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 请不要玩手机了:毛泽东和他的高参（周恩来）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有这样的总结：“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在周恩来兼代总参谋长期间，他协助毛泽东擘画和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一些令人钦佩的作战方针就出自于他。

　　1946年6月底，国民党统治集团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蒋介石击碎了中国老百姓渴望安定、向往太平的美梦，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

　　内战打了八个月，一较量，结果蒋介石不但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吃了亏。在全国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共计歼灭国民党军71万余人。

　　无奈之中，蒋介石只好改变战略。自1947年3月起，被迫放弃全面进攻。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上转取守势，抽调兵力对南部战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实施重点进攻。用蒋介石的话来说，一是攻击共军主力，一是攻击共军发号施令的首脑机关。

　　194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回延安的前三天，向中外记者宣告：国民党军队如进攻延安，中共将被迫从边区打出来，那就是全国变动的局面。中共只要紧靠人民，为人民服务，必能成功。中共“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正为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主奋斗到底”。

　　中共中央在作了保卫延安的军事部署的同时，也作了放弃延安的准备。

　　1947年2月18日，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迁到枣园后沟，开始组织清理文件，坚壁清野。他召集会议，要求中央办公厅对重要档案材料提前转运，与新华社负责同志研究广播电台的转移方案，安排中央与各地秘密无线电台的通讯联络，等等。3月8日晚，周恩来当面交代7日从南京刚回来的童小鹏和罗青长，马上建立一个联合秘书处，专门从事同蒋管区的电台联系。

　　3月10日，胡宗南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3月11日，国民党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搬到延安王家坪解放军总部办公。当天，彭德怀回到延安，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前线的情况。当即进行了研究，决定彭德怀和习仲勋到前线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8月，周恩来代理军委总参谋长职务。

周恩来任军委总参谋长，这在周恩来革命的生涯中还是第一次。历史的发展证明，作出这样的安排是正确的。

　　在周恩来兼代总参谋长期间，他协助毛泽东擘画和指挥了这场东起胶东半岛，西至天山南北，由东北长春到南海之滨的广东，相去万里、历时4年的革命战争，取得了举世震惊的胜利。

　　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就倾注了周恩来的大量心血，他不仅是组织者和实施者，他还是英明的战略决策者，一些令人钦佩的作战方针就出自于他。1947年6月30日夜，人民解放军晋冀野战军横渡黄河天险南下。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军队20年来第一次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战略进攻。这个作战方针，是周恩来提出来的。早在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已经势不可免，和平已经没有希望。这个月中旬，周恩来和几位友好的爱国人士商谈国内军事态势后，18日，他给中共中央去电提出：“我如以两支强兵南下，一插津浦路东，一插路西，直抵江边，京沪局势必将大乱。”

　　这是大军南下、中原突破这一战略的最初提出。这个意见得到中央的重视和接受，接下来就是做好准备和什么时候实行的问题了。

　　1946年6月下旬，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全面内战，但是广大中间人士对和平仍然存在着幻想，周恩来必须彻底揭露蒋介石不要和平、坚持内战的真面目。到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占解放区的大城市张家口，和谈已经破裂，而第三方面人士仍然害怕破裂；国民党提出要很快召开“国大”，中共则要争取第三方面人士中的大多数不参加“国大”以孤立蒋介石。在这样的形势下，10月15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去电报提出：“在军事战略上应与政治相配合”。他主张“在'国大'前后，还不宜打出来，主要仍在解放区作战，易于歼敌”。

　　我们知道的最多的是：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是一个优秀的“总管家”；其实周恩来还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在以往的宣传中，我们知道的最多的是：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外交家，是一个优秀的“总管家”；其实周恩来还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从周恩来的家世看，并没有什么武事家声，倒可以说是书香绵泽。周恩来的祖先，有谱可查的应上溯到宋朝的大学者周敦颐。他是湖南道县人。传至元朝周茂时，迁家到浙江绍兴。周茂是元朝进士，也是文人，官至左丞相。此后辈出文臣学者。到周恩来的祖父周起魁，来到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为幕友，晚年为山阳县候补知县。周起魁也是文人，是清朝教育制度中最高学位的国学生。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也是国学生。

　　那么，为什么后来周恩来却从事军旅，成为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中国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呢？

　　首先因为周恩来生长的年月，正是中国处于历史大震动的时期。

　　他诞生的前四年，即1894年（甲午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到1895年，清廷在战争中遭到惨败，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更深地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遇。

　　从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后，中国就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55年间，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规模较大的有第二次鸦片战争、日本入侵台湾之役、中法战争等，此外还有许多冲突几乎走到了战争边缘，如1875年的马嘉理案、1879至1880年的琉球事件、1880至1881年的伊犁交涉等，几乎隔不多年就发生一次，真是洋焰嚣张，硝烟弥漫。

　　但中国毕竟地广人多，是个庞然大物。甲午战争将发生时，西方列强普遍认为中国海防力量强于日本，战争胜利的希望是“中国七，日本三”。清廷朝野也还自认是堂堂大国，打败东邻小国日本不成问题。大臣李鸿章说过：“方倭事初起，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是深忧。”一些官僚、士大夫也盲目乐观，说什么“倭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当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

　　结果，后起的小国日本，打败了庞大虚胖的清廷，震惊了中外各国。清朝这个纸老虎被戳穿了，人们彻底地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中国的国力如此孱弱，被帝国主义分子看做是分割中国这块肥肉的大好机会。

　　所以，当周恩来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的祖国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一股瓜分中国的浪潮，正席卷中国大地。

　　当然，开始的时候，周恩来还小，他接触到的还只是家庭和个人的不幸，两个母亲相继去世，失学，穷困。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才逐渐接触到了国家兴亡的喟叹。

　　在周恩来的人生旅途上，他的三个母亲对他的影响最大。周恩来的亲生母亲万氏，精明强干，周恩来从小就耳濡目染。

　　他在不满一周岁时过继给了叔父。继母陈氏知识丰富，会诗文书画，教周恩来认字诵诗，从小培育了他丰富的感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等诗词，和宋朝梁红玉在淮安抗击金兵，西汉时淮安名将韩信乞食漂母到建立汉业，震撼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等，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

　　他的乳母蒋氏，使他懂得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在他不到10岁的时候，本来已经衰落的封建官僚家庭堕入了清贫困苦的境地。两个母亲相继死亡，父亲为了生活而长年在外谋事，幼小的周恩来不得不去富户叩门借债，或是送衣物进当铺典押。国仇家难，从小教育了周恩来。1910年春天，12岁的周恩来随三堂伯周贻谦到奉天（今辽宁省），进银川（今铁岭）银岗书院读书，半年后，转入沈阳东关模范两等小学堂。这一年，日本军国主义正式吞并中国的邻邦朝鲜。在东北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上，留下过少年周恩来的足迹。“忆甲辰年兮神往，想日俄战兮心酸。”一次，校长在课堂上问大家为什么读书时，周恩来慷慨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

　　这一誓言，此后贯彻在他的一生中，渗透在他的各项活动中。他是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后来自觉参加革命的。

　　1913年春天，周恩来身穿一件褪色的蓝布长衫，来到天津，入南开学校读书。天津旧称天津卫，是捍卫中国京都的门户，1860年被迫开埠，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有租界，成为一个典型的半殖民地城市。南开学校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这里上了四年学，汲取了近代教育的各方面的知识，这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各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在这些活动中，反映出青年周恩来的忧国爱国之思。1915年，他在文章中说：“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1914年春，他在诗中说：“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他针对日本提出的亡我中国的“二十一条”疾呼：“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他见到穷苦人民，“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他注重锻炼身体，要改变“东亚病夫”的面貌。就是他参加演出话剧，也是为唤醒人民，“欲重整河山，复兴祖国”。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筹划去日本考官费留学。他给同学赠言说：“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表明了他的一贯志愿。但是，怎样才能使中华腾飞？当时，教育救国说，实业救国说，甚至军国主义救国说，弥漫尘上。周恩来是一个扎实、谨慎的青年，他需要认真考察一番。

　　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既有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世界，更有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饥饿和失业大军，军国主义分子叫嚣着要侵略中国。看到这样的现实，周恩来抛弃了军国主义可以救中国的想法。他处于彷徨、苦闷之中，在给人写的信中说过：“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寰球的十日》、堺利彦创办的《新社会》杂志等，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着周恩来的思想，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变化，正如他在诗句中所说：“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他于1919年4月回到中国，接着就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北洋政府不敢贸然在《巴黎和约》上作屈辱的签字，五四运动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周恩来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他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报上大声疾呼：“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这张报办得“很有精神”，“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点，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从1919年8月下旬到10月初，为了支援山东人民的爱国斗争，周恩来与天津各界人民代表两次进北京到总统府门前示威，他负责后勤供应和宣传、报道。这期间，天津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郭隆真、邓颖超、谌志笃、马骏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的觉悟社。《觉悟社社员歌》中提出了“阶级斗争”：“世界潮流，汹涌澎湃，来到中华地，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大家齐努力。”

　　这年11月，日本驻福州领事指使歹徒打死打伤中国学生和警察，并令驱逐舰侵入中国海域，派水兵登陆挑衅。天津人民决定抵制日货。日本驻津总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镇压学生。周恩来等20余人被捕。在牢房中，他们没有屈服，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周恩来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这说明，五四时期，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个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

　　1920年11月，周恩来坐海轮去法国，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学习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他说：“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翌年他由李大钊派去的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又发起组织中共旅欧党团组织。

　　南昌起义的建议最早是谁提出来的？是周恩来。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有许多个第一都是他创下的

　　周恩来是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首开先河，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有许多个第一都是他创下的：他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军事部长——即军事负责人；他第一次在部队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他筹建了第一支特种革命车队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他领导了南昌起义，创建了我党历史上第一支人民的革命武装……还有许多第一不再一一枚举。

　　周恩来早年立志救国，在中学时期就开始注意军事问题。他在天津时和同学们发起成立敬业乐群会，当时就曾经在会中设立“军事研究团”。他发起组织国防演说会，请人讲“军舰——炮台——陆路”，引导青年学习军事知识。旅欧时期，他领导的中共旅欧支部中专门设立了军事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其他地方党组织都没有的。他很赞成德国革命家卢森堡提出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的主张，认为“这都是见到之语”。

　　1924年7月下旬，周恩来回国，9月初到广州。这时正是商团叛乱的时候，革命军击溃商团军，周恩来参加了临时军事指挥部。随后，他出任黄埔军校教官，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

　　黄埔军校区别于旧军校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设有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须由党代表部署交校长执行，未经党代表部署无效。政治部负责军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初期的政治部工作闲淡，形同虚设。在中国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军队政治工作的建立，是由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到职后，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和建立日常的工作秩序，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股，选员任职，重新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加授“社会进化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主要讲授中国怎样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中国的农工商各界怎样受封建军阀的压迫以及解脱的途径及办法。他建立和健全共产党与青年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发动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开展工作。他提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和目的，指出：“政治工作就是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革命军队确实具有革命观念”，“革命军的行动要依着党的政策”，以公开讲演，找士兵个别谈话等方式，“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周恩来平易近人，联系群众，经常在军校内的大榕树下和学员们促膝谈心。学员们思想觉悟迅速提高，军校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后，以他们为骨干组建两个教导团，每团约1？000多人，编制采三三制。每连有9名军官，一半左右是共产党员。这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部队，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役中，成为革命军中一支劲旅。这时，周恩来把平时的政治教育转变为战时政治工作，在实践中逐步创立一套新型的军队政治工作。后来毛泽东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朱德也说：“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

　　周恩来还筹建了一支特种革命队伍——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第一支革命军队。后来，这支队伍扩建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成为北伐军的先锋。

　　1925年，革命军进行了两次东征，周恩来都是政治部的领导人。他规定了“不拉夫，不筹饷，不强占民房，不用军用券”等。东征军纪律严明，鸡犬不惊，当时曾有“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的《爱民歌》。“革命军所到之地，人民乐于贸易，自愿帮助运输并代做侦探工作，所以作战顺利，一战而克服东江，此乃中国军队第一次战时政治工作之成绩。”

　　在东征中，周恩来不仅取得了政治部工作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了军事指挥、后方勤务和地方行政工作的实践。

　　第一次东征中，他参加了进攻淡水之役。淡水是一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城池，陈炯明部约4？000人守城。蒋介石、周恩来等听叶剑英汇报了敌情和作战方案，详细商定了攻城计划。2月13日发起攻击，周恩来和各级党代表鼓励学生军奋勇战斗，协同粤军第二师占领了淡水。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参与指挥了攻打惠州城的战役。在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命令蒋先云组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惠州攻克，取得了这次东征的决定性胜利。接着，他又与何应钦率第一师攻占海丰，同陈炯明部近万人决战于华阳、河婆一带，全歼敌中路主力。陈炯明残部退入福建，东征军入闽追歼，周恩来留在汕头主持后方工作。东征胜利结束后，他受命行政主要职务。他帮助地方建立政党、政权和工会、农会等组织，扩大了军队的群众基础。

　　在两次东征之间，广州发生了著名的沙基惨案。6月23日，为了声援“五卅”后上海工人的斗争，从香港返回广州的罢工工人和广州的工人、农民、士兵、学生10万人游行示威，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村时，遭到英、法等国的武装镇压，死50余人，重伤170多人。周恩来参加了群众游行队伍，3个人一排行进，机关枪扫射过来，他两边的人都中弹身亡，他得以幸免。这是他回国后领导群众斗争遇到的第一次险情。他总是勇于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1926年12月，周恩来离开广东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次年2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2月23日，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组成，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武装起义发动时，周恩来担任了总指挥。

　　北洋军阀驻在上海的，是毕庶澄部，约3？000人，加上当地警察共5？000人左右，兵力不强，军心不稳。这对于举行起义是有利的。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特委负责人，对于这次起义是积极的，对组织起义也提出过正确的意见。但是他不主张组织和训练工人的武装队伍。周恩来不同，他认为敌人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他重视“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周恩来根据特别军委的讨论，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搜集情报，并且加强敌军工作，核心是建立一支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成为武装起义的主力。他们组织了纠察队2？300人，赤卫队800多人，特别队数百人。周恩来亲自到各训练地点作政治报告并进行军事训练。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在1927年的3月21日发动了，整个行动，由特委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汪寿华）、陈独秀指挥。周恩来分工在南市指挥，后来又到闸北前线。他身穿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在总指挥部对着地图同赵世炎边商量边决定，听取报告，指示行动。经过28小时战斗，攻下北洋军阀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起义取得了胜利，完全是靠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打败了几千反动军警。这是中国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武装起义胜利的光辉一页。

　　工人起义胜利了，蒋介石等率北伐军进入了上海市，却准备着对起义的工人阶级下毒手。4月11日夜到12日凌晨，他们用阴谋诡计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械，13日，开始了疯狂的屠杀和搜捕。昔日的盟友彻底地露出了反动面目，是一个狠毒凶残的刽子手。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倒在血泊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周恩来起草了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致中共中央，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电报中分析了军事力量对比，认为蒋介石处于不利地位。“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但这一建议没有被苏联顾问鲍罗廷和陈独秀所采纳。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此前，在汉口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从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周恩来一直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以聂荣臻、王一飞、颜昌颐、欧阳钦等为助手，进行了对军队的组织、联络，加强了军队的政治工作，向国民革命军中派去朱德、陈毅、刘伯承等不少干部，并负责指导武汉的工人纠察队和湖南、广东的农民运动。这时，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发动的武装叛变虽已击退，长沙许克祥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武汉汪精卫叛变革命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周恩来主张在农民运动力量强大的湖南农村发动武装起义。6月17日，他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提出，现在湖南18县有8？000支枪，可以派人去集中起来，攻取反动力量弱的城池，如湘潭、浏阳、平江等地。他建议省委下设军委，各区设农军委员会，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的临时委员会，对许多反动军队强则扰之，弱则缴其械。会议同意了这一布置。20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又说，湖南省委决定派50人回去，把湖南划为10个区，派10名懂军事的干部去，做好准备，根据政治局决定进行暴动。但这些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没有实现。陈独秀在7月5日的中央常委会上甚至说，军事工作应该收缩。

　　7月15日，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国共合作政策。他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已经再无退路了，血的教训擦亮了共产党人的眼睛，于是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以革命的暴力来反抗反革命的暴力。

　　南昌起义的建议最早是谁提出来的？是周恩来。周恩来讲过这个过程，南昌起义的提出是这样的：“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而周恩来当时正是军委领导人。这时间是在7月中旬。根据这个考虑，周恩来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布置，指定贺昌、颜昌颐、聂荣臻组成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同志们了解这个意图，作为起义的准备。什么时候发动，要听中央的命令。

　　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到九江，27日到南昌。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已经正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前委书记，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2万余人举行起义。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3？000余人，于拂晓占领南昌。

　　南昌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的光荣节日。

　　起义胜利后，周恩来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同日，经周恩来修改定稿的《中央委员宣言》也发布了。宣言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提出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

　　南昌起义后的军事计划，是加伦（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苏联来华的首席军事顾问）制定的。当时说是苏联运来一船军火，起义军到汕头一带海口就可取得，因此，军事计划就定在起义军南下广东取得海港，得到苏联军火接济上。8月1日晚，周恩来主持参谋团委员会议，讨论南下行军路线问题。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尽快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会议决定选择走国民党兵力较为薄弱的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的行军路线。2日，中共前委对起义部队作了整编，决定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三个军，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南下。

　　周恩来于8月5日随革命委员会机关撤离南昌。他的一生，勤勤恳恳，发愤为公，当年就已经如此。29岁的周恩来率领着几万人的起义军，由南昌向南挺进。有战士写道：“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的时候，因为过度疲劳，我们总是一倒地就呼呼入睡。往往一觉醒来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同志在豆油灯下工作，或者踱着步子，默默沉思。”“我们对待周恩来同志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从不敢懈怠。这是因为周恩来同志对部下要求非常严格，而他对自己的要求尤其严格。”

　　12日，起义部队到达宜黄，周恩来同赶到部队来的陈毅谈话，任命他为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的主力团——第七十三团的指导员。

　　8月26日，起义军在瑞金以北的壬田，同布防在瑞金、会昌一线的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两个团遭遇，将其击溃，进占瑞金。在这里，周恩来从报纸上得知各地国民党新军阀封闭工会、农会，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消息，感到再继续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已经不合适。他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提出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须以农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多数。

　　30日，周恩来和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起义军击溃国民党军钱大钧部九个团，占领会昌。在这里召开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议上，决定由福建长汀（汀州）、上杭进入广东东江地区。9月5日，周恩来率起义军到长汀，他主持中共前敌委员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计划。会上，周恩来和叶挺的主张是：国民党军在潮汕兵力空虚，无险可守，潮汕可以不战而得，因此如果以主力取潮汕然后再折回取兴宁、五华，攻惠州，就过于迂缓，会使国民党军有集中兵力，抢占有利地形攻击起义军的可能；应以主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而以小部兵力至多两个团取潮汕。但是，会上多数人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都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在三河坝监视梅县方面敌军，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以便得到共产国际接济。后来，就按多数意见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是招致后来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9月10日，周恩来和彭湃率一团起义军占领上杭。19日，占广东大埔县的三河坝。在三河坝，起义军实行分兵，由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主力进军潮汕。23日进潮州，24日驻汕头。

　　在潮汕，起义军因为筹办军饷，延宕到26日才向揭阳集中，而这时，敌人重兵乘起义军进潮汕之机，抢先占领了揭阳、汤坑一带有利阵地。起义军入广东时共有兵力约10？700人，这时二十五师约3？000人留在三河坝，第二十军第三师约1？000人留守潮汕，只有6？000多人的兵力进攻敌人。面对三倍于已的敌军，起义军虽然作战勇敢，终因连续苦战，疲惫不堪，未能获胜，而另一路敌军已绕道后背，进占潮州。9月30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议，决定放弃汕头，向普宁及海陆丰撤退。10月3日，他和贺龙、叶挺等到达普宁县的流沙。周恩来在这里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打出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土地革命，决定武装人员去海陆丰帮助农民开展斗争，自己随部队行动，其余领导人分别转往香港或上海。

　　这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连日发高烧，病势沉重。在当地中共组织的掩护和叶挺、聂荣臻的扶持下，乘小船到了香港治病。起义军余部，在颜昌颐、董朗率领下进入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组建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指挥下与国民党军钱大钧部激战后突围转移，然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闽、赣、粤边，到湘南发动了年关起义，红军队伍扩大到万人，最后上井冈山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起义军南下虽然失败了，但南昌起义是胜利的。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历史。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为米夫、王明所控制，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尽力维护党的统一和生存。毛泽东再一次走了，周恩来没有能挽留住他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为米夫（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所控制。在党内，王明压制周恩来。周恩来曾经向远东局诉说，但是王明有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后台，他的诉说毫无效果。

　　周恩来曾愤然提出过辞职但未获允准。周恩来服从组织决定，继续工作下去。处于万分痛苦中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忍辱负重，维护了党的统一和生存。

　　虽然，周恩来被继续留任，实际上是处于留职察看的境地，处境十分艰难。

　　周恩来极力保持住他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和交通机关，不使王明派人打进来。例如王明曾经要派一个黄埔生黄第红到中央军委工作，而这个人实际上暗中已同蒋介石勾搭上。周恩来通过情报系统截到了黄第红给蒋介石的效忠信，拿给王明看，王明才没有话说。

　　4月24日，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南京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得知后立即派人报告中央。周恩来在陈云等协助下果断地采取紧急措施，安全转移了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全部机构，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落了空。接着，躲住在周恩来寓所的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擅自外出，被国民党逮捕。周恩来正在设法营救，却得到消息说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冒险到自己的寓所去观察联络信号，断定向忠发已经带人来搜查过，赶紧离开。从此，周恩来再难在上海秘密工作下去了。

　　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坐船经广东省的汕头、大埔，转到福建永定继续航行，于下旬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王明已经先周恩来于10月间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行前，王明曾经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只管政府的工作。周恩来离上海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又对周恩来说，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是苏区中央局书记，毛泽东管政府，朱德管军事。这都是说，不要毛泽东管军事。

　　但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并没有完全按临时中央的指示办，而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的缺点与长处。

　　周恩来走马上任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纠正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1932年1月7日，周恩来主持苏区中央局通过的《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不仅批评过去中央局，也批评毛泽东为首的红军总前委犯了“肃反工作中路线错误”，即扩大化的错误。

　　50年后邓小平回忆此事这样评价道：“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

　　邓小平明确指出毛泽东当时也犯了错误。周恩来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正表现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负责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绝非像港台等作者著述的观点是周恩来整治毛泽东的开始。毛泽东在工作中有错误，作为上级领导的周恩来批评他是对的。绝不能把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说成是“互相攻击”。一般认为，周恩来在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中，主要是崇敬、服从、弥补和相辅相成，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也不能忽略周恩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发表与毛泽东的不同意见，也是有斗争性和原则性的一面。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之前还是其后都是如此。20多年后，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本人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及往事，对于中央苏区肃AB团，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

　　周恩来虽然批评了毛泽东在肃反中的错误，但并没有处分他，而且十分尊重毛泽东的长处。

　　当时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加之身体不好，中央决定毛泽东带着贺子珍以及警卫班的人去瑞金以东的东华山疗养。

　　东华山上树木蓊郁，山顶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了古庙，住了进去。

　　虽说这是一座松柏青翠的美丽山峰，古庙幽静、宽大，但光线阴暗，地上长满青苔，室内潮湿，给人一种空旷冷落的感觉。

　　毛泽东人在山上，心在山下。这时，他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整个红色根据地的安危、党和红军的命运。特别是中共临时中央推行的军事冒险主义，强令红军攻打赣州的错误决定，更使毛泽东对革命前途忧心忡忡，焦躁不安，他那双原来炯炯有神的眼睛，此时已深深地陷下去了……

　　原来，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中央苏区要“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毛泽东找周恩来谈了在苏区打寨子的必要，而不应打大城市，周恩来听取了毛泽东的意见。他致电中共临时中央，说明红军目前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回电说，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接到回电，周恩来只好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会议决定打赣州。毛泽东表示反对，但多数通过。

　　果然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红军打赣州，历经33天，久攻不克，在国民党军大量增援的情况下，只好撤回。

　　在毛泽东到东华山疗养期间，周恩来没有忘记叫人将缴获的战利品捎上山去，送给毛泽东一些。特别是在打赣州的战斗遇到了困难时，他让项英亲自去请毛泽东下山指挥战斗，从而结束了毛泽东在东华山上休养的生活。

　　那是元宵节过后的一天，天色阴沉，乌云密布。

　　毛泽东在屋里正给警卫员讲时事，一个战士往窗外一看，说了句：“有人上山来了。”

　　“是谁？”毛泽东连忙问。

　　“看不清楚，是两个骑马的。”

　　毛泽东站起身来，往门口走去。这时，来人已到庙门了。毛泽东定睛一看，原来是项英和他的警卫员。

　　项英见到毛泽东，急忙下马，面带严肃而焦虑的神情，走进屋内。毛泽东像预感到什么，开门见山地问：“战事如此紧张，你这时来，有什么事吗？”

　　项英焦急地说：“恩来同志让我专门来请你下山。”

　　“是不是为打赣州的事？”毛泽东马上猜到项英的来意。

　　“是的，打赣州很不顺利。所以，恩来同志请你赶往前线。”项英回答说。

　　“攻打赣州不是早已开始了吗？老毛右倾保守，能信任他去解难？”贺子珍在一旁插语。

　　项英一听，顿时面露三分愧色，似乎自责当初不该双手赞成攻打赣州，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此时此刻，他只好如实地向毛泽东说：“敌人城防坚固，援兵又到，我军伤亡很大，红军处境非常困难……”

　　项英介绍完战况，担心毛泽东不愿下山收拾这个困难局面，正想用什么话来说服对方，没想到毛泽东敏捷地站起来，语气沉重地说：“那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下山！”

　　但项英迟迟不肯离去，直到毛泽东叫警卫员收拾行李时，这才慢慢离开。刚走二三里路，项英又折身回来，再次恳切地说：“泽东同志，看在恩来同志的份上，请早点下山吧！”

　　毛泽东爽朗地回答：“同志，你放心，不会叫你三顾茅庐。我还是个共产党员，总得要顾全大局！”

　　恰巧这时，风雨骤来。贺子珍放心不下地说：“等雨过后再下山吧！”

　　“不能等了，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你慢慢来吧！”毛泽东边卷裤角边说着。

　　“你身体不好，再淋病了……”

　　毛泽东开玩笑地说：“我一到战场，病就好了。”说着，毛泽东迎着风雨下山了！

　　毛泽东到来后，坚决主张红军立即撤出赣州之围，开到赣西南休整。4月，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并任命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率领红军东路军攻打龙岩、漳州，虽说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毛泽东不顾这些。周恩来还亲自到长汀做毛泽东的“后卫”，担任后方供应和组织工作。毛泽东出师获胜，再次表明他的战略目光确实高人一筹。周恩来对毛泽东也更加理解和信任了。

　　7月下旬，周恩来到前方，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指挥红军作战。当他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思想之后，立即给予肯定，认为“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同时发觉毛泽东以临时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确实不方便。

　　于是，7月25日，周恩来立即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共苏区中央局，提议“部队改设政委制，毛泽东任总政委”。开始中央局不同意，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

　　为此，7月29日，周恩来又以个人名义复信后方中央局，强调说明：如果由他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且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是指挥作战”，“须尽量使他发挥”，“由泽东负责！可指挥适宜”。经过周恩来再三坚持和力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8月8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正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命令。但是，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不管是毛泽东的才华，还是周恩来的苦心，都未能给毛泽东解脱困境。

　　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苏区中央局坚持要执行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要红军去攻打中心县城，主动去进攻敌人，找敌人主力去决战。为了统一前后方的战略指导思想，在宁都召开了一次中央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毫不客气地站出来反驳苏区中央局的主张，大胆地提出了自己及前方中央局诸领导人的战略指导计划。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立即引来激烈的驳斥之词，说毛泽东自1932年8月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以来，一贯与中央路线相对抗，号召全党全军对毛泽东的右倾错误观念要给予及时无情的打击，对毛泽东在军内的职务必须立即免除。中央局成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责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

　　周恩来是后赶到会场的。会上冒出这些问题，也是他会前根本没有预料到的。他自从跟毛泽东在广州结识以来，特别是这次来中央苏区，跟随红一方面军一起在前线，跟毛泽东朝夕相处，他开始了解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气度才华及一整套独特的战略思想，他颇为佩服。

　　周恩来在发言中检查了在前方的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肯定“后方中央局同志集中火力反对等待倾向是对的”；同时他维护了毛泽东。他提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他“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周恩来坚持毛泽东应当留在红军中工作，为此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种办法，都与原来情况相似，因为周恩来原来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随军行动，对军事行动方针是具有决定权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自己则认为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信任，就不赞成后一种办法。结果是会议通过了第一种办法，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这样，中共临时中央不要毛泽东管军事的意图，这时候终于实现了。

　　毛泽东临行前，周恩来骑马给他送行。周恩来拉着毛泽东的手，深情地说：“你放心去吧，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是一定能打破的！”

　　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说：“如果前方需要我，给我捎个信，我会立即赶来。”

　　分手时，周恩来还是留下了那句话：“照顾大局，相忍为党！”

　　毛泽东再一次走了。

　　决定他出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性格。毛泽东在他那个家庭中自幼养成的是因家教过严受压抑，而迫切需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是习惯于“同中求异”的思维方式。周恩来呢，他又要服从多数，顾全大局，又要尊重中央，想不通也要暂时忍下去，继续干，他与毛泽东的性格不同。周恩来自幼所处的是不断“走下水”的家庭，他渴望的是安定、和谐与维持，这使他养成善于在“异中求同”的思维方式和务实的处世作风，并使他在后来繁杂的政治斗争中，体现出温和而热情强干，忍让而不失原则，谨慎而勇于果断等对立统一的性格侧面。

　　宁都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红一方面军发布命令时，周恩来总是先署上“总政委毛泽东”，自己以“代总政委周恩来”的签署放在毛泽东的名字后面。在10月份制定的“绝密”的《红一方面军建宁、黎川、泰宁战役计划》书上，他亲笔注明：“如有便，请送给毛主席一阅。”他还亲自告诉机要秘书：“以后军事计划、命令等，都要送给毛主席看。”这一切，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敬，而他当时绝没有想到毛泽东后来会成为全党的领袖。

　　周恩来和朱德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情况下，领导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在战争中坚持了毛泽东的正确的作战原则，发挥红军的特长，打破了敌人的进攻，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1932年底，国民党军组织对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围剿”军分左、中、右三路，其中由蒋介石嫡系十二个师组成的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约16万人，陈诚为总指挥。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7万人。

　　大敌当前，在没有毛泽东参加指挥的情况下，周恩来和朱德继续领导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电告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令红军先攻占南丰，并乘胜威胁南城、抚州。

　　2月9日，周恩来和朱德率红一方面军由黎川附近的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12日，完成对南丰城的包围。傍晚，红军对南丰的国民党守军发动进攻。

　　陈诚得知红军进攻南丰，一方面命令在南丰城内的国民党军第8师凭城固守，另一方面急令所属的各个纵队迅速向南丰增援，企图在南丰城下合围红军。

　　红军攻南丰，激战一夜，夺得敌军在城外的大小堡垒十几个，但是城外还有20多个堡垒在敌人手中，这些堡垒十分险要，堡垒后边又是开阔地。已经夺得的堡垒离城还远，城墙上有炮楼。这一夜激战中，红军损失三百多人，缴获不足一营，红三军团牺牲了一个师长两个团长。到了白天，周恩来等察觉敌军在城外的一个团撤回到城内，并且断了浮桥，说明敌军是要固守待援。同时，得知敌军增援部队正分三路向南丰开来，从南城开来的有两个师，从宜黄开来的有一个师，从乐安开来的有两个师。

　　在这一情况下，周恩来和朱德果断地采取措施，把原来的强攻南丰改变为佯攻南丰，决心先消灭增援部队。红军由南丰城外撤退，以红11军伪装红军主力，在里塔圩和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红一方面军主力却秘密地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前沿东韶、洛口地区，寻机歼敌。

　　陈诚受到迷惑，以为红军主力到黎川方面去了，就命令第2、3纵队向黎川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敌第1纵队为了配合行动，罗卓英在2月24日亲率第11师由宜黄南下黄陂，李明的第52师和陈时骥的第59师由乐安向东南推进，准备到黄陂与第11师会合，然后奔袭广昌、宁都，截断红军主力退路。

　　周恩来、朱德等在东韶开会商议，认为敌第52、59两师已经暴露在红军面前，与敌第2、3纵队距离很远，处于孤立状态。黄陂山高路窄，地形险要，是打伏击战的好地形，决定在黄陂打伏击歼灭这两个师。25日，周恩来、王稼祥发出给各军团的指示说：“蒋介石大举进攻的部队已向着苏区开动了，决战就在这两天开始。这是连续残酷的战斗，应号召全体红色军人以最大的决心与勇气争取第一仗的大胜利，给反革命的进攻以迎头痛击。”指示规定了政治工作的十五点要求。26日，周恩来和朱德发出进军命令：“我方面军拟于27日，以遭遇战在河口、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带，侧击并消灭乐安来敌。”红军分为左右两翼队，平行北上，包抄敌军。

　　这一天，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隐蔽在深山密林之中，由于群众条件好，没有走漏一点消息。朱德指示部队要特别注意隐蔽，不能过早暴露。周恩来说：这是这次战斗成败的关键，告诉战士们要沉得住气，放手让敌人往前走，东边还有我们的部队，敌人是跑不了的。

　　27日上午9时多，远处人喊马嘶，敌人过来了，军官还坐着轿子。敌人过去了四个团，最后是辎重部队，后边还有一个团掩护。等到他们全部进入伏击圈，红军一声号令总攻，顿时枪炮声天崩地裂，震动山岳。敌军大吃一惊，不知所措，顿时丧失抵抗能力，东奔西突，想夺路逃跑。红军发起冲锋，展开捉俘虏竞赛。经过三个小时，敌52师师部和154旅的一个团被歼，师长李明受重伤被俘后死去。第二天，红3军团将这师的前卫部队155旅歼灭，接着，又在红1军团协同下将敌154旅主力歼灭。敌第52师全军覆灭。同时，敌第59师进入了红军右翼队的伏击圈，红5军团、22军、12军冲下山去，将这师截成几段，大部歼灭在黄陂、霍源地区。师长陈时骥率残部逃向乐安，被红军左翼队歼灭，陈时骥被俘。

　　这次战斗，歼敌两个师，俘敌师长两人、官兵万余人，缴枪万余支。敌人把武器弹药丢得满山满谷，许多新式武器和望远镜还没有开箱就被红军缴获了。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农民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搬了一个星期才搬完。

　　黄陂战斗发生，敌军第2、3纵队赶紧改变方向，由南城、南丰地区日夜兼程赶来援救，企图夹击红军。红军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敌军所围，从3月2日起陆续撤离战场，转移到小布、洛口、东韶地区，准备下一次战斗。4日，周恩来致电苏区中央局说：“我军拟俟集中后，仍选敌一翼于运动战中消灭之。”

　　陈诚部队两个师被红军歼灭后，仍想找红军决战，但是在苏区军民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摸不清红军的去向。鉴于原来“分进合击”的方针失利，敌军调整了部署，改为“中间突破”，将原来的三个纵队改为前后两纵队：原第2纵队为前纵队；原第1纵队剩下的萧乾的第11师和第3纵队的第5、9师为后纵队。周恩来和朱德为了迷惑敌军，3月16日命令红11军向广昌开进，以吸引并抑留国民党军前纵队，红军主力则在隐蔽地待机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队。16日，敌军前后纵队一字长蛇地由黄陂、东陂地区向广昌方面前进，企图攻占广昌，求得歼灭红军主力。

　　广昌地区的红11军，在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配合下积极活动，以拉大敌军前后两个纵队的距离。陈诚误认为这就是红军主力，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并将后纵队的第5师也配属前纵队指挥。到20日，敌军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场、洽村一带；后纵队的第11师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后边是第59师的残部，第9师进至东陂附近。这时敌军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开近50公里，出现了对红军有利的战机。

　　3月20日，周恩来和朱德签署了红一方面军作战命令，指出国民党军后纵队第9师将到东陂，第11师将到草台岗、徐庄附近，要各军团各军立即做好战斗准备，“于21日拂晓，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11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对于敌军的一字长蛇阵，周恩来、朱德仍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不打头，不打尾，集中红军主力从侧面打它的腰部。出击的队伍仍分为左翼队和右翼队，左翼队有红1军团和红21、22军加独立第5师，右翼队是红3军团、红5军团。左翼队由西北向东南攻击，右翼队由西南向东北攻击，红5军团还有钳制东陂之敌和防止敌前纵队回援的任务。

　　20日晚，红军各部先后进入攻击位置。这时，敌第11师到达徐庄以南地区，第59师残部到雷公嵊附近，第9师在东陂掩护。当地山路崎岖，行军困难，第11师就地露营，不久，其前卫部队同红军第5军团一部接触，全师转入就地防御。

　　21日拂晓，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向进入草台岗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第11师发起攻击，以一部兵力钳制东陂地区的敌第9师，切断该师与第11师的联系。聂荣臻和林彪督促红军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出发，拂晓已向敌军占领的黄柏岭前进。黄柏岭是紧临草台岗的制高点，高约五六百米，不攻下黄柏岭即无法攻下草台岗。红军冲锋肉搏，发起猛攻，敌军第11师居高临下，凭火力进行顽抗，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来助威，到处扔炸弹。聂荣臻和林彪等在前沿阵地指挥，也被炸弹的气浪推倒在地。他们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指挥战斗。下午，红军终于将黄柏岭上的敌人第11师解决，守敌两个团在突围中也大部被红军歼灭。右翼队红军攻占了龙咀寨阵地，歼敌约两个团。至此，敌第11师大部被歼。

　　在红军攻歼敌第11师时，罗卓英督令敌军第59师残部和第9师一个团积极进行援救，在雷公嵊南端和大排地区遭到红军严重打击。第11师被歼以后，敌军各部队纷纷后撤，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基本被打破了。

　　这次草台岗战斗，消灭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即陈诚赖以起家号称没有打过败仗的国民党军第11师（只逃走了不过一个团的兵力），师长、旅长、参谋长分别被击伤，三个团长被击毙。旅长黄维坐着担架逃出了根据地。

　　总计黄陂、草台岗两仗，共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三个师，俘虏敌人一万多人，缴枪万余支，并缴获新式机枪三百挺，大炮四十门，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听到消息毛泽东很高兴。他在当年的《红色中华》第97期上写文章称之为“空前光荣伟大胜利”，给了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时曾经对埃德加·斯诺说：“1933年，南京开始第四次，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把敌两个师解除了武装，俘虏了两个师长。敌第59师被部分消灭，第52师被全部消灭。”“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11师，接着也被消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仗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

　　当国民党军第52、59师在宜黄、乐安一带被包围时，粮弹均绝，蒋介石派飞机向两师投送子弹。这两个师覆灭后，蒋介石给陈诚发“手谕”说：“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周恩来和朱德在领导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吸取了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宝贵经验，坚持毛泽东的正确的作战原则，发挥红军的特长，主张用运动战辅之以游击战来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反对阵地战、攻坚战和堡垒战，并曾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等问题向后方中央局进行过多次抗争。周恩来所坚持的虽然和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基本一致，但作为军事家的周恩来，也有他自己的创造，红军首创大兵团伏击战法，连续歼敌3个师，缴获枪支万余。

　　5月8日，临时中央决定中革军委从前方移到瑞金，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1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1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这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张闻天）等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其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央合并，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

　　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发布了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命令指出：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这一起义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为了纪念南昌起义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这一决定。

　　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2月3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朱德，另一副主席是王稼祥。

　　遵义会议后，周恩来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数十年间在军事上始终亲密合作，共商大计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周恩来曾经就作战方针和战役部署问题与博古、李德等人进行过多次争论，触怒了博古、李德。

　　11月20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等人以十九路军为主力发动福建事变，反对蒋介石，蒋介石调“围剿”军入闽对付他们。12月13日，周恩来和朱德致电中革军委建议调红军主力入闽与国民党主力决战。李德等不同意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却将红军主力进攻国民党军构筑的堡垒线。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将周恩来、朱德调回后方，取消“前方总部”，并入中革军委机关。周恩来、朱德失去了军事指挥权。红军实际上由博古、李德指挥。周恩来曾经说自己到后方后，“李德成了总司令，我连参谋长都不如，只是一个参谋处长”。

　　广昌战役后成立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主要是管军事，只是徒有形式，实际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做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错误造成的结果，是丧失革命根据地，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有8万余人，到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后，只剩下约3万多人。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有利于蒋介石的堵截，红军损失不小。蒋介石要在湘江东岸消灭红军的企图未能实现，就在红军原定计划北去湘西的路上，集中十几万兵力，布下了一个口袋，而这时博古、李德却仍命令红军按原计划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个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于是就有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李德等参加。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的支持。但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原计划进军。18日，红军到达黎平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主张，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红军不去湘西。这次会议的决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博古、李德所犯错误的否定，是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迈出的第一步。周恩来是会议的主持者，做出了重要贡献。会后，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清算了王明“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周恩来和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上的是非，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事上由朱德、周恩来指挥，“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在渡乌江前，中共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指挥军事。接着，红军南渡乌江，又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并为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在长征过程中，发生两件大事，一件是召开了遵义会议，另一件是中共中央和张国焘的北上和南下之争。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这时，南面是蒋系薛岳部队紧追；东面是众多的四川地方部队，派系庞杂，但与红军为敌是一致的；北面是胡宗南部队驻守松潘等地阻拦，但兵力尚未集结，西面是人迹罕至的高山地区。红军会合后，兵力10多万，下一步向何处，是关键问题。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阐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红军久驻，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并指出向南不可能，敌人已占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也不可能，敌人已在东面集结130个团兵力；向西条件更难，只有北上才是出路。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包括张国焘在内，都同意这个意见。但是会后，张国焘以种种借口，拖延北上。8月上旬开始，周恩来积劳成疾。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报告仍坚持北上方针，红军主力要北出洮河流域，取得甘陕广大地区。这以后，张国焘发展到企图危害中央的地步，中共中央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团立即北上。到哈达铺后，中共中央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有革命根据地存在，决定率红军落脚陕北。

　　实践证明，北上是正确的。红一、三军团到达陕北，和当地红军会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7月这10个月中，红军扩大了130％，缴获枪支7？000多支，筹得抗日经费40多万元，攻下县城7座，扩大苏区90余万平方公里。革命根据地的面积扩大到东西长1？200余里，南北600余里，南抵陕西耀县，西南至泾川、长武，西抵甘肃庆阳，西北达靖边，东达黄河，北过长城与蒙古族取得联系。陕南游击队也十分活跃。

　　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在陕西甘泉县下寺湾召开，研究常委分工问题。张闻天主张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只负责组织局不管军事。这次，是毛泽东挽留周恩来仍做军事工作。毛泽东提出，军委主席由周恩来担任，自己可以当副的。周恩来说，自己是愿意从事军事工作的，但军事领导应以毛泽东为主。毛泽东又说，关于军事领导，指挥军事，恩来都是较通的。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还负责组织局的工作。

　　从此，周恩来长期担任军委副主席，和军委主席毛泽东，数十年间在军事上始终亲密合作。

　　毛泽东说：“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有这样的总结：“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此话有些极而言之，不过看一下从创建共产党、夺取政权到“文革”的漫长历程，人们也会感到，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与实干家周恩来的结合，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幸，也是中国人民的大幸。

　　从撤离延安到落脚西柏坡，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广阔的中国大舞台上，指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这次合作是他们最成功的合作。毛泽东擅长宏观把握战略全局并经常有出奇之想，周恩来则善于将其在各个微观细节具体落实。他们的合作，是和而不同、差异互补。

　　当国民党进攻延安的炮弹落在了毛泽东居住的窑洞前面，把土地炸了一个大坑，飞起的弹片还把附近的一棵大树的树皮都炸掉了时，毛泽东一如既往，照常坐在窑洞里批阅文件。警卫员从外面拣回两块弹片递给毛泽东看，并焦急地劝他赶快撤离延安。可是，毛泽东接过弹片，在手上掂了掂，轻轻地敲着说：“嗬，真是块好钢呀，还可以打两把菜刀嘛！”当敌人逼近了延安，周恩来焦急地再次请毛泽东动身时，毛泽东却一身轻松地说：“好吧。现在还有点时间，咱们吃了饭再走。”吃过晚饭，傍晚6时，毛泽东得知群众、干部机关已全部安全转移了，才和周恩来等一行人离开王家坪，踏上了转战陕北的征途。

　　这就是毛泽东，泰山崩顶眼不眨！

　　临上汽车前，毛泽东双手握着前来送行的彭德怀的手说：“你的担子很重，要谨慎用兵，出奇制胜。天空黑下来就预示着黎明在即。我们走后，你要检查一下群众纪律，把延安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胡宗南进来，这叫有客不容怠慢。”说完之后，互道保重。19日清晨，胡宗南部队占领了延安，立即给蒋介石拍电告捷。蒋介石见到电报后，忘乎所以，欣喜若狂，20日便回电嘉奖。其实，胡宗南得到的不过是一座空城，根本无法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首脑和解放军主力转移的踪影。胡宗南命令其主力部队气势汹汹地向延安西北方向推进，力图寻找西北解放军主力决战。

　　这时，彭德怀指挥部队主力一直隐蔽在敌人背后的另一侧。胡宗南侵占延安后不到一个星期，他们突然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打了一个伏击战。这一仗，一举歼灭胡宗南部2？900多人，活捉旅长李纪云。这是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的第一次大捷。

　　得到消息，毛泽东十分高兴。这次战役后，前线部队准备拿出一部分缴获的卡宾枪等，将中央警卫战士的武器更新一番。但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坚持把新式武器送到前线，警卫战士仍然使用旧的。

　　3月26日深夜，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绥德以南的清涧县北面的小山庄枣林沟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和中央领导人是否留在陕北等问题。参加会议的除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朱德、刘少奇、彭德怀等。会议讨论得很激烈，一直开到27日中午。

　　会上，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留在陕北。

　　他说：“我不能走，党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党中央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战场。这样，其他战场就要增加压力。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地打胜仗。”

　　毛泽东在会上也不同意给陕北增加部队。他说：“不能再调部队了，陕甘宁边区巴掌大块地方，敌我双方现在就有几十万军队，群众已经负担不起。再调部队，群众就更加负担不起了。”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从人民的利益着想。

　　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叶剑英、杨尚昆在晋西北地区，负责中央机关的后方工作。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这一着棋是许多人所未料到的。人们不能不对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心。警卫战士们对此也纷纷议论。周恩来听到后，便问他们：“你们见过大海吗？”接着，他说，“航船在大海上遇到风暴，舵手坚守岗位，沉着驾驶，会给全船的人带来无穷的力量，这是战胜风暴的决定因素！”

　　事实的确如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留在陕北，不仅牢牢地吸引住了胡宗南这支敌人的战略预备队，减轻了其他战场的压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而且对鼓舞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进而夺取胜利，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命令中央机关人员，按照军事编制组织起来。为了统一指挥，成立一个司令部，下属四个大队和中央警卫团。任弼时任司令员，陆定一任政委，叶子龙为参谋长。周恩来提议：“为了保密，每个人都应该起个代号。”

　　毛泽东表示赞成，笑着说：“我们一定得胜，我就叫李德胜。”（“离得胜”的谐音）

　　周恩来接着说：“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

　　任弼时说：“我叫什么名字好呢？”

　　毛泽东说：“你是支队司令，就叫史林。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吧！”

　　就这样，毛泽东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李德胜。后来，毛泽东的两个女儿也姓李。

　　1947年4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率部转战到安塞县的王家湾。这个小山村，只有十七八户人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住在贫农薛老汉腾出来的两孔半套窑里。一盘土炕、一张破桌、一个树墩，便是他们住宿、办公的用具。

　　到王家湾后，周恩来就成立了一个军事小组，有五六个参谋主管作战方面的工作，直接受周恩来指挥。他们不仅指挥着陕北战场的作战，而且指挥着全国战场的作战。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代总参谋长的周恩来事实上成了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得力副手。据当时担任作战参谋的张清化回忆说：“在这个阶段，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周副主席在军事上是党中央、毛主席完全不能缺少的得力助手，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和如何执行等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

　　邓颖超也曾说：“恩来同志在陕北时实际上是总参谋长。许多作战方案，包括以后朝鲜战争时期的作战方案，都是他先拟好了送给主席看，由主席批，或者他先找主席请示，谈好后，由他再来贯彻。”这确是事实。

　　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王家湾住了近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由于他们的指挥，西北战场及山东和全国其他战场都是捷报频传。

　　当时，胡宗南的几十万人马，杀气腾腾，四面围剿，狂妄叫嚣要不惜一切代价活捉毛泽东。

　　毛泽东根据胡宗南急于和我军主力决战的心理和敌强我弱的特点，制定了一套“蘑菇战术”，来对付志大才疏的胡宗南。青化砭战斗后，当胡宗南发现西北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就由安塞扑向延安以东。这时，西北解放军主力已转移至榆林坪一带隐蔽休整，只派出一小部分部队和敌人“蘑菇”。当胡宗南的数万大军在延川、清涧、瓦窑堡（即子长县）一带兜了400多里的大圈子，企图稍事喘息之时，我军又于4月14日在羊马河地区进行伏击，全歼由瓦窑堡向蟠龙前进的敌军135旅计4？700余人，又活捉敌旅长麦宗禹。胡宗南对此大伤脑筋！

　　4月下旬，蒋介石错误地判断中共中央及西北解放军主力正在东渡黄河，命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阳）榆（林）公路北进，第22军由榆林南下，企图夹击歼灭西北解放军于葭（佳）县、吴堡地区，或逼迫西北解放军东渡黄河。西北解放军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彭德怀指挥下，以一部佯装主力，诱敌主力北上，而集中4个旅秘密南下，袭击重要补给基地蟠龙镇。5月2日，对蟠龙镇守敌发起攻击，经两天三夜激战，全歼敌军6？700余人，俘敌旅长李昆岗，缴获夏季军装4万多套，面粉12？000多袋，子弹百万余发，骡马千余匹，药品无数，解决了解放军衣、食、弹、药缺乏的问题。

　　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狠狠打击了胡宗南进攻陕北时那种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军民胜利的信心。5月9日，新华社发表了经周恩来修改的评论《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辛辣地指出：“蒋介石的最后一张牌胡宗南，现在在陕北卡着了，进又进不得，退又退不得。胡宗南现在是骑上了老虎背。”“不到两个月，事实证明蒋介石所依靠的胡宗南实际上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饭桶。”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

　　就在他们走后不到一个月，西北解放军收复了延安，延安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从1947年3月18日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时间总共一年零五天。在这一年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重点防御转入全面进攻。战争形势发展之快，几乎是出人意料的。

　　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

　　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河北省西柏坡村，在更加宽阔的舞台上，指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

　　三大战役构成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作为这三大战役的正副指挥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将永远地载入史册

　　在西柏坡，周恩来成了最忙的人，他要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大量的命令和电报，随着战场瞬息万变的情况，他还要及时下达调整方案，对各大军区和野战军的组织和人选作相应的调整。据身边的同志回忆，他在那段时间的睡眠最少，席不暇暖。他参与各战略区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决策，对许多战役都曾以电报作出指示。他起草的指挥作战的电报，最多时一昼夜达22份。

　　其实，周恩来投身革命后长期日理万机，在重大历史关头多少天日夜不眠。1931年4月，负责保卫的特科领导顾顺章叛变，为了安排上海的中央几十处机关和几百人迅速转移到新秘密住址，周恩来连续几个日夜奔忙，眼睛熬得通红。过去他从不抽烟，这次也破例向身边的陈养山要了一支，只抽了几口就呛得直咳嗽。

　　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周恩来就因坚韧耐劳被党内同志称为“革命队伍里的一头骆驼”。他自己却说：“不，我只是一只小毛驴。”

　　其实周恩来何尝不需要休息，他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面对纷繁残酷的战争，面对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他不能不事必躬亲。

　　在西柏坡，令周恩来感到欣慰的是，他的作战指挥场所的条件有了改善。据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童小鹏回忆：

　　“这一时期，战役战斗的规模大了，指挥作战也需要有较为正规的场所。为适应指挥重大战役的需要，在靠近朱德、周恩来的院内，由行政部门建了一栋五间宽的军委作战室。这是中央和军委机关最大的办公室。由于前委、工委、后委的参谋人员十来人都集中了，作战部就分为作战、情报、战史资料等科，都围着几张大木桌，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四周墙上挂满了各个战场的军用地图，值班参谋将每天敌我军的位置用蓝色和红色的小旗子插在地图上，朱德、周恩来、杨尚昆（叶剑英到石家庄办军校去了）经常到这里向参谋们了解敌情和战况，同他们研究作战方案。”“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军委作战部的同志们，以严肃、紧张、准确、有效的工作作风完成了任务。他除了每天将战况用书面报告毛泽东外，还经常到毛泽东的平房里当面报告、商谈。毛泽东有时也走到周恩来的小办公室里商谈战局。”

　　那时、军事上的问题，主要是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解决。毛泽东是挂帅的，周恩来参与决策并具体组织实施。除了军委作战部外，周恩来还有个小作战室，由张清化任主任，相当于他的军事秘书，每天根据局势的变化负责标图。周恩来常到军委作战室了解情况。他对敌我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甚至国民党方面指挥官的简历、性格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有了什么情况，周恩来总是先仔细地核实并弄清，然后向毛泽东报告。两人经过研究确定对策后，多数由毛泽东起草文电，少数由周恩来起草，而所有军事方面的文电都经周恩来签发。张清化回忆说，发送军事方面的文电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议后发，有了情况，书记处几个领导人共同商议，然后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文电发出。二是阅后发，由于军情紧急，来不及一起商议，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文电，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后发出。这种状况是比较多的。三是发后阅，由于情况紧急，刻不容缓，为了争取时间，由毛泽东或周恩来起草好电文先发出，再送其他领导人传阅。

　　如何进行第三年的解放战争，如何迎接即将开始的战略决战，这是摆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面前一大重要课题。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商议。正式会议9月8日至13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和中央军委重要工作人员共32人，这是中央自撤出延安后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是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会议先由毛泽东报告有关军事问题。

　　周恩来在13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三年军事作战计划与军队建设的长篇发言。他说：“这个计划是根据两年来的经验，谨慎的估计，很有实现可能。如果给蒋介石的打击很严重，加上财政经济崩溃，内部倾轧，蒋介石可能垮得早些，胜利来得快，我们也应有此准备。当然，也有可能遇到曲折，时间就长一些……

　　关于解放战争第三年的军事要点，他说，首先，”把战争继续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把战争负担加到敌人身上，”并且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会战“。第二，”今后仍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攻坚战则可能增多“，使”攻坚与野战互相结合“。第三，增强各战场的战役上的协同和配合。第四，做到后勤供应统一计划与相互配合。第五，”军事组织逐渐走向正规化、集中化“。他说，在第三年的作战计划中，全国的重心在中原，北线的重心在北宁线，各战场上的战役协同增加了，战争的计划性更增加了。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他也提出了新的重要课题。

　　关于”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周恩来留下了珍贵的手稿。手稿是个提纲，共分八个部分：一、战略方针，二、作战计划，三、军队建设，四、后方勤务，五、干部训练，六、政治工作，七、克服军队无纪律性，八、军委在部队走向正规的过渡时期的准备工作。

　　对于东北战场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在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中写道：全国以中原战场为中心，东北战场”如能控制和消灭多数敌人，敌必将逐渐失去在中原战场上的机动“。”一年内我东北野战军及华北二、三兵团如能大量歼敌，肃清北线除平、津、沈以外的各大据点，则东北、华北便可打通，东北敌人增援中原的可能便将减少“。这里表达了两个思想，一是消灭敌军在东北，二是控制敌军，使其不能增援中原。

　　确定首先打东北后，我军进攻的主要方向首先应选在哪里？东北的敌人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地区内，以毛泽东、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军委确定首先攻取锦州，以调动长春、沈阳之敌援锦，然后在锦州、山海关、唐山线连续大举歼灭援敌，争取将东北国民党全军就地消灭。同时，攻占锦州，也就切断了敌人东北与华北两个军事集团的联系，切断了东北向华北撤退的通道，将东北敌军封闭在东北各个歼灭。

　　可是，林彪一直主张先打长春。1948年5月下旬，他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没有奏效，改成长围久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一再来电要部队南下北宁路，先打锦州，林彪犹豫不决。7月间东北局常委开会，决定南下作战。东北野战军各纵队纷纷南下，包围锦州及外围据点。

　　10月2日晨5时半，周恩来代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等电：“你们应靠自己的力量对付津榆段可能增加或出关北援之敌，而关键则是迅速攻克锦州，望努力争取十天内外打下该城。”

　　可就在这一天，林彪接到葫芦岛蒋军增加4个师的情报，动摇了打锦州的决心。他不同任何人商量，于当晚22时，以林罗刘的名义，向中央军委发出加急电：“提出锦州如能迅速攻下，仍以攻锦为好；但强调长春比前好打，想回师打长春，要军委考虑。”

　　10月3日早晨，罗荣桓从参谋长刘亚楼口中知道这件事，又气又急，立刻拉着刘亚楼到林彪住处。见到林彪，他克制激动，问道：“总司令给军委发电报，考虑回师打长春？”

　　“是的，”一贯独断专行的林彪，不觉得自己有错，“关内敌人增派四个师海运葫芦岛。葫芦岛有10万援军，锦州城里8个师敌人，工事坚固，不是短时间能拿下的，援兵不一定堵得住，我们会陷于被动，不如回师打长春。”

　　“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辽西，义县刚打下，锦州外围敌人肃清了，部队情绪很高，忽然不打了，干部战士会怎样想？”罗荣桓严肃地问，“打锦州的作战方针，是经军委和毛主席批准的，怎么可以随便变更？”

　　“我是向军委建议，两个方案请军委考虑指示嘛！”林彪说。

　　“电报中强调打锦州困难，强调打长春有利，显然想回师打长春，我看军委不会同意。”罗荣桓肯定地说。

　　林彪坐不住了，站起来踱着步，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思呢？”

　　“我同意政委的看法，还是打锦州好。”刘亚楼回答。

　　林彪感到不妥，叫秘书去追回那份电报，秘书回来报告，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怎么办？”参谋长问。林彪不吭气，罗荣桓回答说：“不要等军委回电，我们重新表个态，说明仍然按军委指示办，打锦州。”

　　林彪不动。刘亚楼请罗荣桓拟电稿。罗荣桓当场写好，林彪过目时，把“前电作废”和检讨词句删掉，以林罗刘名义签发。

　　电报说：“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一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电报是3日上午9时签发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同志看到，已是4日凌晨1时半。在这之前，由毛泽东拟稿于3日下午5时和7时，接连发来的两封电报，批评回师长春的错误想法，分析打锦州的有利条件，要求迅速打下锦州，只要打下锦州，便取得战役上的主动权，迁延过久，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刘亚楼看了军委来电后说：“果然挨批了！罗政委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幸亏又发了电报。”

　　由于罗荣桓的及时劝阻和毛泽东、周恩来的批评，林彪坚定了攻锦州的信心，立即指挥攻击部队勇猛冲杀，打援部队顽强堵击，经过31个小时的激战，我军于10月18日解放锦州，歼敌12万人。

　　锦州解放后，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中央贺电，这次贺电与往常的贺电不同，往常都用中央军委的名义，这次用的是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可见中央对首先攻击锦州和取得锦州作战胜利的重视。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使东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10月15日，蒋介石再次飞抵沈阳，严令长春守军向沈阳突围。长春守军中第60军军长曾泽生于17日起义，使我军控制了长春东城，接着新7军官兵也纷纷投诚。18日，周恩来起草中央军委致东北局并林彪、罗荣桓电，要他们对曾泽生“开会表示欢迎”。19日，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10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飞到沈阳时，部署了“总退却”。他确定，主力廖耀湘部夺取锦州，打开通往关内大门，另以一部抢占营口，以待廖耀湘攻锦州受阻时，从营口上船由海上撤退。

　　10月20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等电，提醒林彪等“必须估计到沈阳敌人在受锦州、长春两处惨重失败的打击下，有选择依现态势西退或转向营口由海路撤退的两种可能，如此两种可能均告失败或无法实现，则只有退集沈阳，依靠空运撤退一部”。

　　这封电报，对敌情估计十分准确。辽沈战役后一段的发展，与这封电报的估计完全一致。

　　廖耀湘兵团在接到蒋介石指令后，即向锦州方向出动。人民解放军于10月20日下达了全歼东北敌军的政治动员令，在黑山、大虎山组织了强有力的阻击，并乘敌混乱展开大规模的围歼战。28日拂晓，全歼廖耀湘兵团5个军、12个师及特种兵部队共10万人，包括号称蒋介石“五大主力”的新1军主力和新6军全部，俘虏廖耀湘，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东北战场廖耀湘兵团被歼后，卫立煌匆忙从沈阳乘飞机而走，东北敌军已无招架之功。东北野战军分两路，一路解放沈阳，一路向营口急进，截敌退路。11月2日，沈阳解放。同一天，解放营口。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和傅作义对于平津地区的守军是南下还是西撤举棋不定，明争暗斗。

　　9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军委致华北、东北有关领导同志的电报，说傅作义“正徘徊于平、张、津、保之间，对坚守平、津或西退绥、包，似尚未下最后决心”。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命令华北第三兵团西开协同第一兵团攻太原后北返，华北第三兵团停止执行围攻归绥计划，以防傅部西退，等待东北野战军入关共同夺取平、津。这月上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原定的淮海战役作战规模，并指示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

　　1948年11月17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央军委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指出“在我胜利威胁下，蒋匪必将考虑其长江防线问题”，而“蒋匪嫡系24个师从华北海运江南，是蒋介石今天惟一可以使用的机动兵力”，“从全局看来，抑留蒋系24个师及傅系步骑16个师于华北来消灭，一则便利东北野战军入关作战，二则将加速蒋匪统治的崩溃，使其江南防线无法组成，华东、中原两野战军既可继续在徐淮地区歼敌，也便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电报要东北野战军考虑改变原定的休整到12月末的计划，提前进关。

　　18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进关。29日，平津战役开始。12月中旬起，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导平津前线领导人开始同傅作义派来的人员进行谈判，基本原则是争取敌方放下武器。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至此，蒋介石国民党的精锐主力已被消灭。15日，天津解放。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一环扣一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构成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画卷。

　　作为这三大战役的正副指挥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将永远地载入史册。

　　当历史的车轮呼啸着驶入1949年的时候，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已确定无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又要率领全党、全国人民，投入到缔造新中国的伟大而艰巨的斗争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久经沙场的元帅徐向前又接过总参谋长的重担，而等待周恩来的是另一副更重的担子——政务院总理。人们对他的称呼也由“周副主席”改为了“周总理”，没有想到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生命的终点。