的约翰。麦克法兰急急忙忙赶回了办公室。他正忙于计算所罗门第二天需要多少资金。在巨大的交易厅上方挂着3个电子钟，分别显示着纽

    约、伦敦和东京的时间。麦克法兰说：“你们的生命就在眼前飞快流逝。”

    会议室里，戈弗洛德辞职了，巴菲特接过了权力。他的幽默感不见了，但开会时仍带着原有的平静和目标。董事多伊。安德鲁斯看到巴菲特自己在所罗门也有许多投资时，他感到放心多了。还有人因为巴菲特与许多政府官员有私交而欢欣鼓舞。不管于什么原因，所有董事都认为巴菲特集名誉、财力、经验和能力于一身，正是能够拯救所罗门的人。他的所有工作习惯——特别是独自决策的习惯——现在都用得上了。

    但巴菲特还不肯定是否接此工作。如果所罗门仍在财政部的黑名单上，他的作法就与所罗门自己的经理没什么区别了。芒格强烈表示，巴菲特应该拒绝这个任务。

    中午时分，布拉迪部长的电话来了，当巴菲特踱出会议室时，芒格吼道：“你去接它真是疯了！”

    布拉迪正在萨拉多加的避暑别墅里，他在那里评估了如果华尔街最大的公司倒闭会给市场带来多大的冲击。巴菲特在旁边一个装饰着古代陶器和淡紫墙纸的房间里接过了话筒。他一一数说了所罗门的变化：莫舍被解雇了，戈弗洛德和斯乔斯辞职了，公司采取了一些新的特殊方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此外他还以个人名义担保要全面整顿公司。

    “我告诉他以后要严格控制，并向我负责……同样我计划的未来要与过去大不相同。”但是，他补充说，如果财政部将所罗门除名，他当这个董事长就毫无意义了。

    布拉迪明白巴菲特这是威胁，但本能告诉他巴菲特不会撒手的。“过去他从未放弃任何投资。”他对自己说。

    布拉迪对所罗门消失后的前景也相当不安。该系统已经度过了黑色星期一，杰克塞倒闭风波和其他惨剧。“没有什么比美国政府更重要。”他想道。

    当然布拉迪也了解巴菲特。他就是同一个尼克。布拉迪，在哈佛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时他就以家庭公司巴菲特精纺公司为题材写过一篇论文。虽然在他玩股票时巴菲特还未出山，但他很清楚巴菲特后来干了些什么。近些年布拉迪常与巴菲特在凯瑟琳。格雷顾姆的晚餐会上见面，也和格雷厄姆一样不时给巴菲特打电话要“真实支票”。虽然他对巴菲特的威胁不屑一顾，但还是承诺要投入大量股票来清理所罗门兄弟公司。他们的谈话一无所获地结束了。

    董事会一直开到下午3点多钟，然后巴菲特按计划去礼堂参加新闻发布会。当他走出会议室时，他整了整德里克。莫汉的衣领，点头说：“你当选了。”从此，华尔街交易商中的巨人所罗门就落入这两人手中，一位来自于中西部，曾要求对短期交易征100％的税；另一位则曾是英国的公务员和专职管理人。

    在向报界介绍了自己和莫汉之后，巴菲特表示他在所罗门走出困难之前只是一位暂时的不拿工资的董事长。接着他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布拉迪刚刚改变了决定，所罗门可以用自己的账户参加财政部的拍卖会，但仍不能代表顾客。这个有条件的缓刑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缓解提问者咄咄逼人的攻势，巴菲特说他准备像“从未见过律师的人那样”回答问题。他对这次丑闻仍只知道个大概。但面对各种问题，他就像在年度会议上一样平静、机敏。什么时候忏悔，什么时候该礼貌地反驳，他已有一套策略。他愿为过去道歉，但不让过去与未来挂钩。

    记者：我想知道您是否读过《撒谎者的扑克》？

    巴菲特：是的，很久以前。

    记者：后来看过吗？

    巴菲特：没有，我想它没有再版。

    记者的问题是所罗门文化是否值得批评，莫舍是不是只是个预兆。巴菲特反驳说，总的来说所罗门是光明正大的。它并不是“满足违法行为”。但他认识到这次事件的起因是模糊的，所罗门文化也可能有部分责任。“我想同样的事在修道院就不会发生。”他承认。

    多数问答都与戈弗洛德有关。巴菲特宣布，他对莫舍的事的无声支持是“不可思议和不可原谅的”。但是他对朋友赞许的描述并没改变。

    记者：您是否认为看错了约翰。戈弗洛德？您对投资于所罗门后悔吗？

    巴菲特：两个回答都是“不”。

    三个小时的招待会很成功，巴菲特表现不俗。会后，他走进高级经理和分销商所在的那个房间，宣布了一条意料之中的消息：“公司由德里克管理。

    升谁解雇谁都由他决定，不用给我打电话了。回见。“

    然后他走进了附近的马里奥特旅馆。一天之内他尝到了报界、经理和职员间调解人的滋味。要拯救所罗门他得满足此三方，当然还有公司客户和债权人。近来还没哪家投资银行遇上此类危机后还能幸存的。

    Ⅱ—战争时期

    对所罗门来说，困难时期才刚刚开始。周一的《华尔街日报》悠悠地说道。也许有人问为什么才开始。坏事结束了，坏人走了，但《华报》是明智的。在华盛顿，管理当局发誓要全面调查；所罗门的债权减少了。公司仍不能参加商业票据的市场交易。越来越多的顾客——康乃狄克、马萨诸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雇员退休金体系和世界银行放弃了所罗门。单个地看，这些打击不足为虑；但一起来时就是一种危险了。仔细想一想，“丑闻”仍在继续，它把戈弗洛德的债券部变成了坟墓。

    在几条战线上巴菲特奋力反击。

    星期一一大早，他把家中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所罗门的几位最高层领导人，还发了封信要求他们一发现有错误指挥的迹象就给他打电话。虽然这主要只有象征意义，但这是简单而有力的一招棋。多数总裁是不喜欢把电话打到家里来的。

    同一天，他和芒格去看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里查德。布莱顿，它是调查所罗门的主要机构。布莱顿这只纠察老鹰正准备把他的司法权扩大到债券市场。为维护他严厉的名誉，他警告来访者，说他时刻准备着“为找一粒砂子而翻遍整个海滩。”

    “如果有人不与你合作，就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巴菲特平静地说，“20分钟内我就为你换个新人。”

    布莱顿被深深打动了。

    回到纽约后，巴菲特开始集资。所罗门与人交易时把利率定得很高，诱使它们出售证券。到第一周结束时，全公司的资产开始解冻了。

    紧接着巴菲特要求戈弗洛德的大律师福尔斯坦辞职，并请洛杉矶芒格。托尔斯的伙伴罗伯特。邓汉放下手头工作来接替这个位置。很要干净的邓汉担

    任巴菲特的伯克希尔事务律师已有15个年头了。“鲍勃，我很需要你。”巴菲特说。邓汉觉得不好推辞。

    最大的担忧来自司法部的制裁。巴菲特知道在打官司时公司是不能营业的。如果它被控有罪，公司就几乎全垮了。（许多委托人是不许与罪犯有业务往来的，普通公司也很少这么干。）现在只有一个希望：全力与政府合作，争取缓刑。沃其泰尔。利普顿说：“这真是个漫长的枪毙过程。”司法部是很少同意放弃对明显非法案件的制裁的。

    巴菲特能采用的策略只有一个。他本能地减少了与对手的冲突，但他是无须战斗而取得胜利的专家。不费口舌、不使手段他就当选了。他害怕引起别人的敌意，因为他知道，别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现——只要不发生冲突——忠心耿耿是很快会有好报的。他就是如此让凯。格雷厄姆信任他，让斯坦。利普希拯救了他的布法罗，让证券交易委员会放弃了对蓝筹的调查的。

    现在他不得不与调查所罗门的人合作，在指控人面前低声下气，如实协助司法部取证。也只有巴菲特会公开表明对此丑闻负个人责任，不但要洗清污点，还要诚挚地忏悔。

    该事件还牵涉到政治因素，当时的敌意是公开的、明显的。由于以前的丑闻和《撒谎者的扑克》的影响，公众先入为主地以为所罗门从头到脚都是腐败的。曾因对S＆L惨败而威信扫地的执法人员和许多国会议员也抓住所罗门事件，作为展现自己“作风严厉”的好机会。他们好像也急于先下结论一样，调查所罗门的德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J.J.比格公开宣称：“我担心这不是仅有的越轨行为，所罗门还会大翻车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布莱顿把所罗门当作杰克塞重演，他雪片般地发出了135张传票并要求提供信息。

    与波亚斯基与弥尔根比，莫舍当然只能算小打小闹。但他胆敢顶撞财政部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华尔街的傲慢，这比任何具体罪行更令公众反感。

    从某个意义上看，所罗门是最傲慢的。“不只是弥尔根，”所罗门的一个老经理说，“我们也能玩美国的政府债券。”

    当夏天过去的时候，华盛顿正以它独有的方式沸沸传扬“所罗门丑闻”。

    马基在劳动节后两天就订了听证会席位并请巴菲特当主要证人，参议院也安排了一周的听证会。

    所罗门的主要说客贝尔很机灵地让巴菲特率先去拜望了几位审讯官员。

    有几人又冷又硬地问了一些所罗门董事会缺乏监督的问题。巴菲特说，他也后悔当时不够注意。他显得很卑微，态度就像把帽子拿在手里，花言巧语地安抚别人咄咄逼人的攻势。他提醒说他父亲也是议员，并自嘲说现在他是自食其果。

    他坦率地承认所罗门犯了错误，他站在执法者一边。与巴菲特交谈之后，议员杰克。甘对助手说：“你看，我们处理时要谨慎一点。”

    巴菲特与几个主要角色很要好，这使他受益非浅。不像多数商人，他从没批评过司法机关的错误，因为他相信政府。

    听证会通常要对证人狂轰滥炸，但议员们往巴菲特脸上抹黑时却很小心。虽然他在所罗门的投资有70亿，但议员们认为他不是来自华尔街，而是大草原上的来客。“有一半人认为奥马哈是个乡村小镇。”贝尔说。

    贝尔与巴菲特准备听证会时常在一起，对他洞察华盛顿的能力大为震惊。他认为他比法国的罗素还精明复杂。

    他脾气很好，一点儿也不粗鲁。我总觉得他是个新英格兰的北方佬，就是18世纪生意上老有上帝保佑的那种。他在道德标准上毫不含糊，但也决不多愁善感。他很有道理地干自己想干的事。他很少说“不”，因为他不会自命不凡，当然他也会以独有的方式与人发生冲突。他是个复杂的矛盾组合体。

    与审判一样，听证会也是自发组织的，不管结论如何，它只有一次机会。

    9月4日那个酷热的下午，雷伯恩公司办公大楼的大厅里挤满了人，记者、说客和看热闹的人纷纷涌入2123房间，座位早已被占满了，就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当初麦克。弥尔根就是在这儿怒目圆睁地引述《宪法》第五修正案，拒绝提供于已不利的证词的。最前排挤满了全副武装的记者——令人眩目的聚光灯、摄像机、录音机和摄影器材。穿着黑色西服坐在证人席上的巴菲特和前排的凯瑟琳。格雷厄姆最引人注意。在他们作证之前，议员们摆好了上镜头的姿式，抽搐般地宣布：“——美国人民的利益——被一些傲慢的——恶意的——交易商——侵犯了……有伊万。波亚斯基——麦克。弥尔根……

    我们的经济文化中——出现了不光彩的插曲……“

    众议员吉姆。斯拉特利对证人说：“巴菲特先生，您现在有一个为全国纳税人做事的好机会……我很高兴您迅速解雇了负有有关责任的高级管理人……现在只希望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一直认为，责任者不配得到所罗门公司的任何回报，一毛解雇费也不用，一毛赔偿金也别给。所罗门公司该把他们踢到大街上，踢他们的屁股……”

    他们宣布了旧体制的死刑之后，又迫不急待地称赞起新班子来：“巴菲特先生，我得祝贺您……巴菲特先生，您的诚实不容置疑……巴菲特先生是一贯走正确的、正直的路线的人……”

    来自奥马哈的众议员彼得。侯格兰站起来介绍他的邻居是典型的成长于并受中西部影响的人……他一直住在奥马哈一条绿树成荫的街道上……他主动申报个人所得税……

    在数十位摄影师和摄像师的尾随下，巴菲特轻快地走上了讲台与主席马基握手，周围响起的快门声就像夏日的蝉声一样连绵不绝。他的肚子现在微微有点发福，眉毛在镜框上跳起舞来，毛发就像撒了辣椒和盐的拖把，他的声音微微发颤，笑容也略显紧张。

    高中时第一次见过巴菲特照片的诺马尔。让。瑟斯顿，立刻看出了巴菲特的风格和睿智。他在沃顿时的朋友哈利。贝加在墨西哥看到了这一场面，已是当地成功商人的他挤挤眼说，他看得出巴菲特“很开朗”，但他的朋友却太害羞了。

    巴菲特面对众位众议员坐在证人席上，他说话时左手一直在划着弧形：

    首先我想为让我们走到这儿来的事件道歉。政府有权要求人们遵守法规，但所罗门不幸违反了其中几条。

    也许以后再不会有比这更坦率的道歉了。自1912年J.P.摩根伯爵参加了PuJo听证会以来，华尔街已有不少巨头被召到国会，但从未有人道过歉。

    快门声又一次响起。巴菲特说8千所罗门职员中“多数是勤奋、能干、诚实的”。他发誓要采取新措施来保证依法经商。但最后他说：“依法办事的精神要比口头上说的更重要。”在谈到对改组后的所罗门的展望时，巴菲

    特做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似乎他可以从讲台跳进美国的每个家庭，让每个人都看到和听到：

    我要每个雇员都想一想，是否想让某些可耻的作法刊登在第二天地方报纸的头版头条，让他们的爱人、孩子和朋友们看见……如果他们明白这一点，他们就不会为以下的决定感到担心：我能够理解公司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但如果公司名誉受到丝毫影响，那可别怪我无情了。

    巴菲特如此注重名誉不由得使人想起了摩根的话——个性（而不是钱）

    才是信誉的基础。但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了。摩根等人集中体现了华尔街的狡诈，但人们一致认为，在股市上大发其财的巴菲特是当年美因街带给华尔街劣行的一剂解毒良方。所罗门不可能另找一位集此两极端于一身的美国人。

    众议院和后来的参议院的听证会的气氛却是很温柔的。小组委员会没有完全行使执法人的权力。“克里根先生，联储对发生的事一直都了解，对吗？”

    记者问。巴菲特离开众议院时也被团团包围，但他一头钻进高级大轿车，直驶《华盛顿邮报》。

    所罗门“被开除的管理人”没有被踢到大街上。戈弗洛德和斯乔斯在前总部的空楼里有了一间新办公室和秘书。公司中仍给他们合法收入。

    接管后巴菲特给戈弗洛德打了几次电话。戈弗洛德的一位助手说：“我看他不错——他对约翰说，他不是无用之人。”但在听证会的前一天，出于公司利益的考虑，戈弗洛德说以后他们不要再联系了。

    听证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所罗门的董事们相聚在纽约。巴菲特提起了戈弗洛德和其他几个前管理人的利益的话题。由于众议员斯拉特利的话仍在耳边回响，他们取消了他们的解雇费、奖金、法律费用、办公室和秘书，还有医疗保健。戈弗洛德坚强地对朋友说，他理解巴菲特这么做是为了拯救公司。

    当有位同事要来看望他时，戈弗洛德说：“你，还有公司必须与我保持距离。”

    此时，巴菲特正在原来戈弗洛德的办公室里用他的秘书办公室！他用着他的橄榄木的意大利式办公桌，窗外哈德逊河和东河的风景一览无遗。但他对这一切都不熟悉，觉得很压抑。

    到星期五下午，他再也忍不住了，于是登上了飞机，他知道当他回到奥马哈时，阿斯其德和家人会在歌乐思接他的。他可以坐在舒适的牛排店里，四周荡漾着美妙的风琴声，那儿的人不懂经济，他也不用费神去讲本周华尔街的故事了。

    对巴菲特来说，在所罗门最紧张的事就要算对付各种外来压力了。他能重新建立银行家、信用机构、投资人和新闻单位的威信。就跟在伯克希尔一样，他也控制不了所罗门的事。“就像得有另一只脚来踩蜈蚣一样，”他对朋友嘀咕道。他甚至失眠了——在他这是极少见的。

    熟悉他的朋友十分担心，因为巴菲特总是小心干自己的事，尽量避免不熟悉的事。除了他妻子动手术那次外，芒格还从未见过他如此痛苦。曾在翻船时救过他命的里克。戈林说：“人们不知道巴菲特为所罗门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另一个好友有点尖酸地说：“沃伦在和平时期是好样的，现在看看他在战争时期表现如何。”

    巴菲特是个不情愿的斗士，但他却有大将风度，如自信、目光敏锐、无

    与伦比的注意力和与下属沟通的天赋。现在他得把这些手腕都使出来了。

    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巴菲特交上沃其泰尔。利普顿的报告——本案中最致命的证据。与所有律师与交易人之间的联系一样，传票对这个报告不起作用。

    所罗门外部的律师要求巴菲特拒绝。美国所有的律师都会提这样的建议的。贝尔透露，律师团说：“我们快赢得别人信任了，不能承认此事，它会带来恶梦的。”

    “这些话我不想听。”巴菲特一口拒绝了。他不关心民众怎么想——钱是可以赚回来的，在他脑子里，法律细节再重要也不能让他对联储食言。

    “我们的处境是，”他接着说，“我们做错了事，现在要坦白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在起诉书上已经签了名了。”

    他接着向贝尔询问可否解雇所罗门的有偿政府顾问。

    “我们可以谈论这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贝尔解释说，这些顾问都是各方面的内幕人士，手上有很大的政治权力。

    所罗门可以利用他们。

    “你的话有道理，”巴菲特说，“但我们就是要这么干。”

    顾问没有了。巴菲特痛恨这些职业帮手。他们使一些重要信息变得模糊不清。巴菲特要像孤独的牛仔一样自己来干。

    其实巴菲特所有这些举措都是为了赢得宽容。他命令所罗门停止与石油交易商、亡命之徒马克。里奇做生意。他停止了政治上的援助，免得别人以为他在买好处。他还解雇了与戈弗洛德有牵连的沃其泰尔。利普顿。

    他一再警告所罗门的交易人不要做“擦边的”生意，这是他简单有力的另一措施。几周内，足有6位所罗门交易商把新策略拿给巴菲特，看看是否符合他“以法律为中心”的要求。

    艾里克。罗森菲尔德，这位杰出的交易商，前哈佛大学的教授接替了莫舍的位置，他提议靠税收法中的漏洞赢利。罗森菲尔德按这一想法做了几个月，许多律师认为该计划绝妙极了，可以赚一大笔钱。

    巴菲特说：“艾里克，我觉得不妥。”他说这也许合法，但“太擦边了”。

    他是想用反复进行道德教育来提高雇员的自我意识。公司的银行业务分析家托马斯。汉利从未见过所罗门如此团结，他认为巴菲特“太了不起了”。

    但巴菲特却不能让公司从报纸头版上走下来。莫舍的错误的新细节一再被披露，政府也不断宣布新的调查和扩大调查范围 （5个联邦机构和许多州都加上了这一行列）。新闻媒介也总说还会发现所罗门的一些其他罪行，公司受到了多次民事起诉，它的贷款来源被切断了。基本问题没有改变，但表面上看丑闻越来越大了。

    公司的客户也十分警惕和担心，它们不愿把生意交给第二天就会被宣布有罪的当事人手中。英国电信取消了它参与一宗大买卖的权力。债券交易商也退缩了。为了让大的企业客户的总裁们相信，巴菲特几乎得把双手按在心口上发誓“再没丑事了”。

    5周后，危机开始稳定下来，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E.阿兰，这位全美最受尊敬的总裁之一又赐以一记重棒，他公开宣称所罗门的道德腐败是“不可原谅”的。所罗门就像寓言中尾巴上绑了个罐子的狗，不管跑到哪儿都招人骂。第二天，9月24 日，它的股票跌到了20 34  美元。

    两天后，巴菲特飞去见格雷厄姆小组，它现已有的50多个成员都是他的朋友及他们的爱人，其中有维多利亚湖边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年青人比尔。盖茨。他们对巴菲特能来很是惊讶，但旅行对巴菲特来说只是补品而已。

    朋友们去维多利亚郁郁葱葱的美丽花园时，他呆在小旅店里——其实他本可以随意去看看。不过他倒是参加了研讨会。题目是丑闻发生前就确定的——“我在投资或经营中所做的最蠢的事情”。

    丑闻大大动摇了纽约的军心。一位经理说：“每天早上打开报纸的那一刻真不好受，你想的只是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政府债券部能干的新头儿罗森菲尔德去过东北区的一家年青专业人员聚会的饭店，他碰巧听到其中一位自作聪明地谈论所罗门说：“你说恶心不恶心？”——好像所罗门里满是骗子一样。

    10月初，巴菲特给手下干将开了一次动员会。他说他的确觉得前景光明。多数职员还是第一次经历危机，但巴菲特以前就碰到过类似情况。

    我见过几个公司进了急救室——1963年的美国捷运，1976年的GEICO……GEICO当时有些人犯了错误。它从一个非常自豪的组织一落成为倍受怀疑的组织，上万名股东离开了它。我承认，危机得持续一段时间，杰克。拜恩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与鳄鱼搏斗。

    他淡淡地说，但从那时起， GEICO的股票从 2美元涨到了194美元。谈到在市场不好的情况下买股票时，他对雇员说，他们不能只看眼下，而是要放眼未来，他觉得未来是光明的。

    华尔街现在赌的是所罗门能否幸免，还是变成小公司，正如《商业周刊》说的：“小点，少赚点，无力点。”人们担心正在清理所罗门的巴菲特已给公司行了去势。他已监督出售了500亿美元的资产来缓解信用危机，但这降低了公司做传统的大买卖的能力。拉里。蒂施一针见血地问：“若按戈弗洛德的理解看，谁来承担风险？”巴菲特没有答案。

    从外表看巴菲特在所罗门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常常跑到经理餐厅抓起个三明治狼吞虎咽，其他人则在那儿吃牛肉饼。他也不像戈弗洛德那样在过道里来回巡视。当案子渐趋平静时，他留在奥马哈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他只与几个雇员有紧密联系：罗森菲尔德， （这位对巴菲特细腻的套利技巧惊讶不已的交易神童），财务主管，总律师邓汉和莫汉，后者把巴菲特当作公司的百科全书了。

    刚开始经理们误把巴菲特和蔼的外表同性格柔和等同起来，但他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强硬得多 （与戈弗洛德恰恰相反）。“他和约翰完全不同，”

    高级副经理威廉。杰宁说，“要说服他可不容易，他的立场很坚定；而约翰想说 ‘不’时总是犹犹豫豫的。”

    但巴菲特不愿具体管理所罗门。他的话让莫汉吃惊：“我不愿让你失望，可我从来不想经营投资银行。”实际上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方式——做一个专注但又保持距离的监督者，就像在喜诗糖业一样。

    与多数总裁不同，他不与其他经理打成一片，他不像一个经理，倒像个坐在一边看台上的投资商，10月份，他对莫汉说：“你的公司可能很不错，但股票太糟了。”这是提醒。在过去5年里，所罗门股票的利润在S＆P500种股票中只排在445位。现在巴菲特的注意力开始慢慢从丑闻转向股票了。

    Ⅲ—痛苦

    从长期看，巴菲特认为所罗门的前景十分美好。它的资产打了气似地膨胀起来，但它的资金利润却越来越少。它有稳定的赢利业务，如东京分部、套利、债券交易和承保。但拿钱不少的投资银行家几年来一直在赔钱。在股票上，它一年赢利一年损失；平衡表表明它现在是部大机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雇员也增加了，可就是赚回的利润太少了。

    巴菲特开始认识到问题的症结在于所罗门发的奖金太多了。过去戈弗洛德让经理们把3/4的公司利润都拿回家了——好像公司不赚钱也得让经理们呆着一样。但真正的伙伴——股东却被冷落了。经理们不负责任是个畸形的信号，就像巴菲特不愿过分纵容孩子们一样。他们的奖金越高，公司的红利就“不足或没了”。

    现在巴菲特要采取大胆行动来打破这种格局。10月29日，他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发表了两则醒目的广告。中心内容是巴菲特写的关于缩减报酬的一封信。他强调，特别好的工作可以得到特别的奖赏，但所罗门“平分财富”的体系已经剥夺了所有——甚至中等水平的——股东的利益。

    随之而来的，他扔下颗炸弹。1991年他减少了奖金总额的1亿1000万美元。因此尽管那年（丑闻前）的得率比1990年翻了一番，但奖金还是略微减少了。不喜欢的人可以走。

    我们按效益分配的原则肯定会导致一些管理人才离去……但最后留下的人都会遵守原则。

    25年前，巴菲特在哈撒韦集团面临困难时就对肯。察思说，他要的职员对公司像对自己的财产一样负责。现在，在华尔街一座漂亮的玻璃和钢结构的大楼里，他告诉莫汉他已准备好接受大批雇员辞职的事实。莫汉问会有多少人，巴菲特说：“德里克，忠诚是买不来的。”

    巴菲特的决定赢得了公司外的大力支持，许多人希望它可以最后让华尔街的报酬方式变得合理些。自己公司里的反应则完全不同。雇员们觉得莫舍造成的黑锅扣到了他们的头上，因此对巴菲特走向公开化的做法深恶痛绝。

    广告刊登的同一天，专挖人才的加利。哥德斯坦就接到了许多所罗门的经理们来的电话，他们希望忠诚是有标价的。

    还有，这次创华尔街的削减程度也让他们呆若木鸡。莫汉减了经理70％的奖金，投资银行家是25％，减得最多的人达50万美元之多。巴菲特和莫汉还解雇了80名专业人员和200名后勤人员。

    巴菲特很快就因此颇受微词了。人们感谢他拯救了所罗门，但现在又受不了了。他们认为巴菲特对执法者曲意奉承，而且对他冷落戈弗洛德也严加指责。一位老分析家说：“我们当中在这儿呆了很长时间的人对戈弗洛德很同情，沃伦是个救星，你知道人们对救星是又爱又恨的。”

    戈弗洛德的老部下中最受同情的是所罗门主要的股票经销商斯坦利。夏普康。过去戈弗洛德常在他的办公室里抽雪茄，穿金带银的壮汉夏普康在一边做着股票交易。在华尔街夏普康做大买卖和展示自己块头是出了名的。

    但他经管的证券部却效益不佳。巴菲特对他的魅力无动于衷，他命令他

    卖出一些赔钱的股票并放弃投机行为。夏普康辞职了。

    他的离开给证券带来了一些麻烦。当巴菲特宣布了为数极少的奖金额后，接替夏普康的布鲁斯。哈克特暴跳如雷地对下属说：“我都快疯了，你们猜猜是为什么吧！”巴菲特对公司大刀阔斧的改革就像在所罗门的阁楼上开了个暗门，作祟数十载的鬼怪们纷纷着了道儿跌落下来。

    1991年冬季是个灾难时节。所罗门包销的证券份额从丑闻前的8％跌到了2％。那是个可怕的时期，整条华尔街的推销商、分析家还有银行家都无所事事。于是他们纷纷离去。

    “沃伦认识不到让人离开有多容易，他真是太自作聪明了，”一位离任的银行家斜倚在男子汉俱乐部的一张皮靠背椅上，怒气冲冲地说，“他经营公司就像经营股票一样，从不考虑人的因素。”

    他越说越激动：“你以为他的全部纪录敢上头版吗？除非他不是人，是圣贤什么的。”

    1992年1月，巴菲特又面临着一场危机。曾受巴菲特的集体观念鼓舞的银行分析家汤姆。汉利威胁说，如果他的工资不加到200万，他就要为第一波士顿工作了。他过去就是这样给自己加薪的（1991年甚至加了40％），虽然喜怒无常，但他是一位有价值的分析家，在为银行争取业务中很有影响。

    巴菲特还是让他走了。

    同时还有4位分析家离去了。这引起了恐慌：大牌走了，该部正面临着人才被挖空的危险。在莫汉的一再催促下，巴菲特稍加让步，他保证了6位青年分析家的奖金。这是他第一次妥协。

    巴菲特同时也正与莫汉试图建立一种把各组奖金和利润挂钩的体制。这可不太容易，所罗门从未算过下属众多单位要用多少奖金，巴菲特认为这是致命的疏忽。

    坦率地讲，我觉得很奇怪，一个经手近40亿证券资金的人，竟不知道是谁在用它。

    当奖金大战还在继续时，杰克。拜恩的儿子，正攻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和哲学博士的巴其克来拜望巴菲特。他们就激励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巴菲特鼓励小拜恩对书上的教条提出质疑，他说，人——至少有些人——并不像经济学家描述的那样是经济动物，他们还可用忠诚来激励。

    客气地讲，华尔街上看不出这一点。人们当投资银行家就是为了赚钱。

    如果你不付报酬他们就走人。曾是投资银行家的尼克。布拉迪认为巴菲特对此很不适应：“这就像一幕歌剧，你得与很自私的人打交道，与主角打交道。

    我想他不完全了解这一行。“

    许多人同意此观点，还有人补充说巴菲特是想把自己的中西部道德标准应用在社会关系上。他们的批判暴露出华尔街总是与巴菲特格格不入。他们虽然对此大加批评，但又对自己的专业人员的报酬和表现深感不安。华尔街上一家主要的非公共竞争公司的总裁嘲讽地评价巴菲特是“清洁先生，一个来自奥马哈的眼睛瞪得亮亮的小子”。

    说他是什么都不如说是一位俭朴、精明的商人。但他试图使报酬合理化未免太天真。（他紧张地讪笑着。）他的话至少有部分说到点子上了，我同意报酬并不合理；我的工资就得由公众投票决定。真讨厌。 （又是一阵讪笑。）他很对，是该把它当作生意来管。

    就像豪伊预言的一样，等着从背后给他父亲一枪的人终于从树林中钻出来了。《商业周刊》从韦尔斯法戈和所罗门的失败中（就是不提可口可乐）

    断言巴菲特已失去了投资者的内质。三周后，《商业周刊》再次断言巴菲特在所罗门的职位也告吹了。虽然杂志也承认巴菲特的确拯救了所罗门，但猛烈抨击他犯了“一系列错误”。他让雇员们吃了不少苦头，却减少了他们的工资，他磨去了公司敢担风险的棱角，而且越来越“缺乏领导才能和用人不疑的风度了”。

    有些批评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有一期《华尔街日报》上对巴菲特有情妇一事大肆渲染，并暗示巴菲特传奇般的形象纯粹是骗局。从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看，巴菲特精心构思的年度报告是为了躲避“严肃问题”，他用自己的形象使股票浮在半空，他的成功完全是因为他的交际圈无人能比。《华尔街日报》引用金融界竞争者麦克。普莱斯的话，认为巴菲特是“最大之一的幕后市场操纵者，在套利和所有活动中他得到的市场信息比任何人都有用，但大家却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正常人”。

    习惯于被报告奉承的巴菲特对此文“极为烦恼”，彼得说：“我和他在一起，他摆脱不了这种烦恼。”巴菲特给报社写了封信，对报道中的许多论点提出反驳，但他特别不愿公开表示自己被伤害了，因此他坚持不许发表他的信。

    紧接而来的是《撒谎者的扑克》的作者麦克。刘易斯，他在《新共和国》上大肆讽刺巴菲特。他在《圣沃伦：华尔街上失败的天使》中攻击了巴菲特，全文谈的无非是投资和伦理的问题。这也证明一个一无所知的作家可以表现出发现了本世纪最大的一个骗子和骗子的惨败。刘易斯根据有效市场原理，说巴菲特事业上的成功只是扔硬币时运气好罢了，而且这个“失败的天使”

    实际上满是错误。

    巴菲特被这篇文章气得脸色发青。本。格雷厄姆的忠实信徒《寻找布里迪。默菲》的作者曾偶然相识巴菲特，他给他写了封短信表示同情，并说刘易斯的话是明显的亵渎。一向对文辞谨慎的巴菲特回信说：“莫里，谢谢你对麦克。刘易斯文章的评价，你说他是什么就是什么吧。”

    有趣的问题是，刘易斯为什么如此恨巴菲特？这可从他的《撒谎者的扑克》中找到了线索，也表明华尔街不喜欢巴菲特。他在书中描写了自己的生活，一个年轻的债券交易商，由于把8600万美元无人要的奥林匹亚约克债券出手给一名上当的当事人而兴高采烈。但他也承认为此感到难堪，因为他欺骗了一个信任他的“最好的顾客”。刘易斯卖出的债券是“自己八竿子都不想碰到”的。他的这种“光荣”会使他在所罗门步步高升的。

    我知道这样很不好，其次我现在的感觉比当时更糟。

    在描写巴菲特一文的结尾他写道：

    你可以一时吓得人们手足无措，但时间一长他会犯错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巴菲特进退两难：做好人还是赚钱？

    事实上做此选择的正是刘易斯本人。巴菲特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想鱼与熊

    掌兼得的。他反复申明的“好利润并不与好行业矛盾”正是对刘易斯和其他愤世疾俗者的理论的挑战。

    当1992年2月中旬刘易斯的文章发表时，所罗门已跳起了欢快的凌波舞。股票恢复到了30美元。世界银行和养老基金会这样的顾客也回来了。管理层已完成了大修改，大多数时间巴菲特都呆在奥马哈。

    但所罗门的业务仍在流血。莫汉痛苦地发现公司正在失去赖以生存的主要业务；同时谣言四起说巴菲特准备把公司重新交给债券交易商，把其他一切业务包括投资银行都取消。光2月一个月就有100名雇员开小差跑了。而8月份还拿工资的人中，有1/3的股东和1/4的银行家也跑了。就连丹尼斯。波文也跳槽去了贝尔斯特恩斯，他是70年代巴菲特的崇拜者。

    叛变情况如此令人痛心，但巴菲特毫不示弱地坚持所罗门要按轨道行驶。他说，当迷雾散尽，所罗门在各方面都会更强大。没有哪位手下见他动摇过。这正是巴菲特的根本价值所在——勇于坚持自己的路线。财务主管唐纳德。豪瓦特说：“他对我说所有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但他心如刀绞，也许巴菲特感到压力最大的就是不习惯于和对他不忠的人一起共事。“那种痛苦，”那年春天芒格说，“就像血腥的谋杀。也许我们现在谈话时所罗门正在失去主要的关键雇员。”只要财政部的案子一日不了结，想结束这种打击就毫无希望。

    Ⅳ—初恋

    巴菲特早就明白政府一直让所罗门耗着就是对它的惩罚。他请求财政部早日了结此案，尽管他一向很少对人施加压力。“快点下手吧，”他说，“我们不想在你还没想好之时就失血而死。”

    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所罗门接受重罪名和4亿美元的罚款。所罗门的刑事律师加利。耐夫台尔认为这个决定严峻得吓人，他在1990年为之辩护的基德尔。皮博迪的罚款只有2500万美元，而且没有罪名，虽然当时它的交易明星马丁。西加承认了大量的内幕交易。政府对所罗门唯一的起诉只有不正当投标。 （更重的罪名——市场榨空——由于缺乏证据而取消了。）

    孩子气的耐夫台尔甚至就本案的不足为奇向政府律师团开玩笑说：“哪个宝宝被坏人杀了？”

    一位美国助理律师回答：“你对政府撒了谎，这比内幕交易更严重。”

    最后的决定得由曼哈顿的美国律师奥托。G.奥伯迈尔做出。他与喜欢给白天的投资银行家戴手铐的前人鲁道夫。朱力尼不同，奥伯迈尔是个一向被视作温和派的法学家。可惜执法人都有要震慑别人的天性，他判定所罗门有罪。

    当耐夫台尔与他的律师谈判时，他发现巴菲特已给了他一件奥妙的武器。8月份巴菲特已答应与政府合作，而且政府认为他没有食言。因此耐夫台尔辩解说，如果奥伯迈尔现在制裁所罗门，那么人们会以为巴菲特的坦率诚实是太天真了。因此制裁不是警告别人以后不要犯罪，而是以后千万别与政府合作了。本案中巴菲特有很好的表现，不是莫舍也不是戈弗洛德。

    4月份本案到了高潮。耐夫台尔打出了王牌。他、邓汉和律师罗。奥尔森把巴菲特带到了政府的律师办公室。他们在联邦法院边上的一座棕色矮楼里与奥伯迈尔见面。由于这次是巴菲特唱主角，几位律师都闭上了嘴。

    巴菲特随随便便地说起了自己的职业。他没有就本案辩解，倒像为被控谋杀者辩护的乡村律师那样大谈家庭的正直。同样，巴菲特没从正面开始，他简单介绍了他与所罗门公司之间的几个里程碑——它是如何开始为伯克希尔赚钱，如何继续成为他的经纪人，戈弗洛德是如何拯救GEICO等。从巴菲特的经历看，所罗门是家值得自豪的公司，他与它25年的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巴菲特没有夸小戈弗洛德向他求救时公司的道德和财政危机，但他争辩说现在公司在这两方面都已恢复正常。“公司与8月份时已判若两人。”

    他强调说。

    奥伯迈尔只问了一个问题：巴菲特准备为他干多久？

    于是巴菲特侃侃谈起了他的长期投资哲学——对待公司就像对待伙伴一样，就像他在早期职业生涯和风云变幻的 80年代一样。他从不从公司中吸血，而是紧紧地与它们站在一起。现在和将来他都会留在所罗门董事会中，为它投资为他监督。与星期天和整个事件过程中不一样，现在他不是求情，而是谈个人观点。

    虽然奥伯迈尔坚持认为事实不容否认，但他在5月宣布不予起诉。同时各种联邦机构也宣布与所罗门达成了民事调解。巴菲特孤身一人就赢得了众多高级官员。财政部的助理秘书鲍威尔说：“我想，所罗门的所有股东都会在床头柜上放上张巴菲特的照片的。”

    调解花去了所罗门2亿9000万美元，（包括1亿元的起诉撤消费。）这是历史上对美国证券公司第二次大数额的罚金。

    证券交易委员会最后详细公布了10次“极严重”的违法投票。布莱顿严肃地说他发出了400张传票，得到了3万页的证明材料。但委员会在证实所罗门的忠实上做得最多。它的详尽调查除了莫舍的行为外找不到一丝违法行为的证据，这是对所罗门的一次大公开。

    6月份，巴菲特离开了坐了9个月之久的董事长的交椅。股票现为3358  ，比1991年8月高出25％。又一次使华尔街目瞪口呆的是，巴菲特挑选了寡言少语的鲍伯。邓汉作他的接班人。

    这位和颜悦色，柔声轻语的德克萨斯人是华尔街的门外汉，但他对巴菲特忠心不二；他的使命是坚持巴菲特的改革。德里克。莫汉继续去管业务。

    但王冠后的权力没变——仍在巴菲特手中。

    巴菲特进入所罗门时大张旗鼓，离开时却静悄悄的。送别的只有比尔。麦金托什的一张小条。

    “我与所罗门同在”是句骄傲的言语，多年以后我们仍然将感激您。

    巴菲特买了更多的所罗门股票，使伯克希尔的持股率达到了20％。在巴菲特购买之后，一度升到50美元的股价有了一次猛跌，但仍高于他当董事长时的最高水平。

    财政部的市场也有了奥妙的变化，联储恢复了它主要交易商之一的地位，但丑闻后的变化已降低了此地位的重要性。联储的木箱子仍以老方式工作着。

    鲍。莫舍承认他对财政部撒了谎。他在不大安全的监狱里呆了4个月，交了110万各种罚款，并被永远禁止从事证券行业。

    证券交易委员会对戈弗洛德没能监督莫舍也采取了行动，他被处以 10

    万美元的罚款并不许经营证券公司。放逐后，他对自以为不公正的捏造罪名和失去社会地位倍感心酸。他与巴菲特的友谊中止了。随后出现了丑陋的一幕，他向所罗门公司索要钱和股票，并称那是公司欠他的离职费，可选择股票和奖金——由于股价上涨，这笔总数也膨胀到了5500万美元。他急于要拿到这笔钱，因此在加州与巴菲特和芒格见了面并发了脾气。调解委员会作出了对戈弗洛德不利的决定：他一个子儿也拿不到。

    常人都以为戈弗洛德是个事业上的巨人，但道德上有污点。可笑的是没有一条是正确的。他是个正直的人，但是事业上的弱者，他没给股东带来什么长期价值。他对莫舍的错误行为的延误更是管理上的一大失误。

    所罗门的一些市场股票重新规定了红利，并重新组建了职员队伍。它开始在长期徘徊的美国股票和投资银行中赢利。它在债券市场上仍是一个重量级选手。虽然它不再天马行空，但它对顾客的利益关心多了，而他们在交易商是上帝的时代都被冷落了。

    丑闻后的两年内，所罗门的利润创了纪录，但在1994年债券市场动荡时它遭受了重大损失。显然部分损失是与丑闻直接相关的。曾是玛丽威舍手下最好的交易商，包括天才的艾里克。罗森菲尔德也开小差跑到他新开的套利小组去了。所罗门的套利小组像遭了瘟似的迅速减员了。工资表稳定执行了几年之后，奖金又涨得失去了控制，逼得巴菲特忍辱含垢，只好再次检查引起新一轮叛逃的报酬制度。总之，巴菲特宁可让莫汉这样毫无特色的人来重新管理公司，也不愿把公司交回到强有力的债券交易商手中。但他还得回答蒂施的问题——还有谁可以代替戈弗洛德坐所罗门“风险承当者”的位置呢？

    当他卸下担子之后，一方面为拯救了公司而自豪，另一方面又为无官一身轻而高兴得像百灵鸟一样。在他卸任后，彼得与他谈过话，觉得父亲听起来都像成了另一个人。不久，巴菲特和妻子飞往布法罗参加《布法罗新闻》报的野餐会，他在那儿可不受欢迎，人们会往他身上扔甜饼的。出版商斯坦。利普希带着这对夫妇出去玩，碰巧天下雨了。巴菲特与苏茜手牵着手，小心翼翼地跳过泥坑。他们走过墓地，巴菲特久久凝视着块块墓碑，然后他们来到奥尔布赖—罗克斯艺术走廊，那里正有支爵士乐队正在演奏。过了一会儿利普希与苏茜去看展品，沃伦则悠闲地站在台阶上听爵士乐。最后他们和利普希的女朋友，还有编辑马利。莱特夫妇去吃牛排——利普希特地从奥马哈订的。

    巴菲特因为又回到过去而激动不已。他写道，所罗门闹剧“有意思，也值得一试”，但“一点儿也不好玩”。现在凯威特广场的圣殿又发出了召唤。

    巴菲特毫不犹豫地向股东表示：“伯克希尔是我永不消逝的初恋。”

    23巴菲特的公共电车

    从预言中你可以得知许多预言家的信息，但对未来却一无所获。

    ——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1980年度报告巴菲特在90年代初活动不多，介绍起来很容易。苏联解体后，人们盲目乐观地相信和平已经到来，国防业的股价很便宜。巴菲特以每股11美元捞了14％的通用动力公司。没过多久，前南斯拉夫爆发了内战，乌托邦的梦幻破灭了，通用动力公司涨到了43 12  .巴菲特增加了在韦尔斯法戈的赌注。当房地产业的衰退结束后，银行缓过气来了。它的利润突飞猛进，巴菲特曾被广为嘲笑的投资，平均买进价为每股62美元，现在飞到了145美元的高度。

    巴菲特还在两个熟悉的公司上下了大赌——酿造约翰尼。瓦尔克和其他牌子的酒的吉尼斯公司和最近购买的报界王国甘尼特公司。

    最后巴菲特又花了6亿美元买下了新英格兰的三家制鞋厂，知道这一投资的人很少，但它为伯克希尔和证券组合增色不少。H.H.布朗恩和德克斯特鞋业这两个更大的公司坚持罗丝。布朗金的工作方式，开发出一些特别畅销的产品，如工作鞋和户外运动鞋，用这些方法，它们已经抵制了进口货的冲击。这两家公司经营得都很好，而且都是巴菲特中意的家族公司。

    B夫人主动与孙子们和好了。她公开承认自己犯了错，而且把她的新商场以500万美元卖给了伯克希尔，重新回到了集体之中。99高龄的她仍坚持工作在岗位上，负责她的地毯生意，一周7天，从不休息。“我很高兴B夫人又回到我们中间，”巴菲特高兴地在报告中写道，“她的沧海经历无人能比。”

    巴菲特的其他股票中，吉列涨到74 7 8 ，可口可乐是5112  ，在5年时间里，这两种股票一个翻了3倍，一个翻了近5倍。1986年以来股票分割价17 14  买入的大都会公司现在坐火箭到了80 14      .而巴菲特下14在GEICO的4600万的赌注现在翻本到了17亿美元。

    美国捷运解雇了吉米。罗宾逊。到1994年底，这个“错误”给巴菲特每年带来了两位数的回报率。

    美国航空在巴菲特投资后的损失达到30亿美元。到1994年，它推迟了给伯克希尔的优先分红，因为它处在了严重的破产边缘。

    但这些股票的变化都不如伯克希尔自己那样戏剧化。1992年6月，巴菲特离开所罗门时，它是9100美元；到11月它突破了万元大关。年底巴菲特赎回了伯克希尔的零息债券，这表明他仍认为股价太低了。1993年好像有上帝之手在进行交易，到情人节时伯克希尔卖到了12400美元。从春到夏，它就像跑向奥林匹斯山的送信员，达到了17800美元的顶峰，最后又稍稍回落一点，以16325元收盘。

    《福布斯》说这个曾在理发店里安弹子球机的小伙子现在成了全美最富的人。1994年，巴菲特把王冠交给了年轻的比尔。盖茨，但他并没有完全衰落。伯克希尔上扬了25％，而同一年内道。琼斯指数只上扬了2％。巴菲特开始买进时，伯克希尔的精确价格是7美元60美分，当他离开时，股价为20400美元这一惊心数目。从这个价来看，巴菲特的身价为97亿美元。

    30年来，他的股票平均每年增值26.77％，同期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包括红利）的增长为9.51％，标准普尔的500种股票为9.9％。换句话说，如果1965年有人在伯克希尔，S＆P500和原油中各投入1万美元，那么到1994年底伯克希尔可给他1130万美元，S＆P股票组合为16万3000美元，原油为65000美元。

    如果有人翻翻巴菲特的伙伴纪录，他会发现40年来巴菲特没用过财务杠杆，没有投机，没冒无谓的风险，而且没有哪年亏损。尽管持反对意见的人总是说他的某项新投资“这次”会失败，但同时期没有人的纪录可与巴菲特相媲美。严格地说，甚至没人能够接近他。

    在历史上伟大的投资家中，巴菲特以他敏锐的业务评估技术引人注目。

    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零售商山姆。沃尔顿和软件大王比尔。盖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他们的财富都来自一种产品或发明。巴菲特却是个纯粹的投资商：他的钱来自对各种行业和股票的选择。

    当他1965年接手伯克希尔的时候，这个大纱厂正在衰退。他把资金重新分配到保险业、糖果业、商场（错误决定）、银行和新闻媒体；然后是烟草、软饮料、剃须刀、民航 （又一个错误决定）和许多从百科全书到鞋子的各行业。现在他的整个工业王国已从一个濒临倒闭的纺织厂寒碜的小钱发展到230亿美元，不久他就把纺织厂零卖了。尽管伯克希尔仍由原来的12人管理，但它的市场价值已排在美国第24家大公司的行列，比一些家喻户晓的公司如美国捷运、花旗银行公司、道化学公司、伊斯曼。柯达公司、通用面粉公司、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施乐复印机公司更值钱。

    希望巴菲特呆在自己轨道上的投资者，没有忘记他经常说的对过大规模的担心。至今为止，巴菲特还不用为此操心。在过去的10年里，伯克希尔的股票昂首阔步，年增长率达32％。但令人担忧的是，资金分配要比资产增长难多了。

    而且他最成功的行业——顾客优选的产品，报纸、电视等——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回扣、假商标交易等畸形潮流对老牌子是一个极大的挑战。1994年，巴菲特发现吉尼斯著名的酒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有竞争力，于是他突然抛出股票，估计遭受了15～20％的损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想象，巴菲特拥有更多投资的可口可乐和吉列也会面临边际利润的严重威胁。

    同样，如果未来幻想家没有全错的话，报纸和网络在提供新闻和娱乐方面的竞争会有大的变化。如果那样的话，大都会公司和《华盛顿邮报》的“收费桥梁”就岌岌可危了。但这两家报纸的经营都不错，没有理由可以抛弃它们。

    只要巴菲特还没金盆洗手，他就必须接受新事物。他最近发出的这种信号越来越明显了。几年来，伯克希尔一直在写特别的再保险政策——所谓的“大猫”，巴菲特对巨灾保险的称呼。

    保险公司买巨灾保险来保护100万美元的灾难，这些灾难会索取一大堆保险单的。伯克希尔是在1989年紧接而来的两次灾难哈里肯雨果飓风和旧金山震动世界的地震后进入此行业的。随着保险公司纷纷倒闭和赔偿金疯狂上升的同时，巴菲特觉得这种风险与机会同在的行业更有吸引力了。

    从那以后，伯克希尔的巨灾承保业迅速扩大，在多数年头，它给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但在不正常的坏年头，一系列的灾难或者像安德鲁飓风那样的一次打击，就会使伯克希尔大亏血本，可能会达到6亿美元。 （很少有人

    承保巨灾，因为赌注太大了。）

    巴菲特和阿济特。加因这位生于印度，受教育于哈佛的伯克希尔巨灾业的明星（他在康涅狄格州工作）经常讨论新西兰发生地震、中西部洪水或气候长期转坏的几年。但巨灾发生率很难精确计算，因此巴菲特和加因只能依靠个人判断以及阅读大量的历史资料。

    巴菲特最近写道，谁会想到美国最严重的地震会发生在密苏里的新马德里呢？但1812年就有一次里氏8.7级的地震。“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天气频道就眼疼了吧！”

    非常感谢巨灾保险，伯克希尔的保险业在短短10年内就连翻10番，到1993年达到了23亿美元。这些钱可以看作是低息贷款，在索赔前由巴菲特随便玩。近些年，巴菲特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笔数目巨大的资本，它比长期政府债券的利率更低。巴菲特从中获益非浅。

    通常巴菲特不愿盲目乐观地估计未来，但对他的保险业有一个玫瑰色的预测。他说，他和基格希望“这是未来几十年内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并暗示他认为它的价值无以伦比。但他坦白承认，在几十年的损失未被总算之前很难评价他赌巨灾的输赢如何。

    巴菲特的股东对要考虑如何长时期很不舒服。他们最担心某种巨灾的发生——有位股东兼老朋友冲动地说：“我们对巴菲特的健康极为关心。”

    讨论“巴菲特效益”——即巴菲特的存在带来的高于股票实际的价值——是股东们永远的话题。人们担心一旦他去世会引起卖出的恐慌，尽管巴菲特一再毫不犹豫地说他的去世不会影响伯克希尔的可乐和其他资产的价值。

    巴菲特自己并未评价伯克希尔的价值，最多只是暗示而已。他的方式是公开该公开的公司信息，让交易自由进行。

    但对自己的长寿问题，巴菲特比谁都关心。这有几个原因，他反复俏皮地说他死后几年里还会显灵来管理伯克希尔的。 （即使那时他也不会与伯克希尔说再见。）

    当姐姐多丽丝研究家谱时，沃伦说他只想知道先人们都活了多久。还有一次他向一位朋友发表高论道，尽管科学家还没发现年龄与财富之间的关系，他想他们肯定没研究过年龄与巨大财富的关系。还有一次，当某位股东问他成为全国最富的人还有什么打算时，他脱口而出：“做最长寿的人。”

    就连私生活中，他也与一个只想帮助人们反抗死亡的女人结了婚。

    对死亡的恐惧更增加了巴菲特谋取财富的动力。这也合情合理。他是个非常冷静的不可知论者，从不麻痹自己。他有种要证明自我存在价值的激情，他喜欢的不是单纯的赚钱。他迷恋他的朋友、房子、喜欢的食物、各种股票和股市。值得一提的是，他喜欢的不是经营，而是拥有。在朋友巴巴拉。莫罗眼里，他离开奥马哈去华盛顿念书那段时间正是性格定型的时期，他是被迫离开的。他一直积累财富却从不出售或移情。他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喜欢买，卖出则另说了。”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持有——拒绝说再见。

    伯克希尔年度会议召开前一天的那个春日早晨，有人在奥马哈看到了他。他坐着一辆代用的电车——与他儿时乘的相差无几——穿行于各大旅馆之间接他的客人。他坐在前排，热情地欢迎来访者——来自沃顿的一位老朋友的寡妻、本。格雷厄姆的学生、他下属各公司的总裁。当你翻看相册时会发现他们在不同时期进入了他的生活。穿着随便的巴菲特妙语连珠，把一百多位虔诚的教徒、朋友和仰慕者带到了他的乡村俱乐部。

    下午的聚会（现已对所有股东开放）仍在波塞家举行。桌上满是鱼子酱、鹬驼山苗饼、奶酪蛋糕和烤得红红的牛排，边上陈放着珠宝和精美的瓷器。

    一支四人乐队伴奏，穿着礼服的侍者托着衬有天鹅绒的钻石盒子和瓶瓶香槟穿行其中。

    巴菲特呆在后面的一个房间里与几个老伙计打桥牌。当宴会渐入高潮时，巴菲特悠闲地走了进去，站在了一群钻石耳环对面。股东们鼓起勇气三三两两地走了进来。巴菲特对他们负有责任，不是因为他的事业，而是他觉得他们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波塞家中的多数面孔是巴菲特所熟悉的。他说他认得出伯克希尔7500名股东中90％的人。他向秃顶的天文学教授詹姆斯。阿尔打招呼，骄傲地回忆起1957年与阿尔的父亲一起投资时的情景。

    巴菲特说他记得伯克希尔100多万股股票中每一股的经历，难以想象还有哪个公共公司的总裁如此熟悉业务，他们甚至连望洋兴叹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只有巴菲特记得。每当某股伯克希尔转手时，他就在脑子里记上一笔，就像有人上下他的电车一样。

    这也是巴菲特对崇拜者有如此吸引力的原因。与他不可思议的成功相比，他的忠诚更是罕见。他一生中对老朋友和老习惯忠贞不二。请看一下约翰。钱在他的畅销书《财富之王》中是怎么说的吧：

    所有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季节，它不会永远不变。世界的热点在变；投资者的热点也应改变。

    华尔街上无人表示异议，甚至连些许怀疑都不会。过去热衷于债券的克里韦斯和贝罗曼等人早已对财务杠杆失去了兴趣，在90年代卖起了股票。

    但巴菲特一生中基本上只有一个热点。他从未改变投资模式，不论是60年代的迅速转手股票、80年代的高杠杆投资还是90年代的金融衍生工具。

    他寻找的一直是他老师称作“内在价值”的不会减少的果核。

    巴菲特的形变经历过从本。格雷厄姆的“有价”股票到“增长”的公司。

    华尔街对这种分类情有独钟，就像艺术评论家善于区分白描和立体派艺术一样。但这种界限与艺术家毫无关系。对巴菲特来说，增长和价值的区别是虚幻的。他认为某行业的增长潜力就是它的价值，因为它的资产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某个价格上，可口可乐的潜力代表着它的好价值；如果价格过高，情况就不一样了。

    问题是巴菲特把所有的投资（包括他试过的）都看着“价值投资”，其他的都不配此名。他在所罗门插手一年后写道：

    如果投资连与投资额相当的回报都得不到，那算什么投资？故意以高于股票计算价值的价格买入，希望能很快就以更高的价格脱手，那只能叫投机……

    可惜世界看不到这一区别。加州奥兰治县的财务主管毫不考虑地就大举借债，以神秘的利率导数投机于公立学校、道路和供水系统基金，结果该公司更近破产了。事实上这种对恒定价值的认识太理想化了。在一个基本水准和“热点”迅速变化的世界上，价值不是不变的，而且是短暂的；只有人们评论时，油画才有人欣赏，美的标准在欣赏者的眼中。对奥兰治县来说，美

    就是它的财务主管。美林和他的经纪人说的那样， （他们都不清楚，但都愿投机。）而从另一面看，这种缺乏说服力的认识只是一种普遍的懦夫行为。

    如果说人们失去了具有爱默生那种内在自信，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用过去的那些榜样来引导他们。现代社会的相互关系使我们都变成了胆小的专家，只能从标有“增长”和“衍生”的分类栏中去发掘。同样，缺乏内在价值系统也使教育者的说教和评判显得无说服力。他们只能回到模棱两可的复杂的理论，只以粗声大气来掩饰内心的恐惧。当缺乏有力的理论时，上千种观点就会出现，这是必要的来源。但我们的领导们忽视了它，不仅华尔街如此，就连工业界、教育界、政府和公众也是一样。

    但巴菲特不同，他十分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他说是“我不与我不喜欢的人共事”。但有同感的人、总裁和政府官员却为数不多。

    他独自一个呆在书房里，没有顾问也没有仆人。他坐在裱着的发黄的报纸和他父亲的照片前，静静地享受着爱默生的甜蜜的孤独。几个小时静静地过去了，连电话都很少响起。他以自己的技术追求实际价值而不是看屏幕上的图表，他要的是经受过时间考验的商人，鞋业公司、霍拉肖。阿尔杰—罗斯。布朗金、本。罗斯纳零售商、世界百科、新贝德福德的肯。察思、严谨的汤姆。默菲和无所不在的可口可乐。他也不是根据“季节”来选择的，而根据他祖父、父亲和本。格雷厄姆认同的原则和格言。巴菲特并不总是像英雄一样地活着，他也是人，当然也会犯错误。但他已很像他自己的偶像，这也唤醒了人们对那个更单纯、更稳定的时代的记忆。

    当巴菲特逝世时，他的遗赠很可能会使卡内基、福特和洛克菲勒等前人的传奇相形见绌。巴菲特基金可能会成为全国最大的捐赠，（现在最大的是福特基金，资产达70亿美元。）但他的业绩不会只是他留下的钱，而是他对伯克希尔做出的贡献。他心中有着一个惊人的设想，一旦他进了坟墓，伯克希尔也将一如既往地继续进行。事实上他强忍悲痛地向投资者保证，不论他和妻子谁先死，“要收的税和遗赠都不会引起股票的大量抛售。”

    如果巴菲特和芒格同时被车撞了，或者巴菲特来不及培养一位接班人，至少目前公司已有一位巴菲特选中的“第三人”来经营。这是个严守的秘密，就连他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

    除此之外，公司还将落入巴菲特精心挑选的董事会手中。最近他指定妻子和儿子豪伊为公司的董事，以此来保证公司绝不会忘记它的使命。 （其他董事有巴菲特、前董事长的儿子马尔科姆。G.察思第三、芒格和奥马哈的商人，小沃尔特。斯科特。）他的家庭成员将成立基金的控制者。“归根结底，”

    巴菲特最近写道，“我们已做好了‘被车撞’的准备。”

    尽管他没像其他职业者那样精心节食，64岁的巴菲特仍非常健康。早上他常端着一碗花生和一瓶可乐向人问好。参加汤姆。默菲安排的观看超级杯的周末，他为第二天早餐点了香草冰淇淋和巧克力调味汁。当朋友们就他的健康开玩笑时，他不自然地回答：“当人们经过我的棺材时，我希望他们说‘天哪，他老吗？’”

    他对工作仍然全心全意，但对成功的兴趣却稍稍减少了。儿子们说他比往年过得轻松多了；彼得也看不到他父亲再像脑子里装着嘀嗒作响的闹钟一样忙忙碌碌了。

    这得部分归功于阿斯其德，巴菲特因她而过得非常舒服。他也认为自己帮她建立了尊严，无疑这是种互助互利的关系。当他们一起出去时，比方说

    去格罗茨，他们就像奥马哈的一对普通夫妇，有时巴菲特还搂着她。阿斯其德对自己的角色很有幽默感，有一次她对巴菲特的某亲戚说与巴菲特一起生活“是她最好的工作”。巴菲特几十年的老朋友乔。罗森菲尔德说：“阿斯其德正是他现在所需要的。她不介意他离开，真是个很有自由精神的姑娘。

    了不起。“

    尽管如此，巴菲特仍是苏茜的，他们几乎每月都相聚 （比如说去巴黎参加可口可乐的董事会）。沃伦对这种安排也很有幽默感；他对朋友说，他不能与苏茜离婚，因为她太有钱了。

    近来，巴菲特稍稍放松了自己的钱包。他用自己的125万美元买下了奥马哈一支小棒球队 25％的股权——相当于为本城这支球队能够维持生计的募捐。1993年当B夫人百年大寿时，他像往常一样献上了鲜花和喜诗糖果，并给了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资助B夫人正把废弃的罗丝。布朗金表演艺术中心变成儿童剧院的工作。他个人花钱也大方了一点，比如用于旅游和服装，尽管他的壁橱里好些衣服都要发皱了。但相对来说，他的花销和善举仍是九牛一毛。

    工作是他的生命，而食物和住所只是小事一桩。他仍然自己开他的蓝色林肯。他也没有富丽堂皇的小轿车和房子，即使有他也不会感兴趣。最近在拉古纳海边的房子度假两周时，他只离家三次——两次去看电影，一次去吃饭 （女儿付钱）。他仍打桥牌，通常在他不愿用于工作的计算机上玩，另外的几个玩友则在数千英里以外。

    他在奥马哈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心。经过法南街时，人们的车开得很慢，都到快停下的地步了，他们好奇地注视着那座朴实无华的房子。巴菲特可从厨房看到他们。他在那儿享用冰淇淋、可乐或拿着报纸和年度报告自得其乐。

    房子里只有他和阿斯其德两人，身边没有仆人，也不用请人做家务，他们只有一个女仆，每两周来一次。阿斯其德仍在买便宜货，当有可乐卖时也常满满装一小车回来。

    当亿万富翁的确让巴菲特很开心，他以不寻常的方式享受着。就像他说的，钱改变不了你的健康状况或让别人爱你，但“它会使你的环境更有利”。

    他现在与比尔。盖茨的关系非常亲密，后者是他金融上的对手，比他小 26岁。有意在俄罗斯推行资本主义的世界象棋冠军加利。卡斯帕罗夫也曾来奥马哈拜访过他。1994年夏天快结束时，他与总统比尔。克林顿一起在马撒葡萄园打高尔夫球，之后，他们一起去凯。格雷厄姆家吃了顿平静的晚餐。

    现在他发现在推行他的沃伦。巴菲特教时有了许多观众。他经常四处奔走，大学，公司，甚至去一些小的非正式团体，举行他的仪式，重述他的故事，争取让尽可能多的人登上他的电车。

    人们对他，对他的生活不知道的事情仍然很多。正如布法罗一位法官对他可能有的垄断目的评价的那样，也许他的秘密深深埋在他的“不可知的内心”里。

    但他的社会活动的一面是显而易见的。巴菲特对历史不平凡的见解使他成为美国生活中的一个独特形象，他不仅是位伟大的资本家，而且是位伟大的解释美国资本主义的人。他教导了一代人该如何考虑业务，证明股票与垄断不同，投资也不是只凭运气的游戏。它也是一种合理的可感觉得到的事业，与它代表的具体业务是一样的。他揭开了华尔街神秘的面纱，说它与美国没什么两样——也许是个不可捉摸的地方，但也是普通美国人可以理解的地

    方。只是巴菲特还不为华尔街所熟悉。

    对于人们熟悉的华尔街黑暗的一面，巴菲特是人们很少见到的。他是为数不多的不伤害别人而获得巨富的资本家之一。 （他在布法罗的对手是个例外）。用芒格的话说，他努力争取的不是做一个“痛苦的积累者”，他把投资人和被投资人都当作伙伴，而且从不侥幸，也不“准备退路”。

    现在巴菲特开始要超越金融界，获取更大意义上的成功。他说他最喜欢的持有时间是“永远”，这也让华尔街内外的人大为吃惊。现代人的耳朵还受不了“永远”这个词，通常它只是小说或传说中的字眼。

    而巴菲特就是这样承诺的，对他的糖果业和报业，对汤姆。默菲、凯。格雷厄姆和许多其他人。在这个忠诚不会长久的时代，他把投资变成了相互关系，而且几乎都成了社会合约。1969年他提到伯克希尔。哈撒韦时，给伙伴写道：我当然不会只为一个诱人的价格，就把某个由我喜欢和敬佩的人经营的有良好控制的行业卖掉。

    这样多情的话华尔街上是听不到的，就连美国都很少。它与校园里传授的太不一致了。

    而且到了今天，这类话更让人吃惊了，因为它更少见了；它与易变的信托基金格格不入，甚至连许多社会上可以看得到的现象都显得不和谐。今天，华尔街和布罗德街上的疯狂交易成了迅速变化的代名词，而过去社会对职业、社区、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紧密联系现在也脱胶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快。

    如果安迪。瓦荷给我们每个人都预测名誉的话，那么15分钟之后至少有一半人会使他失望的。在这个动荡的时代，15分钟就消失的不仅只有我们的名誉，而且过去曾有过的持久的关系现在也是如此。各种职业上的伙伴关系四分五裂，英雄的运动员离开了自己的队伍，老板不停地解雇雇员，就连被认为最该保持传统的大学也急着要重新发明已使用了近千年的加农炮。在日常生活的各行各业中，“电车”上的人一夜之间就会换了新面孔。投资者在寻找退路，但这么做的不只是投资者。从这点看，华尔街疯狂洗牌只是曾经持久的承诺，也是可以出钱买走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这就是巴菲特为什么要填补空白的原因。而最重要的，他获得巨大成功不是因为做出交易承诺，而是因为他坚守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